文化建设

文化城市系列（5）


张永修


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的意义不在于点缀一座城市的升平面貌，而是提升它的生活素质。台北市文化局对“文化”的了不起的认知，在我而言，还不是那些硬体的建设或繁多的节目，而是一个理念、或说理想：文化就在巷子里。

马英九在竞选市长的《文化白皮书》提到：“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丰富人们的生活内涵和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它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在跨世纪与提升竞争力的要求下，文化建设的良窳，势将居于关键的地位。”

三年来，台北市文化局提出了六项革新观念，从多方位去推动文化建设，包括：提倡文化平权，推动艺术扎根；重视历史记忆，再造文化资产；强调庶民传统，创新人文城市；推动文化产业，创造城市竞争力；提倡“台北学”，开拓城市文化交流；释放政府资源，厚植民间力量。其中所谓提倡“台北学”，即是推动以“台北”为主题的历史创作与研究，丰富城市历史文化，并激发海内外人士对台北的研究，提高台北的国际能见度，再由实质的认知与互动，扩展城市外交及促进文化交流。

台北市前后三年的文化支出预算，从86亿成长至 143亿新台币，其中3亿新台币用来辅助 700个艺文团体及个人。文化局页筹到 3亿新台币，带动企业赞助文化风气。

期间，文化局创造了多项“台湾第一”：例如创设第一个官邸艺文沙龙，创设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创设第一个说唱艺术馆－－红楼剧场，创设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制定第一个全面性的“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成立第一个公共艺术审查委员会，成立第一个古迹审查委员会，建立第一个文化指标系统等。

我在台北的时候，观察了一些台北的建设。台北市府对文化的认知及其实践文化城市理想的积极态度，足以作为我们参考的模范。


＃＃台北国际艺术村

位于台北北平东路的“台北国际艺术村”，占地440坪，楼高4层（另有地下层一层），是提供驻市国际艺术家从事艺术研究创作的空间。除了十间提供驻市艺术家居住的套房，这艺术村里还有练琴室、排舞室、画室、多媒体剪辑室等工作室。受邀艺术家在驻台台北市的两个月中，将住宿于艺术村的小套房。期间，他们将被安排参与一些文化活动，与台湾艺术家交流。文化局每天亦津贴驻市艺术家一些生活费。这三年来曾经在此住市创作的艺术家有55位，包括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及《红高粱》的作者莫言。

国际艺术村的前身是捷运局废置的办公大楼。是龙应台在任时的文化建设实例。


＃＃台北之家

龙应台另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例子是将自1979年1月1日便弃置的前美国大使馆建筑，改建为电影艺术为主题的艺文空间“台北之家”。

座落在中山北路二段的台北之家，设计极具现代感。正门左侧有几个小橱窗在不停的播放电影的蒙太奇；右侧的小橱窗，则重复播放有关台北之家开放前后的纪录片。迎向二楼的楼梯转折处，整面墙都是荧幕橱窗，同时闪动着光影斑斓的不同电影画面。梁朝伟、李嘉欣、刘嘉玲等正透过侯孝贤《海上花》电影巨型海报，从天花板俯瞰拾级登楼的到访者。

台北之家有一间放映非主流电影的88席位电影院、一间多功能演讲厅和一间艺文展览室；楼上楼下各有一间设计高雅的咖啡餐厅。一楼还有一间以售卖电影书籍为主的诚品书局，电影VCD/DVD、电影原声带CD等也是卖点之一。书局墙上，摆置了蔡明亮、张艺谋、王家卫、李安、杨德昌、候孝贤等的华裔导演像。当时电影《此时此刻》正在台北上映，书局也将主角吴尔芙(Virginia Woolf)的系列著作摆放在挡眼之处，她的巨型照片更是高挂其上。
当时，适逢第五届台北电影节正在举行。放映地点之一即台北之家。我在参观台北之家时，碰巧遇上中国导演田壮壮带领《小城之春》的女主角胡靖钒到访。侯孝贤带领田壮壮等参观之后，避开传媒，与田壮壮单独在咖啡座交换心得。中台两大导演的碰头，台北之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市长官邸艺文沙龙

位于徐州路的市长官邸艺文沙龙，1949年后一直作为台北市官邸之用。前市长陈水扁任期间开始废置。龙应台上任后，于2000年将它改为目前的艺文沙龙。它是一间日式房子，柜台前一个三面书架的小阅览室，书架底下就有一排长凳让人自由阅览摆卖的书籍。旁边有个展览室，正在展览孩童制作的工艺品。餐厅里正办着讲座会，听众的反应热烈而欢快。我绕道后院，发现还有数间厢房及容纳百人的小剧场，在微雨的傍晚散发昏黄的暖意。最后一间厢房，晚间还有一场有关历史的讲座会。


＃＃红楼剧场

红色聚光灯照射下，位于西门町成都路的双层八角形红楼，在夜色里格外耀眼。由日本建筑师近藤十郎于1904年兴建的红砖建筑，是台湾第一座公营市场，曾是说书与表演艺术的重镇，电影娱乐的中心，70年代以后逐渐被人遗忘。2002年，文化局将这九十多年的古迹加以改造，重新启用后，以“咖啡、展览、表演”作为新红楼的卖点。一楼的咖啡座将旧照片旧文物包装布置得很现代，中厅八方都围绕着长方形鱼缸，周围另有摆卖工艺品。楼上是表演艺术空间，周四至周六晚间都有剧场演出的节目，星期天则有亲子剧场时间。此外，该场地也作喜筵，会议等多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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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意义不在于点缀一座城市的升平面貌，而是提升它的生活素质。台北市文化局对“文化”的了不起的认知，在我而言，还不是那些硬体的建设或繁多的节目，而是一个理念、或说理想：文化就在巷子里。他们明确指出文化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也不是仅供欣赏的艺术表演。《文化白皮书》的起草人兼现任文化局局长廖咸浩就主张文化应经由日常生活表现，与生活密切结合。文化的扎根必须回到庶民当中、本土之上。从巷子出发的本土文化积累成一定的厚度时，自然就也积累了一定的能见度。这时，一座城市就不会是单方面的“走向世界”了，它也可以让看得见它的世界走向自己。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林语堂故居

文化城市系列（4）

张永修


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的阳台就很西化。典雅的铁花，圆角围栏，螺旋白柱子，半椭圆拱门，而且宽阔，摆几张台子，谈心观景，一大乐事也。往里头走，原是林语堂命名为“有不为斋”的客厅与饭厅。“有不为”者，说明世上有些事是他所不屑做的。

林语堂故居给我另一种的情调的感觉。

1966年兴建的中国四合院架构建筑，由林语堂亲自设计。白色粗面墙，罩着亮亮的蓝色琉璃瓦，上圆下方的窗棂，螺丝纹的柱子，西式典雅的壁灯、拱门，屋旁的露天揽景雅座的木椅与阳伞，给人中西合璧，现代与古典结合之感。一层半的独立式洋房，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林语堂晚饭后常去的阳台。他曾写道：

“饭罢，即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林语堂故居坐落在通往阳明山的山腰上。后园是低低的天母盆地，从阳台俯瞰，视野辽阔。

林语堂的阳台就很西化。典雅的铁花，圆角围栏，螺旋白柱子，半椭圆拱门，而且宽阔，摆几张台子，谈心观景，一大乐事也。往里头走，原是林语堂命名为“有不为斋”的客厅与饭厅。“有不为”者，说明世上有些事是他所不屑做的。如今改为茶餐厅，年轻时穿唐装的林语堂坐在书架旁的照片放大在整面墙上。使茶餐厅主题鲜明。黑面四方餐桌上都有一个绿色的四方浅碟，放着庭院里采下来的山茶花。茶餐厅柜台旁，摆卖林语堂的著作。林语堂编著丰富，曾创办过3本杂志，即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他也是20世纪将中国文化精神引介到西方的重要人物。他的英文著作有《吾国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及被译成中、日、韩、德、法、意、西、葡、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12国语文，广被推崇的《生活的艺术》。在入口出左边的阅读研讨室及史料特藏室，就收藏了林语堂中外著作八十余种。

除了展示，此处也定期举办讲座、学术研讨会、读书会及其他艺文活动。上述活动，常避开游人繁忙的假日与周末，停车位不足是个原因。活动安排在平日，好处是清净，也让空间得到善用。根据导览说，参与者有不少是家庭主妇，她们通常是利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空挡到来参与。

由于林语堂故居前屋屋身不高，入口处右侧是书房。书房窗口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从明亮的外头钻进来的我，顿感阴暗压迫。一面黑压压的玻璃书架摆着黑压压的书籍，面东的窗口下还有无门矮橱，堆满了藏书与手稿。林语堂爱书，看书是他的一项重要的生活乐趣。他说，当他拿起一本书，就会摆脱周遭环境的监狱，“立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还说，读书有两个功能，其一“面目可爱”，其二“语言有味”。

书桌是作家伟大创作工程的基地。著作等身的林语堂书桌却小了点，摆在向南的窗口下，桌上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个桌灯，一个放大镜，一个锡制的烟灰缸，几枝钢笔几枝毛笔和几本书，已经把窄长内凹的半个桌面占据了。3台黑色皮质沙发及树身横切面的小几则摆在书房当中。

以幽默文学著称的林语堂的另一个身分是发明家。他为其夫人廖翠凤设计了符合人体工学的舒适坐椅，1947年在纽约发明了中文打字机。他也以他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以及他改良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在1972年出版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

书房后面有一张单人床，是林语堂读书写作累了时的休息站。他说“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卷起腿卧在床上”。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最佳的姿势不是全身躺直在床上，而是用软绵绵的大枕头垫高，使身体与床铺成30角度，而把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在这种姿势下，诗人写得出不朽的诗歌，哲学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科学家可以完成划时代的发现。”

林语堂生于1895年10月10日，福建龙溪人。1976年3月26日病逝香港，享年82岁。其遗体葬于故居后园。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名人故居纪念馆：钱穆故居

文化城市系列（3）

*张永修

名人故居纪念馆

林语堂、钱穆是国际著名的两位学人，但吊诡的是，在“去中国”与本土性情绪高涨的台湾，“政治橡胶擦”把他俩擦掉了。林语堂被忽略，是因为林的大部分文学写作是在美国，台湾走本土化，就不能凸显国际部分。钱穆被遗忘，是与钱穆代表中国文化，及其晚年的遭遇有关。

台北有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这些蒙尘的珠宝，长期闲置。将名人故居改为纪念馆，是将老文物转化为文化资本，让文化产业化的具体表现。林语堂、钱穆两位大师的故居，在龙应台的争取下，终于重新开放。

林语堂、钱穆是国际著名的两位学人，但吊诡的是，在“去中国”与本土性情绪高涨的台湾，“政治橡胶擦”把他俩擦掉了。林语堂被忽略，是因为林的大部分文学写作是在美国，台湾走本土化，就不能凸显国际部分。钱穆被遗忘，是与钱穆代表中国文化，及其晚年的遭遇有关。

1967年，钱穆应当年总统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分自香港赴台，并选定离故宫博物院不远的士林外双溪作为定居之处，以便往返故宫做学问。1990年，当时的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当年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占用市政府土地，后来当时的立委陈水扁以书面质训方式强烈要求政府收回。时96岁高龄的钱穆，目盲体衰，仓促搬离居所素书楼，两个月后辞世。

对于“加害者”台北市政府重新开放钱穆故居的建议，旧痛未愈的钱穆夫人胡美琦的反应相当排斥。经过龙应台多次的接触与剀切表达，胡女士才放下心防，接受建议。2002年3月29日，钱穆故居正式开放，台北市长马英九向胡女士鞠躬，表达官方的歉意，为钱穆平反。

而林语堂的后人——旅居海外的次女林太乙女士，对父亲故居改为纪念馆，态度积极。相比之下，林语堂故居的开放，就顺利得多。



*****钱穆故居*****

钱穆故居位于东吴大学校园，大榕树郁郁的树荫下，白墙被岁月染灰，深红色木门如新，偏左上方，黑木板上刻着楷书“素书楼”3个金字。素书楼之名，源自钱穆母亲无锡居所“素书堂”，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而命名之。

入口处有二路上山，右为斜坡车道，左为60级高的石阶。石阶是钱穆夫人胡美琦以石块砌成，两旁枫树槭树夹道冒新绿。山上是古松黄竹，山茶杜鹃的庭园。走道尽头，红白有致古朴的双层独立式房子，房子的构图设计也是出自也是画家的胡美琦女士。

一楼左侧是客厅，大圆桌是钱穆讲学授课的地方。有人连听20年，从学生听成教授，再带同学生听课，曾师生五代同堂，教化无数。靠窗处，是钱穆供奉的朱子雕塑，顶上横联“静神养气”，两侧直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皆朱子所书。而右侧厢房，原是胡美琦女士的画室，如今转换为阅览室，可办讲座、研讨会。厨房目前在装修，已经有了咖啡座的雏形，将方便雅聚的文人雅士。

转上楼梯，右侧是钱穆书房，书桌大而高，案上置着毛笔笔架、笔筒、石砚、几枝毛笔，和摊开了的钱穆著作复印本。钱穆晚年著述，多在此完成。书桌左侧是一大片明亮的玻璃窗，窗外古松婆娑。书桌后头，是一壁落地白色书橱，藏书丰富，不过大部分已经赠送友人或捐赠文化大学图书馆。目前摆放的，都是钱穆的著作与相关研究。另外，纪念馆也陈列了钱穆闲暇时自娱的箫管与围棋。

楼上有个简朴的小露台，名“望月”，是钱穆夫妇赏月乘凉的地方。衔接望月台与书房的是楼廊。其特别之处在于翻修之后的窗下的墙脚。钱穆晚年行动不便，常居二楼，胡美琦女士便把墙脚格成一个个方形玻璃墙，方便钱穆坐在楼廊的藤椅上观赏庭园里的花木。鹣鲽情深，教人感动。听说早年周围环境还没发展，此处还可以听到山下的流水声呢 。旁边的卧室有单人床两张，设备简单朴实。

钱穆1894年生于江苏无锡，1990年卒于台北，享年96岁，遗骨次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迁台之前，1965年曾来我国马来亚大学讲学，次年因病提前返回香港。钱穆著作等身，有《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朱子学题纲》等56册，学说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儒宗。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文化使一个城市变得伟大

文化城市系列（1）
*张永修

文化使一个城市变得伟大
访问马英九（3）



*******文化城市的概念*******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文化只是精致的艺术形式表演，是生活的点缀，可有可无，或等到经济基础稳固之后才谈论的课题。其实，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体现，它就在我们周围，在饭桌上，在巷子里。当然，文化也分素质高低好坏。怎样的文化需要发扬或抵制，执政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北作为第一个成立文化局的台湾城市，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如何看待城市里的文化因素？

“我觉得，工程，尤其是一个大的工程，可以使一个城市变大；但是只有文化才能使一个城市变成伟大。也就是说，一个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否则没有办法成其大。古往今来的伟大城市，都是如此。”只有智慧让人看得深远。

龙应台在任文化局局长的时候，主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从年头排到年尾。马英九如数家珍：“比如现在进行着的有台北电影节、台北传统艺术剧；到暑假的时候，就有儿童艺术节；到了秋天，会有诗歌节；然后有台北音乐季；到了11月，就有台北艺术节。在这中间还有所谓‘文化就在巷里’，我们和社区结合推展文化活动，每个活动都有固定的团体在办，使得台北的文化面貌跟以前大不相同。每个月出版《文化快递》，把每个月的文化活动都放在里面，对每一区发9万份那么多。”

有了活动就要有民众的参与才能收到效应。自从有了台北文化局，这3年来，每年有30万人次欣赏台北艺术节，每年有12万人次欣赏台北电影节，每年有30万人次共享台北儿童节，每年12万人次参加“文化就在巷子里”社区艺文活动，每年10万人次欣赏市立国乐，每年8万人次欣赏市立交响乐，9千人为“捷运公车诗文”写诗。。。。。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台北市民对文化活动的支持。



******同玩节******
“我们还做了一点可能外界认为比较怪异的事情。我们每年都有拨款去补助同性恋团体。我们已经连续做3年了。我们每年都举办一个活动，叫“同玩节”，是一个同志的活动，做必要必要的劝导，让人知道同性恋只是一种性的倾向的不同，他们不是坏人，不须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他。我们不须要去鼓励，也无从鼓励，但是不要去歧视，或者是打压。这种现象以前不是完全没有。”

台湾同性恋同志推动的同志平权运动约有10年历史，几次重大的同志人权相关事件发生在台北，同志议题的被讨论与关注、同志社团的发展，同样在台北发生。2000年9月2日，台北市举办了首次同志公民运动——同玩节，那是台湾第一次以公部门编列预算支持同志平权运动的创举。
“我们安排警察和同性恋团体面对面的沟通。因为警察是一个非常阳刚的团体，他们看到大男人抱在一起，总觉得怪怪地，会觉得他们有问题。我一再要求不可以去骚扰他们。我过去在国外念书，有接触到这种团体。其实这种团体里面有很多人有非常高超的文化及艺术方面的才华，对社会来说是一般力量。”

同玩节除了同志与社团的对话活动之外，还有分派《认识同志手册》，台北同志社区巡回讲座、同志梦中情人票选活动、同志情歌票选活动、同志卡拉OK歌唱比赛等。主办当局希望透过这些活动，促进市民实际接触同性恋者的经验与互动，增加市民对同性恋人权的了解与平等对待。


刚开始推出同玩节的时候，有人不能接受，宗教团体跳出来抗议。“台北市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些宗教团体，跳出来批评完了以后，都封口，他不会去杯葛，不会去挡住你做什么事情。”马英九说：“这代表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你的看法跟我不同，我还是要讲，讲了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我一定要讲，因为我的教义是如此。尽管见解不同，大家却相安无事。”

马英九说，同性恋团体邀请他出席活动去，他一定去。他表示：“我不是鼓励你，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得到保障，因为这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性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我把它的定位定在人权，我们台北市需要是一个人权的城市，不光是同性恋者，就是外劳，及老人小孩，我们都要提供必要的法律的保障及人道的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最基本的要求。这些我们都蛮注意的。其实这些不完全跟文化局的业务有关，但是它跟文化有关。它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理想。”文化平权，其实正是台北市文化局所提倡的革新观念之一。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