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

林幸謙 文化认同上的自我定位


越界书写与离散认同
——林幸谦诗文评论选辑
主编:赵寻
作者:诸家
文类:评论集

出版:中华书局(香港)







陈思和【文学观点】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阅读系统里面,作家的具体地域身分似乎难以确定,譬如像林幸谦,他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六字辈”(中国内地称“60后”)作家,当然与马华文学保持血缘的联系,但是他接受教育的,分别是吉隆坡、台湾和香港,都是华文世界的重镇,尤其是他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定居香港教书为生,他的创作,理所当然也应该视为香港文学的一分子。不过幸谦未必会使用广东话思维写作,从他的诗歌散文的语言中,有明显感受到台湾文学的影响。我读他的散文,浓重的诗意、大胆的比喻以及中西杂糅的语词搭配,都让我想起了台湾天才诗人林燿德。
因此,林幸谦的创作不能简单地用马华文学的标准来解读,他的创作的渊源和成就,都是与源远流长的当代中华文学紧密相连,是当代华语文学的一株奇葩。

我一直有个想法:文学的发展流变,与地域政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同等视之。犹太人现在虽然有了以色列为祖国,但犹太文化(包括文学)照样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中心/边缘”一说。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流布也是如此,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当然在中国内地,如以传统的地域政治中心而论,闽粤桂琼(海南)地域的文化也是边陲文化,而从闽粤桂琼等主要地域流散到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文化,则是边陲的边陲。他们在在地国主要使用的语言文字并非华语华文,这就导致了世界华文文化不得不背靠祖国的强大文化实体,以抵御在地国主流文化对它的排斥与溶解。

但是文学创作则不一样,文学在任何地域都是一种极其个人的行为,与个人的人生感受及表达相关。也就是说,每个身处文化边陲的华人由此生发强烈的文化认同,并用华文进行抒情的表达,形成了世华文学的势态。但就文学创作本身来说,则不应存在“中心/边缘”的认知。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定居西方国家,坚持用中文写作,感受可能激发于西方在地国的生活,但是其创作依然是用华文,基本读者群体还是在中国,影响圈也是如此。从白先勇、聂华玲到严歌苓、虹影、杨炼、北岛等,他们的中文作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出版,外文作品也在世界各地流传。我们研究领域似乎很少用“中心/边缘”结构来解读他们作品,虽然他们在在地国也是属于少数、边缘位置,但是我们只承认他们作为个体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觉得他们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两样。

同样的理由,生活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作家,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作家,他们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里都是一个个体的作家,他们与生活在中国内地以及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一起,用各自的文学创作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文学”这个学科概念,是由作家与作品结合组成的,而不是像联合国那样由国与国组成,所以,在世界华文文学里面是不应该有“中心/边缘”的结构。

如果单从地理(而不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林幸谦所居住的香港正是对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最为有利的地区:一方面,它地理上沟通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各国,也可以成为世界各地来去中国内地的中转,有利于收纳世界各地八方来风;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的环境上,它扮演了一国两制的特殊典范,既保持与内地的一致性,又能尝试民主社会的多元价值共存,而没有过于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这自然是有利于文学个体的自由繁荣。因此,从世华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我一向是看好香港地区的文学发展,它可能缺乏整体性但兼包容性,如以港澳粤为核心,积极推行和鼓励世界华文创作,倒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不受两岸政治对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世华文学的良好生态。

这个想法我很早就有感触,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与主编《香港文学》的刘以鬯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刘以鬯先生也曾想依凭香港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积极推动世华文学。我现在强调这样一个背景,只是为了解释,林幸谦的创作所取得的个人的成就,与香港地区的有利环境分不开。他是一个马华作家,但更加体现了香港文学的成就,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马来西亚地域文化角度来讨论他的作品。

我粗粗读了一些林幸谦的作品,感触至深的是一篇散文<博文约礼仰恩师———记黄师继持最后的时光>。我以前不知道林幸谦是黄继持老师的高足,但是我对黄老师一向高山仰止。黄老师去世消息传来,正巧是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卢伟銮老师电话里告诉我的。当时突如其来的悲痛和惊愕之心理反应至今记忆犹新。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诉我心中之痛,但终究因为我与黄老师平时相交不多,有些感情无法具体陈述。今天读了林幸谦的文章,历历在目的是黄老师辞世前的生活细节,以及我最看重的师生犹如父子的感情,引起我内心的强烈振动。不过这不是我在本文要说的内容,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感情:从林幸谦与黄继持老师的至情关系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林幸谦的师承血脉,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学生林幸谦经过了台湾政治大学的研究生训练以后,终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皈依黄继持老师的门下。

黄继持是香港学界最受人尊敬的现代文学学者之一,记得1988年我第一次赴港学习,曾经在黄老师府上聆听他讲述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情况,可以说,在香港他和司马长风、李辉英3位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者,是他们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薪火传播到香港高校学府,尤其是黄老师以其左翼立场、严谨治学以及崇高的学术威望,开一代之风气,称之为香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并不为过。从文章里我知道黄老师很少招收研究生,而林幸谦有幸成为他的开山弟子,乃是幸谦之幸运,然而想必也是黄老师仔细斟酌过的,师门易立传人难得,黄老师的眼光超越了香江之岸,接受了一位远隔重洋、并在台湾受过业的马来西亚华人子弟为学生,传授其新文学传统的薪火。这又使林幸谦在华文传统里获得了一次飞跃的机会。

林幸谦追随黄老师成为学院里承传学统的一名学者,在现代作家研究和现代教育领域都有累累硕果,同时,他孜孜不倦地放笔创作散文和诗歌,成为世华文学中的重要后起之秀。在创作中,林幸谦的文化认同也极为自觉,他的诗集《五四诗刻》,以诗歌作为一种刻度,追溯文化先驱们的生命遗迹,诗集以倒叙的形式,依次吟唱了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张爱玲、萧红以及一批女作家(凌叔华、白薇、庐隐、石评梅、丁玲)和男人们(孙中山、熊十力、弘一、巴金、钱钟书、老舍、茅盾),我不了解诗人最初创作这组诗歌的动机,但是从这样一份“五四”谱系的组合里,大致可以看出他在文化认同上的自我定位。我深为感动的是他写鲁迅去世时刻的诗句:二楼早晨的卧室特别的静雕花的大木床上有流散的空旷有人未曾办理遗忘的手续就匆匆离去丢下的人文典范……他还这样写了自己与先驱们的精神联系:

一个现世的另类逃亡者
落在文学的形式中随形波荡
学派的内心世界更加深奥了
艰深晦涩地站在新时代的审判日前
为自己赎罪
为文字中的每一滴血
穷尽一生寻求血的救赎:
风雨如盘闇故园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想在这样的对照阅读中,我们大约可以了解林幸谦在世华文学中的文化自觉和自我定位,这与他师承黄继持老师以及融入“五四”新文学传统都是有密切的联系。

(南洋文艺,27/5/2014)



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

比较文学: 村上春树与卡夫卡

温任平【诗】

村上春树把卡夫卡带到海边
内向羞涩的卡夫卡博士
一辈子可能没出过海
这位德国小说家建城堡
然后到处寻找城堡, 跟城堡赛跑
他在银行工作, 某日晨起
镜中的自已变成大甲虫, 大伙儿
不约而同躲开, 疏离
(蜕变与变形不同, 他是后者)
卡夫卡其实更喜欢关在马戏团里的
绝食艺术家, 熬饥抵饿的好戏

卡夫卡读法律, 可辩不过
吝于赞美只会责备的父亲
父亲盘踞, 在他生活的吃喝拉撒里
粗暴专制, 使他颓唐失语
村上春树的小说父亲缺席, 偶然出现
父亲有时像远处的蝉声, 似有若无
细细细……存在其实不在

蹑足走进卡夫卡日记的是约瑟夫·K
还有乡镇医生与医治不了的疾病
1912年, 某夜
卡夫卡通宵达旦完成了判决
把约瑟夫·K枪毙, 医生
治不好文明病与资本主义
都流放到城墙以西
人一消失, 胡塞尔的
幽灵即浮现, 鬼魅如影随形
比村上春树擅长的模糊性
更模糊不清

村上春树的暧昧书写: 挪威森林
青蛙老弟救东京, 舞舞舞……
论者认为, 村上从事文化式铲雪
铲雪的日常性与象征性, 羼入
生活细节, 读者赞誉有加。他权充
哨兵, 站在最前面
看到多姿多彩的风景, 甚至
听到舒伯特密码似的
不完美的D大调奏鸣曲(1)

卡夫卡的寓言, 令人惊悸
村上的寓言, 连儿童都觉得有趣
卡夫卡很年轻
便因变形而老去
仰慕诡奇现代主义的村上
深谙幽雅、轻快的世界性魅力
小资情调, 爵士舞照跳
(两者都写寓言: 沉重怪诞与
浮夸愉悦, 乃成对照)
两个人都没拿过诺奖
村上喧哗, 卡夫卡
像个哑巴; 村上享受生活
生活却把卡夫卡, 整个咽下

65岁的村上, 五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
热门人选。41岁辞世的卡夫卡
殁前交代好友, 烧掉遗稿
他无意哀号, 也不忍预告
人性不断恶质化, 社会
愈来愈非人性化。卡夫卡
一个彻底绝望的犹太籍预言家(2)
他和日本的村上春树
住在同一个地球
来自不同的乡下

附注
(1)《海边的卡夫卡》第七章,15岁的男主角偶然认识一个名叫大岛的人。大岛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听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原因是这首奏鸣曲有一种“宇宙式的冗长”。大岛告诉男孩作品本身不够完美,如果开车听完美的舒伯特乐曲,“拿不准我会闭上眼让自己就这样死去。我用心倾听D大调奏鸣曲,我可以听出它的不够完美,那种人为的极限。它让我领悟完美是由许多不完美累积才能体现的。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说的,你明白吗?”
(2)卡夫卡反覆斟酌齐克果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只能表达它的失落。”卡夫卡看到非人道时代的来临,而且勾勒出它难以忍受的轮廓。

01/05/14定稿

(南洋文艺,20/5/2014)

沙上的足迹

黄锦树【文学观点】

1
大致从去年(2013)6月12日(我回到看了脸书贴文)突然动念征文编《我们留台那些年》这本散文集,到现在半年过去了,募集的文章够出一本了。这首先得感谢所有参与的朋友,尤其是有人出版社的主编曾翎龙,及神州老友李宗舜的鼎力相助。

为什么动这念头,直接的刺激来自于陈大为受台湾文学馆委托撰写的台湾文学史长编之一的《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我认为那书对许多留台马华写作人是不公平的,尤其是那些不曾得文学大奖的人。也蓦然警觉,虽然这50年来留台人遍布各行各业,也几乎已是大马华社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教育界、文化界与媒体,应该已经全面替代了不同知识结构的世代,可是没有相应的集体记忆的整理。

这本小书只能算是初航,先锚定文学领域,先为写作者留下一份私己的文学记忆。

即便从1960年算起,大马华裔青年留台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和留学有关,去/返之间,演示了种种可能。有的赴美继续深造,归返马新,成为学界与文学界的骨干。有的留下,继续写出重要的作品,成为重要作家,认同或不认同马华文学;有的在马时是文青新锐,但来台后渐渐成了纯粹的学者,等待诗意,或不再寻找诗意。有的人留学期间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但返乡后迫于现实压力,写作成了昨日之梦。有的毕业后返马,与生活搏斗之余,持续、缓慢的写作。而将来的马华文学史势必无法忽视“旅台”这件事,这学术环境提供的文学教养环境,身为异乡人,异乡的孤寂带来的深刻自我省思;眼前展布的是与大马全然不同的华文文学水平和知识视野。更甚者,从戒严到解严,犹如从新批评到解构,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也必然嵌入留台人的记忆,甚至作为触媒让他们反身思索自己的历史处境、滋养他们的写作。

陷于国共荒谬的历史延长赛中的中华民国的准流亡状态,甲午战争以来台湾的亚细亚孤儿境遇,悲情的乡土文学、离散的现代中国文学,文字与土地的种种纠缠,都有助于留台人返观枯槁凄凉的马华文学。

写作者中,不尽是文科出生的;也不乏被挫折感包裹的———文学路不尽是顺遂的,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不管得意失意都是“走过的痕迹”,总有可纪念的。马华文学在世界文学里的处境又近乎“绝对孤独”,掌声寥落,读者漠漠,书往往在书库里衰老、死去———没被收集起来的诗文,更可能如尘沙微粒,无声无息的消散。文学史是无情的,由局内人来写难免如此,由资料掌握更成问题的局外人来做,就难免更“无情”了。因此没有哪个文学体制比马华文学更迫切的需要选集,需要有心人不断的捡拾、编纂、注记。

20多年前,我们在大马青年社以《大马青年》为平台做了若干初步的整理,但也只做到神州诗社。其后的,就没人继续做下去了。我的〈马华文学无风带〉原即是对陈大为〈大马旅台文学1990〉的一个回应,记述了年轻时初步涉足“旅台文学史”整理的往事,故本文集改收此文,改题〈无风带〉。

2

依原来的计划,这本文集最好每个世代都有代表,也最好能从源头开始。譬如生于1937年的潘雨桐,依年岁应该是最接近源头的了,虽然我并不知他哪年留台;又如傅承得黄英俊罗正文那个世代,也都因个人原因选择缺席,似乎倒坐实了《麒麟》对他们的忽略是有理的。我总以为,文学史应该大于个人(的恩怨好恶)。至于别人怎么理解(做与不做都会有人会提出“合理的怀疑”的),我也管不着了。从文学场域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功利、竞争。但别忘了,安德森庇护过年轻的福克纳、海明威,庞德庇护过艾略特、乔艾丝,更别说布罗德之毕生庇护卡夫卡。也许有人会说,马华作家哪有需要庇护的———如果那样,那就庇护“没有什么需要庇护”———的否定吧。有时难以理解,何以老是从某些同乡那里感受到持续的恶意?空日说白话对马华文学比较好?

旅台,念了大学或研究所,或熟稔文学技艺之后,要舍马华文学而去是很容易的事。作为研究对象,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它远不如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有吸引力,也没那么高的象征资本、附加价值。因此第一代留台人不论身在外文系还是中文系,其实都没花多少心思于马华文学的问题化。

写作的人要转身而去就更容易了,“祖国的诱惑”对华人而言毕竟是个永恒的诱惑。

这工作就像我们编的各种选集,每个世代都应该做———为自己的那个世代而做。换言之,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就该有人做了。旅台文学史里,对造史(也即是对湮灭的恐惧)最有概念的是神州诗社;犹如马来西亚建国后,文学社团最有这方面的想法的是天狼星诗社。留下大量资料,时移事往之后,就好像他们特别重要似的。历史叙述得靠资料,傻傻的任其流逝就好像不曾存在———是的,走过不一定能留下痕迹,我们可是踩在沙上啊,沙滩,甚至沙漠。那浅浅的痕迹哪经得起风吹浪打。

但不认同马华文学的不邀(马华文学认同并不等同于国家认同),在写作上有严重道德瑕疵的不邀,倒是毋庸置疑的。

书的排序原拟依年岁先后。但有人提出个更有创意的作法,依留台时间的先后,晚到的就排在后头了。但如果不列出出生年,也就看不出端倪。因此并列两个时间:出生年/留台年(极少数人因某种禁忌不愿出生年为人知的则以?号显示),目次本身构成一个有趣的序列。从最早王润华、淡莹的1962年留台,到翁菀君的2007,横跨了45年;以年岁算,最老与最小的差了42岁,几乎是孙辈了。世代之间有的还有师生关系,不无传承的意味。但写作靠的主要还是自身的摸索。
大多数留台人留学结束即返乡,留台记忆仅仅是“那些年”的事;少数留在台湾安家落户的,留台成了现在进行式,因此是“留台这些年”。更少数来来去去的,就交错在这些年与那些年之间了。不管怎样,最具可塑性年岁时的留台,对我们任何人的一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为往后的人生创造了不同的可能。

3

这36散文以白垚(1934)作为开端的开端,这本身就富含象征意味。他既是马华现代主义的开端,又是最后一代南来文人;与前行代南来文人的基本左翼路向不同,他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离开中国,在香港念完中学,再到台湾读大学———这是民国在大陆沦亡后,那一代“台湾外省人”的离散路径。因此他的非典型“旅台”和尔后自马来亚或婆罗洲者并不相同,显得鹤立鸡群。
白垚1957年抵达甫建国的马来亚,这时间点也很有象征意味。马来亚建国前后开始的大马华裔青年旅台求学,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种替换:往红色中国的求学———朝圣之路的替换,一种祖国情怀替代另一种祖国情怀,一种文化、政治想像替换另一种。幸运的是,50年代的冷战,反而给“文学自身”留下余地。

从白垚到张锦忠,几乎都可归为马华的现代主义世代,里头包含了星座诗社的几个代表人物,也包含了神州———变调的现代主义(反现代);就“标准”的留台而言,星座诗社的诸位,都最接近开端,而且很幸运的几个代表都有撰文。麦留芳、淡莹、王润华、陈鹏翔甚至稍晚一点的李有成,都是早慧的现代诗人。除了没往学术之路继续前行的淡莹外,也都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学者。
神州曾经过于喧嚣,这次让两个老实人李宗舜、廖雁平代表它,以让它低调的在场。自我过大、惯于掩没弟兄者,从缺也许是最好的致意。

既有的文学论述谈它谈太多了。

多年来,张锦忠一直是马华文学记忆的重要守护人。甚至旅台,很多早期的写作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而有的人不愿意提起。这都需要有心人整理、叙述。

依留台的早晚,金顺年岁稍大于我,但较晚留台。他与方路、宏强、我、龙川、怡雯、大为(及后来不知还有没有在写的刘国寄、林惠州)同一世代,贺淑芳稍小于我但更晚留台———她是以〈别再提起〉平地一声雷成名后方留台念硕士,但散文中流露的孤寂近似于翁菀君,也许那是一种迟到的悲伤。迟到,兴许让异乡更显异乡。

更年轻的世代我就完全不了解了,他们是网路世代,也是捷运世代。他们来台时我已为生活而遁居埔里,这小小的学术山头也有它自己的风波要处理。

虽然不熟识,但偶也因地缘而有一种特殊的、与文学无关的隐秘联结。譬如龚万辉〈你的名字如漂沫上的光〉哀悼的主人公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的弟弟。而那主人公的大哥,又是我大哥的中学同班同学,且都是留台人。但我们的大哥都走更务实的道路,那一向是留台的“正途”。

然而那亡者的大哥更早时以壮岁之年在登山途中猝逝了。

颇为活跃的木焱和杨邦尼均写过一些留台经历,他们似乎走出了不同的文学道路;但《麒麟》整个的把那个世代略过去。这多少也看出世代间的隔阂,甚至轻视。因此这文集年轻世代的篇章偏多(占三分之一强)。应该多让他们自己说话,最好他们能把这样的工作接续下去,适时的编同代人的选集,并且产生出他们自己的论述。

文学记忆得靠自身来守护啊。否则,一切均将成为水上的浮泡:“‘大红花的国度’关站之后,里头存放的文章无人备份。原本以为安好存档的青春,多年以后想回首翻阅皆消失了连结。”(〈你的名字如漂沫上的光〉)整体而言,写诗的比写其他文类的多;女性远少于男性;西马远多于东马———好像一向如此。但难免觉得遗憾。

整体而言,这本散文集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老中青都有好些佳篇,各见真情,或不免感伤。回首来时路,总是有些美好的事物无可挽回的失去了,有启蒙,有伤害,那可说是成长本身的代价。

而台湾自身的变迁,也隐约投射在这些个人经验里。在〈走过的必留痕迹〉里,巨人傅斯年还在世;不到十年,傅园已成了纪念碑(〈傅园岁月〉)。留学落脚遍布于北、中、南;十月的政大总是淹水。东华创研所成立后,好几位都从那里受惠。对文学的纯真信念,从〈让种子萌芽的土壤〉到〈水中月〉、〈海绵体记忆〉、〈独语台北〉,无论是欢欣还是悲凉,都令人动容。
来日,希望有心人可以把旅台人的集体记忆的整理扩大到各行各业。也许不是用征文的方式,而是图文并茂的访谈。也希望返马的留台人能编一本“返马这些年”,写栖身各行各业仍坚持写作的甘苦谈,应该会很有意思,对未来者也有激励的作用。

这种工作,很难想像“外人”会有兴趣去做。即使是留台人也不见得会想做———而第一代的留台人,都年过70,也凋零了好些。况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古稀之年的。


2014/1/4

(南洋文艺,2014年5月20日、27日)

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

创作比赛

温祥英【文学观点】 

1
去年妻的教友为我俩免费印了500张名片,比我小说集的赠本多五倍。名片只有名字、地址、电话和电邮。细想,如果名片没派完,我就不能换电话,或电邮甚或地址:白白浪费教友的好意。于是拿着名片,逢人都送,就像送《自画像》时,除了不必逢人都问“你懂中文吗?”

有位旧同事,接了名片后,既没有衔头,又没有标明别的特长,如教补习,或卖保险或做直销,好意地问:“你做生意?”我是退休穷教师,退休金可能不够用,尤其现在百物腾涨;特问清楚,好为我解困。当时真想,不如在名片后,加上一行:几近60年,从未得奖的马华写作人,以正视听,同时为自己脸上贴金。(我近几年出的3本小说集,每本都卖不出300本。)我什么都不懂,只有骗稿费这一活动,还时不时继续着。

2
开始写作的时候,报章特多,北马有《光华》、《星槟》,过后还有《华商》;霹雳有《建国》,新加坡有两份大报,《南洋》和《星洲》,后另在吉隆坡成立大马机构。

60年代吉隆坡也办了《虎报》以及《通报》。而每一份报纸都设有文艺副刊,有些甚至开辟初学版位和小学生园地。除了报章,文艺刊物也大行其道,大多在新加坡印,计有《人间》,《蜜蜂》,《火炬》(人民行动党的党出版物),萧遥天的《教与学》和1955年创立的《蕉风》(忘了还有《学生周报》),黄崖申请准证,由同辈编印的《海天》(梁园主编)、《荒原》(鲁莽主编)和《新潮》(马汉主编)。同时香港的刊物也毫无阻碍地,大受欢迎地在大马流通;老少兼顾的有儿童读物,青少年读物以及《当代文艺》。

这种环境,对初学者,对文艺爱好者,都不怕没有发表园地,只怕自己懒。(其实,已有多位中学在籍生,已拥有由香港艺美出版的个人集子。)这种机缘,就是现在的外国,如英美澳、欧、加等国,都没有。在这些国家中,初学者或尚未熬出名头的,都没有园地可发表其著作。澳洲的某些文艺创作比赛,奖金/奖励只是在其刊物上发表。

因此当时是否有文艺创作比赛与否,对文青不会促成多大的影响。如没记错,当时似乎只有《教与学》举办创作比赛,分中学和小学两部分。

牧羚奴就是从这里崛起。

我之记忆不清,最主要是对自己没信心,从不敢参加创作比赛。我毕竟是半途出身的华文写作者,虽说在夜校读完初中一,但真实资历只有小学四年级。文言文,成语等都还没有上手。写出来的东西,虽被称为清新,心里总是不踏实。

以我这种水准,怎敢去与他人比呢?

过后,则是对主办当局不具信心。第一,主办当局都有其各自的议程,若不能投其所好,写得不管如何优秀,也只有名落孙山。第二,因其议程,其招揽的评审都或多或少与主办当局同声同气。有次,可能是杜忠全的推荐,我成为普门的初审,看重一篇情真意切,父子同心的好文,成绩出炉时,居然连影子都无踪。而一篇应时应景有关种族歧视,有关独立庆祝的空泛作品终于雄踞榜首。再上一次,大专比赛吧,宋子衡把我没看上眼的一篇乡土小说选为头奖。我口齿不清,同时对所选作品没做笔记,而他选的那篇,在我来说是落选的,根本就没看第二次。所以辩不过他。再下来,你们读读评审过程记录,与作品对比,就清楚了。

我自认失职,但你能担保别的评审不也会失职吗?评审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神。文学与艺术,正如历史,其本质是偏见。若没有主见,就变成人言亦言,千篇一律。

3
《普门》的评审,我是初审,发现有些参选者态度非常草率,把草稿寄过来,别字没有改,连重抄一遍都不肯。这是对主办当局不尊重,对自己也不尊重。或是主要是欲考验评审者?

这次全国中学生创作比赛,似乎有高人在背后指教,主题都崇高,都有“教育意义”。什么亲情呵,绝症呵,生离死别呵,梦想呵,理想呵,抱负与现实的冲突呵等等,全都远远高超越中学生的经验,写来都似乎从书本,从电影或电视抄来的。就缺少了亲切感,缺少了感人性。

我这半年来,想给<吾夫吾妻>写个续编,前后写了3篇:<故事正开始>,关于婚后的事,<有情人>关于大学时的认真追求,以及<支那番那>关于种族歧视。每篇写了开头的不到一百字,就搁下了。主要原因是没有亲身体验,不能投入其中。

下来是写作手法,每一篇都服膺“Show but not Tell”。显然有高人到校推销其作品,同时举办几个讲座,把创作技术转授给学子。有两位还把马华著名女作家提在小说中。这一来,5000字的小说写成整万字的中篇。

纵使中国厨师是一刀走天涯,但其刀法千变万化,可况“Show but not Tell”只是叙述手法的一种。为什么要用呢?第一,是为了缩短读者与行动的距离。事件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如观赏舞台剧,电影和电视剧,毫无隔阂。事件就赤裸裸地在读者眼见发展下去,使读者有种偷窥感,甚至投入感。反之,则是道听途说,与读者隔了那么一层膜。直叙是发生在舞台外(offstage),或电影开演前或开演后。

第二,是为了把行动放慢,借以阐明事件的重要。说明可以把过去(甚至几十年,几个世纪)的行动如瀑布倒泻而下。一旦呈现,就把行动停顿,让它慢条斯理地演绎。例如开头短短的一段,就把整个世纪的事件交代得一清二楚。接下来是所谓正戏的开始,有时可以用整章来描述一分钟的行动(就好像某些场面,使人不耐烦:怎么未完未了的),有时则依照真实时间来演出。
当然大多时候是因场景的重要而依情斟酌。不管哪种情形,我们都需要或多或少的直叙或说明来填补任何缺失。

就纯碎只用呈现,我们也不可能巨细靡遗地见什么就写什么。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不但读者不耐烦,我本身也不耐烦,就是主角也抗议。(我的目的就是欲呈现生活的无奈,但这手法可一不可再。)我们必须预先选择何种素材。

选择有以下考虑点:1.行动或动作:是介绍,推进或结束行动。(写小说毕竟离不开说故事。)2.人物:性格,关系,互动,暗流。3.环境或背景:适合,象征,影响。

简言之,手法应视当篇作品的需要而决定,不能死守成规。创作技巧之书/操刀者的意见,都只提供一个大概,只供参考,其中的细节/变动/神妙,只有自己慢慢去领略。

22-04-2014修

(南洋文艺,13/5/2014)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

台北·华冈·文化梦

杜忠全【散文】

未赴台升学之前,对我来说,台北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青春时代的声音和影像记忆,以及文学阅读留下的印记,尤其后来寻索人生身心安顿之道的资源,都来自那里了。后来决意赴台升学,作为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对台湾的大学分布情况全然无所知,也不懂得多方探求,只是按自己阅读得来的粗略印象来办理。而今只能说,因缘如此,误打误撞也未尝不是好事儿……当年赴台升学,首选华冈的文化大学,一来自己没来由地向往着敦煌学———说来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向往,而这门学科其实没那般浪漫的。但是,既然想接触敦煌学,而台湾这一学科的重镇,据说就是台北山岗的这一处风光明媚的校园了,舍此而何求呢?更何况,虽然报读中文系,但天晓得,当时我并不是怀抱一份文艺梦想,而是另外有所追求的,而这华冈的校园,就一度是自己深为景仰的大师登坛讲学的“圣地”了。有敦煌学有大师身影加上近台北又远离了都会尘嚣,当初填申请表时,我几乎就认定,这应该就是自己所要的校园了。

终于要上大学了,但大学究竟长得如何的一副模样?高中时读过一本书,叫《马大湖边的日子》,哦,大学是合该有个湖的?在槟岛长大,每每车过西南区的理科大学,那偌大的苍翠校园,总见到被大草场推得老远的一栋栋高耸建筑,草场的边上路径蜿蜒且大树参天,蓝天与绿地之间,人显得很渺小,大学,是那般地成其大的?后来因华文学会的校际联系而让学长们领着访理大华文学会(接待的有时任理华主席的祝家华等人),才终于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地到围墙里的大世界闯荡,上坡复下坡,路随坡势转,几番的迷路之后,才算有所见识。那么,大学都是矗立在山坡绿地之上了教人陷入迷宫的?带着这样的顽固印象远赴台湾,抵台的第二天,在学长姐们领着新生逛台北的当儿,触目新鲜之余,一点儿的失望情绪就隐隐升起了!

台湾的大学校园,跟自己心目中的大学规模,原来是两回事的啊!

三数日畅游台北之后,华冈终于来了学长,骑着机车把我这大一新鲜人连人带行李地“领”
上山。夏暑未退烧,机车沿仰德大道爬升,伞开的参天大树夹道迎人,天渐蓝,风渐凉,没戴头盔———这让我多么不自在,沿途的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我也在学长耳边说着心里的唠叨。同样来自槟岛的学长转头安慰说,哦学弟,你要的大学校园,台北就只有华冈还大致有个样子吧,我们就到了……山仔后、仇人坡、大成馆、大义馆、大仁馆;孔子大道、释迦大道、基督大道……初来乍到,这校园示意图上的一个个符号,总让我意乱情迷。从男宿舍大伦馆后门出去,在晓园或后山公路俯瞰山脚:张系国《棋王》的台北,也是白先勇《台北人》生活所寄的台北,晨昏与夜晚都在脚下;这山望那山,淡水的日落总成一首诗,但望不到关山外的故乡。开课了,一些老教授讲课的口音南腔北调,虽不是听不懂———幸好过去有听相声的习惯,但听在异乡人耳里,却益添乡愁……华冈岁月开了头,开学以后淹满人群的山坡步道,填不满离乡愁绪;入冬以后,冬雨连绵,尤其冷锋面频频报到,山头的高湿度让寒意更甚,于是更想念终年常夏的赤道家园!但是,学长姐和老师们都提醒,说你们这些华冈新鲜人就好好地在这里“由你玩四年”吧,毕业离开了这山岗,你会怀念华冈的风华冈的雨还有“后花园”

阳明山的四季景色,但绝少有机会再来一轮的了!是吧?四季转过一轮之后,春季漫山遍野的红花绿草、夏日相对于台北闷火炉的山岗清风、秋天的阴雨、冬天的冻冷以及四季温泉、纱帽山和擎天岗的健行等等,都成为永不凋落的青春风景了。哦,还有,宿舍窗外的淡水日落,人家说的台北一景,除了乌云蔽日的阴霾天气,岂不每日都在身边搬演着?人在华冈,晚饭后沿着校园随意逛,走到高岗上望向山下的淡水河口,橙红的夕阳慢慢地沉落,观音山黑成了一道屏风,山脚的淡水镇华灯初上,星星点点成了一幅水墨画!也就到了这日暮黄昏人在华冈怔望淡水日落闲打发的时刻,才猛然想起从前读过的诗,懂了———

柔美的观音已沉睡稀落的烛群里,她的睡姿是梦的黑屏风,我偷偷到她发下垂钓,每颗远方的星上都大雪纷飞。———罗智成‧观音

话说我到华冈,原不为寻诗的。但是,这少年时期“听”来的小诗无端窜上心头来,与眼前的水墨画面交融成片之时,才终于让自己把身心都安顿在那山岗上,心想就让自己暂作几年的台北人了,这陌生的熟悉城市里,或许还能让自己继续有所发现的!

华冈的校园生活,以及借地利之便,不时往台北红尘来去的那几年,应该是一段最美丽的时光吧。记忆的锦盒里,翻开就是重庆南路的书店与唱片行、中正文化中心的两厅院、故宫博物院和士林。哦,说起士林,我的记忆却不是热闹的夜市和二轮电影院,而是几乎每周都在那里的公车站转车,往北投的方向而去,大业路下车,农禅寺就在那里了,身心安顿,就在那简陋的农舍禅堂里,找到了。

然而,台北4年,之后毕业回到故乡又过了十余个年头,自己后来孜孜不倦地投入的,却不是什么敦煌学的文献研究,而是当初自己觉得提不起劲,于是存心不选修,后来却千丝万缕切不断牵连的民间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化采集。


2000年回到这一方土地之后,我就存一份心思,看能给自己生根的土地做一些什么的。

2001年,经过与学生接触一段时日后发现,那时的新生代对我们所熟悉的方言口传文化,原来已有所隔阂,大致极少听闻更没啥记忆了。于是乎,想起1997年系主任金老师来槟考察民间文学时的嘱咐,说这一方水土必然也存有民间文学,得好好采集与整理一番。当年蓄意从民间文学课脱逃,原因是无意于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的采集———这无论如何与自己决定念中文系的初衷不搭嘎的。然而,当初立意到华冈寻访敦煌学,但华冈的敦煌学风潮大致已过去,当时在系主任金荣华老师的领军下,全系师生动员以赴的,已转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了。只是,在大学部,有关的课所安排的分组作业,却是以原住民民间故事采集为主,这无疑让自己打退堂鼓:既念了中文系,何劳自己长途跋涉来为这与己无关的课业费精神与力气?即令如是,华冈4年,整个系的氛围,还是让自己对民间文学及相关的文化有了清晰的体认。这一点在华冈所积累的资粮,也就是后来完成学业并离开台北之后,自己这几年能为脚下的土地尽一点绵力的根由。

这几年我常想,当初原是为敦煌学与佛学而踏入华冈校园———目前自己的学术专业也不曾偏离后者,惟说实在的,目前虽属玩票性质,然做来稍感一丝成就感及快慰的,却是与当年的华冈校园一脉相牵的民间文学采集与整理。如果,我是说如果,那时不是阴差阳错或冥冥中注定般地上了华冈,而在一个大力推动民间文学研究的中文系浸泡出来,从而练就了悉心聆听与采集整理庶民口述的本事,不晓得我会不会开展目前的写作与出版?还是只默默埋首地从事极少为人关注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千禧年的门槛上完成阶段性的学业并回到槟岛之后,在古迹保护议题及申遗又入遗接踵而来的那些年里,作为一个中文人,我究竟会如何回应身边风起云涌的本土议题?这我不能假设,但目前在自身的学习背景与处身的本土议题相夹击之下,自己所采取的回应模式及其成果,在在都跟那几年台北城里城外冒出的本土热有关,更与当时华冈教学的注重民间文学与文化脱不了关系。

这所以,台北4年,或说华冈4年还是文化4年,才铸就了之后这十余年作为槟城人又中文人的这个我呢!

(南洋文艺,6/5/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