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续）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 秩序重构
——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 为中心

以报纸副刊为基本平台发展起来的90年代马华文学，是值得所有大马华人骄傲的一笔精神遗产，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思考马华文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龙扬志博士【文学观点】

3. 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续）


张永修后来回忆进入《南洋商报》，其上司便提醒他对中国作家吹捧本地作家的文稿认真把关，多发表本地作家的创作。这与他此前编<星云>的本地化理念一致。张永修1994年接棒柯金德，他在1994年5月21日的《南洋文艺》版面下方用黑体字发布了一则题之为<好>的启事：

好。

<南洋文艺>愿意许下“好”的承诺，期盼马华才俊能以好稿相助。


特此诚邀各家赐稿，体材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为主，题材构思与表现手法以“好”为要，稿长则以不超过五千字为宜。


本版发表的优秀作品将被选入《南洋商报丛书》之《南洋文艺年选》。

让我们共同努力交出更好的成绩。


<南洋文艺>版编辑张永修谨启


作为副刊编辑，张永修显然渗透着强烈的创造精神，他与其他编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编辑焦急等待“好稿”

降临，而张氏在努力思考读者需要什么、马华文坛需要什么、作家有什么、编辑能做什么等问题。马华文学持续几十年，在新生代作家看来似乎仍未走出“群氓时代”：创作没有方向感、缺乏权威典律、文学身分不明、评价体系模糊，等等，因此张永修不断从实践中汲取灵感设置议题，并加大理论、批评文章刊发的数量。

1997年11月他在为留台联总学术研讨会而整理的一篇报告中，系统地回顾了<南洋文艺>1994年5月至1997年6月刊发的理论、批评文章。这些理论文章大部分出现在策划的系列专辑：【马华文学倒数】、【双月文学点评】、【进谏马华文学】、【亮丽的星图】、【但愿人长久】等5个专题。不过策划也面临内在的风险，“展览”与“示众”有时会因为观众的差异而发生变化。张氏申言：“一小部分前辈作家对年轻一辈的写作者的表现不以为然，对编者花上不少篇幅来推介新生代，以为是一种颠覆，而表现得不满和慌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这些年轻人是否昙花一现，或成为明日马华文坛接班人，与前辈作家、以及副刊编者有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和鼓励，息息相关。他们目前的成就，我们就以‘暂时存档’处之。”（<马华文学论述在南洋文艺>，1997）

【进谏马华文学】专辑反响很大，这是编辑直接邀请23位国内或留学海外的马华作家就马华文学的现状、发展及其困境提出各自的看法。根据张永修概括，主要言论观点有建立评论系统以支撑文学作品的意义、本地学者应该参与马华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工作、作者在表现手法方面须有自我提升的“文学宏愿”，不能停留于道德写作层面、文学界与商业和新闻的结合推广文学、建立健全的文学发行网络等等。“进谏”

意味着问题的存在和疗治的必要，必然涉及对历史的重新估值，集结于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体，其颠覆性力量自然强大。

与张永修清晰的理论表述相比，留学台湾的<文艺春秋>编辑黄俊麟在<扫描《文艺春秋》（1996-2004）>一文中透露出太多的困惑。比如，他对自己编过来的副刊没有多少印象的陈述：“从1996至2004年，时间横跨一个世代，不可谓不长；刊载的作品亦累牍连篇，要一一消化，6个月根本来不及，其中牵涉的问题，深论更是可以发展成一本厚厚的硕士论文了，实非个人能力所逮。只能就这9年来，在工作岗位上涉及到的文学创作与评论变迁，提供一些私下的观察，其中鄙之无甚高论，只是资料的整理与陈列，仅供参考而已。”笔者无意在此进行价值对比，但也说明黄氏很少通过自觉观念介入对文学副刊的塑造，虽然这并非编辑必须的要求。

张永修曾经对“好编辑”进行过描述：“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要有很清晰的理念。你要你的杂志（或副刊）是怎样的一种杂志（副刊）。你要哪类稿件，你要你的对象是哪些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哪里。你能起着怎样的作用。”（<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2001）如何发挥副刊与编辑在马华文学中的建设性作用，是一个持久的议题。马华本土学者张光达在一次访谈中说，文艺副刊不只是对读者的阅读口味造成影响，还包括作者的书写关怀格局与文坛议题走向形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副刊与文坛的互动现象，型塑了文学生态的秩序和面貌，理想的副刊文化应该是上述作家、编辑与读者能够形成互动，来带动整合马华文学格局，或造成一股生气蓬勃的文坛趋势现象。


4.结语

报纸副刊对马华文学发展所起作用不言而喻，早期南下文人介入报馆事务，亦将中原副刊带到风下之乡。从1920年代马华新文学的发生起点往后看，一部马华文学史基本是一部副刊文学史。报纸副刊的局限可以通过长期运行刊布的巨量作品弥补不足，加上报纸媒体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它激发的影响力不仅有效地参与了文学空间的建构，在文学秩序重构方面更是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其中，编辑作为副刊理念的实际执行者，他们的文学素养、观念以及文化意图总是以各种方式通过副刊渠道来释放，在副刊文学组成的历史链条上铭刻着风格鲜明的思想烙印。从这个角度说，当代马华文学空间除作家作品、批评这些“显性文本”之外，还有编辑和媒体创造的“隐性文本”。

掌握副刊举足轻重，但也并不一定就是编辑决定了文坛的具体秩序，决定秩序的只有文本，更具体地说，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

韦勒克认为，在读者面前，甚至时间都是虚幻的。编辑毕竟只是幕后之人，正如一部处于构思中的戏剧，构思与观念不等于作品本身，最终的演出需要所有人员参与。

通过上文有关书籍出版、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的讨论，不难看出马华文学空间配置存在亟需优化的结构性困难。报纸副刊之所以承担着马华文学的生存责任，并非文学作品找到了直接转换为消费品的理想途径，而是华文报纸通过商业运营足以“养活”副刊，以商业性为底色的副刊文学，很难摆脱现实的、具体的功利性诉求。

可以说，在“花踪”推动下，马华文学已经获得历史性超越，如果它仍然呈现了某种不足与缺憾，与这样一种文学空间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以报纸副刊为基本平台发展起来的90年代马华文学，是值得所有大马华人骄傲的一笔精神遗产，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思考马华文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 4 ， 续完）

（南洋文艺 26/3/13 ）

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
——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


龙扬志博士【文学观点】

副刊、编辑对文学史的参与需要放在历史长时段中才能体会，作为普通的社会人，编辑在发稿过程往往也受社会关系、工作环境等偶然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被排除，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作品个案来说，有很多外在标记显示出编辑意图，比如版面位置、配图、标题字号、编者按语等等，这些副文本(paratext)与文本内容无关，但是其附加在文本之外能揭示出作者与编者的意图。

3. 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

90年代初《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大报系的文学副刊略显保守，甚至皆有马华作协“机关刊物”的味道，定期刊载文化活动报道和作协组稿。副刊登载作品普遍显得中规中矩，持重有余，锐气不足。用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分析，文学场总是由占位游戏来决定其结构和面貌，因此充满竞争和战斗，而争位结果一般被文化资本左右。

将副刊编辑视为改变马华文学场力量悬殊状况的隐性因素，前提是副刊编辑得到顶头上司、总编、报馆负责人和公司老板支持，因此编辑的作用建立在报纸的整体追求基础之上。由于资本的积累性，文学机构（比如作协）总是拥有话语权威地位，新生力量的出场意味着一批人必须退场腾位，没有编辑的统筹规划，这一转换过程不会顺利完成。作为在马来西亚失去官方补贴的文学团体，早期作协的运作由经济实力雄厚或活动能力超强的文化人士负责，而这些人未必在文学素养和水准上占据绝对高位，加上偶尔发生的“利益均沾”（比如发稿便利、基金资助出版），其权威性也受到局外人和青年人的质疑，如果声誉受损就会严重削弱其权威性。总体而言，文化与文学社团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发言权，华人社团一直是大马政治格局中个体与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缓冲器，而与强大的文化环境对话，编辑的力量又是弱小的。张永修提及90年代初编辑<星云>遇到的困难，生动地再现了编辑工作面临的诸多限制：

<星云>到了那个时候，已经与王锦发（代表旧式的传统）、陈振华（代表台湾移植的传统）时期的有明显不同。这种不跟从所谓的“传统”走的做法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保守的读者的不习惯。在工作会议上，我的编辑方式成了所谓“传统派”的箭靶。另外，大量刊用本地作品的做法也不获报馆认同。记得有一回，报馆进行了一项“副刊的本地作品与转载作品比例调查”。我估量<星云>所用本地作品的数量后，填上：75%。我对自己负责的副刊“本土化”的做法感到沾沾自喜，但是没想到，这竟是与报馆新的编务方针大为相左的。当时报馆要的是“多用剪刀，少付稿费”，即多转载港台副刊的文章，少用本地作品。因此，编务工作上要面对干扰与压力已是在所难免。然而，因为自觉为本土现实腾出版面空间是一个编辑的职责，也幸而这样的做法得到自己所敬仰的某位上司的勉励，及一些作家文友的支持，我于是坚持了下来。（<副刊本土化之实践——以我编的《星云》及《南洋文艺》为例>，2002）

副刊、编辑对文学史的参与需要放在历史长时段中才能体会，作为普通的社会人，编辑在发稿过程往往也受社会关系、工作环境等偶然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被排除，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作品个案来说，有很多外在标记显示出编辑意图，比如版面位置、配图、标题字号、编者按语等等，这些副文本(paratext)与文本内容无关，但是其附加在文本之外能揭示出作者与编者的意图。同时，关于特定作品的处理（修改、删节）也很容易体现编辑对作品效果的期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或政治麻烦，媒体一般会选择公开告示的方式明确说明哪些作品是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并提前声明编辑拥有修改的权力。作品如何被修改，编辑和总编的意见往往批示在原稿之中，而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机会接触报馆的原始档案，诸如此类的线索不可能被发掘出来，这是依赖于文学成品的研究局限所在。

与这些微观文本相比，副刊的专栏、议题、专号、活动、读者调查等内容设计更能看出编辑的追求。作为两大报系关键副刊编辑，张永修1994年4月1日进入《南洋商报》（次周接编<南洋文艺>），黄俊麟则从1995年主持《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时间上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受惠于两年一届的花踪文学奖效应，<文艺春秋>在副刊稿源方面占据很大的便利（所设推荐奖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和<星云>双年度刊发的作品中选取，不过被推荐资格必须具备至少发表过小说2篇，或散文3篇，或诗歌3篇的条件，这对于吸引优秀稿件具有显而易见的连锁效应），而评奖之后获奖作品的刊发、评审过程公开、颁奖过程及其文艺营活动、国外著名作家的演讲，既具有文化效应也能激发读者关注兴趣。可以说，“花踪”构成了推动《星洲日报》文学副刊发展的利器。

文学奖规模效应不是副刊能承载和释放的文化功能，常态化的审稿、编辑、发表注定悄无声息地参与作品生产，当然也相应生产出它们的读者。借助马华报纸副刊“暴得大名”的黄锦树说：“在文学体制中，文艺副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在文学杂志缺乏的地方），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域和世代的文学成就，也是文学知识贫乏的地方最基本的文学营养的来源，是文学接班人陶养和试练的舞台。它的实质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而贵刊年来卓有成效，也是有目共睹。”（<一般见识>，1998）编辑如果希望检验自己的实践对文坛产生何种实质作用，耐心和时间无疑是首先必备的要素，编辑的文学意图、素养、问题意识、文坛想像力皆决定了他的长远规划。

90年代初就有人呼吁马华文学的变化：“马华文学已经到了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难以为继的关头。创作方面，题材翻不出新意，技巧变不出新法。评论方面，观点泥而不化，造语陈陈相因。碰上比较富于实验性的作品，无论是本地或外国的，如何标名目，定高下，我们只觉无力，要突破这顽固的僵局，我们必须力求变通……。”（骆耀庭：<误读指南——马华文学怎么变？>，1991）一般人容易感知困难，却很难发现症状所由，对症下药则非等闲之辈能为。张永修当时看到留学日本学生禤素莱寄回来的报道，即刻以最快的速度刊出：“虽然《星云》文稿的选材一向来都偏向软性文章，但马华文学的定位却是切身问题，应该鼓励各家深入讨论，从而引起普遍读者对马华文学的关注。有鉴于此，我于5月1日开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凸显<开庭审讯>一文，以期读者做出回响。”从4月份收到稿件并立刻策划出新的栏目，一系列推动马华文坛反思的讨论就此出炉。这就说明编辑具有所处境况的敏感至为重要，虽然故事细节如何发展很难预测，但是必须知道从哪些方面努力。

(3，待续)

(南洋文艺 19/3/13)

纯文学期刊的困境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 

——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 秩序重构

龙扬志博士 【 文学观点】 

事实上，纯文学刊物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面临同样的命运。它从一个侧面证明，需要有更为灵活的方式适应时代的变化，比如娱乐性元素的引入、采稿手段的多元化、加强大众化参与、塑造刊物的亲和力，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文化媒体的运营。

2.纯文学期刊的困境

《蕉风》被视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前沿阵地，在60年代的文艺本土化运动、现代主义论争等议题上开始引领马华文坛，成为一份“重构马华文坛版图”的杂志。且不说它在马华文坛到底占有多大位置，《蕉风》确实构成了马华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蕉风》1955年创刊，存在逾时半个世纪，编辑易动情况很复杂，80年代以来的变动大略如下：1986年张锦忠返台留学深造，由王祖安接任执行主编，王氏编至421期（1988年）由许友彬接编，许编至1991年7、8月号（443期），因待遇过低无法养家糊口，辞去。小黑从444期开始任执行主编，直到481期（1997），此后编务工作由林春美担任，1999年1、2月号出版之后（488期）宣告休刊。之后由南方学院主持复刊的《蕉风》，在出版周期和编辑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学者通常不将它与此前的刊物“相提并论”。

90年代的《蕉风》以1998年为界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很少有人谈到小黑主持刊物的那段时期，叙述缺席让历史归于晦暗，不过后来小黑在《蕉风》复刊后的第500期发表了一篇回顾短文，兼及编辑工作汇报，似乎并未陈述其困境所由。通过停留于刊物上的片言只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编辑方式和刊物生存轨迹。

小黑夫妇接编《蕉风》是他对刊物内心情感认同和前任编辑心生去意的综合结果，这一点在小黑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不过这次人事变更并未提前刊登编辑交接预告。小黑参编《蕉风》一事敲定在许友彬编的443期出版之后，444期卷首“编辑人语”刊登了小黑题为<文学是一种事业>的短文：

和友彬闲聊，他说：

“刚开始编蕉风时，是有许多计划的……”

意在言外，难掩他的无奈与无力感。

我现在的心境和他几年前的积极心愿应该是没有两样的吧：

满腹密圈，要把蕉风办成国内最标青的文学杂志……

然而，要将一分已有优良传统的杂志办得更出色，毕竟是比写一篇满意的小说更艰巨、更具挑战性。我虽然是初涉编务，一向来对文学刊物备加关注，因此略知办文学刊物所须克服的各种难题。蕉风虽然已赔蚀了36年，在短期内经济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倒是如何集合好文章，展现于读者眼前。写小说到底是很个人的事。虽然同样须要策划、部署、营造、执笔、剪裁，写好一篇小说的最严峻考验只在于个人的阅历。编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则是“多角智慧”（众作家）的演绎。

从这则“新人感言”可以看出，小黑对编好《蕉风》踌躇满志，虽然他意识到前任编辑许友彬在介入编辑事务之初也拥有同样的理想，证明他对杂志面临的挑战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接手杂志开始，小黑不断为马华作家打气，希望开创出一种不同的精神面貌，强调编者和《蕉风》持开放、积极的文学观，以文学价值作为选稿的惟一标准。这种“真情告白”式的呼吁，应该是颇能起到激励作用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似乎也很有限。

对于稿件特别是好文章的渴望，一直是小黑任编辑期间情绪流露的重要内容。编刊一年之际，他再次表达了通过好文章使《蕉风》“具有代表性”的强烈意愿：“虽然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在一群‘老’作家的支持与‘新人’的热爱之下，蕉风的稿源还不算太拮据。我们知道，一分杂志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乎它寿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容的文章的文学价值，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作家投寄有分量的力作，蕉风就更具代表性了。”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小黑对过去一年的编辑工作进行总结：“‘双’字虽然是圆满的象征，做为一分‘双月刊’，我们却是不无缺憾的。”在他看来，《蕉风》之所以很难等到好作品，主要是因为双月刊发表周期过长，一般作者文章写出来总是投到副刊以求尽快发表，他以双月刊能保存更久而使文章获得比报纸更大的历史价值“拉稿”，并在文章下方特意声明“本刊版位开放，稿酬千字十五元，短诗十二元。”

因此，小黑作为编辑毫无疑问具有纯正的职业精神，通观他所编辑的《蕉风》，不论是发掘力作、制作专辑，还是推举新人等表达刊物立场、塑造刊物形象这些标志性运作方面，基本是在以传统文人的方式去经营，而这种方式已经在90年代商业社会中很难起到实际的社会效应。

小黑后来分析好稿很难拉到的原因：“在过去6年4个月的编辑岁月里，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获取作者的协助，将最好的稿件投寄过来。当时文坛上正兴起文学奖竞赛，编者必须和文学奖拔河，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他还是推出了一些重要专辑。专辑对于新进作家来说意义深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刊物未必就没有负面后果，毕竟文学平台是天下公器，当一位作家占去整本刊物将近一半的版面，留给其他人的篇幅就非常有限，这样可能造成编辑与杂志严重的单一化趣味。

小黑在编完481期之后发布了一份告别词：

这一期推出彭士驎（翠园）和刘育龙两个小辑后，我和朵拉也将要告别这一张虚设的编辑桌了，从明年开始，《蕉风》将会由新人主持，以崭新的面貌和文友见面，希望明年会是《蕉风》的转捩点，经济上的、稿源上的。

我们是在1991年9、10月号（444期）开始，怀抱着一番理想，接手《蕉风》的编务的，在这期间，获得一班与未识的文友以精彩的文章落力支持，使编辑工作能够顺畅进行，我们谨在这里向大家敬礼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恳切希望有更多优秀作家将作品投寄《蕉风》，数十年来，《蕉风》编者们都坚守一个原则，文章只有好坏，没有门户之分，我们的心愿是将它办成一份标青的杂志，而这个心愿如果得不到作家的热烈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期翠园（彭士驎）专辑中的<孩子长大了>、<听喇叭声有感>、<凤凰箫>等若干篇什，全都是60年代的作品，作者早在1978年即退休，写作对她来说只是“颐养天年”。这意味着刊物确实难以为继，可惜小黑未对刊物的运作思路进行及时反省，他按创作现代主义文学的方式对待编辑工作，尽管他在介入《蕉风》之初本想将它当成一桩事业来经营。如果我们将林春美接手《蕉风》之后呈现的生机来做比较，稿源不足似乎完全能够解决。只能说，小黑足够真诚，但是编辑方式没有找到应对时代变化的口味，虽然不断发出呼吁，呐喊声究竟停留在斗室之内，与时代需要的互动仍隔了一层。

如果说《蕉风》的小黑时代与林春美时代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我们不妨把这种区隔归结为具体操作方式的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本身的结构性症候开始发挥作用。事实上，纯文学刊物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面临同样的命运。它从一个侧面证明，需要有更为灵活的方式适应时代的变化，比如娱乐性元素的引入、采稿手段的多元化、加强大众化参与、塑造刊物的亲和力，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文化媒体的运营。

1997年底，林春美从心灰意冷的小黑手中接过《蕉风》编辑的任务，立即加大对新人的扶持力度，推出“新人馆”和《少年蕉风》。为及时发表新秀作品，采取增加页码的方式扩充版面，这证明小黑所说的成本限制也是有办法突破的。

她主持刊物第3期（第484期）设为“诗专号”，突发奇想设计了“寻找诗人”的游戏，这种颠覆一般编辑理念和风格的做法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惊艳”效果。不过这些大刀阔斧的革新，短期内未能对《蕉风》生存起立竿见影的效果，友联公司决定中止经济支持以后，停刊便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2，待续）

（南洋文艺 12/3/2013）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
——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


龙扬志博士【文学观点】

马华社群的生存语境使马华文学面临多重议题。《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蕉风》作为建构90年代马华文学本土空间的主要平台，其繁荣与困境折射出马华文学的基本处境。以“两报一刊”为对象，考察作品发表、读者、编辑、评价、禁忌等外部因素，有助于全面理解、阐释马华文学话语演变及其文坛秩序重构。

文学空间是一个容纳文学发声、传播及接受的场域，人们以前过于强调文本系统的自洽性，但在商业运作机制中，文学生产、流通、消费链条缺一不可，读者作为文学实现其价值的终端决定因素，反馈作用可以决定文学空间的基本格局，甚至关系空间本身的兴衰存亡。“谁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在哪里说话？发言的场所和讲话的对象影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张京媛语)本文以90年代《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蕉风》“两报一刊”为中心，从报刊与编辑角度探讨当代马华文学空间的运行机制及文坛秩序重建。

1. 马华文学空间结构

旅台学者张锦忠1990年代末接受《南洋商报》文艺编辑关于80年代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主题的采访，在分析马华文坛结构时指出：

至于“马华文坛”，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这样建制起来的：报纸副刊（主要是《南洋》与《星洲》两大报）、文艺刊物、出版社、文艺社团、华文学会、书店、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机构、文学奖等，加上写作人、编者、批评家与作品。引领风骚、带动风潮的当然是报纸副刊及其编者，因为华文报发行量大，是华社读者每天都看到的东西，虽然文艺副刊并不是天天见报。

文坛作为文学空间形式的一种，存在“资格准入”的门槛，因此是一个属于文学场域之内的小场域。组成马华文学小圈子的结构单位（运行系统）按大众化程度排序，前三位是报纸副刊、文艺刊物、出版社。 由于马华文学被在国家文化体系排斥，华文书籍除少部分能获得华社、华团、华校基金赞助之外，其余大多只能以自费方式出版，真正进入文学空间的渠道并不通畅。有人统计，2006年马来西亚出版社出版华文书籍为1000余种，其中教科书、学习图书及儿童书占七成。其余书种数量最多的是历史与文学书，分别约占8.43%和7.4%，也就是说文学书籍年出版量不到80本。据笔者搜集查找，纯文学书籍远低于这个数字，相对于拥有600多万华人的马来西亚，比率很低。自费印刷的个人著作缺乏严格把关，经常出现水平线以下的“杂集”。

文艺刊物对于文学生态所起的角色作用至关重要，除了能提供不受制约的版面之外，刊物周期出版可以源源不断地推出“产品”。期刊运行离不开稳定的财力支持，华文文学既然被剔除在国家文学体系之外，马华文艺刊物只能自生自灭，运营困境是马华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90年代马华文坛先后有《马华作家》（《写作人》更名）、《椰子屋》、《爝火》、《清流》等文艺刊物，其中《爝火》、《清流》仍坚持出版，不过历史都比《蕉风》浅短。

《星洲日报》在1987年10月28日“茅草行动”中被当局以“触犯出版准证条例”为由宣布吊销出版准证，后因常青集团张晓卿收购而得以重生。1988年4月8日复刊时社长张晓卿重申了顾全大局、沟通合作、启迪民智、发扬文化、严守中立、促进文化交流、国民谅解与和睦相处的办报方针。劫后重生，负重前行，副刊以更富使命感的姿态推动马华文学发展。90年代《星洲日报》及时抓住历史机遇，报纸发行量增长迅速，1992年起销量达18万7093份，读者人数66万5000人，一举超越《南洋商报》成为马来西亚销量最多的华文日报。 1995年10月18日连入国际互联网，开马华报纸先河。由于《星洲日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又有一般文学杂志所不具备的出版周期优势，在马华文学生产与传播方面扮演了其他媒体难以比肩的作用。除<文艺春秋>之外，还有<星云>、<言路>、<小说世界>、<星洲广场>等副刊发表文学与批评类作品。与此同时，《星洲日报》组织、打造的“花踪文学奖”，更是整个90年代马华文坛最为炫目的一道文化景观。在文学奖的激励作用下，优秀作品源源不断流向《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作为马来西亚影响力最大的商业报纸， 在文学推动方面与《星洲日报》齐头并进，90年代发表马华文学作品的副刊有<南洋周刊>、<商余>、<小说>、<自由论坛>、<新新时代>等等，文艺副刊<南洋文艺>尤具代表性。1994年张永修从《星洲日报》<星云>转到《南洋商报》负责<南洋文艺>，在张氏策划下，文艺副刊推出诸多专题，聚结了大量作家和学者，《南洋商报》因此成为马华文坛极具人气的文学空间，在华人读者群中获得了广泛的文化号召力。

报纸占尽时效优势，也有自身不可弥补的局限。在消费时代中，阅读必然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消遣性的浅阅读比起严肃文学来更受读者欢迎。作为以商业利润追求为终极目标的大众媒体，为了适应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辑总是希望找到一种折衷的办法，在众口难调的现实挑战面前，副刊只能有意识地通过一些话题引起大众的共同关注。过度追求眼球效应而制造的所谓热点专题讨论，必然会刊发一些虽有论题性但是缺乏思想深度的口水文章，这无形中压制了文学作品的刊登机会。张永修曾经谈到报馆的用稿原则，道出了经济成本与艺术价值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报馆也因纸张成本猛涨而缩减纸张数量，走精写精编，短小易读的路线。文学副刊这个没有广告，不赚钱的版位更不能例外，对于长稿，原则上是尽量少用，或者一概不用。即使以容纳长、中篇为主的小说版，也都转载外国报刊的连载，或刊登由出版社免费提供的小说。本地作家的作品要在此处亮相，如果没有机缘，可不容易。因此，小说家的长、中篇，评论家较学术、较大块头的文学评论，只好转道，另寻出路。”(<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2001)显然，这条出路只能由文学刊物来提供。

（1，待续）

（南洋文艺 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