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修
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相较于之前的十年，是热闹而轰动的。之所以热闹与轰动，源自于这十年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论争。这些论争环绕在几个重大事件，包括：马华文学的定位，经典缺席，选集、大系与文学史的关系，文学研究与道义，中国性与奶水论等。这些论争一个衔接一个，联系相扣，前后持续了整十年。一本收录这十年论争的著作，书名叫《辣味马华文学》，足以反映这些课题之呛。而引发论争的人物主要是几位留学台湾的大马学子，包括黄锦树、陈大为、林建国等；其中，当年仅二十余岁的黄锦树，同时参与了几乎全部的论争。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在南洋称为“烧芭”，意在清除枯枝败叶，以利之后的播种耕作。黄锦树在马华文坛的“放火烧芭”，本意亦如此。只是这种欲借大破达致大立的方式，不为马华文坛保守分子认同，因此他被一些现实派作家蔑称为“烧芭佬”，而与此相关的系列论争，即被称为“烧芭事件”。
烧芭事件的序幕，得从黄锦树对“马华文学”的全称重新定义说起。1990年1月19日，黄锦树发表〈“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建议将“马华文学”的全称，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修改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以他的说法，此举“蕴含着更深更广的文学史关怀，也针对着马来西亚社会仿佛无可逆转的多元分歧性格，企图在文学/文学史的领域里作一点基本的、也是必要的步伐调整。”他探讨当前的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认知与马华文学史视野的问题，并且建议重修马华文学史。不过，鉴于约定俗成的看法，“马华文学”的定义已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而重修马华文学史的建议，亦有着对前辈文史工作者的挑战意味。
然而，真正引燃文坛大火的，还是1992年的“经典缺席”论。发表于该年5月28日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其实是对同月禤素莱〈开庭审讯〉一文的回应，该文提到日本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公审马华文学 ，质疑 “马华文学” 用法的正确性，并质疑其马来西亚属性。黄锦树在回应中表示，马华作家仅仅是在做“拓荒”的工作，没有建树，其“现有的‘马华文学独特性’，究其实只是一个空集”。他指出，现有的文学史也是一部经典缺席的文学史，是“马华文学拓荒史”，而马华作家却在“自我经典化”，并沾沾自喜。面对着“草草种满了杂树的园子”，他说：“我们必须以前行代中一些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为理论上清除的对象”。他以希腊神话盗火神祇自喻，引火烧芭，以便进行另一场“拓荒播种”工作。整修被视为荒废的马华文坛的作为，如野火熊熊烧到马华文坛现实主义的殿堂，让当年文学主流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大怒，而群起反击。反应最激烈的，大概是陈雪风（夏梅）和好些化了一次性笔名的不详人士。夏梅指黄锦树蔑视马华文学，也是“对文学的外行”，还责问他“读过几本马华文学作品”，指他的言论“太狂妄”，给他的寄语是：“不了解与认识马华文学，就不配谈马华文学”。（〈禤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15/7/1992）。
“经典缺席”的风波尚未平息，1995年，陈大为在台湾编辑出版了一本《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入选者18位，其中五字辈诗人仅两位，其余皆是6、7字辈的年轻诗人。这本号称“当代”的选集引起国内文学界对其代表性的争论，而后陈大为在《蕉风》471期发表一篇专门为国内读者而写的“内序”，以为自己的选稿标准作出解释。结果，他对1970年代以前的诗歌“大多是粗糙的呐喊”的看法，以及对一本在中国出版的马华文学选集《阳光。空气。雨水》所收录的174首诗中，“烂诗”与“非诗”占了90%”的强烈评语，却引发了国内文坛更激烈的反应，“马华文学视角和台湾口味”之争由此开端。许多现实主义作者指旅台学者喝台湾水吃台湾米，用“台湾口味”来评量马华文学，有失公平，而提出必须用“马华文学视角”来审视。黄锦树在这事件上亦参与一脚，他反问何为“马华文学视角”？是比较低的要求吗？还是仅接受来自中国学者讨好式的赞美，而排除一切来自旅台学者的负面批评呢？他坚持认为，“马华观点”如果要在理论上成立，其先决条件是“具马华独特性的文学作品要先产生出来，而且，要有相当的数量”。（〈马华文学的悲哀〉，18/12/1996）
1997年11月28日，黄锦树在吉隆坡 “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 上发表了题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与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的文章，大力针砭方北方的“马来亚三部曲”（《树大根深》、《头家门下》、《花飘果堕》），同时对马华现实主义大力抨击，认为马华现实主义在实践上 “彻底的破产” 。黄锦树的挑战式言论，即引发现实主义者以不同笔名在各报言论版以杂文方式围攻。这些文章多不就论文的观点提出讨论，而采取人身攻击，指作者向讨论对象借资料后不懂 “敬老尊贤” ，不道德的将对方贬得一无是处、遣词用字偏激火爆态度傲慢、抢夺话语权并企图击垮敌对派系等等。黄锦树在同年12月15日写了一封信给方北方，说明这一次文学史事件，可以被问题化为“克服方北方”，是两代人之间的正式决裂，“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是文学观点，及对文学生产所有的立场上的无法妥协。”他否定的是方北方作品中的文学性，“却高度肯定了它存在的意义”。对他来说，“克服方北方”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大的心力去从事痛苦的工作呢？他说：正由于“研究马华文学是我辈痛苦的道义”。“方北方事件”是一次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个派系在美学上的斗争。
1997年的“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 上，黄锦树放了两把火，除了“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还有就是“断奶”问题。黄锦树提到马华作家作品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长期“喝中国奶水”，成长需要“断奶”，会上即席引起中国学者江枫反驳。林建国说，此项争执，“表面上事关写作养分汲取上的国别认同，内里却藏有学术阴谋。”指大中国主义者在搞统战，“利用文学不许‘断奶’的课题要大家整队，意识形态上向中华帝国靠拢”。（〈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1/3/1998）陈雪风却指“断奶”的主张，是为了将来的“ ‘台独’的诉求”铺路，“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访谈的补充与解释〉，15/3/1998）“断奶”引发的问题，不只是文化承传的问题，而是中国与台湾的“影响力”在马华文坛较劲。
黄锦树在点评林幸谦的诗作提到“中国性”的问题，探讨中国对马华作家的影响。他说：“身为华人，无可否认的我们都必须不断的反省华裔集体的文化属性及存在情境；华文书写者甚至每一度进行书写都是一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征战——与‘中国’的战争。” （〈中国性，或存在的历史具体性？〉，26/9/1995）他劝诫马华作家，必须走出中国影响，树立自己的独特性，别“仅仅在别人的同情里赢得自尊”。（〈马华文学的悲哀〉，18/12/1996）
“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过后，黄锦树1998年写了〈烧芭余话〉，记录当年“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场发生的事故，文章充满火气。之后将〈草草〉和〈马华文学的悲哀〉 ，还有〈告别教条主义〉、〈也算流亡？〉及〈流亡、边缘与本土性〉等六篇文章一并归为 “烧芭余话”。据黄锦树2019年出版的《时差的赠礼》一书提到，这系列文章多年来都没有收进他自己的论文集。他说，“大概我自己也很想把他们忘了”。
黄锦树是个争议对象，是马华文坛烧芭的“纵火者”，不过他也是“播种者”。他“企图从域外盗来他乡之火，以照明故乡的黑暗”。希望马华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潮中，凭真本事而让世界看到马华文学。烧芭事隔二十年，马华文学已经脱离 “草草种满了杂树的园子”的“拓荒时期”，出现了新的景观。
延申阅读：
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辣味马华文学》（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2002）。
黄锦树著《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台北：麦田，2012）。
黄锦树著《时差的赠礼》（台北：麦田，2019）。
收录于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主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