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

祭祀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顶着一篮信仰,神的光
让幸福,一阶梯
一阶梯
从山上摇晃到了人间

清晨的露珠却沾满法喜
如天地走在
虔诚的瞳孔里面

(佛仍然静坐心中
不曾走远)

一阶梯,一阶梯的希望和爱
填满了人生的
空白,在往上或走下
旅程的音街
正在谱写
未来命运长长的方向……。

(商余,26/5/2015)

我时常经过这一带

马盛辉【诗】

我时常经过这一带
豪宅废矿木寮与工厂
同时存在     剪接明快
零星的野草如风中的乞丐
肥沃的阴沟长出野菜
抗议着品位的败坏

我时常经过这一带
枯树有人膜拜    经书有人分派
神像有人拍卖    魔鬼有人佩戴
垃圾与尘埃一样悠然自在
野狗老鼠与乌鸦互相诬赖
甚至还有被丢弃的环保袋

我时常经过这一带
连无事也觉得像个无赖
他们说这是每一座城市
疏于防守的边塞
远在历史之外
无从也无需交代
连真相也没有    又哪来的掩盖

我时常经过这一带
想象水泥和森林如何做爱
如何遗下这条龌龊的文明脐带
不知不觉地
爱上了这一带
爱上了它诱人的
破落残败
连带觉得自己很帅
跟着一群恶少
装前卫搞古怪
我只是经过
但是,我属于这一带

(南洋文艺,26/5/2015)

味来城市之食装表演

吕育陶【诗】

周日,远方堆着棉花糖的厚积云
午间有雨
浇下微酸的柠檬水
窗外城市插满高耸的玉蜀黍
法式面包、九层糕
白萝卜

电视机是食器时代的布道者
没完没了的美食节目
廿四小时播放食在的福音
我举起遥控器
按钮都是

鸡仔饼  河粉  蛋挞
卤面   红豆冰 沙爹
肉骨茶 潮州粥 椰浆饭

画面尽是
螺丝钉的意大利粉
鲜血淋漓的批萨
夹满动物脂肪的汉堡
或者
啊,古早味的手工诗
炭烧散文集

必有老者娓娓道来炉灶烤焙过的金黄岁月
必有怀旧的镜头深情地舔过
摇摇欲坠的老店铺

而报章,为了更贴近民众的味蕾
服务空虚的胃囊
安抚寂寞的肠脏
不得不
聚焦食效
笼络食匠
食现了全彩的食装味觉
成批小清新小确幸
按照电视频道和副刊截图
仿佛东征的食字军
蜂拥至每座城镇
展开小旅行
尝遍指定的
古早、手工、慢火、先辈的味道

他们掏出两千万像素的旗舰手机
将食物的遗容灌进
相机的食道
熟练地
把复制的电视画面和杂志插图
搅拌到脸书、推特、Instragram
充满酱汁浓汤高血脂的疆土
食行了食装味觉丰满的一生

来,跟我念:

石室湿,氏拭室。
氏始试食十狮尸。
食时,始识十狮尸,实是十石狮尸。

誓拾狮尸嘶嘶食

(南洋文艺,26/5/2015)

本头公巷的说画

戴大伟【诗】


只不过一次错误的出游
贪玩如我,一个炎热的时代
被杰克的笔,卡在时光隧道未来的出口
热带的长夏
没人察觉,逃逸的冷
藏在眼神深处
静静用最怀旧的笑容,骗取
一亿个谷歌的点击

没聘保镖前那么一次
蒙面飞车党飚过
淋了我们一包咖喱汁
洗了好久,时针都走不动了
我和弟弟却变得更有气质
如果靠近这个秘密
你将会嗅到
政治的气息

(南洋文艺,26/5/2015)

理论与我_下

李有成【文学观点】
李有成(右)与詹明信合影(1990年左右)

理论也应该教会我们反躬自省,培养我们自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批判性思考处理外在现象不难,要以之自省,甚至因此要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就未必那么容易。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自传研究。由于理论的语言转向,学术界仿佛找到新的助力,重新激起研究自传的兴趣。当时以新的理论研究自传刚刚起步,可以挥洒的空间很大。我主要参酌巴特与德希达的理论,希望能建立一套可长可久的自传理论,然后以这套理论处理几个自传文本,包括〈五柳先生传〉、《马尔孔X自传》(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巴特论巴特》(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等。这几个文本在形式、结构及题材上可说天差地别,我故意选择这些文本测试我的自传理论。现在想起来整个论证还颇为复杂,由于语言的介入,我视书写为去中心的活动,因此意符与符意之间的关系相当武断,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互为关连,却也未必彼此约束。这就是所谓符号的自由浮动。当时年纪轻,记性好,理论和文本也读得很熟,论文动笔后进展甚为顺利,每章大约写了50页,包括析论陶渊明那篇只有短短两百字左右的〈五柳先生传〉。
这篇论文可以反映当时理论的语言转向。我的后结构主义自传理论经过上述3个文本的考验,应该可以站得住脚。我甚至将〈桃花源记〉与〈五柳先生传〉一步步解构,使之成为貌似德希达式的文本。不过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并非没有疑虑,尤其是到了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我其实面临数年前撰写硕士论文时的理论危机。

我的形式主义时期

我处理的3个文本不论风格或形貌无不大异其趣,而我所仰赖的理论却有办法将这些文本一一驯服。因此我又一次反身自问:我是否把这些文本过度简化了,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我对待这些文本的策略会否流于粗暴?
此外我还发现,理论的语言转向使我的论文偏向形式主义。文学当然是语言的构成,但语言本身还有其他负载,我所服膺的理论对处理这个层面似乎力有未逮。在反省从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几年所学习的理论时,我称之为我的形式主义时期,至于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那是我以后才有的体认。
那时我觉得自己迫切需要补强的是有关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其实我曾经一度对以思想史研究文学深感兴趣,还读了勒夫乔伊(Arthur Lovejoy)与史毕哲(Leo Spitzer)等的部分著作,不过后来自知自己的西方旧学根基不深,最后只好放弃。不过在修读学位的最后阶段,我已经开始接触后殖民论述,陆续阅读法农、詹姆士及早有诗名的塞杰尔,在理论方面开启了另一个窗口。
毕业后我获得一笔奖助金,到美国杜克大学进修一年。那一年我除了上课,就是躲在图书馆的小研究间看书,在知识与学习上过得非常充实。我心无旁骛,全力研读法兰克福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去罗曼斯语学系听一位法国学者讲符号学。我记得在读符号学的历史与理论之前,我们先讨论了艾可的《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30年前的杜克大学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被鼎称为理论的三大重镇,有不少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家,往来拜码头的重要学者更不在少数,看多听多,我的眼界大开。这一年的学习使我在理论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甚至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我的体认也与过去略有不同。这并不表示过去所学的理论一无是处,其实这些理论都是了解文学的不同路径与方式,有洞见也有盲点,有长处也有短处,是我们所累积的理论资本,也构成了我们阅读文学的传统。

理论训练批判性思考

我的粗浅体会是,理论不仅是我们掌握文学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理论也训练我们的批判性思考,让我们可以比较不那么偏执,比较开放地思考文学或其他知识传统,乃至于文化与社会现象。理论也应该教会我们反躬自省,培养我们自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批判性思考处理外在现象不难,要以之自省,甚至因此要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就未必那么容易。如果像魏廉思在〈后理论世代〉(“The Posttheory Generation”)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批评方法与理论模式每隔数年就是另一番景象,那么我们要如何自处?——今年这位理论家?过几年另一位思想家?再隔几年又换一位哲学家?
在台湾大学硕、博士班授课的最初几年,我的课程都与当代文学理论有关,教学相长,确有其事,我也因此开始有意识地形塑自己的批判立场,自己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理论。对我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到了某个年龄,我应该清楚自己在学术上要做些什么,要怎么做。换句话说,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poetics。我思考自己关心的议题,以及处理这些议题的理论,我发现自己心仪的还是英语世界几位较具亲和关系的批评家,诸如威廉士、萨依德、詹明信、伊格顿等。他们的理论多半大处著眼,气魄恢弘,语言典雅而通透,论证往往直指核心,不只是文学的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更是理论之为文学(theory as literature)的典范。而且他们的理论立场一以贯之,一辈子坚持,没有多少改变。
我教理论课时,常以他们的重要著作为教材。那时性别研究的著作尚不算多,我有几次用了蜜蕊(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欧陆方面,我在知识与性情上则较偏好班雅明、葛兰西、阿多诺、阿图塞、克莉丝蒂娃等,上课时也不时采用他们著作的英译本。理论立场一旦形成,其他理论当然可以挑战,也可以补充或强化我的理论立场。
这几年在不同场合我常被问到理论的问题,尤其在年轻学者与研究生身上,明显可以感觉到对理论的焦虑。我也约略知道,他们心中的理论指的就是当前三几位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与观念。我不清楚这种焦虑从何而来,也可能这种焦虑不是我们的学术社群所独有。理论非常重要,我们有时也许忘了,文学内部——文类、文学史、文学影响、文学翻译等等——就有很多理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甚至帮助我们处理某些学术上或政治上的困惑。不过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自己的问题何在,才知道要求助于何种理论。学习理论最终还是为了启迪我们,帮助我们思考问题。

特定社会与历史环境的产物

理论因此有其文化的独特性。举例来说,在1980与90年代,克莉丝蒂娃一再析论陌生人的角色;德希达也反覆论证如何待客,如何悦纳异己;列维纳斯则以伦理学为其哲学基础,畅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哈伯玛斯更主张要包容他者。这些分属于不同思想家的理论几乎同时登场,显然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有相当实际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的。他们的理论其实主要是在回应欧洲社会日益棘手的移民问题;换句话说,理论往往是特定社会与历史环境的产物。仔细想想,过去数十年所蓬勃发展的大部分理论莫非如此;就此而言,理论其实也隐含萨依德所说的现世性(worldliness),或者我念兹在兹的淑世功能。即如齐泽克、巴迪欧等的若干理论,多少也是在回应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现实。萨依德很早就在〈旅行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一文中提醒我们,一位批评家“应该要有能力看到理论的局限,如果未加批判,未加限制地重复使用理论”,那么所谓理论的突破“很可能沦为陷阱”。当我们在某位思想家的研讨会上发现,许多论文在讨论不同的文学或文化文本时,来来去去就剩下这位思想家广为人知的几个观念,我们或许应该稍稍停下来认真想想萨依德的话。
(下)

(南洋文艺,26/5/2015)

先利其器_下

温祥英【散文】


买书买的很杂,就像文盲,凡见到有字粒的纸张,就虔诚地膜拜:中国四大白话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连去加冕游泳池游水也携带,在池边追看),《红楼梦》则到现在也读不下去; 翻译小说(俄国的大块头,如《死魂灵》、《战争与和平》、美国的《飘》等),诗歌(普希金的,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似乎中文程度比英文好);马华作品。换言之,逢书就买。
结果是堆满一个书橱又一个书橱,有些,尤其功课上要用的,就装在皮箱里,随我来去马大,以及槟城的三、四处住家。全部都看吗?别开玩笑咯。当然,迷恋某作家时如巴金,他的每部著作都买,都看,连ghost-written的都买,看了才知道上当。简直是乌金乌金,越看越入心。不合心水的呢,则搁下,当年时间大把,往后经历多了,可能会体会更深?现时却是时间不多,花不起冤枉的光阴。
过后,这些中国的,俄国的甚至马华的书,都送了给人,遗下的,也大半被白蚁噬得七零八落,留下的,大多是英文书。(难道白蚁也只懂中文?)近年所买的,也大多是英文书,从慈善商店买的二手书,或书店大减价的经典。
以这种中文背景,目前要写一篇短短的杂感或随笔,也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不是为了要做考察或研究,而是查字典,中文的,以及英中的,时常再查汉语拼音。(以前以笔写在稿纸上,反而没那么麻烦,因为很多字会写不会读。)
开始写作时,方天曾说我的文字清新,实则因为自己程度不高,许多陈词烂调,或必学的成语之类的语文,都没有学过,所以不会用。

作者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中国厨师可以一刀走天涯,技艺表演者,如那群赤裸裸的日本男人,一边跳舞一边以纸扇遮蔽隐秘处,又或那两个法国男人,也赤裸裸的,同样地边跳边以白浴巾遮蔽私密处,再或如那日本女人,以长竹枝搭架,承载那轻轻的白羽毛,以及其他艺人,能以一技走江湖。可是,写作者的文字,却不能像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五十年不变(香港最少还有舞照跳,马照跑)否则,读者一看到作者大名,就避之如避瘟神。所以文字清新,并不是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成就,六十多年咯还不忘提起。
文字应该随人物,随故事而有所不同,如贩夫走卒与大学教授的用语,或如喜剧与悲剧的字眼与节凑,都应该有所分别的。而本国,情形更复杂,除了民族多元,各自语言不同,虽然各族间有通用语(难怪马华文学鲜少出现友族的角色:请问有多少人会印度话呢?虽然在乡间,华印通婚是常事),就是华人也籍贯不同,虽说在某些区域某籍贯语凌驾其他方言,如槟城由福建话做通用语(我惊见许多操福建话的,居然是我“骑马过海”的新宁同乡),如怡保和吉隆坡则广东话“话事”。虽说我们是以中文写作,而受到规范化的压力,但我们该怎样把本国的多元种族呈现出来呢,以便读者一看就知道这篇作品不是中国、或台湾或香港的,而是堂堂正正大马制造?我们面对的难题是,大多方言是没有文字的,所以要写也写不出。
有人会反对,说若加入方言,中文就不规范,就不是所有读者都能了解。那是读者的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作者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读者不是如此废材,若想读懂某部作品,只会寻找那些方言的意思:网络那么方便。
(下)

(南洋文艺,26/5/2015)

记忆在历史的夕雾迷园中穿梭

张锦忠

小说回顾历史,将历史事件嵌入云林的回忆、追寻、重访,里头有大叙事,也有小掌故。

马英小说家陈团英(Tan Twan Eng)的《夕雾花园》(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赢得华德·史考特历史小说奖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本长篇小说分26章,随着故事展开,历史事件有如砖砖瓦瓦,一块块,一片片,有棱有角地拼凑出一幅日军南侵以来的“马来西亚历史”的风貌。小说回顾历史,将历史事件嵌入云林的回忆、追寻、重访,里头有大叙事,也有小掌故。云林在1951年10月初抵达金马仑高原,造访长辈马久巴茶园园主麦格纳斯,时值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殖民政府正与马来亚共产党人作战,于是我们看到浓缩版的《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小说中人甚至提到汉素音也到过金马仑高原一游。
陈团英书写马共,也不离驳火、暗杀、残杀、报复、背叛、招安、出卖等事。当时马共被英国人称为“共匪”与“共产恐怖分子”(CT)。云林跟有朋见面那天,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葛尼(Henry Gurney)在福隆港路途中遭马共伏击身亡。葛尼遇害之后,继位者为邓普勒将军,也曾造访马久巴茶园。邓普勒强化布离斯计画(Briggs's Plan),以断绝马共的粮食补给,并将新村分黑区白区,马共气势渐衰。彼时园丘多有受马共袭击之虞,马久巴茶园也不例外。

无意经营小说布局

某个雨季,果然有马共的叶司令率众前来夕雾花园与茶园掠夺钱粮,并逼问有朋与云林传说中的“山下黄金”藏处,最后带走了麦格纳斯。等到雨季不再来的时侯,有朋一个人走人丛林,从此没有再回来。
《夕雾花园》固然叙说一个聚焦于云林与有朋的故事,但谈不上高潮迭起,显然陈团英无意如此经营小说布局,也无意写本马英小说版的《达文西密码》,他比较像是在书写一本记忆与遗忘之书——夕雾花园到头来就是一座记忆迷园。
“夕雾”其实别有典故。中日战争期间,航向上海与杭州的驱逐舰就叫“夕雾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夕雾号从海南岛驶向南中国海,护送准备展开侵略马来亚的军舰南下。陈团英选择“夕雾”为花园的名字自有其暗喻:有朋的花园乃另类吹雪型驱逐舰。

忆还会找到出路

小说中的女主角云林走过她的人生,也历经马来西亚的历史岁月,但是陈团英对马来亚紧急状态着墨最多。有朋失纵之后,云林走出迷园,此后30余年,历经国家脱殖独立、马来西亚成立、五一三种族冲突惨案、新经济政策等历史事件,但这些宏大叙事并非小说的关注,在书中多半付之阕如。云林在日侵时的遭遇并不为人所知,直到同僚首席法官阿都拉在欢送她退休的演说中公开提及。
当然,尽管多年以来她选择了遗忘,但“记忆还是会找到出路……开始挣脱桎梏”的。无论如何,一旦开启了记忆斗室之门,就不得不再度面对失去与创伤的痛苦,直到失忆,或“躁动不安的心慢慢静止”。

(商余,25/5/2015)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

理论与我_上

李有成【文学观点】

李有成(右)与萨依德合影 (1992年)

我求学的年代正好是所谓大理论(grand theory)日正当中的年代。按伊格顿(Terry Eagleton)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的说法,“当日常的社会或知识实践已经失灵,出现麻烦,且急需自我反省的时候,大型的理论就会出现”。大约自1970年代之后,许多重要的名字几乎同时上场,一时之间风起云涌,整个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赫汀、葛兰西、卢卡奇、阿多诺、班雅明、李维史陀、巴特、拉冈、阿图塞、傅柯、德希达、哈伯玛斯、克莉丝蒂娃等等可以说是人文科学许多领域里家喻户晓的名字。即使是对理论没有兴趣的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不免会听到其中的若干名字。这是欧陆,而在英语世界,当时还有影响力日增的威廉士、詹明信、萨依德等。

这真是有趣的时代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1920与3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和布拉格语言学派(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也许是冷战的关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两个理论学派的了解相当有限。当然后来我们更接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植于第三世界反帝与反殖民政治的后殖民理论。法农(Frantz Fanon)、孟密(Albert Memmi)、塞杰尔(Aimé Césaire)、桑果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詹姆士(C. L. R. James)、蓝明(George Lamming)等是另一批耳熟能详的名字。
至于霍尔、史碧娃克、峇峇等的理论则是较后来的事了。台湾的情形尤其特殊,一直到解除戒严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公开且较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却发现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莫芙(Chantal Mouffe)等人已经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了,虽然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仍然有人沉湎于冷战时期反共的鸟笼思维中。总之,仅就理论而言,套用已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其回忆录中的话说,这真是有趣的时代。
1980年代中期,随着巴特、阿图塞、傅柯、拉冈等先后弃世,大理论其实开始日渐式微。2003年9月25日萨依德病逝纽约,2004年10月8日德希达于巴黎辞世,在象征意义上等于宣告大理论时代的结束。

大理论时代结束

有时我们可能忘了,德希达在约翰霍普京斯大学发表他那篇批评李维史陀的著名论文〈人文科学论述中的结构、符号及戏耍〉(“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理论的确跟着我们够久了。大理论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这种规模与野心的理论也许一时再也不容易看到,有些学者如魏廉思(Jeffrey Williams)甚至认为,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后理论(posttheory) 的世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此松一口气,从此可以不必理会理论,然后回到伊格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开头所说的“前理论的天真无邪的时代”。
理论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成为许多学术领域里必需的装备,甚至自成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理论改变了整个人文科学,也改变了我们了解文本、了解文化实践与社会现象,乃至于了解世界的方式。理论不会消失,只会以不同的面貌不断出现。
我很幸运,在我求学的阶段有机会相当系统地接触到现代理论。从大学到研究所,十几年间我在不同阶段接受不同的理论训练,从新批评到后结构主义,西方数十年的现代理论发展,全部挤压在一起轮番上阵。我记得很清楚,念大学时除了选读从伯拉图以降至新批评之前的西方理论外,现代理论的重点主要摆在新批评、心理分析(佛洛伊德与容格)及神话(原型)批评等。
以新批评而论,当时我很认真地读了些艾略特、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并且还旁及瑞恰慈(I. A. Richards)、李维思(F. R. Leavis)与燕卜荪(William Empson)。此外在上诗、小说及戏剧等文类的课时,我们还用了当时流行一时的新批评教本,包括《了解诗》(Understanding Poetry)、《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及《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等,有理论,有演练,因此对新批评的来龙去脉相当了然。读神话批评则专注在傅莱(Northrop Frye)的著作上,特别是他那本体大思精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我读过不只一遍,深为他的博学所折服,因此等到写硕士论文时,我就选定神话批评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同时还补读了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佛瑞哲(Sir James Frazer)、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等人的部分著作,也因为对神话学产生兴趣,这时才初识李维史陀。

以神话批评去处理

我的硕士论文讨论索尔贝娄(Saul Bellow)早期小说中的追寻(the quest)主题,这是神话批评的核心关怀,写得颇为得心应手,相当顺利。不过在写完第二章之后,我却有些犹豫了——倒不是没有材料可写,或者不知道怎么写。在写论文之前我已经熟读索尔贝娄的小说,深知他的每本小说各有差异,有的甚至相当复杂,关怀也不尽相同。当我把这些小说的主题浓缩为追寻,我等于把小说中许多繁复的元素都简化了。这样会不会对这些小说造成伤害?会不会忽略了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唐吉轲德》是追寻,《西游记》是追寻,《顽童流浪记》是追寻,现在索尔贝娄这些小说也是追寻,我发现,只要我以神话批评去处理,许多文本都会变成追寻。我对这些文本会否过于粗暴了呢?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是否有什么问题,让我把复杂的文本过度化约了?

碰上理论的语言转向

论文当然最后还是如期完成,但我的疑惑仍在。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理论的危机。等到撰写博士论文时,类似的疑惑再度出现。在博士班念书阶段正好碰上理论的语言转向,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语言学派,到巴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我们尝试厘清这些理论的系谱关系。尤其读到俄国形式主义时,我惊喜不已,原来早在1920年代前后,许多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俄国形式主义者都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心全力处理文学的内部问题,功夫远在新批评家之上,他们的雄心在建立文学研究的科学。掌握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我后来理解巴特的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帮助很大。在此同时,我还修了一整学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诗大序〉一直读到清代诗学与小说评点,对中、西方的理论发展有了一些比较的认识。
(上)

(南洋文艺,19/5/2015)

换把鲜的

胡坦【诗】

花凋了  换把鲜的
你来了  走开
至少还有一把鲜味儿
给你  带走
因为我  什么也没有

(南洋文艺,19/5/2015)

孩子,不要看

周若鹏【诗】

孩子,别开头
不要看大人吵架
虽然他们在争夺你
身分的未来
灵魂的未来

孩子不要看大人
如何都变成技安
抢夺麦克风
把爸爸 爷爷 曾祖
辛苦建设的校园
独霸成个人的舞台

课室门上挂着爷爷的名字
他们视若无睹
礼堂横匾是曾祖的名字
他们视若无睹
蟹行的文字渐渐围堵
他们视若无睹
忙于争论批文和地位
那些别人施舍的尊严

孩子你看清楚
那些头上的名字
一笔一划  写好自己的
那些大人吵架
不要看
你的未来唯有靠自己
一笔一划的
写出来

(南洋文艺,19/5/2015)

一石二鸟

   
沙河【诗】

(1)鹅卵石
流水要为月亮塑像
以岩石拟了雏形
温柔的水纹磨着雕刀
把所有的菱角削成时间的碎屑
时间从未缺席  流水不曾停顿
天边月亮
却始终望不到自己的雕像
只隐约瞥见水草中
供着一粒
椭圆的舍利。

(2)猫头鹰
总在想方设法摆脱
这不兽不鸟的形象
摆脱人们鬼魅和阴晦的
偏颇联想
改变潜行暗夜的习惯  可是
纵使撤掉黑夜
移走整座树林
再藏起那对翅膀
也叫不出一声
妙 ——

(3)麻雀
在太阳下跳着走
在细雨中跳着走
在草地上也是跳着走
在嗮谷场上更是跳着走
不懂得什么叫漫步
也不会彳亍徜徉
雀跃并非显露欢愉
蹦跳也不是呈现童真
仅仅是一个生理缺憾  告慰的是
永远不怕患上关节炎。

(南洋文艺,19/5/2015)

内在风

邢诒旺【诗】

走在风中
变成书法:
我的身体是不断消失的笔划

一种内在的启动
使你不再服从
外在的季候



(南洋文艺,19/5/2015)

先利其器

温祥英【散文】

既然决定(不对,不是决定,是种非常自然而然,甚至可说理所当然的选择;选择也不对,因为开始写作时,我才读Form II,英文程度好不到哪儿去,每每都要把生字以及从字典查出的意义,抄在簿子上,时不时查看,因为不久就忘了。而中文,虽说才到母语下午班开始学,但我当年的背景与大环境,使我顺其自然地),以中文写作,我另一遗憾是,这五十多六十年来,没有好好的增进我的中文驾驭能力。我的程度就停留在夜学初中一。(不,也许更差:很多以前会读会写的字,都交回夜学老师咯。年纪大,也变成我国许多政治家,那般脑残了?)
母语班的课本,由新加坡编印,只记得提到巴西班让。导师身材不高,穿白色短袖衬衫和白色短裤,因肚子圆滚,敷条裤带;头梳咖哩卜。忘了是每周一次还是两次,每次一个钟头,导师的津贴是两块半。记得有次作文写下雨天,曾提到农夫祈雨,胶工咒雨,导师的评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夜学则每周5次,7点到9点,科目几乎与日校相同:中文、历史地理,还有珠算和尺牍。后两科没有用心去学,现在后悔莫及。最少若要写篇以书信为体,战前背景的小说,尺牍会带来某种真实感。(当时认为老套,不再适用。殊不知,要写小说,什么咸鱼虾米都有用。)
教历史的,是位胖胖的老师,有次说观音在印度是男人,越过边境到中国,则变成女人。我们取笑他:当时我是非洲和尚,自以为是。殊不知中国国情不同,是入世的,得救了尚回头来救人。而转为女人,更为救苦救难,慈悲为怀。中文则由戴润霖级任负责,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一。他,以及杏影,使我认清,写作不是凭空虚造。小说虽说是虚虚实实,但实的部分,不能与事实相违。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花那么多时间去做探索,去做研究。同时,文字必须有所指,而什么“光明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究竟意何指呢?

书令我发现新世界

当然还有书:书使我大开眼界,书令我发现新世界。开始时是伙计们借阅的旧式武侠小说,洪熙官啊、方世玉啊、黄飞鸿啊等(新式的,要等到认识了麦秀后,经他推荐,才开始迷上古龙,从《流星·蝴蝶·剑》开始,逢他的作品都买来读。他太注重情节,越复杂越好,复杂得连他都不知如何继续,所以结局不了了之。之后转去看金庸;虽说每部都有历史背景,但都似乎在真空中扮演:也是靠情节的离奇取胜)。也不知如何弄了两本色情小说,决然把它们毁了。
年纪渐大,也就outgrow这个阶段,开始自己买书。卡尔顿戏院与丽士戏院中间的莫拉(Murah:公市)有两间书店,如没记错,靠丽士戏院边的是文化,靠卡尔顿戏院边的是汉英。我比较喜欢去文化,它老板瘦瘦,为人比较好相处。(莫拉里还有一位外江铁打佬,他女儿可能读修道院,但有一次什么神诞出游,她在罗里上扮演老翁背女。当时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她长得美——她们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不敢惹,总觉得她像箭猪,满身是刺:江湖儿女毕竟比同龄的更成熟,虽不必更圆滑,但肯定更世故,更见过世面——而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民间艺术。)他曾赞许我在《星洲日报》〈星云〉版上发表的3篇散文:〈邦咯岛,我又来了〉;另两篇则记不起题目了:一篇关于十八丁的,再一篇关于信任——小孩子把手搁在你掌心中,任你带他到天堂或地狱,都不会发问:他相信你不会伤害他。

买香港翻印的中国书

当年书籍便宜,从几毛钱或块多钱买到一本,到几块钱买到整套厚厚2本或4本俄国翻译小说。不过,当年一碗单扭,也不过3毛钱,加云吞或孖扭才5毛钱,吃得肚子饱饱,比书本更实际。而当年的稿费,千字也不过3块钱,最高5块钱。可是我们好书的,总是以买书为重。买的是在香港翻印,或重印五四后作家的作品。(红色中国的书不能输入,就从香港运来的,也受严密检查:我就曾买到一本后封面以紫色笔写满书内容的书。而陈同学,因从英国订阅《美丽中国》被叫到政治部查问。)所买的,也大多是所谓写实派的作家,鲁迅啊、郭沫若啊、茅盾啊、萧红啊、老舍啊等,但我比较倾向巴金、沈从文、张天翼、靳以等。那些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或新月派的,则没买,而有次我把两本高原出版社的书,送了给李伯。
(上)

(南洋文艺,19/5/2015)

梁园之死扑朔迷离

林放
梁园遗照

      出事当晚,刚巧一位陈姓同事以电单车载送,半途遭持硬物的凶徒往脑后砸,他摔倒,同事逃脱报警求援。闻讯者回到现场,却看不到他的踪迹。后来前往他的住家敲门没有回应,由人翻墙破窗进入,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已处昏迷状况。


梁园,一位痴迷文艺写作的青年作家。在1973年11月13日深夜遭到歹徒硬物袭击,因脑死而在医生的建议下,由家属同意忍痛关掉氧气输送管,于同月16日离世,终年35岁。
他当年在八打灵再也的《新明日报》任编辑,值夜班时总是赶上最后一趟巴士回家。出事当晚,刚巧一位陈姓同事以电单车载送,半途遭持硬物的凶徒往脑后砸,他摔倒,同事逃脱报警求援。

负伤步行回家

闻讯者回到现场,却看不到他的踪迹。后来前往他的住家敲门没有回应,由人翻墙破窗进入,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已处昏迷状况。很多人搞不清楚他怎样撑住伤痛回到家,因为他的妻子返北马产后坐月,门是由内上闩。但知道这位个子矮小,内心力量强大的他,可能自以为是小伤而死撑硬顶,步行约一两里回到住所入寝,其时已脑溢血。
为什么他无缘无故遭受袭击,事隔40多年之后,有关谜团还停留在当年的揣测而理不出头绪。出事当晚,他是少有的情况由陈姓同事载他,因此,如果行凶者以他为目标,就会跟踪他习惯上搭巴士的路线下手,为此,人们怀疑凶手找错对象。而梁园逝世之后,陈姓同事也没进一步说明案情来龙去脉,从此脱离与报界的联系。据悉他吃长斋以表深疚自我救赎,是否如此,也说不清楚。

多方揣测

案情也推测梁园在当年曾以在教育界的服务经验,撰文批判不少校长在买办上收取回佣的贪腐现象,但是否导致杀人灭口的动机,看来机率低微,因为他只是论及学校中的贪贿,并没有指名道姓。此外,当年报馆的劳资合约在谈判阶段,梁园身为会员坚持争取员工的福利,寸步不让,有人认为他口舌招尤。
在70年代,马共还在大马活跃。据知,梁园曾评论过马共内部派系军政分裂,肃清敌奸、敌特、内奸、叛徒等反革命分子的渗透和破坏。在那个脑热年代,马共的支持者各为派系效命,容不得任何公开的谴议,到底当年梁园是站在哪一个角度评议马共的分裂,此时已无印象。至于他的死是否与马共有关,至今仅有少数人按照当时的环境,以阴谋论臆测。最后的结论就是一桩冤死的命案。

提倡本土背景作品

梁园固然有中国情意结,但从他联手创办《海天文艺》月刊的主旨却充满爱国激情,不断向人灌输凡写小说,应以大马本土为背景以彰显马华文学的特色,跳脱来自香港和台湾文艺创作的影响和束缚。为求精进,他苦修马来文和爪夷文,希望以华裔身分与马来文坛并驾齐驱,他怀抱的意志和取向,至今还找不到有同一个梦想的实践者,他曾出版中篇小说《鬼湖的故事》,一书成名,印象中也有《最后一根火柴》著作,反映乡土风情。
在70年代前后,香港著名作家徐速主掌《当代文艺》月刊,梁园以获得港产文艺刊物采用本身的作品为荣。其时,梁园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受到徐速的赏识,是极少数跨越到香港占有一席之地的大马作家。由于《当代文艺》的流传有所局限,梁园为马华文学开荒拓土的功绩并没有像今时受到吹捧。但在当年文艺圈内,很多文艺青年都对他的才学赞赏羡煞。

(商余,18/5/2015)

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

大象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有大象从马戏团出走,那长鼻
卷起球
把孩子的眼睛挑向了天堂

所有出走的大象列队进入明信片
在梦境边缘
沿着虚线行走,穿过
丛林,向文明的国度  前进

高楼的天空,川流的车
轻快铁划出了霓虹闪烁的银河
汽笛催促起程哟
灯火迷失在黑暗荒原的阡陌

大象回到了熟悉的山脚下,拖着
一座座森林
缓步向一条被放逐的河
人类的家

此刻,夕阳挂在大象的眼角
柔和,泛着
黄昏里一滴微微的泪光

(商余,12/5/2015)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

半山·烟花·夜

何启智【散文】
  
已经想不起再以前的国庆日是怎么度过了。大概只和一般的假期一般地过吧。但在我进大学前的两年,经由朋友的建议,我们终于做了能让自己一直记得的事。
那是读着中六的时候,2003年的8月30日的夜晚,我、哥哥、几个年龄与我相近的同学兼武术同门,齐聚在武拉必的山脚下,然后准备前往目的地——那半山的庙宇,只因为有人说,在那里可以看得见烟花,同时不受人潮干扰。于是我们把车停在某处,然后沿着草丛旁的小路前进。开始上斜坡时,好像有些野狗出现对我们狂吠,但实际情形我忘了。我只记得我们一直说着无关痛痒的事,开彼此的玩笑,一路气喘喘地,然后就到目的地了。
接近庙宇时,山坡上跑来了一条狗,我们起初还颇警戒,但它倒是挺友善地,走到我们面前,就回头走去了。我们跟着它,终于抵达庙宇。那时还未到午夜12时,我们在庙宇的凉亭那儿,吹着风,继续聊着上山途中提及的那些琐细而无意义的事——内容呢,我早忘了。从凉亭正眼望去,可以看到分开槟岛与半岛的海。而斜右面呢,大概就是北海了吧。当时没什么风景好看的,四处都黑漆漆。
忽然远方一道小小的火光升起,比蚂蚁还小的火光,在北海上空爆开。接着槟岛那儿也开始放烟花了。后来我们斜左方也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烟花,同伴猜测,是在威南一带。
烟花在空中一个一个地绽放,有人拿起手机来拍摄,但我肯定那效果很差,因为那个年代手机的夜间拍摄效果并不理想。看完了烟花,我们就要下山去了。之前领路的狗,依然走在我们前头,好一段路途之后才回去庙宇。
下山之后,除了全身的汗水,我们再没有得到别的实际上的东西,然而隔年,我们还是一样,在国庆日前夕,上山看烟花。
再过一年,我就进了大学。此后的国庆日,我都像是一般假期似的度过,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我总会在那时候,想起我们流着汗在半山吹着夜风的那两夜。

(南洋文艺,12/5/2015)

一个人

方路【极限篇】

在旅途中,我遇到一个油槽车的司机。
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个人在路上。
天黑前,在荒野路旁,他抽根烟,我喝瓶鲜奶。对着前面看不到尽头的路,我们有一段短暂交流。
我说,一个人在路上,有时渴望遇到熟悉的朋友。
他说,一个人在路上,千万不要遇到蒙面客。
我说,在路上,不曾遇到朋友,所以路上可说满孤单的。
他说,很倒霉,遇过蒙面客,就把他绑在驾驶盘,头上套了黑色袋。脱绑时,整辆油槽车已变成空腹车。
他感激我,及时替他脱绑,不然过了几天,就剩下空油槽车和一具骷髅。

(南洋文艺,12/5/2015)

关于疼痛、爱与它_下

贺淑芳【文学观点】

在《迷宫毯子》附录的提问里,我曾提到维特根斯坦。在90年代初念大学期间,我参加一个偏向哲学性质的读书会,始知此人。我想他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他曾在教学笔记里,列出40种语言游戏进行分析,这些分析读起来非常枯燥。他思考人如何可能了解、观察他人。他认为人在了解、观察他人的时候,必然会动用自己的私人经验。其中一个例子很吸引我,他谈痛、快乐和希望。他说人怎么知道,疼痛、快乐、希望是什么呢,既然这不是可以抽出来摆在外边,指给他人看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别人的牙疼。)那么一个人又如何能确定,这种感觉就是疼?此外,我们也不总是所希望的就会实现,如果是这样,又怎能知道那就是希望?说不定你就根本“希望错误”。

他的这些分析,读来总是千奇百怪。诸如此类。

若摆在创作经验上,他的语言企图很令我感到吃惊。我们总是认为,创作允许暧昧模糊。但在遣词措字,修改时,却会经历一层层的揭蔽,仿佛之前罩着的灰尘给擦拭了。最初随兴写下的句子,你会怀疑它值得保留的必要,如果它无法说服你,就得修改。各种最初费心设想使之显得“艺术”的譬喻,到头来竟是多余的。写作时的种种冲突吸引我,最后会抵达最初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觉得小说的语言就蕴含诸多相遇,多重的时间与现在。虽然长期下来,知道人是孤独的,但又会渴望相遇。孤独意味着意识到自己乃是在他人共存的世界里,这里总有相遇。

疗伤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

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The Nature of Thing)里谈到有各种各样的剥落,类似把物想像呈液状分泌的散布。他从蛇的蜕皮,以及各种物件历时的变化, 观察到事物总是在剥落,有各种各样细薄而小的东西从物件那里剥落下来,像到处飞行的薄膜,“声音和话语,是由物质的元素构成的”。他如此善于欣赏物质,以至于他这么形容语言:它会搅动、飞动与刺穿;任何一个浪漫的表达,必然是属于“爱的伤口”。他的长诗第四章热烈地描述文学里那种着魔的爱,撕裂的,撕咬的,恨不得熔在一起,极度灼热,但同时又强调它的痛苦。这几乎成为后来激情书写的模式。

文学本身总是疼痛的。但它能了解的是谁的疼痛呢?是谁的希望和谁的幸福呢?

能够疗伤吗?

按照后殖民的观点,重新叙述过去被扭曲掩盖的历史,就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疗伤。但叙述之后? 疗伤又如何可能发生?

是否写作仅是渡过伤痛的时间,如钟怡雯所言的:世界太多灾痛,一一都感受,就该去从事救济而不必写作。亦如黄锦树所言的,太容易治疗的不是真正的伤痛。

如果写作其实并不能,这难道意味着,它是“错误的希望”吗?要能疗伤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文学?是写完以后能重建个人自信的自我鼓舞吗? 抑或把过去梳理之后获得的崭新了解?我认为这里边,仍然有蔓延在“功能”之外,诗状的愉悦享受。也许是疗愈性质的,但也可能是允许剥离的,写作本身乃是不断在跟他人进行表达: 告诉别人你的经历,明白自己而后让别人明白你。你想要在瞬息流变中,看见自己存在的投影,以及想要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被人听见。

书写时,一字一句,确实是源自对自己的爱,爱自己所有的感受,它不是可被轻忽的。一如梦境,就算醒来时间过去了,也还是实存而非幻觉。一个人为这样惊颤的疼痛与爱所搅拌的激烈欲望而书写,正由于它是不可被指出来的,而一旦书写又会把它自依附的表面剥离:它是属于你/你的,又不仅只属于你/你的,亦不因瞬时的过去而消失,就算文字与世界俱灭,它仍将持续不灭,至永恒。

(下)

(南洋文艺,12/5/2015)

不老的古诗 ——Pulau Tikus

戴大伟【诗】

浮世沥沥啰啰(1)兜来
小心,地滑(2)
狗狗的舞步已经老了
虽然口袋里仍有不老的传说
那年,淑女窈窕走进洋府
娘惹袍和纸伞下,神采婆娑
一如暹罗庙(3)里的佛
香火不断,断的是乡音断的是脉搏
棕榈树闲着咸咸的海风
伞一合下,青春就在风中溶化
那南洋岛上的太阳
在脸上供养青苔
油渍渍的骚腰
丰盛着栽在庭院的槟榔
急切老迈的灯花
遗漏在战前历史紧紧不放的双拳
光华换来,爬满乳房的蟑螂
旧万山(4)偷腥归来的花猫
仍夹着当票的穷骚
马姐(5)的辫子,鞭策不到好人家后院的凉瓜
五脚基的花砖上湿了一地,今晨硕莪炒(6)的余香
岛上的老鼠(7)都吃过了
唯独海墘回家的苦力
吞着阿公阿嬷的肉羹(8)伴面线(9)
港边的夕阳都知晓
潮来潮会往
古人作诗
诗人作古
只有诗不老……

注:
(1) 沥沥啰啰 —— 福建话,“Lili Lolo”
(2) 浮罗地滑,是目前Pulau Tikus 在槟城通俗共用的译名。个人觉得非常滑稽及没有文学气质,故把Pulau Tikus 一名改为“不老的古诗”,希望州政府提升,多加提倡。
(3) Pulau Tikus 有两间很出名的暹罗寺庙。
(4)旧万山,道地福建话就是旧菜市场。
(5) 马姐 —— 六、七十年代常常在Pulau Tikus 的大洋房进出的女佣。
(6) 硕莪炒 —— 既是炒硕莪粉做成的半透明面条。很Q的一种面块,类似米台目和怡保人的老鼠粉,只是前者半透明,后者纯白色。目前笔者所知,島上卖此炒面食的档口店舖不过五间。是夕阳食品!
(7) Pulau Tikus,直译即是“老鼠岛”之意。
(8) 肉羹是四、五十年代槟城港口苦力的粗饭汤食。
(9) 面线,也就是线面。

(南洋文艺,12/5/2015)

二十年

唐林【诗】

可还记得又一个二十年啦
如果生命像一条河
永远向前,没有回头
人生究竟有几个二十年
承载两岸的缤纷风景
悲欢离合,思念记忆
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

历史千年也只是一瞬
一瞬间生命却有漫长人生
从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到老年
怎个时期都有不同故事
对人生二十年该怎样衡量
是坦然快乐 还是叹息哀伤
二十年应是漫长的人生的重点吧

注:《湖北经视直播》报道,有一位退休的85岁老师李铁箴要寻找40年前的72位学生在中秋节团聚。她说20年前有聚会,共有32位,现在又过了20年,想再聚会一次,她叹说:人生能有几个20年,下一次怕没有机会了。

2014中秋节前武汉

(南洋文艺,12/5/2015)

食物的乡愁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我离开马来西亚30年,最怀念的还是它的食物;热带水果还不是最主要的(亚热带的台湾水果的多样性可能还超过热带),而是外头寻常可以吃到大排档的餐点,从早餐到消夜。台湾虽号称“美食王国”,有的朋友离台返马多年后竟还念念不忘,常令我非常纳闷。平时如果懒得煮,上街能买到的什之八九是排骨饭、焢肉饭、卤肉饭、牛肉面等,从南到北都差不多一样。而且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还不是样式的少,而是很多店家开店凭的好像就是个胆,煮出来的东西常看不出什么手艺,勉强吞下去后难过大半天。

我曾甘冒大不讳的对台湾朋友说,同样是以中国南方移民为主的华人移民社会,台湾小吃的基本水平是远不如大马的。不单是因为大马的食物混合了印度、马来人、峇峇的各种特色,不单是它更富饶的多样性,更根本的是对食物火候的要求还一直维持着。即便是闽菜,台湾的闽菜,感觉上却像是退化的——连炒个面都满锅水,对食物的水平普遍没要求,随便煮随便吃。即便想吃好吃的卤肉,也还得自己动手煮。

《大马味道》这本书,单是目次就引发我连绵的食物的乡愁。云吞面、咖哩面、海南鸡饭、酿豆腐、大包、鱼丸面、炒粿条、炒虾面、曼煎、粿咖啡乌……。这些大马味道,陪伴着我成长,一直到19岁离乡;而今犹深深镌刻在记忆里,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想念时,少部分食物自己有能力让它还原(譬如咖哩鸡、咖哩牛肉、卤鸭),真正费功夫的就没办法了。那样也好,吃不到的怀念更深。

“大马味道”这课题是大可研究的(我知道有人类学家做过调查分析),即便只是研究华人的食物,也会发现它或许比马华文学,或其他的文化形式(譬如书法、音乐、绘画)更有趣。因为它诉诸的判断是味道——好吃不好吃,喜不喜欢吃,都是相当主观的事。它正是品味这个词之所来自,比什么都更直观,也更主观。在情感记忆的领域,它是处于更深一层,对个体的影响更早,也更直接,可能比音乐还更根本——因为它关联着人的基本需求,饱足——那甚至比性更为根本。除了少数极端早熟悉的家伙(如弗洛伊德)之外,性的需求晚于食物的需求,而且那需求也更为基本,攸关生死。一般而言,人在断奶之后,品味食物的历史就开始了;民族、地域、文化的各种差异也很快经由味蕾进入生命深处。因此,它的原创性和价值不必和它的源头进行比较(只要你觉得好吃),更容许各种可能的(因地制宜的)变异。它可能是文化领域里最具包容性的一环,种族、宗教等等,都不难跨越(除了穆斯林的猪肉禁忌)。它和道教一样,最能兼容并蓄。

去年杪,庄晓谦和另一位青年朋友到埔里来采访我(事见〈几个愚蠢问题〉),晓谦负责拍照。我煮了一大锅咸饭(芥菜饭),我太太做了烤肉,但事后我有点抱怨烤肉的皮没烤脆。我们有时可以烤出烧肉的感觉——台湾吃不到大马非常常见的烧猪肉。也忘了做白醋蒜头辣椒,后者是同样来自大马的内人的食物乡愁,白斩鸡的沾酱。

其时晓谦送了我一本也是他摄影的《新村好味道》,翻得我一直流口水。晓谦是有心人,工作之余还能为大马华人集体记忆的保留尽一份心力,是很难能可贵的。

(南洋文艺,12/5/2015)

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陈团英有个“夕雾花园”

 张锦忠
马英小说家陈团英(Tan Twan Eng)是槟城人,现居南非开普敦专事写作,赢得2013年的曼亚洲文学奖与华德·史考特历史小说奖,2014年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

马英小说家陈团英(Tan Twan Eng)是槟城人,1972年生,他在伦敦大学修习法律后,执业于吉隆坡某知名法律事务所,现居南非开普敦专事写作。第一本长篇小说《雨的礼物》(The Gift of Rain, 2007)即以日侵时代为背景,出版后入围当年的曼布克初选名单。

中选多个文学奖

《夕雾花园》(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2012)是他的第二部长篇,继续刻划日本侵略战争及其后遗症,书出版后入围2012年曼布克决选名单,赢得2013年的曼亚洲文学奖与华德·史考特历史小说奖,2014年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可见颇获肯定。
过去马新报章提到陈团英时,曾将他的名字译成“陈德黄”。他说天晓得他们从那里得来的灵感。译名还是“名从主人”吧。
《夕雾花园》安排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张云林讲述一个战争悻存者的创伤与记忆的故事。1986年,63岁的法官张云林提前退休,前往金马仑高原一座“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夕雾” (Yugiri) 花园,追忆一段四、五十年代的往日时光。

趁仍有记忆了心愿

暮年的云林意识到自己日后可能失智,想趁仍有记忆能力完成未了心愿。她开始写回忆录,并同意与日本历史学者吉川达治教授会面。达治对“夕雾”花园主人中村有朋的浮世绘作品颇感兴趣,专程来马,想说服云林助他一臂之力,完成一本研究有朋的艺术专书。
云林生长在马来亚槟城的一个华人富裕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在一次赴日本的家庭旅游中,云林的姐姐云红对日本庭园一见倾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马来亚,云红沦为从军慰安妇,云林被迫替日军做通译等事,想要建造一座日本庭园的欲望成为支撑她们活下去的力量。日本战败前夕,云红跟其他战俘一块牺牲,只有云林逃出生天。
1951年,云林28岁,已历尽沧桑,她决定履行对姐姐的承诺,为她造一座日本庭园作为纪念。她前往金马仑高原探视父亲的老友荷兰人麦格纳斯,一名从南非自我流放到马来亚的茶园园主。他引介云林前往邻近的夕雾花园拜访有朋,请他帮助建造花园。有朋拒绝了,但同意收云林为徒,让她日后自己造园。

“金百合”机密计划

云林在夕雾花园师从有朋期间,渐渐知晓有朋的多种身分。他曾是日本天皇的御用园林师、版画家、浮世绘艺术、纹身艺术家,后来两人成为情人。某日,有朋独自走入山林,从此失去踪影。失踪之前,有朋在云林背上刺上了一大片纹身。
之后云林回到吉隆坡,在司法界工作,成为马来西亚第二位女法官。在与达治会面之后,云林决定让他一睹有朋的纹身作品,达治也揭露有朋参与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的“金百合”机密计划,藏匿在占领地所掠夺的珍宝。据达治分析,云林背上纹身可能就是宝藏位她姐姐埋骨之处……。
置图,那其实也是她姐姐埋骨之处……。

(待续)

(商余,11/5/2015)

62载沧桑


【大哥白垚】 刘谛
                             
在2010年,当大哥知道他次子将会为公事举家搬到深圳后,便告诉我他和大嫂想要去住一阵子,与我相约到时和香港的弟妹们一齐到那里相聚。经过商讨,也决定要一起到厚街去探访他61年未见面的六妹,会合后再一道前往家乡一解乡愁。

翌年,侄儿一家在深圳安定下来后,大哥和我便先后起程赴深赴港,然后便与一众弟妹依着计划,一行十余人浩浩荡荡的回到了故里。

大哥匆匆弃国离乡,倏忽已62年了。从广州而香港、而台湾、而大马、而美国,风流云动,历经日照月映,成就一身的斑斓华采;而且无论曾停云何处,都能化雨!今番重临故里,虽人世间变化无常,红尘里人事景物已非,但真心恒在、亲情不变!他站在那只有他才能辨识的后巷里,在一众的弟妹前,感慨地,拍打着那道陌生的墙,把思亲怀旧化为一瞬,拍打着那62载的沧桑!

聚了亲情,解了乡愁后,兄弟俩又各分东西了。时光荏苒,去年底,大哥80岁大寿时,我心中泛起千般思绪,感恩满怀;想到大哥为我们家族的付出与贡献,和对弟妹们的恩深情重,特以此文,向大哥敬礼!同时也向我们的好大嫂致敬,她贤淑懿德,因为有她,大哥才成为我们 完整的大哥!

(完结篇)

(商余,8/5/2015)

缘在今生话〈商余〉

锺夏田
锺夏田
〈商余〉不但是《商报》的长命副刊,也是《商报》的金字招牌。数十年来,《商报》众多副刊,老的寿终正寝,旧的被新的取代,只有〈商余〉的光芒,至今仍劲射四方。

上世纪50年代,大约是1957与1958年间,我开始读报。那时我念初中三和高中一,家里没人订报纸,我从每月10元的零用钱中,挪出6 块钱来订一份(当年零售两毛钱);订的是《南洋商报》,我大哥和另一同住的表弟,则一毛不拔,坐享其成。

朱毛改名多此一举

读报,除了读新闻之外,当然副刊必不会错过。新闻版的吸引力不是太大,但有些世事不能不知。比如毛泽东与朱德,这两个经常见报的名字,他们的背景总要略知一二。特别是我当时住在朱毛,此地名有人误以为是朱德与毛泽东的缩写。其实,把朱毛改为“珠宝”是多此一举。朱毛(Chemor)之译名,相信已上百年,实与毛、朱两人无关,只是巧合而已,何必大惊小怪?

跑了一下野马。我的意思是说,我虽只是初中生,世界大事也要知晓一点。你可以不知道非洲、南美洲的政治概况,但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总得知道叫什么名字吧?还有,本国的一些重要事情,也有一知的必要。例如1957年下半年的学潮,我们学校有二十多个学生被捕,学校封了3 周,这些大事,除了收听语焉不详的电台广播外,便要靠报纸来了解它的后续详情了。

那时读报,其实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副刊。《南洋商报》有很多副刊,不知是我的水准较高,还是其他的副刊不合我的口味,我独爱〈商余〉。其时的〈商余〉,风格与今天相差很大,偏重文艺作品,甚至一期仅登一个短篇小说,作者有李辉英、葛里哥(即刘以鬯)等大牌作家,俨然是一个文艺性质的刊物。

除小说之外,每天还会刊登一框豆腐体的十四行诗,由于是当时名诗人力匡首启其端,所以又称为“力匡体”,一时蔚为风气,很多本地诗人如白岩、黎春、忧草、孟沙、死鬼端木虹等,群起仿效,刊登了不少诗作。〈商余〉又设有一旧诗方块,发表旧诗人的作品。我的老师王光国先生,偶有诗作刊出,在校内传诵一时。提起王老师,当年福建举办全省对联比赛,他以一联“文非自我落窠臼,句但惊人无古今”,勇夺亚军。老师的这一得意之作,作为学生的,与有荣焉,自是百提不厌。

〈商余〉1946年创刊

后来进了《商报》,陆续翻查资料,才知道〈商余〉在1946年创刊,首任主编为杂文家风人(邱衡近),物以类聚,当时〈商余〉是以针砭时弊的杂文挂帅。风人之后是彭松涛接棒,我开始读〈商余〉时,编者应是李微尘(1956-1958),是他一手把〈商余〉的风格彻底改变,直到他被李光耀挖角为止。洪叔谦接手时,才把〈商余〉的风格导回原状。此后的编者是薛残白和黎省吾;那时已进入70年代,马、新商报的副刊开始分家。

新加坡版的〈商余〉,创刊以来,延揽的大牌作家众多,如港、新的易君左、曹聚仁、李辉英、葛里哥、连士升、冯列山、金榜居士(吴绍葆)、伍岔、姚紫等,大马则有萧遥天、向夏、山东佬等人,还有不少年轻的作者,一时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像连士升的“海滨寄简”专栏,还有一些文坛掌故和回忆录连载,都很叫座。

《商报》的金字招牌

世事就是如此,我从没想到,我和〈商余〉的情谊,不仅是作者的关系(未进《商报》前,我曾为〈商余〉写稿),还在柯金德之后,接编〈商余〉。柯兄是马来西亚版〈商余〉的第一任编者,我是第二任。此时的〈商余〉走的虽是综合路线,但仍以杂文为主,几乎大马的著名作家如:韦晕、杰伦、孟沙、笔抗、看看、年红、碧澄、清强、施远、马汉(莫理)等等,都是〈商余〉的座上贵宾。正是有这些闪亮的名字支撑,〈商余〉才能历久不衰。

无庸讳言,〈商余〉不但是《商报》的长命副刊,也是《商报》的金字招牌。数十年来,《商报》众多副刊,老的寿终正寝,旧的被新的取代,只有〈商余〉的光芒,至今仍劲射四方。我说缘在今生,是比喻事物总有终结的一天,也许,我和〈商余〉的情缘,在今生尽了之后,〈商余〉也可能不复存在。不过,我依然希望,在〈商余〉有生之年,人无论报里报外,都要多加爱护。

(小记:继我之后的〈商余〉主编,是沈小珍、陈振华、叶永顺、张永修、刘镒英。现任主编是张永修。)

(商余,9/5/2015)

2015年5月6日星期三

关于疼痛、爱与它_上

贺淑芳【文学观点】

对写小说的人而言,知识也许具有更好玩的潜能,可能给小说带来阅读上的转折。那怕是小说里最不精准的历史碎片,都可能裹藏或承载自身对生活与记忆的痕迹。

我经常觉得语言特别有魔力,像魔术火花,比所有外在的装扮更耀眼,拥有语言天分真是让人羡慕的事。记得母亲在家人之外,并不特别会说话,镇上的其他妇女也一样。她偶而出外跟别人聊天,就把一些她觉得有意思的句子带回来。我跟别人交谈的经历亦然,那些口齿特别伶俐的人,就算态度横蛮,亦能吸引人去模仿。忘记当初这些有趣的句子是什么了,我想那些都是有些许冒险企图的语言。在小镇上,大部分人说的话都是在评价,或强调秩序。譬如孝顺、一个人怎样有用或无用,以及生产怀孕、养育孩子、各种日常的经验。大部分听来都像是来自“外边”的价值观,满斥道德意味的乏味劝戒。
隔壁邻居经营米较厂,那米较厂的机器整个白天嗡嗡地运转,家里的针车也常辘辘响。这声音像漂浮在空气中聒噪的沙铄。等到它完全静止时,就是一日将尽的黄昏,或者被列为公休日的周五了。
镇外尽是稻田,地平线一望无际。末沙曼运河流经家门前,它是在1885年从吉打州峨仑 (Gurun) 日来峰 (Gunung Jerai) 山脚下,挖至吉北区的哥打士打 (Kota Star) 以灌溉稻田。当这位州务大臣开挖运河时,吉打州仍属暹罗,所以这曾是壮观的工程。不过, 这条河对我来说并不是这些资料。你很难想像这条河从前曾经多么了不起,因为日常所见的并不伟大。它长满浮萍水草,一年到头河水浅而脏。有段时间它曾经很清澈。小时候在河边洗衣洗校鞋,大便也在那里。人们多在河边以水泥、木材和石头搭起小小的台架,方便日常洗刷。
每天早上长辈在河边洗衣时,也是小孩刚吃过早餐要大便的时候。姑姑就关照我尽量靠近岸边解决,这样排出的粪便才会沉淀河岸泥里。万一这黄金太轻,漂流到洗衣人前面,她就只好以勺子在河面上往外轻拨好送走它。到了中午(70年代那几年制水),阿奶(我的祖母)带我们这几个孙子到河边冲凉。洁净与排泄之间如此亲密,似甚自然。这河只有雨季来时才高涨。它也是一条被慢慢疏远的河。
关于河流的命名、长度、人物名字这些资料,都是大部分人不怎感兴趣的,就连我亦不觉这些资料有趣。所感兴趣的,无非是它与自身的关系。如果历史只是资料,除了背诵以通过考试之外,它不会因此而有意义。我觉得知识不只是知道或理解,而是与存在息息相关或与情感细密联系。对写小说的人而言,知识也许具有更好玩的潜能,可能给小说带来阅读上的转折。那怕是小说里最不精准的历史碎片,都可能裹藏或承载自身对生活与记忆的痕迹。越是为人所疏忽的角落,就越好奇,就像从沙堆里找宝一样。平时听人说话,也很想知道这种或那种看法是怎样形成的。直接书写自身,其实是极焦虑的,最多只能写至某个程度而已,因为里头有极复杂的防御与辩驳,极难持平。亦怕沉湎自怜,而使体恤和观察的能力萎缩。故渐求助于小说。有时亦会希望或想像自己如何可能透过小说长成齐整。书写他人或一个看似有公共意义的故事时,这观察却往往会反弹、折射到自己身上,看见自己是在怎样的生存环境与情感脉状中生长,如此才反而能安心地写。我并不是在说一个普遍实证为正确的看法,而是怎样的人就会怎样写作。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了。

语言是桥还是隔离彼此的墙?

在与少数朋友深入的交流里,语言会惊人地翻飞诞生。然而深沉的交流很难持久,有时便觉可贵乃至依恋。由于精力有限,往往只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我想别人就会受不了。语言到底能做什么?像孤岛之间的桥吗?但它也可以是隔离彼此的墙。我不知道交流为何那么困难。它像水果的口味:有的像橘子有的像苦瓜。有时候这差异把你我拉远,有时这差异又变成一股异质所致的独特吸引。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想像一个不同的语言,就是在想像不同的生活。
到底,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是跟谁交流呢?长久以来,就像是在跟一个抽离的我——“你”在交流。或一群复数的“你”,中间重叠着所有遇见过的人。像作梦一样,梦中的每个角色乃是自己的折射。然而这依旧非常孤独。况且这声音最初总是像幽灵那样支离破碎地盘绕,然后慢慢地才有延续的可能。我很喜欢从布伯《我与你》这本书里读到的,“让万有皆成你”:终有一日,它们将汇融成对话;或许,这是由细火文煨而成,但难道这竟会减损其作为对话之光辉?(卷1,页21)
想像确实浩瀚无边,然而“你”又不是我的想像,亦并非为满足我而存在。你是此时此刻,与我相遇交流的一个实存体。相遇就是世界对人显露的秩序,相遇就是意义。
维特斯坦曾经这么看待意义,他说,一个问题的意义就是它被回答的方式——好比爱因斯坦说,你怎么测量磁场,磁场就是什么。我想小说总是保留疑问的,它不会有答案,如此才反而是开放的,就像花朵。花会凋谢,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上)

(南洋文艺,5/5/2015)

鬼租屋


方路【极限篇】

从前的旧租屋,6、7层也不规定设电梯,一些非法违建8、9层的,也没有电梯,居民是一阶一阶拾步而上。后来,这地区逐渐荒凉,不久,缺水断电。居民年龄逐渐增加,上租屋的脚力一日不如一日。最后这里很像是一个废屋区,议员一年不曾到访,市议会执法人员都几乎忘了有这个贫民区。直到有一个新执法人员上班,被资深的官员派去巡一巡。到租屋时,他觉得这里似乎没有一个居民,上了层,发现有一个怪现象,每一层的楼梯口,都有个依坐在石阶上的骷髅,而且姿态一样安详。他巡逻后回到市议会报告:“居民都盼望能回到家。”资深官员很敷衍的说,继续勤奋工作。

器官


——数典和忘宗他真全行

周若鹏【诗】

自从包皮移植上脸
咀唇说的话无端增厚
掷地始有声
怎不享受
万众齐叛的瞩目
众矢飞来
耳边风过
便若灰尘吹落

割了一块黄皮肤
双脚便无端轻盈起来
踏出历史的泥沼
踏上信仰的台阶
比村人高一等
比国人低一等(他不知道)
走路有风  风大入脑
偏倚的思维压麻神经
遂忘了脊椎是什么
他持续和他
细密滥交
的文字
延伸无数杂种论调

而我们的愤怒始终
压缩在中文里
徒然
瞪眼看他蟹行而过
磨除国土上祖先的足迹
却又如何用器官谩骂
一个器官不全的行人啊!

(你怎可能不生气,他连名字都叫“你赌懒”)

(南洋文艺,5/5/2015)

2015年5月5日星期二

花和炮弹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野地开出的花和童年,纯白如
鸽子飞满的天空

炮火栽种在遥远的一页历史里
烟硝散去后的清晨
钟摆摇荡着死亡和新生的笑

旷野没有回音
土地收纳了夜色和黎明
摘下烟花
这里留下了一片干淨的空气

再也没有镰刀收割沉默的头颅
再也没有子弹呼啸穿过的嘶喊
再也没有风雨的飘摇和流离

只有稚真的眼神
恬静
守着一个安居的家
和平  在时间里慢慢茁壮长大

(商余,5/5/2015)

英魂殿

赖国芳 【散文】

3月初,伦敦郊外的清晨仍是春寒抖峭,气温低于10度。从斯坦斯特机场酒店出来,看见一排大树,枯枝参差指向清澈的蓝天,不禁想起美国中西部的秋天。二十多年前,我在威斯康辛读研究院,心中的愿望很简单。一个明亮的秋日,我和妻子在乡间开过一条林荫小道,密密麻麻的红叶黄叶,在头顶无声喧闹,映在玻璃上如韶光掠过,遮不住湛蓝的天。

早几天,我在西班牙参加世界行动通信大会。每年一度,世界各地手机厂商、软体商、电信业者、无线通讯产业专家、学者,风云人物,云集巴塞罗那。集会越办越大,今年请来面子书创办人扎克伯格,与会者逼近10万人。城市迎来大批人潮,每天早上,一波波人身穿深色大衣,蚂蚁般挤进列车,往巨大的会场朝圣。会场是现代科技产品的圣殿,仓促搭建却晶碧辉煌,商家展位如连绵山峦,向看不尽的远处伸延。

今年,我们住离La Ramblas较远。Rambla在阿拉伯原文里是溪流的意思。这条步行街也是人流如溪,布满商店、街头艺人,以及手段高超的扒手。最南端,哥伦布的雕像伫立高石柱上,左手平指浩阔的海洋。一名同事初到此城,逛了几天,发现两个名字无处不在:一个是高第,另一个是梅西。高第是风格独特的艺术家,在巴塞罗那留下多件旷世建筑,从我们暂居的公寓望出去,就是那座兴建百年而尚未完工的圣家堂。梅西是誉满全球的阿根廷足球员,在巴塞罗那踢职业波。顶尖的航海家、艺术家、足球员在这里各领风骚;这个城市是迷人的。

我在巴塞罗那待了3天,每日在科技圣堂里与祭司、先知、智者、勇者,芸芸信众,会面商议,尝试解开图腾背后的谜团。商家展位的装饰摆设,不计工本各出奇招,好像遍地都是黄金。我与多人重逢,包括一位久未谋面的战友。十几年前从台湾杀到上海,他曾招待我在公寓里蜗居数日。在这里人人口发豪言,他也说:中国一家上市公司,欲以两亿元收购他数年前创立的公司。我眉头一扬:人民币?他面不改色:美金。我笑:那你还不赶紧脱手?心中只想把他拉到角落骂他一番。喂,兄弟一场,别尽说场面上套话。咱俩先喝一杯,再来体己诉衷肠?

短短一周内,这片宫殿群就会消失。几千个价值不菲的空中楼阁、大气球、液晶告示板,都会被匆匆拆除,代之以另一片海市蜃楼。周三傍晚,我留下6位同事,飞到斯坦斯特。接下来两天,我要和伦敦的同事会面,与公关公司规划一整年的全球传播策略。通常,我在欧洲公干,周五晚上就会乘夜机回亚洲。这一次,我决定多留一天,周六到牛津市郊的宾汉宫(Blenheim Palace)一游。

认识宾汉宫,起自香港作家陶杰写的《冬日清晨的英雄丰碑之旅》。宾汉宫是邱吉尔的祖居。陶杰称赞邱吉尔“有世界千古的视野胸襟”,形容宫前的草坡森林“晨光漫天,翠微满怀”,可以“深呼吸宇宙的柔蓝,涤尽前一夜的浊浊征程”。我读后甚是向往,去年夏天和家人到牛津会友人,本想顺道一游,却因时间不足作罢。这次专程作了安排,周六清晨从伦敦搭火车到牛津,再转巴士到庄园前门。宫殿不算很大,但两翼的草原森林占地甚广,从前门步行到宫门口,已经可以感受到开阔的规模。

在宫中,先跟随两个导游路线,了解邱吉尔家族的历史。我对英国历史涉猎甚浅,一直以为邱吉尔是草莽英雄,原来他出身贵胄。18世纪初,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席卷欧洲,邱吉尔的先祖约翰公爵带领联军,在德国南部击败法军,欧洲历史因此扭转。英国王后安妮大喜,在牛津市郊拨地发钱盖公爵官邸。导游路线从约翰年轻时讲起,有这么一幕:门外,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大力敲门,他的情妇芭芭拉在床上惊慌坐起,以被单遮盖裸身。约翰躲在衣柜里,眼看纸包不住火,奋不顾身从窗户中跳出。芭芭拉心存感激,付出一笔巨额包养费,约翰从此发迹。约翰后人讲述先祖糗事,丝毫不以为忤,足见英国人的度量与幽默。

邱吉尔的父亲曾任英国财长。邱吉尔年轻时,已有“天降大任”的豪情,未满40岁即官至海军大臣。一战期间,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海战遭遇惨败,邱吉尔引咎辞职,此后二十多年宦海浮沉。希特勒崛起欧洲,英相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唯有邱吉尔在朝野疾呼,英国与纳粹德国,最终必有一战。二战期间,邱吉尔带领英国民众,艰苦抗战。他的演说深情激昂,在被德军轰炸的废墟里,为英国人带来希望。

一片墙上,题有邱吉尔的名言:

In War, Resolution
In Defeat, Defiance
In Victory, Magnanimity
In Peace, Good Will
(战争时,坚决刚毅
失败时,顽强不屈
胜利时,宽容敦厚
和平时,友好亲善)

第四句,属于国际政治家的范畴。前面三句,我等凡夫俗子,面临自己生命中的卑微奋斗,可以细细体会。我喜欢第二句,脑中出现一个画面:断壁残垣,士兵被炸得奄奄一息,仍然倔强地竖起中指。青山埋骨,春泥护花。英国没有法定的英魂殿(Pantheon),到宾汉宫却可一窥英国人的民族性。

我曾在里斯本参观葡萄牙英魂殿。主殿中供奉着6个灵位,半数与航海探险有关,包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达伽马,终结马六甲王朝的阿尔布克尔克。葡萄牙如今地小民稀,在归还澳门殖民地的谈判中,面对崛起的中国,几乎是不战而降。在里斯本闲逛,感觉这个国家依旧沉浸于过去的辉煌。偏殿中供养其他葡萄牙名人,最多民众摆放鲜花的,是十多年前逝世的民谣皇后。葡萄牙民谣称为Fado,很多餐厅都有即兴演出。其曲调略带忧伤,但老夫老妇对唱,却可听出佻皮调情的味道,和西班牙吉卜赛人的“悲伤、愤怒、非常悲伤、非常愤怒”大异其趣。

法国的英魂殿,地处充满人文气息的学生区,众多法兰西名人伟士安息于此。除了政治家与将军,此处也容纳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作家(雨果、左拉)、科学家(佩亭,龙瑞曼,居里夫妇),建筑师、抗战义士。有些国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唯我独尊的英烈防腐;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却海纳百川。我不禁轻叹:法兰西民族,毕竟有值得借鉴的伟大之处。

我曾经疑问:假如马新也建英魂殿,里头供奉的会是谁?我问过一位新加坡的年轻女同事,她吐一吐舌头,说:我知道是谁。她却不愿说出名字,仿佛那是哈利波特不可启齿的沃德莫。

冷冽的初春,我独自在英国庄园里漫步。阳光普照,湖水寂寞拍岸,瀑布沙沙洒下,草原上羊粪斑斑点点。一周的营营扰扰逐渐沉淀,心境洞明起来。走进小花园里,心中盘算:什么时候找个小旅舍,跟妻子在附近住几天?她会蹲在地上,指认一株又一株的花草,呼唤它们的名字。
(南洋文艺,5/5/2015)

天佑尼泊尔

【驻足红尘】李忆莙


尼泊尔地震,遇难人数仍不断攀升。

在首都加德满都有我的朋友NJ,他其实是我们的向导。我去过尼泊尔两次,都由他接团。第一次去是徒步登山,由他带路,一连走了4、5天,登上了几座逾3800米高的山。每晚都在山上简陋的小客栈投宿。山上刺骨的寒冷感受,我至今仍点点在心头。第二次是去西藏,从加德满都飞拉萨,然后陆路经樟木出境回到加德满都。整个行程从策划到安排,全由NJ负责。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NJ很负责,有他便什么也不用愁。我们最常对他说的话是:“NJ,你办事,我放心。”不是要他安心,而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赞叹。

从来都不是殖民地

NJ很喜欢上网,常给我发邮件,用英文写些有趣的事情,他的英文是自学的。10年下来,他的英文越来越好,好在浅白而准确。好几年前,他已经加到我们的面子书上来,成为朋友圈内的好朋友。对于上网的热情,他真的是十年如一日,他的面子书比谁都活跃;网志不断,总有许多好东西分享。有时我真的有点嫌他烦。

地震后,面子书上没有了他的新消息,他忽然消失掉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担心,我也不知哪来的信心,肯定他会安然无恙。加德满都成了重灾区,哀鸿遍野,断水断电一片废墟,网络中断在所难免。那我就等吧,相信很快他就会出现,然后用他的镜头告诉我们他的家国与同胞,受重创后如何坚强地在废墟中站起来。

尼泊尔,这个在雪山环抱中的古老国度,她贫穷而落后,没有什么可称得上是发达的;现代两字似乎与她没关系。但是她有很古老的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得天独厚,世界上10座最高的山峰,她独拥8座。更值得骄傲的是,与她毗邻的印度,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也曾沦为“英属印度”。而尼泊尔却从来不是任何一国的殖民地,席卷全球的回教势力尤其不曾入侵过这个小国。所以直到今天,尼泊尔仍然保留着悠久的传统文化与宗教。

宗教彼此融合

但是在尼泊尔,即使你不是很留意,也不难察觉到在这里宗教是彼此融合的。在许多佛寺和印度庙里,互相融合是那么地自然;比如座落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宝达纳特是属于藏传佛教的佛塔,并号称为世界最大的覆钵体圆状佛塔。尖塔的四面,每一面都绘有一双佛眼,四面总共八双佛眼啊,是何其地显著。旁边还悬挂着一串串迎风飘扬的五彩经幡,幡上印满了佛陀的教言和经咒。然而在佛塔的一隅却供奉着象鼻人身的印度教的神像。可是并没有人觉得这是相悖的,反而给人一种宽大为怀的感觉。

漫步在加德满都,不论是在大街还是小巷,无处不尘土飞扬,可是却丝毫不影响你的心情,因为你看到的是一朵又一朵的微笑,绽放在男女老少的脸上。不时还会有人向你问好:Namaste。

人生生死循环

落日时分,长着眼睛的佛塔下面,来了许多转塔的人。那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仍记得许多年前的那个雾霭沉沉的黄昏,我们去宝达纳特佛塔,目的是看晚祷的转塔仪式。看了一会,感觉心里有股莫名的感动,不由地跟随着手摇经轮或念珠转塔的人后面缓步绕行……。灯都亮起来了,可在暮色中的宝达纳特佛塔,它的白色真耀眼啊,就像远处的雪山那么亮丽。

昨天的报纸,一个失去18名亲人的灾民忍住泪水说:“我谁也不怪,这是人生的循环,我们必须接受人总有一天死亡的事实。”在灾难的面前,他这样看待生死,我觉得他征服了的是他自己。
天佑尼泊尔,天佑NJ。我等他的电邮,我有这个信心。

附注:刚把文稿发去给主编,就等来了NJ的电邮:我还活着,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商余,5/5/2015)

2015年5月2日星期六

心里的一本大书

【大哥白垚】 刘谛

正确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使他的肠癌康复得很好很快,不像我当年的拖拖沓沓。处理事情也一样,他病愈后不久便再开始创作,作品陆续发表于大马和香港的报刊;后来也联络上接刊《蕉风》的南方学院(1998年友联售出马来西亚所有的营利事业),翻寻出当年部分的旧作;然后把手头上所有的诗文剧本包括未曾发表的文稿,重新打字输入电脑并再作了一番整理修订。

得奖作家的一本大书

终于在2007年,平地一声雷地,马来西亚的大梦书房为他出版了那本510页的巨著——《缕云起于绿草》;它也真“巨”,约 7寸x10寸x2寸的大小,作品包括散文、诗和歌剧文本三大部分,横跨半个世纪;主编梅淑贞把它形容为“白壵的五十年文学功业”。我这做弟弟的,捧读着它都觉得与有荣焉啊!

书出版后,甚获好评,但最使大哥窝心感动的,应该是一位他素未谋面的知音:女作家梁靖芬。她在2009年荣获了大马第十届花踪文学奖的马华文学大奖,在颁奖礼上,“她说,这些年参加花踪有所领悟,即比赛可以有首奖,但文学不会有第一,在她心中,有一本书、一个人——白壵的《缕云起于绿草》这本作品集,乃马华文学大作。”

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最光荣时刻,不说自己,不说得奖著作,却在心中和话里,把荣耀给了白垚和他的作品。梁靖芬说得好极了,那也是我心中的一本大书,也是多少人心中的一本大书。大哥值得为此浮一大白了!也不枉他为写作、为马华文坛所付出的那许多心力。
受肯定、受赞誉,能使人活得更愉悦也更有动力,对老者亦然,它使大哥的幸福生活中更添华彩和活力。

(商余,1/5/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