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满天星

满天星
张永修


怎么满天的星星
都落到你的长发上了呢

小小的光芒燃着馨香
在你发间垂挂
如同一盏盏悬在厅堂
小巧精致的灯

风穿过你的长发打了结
不理还好,一梳
碎梦满堂
星星睡着,就像婴孩
均匀的呼吸轻轻点数
星河里的灯笼
一闪一盏
一闪一盏


10/3/1993

孩子问

孩子问

(一)

妈妈,警察叔叔捉不捉我
如果我饱了,吃不下饭了

妈妈,警察叔叔关不关你
如果你饿了,又不吃饭

妈妈,警察叔叔救不救人
如果爸爸病了,已经不能吃饭


(二)

妈妈,我样子像不像爸爸
如果想他,你睡不睡得着

妈妈,警察叔叔睡不睡觉
如果贼来了,他知不知道

妈妈,贼是不是坏人
如果被捉,他坐不坐牢

妈妈,坐牢苦不苦
如果是政治犯,爸爸算不算好人

妈妈,爸爸爱不爱我们
如果他回来,你吻不吻他

3/11/1988

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写诗的日子比不写诗快乐:李恒义

写诗的日子比不写诗快乐



文学 Q & A
问:张永修
答:李恒义


Q:你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十余年(?),如今重新上路,却在短短时间内写了近两百首诗,请说说你对诗的企图心。

A:我有二十年时间没写诗没读诗。但从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却一口气写了近两百首诗。因为我重新发现到,写诗的日子比不写诗快乐。读诗的心境恍如在内心植满苏东坡的竹林,有风习习,有满瞳翠绿,也有喜悦心。最重要是我目前的工作,每月要写一本两万字的儿童小说和两本儿童漫画剧本与对白,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动笔写诗,竟然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精神舒缓。我喜欢这种感觉,它也能刺激我继续努力创作,和激发出写小说时的灵感。

Q :请再说说你对诗的看法和企划?

A:对我来讲,小说和散文可以用时间与心机慢慢蒸炼,日久必成仙丹。诗是剑,一出招就是令敌人丧胆的沥泉枪。尤其在惊天动地的大时代,肯定会出呕心沥血的诗人与作品。以前大马没有这种内外交迫的环境,现在全球融汇一炉,而这个烫手山芋般的炉鼎,分分钟都可能溢出天地变色可歌可泣的溶浆。在最急迫的时刻,诗随时都能化为愤怒和正义的呼声,像屈原的<天问>与<离骚>。而且诗写到最终,一定回归到民生。例如古中国的诗人,贴近人民的程度,是可以在井边或河涧洗衣时,互相传唱诗人刚完成的作品。如果立志写几首足够传诵后世的诗,也会逼一个人思想日趋成熟。

  我买的第一本诗集是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他是我最崇敬的诗人。早慧当年大方赠予温瑞安的《将军令》,也令我大开眼界。我亦喜欢方娥真与钟晓阳的作品,这几位非常出色的诗人一脉相承。永修送我两本陈大为的《治洪前书》和《再鸿门》,好友陈全兴给的《靠近,罗摩衍那》,都让我看到诗人独树一帜,炉火纯青的叙事手法。我希望在这些作品前,能够令自己的笔,在最短的时间,也淬炼成一把得心应手的兵器。

Q:请说说当年你在天蝎星、青梳小站的情况。除了出版还有什么活动?出版运作和经济来源如何?


A:事过多年,往事如烟,有很多事已说不清楚,只能从自己角色大概述说一些。我在先修班认识来自钟灵的陈登福和日新中学的方玉玻(笔名苑草)。我们都是学长团,陈登福是总务。在这段期间,我也狂迷上小说创作。后来登福说,你们两个华文这么好,不如大家同心协力做一些事情。结果比较谈得来的三人决定创立天蝎星文友会。

  最先支持的文友有韩江新闻系的学生和经常在星槟日报及通报发表作品的凡夜(陈全兴)、骆耀庭、渺群傲、陈绍安、欣希雅、吕育陶和化拾(潘碧华)等人。

  天蝎星的成立获得北马中学生的热烈响应,开始是两三个月出版一期手抄的会讯,每份售价马币30仙。到后来出版天蝎星系列丛刊,每册售价RM3.00,都得到新闻系和北马华文学会的支持。

  可惜,天蝎星系列出版到第六期后,内部出现分歧,再也走不下去。我决定和凡夜、董志健、陈文贵、欣希雅和欧宗敏成立新的青梳小站,取名“青梳”是因为欣希雅很喜欢这名字,她是唯一的女生,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散文。而“小站”灵感来自英文歌曲,年纪比我们小很多的陈文贵喜欢听歌看戏,大概是由他提出的。但却一早注定了青梳的宿命。梳子和短途的小站都比较适合用来写凄厉的鬼故事。

青梳成立后,马上决定出版刊物。此时我已经在生活出版社当记者,对编辑和排版的过程也驾轻就熟,而且时常去纪伊国日本书店朝圣,顺理成章就向其他好友推荐日本少女时装杂志《non-non》的排法,同时也决定以杂志内清新脱俗的日本美少女模特儿当封面。

  至于出版经费,也采取天蝎星的模式,就是由六个人平摊负责。工作地点就选择在欧宗敏家,一来欧妈妈亲切和霭,二来除了工作外,我们时常会跑到新关仔角的松花江品尝炒粿条,或者看完午夜场后,就在槟榔律大马路旁的印度大排档大快朵颐。欧宗敏家离这两个地方都不远。

  当时,文学离我们很近,陈文贵的情诗写得棒极了,董志健的安份守己就像他写的散文和小说。还有全兴的四平八稳,可惜他开始忙着当实习医生,参与的次数并不多。倒是吕育陶时常成为座上客。

  但我们更享受欧宗敏对电影、台湾民歌等等的吹水演说,他是一个喜欢搞笑的人。

  青梳小站出版后,也是由北马的中学生代为推动,除了定期的文艺刊物,我们六个人还出了一本合集。

  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变异。在我离开生活出版社,回到槟城的光明日报编了半年的文艺版《蒲公英》后,就只身前往美国加州,期间在当地的《世界日报》和台湾的《皇冠杂志》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之后就完全停笔。

而青梳小站继续运作一短时日后,也结束了这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优美旋律。如今回头望,六个好朋友各自面对现实人生的挑战和造化,绝对比办一本文艺刊物艰辛多倍。但至少在年轻时,我们快乐过,也疯狂过。
 
 
诗人简介
李恒义1963年出生于槟城,祖籍福建南安。初中一开始在星槟日报发表现代诗。1985年和同学创立天蝎星文友会,并出版天蝎星季刊和个人短篇小说专号。1987与凡夜等文友合资出版青梳小站。2009与妻子设立出版公司,著有【青梅竹马】校园小说系列多本。诗创作是停笔十多年后再出发,由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共生产了近两百首诗作。

21/6/2011,28/6/2011 南洋文艺【6月诗人节特辑:李恒义诗展】

诗人秘密身分:eL(林颉轹)

诗人秘密身分
 
文学Q&A


问:张永修
答:eL

Q:写诗是私人的私密行动。不过很少诗人私密到不想让非写诗的人(或文人)知道其秘密身分。其中原由,可否略加说明?

A:写诗与真实生活可以互涉,也可以维持在互相抵抗的状态。我觉得两者都是可能以及需要的。我的创作多半是在这一种互涉及互相抵抗的状态下产生的,有时前者(互涉),有时后者(互相抵抗)。不想高调的让自己曝光,维持私密写诗是为了维持在一定的“互相抵抗”状态,让我获取创作能量、能源。这是选择的问题,而这次,我选择了这种方式。

Q:宗教与传统的习俗文化庆典(如清明、端午)会让你产生文化冲突吗?有尝试用文学处理这些矛盾吗?

A:会。有处理过,但不是每一次都去处理。我也必须诚实的承认自己不一定有能力将它们处理得好。因此,这一类的诗,我写得不多。

Q:诗能给你什么?

A:先说我给诗下的定义,曾经是“寄居的所在,成为定居的所在”,随着时间推进慢慢变成“定居的所在,成为寄居的所在”。诗能给我什么?它曾经成为我的一切(定居的所在),现在,它(寄居的所在)带给我的,是借着它我尝试去寻找一切。当然,这(寻找一切)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是一个傲慢、自大的词。/它应该写在引号里。/它假装无所不包,/聚积,收纳,囊括,拥有。/其实一直以来它不过只是/一点狂风。

(【一切】是1996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丝卡的一首短诗)
 
 

诗人简介:
常用笔名为eL,中文名林颉轹,1982年生于砂拉越鲁市,祖籍广东潮州。主要创作为诗,其它文类次之。作品散见马来西亚一些报章文艺版及文学刊物。曾经在马来西亚《向日葵双月刊》撰写专栏。曾合著《有本诗集》。



7/6/2011 南洋文艺【6月诗人节特辑:eL诗展】

2003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方娥真 3

娥真传真 3



问@张永修
答@方娥真

问:如果时光倒流,您还走“天狼星—神州”的江湖道路吗?


答:如果时光倒流,在当年刚Form 5毕业不久的我,仍然一样是改变不了迷迷糊糊走上“天狼星-神州”这一趟旅途的。

我在天狼星的日子很短,怡保离美罗的天狼星相当远,我参与的时候不多。在神州时期,我常搬到外面独居,独居时作品最多,我有篇散文〈抄梦〉就是写那种倒渗出来的文思。

“天狼星诗社”的社长温任平,“神州诗社”的社长温瑞安,这温氏兄弟都很明了我的心不在诗社,他们尊重这一点就如尊重一篇创作自由的文章。温氏兄弟很重视文学,他们读到好的作品,会朗读给社员们听。

撇开“天狼星-神州”的江湖道路(其中一例是在旅行的文学会谈上,累到我站着也睡着了,然后给人唤醒,撑开3夜没睡过的眼睛,天狼星和神州的社员都很擅长这种彻夜不眠的文学聚谈)。温氏兄弟当年是让我加速落实到文学土壤的人,不然,我仍是虚无缥缈的活着(他们称之为梦梦女子),我只活在一种文学氛围里,却不一定会真正的持续写作。

我记忆的资料库中至少有3个版本的诗社,一个是我创作的诗社,一个是现实中的诗社,一个是道听涂说,一面之词的诗社。


问:您如何界定自己?是马华作家,或无边界的中文作家?

答:如何界定自己对我而言完全是身不由己的。记得当年诗社瓦解,我很无辜的从单独囚禁获释后,一切从零开始,我进入现实中连续剧的绝境里,一集一集;从绝境转入困境,又是一集又一集。我在长篇连续剧的动乱岁月中还没恢复元气,我早期的作品,尤其是诗集《娥眉赋》却给文坛的军事法庭判了刑,判词的杀伤力足于让我和《娥眉赋》长埋地底,永不翻身。判词甚至可以左右那些曾经鼓励我,肯定我作品的人来否定我。我不知道当年肯定我作品的人,会不会受判词的左右去否定当年自己的论点来否定我。我只知道文坛的军事法庭比政治的军事法庭更恐怖;文坛的世态炎凉比现实的一沉百踩更让人刻骨铭心。文坛的军事法庭只审理稿纸上堂皇伟大的历史命题,微言大义,对现实的民间疾苦却染有洁僻,不但视而不见,看不上眼,并且还要在道听涂说的一面之词上落井下石添多几笔,加重刑期。也许有人看到我粉饰太平,把牢狱写得像富娱乐性的儿童乐园——咦!关了几个月还在笑,还在笑!所以在现实里给我加重刑期,加重,再加重(但我没犯法,即使关我一天也是违反人权的)我仍是闲闲散散,言不及义,嘻嘻哈哈,老没正经的,我以为真正的主题是应该隐在背后的,这是人最基本的尊严,明眼的人自然会寻拨出真相。然而,道听涂说,一面之词的隐私在未经当事人同意前,已变成白纸黑字公然曝晒,这道听涂说的版本变成了真实的版本,让我连抬头也害羞。

我遇到真正关怀民间疾苦的人是金庸、董桥、胡菊人,还有政界的宋楚瑜。在天地之大,无处容身时,之前与我素未谋面的金庸最实际的让我在香港有居留之地。后期申请的工作准证,他叫我给董桥签署,董桥每次都是第一时间交回给我。胡菊人也是为我的居留事想过办法,而不是计较我这时期有没有写诗。宋楚瑜让我看到台湾的开明和尊重人权的一面,是他提出让我再回台湾,以澄清我这场冤狱是无辜的。

一位作品给判了刑的作者,在冠盖满京华的文坛上,我是身不由己寻求转向无边界的。在我以为《娥眉赋》可能给判了无期徒刑的当儿,在众声噤若寒蝉之际,竟然是我远离多年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南洋文艺》的主编,您带给我正面的讯息。所以我要摘取这项荣誉的桂冠,因它能激励我向上,让我萌生了是否应该从封瓮自埋的冬眠期提前苏醒。


问:您在《娥眉赋》有出色的表现,我正纳闷为何您不再写诗,却没料到,您在入狱之后被“文坛的军事法庭判了刑”,而意兴阑珊。此事之前我未有听闻,真令我讶异。不知您所指的“文坛”是指哪里的文坛?多年之后,您是否已经走出有关的阴影?我们非常期待您重出诗坛。


这次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末了,您可还有什么话想传达给故乡的朋友?

答:您厚道的赞许《娥眉赋》,我会更加去反思它的不足之处。我指的文坛的军事法庭是一篇评文,来自马来西亚与我同根生的人之手笔,它在台湾的文学刊物发表,在台湾出版成书,在台湾文坛成为判决《娥眉赋》无期徒刑的军事法庭,又把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变成白纸黑字,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我半停笔或完全停笔与上述的事无关,是我的生活状况让我无法写作。我曾努力突破,但却半途而废。曾试过写人物稿,写了四分之一,生活上的突变使我应交的稿搁置了两年仍原封不动。我完全拙于交待,因为太不近情理,只能期待可以有一天把搁置的文章完成。现实中一些答应了的事,因生活突变没有了下文,更无从交代,使我有口难言。生活的突变也让我没有馀裕,不得已几乎要与世隔绝。这就是我在写作上遇到的瓮的困局。在冬眠期的困局中,早期作品被判刑确是加深我的悒结难散,意兴阑珊。

当年初到香港我曾经写:“夜晚飞机从天空降落香港,那蜿蜒有致的香港夜景啊,当真美得过了分而有点海市蜃楼的虚幻,望去真要误以为那是地球上一个天国夜市。当飞机往璀璨的万家灯火斜斜降落,我彷佛来到人间的富贵荣华。”然后我特别分开另一行来写“我要在这寸金尺土的地方争名夺利,富贵荣华。”

那时我需要名利,名可以让我取到利,利可以让我在现实里生存。我当时总是想,我很著名的话也许就可以幸免于一场冤狱,我很著名就可以保障我的人身自由。现在我低调的在香港某个隐秘处,我却想:幸亏我不著名,我不著名,我的隐私可以得到保障,可以不受到侵犯。只愿随波逐流,不要惊世骇俗。

在纸上与您交谈后的馀绪,让我想到现在我不需要名利了,我可以纯为兴趣写作了,我应该想办法提前突破瓮的困局。所以我很感谢《南洋文艺》在农历新年给我这份厚礼。因为对着出生地的故乡朋友,我第一次不包装的剖白自己的作品和这些年来的点滴,也因为要与这儿纯朴真诚的读者素脸相见。我在怡保念书时,新马作家的作品让我的日子过得营养丰富。

(3,续完)
 
2003 南洋文艺

2003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方娥真 2

娥真传真 2


问@张永修
答@方娥真


问:您在〈掬血〉里写道:


“离开了你,我的才情可能断绝

离开了你,我的稿子可能空白”


类似的少女情怀的浪漫文字常可以在您早期的作品里看到。爱情似乎是您诗文创作的推动力。请问现在爱情在您的写作里起着怎样的作用?

答:〈捧心〉和〈掬血〉里的“她”,这个“她”的原型出自《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抽取了林黛玉死前吐血焚诗篇的“痴情基因”放进〈掬血〉里的“她”身上,我借“她”的眼睛来看诗社的盛与衰(从和睦共处到各自背弃)、兴与亡(从守望相助到共同瓦解)。〈掬血〉最后一段写:“我们曾经有一个诗社的家/我们曾经活起一段情/后来檀香般焚散,老了下来/像一个悟,一滴泪把一切看破/西风夕照,原来都是夕照西风”。

“西风夕照,原来都是夕照西风”——我的初稿是“西风夕照,原来都是荒烟残碑”。

在《娥眉赋》里,〈掬血〉之后是〈聊斋〉。〈聊斋〉里的香魂不知已飘泊到哪个年代了,当她回去寻访诗社时,诗中写“门不动而自开/有人刚好整装出来/我惊疑招呼/他却不认识/幽静的庭院/种植了别人的花树/所有的墙壁换了色/所有的脸容换了面/不是从前的人/不是旧日的家/我绝望的寻索/我失惊的返身/我渡过的水乡都沉没/江水干涸,沼泽满地/我的香魂瞬息化作幽魂……”。

〈聊斋〉里的香魂,因改朝换代,世事变迁,她才发现在人的世界里已没有她立足之地(我渡过的水乡都沉没/江水干涸,沼泽满地)她瞬息间从年轻的香魂转为心境老化的幽魂。这幽魂和〈侧影〉诗中盼早夭对死亡有诸多憧憬的香魂形成沧海桑田的对比。

我写〈掬血〉时,诗社正值人多势众,反而在〈掬血〉等诗完成的几年后,诗社才真的在现实中瓦解了。因此,诗社原就是我写诗时创作出来的诗社,她自然也是我创作的“她”,她是她,我是我,我入乎其内诗写她,我出乎其外隔岸观望她,看她如何为情捧心掬血——这是我写诗时的美学距离。即使诗集里其中一篇〈掬血〉提及“常牺牲你的大我,完成你的小娥”,但她仍是我笔下创作的诗中人,她亦可以唤为小虫或任何名字,用小娥是取其与大我有近音之妙,我用小娥来叛逆诗中的大我。

《娥眉赋》中有一系列死亡题材的诗:〈绝笔〉、〈幕帏〉、〈倒影〉、〈侧影〉、〈捧心〉、〈掬血〉、〈聊斋〉等,我的焦点不是写情诗,而是透过死亡来写人世变迁下的盛衰兴亡。生死相隔的疏离是贯串整体《娥眉赋》诗集的基调——“台前是亲爱的一家人(生) 幕后是互不相干的角色(死)”。

《娥眉赋》诗集中的你,不是现实中的谁,亦绝不是固定的一个你,如〈歌扇〉一诗的“你”指的是所有读诗的读者。诗集中有好些篇幅在写“只要死心眼,灵犀处的/人影,也许天涯/也许今生,前来相会/若你断弦,海角外/我还是数得出第几根……”这类诗句是呼应〈高山流水〉里的你,〈高山流水〉是写给琴、棋、诗、书、画的。“琴”诗是写给失传的乐曲〈广陵散〉,诗中的“你”是“我”弹出来的琴声。

〈掬血〉里所写的“离开了你,我的才情可能断绝/离开了你,我的稿子可能空白”这类诗句不是我的写照,正如您问上述问题并不等于是您心中的想法。您的访问功力深厚,您以多重身分提问问题,翻转我多年的书写记忆,您的用意是要让我在创作上有机会与读者分享。

现实中我没有经历过“离开了你/我的才情可能断绝/离开了你/我的稿子可能空白”。我的写作之所以进入冬眠期,是因为我所有的心血都必须专注的耗在别的我目前仍然必须密密实实封瓮的生活状况上,这漫长的冬眠期与爱情无关。

我早期写作,是因为爱情完全留白(我只在航空信里谈恋爱)当时觉得我的恋爱才华在现实中无从发挥,真是悒悒不得志呀,于是就写进作品里,但爱情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作品里的主题。我的作品读起来闲闲散散、言不及义、情情搭搭,老没正经的,我就是很偏爱这种书写方式,因为喜欢和读者捉迷藏,这样人生就会有期盼。我期盼高山流水,有人自万绿丛中寻得出那一点红的主题来。

(2,待续)

2003 南洋文艺

2003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方娥真 1

癸未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方娥真 特辑


去年(指2002年),《南洋文艺》首度推出“年度文人特辑”,老报人张木钦携“江湖第一笔”的风流文采成为本版的“壬午年年度文人”。今年,成为《南洋文艺》“癸未年年度文人”的,是曾被诗人余光中喻为“缪斯最钟爱的幼女”的方娥真。



方娥真1954年生于霹雳江沙,另有笔名寥湮,70年代由“天狼星诗社”出道,赴台深造时在“神州诗社”闯荡江湖,过后蒙冤入狱,出狱后辗转香港,多年来生活低调。


近年来,方娥真偶有文稿投给《南洋文艺》和《商余》,然而真人仿佛始终在烟云之外,今次为方娥真制作“年度文人特辑”,也同时邀约她在《商余》写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希望她再度活跃于马华的土壤。方娥真在《商余》的专栏已经从1月1日起开始见报。


方娥真早期的诗与散文灵秀得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然而经历台港生活的沧桑后,她说“生命要转入小说”。我们希望她的生命可以转入小说的厚实,也祝愿缪斯最钟爱的幼女可以早日重显诗的灵光。
 
 
娥真传真 1

文学Q & A
问◎张永修
答◎方娥真


(当我在去年11月决定要在癸未年选方娥真为“年度文人专辑”的人物时,便传真便条到香港她的住处。她欣然答应接受我的纸上专访,反应非常积极。我们一来一往传真,可以感觉到方娥真从“封闭”到逐渐释开胸怀的情感转变。现将两个多月来的传真情整理如下,读者可以由此亲近方娥真的心灵世界。)


问:屡次传真到您的住处,文件传过之前,总先有个女声回应。我直觉感觉那是您。那声音、清晰而遥远。遥远的是空间,不是地理,是时间,不是年代。像“方娥真”这个名字,今天的国内读者大多听闻过,但“方娥真”这个人,却仿佛离我们很远。既有的印象是在天狠星时代,她“日子正当少女”,后来去了台湾,是神州诗社江湖里的大姐,被诗人余光中诩为“缪斯最钟爱的幼女”。后来因故下狱,之后去了香港,再后来的,就不清楚了。我想这是大多数马来西亚读者对您的印象,或者您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近况。

答:从前写作时我把写文章当事业来看待。后来我让写作专业进入“冬眠”。无法专注于写作,对我来说就是等于进入冬眠期。我在等待,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握笔:“听生命中的千堆雪/如何卷起/惊艳的高潮。”

问:您近年的生活情况如何?您说“无法专注写作”,是否与生活状况有关?您目前从事其他工作吗?

答:我的一场写作冬眠期一睡就12年。12年间,太习惯于把生活状况像陈年酒一样封瓮,我改不了这劣根性。现阶段我正为一家出版社编写学生的课外读物,它不是创作,但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我相信任何工作都有助于创作。

问:您在大马、台湾的时期出版过好些诗文集,如《娥眉赋》、《重楼飞雪》、《日子正当少女》,深获好评。您可否介绍一下您其他的著作?听说您也写推理小说,为什么您会从事推理小说,请说说其中因缘。

答:我其他著作有散文集:《人间烟水》(1977年香港山边出版社)、《生命要转入小说》(1987年香港香江出版社)、《寂寞一点红》(1987年香港华汉出版社》、《刚出炉的月亮》(1988年台湾合志文化事业公司当代丛书)、《何时天亮》(1980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小说集:《画天涯》(1980年台湾皇冠出版社)、《白衣》(1987年香港华汉出版社/台湾林白出版社);推理小说:《艳恨》(1987年香港星际出版社/1990年广州长城出版社)、《佳话》(1987年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桃花》(1989年香港香江出版社/1989年台湾皇冠出版社/1991年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中国北京友谊出版社)、《花边探案》(1993年中国北京友谊出版社);武侠小说:《就在今夜》(1990年香港敦煌出版社)、《这一生的剑愁》(1993年中国北京友谊出版社)。

2000年中国珠海出版社出版《方娥真作品集》有散文集:《满树婴孩绿》、小说集《白衣》、推理小说:《花边探案》、《桃花》、武侠小说:《一生剑愁》。2000年台湾健行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散文集《满树婴孩绿》。

台湾学者朱炎在我的小说《画天涯》的序文中提及《画天涯》是写生的痉挛,美的震颤。我写作也是由生的痉挛,美的震颤展开的……我的著作内容,无法详述,较为笼统的就用《歌扇》一诗来浓缩:“我要告诉你/告诉你一句话/那句话,在世界上/只许一盏烛火照亮/照在你的壁上/垂挂成歌扇/点点斑斑/一扇展颜/生和死是扇面的底子/情缘是浮雕/那句话,你在扇中/可以寻到”。

我写推理小说是因为我喜欢推理,我觉得在迷宫里找理性的出路很有趣。我无法安分的只写一种文类,我也写武侠小说,写武侠小说是要让想像力自由的天上人间、碧落黄泉。我真正动笔写推理小说是因为香港一份畅销报纸要连载小说,我主动提要写推理。连载小说有它的限制,要符合畅销报纸的准则。我很喜欢主编给我某些特定的限制,然后我会在限制的方寸间海阔天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但对主编的限制始终不逾矩。我用连载和专栏稿训练写作的技艺,很享受这种挑战。对我来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并不那么重要,敬业乐业更重要。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早期的诗文?与现在的比较又如何?

答:不论是我早期的诗文,或后期的作品,有的将来要修改,有的将来要重写(修改技巧,不是修改性情)。在个人的写作历史里,我好希望它只是一个点,不是整个面;它是过程,不是终结。我在封瓮自埋的阶段里,您传真提起我早期的作品获好评,让我收到了正面讯息的喜乐。

(1,待续)

2003年2月 南洋文艺

2009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何乃健

2009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何乃健 特辑



文学 Q & A
问◎张永修
答◎何乃健

问:您是早慧的作家,十余岁便开始在《海光》、《伴侣》等文学杂志发表诗文,请说说其中因缘。


答:我在10岁左右开始学习写作。12、13岁作品多数刊登于香港的《世界儿童》、《世界少年》。中学时期写的诗则刊登于《海光半月刊》与《伴侣半月刊》。当年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何达(何海、陶融、洛美)在《海光》、《伴侣》为年轻人的诗作认真评阅与赏析。他对我的启导与激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何达教导我运用形象思维与积极修辞抒怀言志,他是我最感激的恩师。我后来为年轻朋友评诗与讲课,就是希望能继承恩师的遗志,鼓舞年轻人热爱文学,积极创作。

我于1970年代中期开始辍写10年,沉潜工作,也读了很多书。1980年代中期,华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每况愈下,危机迭起,处境维艰。在日益深重的窒息感与压力之下,唯一的发泄就是将内心的苦闷流露于笔端。这个时期,我写了不少短诗。

1987年机缘巧合,参与了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的《佛教与文艺》研讨会。受邀为《光华日报》的《传灯版》写专栏小品,促使我深入去思考苦、空、无常与无我的真谛。学禅让我认清真正的自己,也带给我恬悦、闲适与自在。我学习放下,与世无争,并将自己小小的感悟写下来与人分享。我真正感觉到生活中处处有禅机,也处处有文学创作的素材;离开生活,文学创作的泉源就枯竭了。

至于环保文学,我多年来一直尝试将自己对大自然的观察,作一番知性与感性的交融,然而眼高手低,自觉做得不理想。

问:您持续从事感性的文学创作50余年,而您又是个理性的农业专家。请问,您是否同意您职业上的成就,间接阻碍了您在文学上的发展?


答:我与水稻朝夕相处已36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的心灵一直徘徊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境域里。由于大面积双季稻种植的灌溉区是人类活动干预下的农田生态系统,因此具有单纯性与不稳定性的特点,虫害、病害、草害、鼠害与其他生理反常现象频频发生。我在白天的工作,往往需要全神贯注,进行非常知性的思考。只有到了夜晚,回到小小的书房里,在群书环绕中静静地阅读、沉思和书写时,才有闲暇让自己的心灵在感性的天地里遨游。我的专业工作需要大量阅读,参考文献,进行田野考察,讨论问题后再提呈报告,所以能用来写诗和散文的时间确实不多。我的作品篇幅一般很短,主要原因是创作的时间很有限。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工作也让我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区域观察,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交流切磋,了解不同文化的农民心声与风土人情。田野的工作让我更贴近大自然,也扩大了视野。千变万化的自然生态成为我重要的灵感泉源。我的7本散文集与4本诗集中,处处可见大自然的丰姿。我常常告诉朋友,如果当年没有学农,我很可能无法写出以农田生态为背景的环保散文。

问:在50余年的文学之旅中,那一项创作的过程最令您难忘?

答: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4本诗集、7本散文、3本科普读物、2本评论赏析。其中以《陈瑞献寓言赏析》的书写得最具挑战性。瑞献是新加坡的文艺界巨擘,他以书写现代百喻经的崇高理念,挥洒诗意的语言和禅画的笔触,完成了100篇简洁凝练,妙趣横生的寓言。这些禅思洋溢的篇章,最短的只有7个字,最长的也不超过100字。由于他发挥了禅画留白的特色,所以想像的空间很大,含义也非常深邃。我在赏析的过程中,有时思考了十多天,仍然如蚊子叮铁牛,无法寻获置嘴之处。我往往在半睡半醒时突然灵光一闪,于倏忽间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方能顺利进行赏析。瑞献的寓言像高楼,四方八面都有窗口;打开不同的窗户,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我共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我曾半开玩笑地告诉朋友:这项挑战比写硕士论文还困难。我的赏析也只打开了一扇窗而已,或许读者可借我的赏析去打开更多的窗扉,去探索更美妙的境界。


何乃健著作年表

【诗】
碎叶(新加坡世界书局,1965)
流萤纷飞(犀牛,1978)
裁风剪雨(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秦林、韩牧合著)
仙人掌的召唤 (自资,1987,自选诗页)
马华七家诗选(千秋,1994,吴岸等合著)
双子叶(台湾文史哲,2000,秦林合著)


【散文】
那年的草色(棕榈,1976,1992年十方再版)
淅沥的檐雨(十方,1990)
稻花香里说丰年(十方,1994)
逆风的向阳花 (雨林小站,1997,秦林合著)
禅在蝉声里(十方,1998)
含泪为大地抚伤(大将,1999 ,田思合著)
惊起一滩鸥鹭(大将,2001,秦林合著)
让生命舒展如树(大将,2007)

【文学评论】
荷塘中的莲瓣 (十方,1995)
陈瑞献寓言赏析(新加坡创意圈,2008)

【科普】
转基因·转乾坤 (大将,2002)
水稻与农业生态(大将,2004)
窥探大自然(大将,2008) 
 
 
(南洋文艺 3/2/2009 )

2007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沙河

2007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沙河特辑


退休摄影师郑澄泉,是马华文坛的多手观音,他一手拨弄现代诗,一手操作“极限篇”,一手素写“百字专栏”,他时而“沙河”,时而“勿勿”,藉不同体裁分身变奏。



60年代初,沙河已经开始从事现代诗的写作,7首诗作入选温任平编的《大马诗选》,风格鲜明。他一度停笔,而于90年代复出,迄今越写越勇,将于近期出版自选诗集《鱼的变奏》。


文学Q & A

问◎张永修
答◎沙河

问:在创作上,您曾一度停笔。如果以停笔作为写作的分水岭,您如何评价您早期的诗作。

答:若要对早期的作品自我评价,只能从记忆中去寻索,两次搬家,把一些存稿剪报都遗失了。总的说前一大段时间是实验期,容易受到港台文潮甚至是新华的文学作品影响,对他们的表现手法都感到新鲜,都想模仿一番。后来一心想写一些比较有自己风格的诗作,就尽量不再模仿。自己认为这时期的作品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应该是诗中存有的那种“年少的真”,虽然有些还是很粗糙的。

问:您从事现代诗写作,谁是您的启蒙老师?您喜欢的诗人有谁?

答:所谓启蒙老师应该不是指某个人吧!一个人必须先对阅读特别感兴趣,才会学习去创作。少时常在报章上读到力匡的诗,虽不十分理解,却感到蛮有种情感的冲击力,便对新诗产生好感,但那还不是现代诗的启蒙。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诗是在偶然的机会读到一本诗合集《诗潮》,里头收录了好些台湾现代诗,如覃子豪、余光中等人的作品,惊异于诗竟然可以这么写,文字的变化竟然这么多姿多彩。后来接触到《学报》和《蕉风》,里头的现代诗更是琳琅满目,这就致使我往这条路去作尝试。

一直以来我没有特别偏爱某些诗人,只有特别喜欢某些诗。
 
问:在您数量繁多的诗作里发现,您有不少作品看似有企图为某个主题从事系列创作,请问如此规划的"造诗",背后有什么意图;创作上会遇到什么困难?

答:也许是散漫不积极的个性使然,我做什么事都不会预先策划,写作亦然,虽然我有些诗是延着某个体材进行,却并非事先规划,只是在完成一篇后,意犹未尽而接着写了第二、三篇。如果说有所企图也只是当时想以各种角度来审视同一件事物。另外有一些同类目的题材并非在同一时期完成,应该说是一种思维的延伸吧!

创作上遇到的困难通常都是字汇的问题,我自觉有一些格外爱用的字汇常用在诗作里,有时为了不让新作笼上旧作的影子,尽量以新的字汇来代替,却往往感到词不达意,这种推敲的过程其实是蛮耗精力的,有时都会感到字汇用謦。

问:退休,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无事做"的惩罚。不过对您来说,是另一回事。你有了更多时间去读书写作,创作的产量也丰富了。请问,您退休前的工作(摄影?),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或帮助?您消闲时的兴趣(书籍之外,电影/音乐等)在您的创作上有什么互动关系?

答:摄影和写诗一样,都是抓住事物一杀那间的神态,我虽从事商业摄影,对艺术摄影可以说还是了解的,摄影讲究构图角度光影色温,我写诗时有意无意也会带上了这些条件。摄影和写诗同样可以不写实,能营造出一种神韵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从一张照片可以读到一首诗,同样从一首诗也可以看到一张照片。

我成长在反战的年代,一直沉浸在摇滚的声浪里,我欣赏西方一些歌者的精神,有些歌者写的歌词根本就是诗,这也间接影响我写诗的态度。

退休后看电影的时间反而比看书多,比较喜欢的是欧陆和中东电影,欣赏的角度也从单看故事扩张到其他方面的要求。不怕笑话,有许多知识我还是从电影里学来的,这是写作上一种无尽的资源。
问:清谈谈您的教育背景及您的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答:无缘接受更高的教育对喜欢文字和书本的人该是一种遗憾。中五结业后,身为家中老大,不得不替父亲肩起半边重担而走入摄影这行业,日子便在暗房和光圈中度过,一直到自立门户,岁月还是离不开闪光灯,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是生活,既然是生活,当然也无例外地左右了我的思想和写作方向。

问:请您回忆您早年写诗那段时期,马华文坛有哪些活跃的诗人/作家,以及当时的诗风倾向。

答:六、七十年代是马华诗坛的盛唐,那时马华新华非常相近,互放异彩,新加坡有牧羚奴,英培安等诗人吒喝文坛,马华文坛也有我们的春天;霹雳州有温任平等的天狼星诗社,槟城州有李苍等的犀牛社和大山脚宋子衡等文人的棕榈社。社员都不下几十人,一时人材辈出,写诗的更不在少数。由于《学报》《蕉风》推崇现代诗,各报馆也渐渐接受了这类诗风,时常发表诗作的马华诗人有李苍,何乃健,吴岸,艾文,左手人(黄远雄),温任平,梅淑贞,绿浪(陈政欣),紫一思等,虽各有各的表达技巧,明显都是现代文学的追随者。我有缘在这年代起步,也算是一种荣幸。

问:诗里头,十行以内的短诗及百行以上的长诗,两者都比较难写好,一般诗人也较少碰触。请问您是否有计划挑战诗稿篇幅的两极?

答:我写过最长的诗只不过七十多行,还够不上你所说的长度。长诗通常是叙事诗或组诗,如果把诗刻意拉长,就像是掺了水的饮料,味道反而不佳,我个人倒觉得短而能意尽更能符合诗的特质,不久前写的二十多首短诗,都是在十行之内,算是一种尝试吧。
问:您以“沙河”的笔名写诗,也以“勿勿”的笔名,在我编《商余》的时候所开设的"百字专栏"写了一系列为期不短的百字短文(每星期写6篇,每月轮两周,为期超过一年吧)。请问,您长期写专栏,是否担心过写诗的题材被挪用了或被糟蹋了的情况?

答:写“百字专栏”,最先是“轮任制”,也不觉怎样,2004年《南洋商报》革新后,变成“独挑大粱”,事先不晓得,一时之间虽感吃力,但还是一直写到年底,不过写“百字专栏”也有意外收获,就是有时为了寻找资料,促使我多读了些书。你说的题材被挪用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写诗和写“百字专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状态,我写诗多为写感觉,书写是在“沉醉”中进行,我写百字时就尽量保持“清醒”,因“百字”讲的是见解,非得循理不可。至于同一种题材用不同的文体来表达,我觉得这反是利而非弊。

问:您也非常积极的响应我在《南洋文艺》推动的"极限篇"(三百字小说)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出色。请说说写"极限篇"与写诗,给您带来的冲突与感受。

答:写极短的小说并非我新的尝试,70年代就曾在《南洋商报》写过《南洋小说》,那也是少于一千字的文体,只是“极限篇”需要更加浓缩。我几乎是在用不同的“声音”来写诗和极限篇,在着手构思极限篇时,一心只想要怎样用最经济的文字去完整地交代一个情节,而写诗的心境却要像行云流水,是另一翻感受。

问:对马华文坛后辈,您有什么冀望?

答:新一代的马华写作人都有较好的教育基础和较方便的阅读空间,一般表现都很出色,一些更具备自己独特的魅力。也许有了网络便打开了视野,他们的题材范围已不局限在小角落,写作手法也非常创新,足以和海外作家相抗衡,这可以从他们频频在海外得奖得知。现时在大马靠写作是难以涂口的,希望在将来这里能产生出一些媲美西方的专业作家。

诗人简介
原名 郑澄泉
笔名 沙河、勿勿
祖籍 广东 潮阳
出生年份 1946
出生地点 槟城 大山脚
作品收入 《大马诗选》(天狼星诗社,1973)
《赤道形声》(万卷楼,2000)
《马华文学大系 诗歌1&2》(彩虹,2001)
诗自选集《鱼的变奏曲》(大将,即将出版 )


2007年2月 南洋文艺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学飞记



张永修【随笔】

你俯身躺在地上,挺起胸膛,双手举直靠耳,再缩紧肛门,收紧肚脐,把双腿拉紧往后伸展,离地三寸,悠长呼吸十次。
像超人那样飞!


(一)

超人伸直手臂,拔直脚,就可以直冲云霄。他卷曲的刘海还是舒服的贴在额前,披风身后缓缓飘扬。

你俯身躺在地上,挺起胸膛,双手举直靠耳,再缩紧肛门,收紧肚脐,把双腿拉紧往后伸展,离地三寸,悠长呼吸十次。

像超人那样飞!他说。

超人飞得可轻松。你双手发麻,小腹如绞,才撑到第六次呼吸。还在原地。

(二)

你拉动扩胸机械,横伸的左右双手向前方推拢。二十下,六十下,一百二十下。

渐次把重量调高。

要像大鹏展翼那样,有力的一下一下拍动翅膀,要飞向海那头。

要承担起自己的重量,要有横跨海洋的能耐。不然就会像希腊神话里的伊卡洛斯(Icarus) ,不支坠入深海。

而飞翔不只是向前拍打一个动作,遇到不同的气流或紧急状况,你可能还得学会另一种飞行的方法。那是双手齐肩从前方推压两侧的疾速窜飞技术。

从较轻的重量开始,竟然吃不到力,而且有用错力扭伤肌肉的感觉。

持续练习,渐有成绩。镜子前你的胸脯壮实了,双臂浮凸有序。

现在缩起你的双腿,用双手撑起你整个身体,像一只孤傲的鹤。他说。

然后学蝙蝠倒立,用不同的方式:手掌、手臂、肩膀、头顶。

然后像死人般躺下,随灵动的轻音乐观想,从身体各部位到头顶三尺之处,到天界,到空无一物。

低头你看看地上的死人。

30/10/11

(发表于《锡山》第41期,30/6/2014)


2011年10月22日星期六

起飞的风筝



要怎样苦而不觉苦?

等你真正飞起,没有线索牵绊,你会感觉轻松。他说。

张永修【随笔】


左脚站立,右脚张开,左手向前倒垂,右手撑天,身子侧倾,你就是一张等待起飞的风筝。

他展露结实肌肉,解说使力部位。

风筝开始抖动。

压下肩膀,锁住肩骨,收紧腹部,拉住每一根神经,你就是起飞的风筝。

摇摆中尝试平衡。每一次呼吸都平均悠长。

天空很高,很开阔。

但你必须靠自己飞翔,他只是你的导师,牵动你飞的动力。

你必须撑开你的骨架,用耐力抵抗时间,用汗水提炼体魄。

然后不要紧锁眉头,你要微笑。

要怎样苦而不觉苦?

等你真正飞起,没有线索牵绊,你会感觉轻松。他说。

汗,湿透全身。

22/10/11

(发表于《锡山》第41期,30/6/2014)

2011年10月8日星期六

没有姓名的女人

由始自终,我都不知她姓什么,名什么。
婚后开始没有姓名的女人。


在一项文学活动上,一妇女向我们走来。

是C太太吗?我问F。太久没见面了,不很确定是否同一个人。

她与C离婚了。F小声说。

你近来好吗?她热情的伸出手礼貌打招呼,还叫了我的名字。

我跟她握手,但不知要怎样称呼她,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周围都是C先生的朋友,情景很尴尬,她识趣的离去。

她走出门口,强烈的阳光照进来,她的身影迷蒙起来,然后消失。

由始自终,我都不知她姓什么,名什么。

婚后开始没有姓名的女人。

8/10/11

2011年10月1日星期六

自称来自BUKIT AMAN 的电话

最近接到一通自称来自BUKIT AMAN 的 INSPECTOR FOO 的电话。
他说我两个朋友在香港被捕,从他们那里发现我的登记副本和银行户口。
他问我认识他们吗,并说了他们的姓名和州属。
我说不认识(我大概猜到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你确定?
我说非常确定。并说我是报馆工作的。
他马上说,你可以查103,我是BUKIT AMAN 打来的。
他还没交代打电话给我的目的,就匆匆挂了电话。
过后问意外组同事,同事说相信是电话骗案。
手提电话显示的电话号码,是骑劫自BUKIT AMAN 警局。不容易查出真正的来源。
说不必理会。
谅他再也不会骚扰。

1/10/11

2011年8月18日星期四

上海季风书店


卖咖啡的妇女又过来问。对方说不喝,她说:那你就站着看好了。

张永修【随笔】



上海季风书店是旅游书推荐的书店。朋友说像台北的诚品。

去了淮海中路地铁站的那间。

走得太累了,选了书就到附设的咖啡厅看书,B也拿了书过来。

卖咖啡的妇女上前问,要了一杯。

她说,两个人不能点一杯。

B说不喝。

她再说,两个人要点两杯。意思说,不点咖啡,不能坐下看书。

B离去选书。

后来一个男孩选了几本书坐到咖啡座上,卖咖啡的妇女又过来问。对方说不喝,她说:那你就站着看好了。

季风书店的招牌给那妇女拆了!口气态度恶劣的妇人!

18/8/11

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

文化建设



文化城市系列(5)


张永修


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的意义不在于点缀一座城市的升平面貌,而是提升它的生活素质。台北市文化局对“文化”的了不起的认知,在我而言,还不是那些硬体的建设或繁多的节目,而是一个理念、或说理想:文化就在巷子里。


马英九在竞选市长的《文化白皮书》提到:“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丰富人们的生活内涵和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它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在跨世纪与提升竞争力的要求下,文化建设的良窳,势将居于关键的地位。”

三年来,台北市文化局提出了六项革新观念,从多方位去推动文化建设,包括:提倡文化平权,推动艺术扎根;重视历史记忆,再造文化资产;强调庶民传统,创新人文城市;推动文化产业,创造城市竞争力;提倡“台北学”,开拓城市文化交流;释放政府资源,厚植民间力量。其中所谓提倡“台北学”,即是推动以“台北”为主题的历史创作与研究,丰富城市历史文化,并激发海内外人士对台北的研究,提高台北的国际能见度,再由实质的认知与互动,扩展城市外交及促进文化交流。

台北市前后三年的文化支出预算,从86亿成长至 143亿新台币,其中3亿新台币用来辅助 700个艺文团体及个人。文化局页筹到 3亿新台币,带动企业赞助文化风气。

期间,文化局创造了多项“台湾第一”:例如创设第一个官邸艺文沙龙,创设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创设第一个说唱艺术馆--红楼剧场,创设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制定第一个全面性的“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成立第一个公共艺术审查委员会,成立第一个古迹审查委员会,建立第一个文化指标系统等。

我在台北的时候,观察了一些台北的建设。台北市府对文化的认知及其实践文化城市理想的积极态度,足以作为我们参考的模范。


##台北国际艺术村

位于台北北平东路的“台北国际艺术村”,占地440坪,楼高4层(另有地下层一层),是提供驻市国际艺术家从事艺术研究创作的空间。除了十间提供驻市艺术家居住的套房,这艺术村里还有练琴室、排舞室、画室、多媒体剪辑室等工作室。受邀艺术家在驻台台北市的两个月中,将住宿于艺术村的小套房。期间,他们将被安排参与一些文化活动,与台湾艺术家交流。文化局每天亦津贴驻市艺术家一些生活费。这三年来曾经在此住市创作的艺术家有55位,包括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及《红高粱》的作者莫言。

国际艺术村的前身是捷运局废置的办公大楼。是龙应台在任时的文化建设实例。


##台北之家

龙应台另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例子是将自1979年1月1日便弃置的前美国大使馆建筑,改建为电影艺术为主题的艺文空间“台北之家”。

座落在中山北路二段的台北之家,设计极具现代感。正门左侧有几个小橱窗在不停的播放电影的蒙太奇;右侧的小橱窗,则重复播放有关台北之家开放前后的纪录片。迎向二楼的楼梯转折处,整面墙都是荧幕橱窗,同时闪动着光影斑斓的不同电影画面。梁朝伟、李嘉欣、刘嘉玲等正透过侯孝贤《海上花》电影巨型海报,从天花板俯瞰拾级登楼的到访者。

台北之家有一间放映非主流电影的88席位电影院、一间多功能演讲厅和一间艺文展览室;楼上楼下各有一间设计高雅的咖啡餐厅。一楼还有一间以售卖电影书籍为主的诚品书局,电影VCD/DVD、电影原声带CD等也是卖点之一。书局墙上,摆置了蔡明亮、张艺谋、王家卫、李安、杨德昌、候孝贤等的华裔导演像。当时电影《此时此刻》正在台北上映,书局也将主角吴尔芙(Virginia Woolf)的系列著作摆放在挡眼之处,她的巨型照片更是高挂其上。
当时,适逢第五届台北电影节正在举行。放映地点之一即台北之家。我在参观台北之家时,碰巧遇上中国导演田壮壮带领《小城之春》的女主角胡靖钒到访。侯孝贤带领田壮壮等参观之后,避开传媒,与田壮壮单独在咖啡座交换心得。中台两大导演的碰头,台北之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市长官邸艺文沙龙

位于徐州路的市长官邸艺文沙龙,1949年后一直作为台北市官邸之用。前市长陈水扁任期间开始废置。龙应台上任后,于2000年将它改为目前的艺文沙龙。它是一间日式房子,柜台前一个三面书架的小阅览室,书架底下就有一排长凳让人自由阅览摆卖的书籍。旁边有个展览室,正在展览孩童制作的工艺品。餐厅里正办着讲座会,听众的反应热烈而欢快。我绕道后院,发现还有数间厢房及容纳百人的小剧场,在微雨的傍晚散发昏黄的暖意。最后一间厢房,晚间还有一场有关历史的讲座会。


##红楼剧场

红色聚光灯照射下,位于西门町成都路的双层八角形红楼,在夜色里格外耀眼。由日本建筑师近藤十郎于1904年兴建的红砖建筑,是台湾第一座公营市场,曾是说书与表演艺术的重镇,电影娱乐的中心,70年代以后逐渐被人遗忘。2002年,文化局将这九十多年的古迹加以改造,重新启用后,以“咖啡、展览、表演”作为新红楼的卖点。一楼的咖啡座将旧照片旧文物包装布置得很现代,中厅八方都围绕着长方形鱼缸,周围另有摆卖工艺品。楼上是表演艺术空间,周四至周六晚间都有剧场演出的节目,星期天则有亲子剧场时间。此外,该场地也作喜筵,会议等多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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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意义不在于点缀一座城市的升平面貌,而是提升它的生活素质。台北市文化局对“文化”的了不起的认知,在我而言,还不是那些硬体的建设或繁多的节目,而是一个理念、或说理想:文化就在巷子里。他们明确指出文化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也不是仅供欣赏的艺术表演。《文化白皮书》的起草人兼现任文化局局长廖咸浩就主张文化应经由日常生活表现,与生活密切结合。文化的扎根必须回到庶民当中、本土之上。从巷子出发的本土文化积累成一定的厚度时,自然就也积累了一定的能见度。这时,一座城市就不会是单方面的“走向世界”了,它也可以让看得见它的世界走向自己。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林语堂故居



文化城市系列(4)

张永修


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的阳台就很西化。典雅的铁花,圆角围栏,螺旋白柱子,半椭圆拱门,而且宽阔,摆几张台子,谈心观景,一大乐事也。往里头走,原是林语堂命名为“有不为斋”的客厅与饭厅。“有不为”者,说明世上有些事是他所不屑做的。


林语堂故居给我另一种的情调的感觉。

1966年兴建的中国四合院架构建筑,由林语堂亲自设计。白色粗面墙,罩着亮亮的蓝色琉璃瓦,上圆下方的窗棂,螺丝纹的柱子,西式典雅的壁灯、拱门,屋旁的露天揽景雅座的木椅与阳伞,给人中西合璧,现代与古典结合之感。一层半的独立式洋房,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林语堂晚饭后常去的阳台。他曾写道:

“饭罢,即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林语堂故居坐落在通往阳明山的山腰上。后园是低低的天母盆地,从阳台俯瞰,视野辽阔。

林语堂的阳台就很西化。典雅的铁花,圆角围栏,螺旋白柱子,半椭圆拱门,而且宽阔,摆几张台子,谈心观景,一大乐事也。往里头走,原是林语堂命名为“有不为斋”的客厅与饭厅。“有不为”者,说明世上有些事是他所不屑做的。如今改为茶餐厅,年轻时穿唐装的林语堂坐在书架旁的照片放大在整面墙上。使茶餐厅主题鲜明。黑面四方餐桌上都有一个绿色的四方浅碟,放着庭院里采下来的山茶花。茶餐厅柜台旁,摆卖林语堂的著作。林语堂编著丰富,曾创办过3本杂志,即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他也是20世纪将中国文化精神引介到西方的重要人物。他的英文著作有《吾国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及被译成中、日、韩、德、法、意、西、葡、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12国语文,广被推崇的《生活的艺术》。在入口出左边的阅读研讨室及史料特藏室,就收藏了林语堂中外著作八十余种。

除了展示,此处也定期举办讲座、学术研讨会、读书会及其他艺文活动。上述活动,常避开游人繁忙的假日与周末,停车位不足是个原因。活动安排在平日,好处是清净,也让空间得到善用。根据导览说,参与者有不少是家庭主妇,她们通常是利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空挡到来参与。

由于林语堂故居前屋屋身不高,入口处右侧是书房。书房窗口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从明亮的外头钻进来的我,顿感阴暗压迫。一面黑压压的玻璃书架摆着黑压压的书籍,面东的窗口下还有无门矮橱,堆满了藏书与手稿。林语堂爱书,看书是他的一项重要的生活乐趣。他说,当他拿起一本书,就会摆脱周遭环境的监狱,“立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还说,读书有两个功能,其一“面目可爱”,其二“语言有味”。

书桌是作家伟大创作工程的基地。著作等身的林语堂书桌却小了点,摆在向南的窗口下,桌上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个桌灯,一个放大镜,一个锡制的烟灰缸,几枝钢笔几枝毛笔和几本书,已经把窄长内凹的半个桌面占据了。3台黑色皮质沙发及树身横切面的小几则摆在书房当中。

以幽默文学著称的林语堂的另一个身分是发明家。他为其夫人廖翠凤设计了符合人体工学的舒适坐椅,1947年在纽约发明了中文打字机。他也以他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以及他改良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在1972年出版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

书房后面有一张单人床,是林语堂读书写作累了时的休息站。他说“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卷起腿卧在床上”。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最佳的姿势不是全身躺直在床上,而是用软绵绵的大枕头垫高,使身体与床铺成30角度,而把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在这种姿势下,诗人写得出不朽的诗歌,哲学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科学家可以完成划时代的发现。”

林语堂生于1895年10月10日,福建龙溪人。1976年3月26日病逝香港,享年82岁。其遗体葬于故居后园。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名人故居纪念馆:钱穆故居



文化城市系列(3)

*张永修

名人故居纪念馆

林语堂、钱穆是国际著名的两位学人,但吊诡的是,在“去中国”与本土性情绪高涨的台湾,“政治橡胶擦”把他俩擦掉了。林语堂被忽略,是因为林的大部分文学写作是在美国,台湾走本土化,就不能凸显国际部分。钱穆被遗忘,是与钱穆代表中国文化,及其晚年的遭遇有关。


台北有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这些蒙尘的珠宝,长期闲置。将名人故居改为纪念馆,是将老文物转化为文化资本,让文化产业化的具体表现。林语堂、钱穆两位大师的故居,在龙应台的争取下,终于重新开放。

林语堂、钱穆是国际著名的两位学人,但吊诡的是,在“去中国”与本土性情绪高涨的台湾,“政治橡胶擦”把他俩擦掉了。林语堂被忽略,是因为林的大部分文学写作是在美国,台湾走本土化,就不能凸显国际部分。钱穆被遗忘,是与钱穆代表中国文化,及其晚年的遭遇有关。

1967年,钱穆应当年总统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分自香港赴台,并选定离故宫博物院不远的士林外双溪作为定居之处,以便往返故宫做学问。1990年,当时的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当年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占用市政府土地,后来当时的立委陈水扁以书面质训方式强烈要求政府收回。时96岁高龄的钱穆,目盲体衰,仓促搬离居所素书楼,两个月后辞世。

对于“加害者”台北市政府重新开放钱穆故居的建议,旧痛未愈的钱穆夫人胡美琦的反应相当排斥。经过龙应台多次的接触与剀切表达,胡女士才放下心防,接受建议。2002年3月29日,钱穆故居正式开放,台北市长马英九向胡女士鞠躬,表达官方的歉意,为钱穆平反。

而林语堂的后人——旅居海外的次女林太乙女士,对父亲故居改为纪念馆,态度积极。相比之下,林语堂故居的开放,就顺利得多。



*****钱穆故居*****

钱穆故居位于东吴大学校园,大榕树郁郁的树荫下,白墙被岁月染灰,深红色木门如新,偏左上方,黑木板上刻着楷书“素书楼”3个金字。素书楼之名,源自钱穆母亲无锡居所“素书堂”,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而命名之。

入口处有二路上山,右为斜坡车道,左为60级高的石阶。石阶是钱穆夫人胡美琦以石块砌成,两旁枫树槭树夹道冒新绿。山上是古松黄竹,山茶杜鹃的庭园。走道尽头,红白有致古朴的双层独立式房子,房子的构图设计也是出自也是画家的胡美琦女士。

一楼左侧是客厅,大圆桌是钱穆讲学授课的地方。有人连听20年,从学生听成教授,再带同学生听课,曾师生五代同堂,教化无数。靠窗处,是钱穆供奉的朱子雕塑,顶上横联“静神养气”,两侧直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皆朱子所书。而右侧厢房,原是胡美琦女士的画室,如今转换为阅览室,可办讲座、研讨会。厨房目前在装修,已经有了咖啡座的雏形,将方便雅聚的文人雅士。

转上楼梯,右侧是钱穆书房,书桌大而高,案上置着毛笔笔架、笔筒、石砚、几枝毛笔,和摊开了的钱穆著作复印本。钱穆晚年著述,多在此完成。书桌左侧是一大片明亮的玻璃窗,窗外古松婆娑。书桌后头,是一壁落地白色书橱,藏书丰富,不过大部分已经赠送友人或捐赠文化大学图书馆。目前摆放的,都是钱穆的著作与相关研究。另外,纪念馆也陈列了钱穆闲暇时自娱的箫管与围棋。

楼上有个简朴的小露台,名“望月”,是钱穆夫妇赏月乘凉的地方。衔接望月台与书房的是楼廊。其特别之处在于翻修之后的窗下的墙脚。钱穆晚年行动不便,常居二楼,胡美琦女士便把墙脚格成一个个方形玻璃墙,方便钱穆坐在楼廊的藤椅上观赏庭园里的花木。鹣鲽情深,教人感动。听说早年周围环境还没发展,此处还可以听到山下的流水声呢 。旁边的卧室有单人床两张,设备简单朴实。

钱穆1894年生于江苏无锡,1990年卒于台北,享年96岁,遗骨次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迁台之前,1965年曾来我国马来亚大学讲学,次年因病提前返回香港。钱穆著作等身,有《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朱子学题纲》等56册,学说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儒宗。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2011年2月10日星期四

文化使一个城市变得伟大

文化城市系列(1)
*张永修

文化使一个城市变得伟大
访问马英九(3)



*******文化城市的概念*******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文化只是精致的艺术形式表演,是生活的点缀,可有可无,或等到经济基础稳固之后才谈论的课题。其实,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体现,它就在我们周围,在饭桌上,在巷子里。当然,文化也分素质高低好坏。怎样的文化需要发扬或抵制,执政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北作为第一个成立文化局的台湾城市,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如何看待城市里的文化因素?

“我觉得,工程,尤其是一个大的工程,可以使一个城市变大;但是只有文化才能使一个城市变成伟大。也就是说,一个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否则没有办法成其大。古往今来的伟大城市,都是如此。”只有智慧让人看得深远。

龙应台在任文化局局长的时候,主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从年头排到年尾。马英九如数家珍:“比如现在进行着的有台北电影节、台北传统艺术剧;到暑假的时候,就有儿童艺术节;到了秋天,会有诗歌节;然后有台北音乐季;到了11月,就有台北艺术节。在这中间还有所谓‘文化就在巷里’,我们和社区结合推展文化活动,每个活动都有固定的团体在办,使得台北的文化面貌跟以前大不相同。每个月出版《文化快递》,把每个月的文化活动都放在里面,对每一区发9万份那么多。”

有了活动就要有民众的参与才能收到效应。自从有了台北文化局,这3年来,每年有30万人次欣赏台北艺术节,每年有12万人次欣赏台北电影节,每年有30万人次共享台北儿童节,每年12万人次参加“文化就在巷子里”社区艺文活动,每年10万人次欣赏市立国乐,每年8万人次欣赏市立交响乐,9千人为“捷运公车诗文”写诗。。。。。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台北市民对文化活动的支持。



******同玩节******
“我们还做了一点可能外界认为比较怪异的事情。我们每年都有拨款去补助同性恋团体。我们已经连续做3年了。我们每年都举办一个活动,叫“同玩节”,是一个同志的活动,做必要必要的劝导,让人知道同性恋只是一种性的倾向的不同,他们不是坏人,不须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他。我们不须要去鼓励,也无从鼓励,但是不要去歧视,或者是打压。这种现象以前不是完全没有。”

台湾同性恋同志推动的同志平权运动约有10年历史,几次重大的同志人权相关事件发生在台北,同志议题的被讨论与关注、同志社团的发展,同样在台北发生。2000年9月2日,台北市举办了首次同志公民运动——同玩节,那是台湾第一次以公部门编列预算支持同志平权运动的创举。
“我们安排警察和同性恋团体面对面的沟通。因为警察是一个非常阳刚的团体,他们看到大男人抱在一起,总觉得怪怪地,会觉得他们有问题。我一再要求不可以去骚扰他们。我过去在国外念书,有接触到这种团体。其实这种团体里面有很多人有非常高超的文化及艺术方面的才华,对社会来说是一般力量。”

同玩节除了同志与社团的对话活动之外,还有分派《认识同志手册》,台北同志社区巡回讲座、同志梦中情人票选活动、同志情歌票选活动、同志卡拉OK歌唱比赛等。主办当局希望透过这些活动,促进市民实际接触同性恋者的经验与互动,增加市民对同性恋人权的了解与平等对待。


刚开始推出同玩节的时候,有人不能接受,宗教团体跳出来抗议。“台北市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些宗教团体,跳出来批评完了以后,都封口,他不会去杯葛,不会去挡住你做什么事情。”马英九说:“这代表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你的看法跟我不同,我还是要讲,讲了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我一定要讲,因为我的教义是如此。尽管见解不同,大家却相安无事。”

马英九说,同性恋团体邀请他出席活动去,他一定去。他表示:“我不是鼓励你,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得到保障,因为这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性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我把它的定位定在人权,我们台北市需要是一个人权的城市,不光是同性恋者,就是外劳,及老人小孩,我们都要提供必要的法律的保障及人道的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最基本的要求。这些我们都蛮注意的。其实这些不完全跟文化局的业务有关,但是它跟文化有关。它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理想。”文化平权,其实正是台北市文化局所提倡的革新观念之一。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访问马英九(2):新任局长廖咸浩



文化城市系列(1)
*张永修


两位文化局局长
访问马英九(2):

新任局长廖咸浩

龙应台离开文化局之前,对未来4年做好了规划,而接手她在文化局的工作的人,正是当年写〈文化白皮书〉的人廖咸浩。马英九说:“廖咸浩写了〈文化白皮书〉,由龙应台来执行;而龙应台写〈文化白皮书〉,由廖咸浩执行。这很有趣,但不是刻意安排的。”

马英九对这新任局长有什么要求?

马英九认为:“作为文化局局长,他本身要有非常广阔的视野,要对艺文有一定的嗜好和修养。他本身若会当然更好,但是只是会还不够,因为他的功能是文化行政的首长。他必须对艺术、对文化有一个通盘的认知,同时也有某些愿景。他的学养越广博越好,因为这个领域非常大,同时他也要有能力去跟各界沟通,包括市政府内部,包括市议会、文化界、媒体……,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因为他本身是文化官员,所以必须站在市民的立场,不能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总之,这并非一项容易的工作。”

龙应台卸任前,曾频频私下征询下任文化局局长的人选。有人说,如果马英九连任,在省籍意识拉紧的局势下,文化局一定要找一个本省人,以平衡马英九的外省人色彩。首任局长龙应台已经是外省人,次任局长是不是要考虑本省人呢?廖咸浩是由市府邀请艺文界人士组成的“觅才会议”举荐的。据知,8名不同党派色彩的与会者当中,至少有6人强力推荐廖咸浩。而廖咸浩恰恰又是一个外省人。看来,“才”的因素,似乎比省籍的考量更重要。

“新任局长廖咸浩是文学批评与社会评论家,是台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有英美文学博士学位,也刚好是我第一任〈文化白皮书〉的起草人。”马英九透露,龙应台当年对出任文化局长有点动心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这个由廖咸浩起草的〈文化白皮书〉。过去3年,龙应台也经常邀请廖咸浩参与会议及提供咨询。

“廖咸浩的特色是他本身也是蛮典型的文人,他喜欢唱歌,歌喉很好,也会朗诵诗。”马英九继续介绍新任局长:“除了英文之外,廖咸浩也懂日文和法文。本身有非常广阔的国际观,他在国内的文学文化评论界非常活跃。”

“最初,1月邀请廖咸浩时,他第一个回应就是谢绝了。当时他当系主任才一年多,外文系正在推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而且要进用一些年轻的教授,他觉得走不开。经过一再的游说才答应,但说不能马上来。本来预计要4月才能来,现在要求他提前一个月(3月20日)上任。”马英九认为,廖咸浩并不是那种看到有官做,就什么都不要了的人,他最初的推辞,表示了他负责任的态度与敬业的精神。马英九说:“当初他没有爽快的答应,我们反而很放心,因为这表示他是很慎重的。”





廖咸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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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生,外省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史丹福大学文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环境英语》杂志主编、华盛顿(西雅图)大学客座副教授、《中外文学》月刊总编辑。普林斯顿大学Fulbright访问学者、幼狮电台《苦涩的成长》节目主持人、公共电视《阅读天下》节目主持人等。

作品散见各重要报章杂志,写诗、散文、小说,目前论著以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为主。著有《爱与解构:当代台湾文学评论与文化观察》、《美丽新世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迷蝶》,编有《八十四年度小说选》,译有《魔术师的指环》等及多部学术著作。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3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两位文化局局长:访问马英九(1)

文化城市系列(1)

两位文化局局长
访问马英九(1)

*张永修



台北市文化局是全台第一个地方文化事务专责机构,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在台北政界文坛的一片惊讶声中走马上任,次任文化局长廖咸浩则在台北市政府的拳拳盛意下于今年(2003年)3月20日接任。
在旧官刚卸职、新官未上任之际,我刚好有机缘访问台北市市长谈谈这两位文化官。

3月19日,台北寒流,整日下着或大或小的雨,气温介于摄氏13-14度。在新闻处的安排下,我在台北国际艺术村与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作了一项访谈。


*****龙应台表现*****

1999年7月,马英九赴以色列、法国、意大利三国展开官式访问。在结束意大利佛罗伦斯的访问后,马英九立即展开另一场对台北未来三年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私人行程”。他携带他竞选时发表的《文化政策白皮书》,搭晚间班机飞到德国法兰克机场,从机场再包德士到市郊,亲自登门拜访龙应台。经过3个小时的长谈,马英九终于把龙应台请出了书斋。
首先,我请马英九对他用心良苦从德国请回台湾的、刚刚卸任的文化局前局长龙应台的表现做评估。

“龙应台局长来了台北3年3个月零3天,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卓越。”市长事务的繁忙可想而知,然而马英九却能将琐细的事情放在心上,他对龙应台的重视由此应可透露一般。

马英九对台北文化局三年来的贡献表示非常肯定,他说:“台北文化局是台湾各地方政府当中最早开设文化局的机构,很多工作的开展都没有前例可循,而龙应台却能以自己的模式打出了一片天下。”

马英九指出,龙应台在任上进行一系列的古迹活化的工作,被活化的古迹包括名人故居、台北之家,以及访问进行地点——国际艺术村,这是一个供交换作家、艺术家用的空间。龙应台在文化局任内,便在这个国际艺术村里发起“驻市艺术家”(resident artist)制度。至今为止,此艺术村都保持着同时驻有亚洲、美洲、欧洲的艺术家。

另外,林语堂、钱穆两位大师的故居在龙应台的争取下重新维修,并以名人故居纪念馆兼研究这两位大师的学说与著作的研究中心的面貌对外开放。马英九说,其他如殷海光、李国鼎、蒋宋的故居,将来都会陆续开放。

龙应台认为,老房子的历史光芒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以凸显台北城市的人文厚度。因此,一些具历史意义的“闲置空间”必须设法恢复使用。比如,二级古迹中山堂,已被装修成一个专业级的表演餐馆。“而我们市政府的礼堂也可以作为次专业级的表演场所。”马英九自豪的说:“我们将来在市里还要建一个音乐厅和一个比较另类的表演场所,让一些体制之外的团体也可以来表演。往前看的话,台北市的文化活动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精致,跟国外的团体有很多的联系,换句话说,本土跟国际之间不但不冲突,而且会相辅相成。”

龙应台把文化与产业、国际、教育、社区的结合视为未来4年该努力的大方向,马英九对这建议的反应显然正面而积极。他说:

“往后,文化要跟产业结合。前两天我开一个文化与产业的座谈会,邀请了各个行业,包括画廊、古董、电视媒体、作家一起座谈,目的是找出一提升台北文化场面的道路。”

“另外,文化也要跟国际结合。交换艺术家只是其中一项,我们过去10年办了另一个活动,就是“亚太文化展”,邀请其他国家的文化官员和市长来交流。”马英九说:“文化要跟教育结合。将来我们会让下一代更早、更深入的接触文化活动。文化要跟社区结合。我们在办的社区活动,很多都是不要钱的,比如野台戏,效果很好。到学校办歌仔戏,放3千张椅子,来了5千人。”

上面所说的是看得见的文化建设。然而马英九并没有忽略龙应台所进行的“看不见”的工作,那就是“文化指标”的调查跟建议工作。马英九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重视。“什么叫“文化指标”呢?”他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有多少听音乐的人口?我们这个城市里,一个市民一年读几本书?看几份报?文化的消费、文化的活动有多少?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将来规划时候的主要参考,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开始建立这样的资讯。”

龙应台文化局长的任期终于圆满结束,然而据说在她就任的头一年,马英九平均不到三个月就会在半夜接到她“几近崩溃”的电话,而她也几次几乎待不下去而要提出“掖在口袋里的辞呈”。马英九的支持、信任与尊重应该是龙应台尽管面对打击、攻讦,却依然不掉头离去的重要因素。

马英九表示,他并不担心龙应台在文化局事务方面有任何缺乏,然而他也明白对一个新人来说,行政经验不够那是一定的,但经验的累积急不得,必须慢慢来。因此当她遇到问题,他便随时给予协助,所以他们3年来都配合得很和谐。

据知,龙应台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的感激,并认为是马英九的充分授权,才让她获得放手挥洒的空间。马英九认为,可能是家庭教育的关系,他从小就对文学产生兴趣;对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美术,虽然不见得都很懂,但是至少可以跟这些文人沟通。他说:“我和龙应台沟通得非常好。我晓得了她的理念,我就尽量营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她去冲刺。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转型转得很好。”

马英九认为龙英台还是当年写〈野火集〉的性格,他说,“这其实没什么不好。我对这些有个人性格的首长,只要她能够抓住重点,我就不会去干预她。”马英九笑着指出:“龙应台这个人很聪明,思路快。所以我常说,文理通的人,思理就通。这点我是觉得百试不爽。”



马英九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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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13日生于香港。祖籍湖南衡山市,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1981年返台先后曾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秘书、法务部部长、政务委员等职,1998年任台北市市长。在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部长的3年期间,他曾提控了近3千800名贪官污吏,包括前总统的儿子、公营银行总经理、捷运局局长、立法委员等,被誉为“台湾的包青天”。



龙应台在吉隆坡


龙应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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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生于台湾,祖籍湖南衡山,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曾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台湾淡江大学。

80年代以野火烧芭的气势,在《中国时报》的“野火集”专栏大力鞭笞腐败的社会现象,词锋锐利,文字伶俐,思虑慎密。1985年出版《野火集》,狂销百万册。其他著作包括:《野火集外集》、《龙应台评小说》、《孩子,你慢慢来》、《百年思索》等。被誉为“台湾的良知”。

2000年11月6日任台北文化局局长,2002年10月辞职,代理局长职至200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