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林春美: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林春美【散文】


我想我大概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情感经验出发,后来再加上一点编辑人的触觉,而后才向研究者移位的。意识到本土性问题,可能与我本身在写作上已从“给古人写信”过渡到“我的槟城情意结”阶段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如此。



我的写作向来缺乏规划,一则是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文学理念所误,一则是因疏懒所致。《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所收有关马华文学论文11篇,是我自90年代中期以来零星写就。当我为整理书稿而重新阅读自己这十余年来的部分思考成果时,发现这些论文尽管难分章次,然而辑录一书,却大体反映了我这些年关怀的两个主要面向:性别与本土。感觉比较意外的是,这与我在〈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一文结尾处所言竟然如此相似。或许,对某些马华女性作者/评论者而言,那真是与她们生命本质最直接相关的问题。

写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时,我在马大念硕士,还在自我摸索着写论文的方式。那个资源贫困的年代,疏而不漏的网际网络还未罩上马大的天空,图书馆中文部有着饶有学问的线装书,可是学术期刊品种稀少且多过期。那个时候吉隆坡也没办过几场中文学术会议,更别说是马华文学研讨会,可供借鉴而又合乎学术规格的马华文学论述是绝少的。我记得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主办的“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研讨会邀请函时,有位学姐建议我以校园文学为题,毕竟作为校园作者之一员,我对相关情况不陌生,写来应该相对容易。可是我自己当时更感兴趣的,却是我隐约从马华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感觉到,但还无法说清的,作家对与中国相关的事物的特殊情感。作为创作者,我承认自己对于“中文”的物恋(这和我小学时期热爱马来文一样,或许都可以借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形容或解释:“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然而我清楚那与对“中国”(文化及其他)的复杂情感始终颇有差距。在我看来,马华作家的“中国性”(这当然是后来才学会的术语了)首先是深层心理意识的问题,其次才是审美的问题。审美语言与风格等其实只是心理意识的体现或者折射。写硕士论文时摸索了心理学理论,很是着迷,于是借用揉杂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荣格(Carl Jung)与较倾向于社会文化学派的阿德勒(Alfred Adler)二人之概念的“情结”一辞,命名马华作家的特殊情感,是为“中国情结”。配合研讨会讨论马华文学一decade的新成就与方向之需,论文就叫〈近十年来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着重讨论80年代中期以降的情况。而今时移事往,再一个10年也过去了,原题的“近十年来”不免已失其时效,故删之。修订本文时再查证所引文本,发现原来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因此在新的题目之后加上年限(1978~1995)。1978并非上限,1995则是写作的时间点。

当年少作,读之汗颜。原本也打算弃之不录,后来想想还是将它留下,算是为自己粗糙而真挚的起点,留个纪念。(注)

我想我大概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情感经验出发,后来再加上一点编辑人的触觉,而后才向研究者移位的。意识到本土性问题,可能与我本身在写作上已从“给古人写信”过渡到“我的槟城情意结”阶段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如此。作为在地者,“马来西亚”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越来越切身的问题(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六时教我本地知识——我无法将《Pengajian Am》按一般规范翻译为《普通试卷》,那太亵渎我的老师——的印裔启蒙老师Mr. Supiah,尽管我相信他早已忘记有过的这么一个学生,也永远不会看到这篇文字,他甚至不会知道他深富启发性的灼见与授课热情曾经如何震撼与改变过一个人)。“马来西亚人”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身分,而是一种选择。我后来还继续讨论他人的本土认同经验。与张永修合著的〈从“动地吟”看马华诗人的身分认同〉,即藉颇有“总结历史经验和家国感受” 之自觉的诗歌巡回演出“动地吟”所选录的诗歌,探讨独立前后迄20世纪末马华诗人对文化、地域、国家等多层面的认同问题。此文收录在山东出版的一本马华文学论文集里时被删掉了与六四有关的一段文字,本书将之还原。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末期以降,名目繁多的文学奖在马华文坛此起彼落、争相冒现。这种现象常被人用以作为马华文学昌盛发展之证明。我丝毫没有否定文学奖对于马华文学发展之积极意义,〈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与〈我们的父亲母亲:嘉应散文的书写模式〉中对相关文学奖亦自有肯定之语。然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些文学奖之体制与本土效益,及其最终实践马华文学之质的提升的可能。马华文坛的文学奖,不论其体积造型,头上总戴着诱人的魅力光圈——对参赛者而言如是,对主办者而言可能更如是。许多有能力贡献于马华文学发展的文化单位,包括学生组织,一想到“提升马华文学水平”,仿佛除了文学奖此一“坦途”之外,别无他路。主办文学奖似乎已变成一种“虚荣的公益”。我不是主张停办文学奖,我着实希望既有的文学奖可以进一步完善其体制,更好地接着办下去。只是我也认为将来的有心人,不妨考虑暂且无需再赶办文学奖的热闹,就现今马华文学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而言,我觉得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恐怕是相对而言少一点功利追逐、多一点耐心培植的“马华文学自然生态空间”——最近某文学奖出现严重的抄袭现象,更加让我如此确信。我们需要多几个可以长期持续的出版计划,多几份《学报》,多几份《向日葵》,多几份《蕉风》,或者多几份《马华作家》也很好。如果能多几份自由的报纸和多几份文艺副刊,那肯定也非常教人兴奋。

无论如何,许多当代马华作家皆与文学奖脱不了干系。本书6篇文章专论的4位小说家潘雨桐、商晚筠、李天葆、黎紫书,都曾获奖无数,有的甚至就从文学奖诞生。然而我选择讨论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们的著作确实具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先打岔说明一下:以上这句话是蛇足。然而这也是在地评论者必然面对的难题,马华作家多数有着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不论评论是如何基于对彼等某方面成就之肯定,都多少将引发一些负面反应,随之而来的道德承担或变得在所难免。   说回上述作家专论。〈谁方的历史:黎紫书的“希斯德里”〉关注的是一个备受期待的小说家对本土现实的认知,及对历史的诠释的问题。我同意黄锦树在序文里提出的多元历史与小说距离之说,然而马共毕竟是一段被放逐多年的受诅咒的历史,作为小说的材料和做小说的材料之间到底也会有些差距。但锦树对“马华本土女性”的善意,我是理解的。

〈州府人物连环套:李天葆与张爱玲〉则是从语言风格方面讨论马华文学实践本土性的考验。对马华作家而言,“南洋”是个深具诱惑性的空间,常在本土与异域之间飘忽,没有定点。决定的因素可能在于作家的意识形态与语言。李天葆过于耽美的文字风格使本土南洋变成奇幻境界,中国作家徐志摩和张资平则因对他者的欲望想像,而将异地南洋写成朱古律色的欲望乌托邦。〈欲望朱古律:解读徐志摩和张资平的南洋〉是从我上王润华老师的“现代文学专题”的一篇作业改写而成,因为与本土相关,所以也收录进来。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博士时,在王润华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两个研讨会,多写了两篇与学位论文无关的文章。在此顺便向王老师致谢。〈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扩展自约两年前配合《南洋文艺》的潘雨桐专辑而写的〈女身境地:小论九○年代潘雨桐的“女”“性”〉。〈轻巧与深刻的两难问题:小论《微型黎紫书》〉也大约成于此时。后来谈性别命题的还有〈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我们的父亲母亲:嘉应散文的书写模式〉其实也是以对性别角色的思考为讨论的切入点。剖析这些马华作家对女性气质及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待与诠释问题时,我更清晰照见的,毋宁是自己。

上个世纪的最末一年,我在新加坡度过。一水之隔,景色两异。杨松年老师和刘笑敢老师的课,让夜间回寓所的巴士变得异常明亮。单就这点,我都会永远感念这个地方对我的好处。然而我还是决定回来。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当时对马华现实主义者的精神导师之言,深感共鸣。我选择做一个在地的马华文学评论者。在地未必就是优势,本书论文自难免于在地者的直觉与不觉,见与不见。而论文的某些观点,甚至语气,则多少回应了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氛围。
(注)另外还有一个不愿把它写进正文的原因:经学生提供资料,始发现曾被本地一“学者”大量而可笑的抄袭。这是少作之荣幸还是马华学界之不幸?我不想多费唇舌于此事,将来如有适逢该文的好奇读者,只要对照少作之原始出处,或次原始出处,自可有公断。     (南洋文艺 2009年6月2日)

唐林:中国情结

中国情结

【文学Q&A】问◎张永修   答◎ 唐林


问:您近年常有中国旅游诗的写作,请说说您文学上的中国情结。


答:我写旅游中国杂诗,是因为2007年9月中旬,我到中国旅游1个月;2008年9月中旬,我再到中国旅游2个月。这期间我走过中国10个省的不少城市乡镇,加上我承受的是汉文化,应用的是汉文字,青少年时代就读过中国历史地理、文学和文学史。我的文学渊源来自中国文学,在旅游中国那些城市乡镇时,往往因为文学上的记忆而有所感触,就写下这些旅游诗。讲历史,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乡镇,多数都有千年以上的古迹名胜;说当前,中国每一个城市乡镇,多数有数十万或百万以上的人口。中国的多元庞杂,仿佛已经汇成巨流,不像我国呈现着多元而不太和谐的吵嚷。即使这样,从身分证和护照看,我始终是一个外国人,面对着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感觉上总有一段距离,无法像中国人一样。我或许因为我没有信仰任何宗教和主义,纵然是身在中国,看的中国,写的中国,还是脱不了异乡人的情怀。



问:您写作多年不辍,请说说您在写作路上遇到的苦乐之事。

答:我业余写作多年,最感快乐的有二。其一是十多岁时,报纸副刊第一次刊用自己的习作,那种愉快兴奋心境,给日后写作带来无限鼓舞。其二是获得读者共鸣。1992年,我在怡保万里望的巴刹食档间,一位卖咸煎饼的先生,问明我身分后,送我好些他做的咸煎饼,说他喜欢读我当时在星洲日报写的评论。他的诚坦真令我永远难忘。至于写作的苦,我遇到两种压力。一是我的第一和第二本诗集,先后被当局宣布为禁书。使我担心拥有我的诗集的人会受到牢狱之灾——当时法令,任何人拥有禁书,会被判坐牢最少3个月。——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二是来自自我的压力。我坚持写作和生命一样,必须不断地更新突破。但是,多年来我总是眼高手低,一直无法超越自己。这种压力是写作上唯一的烦恼。时间永恒,生命一瞬;写作没有什么使命,只是反映生命的历程。烦恼伴着寂寥,却另有一种苦中之乐。      



◎唐林 【诗】

中国行杂诗



1. 开封

我从汴梁大道走进开封

城里城外都是含笑菊花(注1)

多姿的菊花像开封的历史

丰富着多元化的回忆故事



坐落自由路1400多年大相国寺

天天招呼着善信们虔诚膜拜

局促税务局斜对面的延庆观

似乎自隐于江湖的潜修静思

那所古色古香的山陕甘会馆

阐扬着“大义参天”及“忠义仁勇”

位于湖畔的开封府和包公庙

还有杨家天波府及龙亭公园

纷纷投入了自由市场显身手



日子像河水一样永无休止

已经悠悠1300多年的东大寺

按时扬声提醒穆斯林祈祷

矗立附近500多年的天主堂

依然每周播唱着圣母福音

新而冷清的刘少奇纪念馆

仿若嘲讽着今时今刻历史……

凸显着过去 模糊着现在

开封呵开封 要往何处去

(注1)我到时适逢开封主办全省菊花展览赛会。



2. 花园口看黄河

我在郑州花园口看黄河

河水瘦落浑浊平稳地流

岸边遍布着干涸的草滩

真难想像黄河怒吼模样

一道壮伟的长桥跨越向对岸

车辆不断地在桥上蠕动川行

70年前蒋介石军队爆破堤处

竖立了“永垂不朽”的碑石围墙

我冒着秋风细雨漫步花园

松树低吟里挟着几声鸟啼

谁来评述历史的功过是非

天色迷茫 花园静寂无声

黄河是不是已经沉入梦乡

河畔草色翠绿 园林如画

果然是地覆天翻换了人间吗

我看着黄河想着黄河听着黄河      



(三)郑州  

我瞎马一般闯进了郑州

走过一条街又是一道桥

走来走去仿佛总走不完



我是一个史盲的异乡客

对郑州没有丝毫的记忆

只靠河南省地图来探索



郑州在开封与洛阳之间

是京株和连霍高速交接处

正日以继夜奋力迈向现代化



我望着郑州一幢幢大厦

和一系列建筑中的高楼

猜测着郑州明天的相貌



深秋的天飘洒着迷茫细雨

我跨过高架天桥奔向洛阳

迷茫细雨里郑州逐渐朦胧……



(四)白马寺

尽管号称中国第一古刹

而且有近2000年湮远历史

看到赵朴初题的《白马寺》

就知道承受过文革浩劫



我佩服中国人的神化仿造

从庙前的池塘碑石和拱桥

到庙内的古墓佛殿及碑文

几乎抹净了所有破毁残迹



我望着成群善信焚香膜拜

游客排队上鼓楼敲钟取乐

浓郁树荫下的《白马寺六景》

正在喧哗欢笑中复苏过来



我走过一座殿堂又一座殿堂

欣赏大雄宝殿等等摆设雕像

细读哪些碑石上模糊的文字

再一千年白马寺会不会存在



(五)洛阳


我到洛阳已过了牡丹花季

秋雨后的黄昏景色很清新

夕照残阳里没有沧桑伤痕

通街涌着忙碌的车潮人流

读着洛阳怎会有念昔情怀



我漫步在夜晚的洛阳街上

秋风吹来比云顶神山冷冽

人和车仍像白天奔忙活跃

吃喝玩乐仿佛都不用休息

谜一样的新世界谜一样活



我看见洛阳处处张灯挂红

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报上连载许多个人的专访

以贫乏此富足回忆看当前

要未来信心洛水一般长流



我发觉洛阳的秋夜冷而神秘

当有女人向我提议按摩服务

或许我仅仅是一个异乡过客

看到洛阳美丽的脸不了解心

始终是一片无所牵挂的云絮      


(六)龙门石窟  

我沿着石山下的路走去

石壁间排列着佛住石窟

不论大小蹲坐或是站立

纷纷倾诉着往昔的岁月



我可能只是一个现代俗人

猜不透这些佛尊隐匿的谜

就凭一座没有树林石头山

竟能躲过多场惨烈的战争



石山恒是这样沉默不语

佛尊也是这样哑闷无声

春来秋去谁算季节更换

夏热冬寒谁计有涯无涯



我迎着深秋寒风走到对岸

回望龙门石窟倒映在湖中

多少朝代流水一般消逝去

龙门石窟可是永远在梦中


(七)登封少林寺

我在秋天正午来到登封

波浪般街道飘飞着微尘

路两旁有好多所教武学院

不知道谁是主流谁是分支

少林寺午睡般倚在斜坡上

前后左右都是近光秃山岭

倘然工夫盖世都深藏不露

今天却到处议论少林工夫



我越过少林寺背后山脊

发现比仁丹更弯曲山路

仁丹是铁矿这儿是煤乡

我想起姚拓先生的少年梦㈠

这个煤乡是不是他的故乡

我回头再到少林寺前眺望

寺庙和群山一样宁静安详

高峻半赤的山岭重重叠叠

的确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秋风不断自山谷里扑过来

我忽然有寂寥的迷惘惆怅


(注2)姚拓先生曾告诉我:他少年时家住在少林寺一山之隔的乡村,心想随时可去看少林寺,谁知世事变幻,他竟在50多年后才圆看少林寺的心愿。



(八)仙桃

我趁着初冬的微寒去仙桃

才知道仙桃没有出产仙桃

驰名的是本土三蒸鱼肉菜



仙桃已赶上全国发展列车

拓宽了街道 耕耘着工业区

建起了高楼酒店餐馆及超市

涌动着人潮 驰跑着车流



仙桃出现了4位奥运冠军

体育的美名已经全国传扬

今天宏伟的仙桃体育馆门前

排列着4位冠军运动员塑像

仿佛仙桃另一个游玩景点

吸引很多人来拍照或观赏



我这个爷爷级的他乡过客

带着仙桃年青朋友的祝福

以及仙桃三蒸鱼肉菜余香

随着微寒冬风离开了仙桃    

(南洋文艺 2009年3月)

年红:儿童寓言的真理之路

儿童寓言的真理之路


——访儿童文学家年红   问◎廖冰凌  答◎年红     寓言(fable)是众文学样式的一种,它的篇幅短小,结构紧凑,文字简炼,主要借由一个虚构的、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来寄寓某些教训、道理,阐发人生哲理和道德训诫。常见的表现手法有比喻、拟人、夸张等等,并以人或动物为描写对象,将要阐明的事理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体现出来。由于寓言对语言文字的精练要求,以及富有积极的道德意味,这使它成为儿童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文学体裁。

  年红在马华儿童文学界耕耘了50多个年头,其作品包括儿童小说、散文、婴幼儿歌、儿童寓言、童话、儿童剧本等等,成果丰富多元,而且至今仍在创作方面不断寻求自我突破。更重要的是,年红是马华文坛上少有的寓言持续写作人,他对马华儿童寓言的发展状况之观点,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审视寓言此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如何在本地发挥其可能产生的多种功能。

  以下是笔者与年红先生的访谈纪录。     问: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超过半个世纪,几乎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文类创作,而且很受欢迎。可以针对马华儿童寓言谈谈您的看法吗?

答:寓言就是“真理的化身”,它已经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种短小的故事可以带出人间的真理,对儿童很有启迪的作用。可惜马华文坛在这方面有所经营的人不多,早期还有一些作家在写,如60年代的草莽,我自己也写有《黄瓜公主》。但后来渐渐就不“流行”了……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写寓言过时了,也有人觉得寓言不容易写好,越短的寓言越难写,例如百字寓言之类的,文字运用要求非常精简,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要写得好很考功夫。一般来说,作家们并不太乐意尝试写这种小文体,觉得不值得花太多精力在写这种小东西。我为《南洋商报》写“百字寓言”专栏时,花了我不少心血和时间,写得很认真。我很感谢他们给我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让我写出这一系列的“百字寓言”来。



问:我读过您的寓言集,如:《礼物》和《会唱歌的乌鸦》,觉得部分内容颇有政治意味,不知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些寓言作品呢?

答: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在讽刺马来西亚社会的某些现象,特别是政治现象,还有些政治人物因此而质问过我。其实,寓言本来就具备嘲讽时弊、揭示世态人情的特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一些人生哲理、处世道理,这并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人而发出的。不应该将某些人、事,来和我的寓言对号入座……。此外,寓言本身就是“双解”的,不能讲得太清楚。例如有个寓言说有两只狗在互相吠叫,后来主人出来叫它们安静,它们便不吵了。有人说我在映射某政党的内部关系,但你也可以用一般的道理、用宏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寓言呀。还有另一个寓言,说马陆遇到事情就会自己卷成一团,以为这样便圆满了事,其实不然,这也是“双解”的呀,读者可把这则寓言放到宏观的社会、生活或人性方面来解读呀!



问:如果说,您的部分寓言创作所流露出来的政治意味,是泛指古今中外各种世界性的政治现象,也即是一种广意的、强调普世性价值的寓言书写,而非狭意的、特别以马来西亚的状况为书写对象,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答:非常同意!但我还是要强调,我在写这些寓言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启发孩童的智慧,以传达一些健康正确的价值观给下一代,并非纯粹为了针砭政治或社会问题。在电子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投入儿童教育与写作事业的方针是否出了偏差,因为现在都流行多媒体,有人认为儿童文学也应该配合时代而转向,要讲究娱乐化、休闲化,传统的儿童文学与教育结合的观念,还适用吗?后来我在韩国首尔参加一场研讨会,那里的各国学者专家都强调儿童文学必须要有教育性,儿童文学如果没有教育性,那就会死亡。因为若一味强调娱乐休闲的话,何不去买电子游戏机呢?所以说,那次交流使我更加坚信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是很重要的!

问:由于读者们的审美标准和阅读喜好各异,您会否介意与您本意不同,甚至是相违的解读?还是说您对于读者的各种反应是持开放的态度?


答:我当然欢迎读者们各种不同的反应,因为一篇作品出来之后,不应该只有单向式的解读,那只会限制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尤其是寓言。比方说,由于我为佛光山普门文学奖审稿,觉诚法师读了我的寓言后,对于作品中蕴含的佛理感到欣喜,还派人与我约谈,希望将我的“百字寓言”出版成书,这位大师就是从宗教哲理的角度来解读我的寓言。虽然我不希望作品被定位为宗教寓言,因为定位就如同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框框里,那作品的生命力就会变弱,但我还是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寓言能引起这么不同的反响,这对我而言是别具一番意义的。像著名的《百喻经》就是非常出色的寓言杰作,在寓言史上举足轻重。里头没讲半点佛理,全都是些不变的真理、智慧,就连极度反对迷信和宗教思想的鲁迅也很推崇《百喻经》。所以说,如果把我的寓言定位为佛理寓言的话,那其它宗教信仰者可能就会感到排斥……寓言应该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行得通。例如我有一则寓言写大笨象和驯象师,你可以从孩子,或者老师,或者父母家长等多个角度来看待它,这样的寓言就可以产生多重的意义。



问:您觉得一篇成功的、理想的寓言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答:我认为一篇寓言,尤其是儿童寓言,以200至300字的篇幅最为理想,因为这样的篇幅才能把事情说清楚。百字寓言比较不适合儿童,百字篇幅留下太大的思考空间,儿童的人生经验有限,不容易体会其中的主题思想。但又不能太长,太长就变成童话了。在内容题材上,要尽量开放多元,并且必须与生活相结合,尤其是儿童寓言,更应该特别注意与儿童心智发展的密切关系,要与儿童的认知能力相符。例如要取材于孩童熟悉的动、植物,用拟人法表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广义的“儿童”是指从0岁到18岁的孩子,仔细根据孩童的身心发展特色,又可以分为很多阶段,包括婴幼儿期、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少年期,等等。若要以儿童为对象来写一篇寓言,那文字上要稍微浅白一些。但总体而言,一般的寓言本身并不太受限于这些分期,因为成功的寓言应该是从3岁至80岁都适合阅读的。而且不同年龄层、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读后都各有感悟,这种没有任何界限,也猜不出作者是谁的寓言是最成功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界限是所有寓言的特色,就像《伊索寓言》里的故事,各种读者群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故事中所寄寓的哲理也是终身受用的,并不会因为年龄或文化背景不同而改变真理。所以说,寓言走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理之路”!



问:您认为马华儿童文学界目前的寓言创作面临什么困境?该如何突破?

答:马华文坛自80年代开始便少有作家进行寓言创作,寓言可说是被马华作家们遗忘了。报刊上出现的寓言多转载自国外,本地作家的发表园地非常有限。即使偶尔有些本地作品,也因为量少且良莠不齐,产生不了太大影响。有些作者甚至在不了解什么是儿童文学、什么是寓言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其实儿童文学理论非常重要,那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可惜很多作者都忽略了这点。我常常劝我的学生们不要妄想建空中楼阁,不学点理论作基础,单靠一些教学经验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目前,我尝试从师训学院入手,并应邀到国内外作演讲,努力把我对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知识经验讲授出来,希望可以培育出一批儿童文学作者,为马华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界尽一分力。



问:在创作手法、写作技巧和内容题材方面,您觉得要注意些什么呢?

答:其实寓言创作最难突破的地方是破旧立新,我们知道寓言写起来常常会与狐狸狗猫等动物有关,而且故事内容也容易有雷同之处,只是主角改变一下而已,如狐狸换成狼啦,兔子换成小白羊啦,要写出原创性极高的寓言是目前文坛所缺乏的。此外,还要顾及文学性、儿童性、本土性、世界性、现代性、思想性等等,这都是我们还要努力追求实践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不能脱离以一个短小故事带出人间的真理这一宗旨。比方我的一篇作品〈小虎的梦境〉,传达环保和关怀动物栖息地的讯息,很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甚至有学者专为这篇童话寓言写评论,而且也被列为我国师训学院儿童文学课程的必读作品。因此,我相信,只要马华作家愿意参与耕耘,我们的寓言创作一定会达到更好的水平,得到别人的肯定的。



问:我知道您对马来儿童文坛的情况也很熟悉,可以谈谈马来儿童寓言吗?

答:现代马来儿童文学作家多写少年小说和新诗,童书方面改写的情况较多,以前则有不少民间故事,但有不少的寓言传说是外来的,而且受印度寓言影响很深,只是后来本土化了,也没人去考证或追溯,所以也就全归类为马来寓言。这种本土化的情形在全世界都很常见。例如我小学时曾上过一课鳄鱼和猴子的故事,其实来自《悉达多寓言》,后来传到这里便本土化了。又如甘吉儿的故事,也是综合了佛经里的故事。70年代时,政府针对马来文坛的儿童文学发展缓慢问题作出改善工作,举办了多项不同文类的儿童文学写作比赛,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在寓言方面的创作成果并不丰富。倒是有个马来作家巴哈·金(Baha Zain),利用动物寓言来映射社会现状,比较偏向政治寓言、成人寓言,我觉得写得很好。其实我和他有这样的同感,在言论并非完全自由的时刻,寓言的模糊性和双解特质正好可以扮演“真理的化身”和“诗人的女神”,向世人传达永恒的哲理。有关他的资料可以参考我在《爱心相连》一书中的〈拜动物为师〉。



问:您觉得马来文坛举办儿童文学研讨会和创作比赛等活动,是否可以用在马华儿童文学的发展上呢?

答:办研讨会和文学奖固然重要,但不能为了急于栽培新秀而胡乱颁奖,质量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评审的情愿让奖项悬空也不能马虎草率,误导作者和读者。如:马华儿童小说奖得奖作品集《七彩世界》就得到马来文学界肯定,认为里头的很多作品具有超越马来儿童文学的潜能,这说明了这个文学奖的水平。我觉得儿童文学的发展应该要有计划、有系统的推动,这样才能有效地培养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说,不管是寓言也好,整个马华儿童文学也好,我很希望各界人士能够给予真正的关怀与支持,好让我国的华文儿童文学得以蓬勃发展,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南洋文艺 2009年1月13日)

白垚:《缕云起于绿草》两篇文评的反思

雨过河源隔座看
《缕云起于绿草》两篇文评的反思

◎白垚

近半个世纪的沧桑,从壁垒森严到同气相应,从批判的否定到成为主调的肯定,从垄断的封闭到有容乃大的开放,是人性光辉的再现,也是历史公正的检验。海内何妨存异己,容纳异议是进步的动力。


文学运动的雄浑修辞


在论定<新诗的再革命>历史地位的同时,张锦忠指出马华现代诗的肇始,源于现实的反叛,港台现代诗的发韧,源于历史的连结,两者之间,本质完全不同。也检视出“白垚横的移植论,指的其实是从旧诗到现代诗的移植,而非纪弦的所说的西洋‘移植之花’。”厘清了此之移植并非彼之移植。

“主知与主情”,是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的中道,以传统词诗中生死相许的“情”,折衷平衡现代冷静纯粹的“知”。这番用心,在诗作上也难逃张锦忠的法眼。他在论文中写道:“<麻河静立>以后的白垚诗作,亦自由体现代感与格律体抒情并行,或不无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折衷点之意。”

揭竿举火,<新诗的再革命>文中有些字句难免高蹈,如“中国新诗运动的历史完结于马来亚华人的手里,而现代诗的基础,也从那里开始。”有人以政治语言讥之为文学理论的假大空,有人以文学成见讽之为少不更事的夸夸其谈。张锦忠却以理性的包容,为那段高蹈的语句,赋予学术的释义:



如此话语固然属于文学运动的雄浑修辞,却也表示马华文学跨越边界之后,要在南洋新世界当家作主,不只成为“马来亚华人与华文的主体性”的载体与表征,而且有志成为华语语系文学的肇始,并以现代诗为新的临界点。



论文以现代诗为新的临界点,呼应了萨依德“肇始”的理论结构:“肇始即作家在作品中脱离所有其他作品的起始点,故肇始即显示其和现存作品的关系——延续或对立或既延续又对立。白垚的<麻河静立>及其反叛文学运动即宜摆在这个视野里思索。”对我而言,不同时空的理论与实际,竟契合得如此浑自天成,殆非始料。

张锦忠也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现代文学教授史书美博士的论点:“华语语系文学指涉的存在状态,是流放、漂泊离散、弱势族裔的处境,以及混血身分——这样的存在既抗拒被吸回中国,也抗拒被居住地吸收。”印证他这篇万言论文的结语:



一旦离散南方,华文(而非纯正中文)书写已是对中华性的抗拒,因为它清楚地宣示了马华文学的主体性——从<麻河>与<八达岭>肇始,但是于此同时,以华文(而非马来文或英文)书写也是在异语境对中华性的坚持(揉杂的、本土的中华性也是中华性——华语语系的中华性)。


百年思索 肝胆相倾


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联想到马华文学的漂泊离散处境,张锦忠在另一篇文章《217路10号,Encore》中,有比较感性的书写,说《缕云起于绿草》是一部离散文学史,是离散文学,也是20世纪50年代华人离散史。这已从最初的文学话题,转移到一个较广阔的历史时空。



这个离散族裔流寓模式自有其原型,亦即白垚60年代以来的“百年思索”——也是史诗三部的主题:离散族裔的遗失的历史(白垚的说法是“历史的沧海遗珠”。)



《217路10号,Encore》以感性的语言切入《缕云起于绿草》第三卷歌剧文本“史诗三部”的书写核心,认为《龙舟三十六拍》与《中国寡妇山》写的是南洋离散族裔(华人移民先祖)遗失的历史,既是花果飘零,也是落地生根,结论是:“其实写的就是吉隆坡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以“文学也有历史的天空”,回应我“历史也有文学的天空”。

《汉丽宝》是根据古代马来亚唯一史书《马来纪年》的记载改编,写的也是先人离散南洋的故事,论文认为第一幕女声独唱的序诗<去国吟>,无异是第一代离散族群的<天问>,比《马来纪年》的原著更具震憾力。如此著墨,《汉丽宝》天涯飘泊,可以无憾矣。

从草根出发,张锦忠以我在《学生周报》奕局忘机24载,跑遍半岛南北三村六镇、串连新邦民间青俊的艺文活动,对比我托孤梅淑贞、由彭早慧的大梦书房成书的50年书写,肯定《学生周报》在现代文学运动中的草根绩效。寸草何期葵藿功,如无友联社的人本跑道,如无草根小友与我同行,濩落千章,奔波万里,也不过是僧伽龙朔的痴人说梦罢了。

无论是第一代离散族群的<天问>,或是吉隆坡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奕局忘机的24载,或是文学也有历史的天空,对我而言,既是知性的文学批评,又是西窗剪烛的肝胆相倾。



人本文学 人性尊严

张锦忠在两篇论文中,论述友联社南渡入海、传灯50年的文化工作时,列出《蕉风》三阶,议为文学转移典范,“事实上,蕉风创刊时期的纯马来亚化 / 写实主义、第78期新诗再革命运与人本 / 个体主义的提倡、第202期的现代主义转折,皆是典范转移的案例。”尤对“人本个体主义”推崇备至,几成为他日后思考《蕉风》存续的一个主要概念,人本文学,友联在海上倡之于50年代,当其时也,熙熙攘攘的咸阳道上,千夫仰首一夫狂,举世皆批人性论,而人性论中的“人性的尊严,生命的和谐”是人本之本。大劫扰清流,海上一众码头舵主,遥将秦火作航灯,在文坛上点指兵兵,也一时浊浪滔滔。彼时彼势,友联逆流而上,激浪排空,在《蕉风》以人本相招,几番激荡,几度浮沉,终竖文学风标。   蕉风在1959年4月倡导人本文学,50年后,21世纪的今日,在网络上只要打上“人本主义文学”、“以人为本文学”,千条百段的讯息,会出现在电脑的荧光屏上。反讽的是,中国文联作协今天也以人本相招。(注2)

近半个世纪的沧桑,从壁垒森严到同气相应,从批判的否定到成为主调的肯定,从垄断的封闭到有容乃大的开放,是人性光辉的再现,也是历史公正的检验。海内何妨存异己,容纳异议是进步的动力。且不论这半个世纪父母之邦人性的颠颠倒倒,朗朗乾坤青史在,《缕云起于绿草》里状述的历史场景与精神氛围,正好作为历史的注解。



从梦的峰峦走向寂寞的海


张锦忠赴台深造前,曾任《学报》编辑,谁知他大学毕业后返回吉隆坡,《学报》已停刊多时。他虽有“一份刊物能创造时势转移典范完成其历史任务,停刊并非最坏的下场”的理性认知,但还是故剑情深,重返217路10号,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心情,把《蕉风》编成《学报》生命的延续。

熟料《蕉风》在他再度离马赴台攻读博士之后,不久也难逃停刊的劫数。他人在天涯,犹心悬故垒,几经暗夜沉思,反复考量人本《蕉风》的存续之道,终于在《南洋商报·商余》,公开建言南方学院接棒《蕉风》。

这些情何以堪的文化记忆,在读罢《缕云起于绿草》后的既亲切又惆怅的感触之余,以“离散以及离散文学没有句点”为《217路10号,Encore》一文作结,令人读来低回不已,且录下这段文字,为历史见证:



……友联人在50年代新邦未建,反殖反共雷声轰轰之际,即以漂泊者身分南来,之后筚路蓝缕办报出刊 (而且是文学刊物)、 出版华文教科书。开设书店,为华社立下文化基石文学功业,此后大半辈子在斯土打拼传灯。缕云起于绿草,50余年后,芳草早已碧连天,学友会与《学报》对文艺青年的养成,已成为马华文学的记忆。而今《蕉风》迈向第500期,更为马华文学史立下丰碑。不论当初友联诸人所为何来,为何离去,理想有没有实现,集团的企业有没有延续,他们都为后人写下了历史新章。



反叛文学运动,历史新章,文化基石,这些光辉名词的背后,是多少孤独脚步的连接,是多少默默梦想的传递。其实,文学创作是很寂寞的事。对一个天涯飘泊的人来说,吉隆坡24载的居停,半个世纪的文字沧桑,《缕云起于绿草》,当年的书写,无论是马华反叛文学的肇始,或是离散文学的历史百年思索。无论是麻河的黄昏,或是八打灵再也的早晨。只是走尽了一程又是一程,从梦的峰峦走向寂寞的海。 张锦忠早已说了,离散以及离散文学没有句点。

(下)



注2:见温家宝先生2006年1月 13 日在中国文联向中国作协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发展文学艺术要以人为本。另有胡锦涛先生的讲话,说要扩大人本的范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南洋文艺 2008年12月30日)

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

白垚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

白垚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
◎张锦忠 文学观点



我们在思考马华文学在1959年(如果一定要是1959年)之前的“现代性空白”时,或勾勒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的散播路径,以显影其历史时刻,重探马华文学的历史边界或临界点,反叛文学或现代主义转折的思索显然比考证孰为第一首马华现代诗来得重要。


中国新诗运动的历史,完结于马来亚华人的手里;而现代诗的基础,也从那里开始。

──白垚:〈新诗的再革命〉(1959:19)



当我们拉开幕,打开窗,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现代主义就是我们看见的美丽的风景、梦想和希望。

──马朗:〈为什么是现代主义?--马朗.杜家祁对谈〉(2003)



1959年3月,白垚(刘戈[刘国坚1934—])在他负责编辑的《学生周报》〈诗之页〉版发表诗作〈麻河静立〉。此诗后来被论者视为马华现代主义诗风的滥觞。(注1)近半个世纪后,作者白垚也在回顾其50年文学功业的大书《缕云起于绿草》里头记叙创作经过,自承此诗“诗心突变,引起冷燕秋与周唤的注意,兰言气类三人行,我们就这样写起现代诗来了”(2007:86)。显然他也视此诗为马华新诗现代化肇始,反叛文学的先锋,为其“新诗再革命”主张的实践。2004年,白垚在移居美国二十余载后,回首千诗举火后的灯火阑珊处,所撰万字长文即题为〈反叛文学运动〉。(注2)

今日观之,某篇文本是否第一首马华现代诗,或有多少首“第一首”马华现代诗,就其意义而言,也只是史料文献的价值。我们在思考马华文学在1959年(如果一定要是1959年)之前的“现代性空白”时,或勾勒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的散播路径,以显影其历史时刻,重探马华文学的历史边界或临界点,反叛文学或现代主义转折的思索显然比考证孰为第一首马华现代诗来得重要。萨依德(Edward Said)在《肇始》(Beginnings)一书开头即开宗明义写道:“每个作家都知道,选择什么作为其书写的开端极其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决定了后来的书写,而更是因为一部作品的肇始实际上就是一道进入其所开启世界的门扉”。他接着揭明“肇始即作家在作品中脱离所有其他作品的起始点,故肇始即显示其和现存作品的关系──延续或对立或既延续又对立”(Said 1985:3)。白垚的〈麻河静立〉及其反叛文学运动即宜摆在这个视野里思索。这样的思索模式,延续的是我在〈(在中国周边的)台湾新诗现代主义路径:余光中的案例〉文中的论证:“处于中国周边的台湾,究竟是现代主义的边界,还是转折的所在?”“上海连结”脉络的台湾现代主义在1950年代于台湾文学场域冒现,自有其历史(国家与民族)转折面向,显然连结(现代主义的异端精神)多于反叛。而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呢?

1957年底,白垚应姚拓之邀从香港南来“传播早春的种子”(注3),接编《学生周报》的〈文艺〉与〈诗之页〉版,同时“往来南北两城三村六镇”连络作者读者。当时《学生周报》的通讯部(“学友会”前身)设在吉隆坡老古路律(Old Pudu Road)。次年8月,友联出版社编辑部从新加坡迁至吉隆坡的卫星市八打灵再也201路13号。



注:

1. 温任平在《马华文学》的编辑前言中写道:“1959年是大马现代诗萌芽的第一年,……白垚在那年的三月六日在《学生周报》一三七期发表了第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1974:9)。关于马华文学第一首现代诗的问题,其实白垚自己早在一九六四年即在〈藏拙不如出丑:现代诗闲话之四〉中提出:“菲律宾有一份刊物,将本邦现代诗的出现追溯到1958年8月间《学生周报?诗之页》内所刊登的一首诗起”。

2. 即《缕云起于绿草》中的第二辑:“千诗举火”,原刊《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3. 姚拓于1957年2月即南渡,主编《蕉风》与《学生周报》。“传播早春的种子”为薛乐[陈思明]句,喻友联社诸人南来传播文化工作。

(待续)

(南洋文艺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