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

先勇自白(4)


“所谓经典之作,讲的是时间,时间是唯一的标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看这些作品是否还存在。一些当时轰轰烈烈的作品,过了一些时候却消沉下来。所以,经过时间的冲洗淘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好的。时间是最公正,也是最残酷的。”

4.作观众很开心

白先勇的作品,有好几部排成电影,如《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最后的贵族》和最近由中国导演谢衍执导的《花桥荣记》等。有哪几部能拍出小说的原味,有哪几部他比较满意?

“每一部都有满意的,也都有不满意的。”白先勇笑着说:“以前开始时,原作者太认真,常常想把原著的精神都搬了进去。后来才发觉,电影是导演的作品,是他的再造,有他个人的诠释,已经脱离了原作者的掌握了。”

“时间越长,我就越变成一个观众了。”白先勇说着,又哈哈大笑:“现在我应该可以客观的看他们的电影了。看他们的好处在哪里,也可以挑他们的毛病。心情不同了,可以看得很开心。”

5.建议新马自选100强

最近香港某杂志选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强”中文小说,白先勇的《台北人》名列前十名,排行第七。问白先勇对此有何看法,他说:“所谓经典之作,讲的是时间,时间是唯一的标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看这些作品是否还存在。一些当时轰轰烈烈的作品,过了一些时候却消沉下来。所以,经过时间的冲洗淘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好的。时间是最公正,也是最残酷的。”

这也是很残酷的文学作品的保存法。好的文学作品不会因为外在因素,或各种社会变迁而减损它的价值,多少百年之后,依然还会感动人。而文学作品讲究的是它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

难达到雅俗共赏

“不过这是一些亚洲学者的看法。”白先勇指出,文学作品最终还是要读者看。

“好的作品要雅俗共赏。我的感觉,雅的不难写,俗的也不难写。要写得雅俗都喜欢的,最难。如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这些小说都做到雅俗共赏。文学还是要陶冶性情。而且小说本身的确需要有娱乐价值,要看得下去,要好看,对人生人性有一种‘说法’,让人看了觉得能开启他对人生深一层的体味。红楼梦成功的地方就是,又有人看,又有人研究,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里面,张爱玲差不多就达到这个境界。”白先勇指出:“她走的不是感时忧国的路子。她是从红楼金瓶、海上花列传,以及那些鸳鸯蝴蝶派里走出来来的。” 而白先勇的作品俗的成份也挺俗的,可是,他的文字掌握和技巧运用等却也雅得厉害。他的小说常令人回味无穷。看了而没有思考,就“太浪费”了。单单研究白先勇的论文就不少,出成专书的就有欧阳子、袁良骏等。而拍成电影的也有好几部。这也符合了白先勇所说的“雅俗共赏”。

白先勇最近在香港提到中国文化应该积极融合传统与现代,而上海、香港、台北是负起这个任务的三个地方,因为这三地是跟外来文化交流的第一线。那么,白先勇是否也等于认为中文文学若出现世界级的作品,必定也是出自这三处?

边缘也可能出色

“那倒不一定。”白先勇马上回答:“它可能出现自这三个城市,也可能来自乡下或边缘,如东南亚/马来西亚。”

那么,新马文学挤不进“100强”,白先勇看法如何? 白先勇马上誊清,新马华文学作品他看得不多,不能评论。他说:不能挤进“100强”,可能只是评选人对这些地方的文学不熟悉,也可能真正高水准的作品没有管道流传到中国、台湾、香港。一些后来的“100强”,也不一定是艺术手法高明,后来是以流行与不流行来取舍。一些作品时间太近,其影响力令人怀疑。

白先勇建议:“新马应该来选自己的100强。” 那么,白先勇认为马华文学会不会出现有影响力的作品?

“大马的历史起伏那么厉害,”白先勇说:“如果有个作家,写大马三代人物,从广州/福建迁移到马来半岛然后再下来新加坡。如果写得好,这种历史,一方面又是边缘,一方面又跟中华母体有联系,那将是不得了的小说。”

先勇自白(3)


“虽然在美国住了34年,但还是有‘客居’的感觉。” 白先勇如何定义自己呢?是美国华裔作家,台湾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其实这些都不要紧。我现在是台湾作家,因为我写的是台湾。不过我也是中国作家。我想,百年后,总是属于中国作家。”


3.客居美国根在中国

续写纽约客

自《孽子》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白先勇的小说了。白先勇还有写作吗?

“我在写我爸爸的传记,写了好多年,进展得很慢。”白先勇说他写作一向都写得很辛苦。“这还牵涉到历史,好多资料需要去查。”这本传记计划会在明年之前,即今年年底完成。

 白先勇的父亲是白崇禧,国民党将军。到时出版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台湾百无禁忌,很民主,言论上可以说百花齐放,完全自由。”白先勇大笑道:“有时自由到不负责任。”

 除了白崇禧传记,白先勇还有一个写作计划:即是继续小说《纽约客》的续篇。“这系列短篇小说不一定是些留学生的故事,不过都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一般上评论都说,白先勇的中国人到了台北都变成“台北人”,到了美国就成了“纽约客”。经过了几十年,这些“客居”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为“美国人”了?

身份定位不要紧

白先勇略作沉吟:“我想,身份还是‘客’。”因为心还留在台湾,文化的根还在中国。

“虽然在美国住了34年,但还是有‘客居’的感觉。”白先勇又哈哈大笑起来。 白先勇如何定义自己呢?是美国华裔作家,台湾作家,还是中国作家?

“其实这些都不要紧。我现在是台湾作家,因为我写的是台湾。不过我也是中国作家。我想,百年后,总是属于中国作家。”白先勇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会说南唐李后主是‘南唐作家’。纳兰性德是满洲人,他写的是中国的词,我们也都说是‘中国作家’。以后算起来,文学史上只要是用中文创作的,都可能被列为‘中国作家’。”

白先勇提到李永平,说他的定位也蛮有意思的。大马人可能会把他列为“马华作家”,台湾人可能会把他归类为“台湾作家”。他说:“怎样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要高。作家的身份证不要紧。”归类诸事,其实只是文学史家们的权宜作法。

超越自己最难

白先勇在年轻的时候就拿出高成就的作品,得到很高的评价和肯定。那么高那么辉煌的过去,对现在要重新继续创作小说,会不会造成心理障碍?

“当然有,超越自己最难。”白先勇反应非常快,还提高了声音。“如果你是在重复些你自己的东西,那就很没有意思。写不同的却有很大的压力。能够写出不同类别的也有限。不过话得讲回来,作家写来写去,总是还没有写出心里的话。文学的主题很有限,写来写去还是写人情人性。单这个就写不完。”

白先勇写的是人生,一个无常的东西,反反覆覆怎样也写不完的。

“写小说是写‘人’,人太复杂了。人永远没有一个结论。”白先勇说:“所以,我想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我们对‘人’知道得太少。它是个未知数,有无穷的可能性可以去探讨。”

先勇自白(2)

2.有神论者的宿命论
欧阳子曾经说过白先勇的小说充满宿命论。这是不是跟白先勇的信仰有关?“可能越来越有关。”白先勇大笑。“我有时我觉得生命不可解,好像冥冥中似有一种指定的道路给你走。可能你会左转右转后,最后又转回来。似乎人世间早已作好安排。”
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庄重。“人比较渺小,比较谦卑,不过有时候我们过份自信,过份骄傲,以为人定胜天,可以挽回天命。可是,我想,这不一定。”

“现在科学更可怕。基因学发达,多少代的祖先已经决定你生什么病,未来怎么死。如癌病病例,遗传基因,要改也改不了。”讲到兴奋处,白先勇又爆笑起来。“这是科学的宿命!”


父亲是宗教理事长

“人世的兴衰,如佛家讲的无常。”白先勇有宗教信仰吗?

他说:“我现在越来越近佛教。我很有宗教的感受,很接近佛教的看法。”

白先勇的家庭原本是回教,他父亲白崇禧将军是回教理事长。小时也常跟着父亲去作礼拜,守着回教规矩。

回教对白先勇早期的人生思想和作品有没有影响?

“我想,那是宗教感。宗教仪式上对生命的尊敬、惧畏,从小就有。”白先勇说:“我一直都是‘有神论’者。”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广西桂林,现年62岁。他笑说他不知道他是哪一族人,可能是回族的胡人吧,不过肯定不是纯汉族。他很早很早的祖先是白克鲁丁族。元朝时曾在南京做过官,明朝时改汉姓。

先勇自白(1)

先勇自白

张永修


 1.不要被标签为次等公民

同志自我标榜
白先勇曾在1988年香港版《Play Boy》公开性向。我问他会不会担心影响读者对他的作品的接受。他开朗大笑,坦然面对:“担心我就不讲了。” “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才是决定它好坏的因素。”他说:“好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
作家要忠于自己

“作家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白先勇语调变得很轻,很严肃,像是和自己说心里话。“如果一个作家写作,他一定要忠于自己。有所掩盖,就不真实。这点很要紧。”

我和白先勇约在新加坡一间法国酒店作访问。白先勇是应新加坡文化协会之邀出席“1999年度作家节”的活动。白先勇也将于9月11日假南洋商报礼堂为本报读者作一场讲座,题为“白先勇跨世纪的对话”。

美国同性恋的势力很大,白先勇在美国三十多年,是不是因为受那里的风气影响,而成为同性恋者?

“其实,我不是受美国的影响。”白先勇说他在台北大学时期已以“郁金”的笔名在《现代文学》第一期发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月梦》(1960年3月)。“当时我的感受很深。这是人生的一部分。”

过后同类作品还有:1969年7月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1970年3月的《孤恋花》,1983年长篇《孽子》。当时的社会(包括台湾,美国)对同性恋这个课题还非常忌讳。面对社会的压力和束缚,白先勇写作时,内心没有挣扎,他没有顾虑。

“小说的本质、本性,常走在时代的前端,对一般世俗社会有着它的颠覆性、叛逆性。如西厢诲淫,水浒诲盗。从前中国书香世家是不可以看小说的,似乎看小说会把人看坏看邪掉。”白先勇说:“西方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告吃官司,乔哀思的《尤利西斯》被禁了好多年,是其中例子。

“人性是复杂的,不是现有的道德所能完全规范的。我们一方面需要道德规范和法纪来维持秩序,一方面,道德规范和法纪又压抑了人的本性。”

寻求平权的待遇

文学对他有如宗教信仰般,问他的道德观,他说,文学就像宗教那样,最后是劝人为善,宽容和包容人的缺点缺陷。即使是写恶的现象,最后他表现出的是人的悲剧感,因为人不完美。“追求完美是人的理想,但他们常常失败。因为理想不容易达到。”

同性恋分先天(基因遗传)和后天(环境)两种。白先勇说:“它是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国籍,超一切人为范围的存在事实。从古到今都有。”它占人口的比例可能是保持在一定的数目,只是有时候社会压力大的时候隐蔽起来。对未来,白先勇这样期望:

 “我们这些弱势团体,下世纪追求的东西,是拉近平等的差距,寻求平权的待遇,虽然人永远不能平等。”

同性恋之所以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与60年代末期美国的平权运动有关。“同志”与女性、黑人等弱势团体当时“造反”,要求平权,这是一种醒觉运动,他们觉悟到自己也与别人一样,有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

“加入平权运动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白先勇说:“同性恋人不要成为被标签的‘次等公民’。”

当时,法律上还有对同性恋人采取惩罚的现象。美国一些政治人物以揭发同性恋事件来打击对手。今天,夏威夷则在寻求同性恋人结婚合法化。白先勇说:“加州州政府雇员同性恋的伴侣可以享受与妻子同等的福利,可以合法继承伴侣的保险金和遗产。在旧金山,竞选市长若没有得到同性恋组织的支持,可不容易中选。”

美国同性恋的势力很大,慢慢的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形成社会政治运动。同性恋人自我标榜也渐渐流行起来。

在台湾,就出现了许佑生这第一对公正结婚的同性恋人。同性恋电影,有李安的《喜宴》、蔡明亮的《河流》;中国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香港王家卫的《春光乍泄》等。白先勇说:“台湾自立晚报、中国时报、皇冠等3个百万文学奖得主作品都是同性恋题材的小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是其中一部。

《南洋商报:新视野》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