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8日星期二

亚参花开

刘修涛【散文】

Asam Jawa(亚参爪哇)树是南洋常见的树种,高大而且长绿,花呈黄橙色,果实褐色,味酸,健脾胃,当地居民常收集亚参果制成饮料和食物。每到6、7月的南洋三伏天时,来一杯亚参冰饮料,可以令人精神一奋,扫除烈日疲乏。我在博大寄住的宿舍就有这么一棵大概七人高的亚参树,看起来年纪不轻。还记得当年未入校时,曾听学长姐说博大宿舍闷热得很,尤其是暑热季节,肯定把我们这些菜鸟烤熟。当时我觉得这番话很是吓人,学长姐们熟悉的博大印象必定是没错的。
我寄住的宿舍房间窗口向西,是老人家说的“风水不好西照屋”。这种房间在中午12点后,便会被赤道的烈日笼罩,直到房里的人全身毛细孔张开,弄得一身黏乎汗水,坐立不安,然后夺门而出,再摆起祭坛求苍天降雨。然而,中国千年流传的堪舆之术在南洋似乎不管用。我住的三楼房间窗外向着一棵近百年树龄的亚参老树,中午最炎热时候,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射进来,热气却挡在树后,常有舍友来我的房间凉快凉快。由于博大的前身是农大,所以农大时代留下不少原本用来做农业研究的大树,亚参树只是其中一种,而正好有这么一棵老树长在我的宿舍窗口前。托亚参树的照顾,我住的西照屋并没有像学长姐说的“午后酷热”带来的懊恼,反倒是老树的青葱,把我多年的近视度降低了一些。
亚参树下有个看起来显得微微破败的亭子,其屋顶样式是南洋米南迦保族的传统屋顶造型,两边耸起像牛角的样子,很有南洋的味道。亭子里有一张圆得不规则的石桌,再配上四张两人式石凳子,挤一挤可以坐上10个人。周末的大白天我常看见大学组作业成员,为讨论功课而聚在树荫下,有时我从窗口可以看见亚参树下三族共用晚餐的情景,马来语和英语杂糅的交谈,大声热闹,有趣的谈话内容,不时透过亭子里的一台天花板式风扇吹出的凉风,传到楼上,我在窗口旁也会听得会心一笑,发现原来友族也爱开政治玩笑。这棵亚参树提供了一个浪漫的场合,夜里偶尔有一对男女在亭子的灯光下窃窃私语,小声说大声笑。不知这老树见证了多少你侬我侬和“我愿意”的情节戏码,我从窗口望出倒是觉得惬意得很。
每次博大假期时都正好赶上了亚参果熟落季节。那段时间,每天中午我从图书馆回来后,便捡拾落在亭子旁的亚参荚果来玩。我往往是收集了一大篮却又不会善后,只好将之送给宿舍的马来清洁女工。那位马来妇女也礼尚往来,有时请我吃她自制的椰浆饭。听她说那椰浆饭里的独门叁峇酱放了亚参果肉,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吃了对身体有益。她有时也把我收集给她的亚参果加了马六甲糖煮成饮料,加上一点冰块,喝得我全身舒畅,体内暑气全消。一来一往的,我与她竟成了忘年交,博大求学年间,我的体重增加不少,大概有这位马来姐姐的一份功劳。
亚参树不仅仅只是为我挡住毒热的烈日,它也曾为我遮住了暴雨。有的舍友常常不拉上窗门就匆匆赶去上课。他们以为艳阳高照的早上会持续一整日,忘了本地的天气是多变的,而他们的房间离亚参树较远,一阵狂风暴雨就打进了他们的房里。我偶尔也忘记关窗就出门,遇上多雨季节我会担心骤雨是不是打湿了我窗口旁的读书桌,桌上的黄锦树和商晚筠会不会淋得一身雨,回到房间才发现马华作家在书桌上安然无恙,亚参树替我保护了它们。其实,博大范围内如行人道旁、饭堂、足球场和系院都有着许多近百岁树龄的老亚参树,只是树下多数连一张木凳子都没有,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在老树下聚会野餐,那些亚参树也只有点缀校园的用处而已。
我已经在博大宿舍寄住3年而未曾换过我的“西照屋”,窗前的亚参树还是一样青绿,常年结果,为我的房间遮风挡雨,避暑防热。我尚且记得第一年入住时,我也曾在树下和许多同学朋友聊得甚欢,每个周末晚上,石凳上每每是勉强坐上12人,周围还站着一些男同学,整个亭子热火朝天,一说上笑话总能笑得亚参树震下不少小树叶来。我看着新入住的学弟妹们在树下聚会,在亭子里谈恋爱,在石桌上用餐,在石凳子上聊天,我不禁想起当年的我们。我入住博大宿舍第二年,有的朋友因不满校策,迁到校外租房子,有的同学住家离校不远,干脆每日驱车来回大学上课,往后我们见面也只是在课堂上课时候,再也无法重温亚参树下的亭子风光。见到学弟妹们在我熟悉的亭子里和我打招呼时,亚参果的酸味就会在我的心里化开。不知我的同学朋友们住的地方,会不会也有亚参树和亭子?
我看到,我一直认为常开不败的亚参树花,落在亭子的牛角屋顶上了。

(南洋文艺,28/7/2015)

得奖一时 创作一世

吴鑫霖【文学观点】

致瑞康:

谢谢你的回应。
上一回写〈搞不好的八字辈〉(南洋文艺,30/6/2015)其实也没有想到会激起那么多的回响,今天看到你传来的连接,点进去读了,面颊先是红了一阵,接着可以渐渐感到身体有些微暖。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生气,因为觉得你似乎误读了我的想法,但想到文章丢出去,每个人都有各自解读的方法,遂又不去做他想,毕竟有你的回应,也刚好可以让我重新检视,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了什么。

拥有许多发表园地

是的。我写的是八字辈。一个最近被大家讨论的“八字辈”,不论是磊落或含沙射影,我都觉得八字辈是《道德经》里所讲的“水”。因为是水,所以不论是居善或处恶地,都能自如地存在,而不受外在的影响所干扰。我们这群八字辈啊,真出过不少高手:林诗婷、陈文恬、行健、庄兴亮、深韩、孙松清、施月潭、郭史光治等等同辈。我还记得那些年,我还是十多岁青少年的时代,我们有《学海》的〈后浪坊〉,有《星洲》的〈新新人类〉,有《南洋》的〈青春物语〉,还有后来编得极为大气精美的《星洲》副刊〈后浪〉。
我是从那样拥有许多发表园地走过来的写作者。那时候,写作纯粹就是写作,唯一的目标不是得奖,而是想办法攻克所有可以发表的版位。于是,我开始有计划的写作,接过我的投稿的编辑大概也曾讨厌过我。毕竟那时候我写作投稿,寄去的稿件,都是一大叠的,同样的不被录用也是一大叠的。这当中,最要感激的还是黄俊麟。每每看到他给我的退稿信,总会看看退回来的稿件,他会在稿件上写眉批、划线,提出哪些遣词用字错了。接着是孙松清、蔡兴隆、曾毓林、梁靖芬;《南洋商报》的张永修、黎家响还有刘镒英;《中国报》的邓月璇、李昭昭等。
因为有上面这群编辑的退稿、提点、提携,我才有勇气写到今天。甚至到后来,开始参赛、落选、得奖,尤其是21岁开始频频得奖之后,得奖的感觉,倒是没有当年第一篇作品出现在报章上的那种又惊又喜的雀跃心情。现在想到那时候的感觉,真是欣喜至极。但你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你总算被别人认为是台面上的人了,于是乎,你只好努力扮演好你在台面上的人的角色,你积极去鼓励、提点、提携比你后来的人。特别是我当上编辑之后,突然就有了那样的使命感。
八字辈去了哪里?我们都搞不好吗?我的那篇文章不点名说谁好是因为我知道,一旦点名,事情就不好搞。但没想到没有点名,还是不好搞。马华文坛于我而言,字辈的称呼是世袭的。不论你早来后到,你是哪年生的,那个年的字辈就自然落在你身上。只是这几年,“80后”、“90后”用多了,我不免在想,字辈这样的世袭称号要在我们的身边消失了吗?
你说,八字辈仍有许多可造之才。我的文章里从没说谁不是可造之才,我也是个平凡的人,深知生活逼人的压力。许多同道从写作路上岔开去,过上自己的日子而渐渐远离文学,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我只是太早在文章里婉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怎么走到现在,人数越来越少。当然人数也不少,好比说el、修捷、方肯、那天晴、宣春、明成、明发、韦地,以及一些我一时想不起名字来的朋友们。
那天,我跟伟哲谈起当年我劝他不要写作的事情。10年前,我劝他不要混进文坛来,这里很孤独。结果没想到倒是给他踏踏实实的混出个名堂来。那天,送伟哲离开之后我有想过,如果他真的听我劝,不写了,我们是不是就那样少了一个八字辈的诗人?

有能力给自己点灯

文学是孤独的。这句话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这条暗黑的道路上,前辈走在前端,我们当然也不用期望他们能为我们掌灯,照亮前程。我们当然有能力给自己点灯,去向照明前方去路,但我们这群人不可能手挽着手,虽然九字辈来势汹涌,但我真害怕他们也变成职业得奖人的情况。追逐奖项无关对错,但要有自觉,要明白自己该处在什么身分地位,毕竟得奖一时,创作一世。创作本身,要带出的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呼应,对人性的思索。如你所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但我们也忘掉了更多优秀的前辈。
你说,我们只是沉默的八字辈。但若说沉默,我不会写那样一篇满是惆怅,抚今追昔的emo文。你也不会给我写一篇回应的文章。很久以前,《东方日报》访问过我,问我对创作的观想。我忘记回答的细节,但始终记得的是,写作是很个人的事,从来无需向谁报备,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本分与宿命——孤独。
21/7/2015,水善斋

(南洋文艺,28/7/2015)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

广州的朋友带我去方所

张锦忠【共沸志】
张锦忠与林春美在方所。

几年前略闻方所在广州开张,总以为不外是一家“山寨版诚品”吧,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那天下午,广州还在下雨,暨南大学的朋友带我去“方所”。同行的还有春美和永修。春美和永修是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在吉隆坡,许多年前,我们曾经在那里夜谈文学人事,那是许多许多年前的事了,在刘蝶广场。
是的,就是本月11日发生“手机骚乱事件”(或“711事件”)的刘蝶广场。那时春美应该还在编还没复刊前的《蕉风》吧。跟春美和永修在1990年代末的刘蝶广场谈《蕉风》,当然不是在那里的书店。
刘蝶广场没有书店。当然,也没有蝴蝶。1990年代,也还不是躁动的年代。

定是常住,便成方所

5月去广州开马华文学会议,行色匆匆,并没有预期会去书店。但是在雨势渐大的午后,我们还是硬拦了部计程车,到方所去。方所在太古汇,离我们下榻的华威达饭店不远,搭地铁三号线从岗顶站到石牌桥站也就一站,但广州的朋友可能觉得下雨天不好意思要远方来客步行,于是我们就伫立雨中等车,好容易才拜托到一位司机大叔载我们去天河路太古汇。
“天河太古”,真是个美丽的名字,不过广州人大概不作兴这样称乎这座颇气派的商业广场。几年前略闻方所在广州开张,总以为不外是一家“山寨版诚品”吧,没有特别放在心上。记得“方所”,是此词的出处——“定是常住,便成方所”的确耐人寻味。
方所在太古汇MU层,从入口处右边进去,颇深颇长,左转之后,才见其方。不过我在那深长的书区待太久,逛到方型书区时,已近会议主办单位约好的晚餐时间了,只好匆匆结帐离去。

和书的记忆“偶遇”

我在方所第一眼就看到奥大维亚·帕斯(Octavio Paz)的《孤寂的迷宫》中译本。帕斯是我很喜欢的拉丁美洲诗人,《孤寂的迷宫》不是诗集,却是本动人的书,当年远来台北读大学,在重庆南路某地下室的西风书店买过一册英译本,后来某位帕斯的粉丝颇喜此书,借阅后用打字机缮打了一份“复制本”。过了几年,我买了另一个英译版本,就把那本旧版送给帕斯的知音了。
在方所,在那个雨声淅沥淅沥的初夏午后,在温暖的灯光下,我和我书的记忆“偶遇”。看过的书,读过的作家作品,在陌生的城市的书店重逢了,总是给人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不过,在离开书店的时侯,我并没有带走《孤寂的迷宫》,我带走的是周梦蝶的诗集《刹那》,书由北京的海豚出版社出版,装帧素雅,繁体字。
诗人贺兰德闭眼抽烟喝咖啡的照片。

另外一本也是诗集,是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Wislawa Szymborska)的英波对照选集《这里》(Here)。喜欢辛波丝卡是一回事,买这本水手出版社(Mariner)的书,其实是看上封面那张贺兰德(Joanna Helander),所摄诗人闭眼抽烟喝咖啡的照片。书中有首跟书有关的〈非阅读〉(“Nieczytanie”/ “Nonreading”),首两节如下:

书店不提供
普鲁斯特一支遥控器,你不能转台
去看足球赛,
或有奖征答,赢得一輌凯迪拉克。

我们更长命
但不那么精简
句子也更短。

普鲁斯特在床上不用遥控器,床是他的方所,他慢慢写,句子很长,《追忆似水年华》就写了7大卷。

(商余,20/7/2015)

破城市

——他的乡愁在纽约的风雪中流浪

戴大伟【诗】

他需要一种晒不黑的乡愁
好让大雪不这么无情
日子的副作用毕竟太烦了些
从季节的寒衣掏出来的,都是荒凉
如每一张面罩上的眼神
如何翻,都是白

他不喜欢风湿,一直翻身
像一尾闲闲的咸鱼,爱回忆的腥
不住用力呼吸
仿佛生命除了咸,其他都是毫无目的的告白

于是,他加了一些远走高飞的坚强
洒在早餐那场轻轻老去的雪花
窗外冷清得像一间旅馆
孩子们依在窗玻璃前
画着圣诞老人离开的脚印
昨天,和雪人一样
害怕春天,渴慕温柔

铲雪车开了一条步行道,寂寞寂寞的离开寂寞的窗口
乌鸦掠过没有污点的冰天
记忆如山,倒
堆聚在没灯的路两旁,回不到最初
他对双掌呵了一团雾气
背向自己的梦
总会比想一个家,更冷些

(南洋文艺,21/7/2015)

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

稍安勿躁,八字辈们 ——回应〈搞不好的八字辈〉

周瑞康【文学观点】

读毕〈搞不好的八字辈〉,深觉吴鑫霖把八字辈看低了。我相信有许多八字辈至今仍然在默默耕耘,辛勤开垦这片文字菜园。只是,八字辈都低调进行,选择不张扬、不喧嚣,不需要动不动就揭竿起义。我认为这反而是一件好事,无需大怒。
我本身就是八字辈之一,也热爱写作,常常投稿到各大报章。虽然不见得能够获什么大奖,但作品多有机会获刊登。或许会有人说,那又怎样?你们有什么表现比较亮眼的八字辈作家吗?老实说,没有。但,那就是我们。我更乐见其成这些时代所造就的八字辈,因为九字辈的强出头,毕竟也混杂了一些劣质品。八字辈的作品虽说不上隽永,但也可说具备了一些优势,既能向七字辈的黎紫书、许裕全、六字辈的黄锦树等人借力,更能使用一些九字辈不用的创作题材,两者兼容并包,借力使力,也能创作出自己的特色。
爬梳了一些资料,发现《星洲日报》在7年前曾报道过以那天晴(翁诗庆)、王修捷及李宣春为代表的八字辈马华文坛代表。从访谈中,不难发现他们言之所及,皆有我行我素之意。“王修捷的80,是‘稀释了乡愁的年代’,翁诗庆坚持80是‘追求梦想热情逐渐消失的年代’,批判意味强。李宣春比较宽容,他说,那是‘不需要想太多的年代’。”(摘自《星洲日报·快乐星期天》〈羽量80·80世代〉,陈燕棣,25/3/2008)可说是总括了整个八字辈的创作方向。
另外,八字辈的牛油小生(陈宇昕)也于近期推出《类似过敏症的布尔乔亚之轻》散文集,也可被视为八字辈的另一个突破口。其他如林韦地、陈伟哲、黄玮霜、吴鑫霖、谢明成等八字辈皆在各自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且继续在路上。一些“八字辈新秀”如深寒、黎杰荣等,只差有人在背后推一推,假以时日也必能产出好作品。八字辈仍然有许多可造之才,只是隐没在人群中,不做最主动的那个。
八字辈就八字辈,九字辈就九字辈,无需在意别人(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看法(七年级、八年级、80后、90后等的称呼)。而且,我也不觉得台湾或中国的创作有多好多强,一些甚至有下滑的现象。只需尽自己的本分,相信八字辈也正在摸索着出路。

或许只是沉默

赞同吴鑫霖说的“有则有,无则无”。或许我们总是卡在一个九字辈锋芒毕露、七字辈又人才济济的关口中出不来,才会渐渐生出一种随遇而安的创作态度。但仔细想想,我们那些年的教育模式又何尝不是卡在一个过渡期,即在电脑和手机逐渐盛行的同时,又被所谓的传统教育形式拖着走,才会导致“前有敌人,后有追兵”之感在八字辈中酝酿。
而且,九字辈或许是因为生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作品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口味,但不代表八字辈就没有任何优势。八字辈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安静看待所有事物,沉淀并赋予冷静笔触,或诗或文,写下这个世代的乐与怒。一些八字辈深知不愿随波逐流,因而选择退出这个场域,以旁观者之姿看待马华文坛,在情在理仍有关心之意。
深知吴鑫霖实乃关心八字辈的不争气,导致其他人对于八字辈总有“置身事外”之感,这对某些八字辈会有些不公。八字辈多数已届三十,对“三十而立”各有不同体会。一些想要结婚生子、一些想要专心于自己的专长,这都是无可厚非。因此,许多八字辈已越来越少投稿。他们或认为创作仅属等闲之事,转而投入网络上发表文字,只因发言比较随性。虽说马华文坛的八字辈宁静,但或许也是因为宁静,让八字辈更懂得沉淀,然后省思何谓重要,何谓不重要。
罗罗也在面子书贴文中,针对吴鑫霖的看法,以<自在发光的八字辈>为题,写下:“八字辈像静静的星子,在天空自在的散发着光。那光芒看似被遮蔽,其实早已蕴含千万年的力度。”如此感人的文字形容八字辈,用情之深呼之欲出。
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搞不好的八字辈”,或许只是“沉默的八字辈”;又或许,我们仅仅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南洋文艺,21/7/2015)

广州马华文学研讨会后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跨域:马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场,左起为:朱宥勋、龙扬志、温明明、张锦忠、许文荣。(照片提供/黄锦树)

5月23、24日,我们和广州暨大合作在那里办了个《跨域: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台湾队”除了我和锦忠,就是四个台湾青年:詹闵旭、刘淑贞、朱宥勋、陈珮君,都是1980后出生的“七年级生”。陈大为、锺怡雯、高嘉谦都太忙太多研讨会,拨不出时间参与。另一个困难是,向台湾科技部这里申请补助,竟只批了个零头,大有“如果想去,自己去想办法”的意思。埔里暨大虽号称“合办”,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我向学校申请的补助(主要是差旅差额,和论文集出版费),都还没开会讨论;虽然我们的会都已经开完,回台快两个礼拜了。
去年11月,趁休假之便,动念往广州暨大一行(我喜欢开玩笑说那是“敝分校”),去做了场演讲,原想顺便查查资料。原以为,这建于民国初年的大学(1917,它的前身暨南学堂成立得更早,1906),应该会有许多马华文学的资料。但不料文革期间它竟是被关掉的(一如那些“热爱祖国”的可怜“归侨”,五七反右和文革时都没好日子过),图书馆资料流散。现有的资料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王列耀教授带着学生一点一滴辛苦建立起来的。学生告诉我,一开始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陈大为他们编的《赤道形声》与《赤道回声》,让他们得以按图索骥的去追踪里头的作者。我也记得90年代末,到埔里的第3年吧,有一天接到一通广州来的电话,是王列耀教授,向我索书,说在中国大陆很难买到台湾的书。我即把包括《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乌暗暝》在内的几本书寄过去给他。那时我还只出了3、4本书。

书送图书馆造福更多人

去年底在广州时,学生告知张贵兴、潘雨桐的早期小说图书馆都没有,我也被负责图书采购的易淑琼(也是王列耀教授的学生)说服,与其赠书给个人,不如送图书馆,造福更多人。返台后,我给他们寄去几本张贵兴的《伏虎》、《赛莲之歌》、《柯珊的儿女》(那是向作者募的)、潘雨桐的《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河岸传说》(拜托学生在旧书摊买的)、李永平的《拉子妇》(我自己收藏的复本);几本《大马青年》、《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杨建成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等,我想那里有更认真、有理解的诚意的读者,当然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
初访广州时,广州暨大即表达了强烈的合办研讨会的意愿。返台后,我即拟了个计划书,问系上时,方知悉不久前“敝分校”高层拜访过埔里暨大,积极询问合办研讨会的可能,和敝系主管及某资深教授吃过饭,被当面回绝了。原因并不是政治的,而是敝系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只有我一人,该研究领域并非本系重点——台湾的中文系往往如此,每个领域一两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重点,一样平均而平庸。我说服系上的理由是,系上根本不必出什么资源(而可累积“业绩”)。钱方面,我设法向国科会申请一些差旅费(主要是机票);人呢,我自己到外头找几个关心马华文学的年轻人过去。系上不是做这领域的同仁也不必勉强写篇论文去应酬,烂论文我也不要。吃、住、办会的一干琐事都由对方搞定。2005年7月埔里暨大(名义上)和留台联总在吉隆坡合办《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国际研讨会(因经费困难,论文集迟至2012年方出版。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编,《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秀威),2013年敝系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合办”的《理论与马华文学》国际研习营,也都只是我一人代表校与系跑,学校一毛钱都没出,之后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次的会议即便以台湾的标准言也是相当成功的,除少数几篇乱写的(锦忠说的“八股文”)之外,论文都相当整齐,年轻人尤其认真。为什么我愿意促成这个会,与及特意要张锦忠去看看(他原本兴趣缺缺,多年来,我们被中国大陆南下的几颗老鼠屎搞得非常反胃),广州暨大的青年学者低调得多,谨慎的从资料出发(譬如逐期的追踪某些年《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上陈大为的明星化过程、某个论述的形成),不乱套理论(如张光达的诗论),更不会狂妄的抢占本土位置,以最卑劣的语辞谩骂(奇怪的是,大马本土大学颇有些傻瓜常邀那些人去胡言乱语)。关键原因当然是有国家政策做后盾,华文文学在广州暨大设有博士点硕士点,每年录取若干,师兄姐带师弟妹,一代又一代,资料和经验都可以传承。资料虽有不足,但那会渐渐的被克服。分工合作,以团队的方式,由点及面,假以时日,会是可观的规模。

广州暨大每年增加生力军

我去年底造访后就很感慨。多年来,在马研究马华文学的,也就那几个名字;留台的,也屈指可数。以人数论,两地加起来可能都还没广州暨大多——他们每年还在增加生力军,我们数年都不见一个新人。这次研讨会中国大陆的论文就占了半数,可见体制化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这次大马队最年轻的是李树枝,1969年生,45岁了;台湾队最年轻的是朱宥勋,1988年生,主掌网络书评杂志《秘密读者》,相当有观察力。在网络上是非常好斗的小公鸡,私底下却是个可爱的小胖子。但他和其他台湾队的年轻人(还有个陈允元经费不够不敢邀)类似,主要是研究台湾文学,兼及旅台人——受我们的作品或论述吸引,对马华文学本身其实并不见得感兴趣。以文学评论而言,大马年轻世代(不管留台还是留中)似乎都没看到像样的接班人,这是很令人忧心的。

我组“台湾队”的目的也是促使台湾有潜力的年轻人多写个一两篇,增加马华文学论述的文库。刘淑贞对贺淑芳的讨论是相当精准锐利的,陈珮君对“读中文系的人”的讨论还只刚开始(两位的题目都是我建议的),“中文系”的存在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读中文系的人”也是个文化问题,但这二者都还没有被问题化,冷战年代台港马新的中文系值得写篇博士论文的。詹闵旭长期关注留台人在台湾文学里的场域处境,在会场上的口头表现非常出色,我临时决定请他做个总结,也做得很好。
大马队的表现参差不齐,庄华兴的“民国遗址”说匪夷所思;“我的朋友”许文荣关于友联与神州的比较也难以服人;没出席的张光达呈交的是篇九成旧的文章(我负责点评),论文和被讨论的诗均不佳。李树枝的论文有发现,但怯于论断;倒是林春美的表现可圈可点,既有文本分析细腻的基本功,也有大论题的关照,论断非常谨慎(研讨会后看到她的〈非左翼的本邦:《蕉风》及其“马来亚化”主张〉[第六届《文学传播与接受》研讨会论文,东华,17/5/2014]论文处理的问题及材料范围和庄华兴的〈战后马华(民国)文学遗址〉是一样的,但更有说服力,也许因为没预设特定政治立场。)欣见春美学术上的成熟。张永修的工作报告恰如其份,清楚陈述了他20年来经营萎缩中的〈南洋文艺〉的努力。
这次论文还有一篇特别值得一提的,山东大学的老前辈黄万华教授和他女儿黄一合撰的〈文学传统与本土现实〉,从中国抗战文学延伸而来的观照,发现早在二战前、抗战背景里,在以文学动员群众上,马华文学就有本土化论争了——因地制宜的在地化改编,南来文人吴天(叶尼)居功厥伟。1997年我批评方北方的那场研讨会黄教授与我同座,他当时就对我说,研究这回事,不必说抱歉。
大马队与台湾队(右4人)合影。(照片提供/黄锦树)

马华文学的跨域流动

马华文学的“跨域”、流动是张锦忠和我谈了十多年的论题。马华文学肇始于二战前后中国的“南来文人”,大批拥有高度象征资本的文人南下(举其大者,郁达夫、胡愈之、巴人、李汝琳……韩素英、方天、李星可、方修、白垚等),构成马华文学的最强世代(一个对比的世代是1940年前后出生的本土世代,包含马汉、冰谷、菊凡、温祥英、忧草、鲁莽、温任平等,整体表现其实不如南来世代——全面的比较可写一部博论)。1960前后的留台(初台旅台人有若干是前述本土世代,如王润华、淡莹、刘放),文学史分枝开叉,是另一度大规模的流动;前者南来,后者北往,后者的人数少得多,但前者的历史已结束了。旅台的总体文学及学术成就将来是否能与南来世代匹敌,还有待将来评估,但我们确也强化了马华文学里最贫乏的文学论述。
如果要以作者的国籍论马华文学,南来文人中除少数几位(方北方,韦晕等)之外,大部分(包括落籍新加坡的方修,最终离境的杨际光、白垚等)都该划掉;旅台的,除了返马的那几位,划剩之后,成气候的大概也只剩下陈大为锺怡雯。但离境日久(“不在场”),他们的“马华文学”对大马本土派而言,也势必“不纯粹”了。

5/6/2015台湾

(南洋文艺,21/7/2015)

2015年7月14日星期二

祭拜梁园的往事

/林放

梁园身故后安葬在江沙故里瑶伦义山,我清明节返回居林祭拜先祖后,返回吉隆坡途中到梁园坟前点烛烧香跪拜以谢恩情。后来受劝告不要搅入清明节祭拜的事,因为他家人获知在他们扫墓前后有不明人士前往祭拜,有意见。

梁园个子矮小,与其说其貌不扬,倒不如说充满乡土气息的朴实。他的穿著始终是深色长裤和白色长袖上衣,通常都摺起到手肘。一副国字型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讲话时对着人很有自信不闪烁,文雅不造作,溢出一种诚恳。这是他受文友和同事尊重的原因。

他人扫墓有意见

梁园遇袭逝世时,在《新明日报》服务不过两年光景,但以他的才华和与人为善的感召力,他的不幸使报馆上下处在愁云密布的哀恸中。由于他遗下年轻妻子钟诗梅和一儿二女,同事们希望替他筹措更多帛金以安顿遗孤日后的生活。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购买一间单层排屋,让他们有安身立命之处。在上世纪70年代,诸如甲洞或蕉赖郊区的单层排屋价格介于1万到万5元之间,在其他州属也是同样的行情。
当年,百多位同事不按“行情常规”交帛金,个个都量力斟酌付多不付少。其中,曾经捧红女歌星南虹的娱乐名记吴哥(吴世祥)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此外,报社也对外筹募捐款,希望能为梁园的子女设立教育基金。据当时口传获得三五万善款,但因家属对帛金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另作打算,而使计划停顿。
梁园身故后安葬在江沙故里瑶伦义山,我清明节返回居林祭拜先祖后,返回吉隆坡途中到梁园坟前点烛烧香跪拜以谢恩情。几年后我与妻子四处打探梁园家人住处,希望能见其子女。但到达住处时却见不到他的子女,反而受劝告不要搅入清明节祭拜的事,因为他家人获知在他们扫墓前后有不明人士前往祭拜,有意见。也许是出于风水的顾忌,我只好尊重,知难而退。

梁园其弟约见

2014年,一位面子书网友通过私讯询问我是否认识梁园,于此,我与失去联络四十多年的梁园的弟弟黄侃高约见,对年轻时期的往事怀缅细述,但因时间久远,对一些人与事的变迁只有稀稀落落的记忆。
去年见到已在雪州定居的黄侃高已70岁,身强体壮。我掩不住内心的感伤向他提起扫墓之事,因为他忙碌于国内外四处奔波谋生,也听说不明人士祭坟这件事,但过后并有了解事件的发展。我重申不迷信风水,即使家父家母的坟墓以及后来安置在寺内的灵位,也无任欢迎嫁出去的姐姐及其家人拜祭。把压积心里的事向侃高兄挑明,心里舒坦了。
梁园一家7男5女。上有两位姐姐,他排行第三。往事也堪回首看看旧时坎坷路,他的长子黄战和女儿黄斌幼时由梁园母亲照料扶养,并由其中一位弟弟负责教育费。如今,黄战在汶莱担任地质勘察师,黄斌在吉隆坡担任教师,而由钟诗梅带大的幼女黄蓉已嫁作人妻,住北海。
石头抛向天空始终会落地,经过岁月的淘洗和磨难,梁园的后代总算在困境中熬出头来,各适其所。人生的际遇常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总会踏出一条路,梁园在天之灵应可告慰。
(完结篇)

(商余13/7/2015)

再说萧遥天

萧遥天书法

【商余回响】 蔡启予

6月22日的〈商余〉上见了麦秀兄写的〈萧遥天大事不糊涂〉,文中言有未尽,依麦兄所说,萧师应该是小事糊涂了吧?那该是哪些小事糊涂呢?恐怕麦兄也说不周全吧?那且让我扳着指头帮他数一数,可实在也说不上来,姑且从记忆中勉强理出一例,以圆其说。
      萧师是抽雪茄的,一般说是朱律吧,在课堂上,他含着朱律,一声哈哈,烟屎就掉在衣上了,他随手就是一挥,那可好了,如果把衣服抖一抖,那可就抖掉了,可是这一挥,烟屎在衣上就老不客气的画上一条黑痕,他两指夹着朱律,继续他的哈哈,衣上添了一道黑痕却浑然不觉,我们却莞尔于他的不拘小节。
可是他写起〈民间戏剧丛考〉,〈中国人名的研究〉那样的大部头学术性的论著,资料的搜集胪列,写来条理分明,具有真知灼见的,读来趣味盎然,不愧是大手笔。

张大千卖书不卖画

1964年张大千来槟城举办画展,不卖画,只卖那本高岭梅编的《张大千画》,当时每本100元,他和萧师在港时本是素识,谈次他请萧师给他写一本传记,张氏离槟后继程往瑞士,就在那里画了那幅在2010年拍卖会上,第一次价格破亿元,轰动一时的泼彩山水画《爱痕湖》,萧师当时就着手于张氏传记的编理工作,在1965年的〈商余〉上,发表了那篇〈大千世界的开端〉,把张传的条例章目都排就了,很全面的展开,从这里可窥见他的大事不糊涂,以萧师的史识和史笔,如果写出来了,必然十分出色。
当时通讯不便,台湾马来西亚两地远隔,录音往来费事,张大千又是闲云野鹤的人,进度很缓慢,后来甚至停下来了,其后就由台湾《联合报》的谢家孝来完成了。
      中国大陆解放后,大批文化人避秦南来香港,萧师于50年代初到了香港,钻石山头和调景岭上挤满了那么多落难的军政界及文化人,香港求生不易,萧师一介书生,初来也只能靠写写稿卖卖文,谋稻粱以糊糊口,九龙塘那么小,当然容不下九条蛟龙,可是满塘鱼鳖摩肩叠背,好些又跳出来了,到马来西亚教书的就有不少,钟灵有萧师、黄六平(港名小说家,笔名皇甫光、向夏),还有山东佬卓凡、吴鹤琴等,韩江则有港名金石书画词章家卢鼎公、韩云山、牛鼻子黄尧、方北方;竺摩法师好像也是那段时期来槟的。
那时钟灵的文风鼎盛,还出版了一套钟灵文丛。我记得当时还看到了依藤(汪开竞)写日本蝗军铁骑下三年零八个月的《彼南劫灰录》,《山东佬闲话》,吴白鹤的诗集《苦难篇》,《文史札记》,钱景澄等的《效颦集》等。

与文化圈交谊不错

萧师当年在香港的文化圈子和同文间的交谊还是不错的,1964年国学大师钱穆博士到马大任教,萧师特请他来钟灵演讲,写《无声的钢琴》的香港名小说家皇甫光的到钟灵和萧师也许有关吧?萧氏和曹聚仁相交不浅,他的小说集《夜莺曲》,曹聚仁还给他写了序,我曾和曹聚仁谈起萧师,曹老特寄来一篇谈金华火腿的文字给《教与学》月刊,诗人易君左和萧师则有八拜之交,这些都是香港文化圈中的旧交。萧师早年的旧诗集《不惊人草》,还有郁达夫替他写了序,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当时也没有问过。
60年代初,曾听说萧师要去南洋大学教书,这和老学人饶宗颐的举荐有关吧?他们早期都在潮州编修馆搞研究工作,介乎师友之间,后来不知如何未成事。

退休后重拾画笔

萧师从钟灵华文主任退休下来后,重拾画笔,又画起画来了,他的画只能说是半路出家,早年虽曾涉猎,唯志不在此,他的画,备一格而已,他的几个同乡好友都是此道名宿,如陈文希、陈大羽、范昌乾,萧师办《教与学》月刊时,范昌干特赠100幅画以助成之。
陈文希是新加坡国宝级画家,陈大羽早年拜在齐白石门下,书画印皆卓有大名,文革时以一幅横目张羽的公鸡,被四人帮打成反党及仇视无产阶级的黑画,反助其名声大噪。萧师有好几方印章都出自陈大羽之手。
他的字也好,他曾写赠我一幅《离骚》,我倒也喜欢他写给骆浮云两幅册页,冷斋夜坐作二律,小字写来游刃回环,也蛮可爱,很可玩赏,后来浮云送我这幅《苏季引锥董下帷》,自留《冷斋顿与炎州隔,紧闭双扉独耐寒》那幅。

易君左予好评

那一年去槟城,特邀立三往探望他,萧师说最近在升旗山半山麓建了一间槟光学院,带我们去参观,学院依山凿壁而建,彷如山西悬空寺的建筑,风景甚佳,还请张大千题写了槟光学院四字,他有着雄心要办成一间像宋理学家陆九渊朱熹的鹅湖及白鹿洞书院,乃至他的老友记钱穆的新亚书院那样的学府,可是碰到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泥沼中,以萧师的大事不糊涂,也弄得尾大不掉,渐渐就停办了。
萧师著作等身,我仅有他的《民间戏剧丛考》、《中国人名的研究》、《食风楼随笔》、《东西谈》、《读艺录》、《夜莺曲》、《春雷》等几种,他的《食风楼诗存》,内有写给我的一首诗,及后来写的大部头小说《豹变》等都没有,至为可惜,他的好多文字都是可传的。
       诗人易君左说他“未必萧郎是路人,侯门往事已成尘,宗联伯纳分中外,文选昭明判旧新……”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商余,13/7/2015)

萧遥天大事不糊涂

 麦秀
萧遥天

走过槟城打石街,看见“瑞康”的店门深锁,很惊异,瑞康是萧遥天先生的弟弟的商店,专门批发中国的杂货。他的弟弟叫建孝,慈祥和蔼,对萧先生很敬爱,他的妻儿对萧先生也很敬爱。萧先生常去店里看他,兄弟情同手足。为什么店门深锁,不做生意了?我问附近的居民,他们都摇摇头。据说他有一个独子,两个女儿,没有培养接班人,萧先生常担忧这件事。
记得当年萧先生常在香港印参考书和他的著作。这些书一向用海运载送槟城,每次都由他的的工人帮他在税关局办理“报关”手续,几箱书由工人负责载运,工人也殷勤的完成任务。没有他,我们毫无头绪,真感激他。

兄弟天渊之别

萧先生两兄弟的身分,可以说是天渊之别,一个是才高八斗,被誉南天一枝笔,提起笔来倚马万言;一个是小商人,虽胸无点墨,却长袖善舞。不过,心地善良,我因工作关系,常去瑞康见他,他对我很友爱。虽然生意忙,分身乏术,他还是对我很客气。一面工作,一面叫我:坐、坐。
萧先生著作等身,除了小说〈夜莺曲〉、〈春雷〉、散文〈食风楼随笔〉)、〈东西谈〉、〈热带小品〉、〈人生小品〉,还有学术专论〈中国人名的研究〉和〈民间戏剧丛考〉、〈读艺录〉(收录评述港台画家的文章)。一位法国汉学家高罗佩曾以法文翻译他的〈民间戏剧丛考〉,高罗佩很欣赏他的著作,常与他切磋学问。
萧先生对旧体诗很有心得,记得80年代,梁园在《光华日报》发表一篇批评及改革旧体诗的文章,还示范写了一首他“改革”的旧体诗,引起了战笔,好热闹。萧先生袖手旁观,有一天他对我说:“其实,梁园的旧体诗写得并不好,本地一些诗人朋友的诗作没有意境。”难怪他对笔战无动于衷。
萧先生不拘小节,常说“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他的所谓“大事”,大概是写文章吧!写起文章来,洋洋大观,有板有眼,绝不马虎。凡是来槟开画展的画家,都来拜访他,要他写评介。每年的春节,他都照例写一篇应景文章,比如羊年谈羊、狗年谈狗、龙年谈龙,娓娓道来,十分有趣,引人入胜,他的大事真的不糊涂啊!

(商余,22/6/2015)

2015年7月13日星期一

布施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轻轻拭去
心上的尘埃,黑暗里的脸
阳光普照十方
佛笑
荷花开了
池上的蜻蜓飞过了墙外

一方财物,四方舍弃
脱掉身体后
世界张开了翅膀,飞向
菩提树上,时间和
未来

而跪地的慈悲,都长出了花果
掏空色
受想行识也列队走来
走入
合十的掌纹

菩萨行者,入众不怯
虔信里
低头,都回向了微微生命的大谢

(商余,14/7/2015)

狩猎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山神读懂猎人们的眼神吗?

白天鹅飞过的湖面
雨季回来了
河上的雾穿过部落
迷失在猎人们深黑的瞳孔

枪和箭在午后休憩
想念去年山径上水鹿的蹄迹
啃过野蕨
山猪庞大的阴影
等待火花爆裂的声音

翻越高海拔的记忆
那些被追踪的脚印都进入
城市的传说
与鸟兽
消失在山岚的沉思里

昨夜的篝火未熄
翘望的兄弟尚未归来
枪口中的羌子却一一逃逸

山神啊
山神读懂猎人们的眼神吗?

(商余,7/7/2015)

学友会

【小闲心乐】 雅蒙

研究马华文学的人当然不能忽略《学生周报》,它比《蕉风》更早成为马华现代诗的摇篮推手,当年《学生周报》最受读者爱戴的“文艺专题”,有新马现代诗坛有“四金刚一菩萨”——牧羚奴(陈瑞献)、英培安、李苍(李有成)、零点零就是四金刚,一菩萨就是梅淑贞,是“文艺专题”最热门的作者,带动了现代诗的起步。
《学生周报》固然培养了许多文学作者,但它的附属组织“学友会”也许培养了更多的社会精英。
有时想,如果不是学生时代参加了学友会,恐怕如今的写字生涯会改变。

像石原裕次郎

那是一个没有太多规则的活泼年代,自己很小就参加了学友会,但是没有去活动。偶而去参加它的每月聚会。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白垚先生。如果有看日本电影的人,几乎每个人初见白垚先生的就会生出同一个感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像石原裕次郎。石原是日本彼时最红的明星,以不羁与潇洒风靡影坛,白先生与他同一个气质。那时白先生是学友会秘书,他与姚拓先生时常要往各处的学友会演讲指导。两个月就会来一次马六甲。学友会也开设在吉隆坡、槟城、怡保,好像麻坡与峇都巴辖也有过。
自己是在初级文凭考试过后,才真正往学友会跑,当时是要到那儿的图书馆借书看。图书馆规模当然不及学校的大,但是藏书很吸引人。就是在那儿第一次读到高阳的小说,还有徐訏的《风萧萧》,张爱玲的《赤地之恋》与《秧歌》。后来姚先生还要我读《野马传》,那真是一本很奇特也很出色的小说。现在可难找了。白垚先生就要我读《未央歌》。
在学友会比较活跃的学生,后来都有一个特色——不怯场,上台说话的胆子大得很。
学友会不仅是一个可以认识不同学校学生的地方,它还培养了学生自力与独立的精神。有种种小组,例如学术组与舞蹈组。马六甲学友会的舞蹈在还是学生的柯荣添的领导下,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时常受邀请表演,即使吉隆坡官方邀请舞蹈表演,学友会总社都叫马六甲舞蹈组表演。

培养出信心与兴趣

马六甲学友会还时常举办“游艺晚会”,非常考验学生能力的活动,从向警察局申请演出准证开始,到租场地、卖票。还有排练新舞蹈、设计服装到绘制舞台布景,都是学生一手包办,完全没有假手他人,独立精神就这培养出来。
我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投稿《学生周报》,运气很好,每投必登,即培养出信心与写作的兴趣。如果不是当初隐姓埋名投稿,是会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白先生放我一马过关的(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另一些事证明他选稿铁面无私)。因为基本上白垚先生与姚拓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后来加入杨际光先主持的文化机构工作,就是姚拓先生牵线。渐渐的正式走入写字生涯,那可不是与学友会有前因后果吗?  

(商余,14/7/2015)

白垚:现代主义的弄潮儿

/温任平
白垚著《缕云起于绿草》

我与白垚见过4次面,都为了《大马诗选》的出版事宜。他说话的腔调特别有劲,脾气急躁,很合我的路数。我与他的数面之缘,都在我30岁之前完成。《大马诗选》在1944年付梓,我还差几个月就30岁。他觉得我是现代主义的急先锋,我觉得他才是马华现代派的推手,每次见面都互相调侃。
1978年12月16-17日,郑良树副教授要我在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马华文学研讨会”提论文的时候,“留意到国内现代主义的起源,它怎样取得力量……”。我急函周唤与艾文,他们都觉得〈麻河静立〉很可能是马华的第一首现代诗。我了解这个判断有一定的学术风险。除了艾文、周唤的“口头历史”,还得从《蕉风》与《学生周报》去寻找“历史的铭记”。从报刊去翻查资料,那年代现实主义所谓realism,真是磐石一块,新加坡与半岛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完全控制了话语权:苗秀、赵戎、忠杨、杜红、韩山元、林辛文、杜康、陈雪风、林振中……他们与新加坡学运关系密切,竖起鲁迅的旗帜以鲁迅为导师,援引周扬、夏彬与马克思的理论开路,声势浩大。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前提下,现代主义处于一隅,情况困难。

1960年辟新诗讨论专辑

白垚的〈麻河静立〉,今日来看,称不上什么佳作,但它却引来了后续创作与在《蕉风》月刊的文学论辩。我很早就看出把南大问题羼入文学论争的荒谬性,政治的问题应循政治管道去解决。文学不是拿来说教的,文学不能用来当政治工具。1959-60年,《蕉风》月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现代诗,左翼文人称为“蕉风派诗”。1960年8月在白垚的策划下,《蕉风》自第94期辟“新诗讨论专辑”,一连数期刊载有关诗的评议。1964年白垚自己在《蕉风》写“现代诗闲话”,同时期又设“文艺沙龙”,让诗人、评论家发表意见。现代派就在这万般艰难的环境崭露头角。
我曾为了第一首现代诗与已故陈应德博士辩争过。比白垚的〈麻河静立〉更早的作品,像威北华的狮〈石狮子〉,在艺术造诣方面可能胜于白垚的那篇。可是〈石狮子〉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写成于1952年的〈石狮子〉并没能引起注意与讨论,威北华不搞文学评论,没有在理论上为他的deviation 阐明意图。更重要的是,他不像白垚有一群追随者,有理有据的掀起一场文学运动。
1974我主编《大马诗选》,白垚也答应参加,就是迟迟没把稿寄来。后来在电话中问起,他歉虚的自承现代诗写得不算好,收录入诗选反而……。另一位诗人叶曼沙也以同样的理由,没把诗作寄给我。我想他们在那时已有移居的打算。1981年白垚去了美国并在那儿定居。我们从此没再见过面,直到林添拱在端午节后的6月21日,在短讯里传来他辞世的消息。
23/06/2015

(南洋文艺,14/7/2015)

好话说尽的白垚

/刘放
《麻河静立》书法 /彭庆勤书

白垚漂泊一生,形体的、精神的,终于归返仙踪处处闻的绿野。
他这次真的已把要说的好话都说尽了。过去,每次朋友把拙作传给他看,他有点惯性的送来赞扬。我后来就给他回报道:“你好话说尽了没?好话听多了会变成白痴或夜郎!”
其处80高龄,仍孜孜不倦的亲自撰写自传。暂取名《缕云前书》的遗作,尚未出版,共有10章。内容涵盖文艺、戏剧、歌谣等。其第9章〈绿色的蔷薇〉乃以散文、小说、第三人称的三合一的传记题材写成。这类题材与技巧,既意识流、又存在主义,教授文学理论的,恐怕也得翻翻文学百科全书。
若读者阅后感到像张冠李戴,或雾里看花,或镜花水月,那你不妨先阅读佐治·欧威尔的《百兽图》,作者还能训练该些飞禽猛兽齐坐开谈:鹦哥讲外语、老虎讲屁话、狮子讲鸟话,不一而足。要人讲鬼话有什么不得了?

心系人才培养

白垚洞烛先机,知道你阅后会感到似曾相识 (déjà vu),有点错乱,故在开场白时便交代好了:“我写的是fiction,你认真,是你的想象”,因为真实事件比起臆想,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其怪异程度更令人叹为观止。
白垚身离大马,仍心系马华文学的发展与人才的培育。前年个人主持“杨源基基金”时,他责无旁贷的应邀成为义务咨询委员。其中有件黑箱作业:那是选送大马年轻文学作者到海外就读大学、高等学位、或暑期进修。我个人观摩两位人选,另一位则和他共同评估。其他委员(略),因碍于他们的人脉关系,提议后之发展,皆不知情。以下是我给他写的一封信:

牛哥:兹有一事请益。
不知燕纷飞学历若何,从您那里得知她是个写作天才。若她从未进过大专院校,基金愿意尽点绵力,资助她第一年的大专开销。之后继续,或退学,全由她自己决定。既以华文写作,(中国)大陆、台湾院校都可选择。
当然不进过学院也可以写出好文章……窃以为……大专教育,昔日已非今比,有天分的作家,岂能完全逃避学界的行为与思想?
看过黄锦树的评论及跟进的意见,觉得似乎有3位可试探。3位我都没见过。牛哥德高望重,牵一把吧。

白垚回复的其中一封信,节录如下:
我提议 (两位)……,他们或能在基金会的其他工作帮你,如你说的:文采的学生文艺活动,小镇文友聚会。他们两人都有intellectual activist 的特质和气度。(有一位)近有一次 (惊花一瞥)照片、诗文展览,颇类当年我的文艺专题,但却是动的,在不同的乡镇分别举行。转上一则……消息,另邮传给你,供你参阅。星洲文艺的……他们很熟悉。牛哥。

他这次真的已把要说的好话都说尽了。但他知道,他不须我对他说好话:无言胜有言。

(南洋文艺,14/7/2015)

一代果然如春夜般 静寂无声而去

张锦忠
白垚,2011(林春美/照片提供)

1981年,我离开马来西亚那一年,刘哥举家迁美,纵使内心放不下“《学生周报》与《蕉风》的文学人生”。当日心情,刘哥自己有诗为志:“游艺安身闾里间,谋生说梦两营营,世途转折能谁料?又作尘沙万里征。”
“世途转折”4字说得好,颇能反映无常世事苍凉处。留台4年后,我毕业返马,我们在上一世纪70年代奋力改成半月刊的《学报》竟已折翼(迄今无人交待下落,“学友会”故人也没人再提起了),友联诸人下南洋创刊近3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幸存的《蕉风》似也举步维艰,前路甚险,幸得“孤臣”梅淑贞与小编韵儿苦撑。我重返217路10号后,能做的就是和韵儿把《蕉风》编成“《学报》《蕉风》合体”。一时之间,瑞献、明广都有来稿,我们也开始译介拉美文学、昆德拉,继续实践“自由文化精神”。
一年后,我考上台湾的研究所,再度赴台深造,再次离开马来西亚,心里头也是一番“又作尘沙万里征”的感慨,离散族裔的长路没有句点,世途总多转折。
话说1957年底23岁的刘哥应姚拓之邀,从香港南来“传播早春的种子”——自由创作、民主生活的火种,当时“江山如画复如烟”。到了1981年,正当47岁的盛年,他却“再离散”美洲休斯顿,此即他自己说的“人生行旅,二十四载居停”。2015年,刘哥以他乡为故乡,已有34载了,比他在马来半岛居留的时间还长了10年。对离散族裔而言,斯国斯土“虽非吾土,等是吾家,似乎已可作为乱世浮生的白云故乡”(刘哥此句原写的是南洋的风雨江山,但挪转为拨弹美洲三十弦,也无不可)。
1981年我离开之后,我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哥了。
当年的小童工彭早慧与梅淑贞在2006年筹白垚大书《缕云起于绿草》时,问我有可有故人旧照。我提供的是《学报》发行经理林建星1980年新婚喜宴的照片,在座的人有刘哥、严姐、姚生、悄凌等,大概是我唯一和他们合影的照片,弥足珍贵。
1990年代以后,我论述马华文学,难免涉及“白垚”与〈麻河静立〉。2008年,我写〈白垚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时,遥想“新诗再革命”,余生也晚,没有赶上那个新邦初建的年代,有些文学史的细节不解,于是向当事人请益,开始跟刘哥电邮往返。

文章可写可不写

有时也聊及当年友联人事,或将若干文字传递给他看。有一回,他读了一篇谈国家文学的拙文〈国家文学:答案啊,在风中飘扬〉后来信说:
“午夜沉思,《蕉风》的免疫力之强,让我惊异,这些年来,议者早已把主编与《蕉风》分开,是清者自清?还是你说的‘人本/ 个体主义文学’的流风余韵?虽然我想到了一个新的题目﹕‘白璧青蝇宁有玷’,但文章可写可不写了。……我想起了纪伯伦有句诗,‘人走远了,常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就那么简单”(2010.8.24电邮) 。
说的正是外界众说纷纭的“黄崖事件”。当初友联诸君南下,自有其自由文化的初衷与理念,岂容“白璧青蝇玷”?不过,时移事往,友联中人已有其回顾青史的高度。刘哥写〈海路花雨〉系列文字,原本有意补篇漫道沧桑的渔樵闲话〈青蝇白璧玷何伤〉,后因故未完成,日后想来,“文章可写可不写了”,现在当然俱往矣。不知其回忆录未完稿可有补述一笔?
友联诸君下南洋,既是近代华人离散的百年孤寂故事,也是冷战时代亚洲战场的重要事件。许多年来我一直劝刘哥写回忆录。几年前也跟他谈及薛洛(陈思明)回忆录整理与出版的可能。对我而言,这是“回到马来亚/文化记忆馆”的民间建档工程,他们是时代与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我辈身为“这一代的人”,实有责任为下一代存档,留下记忆文件,“后记忆”才有可能。
2013年6月,黄锦树与我想编本书,回忆我辈留台生活,尤其是文学历程。刘哥是“最后一代南来文人”(他那一代的南来文人如刘以鬯、黄思骋、司马长风都没有留在南洋),也是留台生的先行者,当然要约他共襄盛举。他一口答允,回电邮说:“你和锦树,是我期待的编辑”。他之前读过锦树的〈一种批评方式的终结〉等文字,颇赞许锦树之真性情,认为是“文章大气”。 后来他的〈行过的必留痕迹〉就收在 《我们留台那些年》(有人出版社,2014)。文中有一处记述1957年春夜,在台北与同窗逯耀东把酒论诗坛英雄。于我而言,那正是“华语语系现代主义”(Sinophone Modernism)的故事开端。

愿能看到方天书成

彼时台北于刘哥,已是“离境在即”的“时空型”(chronotope),未来已在前方呼唤。果然不久他即书怀曰“我混龙蛇浊水边”。刘哥自注云;“浊水,吉隆坡原语意为烂泥河”。“烂泥河”实为《蕉风》“纯马来亚化”写实主义文学开端,其肇始者,方天,主编《蕉风》之余,著有小说集《烂泥河的呜咽》。近日锦树与友人筹编《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以追忆马华文学里外的胶园。我们重读50年代末的《蕉风》里头的小说,重读方天,编胶园书之余,颇有意编几本“马华经典再现”的书,首选即方天的《烂泥河的呜咽》。我商之刘哥,他回覆电邮如下:

锦忠:
借贺年,代向诸旧友问方天后人消息,皆茫然。
一代之去,静寂无声,本为常态,你能为方天出书,十分感动。
过年,多谢记挂,过年许愿,愿能看到方天书成。
祝文学吉祥。
刘戈

那是今年2月22日的信了。今年时序进入2015,刘哥也已八十开岁了,真个是他自己在〈采风三叶〉中所说的“岁月如流,流向何乡/唯彼日月,知其长短”。而今刘哥骤逝,一代果然如春夜般静寂无声而去。那是刘哥写给我的最后一封电邮了。

(南洋文艺,14/7/2015)








《麻河静立》朱文 /彭庆勤篆刻
纵6厘米7分,2厘米2分,高8厘米。 马来西亚南山石。
记:前几日往南院,约仲实、吉安等人于马华现代诗书法个展,却从启良口中,知白垚去逝之事,伤感,归甲后刻下此印。2015年6月26日,庆勤记于研墨草堂。

(南洋文艺,14/7/2015)

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

我的少年中国

张景云【反刍烟霞】

我的中国符号,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和之后,有时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有时又模糊一片。四年级之前的印象,有些是跟电影或时代歌曲有关。

战后(我这一代人不说二战后)翌年,1946年,我正好六岁,正是入学的年龄;当年杪先父带着我和翠薇姐从丹荖南下槟榔屿,准备送我姐弟俩进入当年正在筹办中的菩提学校。初抵槟岛,我们在缎罗申街四福公司居停一段时日;先父是四福公司4位合伙人之一,其他人我只知道陈文炳先生和他的生意学徒陈火炎先生。四福应该是槟榔屿早年福建帮商号之中名气较响的其中一家。菩提学校是属於菩提学院所创办的小学校,从开始就获得胡文虎、文豹昆仲所资助,1947年我们入学成为第一批学生时是租赁车水路浮罗池滑(Pulau Tikus)一幢洋房做校舍,我们寄宿生也住在里头,这幢洋房今天仍在,就在美兰购物中心斜对面。第一年姐姐和我同一班,翌年她跳班升上三年级;我念四年级那年(1950年),学校迁入湾岛头(Bagan Jermal)新建的校舍。

孙中山高挂墙头

一个7、8岁的小学生,当然没有能力吸收“中国”这个宏大而又复杂的概念,特别是这个概念当年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内容;尽管如此,这个概念的某些文化符号却是无法逃避的。最早的一个符号是“国父”孙中山的头像,这像片就高高挂在我们面前,忘了不知是教室墙上或“礼堂”墙上。少年的我很对这个头像着迷,常常在寻思为什么这张脸会长得这样对称均匀!“国父”肖像之外,还有国民党党歌;我们须学唱这条党歌,中华民国国歌(有没有国歌?)有没有教唱,为何没有教唱,我们这些幼稚学子大概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国民党党歌的曲调至今仍能全首哼出来,歌词却忘了七七八八,脑海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句子,譬如开首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口口民国,口口大同”。后面还有一些残句:“咨尔多士”、“夙夜匪懈”,7、8岁的小学生能不能理解这些深奥的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多年之后可以从肚子里掏出这些典雅的文词细细咀嚼却不失为一椿美事。
我的中国符号,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和之后,有时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有时又模糊一片。四年级之前的印象,有些是跟电影或时代歌曲有关,譬如《国魂》这部影片,那是在江沙路的中山戏院观看的,只看了上部,由刘琼饰演文天祥,后来听说刘琼如何如何(像战后仍留在香港的一班“进步”文化工作者那样,1950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而北上),下部好像是由李清演主角,但那时我已没机会看那不晓得会不会是狗尾续貂的下部了。也是在那一两年的时间眼上,有一条相当流行的时代歌曲,旋律悠扬,一听就会吟唱,大概是龚秋霞∕陈娟娟∕石慧那班影星歌手唱的,歌名就叫《故乡》:“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麦浪……燕子飞过短墙……”,听来与那凄苦甚至悲愤的两首“思乡曲”大异其趣,我们就是在这些文化符号的幽微间隙中感觉到有什么巨变正在发生着。再下去二、三年,口头上的地域名称,香港是香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大陆,如说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大陆出版的,徐訏的《痴心井》是香港出版的,但那已经是我念初中时的事,已超出本文的时间框架了。

被虫蚀掉的海棠叶

描绘中国地图是一件很开心的功课,一边描摹那许多省份的轮廓线,一边记那些省份名,很具挑战性。老师告诉我们,过去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九省改划成东北三省,后来又告诉我们蒙古地区被分割成外蒙和内蒙,外蒙不再是在中国版图内了。老师说,完整的中国地图好像一片海棠叶子,外蒙被割让了,就像海棠叶被虫蚀掉了一角,不完整不美丽了。

(上,商余,10/7/2015)


也是在1950年我念四年级这个分水岭之前段,我们有机会看到一部就叫做《秋海棠>的影片,我很喜欢这部影片,其中一个原因是戏中男主角名叫梅宝,这显然是一个很具中国味道的男性名字。

锦绣山河看未完

印象中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演员是李丽华,男主角演员是谁就没印象了;大约十年前我不知在何处买到一套盒装的《秋海棠》翻版片,带回家来放映来看,影音效果都不好,影片情节本来就很沉闷,看起来就仿佛冗长,像那时期的长片一样,是上下两部,这回记住了男主角演员的名字,叫吕玉堃,他演的角色是个有骨气∕良知、有情义,因此而受欺凌而痛苦的戏子。海棠花不是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花,然而在我的意识里,(秋)海棠始终是中国这个庞大概念的最直接符号。
念高小(五、六年级)时,有一回陈少英校长带我去看一部纪录片:《锦绣山河》,那地方是大华戏院,在车水路的邱善佑巷,四方楼(州总警署)旁边。影片所映的当然是神州大地的美丽风景,可惜没有看完,中途突然听到黑暗中有人用福建音呼唤“陈先生,陈先生”,这是叫陈少英校长,原来学校里有要紧事,令校工Ah Chek(阿叔)骑脚车到戏院来召陈校长回去处理。
Ah Chek(这是我们寄宿生对他的称呼)住在学校里,他有两个失恃的女儿陈美清、陈美玲,在菩提学院与孤女们同住,在学校里大概跟翠薇姐同年级。美玲从菩提毕业后也进青草巷师范,与庄耿康(我的同年不同班同学)同班,离校后结为伴侣,再后来共同经营佛教慈善团体慧音社,很受社会人士和老同学尊敬。

平社排练京剧

陈校长还带我去过安顺路的树胶公会,每次都是在星期天上午,那时总是有槟榔屿平社的社员在排练京剧。树胶商人多是闽南人,其中不少人是菩提学校校董,如陈文炳、陈火炎师徒、许丙丁(来后改名许平等)等。其中年华正茂的如陈火炎、蔡锡洪等,都是平社的中坚份子。何以名为平社,我估计这票友团体早在民国时代就已成立,那时北京还称为北平。陈校长去树胶公会,目的是去会见校董谈校政,留下我这个“鸟土仔”(闽南话称缅甸小子)呆坐在大厅堂看社员们走台步、吊嗓子,都是一些引人遐想的剧目,好像《平贵回窑》、《三娘教子》、《苏三起解》、《四郎探母》等等。五、六十年代梹城的街头地方戏,无非是潮州、福建和粤剧,剧目和唱词都比较俚俗,我近年写诗生硬的把京剧剧目写入地方戏里头,实在是怀旧难熬,闭起眼睛滥用poetic license了。
我念六年级时,教务主任王东杰先生离马北返中国,听说是去了北京。王老师教我们毕业班华文课,有一种普通老师所没有的威严,我泪腺浅,有两三次被她带去办公室用藤条打屁股,但她事后总是温言柔语的教诲。在宿舍里她是与体育老师游琪瑛老师同宿一室,她的离开有点突然,不知是她自己的决定,还是背后有甚么压力。写到北京这个符号,我这篇侧写中国的芜文也应该结束了。

(下,商余,11/7/2015)

2015年7月6日星期一

感激普罗旺斯

练葵芳

练葵芳【转山】

(曾任记者、杂志主编、电台创意经理、瑜伽老师。嫁到普罗旺斯, 洗手作羹汤。) 

你连话都说不出,要怎么让人知道你是个有思想的人?要怎么让人知道你很聪明很了不起?
自我所承受的打击,够重的。


来到普罗旺斯,转眼进入第六个年头了,法文一直没学好,要找借口,理由当然很多,但何苦,没学好就没学好。
对普罗旺斯,我的感激难以表述,常常一个人走在田野中,心念一动,立正,面向空无鞠躬,没说出口的一句话是:“谢谢您收容了我。”

产后忧郁 神经兮兮

6年前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状态很不好,产后忧郁,神经兮兮。
我半生神经兮兮,本来就不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人,但那重度忧郁的状况快超出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可能要疯了。
法国老公的签证刚好出了事,不能逗留,我嫁鸡随鸡跟他远走高飞,来到想象中以为很浪漫的普罗旺斯,它的苍茫和荒芜叫我大吃一惊。
当时我不晓得,那是我心境的苍茫和荒芜投射出去的影像,我几乎绝望。
一眼望去,仿佛没有尽头的葡萄园,小规模的麦田,大规模的向日葵花田,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田,是,真的很美,但是夏天会过去。
但是美丽有尽头。

语言隔阂变聋哑

更多时候,普罗旺斯纯粹安静。
我不习惯,不习惯天大地大,不习惯西伯利亚刮过来的西北风会吹得人头痛,不习惯感觉自己既聋又哑,听不懂半句话,也说不出半句话。
我心性如此高傲,整个被挫败。
懂得了华语、马来语、英语,干嘛会来到一个讲法语的地方,把我变成猪。
你连话都说不出,要怎么让人知道你是个有思想的人?要怎么让人知道你很聪明很了不起?
自我所承受的打击,够重的。
我没有办法了不起了,我只能沉默,终于学会沉默。
多年以后,我感恩。
我的神经官能症,终于在静默中渐渐疗愈。
普罗旺斯真正的力量,那广袤,那纯净无染的空气,人心不复杂所以空气中流转的讯息也不让人累,协助我慢慢找回了自己。
年近50,我没什么浪漫故事可说了。
剩下的,是一颗火炼过的真心。
我想与您分享。

(商余,7/7/2015)

一座看得见(文学)的城市

张锦忠【Azeotropia共沸志】


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来自热带的陈慧桦、林绿、王润华等人在台北搞星座诗社,出版诗集,70年代天狼星/神州诗社登台,温瑞安、方娥真等人在不同出版社出了不少书,70、80年代以来,温任平、麦秀、商晚筠、潘雨桐、赖敬文、陈强华、罗正文、傅承得的书在台湾出版,1990年以后,黎紫书、李天葆、辛金顺与林幸谦颇为人知。
近年来,张玮栩、贺淑芳、曾翎龙也在台北书肆登场。赖敬文、陈强华、罗正文、傅承得、商晚筠、潘雨桐、贺淑芳、张玮栩、辛金顺与林幸谦当然曾经留台,但毕业后即离境,严格说来,并不算“在台马华文学”;曾翎龙、黎紫书与李天葆更没有留台背景,但是他们都是“马华文学,Not Made in Malaysia”。
严格说来,“在台马华文学”才是——“非MIM马华文学”或“不在大马制作的马华文学”。理由当然很简单——这些“制作马华文学”的人真的在台不在马。我们所熟知的“在台马华文学”制作者,基本上就是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很多年来,一直都是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前在台马华文学”的星座、神州,或大地,早已成为历史。陈大为2012年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里头的麒麟,跑来跑去的,也就是这几匹, 而且早已不年轻了。

为何“不在大马制作”?

不过,从台北看这批年轻的/不年轻的麒麟,难免会“发现”,这几路人马其实都是“非MIM马华文学”。或许,“马华文学”与“不在大马制作”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看”或“看而不见”的“空间”——看不见的台北,或看不见大马的台北,是个怎样的文学空间。
是的, “马华文学”为何“不在大马制作”, 为何要在台北制作“马华文学”?台北提供了怎样的“文学空间”让这些来自热带雨林与胶林深处的年轻的/不年轻麒麟存活,吃草,见光,发声?

文学是更长久的记忆

我的观察是:相对于吉隆坡或槟城,台北是个更有文学记忆与想像、更能留住文学记忆与想像的城市,尽管台北的文学记忆与想像也在消失中。文学不仅是书,文学是书的记忆与想像的空间。书是短暂的,想像比书更长久,文学是更长久的记忆,在岛屿的暗夜里发光。
如果有一天台北失去这些记忆与想像,或想像的能力,我不知道,这座城市还会有“非MIM马华文学”吗?由于台北的这些文学记忆与想像,“华文小文学”的马华文学自然航向台湾文学“海域”——这是文学复系统与文学复系统之间的“延散”(diffusion)逻辑。
从台北看大马,留住文学时光(记忆)与空间(想像)的,包括书/书店/独立书店/出版文学书的人/看书的人/买书的人……。这样的一座看得见的城市,恰恰是吉隆坡或槟城所缺乏的。不是说吉隆坡或槟城没有书、没有书店,或出版社,而是说,吉隆坡或槟城如要让自己有文学记忆与想像,能留住文学记忆与想像,就必需是一座看得见(文学)的城市。

(商余,6/7/2015)

不在大马制作的马华文学

张锦忠【Azeotropia共沸志】


不管台北人有没有听过这群“他乡来的作家”的名字读过这些书,在台北,这大概是“史上出版最多马华文学书的年代”。

5月底的台北,梅雨季过去了。闷热。我北上那天天空阴郁,一点都不希腊。
那是“2015台北市文学季”的尾声了。我去松菸文创园区一家没有书的书店,参加一个叫“从台北看大马”的座谈。题目颇耐人寻味。台湾人对“从台北看天下”这样的“管锥篇”并不陌生。
对那个闷热阴郁午后,在“阅乐书店”的众人来说,从台北看大马,其实是在台北“遥想”马华文学。
从台北看大马,能看见大马的什么?台北可不可能看见大马?

看不见“大马”

在台北,其实是看不见“大马”的,即使你有千里眼,也无法穿透南中国海,无法看到古晋、怡保、或马六甲,顶多看到的是“马来”,或“麻六甲”。
前一阵子替某出版社审订某马英作家的小说中译稿,小说的背景在马来半岛,我希望小说的“在地语境”可以译出来,不过书出来后,书腰介绍那位马英小说家,还是说他是“首位荣获……奖的马来作家”。那位马英小说家是陈团英(Tan Twan Eng),他当然不是“马来作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台北人欢喜简称“马来西亚”为“马来”,于是我们都变成“马来人”,或“马来侨生”。
最好是啦。“马来人”是卜米布特拉/布特利。我们不是。
话说回来,要在台北看见大马,的确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在台北可以看见大马的地方,可能是在“忆马当鲜”,或“马来风光”这些餐厅。马来风光里头有一面大马国旗。当然,看见大马国旗,不一定就“看见大马”。但是,如果这不是看见大马,那什么是看见大马?
在“唐山”,一家我在台北念书的年代常去的地下室书店,可以找到《大马青年》杂志,这是一本“长销书”——出版了10年还买得到的书。 那是某位大马有为青年——吴子文——在台大念书时,“从台北看大马”的产物。这家书店还可看见木焱自已“后制作”的一两本诗文集。不过,木焱得奖后,就不再“自己的诗集自己搞”了。这么多年来,传说中的《大马青年》 偶尔会出现一两期,但是肯定不会在“唐山”跟你“巧遇”。

多大马作家在台出书

木焱后来的诗文集,由秀威或酿出版。秀威资讯旗下还有“要有光”等品牌。这些年,木焱、邢诒旺、辛金顺、陈伟哲、原上草、小黑、冰谷、云里风、姚拓、年红、马仑、李忆莙、李宗舜、温任平、谢川成等马华作家在“秀威”、“酿”或“要有光”出书,其中包括诗集、小说集与评论集,杨宗翰功不可泯。
不管台北人有没有听过这群“他乡来的作家”的名字读过这些书,在台北,这大概是“史上出版最多马华文学书的年代”。我的意思是,这些作者,除了木焱,多半是“在地马华作家”,他们没多少“台湾关系”或经验(有的话也是留台那几年)。那么,在地马华作家为何不在马六甲(那可是中文排版印刷的发源地)、槟城或八打灵再也出书?他们为何要在台北出书?
他们的书是——“马华文学,Not made in Malaysia”吗?

(商余,22/6/2015)

《蕉风》202期

——纪念白垚
《蕉风》202期

/李有成

1969年8月,《蕉风》月刊改版,推出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202期,采24开本,近乎方形,外貌焕然一新,这是陈瑞献(牧羚奴)的设计。新版同时略增篇幅至近百页,这在当时新马华文文学界还不多见。202期并未刊出编辑名字,实际负责的是4人组成的编辑群:姚拓、白垚、陈瑞献及我。要到203期之后,编辑群的名字才印在扉页右上角,统称“编辑人”。此后的《蕉风》都依此惯例印上编辑人的名字。这个作法应是白垚的主意。他早年在台大历史系念书时,尝与同学主编学生刊物《台大思潮》,原先主编只挂上集体的台大思潮编辑委员会,后来他私自列上自己(林间)和另一位主编逯耀东(周垂)的名字,傅斯年校长还称赞他们这是分摊责任。白垚也在《蕉风》203期的编后话〈风讯〉中说,“将编辑人的名字刊登出来,表示我们负责的态度”。
白垚日后在〈卷土穿山  兼写天地:反叛文学的凯歌〉的回忆文章中提到,我们“职皆义务兼任,当时的情况,姚拓忙于教科书的编务,极少过问《蕉风》的事,任由我们3人自由发挥。”这是实情。我们当时各有专职,工作忙碌,只能业余奉献心力。话虽如此,其实我们是全力以赴。202期虽然顺利依计划出版,过程却颇费思量。原主编黄崖卸任后,《蕉风》仍勉力出版了几期,只是等到准备依时程推出改版的202期时,我们发现可用的存稿不多,距理想颇远。这个窘状在邀稿和投稿陆续进来后,到了203期才有了明显的改善。

兼编兼写兼译兼评

202期的《蕉风》出现不少当时新马华文文学界新一代的名字,与前两、三期的《蕉风》反差很大,再加上新的开本与版面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很受重视。由于缺稿,我们几位后来具名的编者,除姚拓外,都必须粉墨登场,自演自唱。陈瑞献以牧羚奴之名发表诗和小说,又兼翻译与插画。我提供小说与散文,白垚则刊出其微带中年哀愁的诗作〈那些旧事,无端的〉。其他作者还包括了梅淑贞、蓁蓁、孟仲季、南子、英培安、悄凌、贺兰宁、地中海、零点零等,甚至完颜藉(梁明广)也翻译了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为其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被控猥亵而作的抗辩文。
在这些个别的诗文与译作之外,202期其实有一组作品自成主题,包括了麦利斯(Archibald Macleish)的〈从月球看新的人类〉、苗苗的〈杭思朗的左脚伸出以后〉,以及戴天的诗〈这是一个烂苹果〉。麦利斯为美国重要现代诗人,林以亮主编的《美国诗选》中收有余光中对他的译介(译名为麦克里希)。《蕉风》202期另外还翻译了麦利斯以诗论诗的名作〈诗艺〉(“Arts Poetica”),诗后另刊有陈瑞献所作的麦利斯与〈诗艺〉原作的混合造像。麦利斯诗文的译者皆署名苏滨郎,如果我没记错,苏滨郎应该就是陈瑞献。戴天的诗则转载自1969年5月号香港出版的《明报月刊》。我当时专任《学生周报》编辑,在我的编辑室隔壁有一间图书室,我可以读到每期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明报月刊》,甚至《新闻天地》、《民主评论》等。不过转刊戴天的诗倒是白垚的建议。
牧羚奴为麦利斯及〈诗艺〉的混合造像。(李有成/照片提供)

与当年登陆月球有关

这一组诗文都与当年人类登陆月球有关。麦利斯之短文设想太空人在外太空回望地球的心情,他说:“历史上人类第一次看到地球:这不是在数百里外所看到的洲陆或海洋,而是在太空深处所看到的地球:完整、圆溜溜、美丽又渺小,甚至但丁……也不曾梦想看到它,一如20世纪后绝望与荒谬的哲学家不能臆测会看到它一样。”新的视角带来新的体会,在浩瀚苍穹中回头审视地球家园,国界消泯,人类一体,麦利斯于是发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呼告:“看地球的真面目,渺小、蓝色和美丽,浮在那永恒的静寂之中,等于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是地球上的共同的驽骑者,在永恒的寒冷中,在那清新可爱处,我们是兄弟——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兄弟的兄弟。”
戴天的〈这是一个烂苹果〉则语言浅显,全诗以对话讽喻地球为烂苹果,与麦利斯笔下那颗“渺小、蓝色和美丽”的星球大异其趣。这首诗批判性强,颇见机锋,在诗人看来,地球“东一个疮/西一个洞”:

而且好像/还给苏联坦克/狠狠的/辗过

而且正如/弃尸/给冷落了/在无定河边

这两节诗都与时事有关。当时苏联尚未解体,东、西冷战正炽,华沙公约与北大西洋公约两大集团时相对峙。戴天这两节诗一则指涉1969年初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苏联坦克车蛮横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辗碎了捷克人民争取自由之梦;另一则指涉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不断,河上浮尸时有所闻。总之,在戴天笔下,人类野蛮,地球丑陋,世界纷争不断,在外太空回眸地球家园,这简直是一个上帝弃绝、天使不愿涉足的地方。
在这一组主题相关的作品中,麦利斯之文与戴天之诗,依苗苗的看法,是两位不同国籍的诗人“用一半同情一半讥讽的语气发抒一种新的感悟”。苗苗之〈杭思朗的左脚伸出以后〉却另有关怀。苗苗者,白垚也。在这之前,他即曾以此笔名不时在《学生周报》谈文论艺,行文风趣,语多幽默,偶而讽刺与挖苦兼而有之,文气与语气皆与白垚别的文章大不相同。此文题目中提到的“杭思朗”(Neil Alden Armstrong)即第一位登陆月球的美国太空人,在踏上月球那一刹那,他说了一句日后举世皆知的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苗苗此文显然旨在回应麦利斯与戴天二人之作。只是他另辟蹊径,不谈人类,不谈地球,也不谈世局,反而借登月事件省思文学创作的本质。在他看来,登陆月球戳破了“诗人千百年来对月亮的可爱梦想”,不过诗人如果不甘故步自封,或许应该与时俱进,“应该愿意将自己看得和时代接近一点”。苗苗的本意在提醒诗人,新的情境应该要有新的作为,至少不妨思考“诗创作上的蜕变问题”。诗人确实有其不变的关怀:“生命的意义和天道的有无,仍然绞纠着诗人的心灵,仍然可以使诗人痛苦地思索。”尽管如此,在人类登陆月球,对月亮的古典想象破灭之后,诗人无可避免地面临新的挑战:“他对人类本身的看法,已不只是站在地球上平面的看,他面对着一个新的角度,从太空看地球,从月亮看地球,这种新的观察角度,势必启发一种新的感受,一番新的心情。”
苗苗〈杭思朗的左脚伸出以后〉

视文学创作如登月壮举

苗苗将文学创作视如登月壮举,两者性质与规模虽然不同,本质上却都是向未知探索,都属于创发事件。他认为“任何一件有创作性的事,都是智慧和勇气的表现,无智慧则不足以思索探讨,无勇气则不足以破除万难以立新”。这些说法其实意有所指,主要在批评当时马华文学界流行一时的功利主义。为挣脱功利主义的桎梏,他楬橥一种无所为而为的创作观,企图将创作自种种强调外在目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智慧与勇气的表现并不需要一个目的,表现的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这些论点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在四、五十年前的文学意识形态环境中则是另一回事。苗苗在文章结束时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他说:“无所为而为是一种高贵的情操,科学上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如果诗人们能在登月后举世的胜利沸腾喧哗中,冷静沉思,一方面重估这种情操的价值,一方面放弃了幻想的自怜和带怒的回顾,以一个新的境界作出发点,重新思索、探讨、创作,那么,杭思朗伸出的左脚,不但没有粉碎诗人的梦想,反而给诗人伸出一个新的创作时代。”这个结论语带乐观,态度诚恳,今天看起来仍不失其意义。不过我遍读白垚的巨著《缕云起于绿草》,却不见此文踪迹,似乎也未见当年他以笔名苗苗发表的其他文章。不知何故?
白垚惜墨,出书自有规划,或许只能说他对这类文章另有个人的考虑。

——2015年6月29日于台北

(南洋文艺,7/7/2015)

白垚 纪念特辑

白垚,2011(照片提供/刘镒英)

  刘谛于端午节传来讣告:其兄白垚于美国时间6月19日下午2时逝于美国休斯顿,享年81岁。白垚,原名刘国坚,另署刘戈、林间等,1957年南来,是友联文化事业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其主编之《学生周报》与《蕉风》,及所推动的“学友会”活动,对六、七十年代马华文艺青年影响至深。白垚逝世,马来西亚的友联世代,大概也随之结束了。〈南洋文艺〉特别邀约1969年202期革新号《蕉风》编辑团中硕果仅存的两位编辑——陈瑞献与李有成,追想白垚当年,以及那个时代。得陈瑞献授权刊登的白垚信函,则可让我们窥见时人在推动现代诗方面的坚毅与反叛精神。(编者)






永别白垚
/陈瑞献

我跟白垚见面只有几次,友谊的建立靠书信往还,特别是编《蕉风》5年间,是亲密笔友兼战友。他高个头,声音宏亮,烟瘾跟我一样重,说话时习惯把“是”(shì)拉长,让人听出那不是本地人常发错音的“是”(sì)。
202期《蕉风》改版。203期编辑名字刊出。姚拓是精神领袖,有成和我负责杂志的组稿编辑设计出版工作,白垚总结每期的编刊成果、心得、期望及方向。稿约是他拟的,〈风讯〉我客串几次,其余都由他执笔,而且篇章长,多所发挥,可说是他的“专栏”,读〈风讯〉便知当期的内容,更知编辑团的所思所想。它也是编者与读者间的沟通桥梁,作者与作者间联系的管道。
白垚最精彩的言论都是在这种不署名的情况下发表,像一份报纸的社论,编后话让编辑室的同人认可后共有,才代表全体一致的立场与见解发表,不署名立功,白垚的贡献十分罕见奇特。
白垚于1959年以〈麻河静立〉的发表为马华现代诗之滥觞,才情高感觉敏锐不在话下。少见却可理解,且更值得赏识的是,他的旧学根底好,不但写旧体诗也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时为了静下心来,他会用端正的毛笔小楷给我写信,而一行草起来,则章法笔墨均可细观。以这般的修为加上勤于思考,白垚写起理论,常有闪光点,有时实在气不过,非得跟他口中常说的“左仔们”干将起来,也得理不怕伸张,论点每能新人眼目。
这位当年的老友,在姚拓故去后,也离世了。202期的《蕉风》组成的编辑团现在只剩下我和有成。有成在国际学术圈常有活动,每一次外出若能绕个弯到新加坡,他一定会来跟我相会,他还在耳顺阶段,我已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期,作为诗人,他连在我画室已经待了18年的老猫卡卡都心疼难舍,更别说人生的生离死别,会让他和我特怀情思,苦苦要求真知而不可得,只能好好珍惜每一次的难得的相聚。像白垚,你现在多想见他,也永远见不到了。
28.6.2015


白垚致牧羚奴书
(陈瑞献/提供)
白垚书翰(陈瑞献/提供)

牧羚奴:
读了你两封信,这两天想得很多。其中的问题有:㈠现代诗究竟为什么而战;㈡为现代诗的什么而战。㈢如何为现代诗而战。这3个问题中,前二者是目的后者为方法,再加上另一个问题:我们期求战到那一个“役”。如果这些问题事先不作准备,则可能战至美国在越战的状况。我想得很乱,至今仍没有整理出一点思路。我只是想,这些问题,在战前不妨深思。也许我已“衰老”,锐气不够,才如此多虑。
我自问对现代诗的认识不够,相信很多人也是一头雾水,只是在直觉上喜欢那种表现方法(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期在《蕉风》看到XX(人名)一封信说:“诗必需要写现代诗才有生路”云云,在6、7年前,我会为这句话兴奋。可是,你想想,XX(人名)是什么东西,会有资格说这句话,他凭什么说,是否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之嫌,是否有附庸现代诗的风雅之嫌。现代诗多的是这些附会的人,我们岂能为这些人而战?我们能期望这些人战出一个名堂来?
说真话,我来马来西亚整10年了,最初2年,凭一股少不更事的锐劲,不顾群众,不顾伙伴,妄想单人匹马展开现代诗运动,写了不少幼稚的文字。好不容易十年了,今日有了一批新的觉醒者(我没有加括号),我必须提醒,我过去的路不能走。我那些幼稚、狂妄、没有根基、不求甚解的态度,只能使现代诗更形混乱,我的傲气不如李苍,故没有日本神风队的自杀行径,但也够痛苦的了。
有一个时期,我对自己是完全绝望的了。如果不是你们几位,我实在不敢再接触这些捞什子现代诗。因我悟性有限,不能自我悟出什么道理也。你不知道,我选诗之页稿件的时候,有时生气得要死,看那一大堆寻章摘句的现代滥调,我真想宣布,不登“现代诗”(这个加括号哩),也不知你看得出没有,好几首我列入小诗试写(这名词不通啦)的,反而有新意。我真需要牧羚奴仁兄给我启示。但我也劝牧羚奴仁兄不要过分重视像YYY(人名)之类(这个之类没有等而下之之意)的人,我实在不欣赏YYY(人名)的诗,有理论,有底子是一件事,但诗写得好不好则又是一回事。有文学博士,没有诗人博士。那天毕洛来看我,说“牧羚奴的椰花酒在台湾也喝不到”。这不是溢美之词,毕洛和我无所不谈,甚至臭话也讲,他不会在我面前说客气话。那天他说,“我认了啦”。
他的诗集两本,随信寄上。
10月中旬,我将离开吉隆坡赴香港一个月,可能在港遇到周唤,到时又可当面讪笑他的诗了,我当面和周唤说过:“周唤,你的现代诗有模子了,再不变一个模子,快完了。”他说:“老刘,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说:“我不写啦,你就没得评,你写下去,我就有得说了。”周唤只好苦笑,一个写诗又写诗论的人就有这种苦恼。必须要有最大的恒久勇气,才可两者兼之。牧仁兄,三思斯言哉,这是文史大事,要献身才行,我说献身,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志士之仁。
英培安很久没写诗给周报,不知何故,你拿到相片后,写不完请分一两张给他及零点零。
伟大之ZZ(人名),久矣不伟大了。他这种态度也配修史,真是笑话,其史将及身而终,或随地盘而终。其修史态度可入文人无行类。
“文艺”如有开放态度,当有可为,只怕受不了“围攻”,包括老板的和同事的,会无疾而终。
你祭旗之作〈健身室〉,白垚先生当期待雅正一册,祝好。
刘戈6/9/1967

(南洋文艺,7/7/2015)

2015年7月2日星期四

快枪手韦晕

 锺夏田【满庭芳】
对于韦晕写稿之快,我也有经验。当年我做文艺版编辑时,偶而会约韦晕写一些特别的稿件,信才发出几天,稿件就送上来了。

韦晕当过兵,说他是快枪手,并不是说他枪法如神,而是说他写文章很快;韦晕是马华文坛的著名作家,他在1996年仙游,说来也将近20年了。
近日与作家兼诗人杰伦喝茶,谈起韦晕,他说起一段往事。当年杰伦还是文坛新丁时,从森州园丘来到都门谋事,在一出版公司当小职员。这间公司为当年的华校视学官锺敏璋的夫婿所开,而经理正是韦晕。杰伦和韦晕住同一宿舍,且同一房间,杰伦睡帆布床,韦晕则睡懒佬椅。
有一天天亮起床后,韦晕说要写稿,杰伦也随后动笔。大约一小时多,韦晕搁笔了,杰伦一篇两节1000字的散文还未写好,韦晕说他先出去走走;杰伦随手把韦晕的稿子翻开来看,是3000多字的叙事散文〈搬场〉。一小时后韦晕回来,早餐已吃过,而杰伦也完稿了,交给韦晕过目,韦说:“还算可以,一起装入信封寄给〈星云〉版老编林建安吧。”过了一个星期,两篇稿子同一版登出来,虽是挤在屁股位置,杰伦也还是蛮高兴的。
杰伦还讲了另外一件趣事。有一小作者,要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选集,请求韦晕写序压阵。韦晕答应了,叫小作者稍坐等待。小作者心想这下可糟了,怕最少也要等上两个小时。岂知,韦晕翻翻前面,翻翻后面,看看中间,不到半个小时,序就写好了。小作者拿回家才敢翻开来看,嘿,倒是一篇很专业的序文哩。

奉行“蚯蚓哲学”

对于韦晕写稿之快,我也有经验。当年我做文艺版编辑时,偶而会约韦晕写一些特别的稿件,信才发出几天,稿件就送上来了。我认为这是前辈作家对后辈的爱护,他永远不摆架子,永远是那么诚恳。我住在孟沙乐居花园时,他间中会相约几位文友,在晚间来我家拜访,一同到家对面的茶餐室喝啤酒。韦老会喝,但经常是浅尝辄止。有时我喝多两杯,在桌上月旦人物,他也只是静静的听,不予置喙。
大马写作人协会筹创时,请他出来领导,他敬谢不敏,请他做顾问,则欣然首肯。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奉行的是“蚯蚓哲学”,他不愿走上前台,宁可在暗中做事,就像蚯蚓那样,只在默默的做地下工作。当然,韦晕的这种行事方式,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他我行我素,不为所动。
杰伦说,韦晕死前几年,他们曾在一个场合相遇,杰伦问他近况,韦晕断然回答:“在等死。”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执著,也反证老人家晚年,也不尽是很快乐。我曾写过一首题为〈乡愁〉的诗,纪念韦晕,诗云:
一个老人,一个称为作家的老人,开始隐现说不出的乡愁。他看人,看事,体认深刻。他推崇的,是蚯蚓哲学。
他的笑,他的哭,他对苦难人群的同情,深深在著作里烙下烧痕。他天涯海角,爱像野马随风,仆仆的潇洒走一回。
当一切归于平静,他有少许毛躁,眼瞳中,幻象重重。川端的凄美,海明的悲壮,都气化在港上黄昏。他不再快乐,他在乡愁里打转,而死亡,是他的乡愁。

一笔到底不修改

韦晕以擅长创作小说著称,但他的著名长篇和中篇,如《浅滩》、《还乡愿》、《乌鸦港上黄昏》等,都是在年轻年代写的,到了70、80年代以后,他几乎都不写小说了,精力都转移到散文和游记上。他老记性极好,写作可以不翻查资料,却可做到基本上万无一失。另外,他写稿经常是一笔到底,不加修改,这也是他交稿快的原因。

(商余,20/6/2015)

想起韦晕先生

李忆莙【驻足红尘】


一个人,只要能把名利看淡,就会活得很潇洒。而潇洒显然是得力于时间。

人其实是不应该怕老的。
活过一些岁数,人生经验丰富,反倒有一定的优势。不论是逆境或顺境,反正许多事情都经历过了,还在乎什么呢?是以便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许多棘手的事情,不仅经历过,也处理过。岁数是阅历,使人见多识广,累积丰富的经验,是俗话所谓的“见惯大场面”。
而更重要的还是,经历多则看得透彻,透彻是了悟人生无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多少,了悟的人不会与周边争长短,他明白这样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和痛苦。
我真的是活过了一些岁数了。近年经常会回想起跟我交往过的一些长者、前辈、叔伯们,从他们的身上,我所看到的近乎是圆满而祥和的人生,尤其是他们对名利的澹漠。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他们用了一生的时间默默修煉出来的正果。
一个人,只要能把名利看淡,就会活得很潇洒。而潇洒显然是得力于时间。比如实验报告,没有前面的经验证实,今天的结果就不是这样的。真正清虚澹泊,是心境,是观瞻和修养。
由此我想起已故马华先驱作家韦晕先生,他是第2届“马华文学奖”的得奖人,得奖那年他已七十多岁高龄了。自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一直默默耕耘;从战前写到战后,不管时局如何风去变幻想,都不曾搁下笔,直到1996年逝世,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50余年,超过半个世纪。

名字误植不介意

韦晕先生最为文坛中人津津乐道的是:对于写作可以保持着50年不退的热情,对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却淡漠得出奇。不但没有丝毫弊帚自珍的心态,甚至不收藏自己的作品。到了要出版单行本时,才由文友们提供所收藏的剪报,每每还得想方设法去找也不一定能找齐。  
我还听说过,有本地报章将韦晕植为韦军,他也不当一回事。
一个著作等身的前辈作家,竟然有人连名字也弄错,怎么说得过去?换了别人不吐血才怪。反观外国的学者,不惜千里迢迢前来采访前辈作家,收集资料做研究。并说研究马华文学,必须也得研究韦晕在不同时期的清苦生活。因他的小说是时代的缩影,同时也是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画像,是极其重要的索引。但我们却连这么个重要的作家的名字都弄错了!然而韦晕先生却能一笑置之。

奖金悉数捐作协

那年,韦晕先生把马华文学奖的奖金悉数捐给作家协会,也不过问要如何运用这笔奖金。后来作协理事会决定成立文学基金,作为“韦晕评论奖”的奖金。
屈指算来,韦晕先生逝世一晃将近20年,相信世人早已把他淡忘如遗,甚至在文坛亦是如此吧。当年捐出的那笔一万令吉的奖金也连本带利用罄于“韦晕评论奖”上。先生的本意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作协也算是代他完成了心愿。
50年的耕耘,对韦晕先生来说,奖项并不重要。但颁奖的意义在于华社向作家的贡献致意。其实,更令人敬佩的是先生的不追求名利,恬淡寡欲,清虚澹泊的平稳的心境 。兴亡看尽,未必就能通透。无怪乎有人活过数十寒暑亦渗不透——清虚澹泊的平稳的心境,是阅历,更修养,不容易啊!

(商余,30/6/2015)

纺纱


【诗画对话】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光影如梭,在季节上无声
迢递,昼夜
不断从身体穿过,穿过
忧伤和快乐

日子疲于轮换,在岁月的
经纬,桃花开落
世界,空如
空如一片无垠的旷野

山里的云朵都被纺进纱布上了
青春笑著
到老,笑成年华的波光
在指尖上穿梭

一日一日,丝线流转
涉渡时光的水岸
把孤寂绣成了一声嘹亮的鸡啼
并独坐
坐成影子小小的寂寞

(商余,30/6/2015)

2015年7月1日星期三

天狼星诗社科幻诗 小辑


温任平【诗】

那么倦怠是因为等待
雪落在阳明山与苗栗
Entropy,不要用英语
我肯定,那是熵,那是能趋疲
物质不灭,能量
转移,像语言的
被移译,像爱变成伤害
文明带来毁坏,所有的
热切是因为悲切
所有的悲切

是因为冷却


平行宇宙
李宗舜【诗】

二次世界大战
我的飞机越过战区
被高射炮袭击
挡风镜碎了玻璃
热带雨林的大河
以宽阔的胸膛
迎接我的是无垠的大地

我义无反顾,伤口很想愈合
每天踩在落叶上
踩过深埋的地雷
那时我多么想你

我多么想你

你在地球今年的第六个月
我在全息宇宙凝视你

雨为什么ing
周伟祺【诗】

雨在为谁代工
她在 ing 了谁的哭泣
或是
只为了淋一株花
让某个园丁暗暗欢喜
雨应该是云捎来的消息
或许你不是了无声息
只是手机没有了3G
雨只是
Wifi了这大地



UFO
吴庆福【诗】

海啸已成功跨栏四十米高
必须再设定一个新点
预言中的魔咒尚未解除
一切持续缓冲……
诺亚方舟和神舟一号
皆在中国制造
程式上载中,切莫终止……
唯缺第五元素方臻完美
潜水艇浮出海面
客机和黑箱持续打捞
Searching……
Objects not found
黑洞像一根吸管
吮吸回旋于五脏六腑
就连光也被扭曲
排泄物远抛九霄
云外二郎神疑有天外幽浮
一颗五色彩钻,瞬间
正中额门


2015 阿凡达
林秋月【诗】

隐约听到
阿凡达告诉我北极寒流赫然冻结海浪
最高气温仅零下七度
飘游在Dolpy 3D,XpanD 3D,IMAX 3D 乃至 4D
一幕触目惊心
他化成蓝液的血
与翻滚的海浪一同咆哮在心脏深处

不再响往儿时玩具
默默乘上 3D至 4D 飞碟
飞翔,驰骋,寻觅
梦寐2015 年蓝色潘朵拉
冰冻的海云凝结流星
哪怕有毒的大气令人化成永远的黑夜
我渴望与阿凡达继续抗战无数外星人
解救地球即将毁灭
未来,2015以后
阿凡达在我的口袋内孵蛋


无人驾驶汽车
程可欣【诗】
         
搭上无人驾驶汽车
自由穿越时空
我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下车散步
遇见你,与一整个
可以恣意挥霍的年华
俯拾记忆,回首
竟已过了千年


用一道光想你
汪耀楣【诗】

我用一道光想你
数亿年那么长
流淌成不断轮回的银河

世界始于前寒武纪
末日之后,诗句迷路了
那朵为你别上的襟花,变尽所有颜色
幽浮换上另一种肤色
在众星球之间寻根

宇宙里唯一的相认,一回眸
彗星飞扑而来
爆炸与毁灭是另一次重生
无关冥王星的脱轨
真情是最初的一朵鲜花
太空中寄居的家园,没有根
继续寻找你的名字

(南洋文艺,30/6/2015)

独饮

淡莹【诗】

爱用晶亮的玻璃器皿
冲泡极品冻顶乌龙
看茶叶,凭借滚烫的水
复活,一瓣接一瓣
苏醒、伸展、沉落
壶底,安静服贴
陪我,思潮起伏的下午

水汽氤氲
茶香袅袅扑鼻
轻啜一小口
许多前尘往事
顺喉而出,寻找
知音

喝着喝着
茶色淡了,夜也深了
明早,茶渣化作肥料
秋风起时
心坎里的一箩筐话
等着南方的归人
收割

(南洋文艺,30/6/2015)

光/影

冼文光【文学观点】

《黑光/白影》集诗50首,依一种难以解释的心绪选诗,或许,正确来说,是它们契合了那难以解释的心绪;诗作横跨2001至2014年,创作的情景却仿佛如昨;眼下我仍居于诗的国度,这是少数的“美好”与“幸福”。
2009年两度闲居曼谷高山路区(Khao San Road)几个背包旅舍,住得最久的:Vimo Guest House。这古旧的房子,地板被各国旅人磨得光滑,我来时只剩那房间(Room 23),房间很小,在最里面;我在最里面阅读、写作、小睡;喜欢那木窗、窗外树与在地气息;买当地的零食与饮品回来在阳台看光影描绘的图像、移动的美感;跟旅人闲聊过时光;天天天蓝,日日似无不同……
街道、风景、人物、经历交错,幻化着影像与情绪,如同深海鲸鱼,我们有太多说不出的感觉;生命的本质无常,是苦海,只不过,只不过有些人回避面对自己与生活。
那期间,碰巧通元到曼谷,于Sukhumvit街,经过二手书店,书堆里竟藏着一本中文书:王家新诗学论文随笔集《没有英雄的诗》—— 似乎教育与文学已被默认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而这种“默认”真是意味深长(王家新语)。
梦想、欲望、理想、勇气、痛苦、抉择、无奈、流动,迁移、困境、病老、无力、期望、等待……迎面而来的际遇、学习面对独处、体验自己的勇气、恐慌、忧虑、前进与却步。像杨牧“那种长期、慢性、反复的忧悯,忽然而至,忽然而去。”
从立体文明思维过渡至横向水平思维(的层面意识形态),一旦彻底了解为人的本质,那生活里的我们的灵魂就会弃掉那许多无意义的形式与表相而获得真乐。
四月的曼谷日夜炎热,风扇声音仿佛深海鲸鱼的回响,恍惚的深夜,十五的月明亮得失真,那映像短瞬,印象却悠远。窗外树影映于窗下:黑光白影!
当各种谎言像潮水淹没这个世界,在诗的存在中,“真诚”却向我再度展开。然而,诗的存在并非再现这个世界;相反,诗的存在本身,只是构成它自身的现实。米沃什:“并非因为我们目睹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
曾经,有人问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有没有梦见过Juan Peron(阿根廷独裁者,亦是Evita的亡夫),他反驳道:“我的梦也是有品味的,要我梦到他,想都别想!”

(南洋文艺,30/6/2015)

搞不好的八字辈

吴鑫霖【文学观点】

创作不是应以作品示人,怎地落到要用文学奖的名义,来说明我们写了什么呢?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名牌效应,结果每一处都有用。

喝口已淡掉的茉香绿茶,随手翻翻收到的《后浪文集》,不得不感叹时间真是他妈的快!一眨眼就一星期,自从来了都城,日子当真就是白驹过隙,随便就时节如流,不等人!
因为这本文集,我上网查找了关于九字辈和八字辈的事情。在谷歌大神处键入关键词,出来的连接真不少,但更多的都是通往脸书那两个“九字辈”和“八字辈”的专页。这两个专页若没有文学奖或者一些文学大事,平日里还真的平静得连蚂蚁经过都听得到。这话一点都不假,倒是有另外一条连接,通往了“佳礼论坛”,是2010年的帖子,随便看看,就读到有网友回应说,文坛上的八字辈怎样也无法被扶植起来。

无法被扶植起来吗?

时隔5年,文坛里八字辈的确也没有太大的波动。我就是八字辈,还在中学的时候,我们被称为不知道是“X”还是“Y”世代,那时《南洋·商余》黄芝婷就有个专栏叫“Y世代”什么的。我当然没看,只是每每在图书馆翻到那个版面,看到那个栏目总要用眼角余光略略扫过。这种漫不经心,毫不在焉的态度,实不可取!
除了“X、Y世代”的称呼,我们这80年代出生的也是“草莓族”,是我父亲常说的“温室里的小花”。想到这些专有名词,快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八字辈也都长过30岁了,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不会有人,我们也自觉老了,青涩渐渐褪去,大部分人都换上当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的身分,更加圆滑更加地要为生活处事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也就那样,很多曾出现在文坛上的八字辈,消隐于报章版面、各大文学奖。我们就那样随着潮流,如水一般,居善则善,处恶则还是用善的方式去应对。毕竟讨生活,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论风花说雪月。若有人继续为文,大都跟鲁迅借不用还的匕首,开始谈起政治。是理性有知识背景地在论政吗?认真细读了一些同代人针砭时弊的作品,只能笑而不答,心里明白。

有则有,无则无

关于文学的八字辈,是不是出不了黄锦树、黎紫书、许裕全、龚万辉这样光芒四射的人物?倒也不然。我以为,八字辈是更懂得“有则有,无则无”的道理。再说,马来西亚搞创作真的就该得奖才会尽显光芒吗?若真有“光芒”这回事,大家也不用忙着到中港台大拋头大露脸了,就因为家乡这里太不赏脸了,于是搞文化艺术表演的,都要在被称为“海外”的中港台认可了,才算衣锦还乡,光耀门楣。
有时候,见到那一大列成串的得奖荣誉挂在作者简介里,不禁悲从中来,但又不得不这样。创作不是应以作品示人,怎地落到要用文学奖的名义,来说明我们写了什么呢?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名牌效应,结果每一处都有用。每每读到有人说,物质迷惑人心,使人性变质都觉得老套,荒谬!利益面前,道德若不理性控制,没人会放弃先天的贪婪。这是人性的本来面目,恶的本质,没什么好质疑。套这意思来说,得奖也就成了正当途径,没什么好对不起天地良心的——只不过是人要出名罢了!
八字辈真如此不堪?五、六字辈如今都在最上端,七字辈虽然夹在中间层,但怎么说至少熬出个头来了,八字辈还在等五、六字辈离开,七字辈接他们的位子,要坐那个空缺时,孰料九字辈就来了。方才跟一位九字辈的小屁孩聊天,说到网络,人家可是有事找维基,文学的八字辈大多还相信,阅读是美好的,资料藏在图书馆里,依旧可以吟唱一段<葬花吟>,或者朗读夏宇风干了的甜蜜复仇,我们八字辈也用维基,但更多时候是害怕30岁之后的中年危机。
在这里侃侃而谈八字辈,也是无聊瞎说。这年头,谁还跟你说“字辈”,跟上台湾潮流的说“年级”,踏上“中国好什么好什么的”则问你啥叫“字辈”,他们的字典里只有“80后、90后、00后”。想到此,才惊觉马华文学的字辈世代,就这样“后”了起来。但也有可感欣慰的地方,至少老一辈左倾年代少年们的红色中国,现在成了大家追捧的大国。虽然他们的政治手段很糟糕,但因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加上网络推波助澜,身为海外华人的我们,遂又跟祖父辈的“祖国”有了光纤或者是廉价航空所带来的无限制连接。

(南洋文艺,30/6/2015)

梁园怒辞校长职

林放

在60年代,梁园把青春献给文艺,孜孜以求广结主要在北马的文艺青年文友交流,梦回魏末晋初竹林七贤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的理想。当年,他结识的各类文体的作者偶尔到访书局和有交往的文友,计有:陈慧桦(陈鹏翔)、慧适(林木海)、雨川(黄俊发)、游牧、何乃健、丘梅、宋子衡、北蓝羚、麦秀、李锦忠、周唤、萧艾、菊凡、绿浪(陈政欣)、蔡欣(蔡泉兴)、忧草、叶蕾、沙河、江振轩、艾文(郑乃吉)、林圣轩、冰谷、黄国海、张令、王润华、淡莹、马汉、年红等等,记忆有限,恕难尽告。值得一提的是,仰慕梁园的女作者钟诗梅,两人相恋结为夫妻。

书局生意入不敷出

海天书局以及《海天月刊》是梁园以文会友的平台,他开书店的资金2000元,是由其父抵押胶园地契取得,每月利息30元,即使是30元利息,也因生意入不敷出由家人代付,后由其弟赎回。书局最初是由几位文友合资,不久后拆伙。
自视“吾道不孤”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向来淡泊自甘,在吉打居林惨淡经营海天书局,他毫不自怨自艾,转求卖稿为生。凡是有文艺版的报章和刊物,他都投稿。期求每千字5令吉的稿酬集少成多,弥补生活费。我首次认识成语“择善固执” 是由他讲解的,反映出他为人和善的另一面,坚持本身的选择不动摇,他内心潜藏着理想的战斗力量绝不轻易妥协。也因此,他的儿子取名黄战。

曾任培英华小校长

梁园在高中毕业后,在太平 Ulu Sepatang培英华小出任校长,学生百多名。他在高中毕业后受到中国南来的谢冰萤老师保送到台大念医科,因家境不允许而放弃。他对谢冰萤老师的感念良深,于此深绑中国情意结。当时马共处在活跃期,据知,教育部曾有密函,可能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下令他不可兼职写作,导致他宁可辞职而不低头。

日写2000字

他通过勤奋的阅读扎实本身的广泛知识和文学根底,由他的弟弟黄侃高看管书店的午间,回住所埋首在方格子游走,据当年他对我说,思潮涌现时,日写2000字。当时他习惯用钢笔写稿,字体柔弱工整不越过方格。梁园的多产,文章受用的机率也只有他知道。
我于1970年进入《新明日报》后常返回居林探望他,劝告他不能指望书局有乐观的前景,再偏执就活不下去,不妨考虑到《新明》任职,摆脱书局经济拮据的拖累。过后他总算把书局出顶,在八打灵出任编辑,起初负责副刊〈新地〉,后来也编娱乐版以及勤于写稿,由于薪金只是三两百元,也难以养妻儿,时任《新明日报》采访主任蔡竞泰当年是最畅销的妇女杂志的股东,我在该杂志创刊时即兼职,供稿量的酬资多过在报社的薪金,于是举荐他到妇女杂志兼编辑职,梁园的生活入息逐渐改善。

(商余,29/6/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