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

结构主义批评:方路散文诗的叙事特色与其艺术效果探析


方路

“方路文学批评”小辑

今年初,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曾维龙博士,在系中推动本科学生针对本地作家进行研究,以文学批评概论法,教导学生书写成学术文本,该系遴选的第一位马华作家是方路,作为一个学期的批评课对象。这是国内第一所中文系以集中对像介入本地文学及作家 ,进行论述指导。本刊选用的几篇批评作品,是该系本科学生文学批评课业的具体成果。


结构主义批评:方路散文诗的叙事特色与其艺术效果探
⊙甄蔚宁(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
方路的诗集《伤心的隐喻》、《电话亭》和《白餐布》,这3部诗集的书名,其实也是个别诗集中其中一篇诗文本的篇名。陈大为的《方路诗选I:1993-2013》序指出,这3篇诗文本皆属于散文诗。再加上方路的其他散文诗为线索,陈大为认为,散文诗是方路实验并发展其叙事技巧的诗歌体裁(陈大为,2016:31)。陈大为并非指方路的其他诗篇没有叙事这一特色,只是相较起来,其他诗歌的抒情成分更浓厚,而叙事在那些事文本则变得可有可无的存在。本文选择探讨方路散文诗的叙事结构,其主要原因是探析诗文本“叙事”的可行性。

方路的叙事散文诗并非单纯叙事,而是通过叙事抒情。这些散文诗都有两个角色,甲方是抒发情感的“我”,乙方则是引发甲方情感的存在。部分散文诗中,甲方是不直接出现的,如〈瓜丁雨景〉、〈白餐布〉和〈筊杯〉。这3篇诗文本的“我”是隐形的叙述者,为读者细细地述说着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如同读者的眼睛和耳朵。有趣的是,这双“眼睛”或“耳朵”是带有主观意识视物的,仿佛他想对读者传达或倾诉什么,但他不会直书其事,而是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空白,供人想像。例如,读者可能会思考〈瓜丁雨景〉中,我是带着什么情感在看马来女孩的?或者,〈白餐布〉中为何本该热闹的宴饮会如此寂静?又或者,〈筊杯〉中近乎冷漠旁观一切的我,是否真的是冷眼看待一切?这些不确定性便是诗文本引人入胜之处,读者阅读过后会被“我”的主观意识影响,耐人寻味地思考“我”所言之未尽之语。

《方路诗选1》

此外,方路的叙事散文诗中,甲方和乙方多数会进行一场对话。然而,方路散文诗中的对话,与一般散文或小说中出现的对话是不同的。一般散文或小说的对话是连续性的交谈,多数通过一场对话,读者便能够理解故事发展,方路的散文诗却不然。其散文诗中,即使是一问一答的对话,也有许多不连贯之处,即甲、乙双方的对白省略了一些线索,使读者捉摸不透双方对话所表达的含义。因此,读者会再三回味诗文本,如同侦探或警探一般,企图从诗文本的其他部分,摸索出甲乙双方对话的一个所以然。在读者终于恍然大悟(读者所“悟”,可能并非创作者或者叙述者之初衷)之时,诗文本的诗意油然而生。

〈白蝴蝶〉这篇诗文本写的是“我”和大厦管理员之间的互动,几乎由对话堆砌而成。双方对话简短,乍看之下有些日常而琐碎,然而最后“我”并不承认管理员认为自己哭了这一件事,这是勾起人们好奇心的一笔。通过“上午有车子载好多人到墓园”和“大厦篱笆外白蝴蝶绕出了夜色。我把身子更深”(方路,2016:268)这两句,读者便能够摸索到诗文本中的场景,前者告诉读者当时应是清明节扫墓之时;后者提到“白蝴蝶”,是逝者回魂归来之象征。这两句话无疑营造了清明时节怀念故人的悲伤氛围。是故,当读者看到“管理员看到身影有些颤抖/踱步过来拍了我肩膀安慰说。一个人也可生活”(方路,2016:269)这两句时,多数会认同管理员的看法,“我”哭了,最后却倔强地不愿意承认。除此之外,“写”这一动作的持续,也透露出“我”在失去一位重要的人后,试图把生活过好的,抒发了悲伤与无奈的情绪。

方路的诗多为抒情诗,读者阅读时总会品味出一股忧伤与苦难的味道。如陈大为所说,方路在诗文本创作中以叙事手法来抒发情感,这是一个实验过程,因此以此手法创作的诗文本并非每一篇都很成功。如〈白蝴蝶〉,对话中有所缺漏确实使这篇诗文本产生诗意,但是陈大为认为,这使到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对话失去了真实性(陈大为,2016:35)。失去真实性,意味着虚构。作为主要还是抒情的诗文本,由于篇幅短小,通过叙事难以渲染气氛,若然增添了虚构,读者之阅读体验难免大打折扣。总而言之,要运用叙事手法在诗文本创作中抒情,并非全然不可,只是其技巧仍需创作者多加琢磨,方能驾驭之。

(南洋文艺,28/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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