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淑芳【散文】
镇上华人的屋子毗连成排，大门朝向人工运河。河与屋子之间还隔着一条石子路，人们在河边栽种蔬菜和鲜花。那大概是镇上最美的事物了。
我家的阿奶（“奶”字客家发音nei，祖母）就在石子路上劈柴。
虽然当时很多人的家里都有炉灶，只有我们家这么做。也许他们都在厨房里安静地处理，家庭主妇们窝在炉灶后边，把小小的木柴劈得更细。早晨7点多，我阿奶一脚踩住凳子下方的脚踏，背对着她种的桑树，往大块的木柴劈斧头。
看到的人都要对我爸说，老钢啊，你老母那么老了，你还让她拿斧头———。我忘了他怎么回应。
木柴总是搁在一张凳子上。如果是瘦长木条，她就锯短它。如果是大块的木头，她就让它立着用斧头劈开。她这样做已经几十年了，非常熟练，劈至将近尾端，剩下的就用手剥开，就像剥水果一样。
我们也曾经尝试着用手去抓那木头———觅准时机、在斧头劈下的前一刻冒险出手。
走开，她喊。斩掉你的手指我不管。
我比较胆小，我妹妹是比较不怕死的人。
我们轮流抱着劈好的柴薪送到灶底下。
不知阿奶跑进木板厂里时，是怎么跟人家讨木柴的。每天早上我们看着她的身影没入板厂的大门，当她再度出现时，长长的木条在她背后弯弯地垂下，她就那样提着这些木柴，警惕地看着左右两边的来车过马路。你会奇怪她怎有力气这样来来回回，每次4、5条或5、6片地扛着，她很老了，头发全白。她长得高瘦且鼻粱高耸，老了也不驼背，挺直背椎走路，不过我们没人像她。她的存在跟我们家的屋子一样，跟镇上显得异常。她的床搭在厅里靠墙的地方，底下是一箱箱的汽水瓶，我常伏在她的硬木板床上看书，因为那里最亮。她白天若要睡午觉就另外找个阴凉的地方铺草席，她的床白天被孙子们的书包和作业霸占了。她午后洗完澡，坐在草席上，两腿张开，小腿从长筒黑绵布裤伸出来，偶而也撩起袖子，我们就可以玩她小腿和上臂垂下的肌肉。这么奇怪的，我们说。那腿和手臂垂下薄薄软软的肉，摇起来就跟香蕉叶一样。于是她就笑，看着自己的手臂和腿。
因为我老了嘛，她说。
她就这样成为整间屋子里，那个最不同的人，只有她的身体才这么老。她连名字都很特别，叫田格娘。她是从中国（梅县）那里来的。
从不曾穿过唐衫以外的服装，每件都是她自己裁的，长及臀，袖子过肘。有一阵子，我分不出她的睡衣和其他衣装有何不同，因为全都是唐衫装，剪裁得一模一样。数十年来同一尺寸。
她发髻梳在脑后，就连睡午觉也不解开，她早晨在石子路上砍材时，亦一丝不苟。饶是如此，邻居的小孩仍说她是个白发魔女。她洗头后，披头散发的样子实在骇人，五官清瞿，但满脸都是皱纹，坐在五脚基的藤椅上，一手摇扇子吹拂那头白得发黄的长发，一言不发，好像在看着隔壁米较的种种动静。
那些下午，隔壁米较辗谷的机器哄哄地响很久，有个输送带把米谷一包包地送上罗哩。各种杂音嗡嗡膨胀如气泡，浮荡在午后折散的光里，屋子就像停在闷郁的海面上。栏杆后边是马来人种的灌木丛与香蕉树，碎光泊泊地原地晃动。我在两张椅子之间缠橡筋，重复了不下数百次的原地跳动。
很难想象怎么离开那个地方，到远方生活。
我不懂她是怎么来的，问了很多次都不得要领，也不知她是先嫁了才来，还是祖父（阿答ta轻音）要娶老婆才找她过来。我家的房子是很旧的。他们来之前，据说就已经有亲戚长辈（祖父母的叔叔伯伯婶婶）在这里住着。他们一来就做裁缝。
那些我们用来打扫蜘蛛网、长长的鬼爪状的超长扫把、以及随便用木板钉在墙壁上拜拜先祖的神台，很久以前就在了。屋里到了深夜就有些听起来很神秘的声音，常常弄得我毛骨悚然。在应付初中三全国考试的时候熬夜，经常听见旁边的藤椅有点细碎响。我伏在父亲裁衣的柜台上，不敢抬眼看对面玻璃的倒影。不管是上厕所，还是摸黑上楼时，心里总有点凉凉的。父亲把原来晕黄的灯泡换成一盏幽蓝的灯管，那之后屋子看起来更可怕了。
楼梯口旁边有一面镜子，它钉在一块木板上。有好几次我努力看进镜子，发现没什么异样时就觉得好像克服了什么，但下次熄灯后经过时，又会再度感到害怕。很久以前，邻居小孩来到我家，跟我说，你们家里死过人。是的，我怎知道没有呢。它看来那么旧。
死去的亲人，照片贴了满墙。
隔壁的小孩来到我家，说我家的柱子都是森林砍下来的，很多柱子都看得见树纹，以及一凸一凸的树干节眼。它们很瘦，你不知道它们怎样挺得住房子。除非是因为房子很轻，都是铁皮锌板，更久以前还曾是竹藤编织的薄墙。不知为何黑黑的墙。
厨房没有烟囱，屋顶很高，被熏得黑乎乎的。波浪状的锌板屋檐透进一缕缕的光。处处都是洞隙。
煮饭时，整个灶炉变得很烫。灶炉壁内烧得一片金黄劈啪。菜锅或水壶一压下，火舌就立刻蹿开，变得很细，像撕碎的纸，没有形状，任意吐缩。每个灶口看起来就是像个小山洞，偶而会溅出点点火星，旋即飞逝。那时候家里有3个女人在煮饭。我不会煮，我和妹妹们只要负责清洗。
灶下的柴堆里有个铁夹子，用来夹火炭。熄灭后炉灶里都是白白的灰，我表姐教我拿硬海绵沾点灰，就可以用来擦洗黑黑的锅底。
自来猫爬过很高很高的横梁溜进溜出。
下午从天井投过来的光滩。厨房四壁犹如水缸晃动。
那时期的菜色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忘记了。
劈柴的人是阿奶，煮菜的人如果不是她，就是姑妈，不然母亲就自己来。当姑姑和婆婆收拾行李去哪个亲戚家度假时，我妈就得自己煮，那时她的脾气就会暴躁起来。
她会讲一些话让人听了很伤心。当她愤怒时，会踩木屐响亮地冲过来。孩子也许是一堵围困母亲的墙。不知为何家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会把她讲的话当真，其他妹妹们不会。我曾试图想，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吐出来的语言并非如实地传递事物。它其实是像火，或像水那样的一种喷发。时间过去以后，它就消逝了。其实并不会在任何物质上留痕迹。就像有些人认为，桌子的尽头，并不是桌子的尽头，而只是某种木质颜色走到了尽头一样；而白墙的尽头，也并不是墙壁的尽头，只是某种色彩的颗粒终告结束而已。
母亲的负担太累，她也只是想发泄，她对于自己出口的话其实并不认真，当她说，你很丑的时候，并不真的认为你很丑。当她说，我讨厌你时，也不是真的讨厌你。说不爱时并不真的不爱，语言出口时并不按照字义，它只是一种像敲击一样的声响，只是说的人必须泄出这淤泥一样的空气，那原有的空气给海水蚀过，挤压得她受不了。
我吸收她，久了以后，那就变成我里头的洞洞。她老的时候，其实有比较快乐了。她喜欢听孩子们讲笑话，当孩子们在新年里赌博时，她也会凑着笑着一起讲，高兴地笑。但我后来写她的时候，都是那些洞洞。
也许以下所写的，都已经不是她了。
她如果看到，一定会说，你小时候身体弱，我还买很贵的奶粉给你吃。大约小学三年级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她不爱我，因为我长得丑。我的一个亲戚从床上找到了，念给她听，她就这么说我。
我知道我和妹妹对她的看法很不同。妹妹们记得她愉快的那一面，因为她们不会在逝去的事物上再咀嚼。我怀疑再度的咀嚼，总是带来更多伤感。有时候我跟妹妹们的谈起母亲，她们由衷地觉得，母亲也是个快乐的人。譬如她喜欢打扮，50岁以后，她很细心地把头发染黑，对衣服的品味比我明亮。我记得的却总是相反。比如有一回，她太累了，在厨房里弯腰往橱柜底下探看，不知找些什么东西找不到，我就看见她在哽咽。光从天井的锌板反射到她脸上，我记得很清楚，她靠着碗橱坐在地上，眼睛和鼻头都红了。
她以一种忍耐着不哭的方式在讲话，谁过去就谁被骂。
大炉灶后面有条水沟，沟渠黑黑的，长满苔藓，常有自来猫穿过水沟钻进钻出，毛色依然是干干净净的，猫不怕脏。我是家里负责洗碗的人。勺子要是不小心掉下去，就恶心得不得了。
过水的洗碗盆摇摇晃晃地压在木架子上，横过沟渠。炉灶就在身边，底下搁着洗碗液、毛刷子之类的东西。我的身体当然不是对着灶口的那一面。他们说柴薪里会藏蛇，但我从没遇过。
如果没人干涉我，比如像我妈那样盯着我洗碗，坚持一个碟子必须要绕圈圈擦洗3遍之类的麻烦规格，我就比较能够愉快地洗，过过米水、过过清水，无意识地，一边洗碗一边幻想联翩。
我阿奶并不特别要求什么人来陪伴她。这是因为一定会有人来陪她，她儿孙太多。如果说现代女人是以经济、事业等独立而建立自信的话，那我阿奶赖以依凭，大概是她自己的力气。
我小时候和她顶嘴时偶而会说，你回唐山去啦。有时又渴望她爱我，就挨近她，摸她的腿和膝盖。我们家神台旁边一根木头柱子上，挂着一小张她老家的照片，那是在山坡上的风景，可以看到一栋单层的平房。她很小，旁边的人影也很细小，看不清楚。现在只记得那照片山坡灰的，天空白的。
她很少聊过去，只知道她上山砍柴时会唱歌。她对过去提得那么少，以至于她简直像是一个老了却没有过去的人一样。
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很注重讲客家话这回事。
我母亲是广东人，但她那边的亲戚却没要求我们讲广东话。由于我们住的小镇很多福建人，小孩的福建话都说得比客家话流利。隔壁小孩跟我们说，你婆婆骂人像唱山歌喔，其实她讲什么我多数时候都听不懂。客家话已经淡成我入学之前的语言，不只是母语而已，简直是近乎婴孩时期、濒临遗忘的语言。我只听懂这句，“临要大便才来挖坑”。亲戚叫我们hok
lou ma。直到最近才知道那是“福佬嫲”的意思，即嫁给了福州人的女人。
我们共用的语汇是那么少，能交谈的话没有几句，实在很难理解我怎么始终觉得她疼我。她护过我一次，我母亲鞭我时，阿奶骂她乱打孩子，我母亲就眼红红地流泪。中学时我经常坐在其中一台缝纽机上，读那些乏味的应考书，这台缝纽机由于是车边用的，所以父母只用一下子。
大部分时间它几乎是被我霸占的。但它陷在店铺中央的暗影里，被鞋架挡住了阳光，坐在那里，没一会就昏昏欲睡。阿奶在旁边看我头低低地钓鱼，经常只是看着。很久才会说，爱睡目就去睡。
我小时候她虽常骂我，但在我长大之后，就没什么话说了。她知道我们的生活形态差距很远，没什么可以跟我说的。
我母亲跟我也没什么话说。在我从台湾回来以后，有段日子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住。她很高兴有人陪她，可是一看到我做家务的方式不合意，又会开口大骂。我忍耐着当自己是个机械人，但她听不到我回应就会继续唠叨，直到我忍不住顶嘴而爆发成一场吵架为止。我在每次驾车离家时，会感到这种抛弃的内疚，这感觉酸酸地使我一边驾车一边流泪。她会感到这种抛弃是无法变更的吗？在她老了以后，我感觉到阿奶的晚年也许是比她幸福的。但我没陪她渡过最后的几年，因此也不是很肯定。
阿奶后来搬家了，和我姑姑一起搬出去。我放假时一直去找她们。姑姑的孩子在玻璃市某个新村里买了间半水泥半木板的屋子，屋后是田野，风很大，风吹得眼睛干燥发涩。没了米较场，经常是寂静无人的田野，它时绿时黄。由于太近了，地平线反而失去了宽阔感。天空灰蒙蒙地逼近脸前。在后门经常呆了一下就走开。
阿奶在后面种菜，菜都很美。
在姑妈家里，我几乎是意志坚强地啃那些讨厌的参考书，偶而休息时就读读新生活报之类的小报。我每年放假都去姑姑家度假，直到也许是15岁或16岁时，忽然间心里有个说不明白的转折点，之后就不再过去了。
阿奶是在我赴台和结婚的那年，即2004年的新年去世的。那时候我已经跟她生疏了十多年。
葬礼在我家办，听说因为那是老家，她坚持要回来。我母亲一直反覆地说这件事，好像这就说明了，多年来她守着这老房子的意义。那意义超出所有暗地里的批评与抱怨，有个更大的东西承认了她留守老家的价值。
她其实是个坚强的人。个子虽小但扛得动很重的木门，每个早晨把它从门槛后门的臼洞里扛起来，放到一边靠着，近顶端处，有个铁钩子钩住它，免得它倒下来。每个晚上睡前又把木门扛回来。
我赴台以前，给家里一笔钱。她很快就把木门拆掉改成拉式的铁门。
她后来一个人住。当她不想看店时，就把门拉上，躲在屋子里。
阿奶的葬礼很热闹，由于是农历新年，她长寿近百且五代同堂，所以亲戚们定做了红色恤衫，恤衫上左胸还印有她的人头照。简直就像团体制服，我实在很不喜欢那件恤衫。整个超度仪式──转圈子、过桥与跪拜，像黑社会的入会仪式似的，大家又说又笑，高谈阔论，填帛金，各自叙旧。
过了半夜才静下来，镇上四处很黑。栽树的河边也黑黑幢幢。地穴里的蚂蚁睡着了。
从台湾回来3年后，母亲生病去世。我没有一次赶得上现场。妹妹帮她化妆，弄得她很美。
那天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了孩子，忍耐力也许是不同的。我和弟弟没有孩子，想到她很可怜，就哭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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