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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德兴 李：李欧梵
单：你提到刘绍铭高你们一班，其实《现代文学》的发刊词就是他写的。另外，叶维廉也是你台大外文系的学长。
李：叶维廉特别的地方是，他当时在香港已经是诗人了，所以他对于香港和台湾的现代诗的互动有贡献，这方面他在回忆台大的文章里写过。香港和台湾是同时发现现代主义的，很快就开始交流。但是我们这些人的现代主义是学院派的，另外一支现代主义就是早期的台湾新诗，像是纪弦。我问过痖弦，其实他们写诗的灵感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四○年代的翻译得到启蒙。
单：像是从李金发这些人过来的。
李：对，当时这些人的书在台湾是禁书。……我在台大四年，别人念文学，我想当外交家，然后到了芝加哥大学念国际关系，误打误撞碰上了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就是连战的老师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1904-1980），他是德国人，后来连战还邀请他到过台湾。我上他的一门大课，课堂上用他当时最有名的一本教科书《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他主张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斗争，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当外交官没什么意思。他把台湾批评得一塌糊涂，而我当时也觉得自己被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欺骗了，心想自己为什么要为国民党尽职？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人，而且很反对只顾国家利益，而外交官要为国家利益来服务，即使是你不赞同的部分。于是我愈来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文性、文学性很强的人。所以那一次是我个人很严重的认同危机，觉得自己大学四年的外交家梦全然破灭。
哈佛大学的师承与训练
单：后来你转到哈佛大学，你曾在不同场合谈过自己在哈佛的研究所阶段，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这些老师对你的影响。
李：对，这些我都谈过。不过若是从另一个角度，当成文本来分析的话，费正清当时有很多学生，我其实没有资格当他的嫡系学生，因为我的背景跟其他的美国学生不一样，和其他来自台湾的学生也不一样。当时有一些比我年长几岁的台湾留学生，像谢文孙、张灏，还有研究经济史的郝延平，都是他嫡传的科班学生。费正清当时研究买办，属于外交史方面，不知道为什么费正清一看到我就说我喜欢文学，而且认为我具有自由精神（free spirit），应该由史华慈来指导。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很受他器重，跟外交史没有关系的学生，像是思想史方面，都是由史华慈来指导。史华慈对于文学也不是那么有兴趣。我当时一古脑儿就跟在杜维明、张灏他们后面，他们读思想史我也读思想史，可是我问史华慈的问题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当时念书不经思考，就是死读书。譬如我为了要念俄国史，就去念俄文，读俄国的原始资料，就是这么个念法。当时我思想有点左倾，偏向社会主义，除了选社会主义的课，还想把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的书全部看完，然后看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结果史华慈跟我说：“你不要看那么多。”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时候，我是把全套杂志一本一本地看，看得差不多了就跟他讨论，这是我自己的读书方法。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照样是这样子土法炼钢，图书馆里的杂志一本一本看，不是挑著看，而是每一本每一页都翻过，这是死工夫。至少要看目录，了解大要。后来我教学生就要他们用这个方法，譬如研究晚清，就先看晚清杂志的目录，挑选里面的文章来细看，慢慢搜集需要的资料，这是种死方法，背后是没有理论的。
单：基本功。
李：对，就是基本功。可是我当时钻研俄国思想史半途而废，又去读其他东西。这是我的缺点，就是读得很多，但不专精。回想当时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冲劲、死工夫，恨不得一下子就进到里面，不管什么学问全都吸收，最后当然是半途而废，因为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一头栽进去嘛！可是俄国思想史等等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单：视野的开拓。
李：对。我那几位师兄读的可能全是跟自己的研究有关，是积累式的，把一个学问建构出来。我就不是这样，我是很多东西各看一本，优点就是我把大貌看出来了，像俄国思想史我现在还记得，虽然有点过时，但我照样可以讲俄国思想史的课，并且把文学带进来。多年后我在伦敦看斯托帕德的巨型历史剧《乌托邦彼岸》（Tom Stoppard, The Coast of Utopia）三部曲的第一部《航行》（Voyage），我太太在旁边觉得闷死了，我却看得简直要流眼泪，当年念的那些东西全部重回我的脑海。这些都跟我的本行没有关系，但我当时恨不得当一个俄国人。这些后来构成了我自己一种国际性的特性。
单：这种方式当然跟你的个性也有关。你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特性，自称是狐狸型的学者。
李：对，那个比喻出自柏林的《刺猬与狐狸》（Isaiah Berlin, 1909-1997,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注2）。我也曾拜访过他。柏林的学问就是这样，他什么都懂，他写文学思想史，也讲欧洲史。我看过他的自传，他说自己当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到底要当哲学家，还是历史家？当哲学家就是刺猬，一定要精通一件事，可是他想当历史家，所以就选择当狐狸。他重要的书全都用这个路数来写，他本身就是只大狐狸。我深受他的影响，当年他的书一出来我就看了，他的演讲我尽所能地去听，最后忍不住了，他在纽约教书，我为了自己的论文去向他请益，专程坐火车去跟他谈了一个钟头。
单：那是哪一年？跟他谈话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
李：应该是我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到欧洲的前后，大概是一九六八、六九年。他对于文化大革命非常不满，曾提出文革似乎是中国式的革命浪漫。我记得当面问他：“西方的浪漫主义应该怎么解释？”他就从德国一直讲到法国，讲了一个钟头，然后问我：“你觉得文革怎么样？”之后他就又讲了一通，突然说：“对不起，我太太……”就走了。他的行程忙得不得了，我们交谈时间也不过大约一个钟头，但我后来在书里还是感谢他，因为这种思想界的伟人难得一见，而他愿意接见我这么一个研究生是很难得的。
单：这样看来他的个性满随和的。
李：他们这些人都很随和，虽然很忙，但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学生如果要求见，只要时间允许就会答应。这些人都对我造成影响。
注2：典出希腊诗人阿奇罗楚思（Archilochus,西元前680-645）：“狐狸知道诸多事，而刺猬知道一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q knows one big thing.”）
（南洋文艺，4/11/2014）
著者：单德兴
出版：允晨文化
本书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单德兴教授的一本访谈力作。受访者包括：王文兴、余光中、李欧梵、周英雄、林永得、哈金、齐邦媛、刘绍铭等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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