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1980、90年代初文學副刊編寫經驗

——答卢姵伊（《零余》訪談）【修订版】



【第一部分：文學養成與編輯起點】



想了解您的文學養成過程，主要通過哪些途徑如師長推薦、書店或文學報刊等，接觸和認識文學作品？早期曾向哪些報刊投稿，有無和文學編輯溝通的經驗？是否參與文學活動或社團？

答：我生长在一个相对贫瘠的马六甲郊外新邦木阁（Simbang Bekoh），那里没有什么文化资源，我华文基础应该来自小学校长林景寿，他从我一年级开始教我华文至1973年六年级上半年他自杀为止，他对我的肯定让我有自信。我在野新（Jasin）上中学时，华文老师傅立明常给我的作文打高分，成就了我写作的动力。我从星洲刚转到南洋工作时，傅老师（在1990年代）曾打过电话到南洋给我，说他一直关注我的动向（星洲与南洋的副刊编辑，名字会标在见报的版面上端，因此可以知道负责人是谁，还有黄纪达新闻奖等报道），表示高兴我的工作表现。我不善言谈，突然接到老师来电，傻乎乎地不知如何应对，当时没留下老师的电话号码，只知道他移居柔佛州港角（Sungai Mati），而后一直没有联系（近日听学长李开璇说起傅老师还健在）。

我家是看星洲日报的，不过不是代理，但星洲日报的报纸每天都会由第一趟从野新开往嶺叻（Nyalas）的巴士丢到新邦三岔路口我家，订户就来我家取报纸。我四年级开始看报，先看连载小说，当时是看梁羽生的《牧野流星》和诸葛青云的武侠小说。70年代甄供（曾任道，1937-2022）主编的《文艺春秋》（1975年创刊）是我最早接触马华文学的管道。每年元旦日，必定会追看观止（方修，1922-2010）及后来甄供在元旦特刊撰写的文艺回顾。我与星洲有缘，1981在芙蓉念夜校的时候曾任星洲广告员，认识当时的记者陈嵩杰，1982年有幸进入总社编辑部。

我喜欢阅读的嗜好大概归功于我姐姐，她大我15岁，在城里学裁缝时，每次返乡总会给我带一两本书。当时看了很多绘图本童话故事。木阁小学高年级的图书柜里有好些纯文字的童话故事书，第一次被安徒生童话《美人鱼》的故事感动，还记得当时我在户外看书，读完天色紫红。我五六年级开始投稿星洲日报《青苗》，写一些诗歌或绘图，持续到中学。中学时投稿赖鸿健主编的《青年园地》，后来我在星洲编辑部就坐在赖鸿健（纪青，1943-2013）的斜右边，也承蒙他在编务上的教导和爱护。他是马六甲野新人，算是同乡，我中学放学时会路经他老家。

上初中时，一位学长曾到我家推销文学杂志《蕉风》，我父亲拒绝他之后，跟我说《蕉风》是不好的书。后来回想，当年左派影响力颇厉害，连不懂文学的父亲也知道《蕉风》是（右派）“不好的书”。我哥哥在麻坡念独中时订阅香港杂志《伴侣》、《海洋文艺》，他会把过期的书带回家，那时我开始接触到何达（洛美，1920-2007）、金依（张燮雏，1927-2016）、海辛（范剑，1930-2011）。在野新的中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老舍、巴金、艾青、何其芳。现代诗要等到李泰祥的诗曲由齐豫唱开才惊觉其美妙，那时我已经踏入职场，几乎每个周假都跟同事吴清扬的摩多到金河广场的长青、茨厂街的商务、大众等书局追寻捕捞，诗风开始转向。长青的老板周循梅（谭荣楷），是作协办的写作讲习班导师之一，2000年左右他在南洋商报总社附近练气功，过后常来找我闲聊，请他到食堂喝茶也不要，就站着看我排版。

1979-1981年，马六甲圣约翰姑务联队主办的首3届征文比赛，我以艺青的笔名参赛诗歌与小说，侥幸都有斩获。1981年我以<我爱你，诗>获诗歌公开组第一名。在颁奖礼的活动中，认识了其他得奖人，包括后来《星云》主编陈振华（陈湮）、星洲副刊记者张细珠（扬帆），以及雨曼华（庄华兴），杨启平（杨川），林思维等。差不多同个时候，认识了《好学生》当时的学生记者许育华、祝家华、软牛（林建国）、化拾（潘碧华）、赖国芳、孙春美（航航）、孙彦庄（1965-2022）、渔倪（吴德福）、银汉（何广福）、水流星（黄佩蒂）等。这一批60年代出生的写作人，从1980年起至1986年期间，每年都会聚集某地进行文学交流。1986年我主编了这批六字辈年轻人的文集《成长中的6字辈》，由王绣晻（1963-2003）的朋友出版社出版。38年后，因缘际会，在赖国芳的号召下，我编了《成长中的六字辈2.0》，由人间烟火出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他们的“成长史”。

1983年起，马来西亚华文作协与南洋商报联办写作讲习班连续7届，我是首二届学员兼总干事。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同事的黎家响、梁冰兰，及毅修、杨艾琳、刘崇汉、钱重正、许锦芳等。一直到我出版小说集《寻虎》（2023）之后，才成为作协的永久会员。因为堂兄方理（张慎修，1936-2004）的关系，我大概在80年代初已经是南马研究会的成员，不过后来人不在南马，便少参与活动。

在星洲时期，开始有机会写专栏，当时的副刊主任是陈清德。第一次写的专栏，是我与另两位同事张玉琴、刘瑞珍（都是新人）共用一个笔名合写，后来才有专属自己的专栏，其中有个栏名就叫“雨林小站”。此外也在通报写过悄凌主编的专栏及在RTM中文台陈淑芳的青年节目里的专栏。不同阶段用了不同笔名，打磨文笔。1987年的散文集《失传》，文章来自某个时期的专栏文字。曾投稿甄供编的《文艺春秋》，锺夏田编的《读者文艺》，悄凌、锺可斯编的《文风》、小黑、朵拉、林春美编的《蕉风》，张景云编的《人文杂志》等，稿量不多。

按2002年撰文〈副刊本土化之實踐〉記述，您於1982年加入《星洲日報》，在新聞組就職為期5年。自1987年4月8日《星洲日報》經歷茅草行動後復刊，開始擔任《星雲》版的編輯工作。請您分享加入《星洲日報》、主編《星洲·星雲》（~1994年4月）的契機。除了《星雲》，在《星洲》有無主編其他版位的經驗？經歷復刊之際，當時報館內部的氣氛如何？是否更加注意《星雲》的選稿尺度？ 答：茅草行动下，星洲日报于1987年10月28日停刊，1988年4月8日复刊。停刊当日早上，同事叶某到我家卖我医药保险保单，并告知报馆停刊消息。当天赶回报馆，听老总刘鉴铨在编辑部汇报。大难临头，大家神色严肃，对前途感到茫然，但高层充满信心，认为复刊是迟早之事。因此在停刊期间，员工还是需要“上班”，筹备复刊之时所需的内容及版面，制作模拟新闻和调整版面，时刻没闲下来（上班时间有所调整，取消轮班）。那些没上班的人就“直接被开除”了。停刊期间，印象中每个月只拿半薪。家里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说薪水照发，不用担心。那时我还跑几个地方学舞，大概想填补心底的恐慌。

停刊期间，原本编《星云》版的陈振华去了中国报，肯定不再回来，副刊主任李瑞祥（李洛）邀我过去副刊组接手《星云》。其实在这数年之前，我已经参与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主编霹雳版的《学海》（第一支地方版学生记者队新闻版，1986）、周刊《琴棋书画》（1987）等版，当时的副刊主任是陈清德（后来去了董教总），副刊编辑共两名，一编《小说》《家庭》，一编《星云》。其余的副刊版位都由他组成员兼编，比如《文艺春秋》是由资料室主任甄供兼编，《青年园地》由地方版主任赖鸿健兼编。星洲复刊后，副刊组开始招兵买马，版位不再外包。

星洲日报停刊的确实原因不详。我们得到的消息，其中一个来自漫画，画的是某教徒向油塔膜拜。后来南洋商报也因为一幅蔡志忠画了某教圣人图像的漫画，而接获内政部的警告信，编者马上换人。因此我们对宗教课题特别敏感。另外，就是马共课题和政治评论。有个时期，我们也不能批评警方，所有涉及的文章都被撤下。后来有一度也不能批评校长（这与学校晨读计划及报份有关）。

文中提到“5年的新聞助編訓練”有助勝任《星雲》主編。“新聞的節奏與敏銳度”具體是如何影響您編輯文學副刊？如下標題的方式、策劃專題的時效、或對讀者回饋的重視程度，是否和一開始接手文學版面的編輯不同？

答：新闻组的学习是沉闷的，看稿改稿、打标题、计算版位、划版，这些都是基本功；等标题纸出来，等“接稿员”将不同的“打字员”分段打的新闻稿衔接起来，看（监督）排版员排版，校版或改版，工作千篇一律。不过，稿件流程的截稿时间非常明确，时间性紧迫，工作效率要快而准，那大概就是新闻的节奏。编要闻版或临时的突发事件，比如大人物去世、大灾难、大选、报馆罢工等，最能体现那种紧张氛围。“改版”大概就是训练编辑的敏感度，什么新闻更重要，什么新闻可以替换掉，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副刊组的工作相对比较悠闲自在，没有排版员协助，自行排版更方便，甚至可以省去画板的步骤。做新闻被动，做副刊得自主，要预先知道什么日子在前面，要什么文章配合，要约谁写，这些都要早早筹划。副刊的紧张时刻大概在文化人骤逝、作家得奖，还有佳节前的内容制作。怎样在极短的时间里梳理资料，以电话（电脑时代之前）联络写手，组稿征稿催稿写引言找图片等，这些紧张作业，大概与新闻组遇到大事件一样忙碌，但时间更长，往往新闻组下班了副刊组还在赶工。还有看读者来稿，是没完没了的作业，副刊组下班时间之后还需要继续的长命工作。没有经过新闻训练的人，表现如何，大概也因人而异吧。



【版面設計與副刊生態第二部分：】

您特別提到美術員何國榮的指點。在當時1980年代末電腦排版尚未普及的時代，副刊的視覺排版設計如何運作？版面上的選圖與攝影選擇，如郭豪允的插圖，取材自何處？

答：新闻版的版面没有什么设计可言，除了“头条”（要闻）或“假头”（次重要的要闻）有特定的位置之外，一般都是在填补“广告位置之外”的空间。副刊讲究标题设计和空间感。初初排学生记者版《学海》与周刊《琴棋书画》时，美术员何国荣给了我很多帮忙和指点。多年后何国荣离职，后来成为我家乡我外祖父郑奕陞故居“鹏志堂”（Malaqa House Museum）的主持人。你说因缘多奇妙。《学海》与《琴棋书画》的报导和访问稿，常会附带相关摄影照片，这些照片带动了版面焦点，让版面活泼。《琴棋书画》版有个相当固定的撰稿员许有为（许友为），是作家许友彬的弟弟，他为我打开艺术多面的视窗。他知道我学琴，移居澳洲时，就将他用的电子琴送我。

郭豪允当年是插画新人，他带着作品到报馆自我推荐，主任交代我接待而认识。我觉得采用本地画家的作品，一方面是给画家机会，一方面可以使版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便特约他为我的版面做插画（后来在南洋我找到笔名为“章鱼”“火星”的年轻画师张怡作画，道理一样）。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版权观念，报馆每天都能看到港台当天的报纸杂志，凡看到好的文章、美的图片，编者依个人审美取决，快剪直“偷”过来采用，少有特约本地人作插画。我个人比较喜欢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版面设计，因此可以明显的看到美术师承。

您主編《星雲》時期，與《文藝春秋》的定位劃分如何？文中提到《星雲》偏向軟性文章，與王祖安主編文學版位《文藝春秋》相較，在稿源和作者群是互補或存在競爭關係？是否會分配和交換刊登稿件？和其他文學版面的編輯，如甄供、王祖安一起共事或日常交流中，有無文學議題或其他作家相關的交流回憶？

答：《星云》和《文艺春秋》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副刊，后者以文学创作为主，前者比较生活化，内容综合。两个版有各自的作者群，稿源不同，编辑各做各的，没有冲突。我与王祖安关系良好，常一起用午餐。王祖安之前的《文艺春秋》主编是甄供，他是我尊敬的长辈，我常到资料室看杂志，他总是笑口迎人（他笑声特别），善待我这后辈。他在1989年因“甄供文字案”离开星洲日报。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星雲》也刊登聶華苓的文章、顧城特輯等文論介紹，涉及嚴肅文學相關內容。版位上有文章注明【本報特約】字樣，這類文章是否屬於獲得作者授權的內容，或是由報館主任洽談，再交由編輯處理的文稿？

答：凡注明“本报特约”字样的文稿，肯定不是“剪刀稿”。当年聶華苓等的特约文稿，应该是“报馆与报馆”或“报馆与作者”达成合作条件或经过授权，绝对“独家”的。后来聶華苓、於梨华、瘂弦、郑愁予等还受邀到来吉隆坡参加花踪颁奖典礼。我是花踪首两届的总干事，曾参与接待这些海外作家。

您推動副刊內容本土化的概念，是從《星雲》的專欄策劃開始的。如何決定邀稿的對象，以及作者投稿的比例大概如何分配？請您分享相關發想與過程，經歷的收穫和挑戰。

當時的副刊版位主題文章多為轉載內容，包括台灣副刊的文章，或香港、台灣的學者作家文論，您如何看待這種剪稿的情況？在面對免費的成熟稿件與需要付費的本地稿件時，內心有過掙扎嗎？

答：《星云》是星洲日报历史悠久的招牌版。70年代马新报馆分家前，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副刊一直沿用新加坡母报所编辑的版面，分家后，《星云》由王锦发主编（他本人为电讯组主任），一般沿用新加坡母报内容，偶有少数本国作者（猜想是本报职员或编辑本人）的短文随笔。后来陈振华接编《星云》，大量转载台湾报刊文稿，另辟“星眼”专栏，邀约6位本地作家轮流写稿。我接手后，设“龙门阵”专栏为公开给读者投稿的栏目，另辟“六日情”专栏，容纳以一周六篇为单位的内容，亦公开投稿。以前，专栏只属作家特权地盘，我把专栏公开化，凡写得好的，就能上专栏，以鼓励更多写手参与。从读者的来稿，可以判断作者的强项在哪里，对后来要邀约作者时提供了方便。

我曾提过，星洲曾经做过统计各副刊版位投稿作者与剪报比例。我时期的《星云》大量采用本地投稿，占比例约七点五成，这与报馆“多用剪报，少付稿费”的政策相悖。不过本土化的概念一直存在我心。副刊副主任吴天华（1939-2013，诗人江天[吴天才]的弟弟）不少为我把关开路。《南北大道》专栏的推出（1994年1月），是我推动本土地志书写的努力。当时正值我国南北大道通车，各地城镇距离缩短，更方便交通。我特约四位来自本国南北各地的作者，希望借着这个专栏，在此以文字交流，写写当地风貌。“大马风情话”则是个公开给读者参与，鼓励地方写作，凸显本土色彩的栏目。我也前后推出了多个系列专题，如讨论同性恋的“紫色漩涡”、提倡环保的“绿色呼唤”、收集奇异事件的“灰色地带”、谈世间感情事的“牵手路上”、谈论文学观点的“文学的激荡”等系列，都是本土化的独家处方。

想知道永修曾处理多个专题，有无比较印象深厚，可以和读者分享的？

爱滋病的传播，在80年代引起社会恐慌。爱滋病又常与同性恋挂钩，让人对同性恋产生负面印象。我开始构思探讨同性恋课题的系列报道“紫色漩涡”（1992年4月）。当时吉隆坡有个同性恋注册组织“粉红三角”（Pink Triangle ，后来改名为 PT Foundation ），成立于1987年。我某个晚上下班前致电该组织，希望做个访问。接电话的义工叫章瑛，是后来的民主行动党议员，她当时每个星期会在那里负责两晚的电话辅导工作。我收集了访问对象资料后，次日问主笔张肇达是否可以帮忙采访有关负责人，肇达一口答应，让我松了口气，不然我得亲自上阵。因为我没有记者可用，所有的访问或资料整理需要编辑自己解决，我分身乏术只能求朋友帮忙。肇达是新明日报停刊后加入星洲日报，成为主笔成员之一。他有个特点，写稿和吃饭速度极快。我们几个同事同桌吃饭，还没吃上几口，他已经吃完。他出版过上下两集的武侠小说《大中华英雄》，2007年病逝。其他受邀到写手包括：艾斯、张永庆、孙春美等，从关怀到辅导到现象到医疗等多个角度探讨这一课题。系列文章见报后，接到好些同性恋人赞好的电话，也有同性恋者现身说法，写出他们的困境和期许。



【第三部分：文學論爭與文化記憶】

您主編《星雲》、《南洋文藝》時期，恰逢本地興起馬華文學經典與文化身份的議題爭論，您如何看待《星雲》在這些論爭中的位置？1991年5月刊載禤素萊文章後，5月開設文學的激蕩欄目，當時是否預見到這會引發激烈的經典缺席論爭？當時黃錦樹仍在台灣留學，是否提供相關文章讓他回應，過程中如何溝通與邀稿？

論戰爆發後，《星雲》勢必收到海量贊成與謾罵的稿件，您是如何決定刊登和退稿的標準？是否主動邀請文人學者參與討論？事隔多年，那場論戰吸引大家思考馬華文学，並以理論參與討論，但也造成一定的撕裂。如果現在面對類似議題，是否採取相同或不同的做法？

答：1992年4月间收到禤素莱自日本寄来的文章<开庭审讯>，文章提到日本学者无视马华文学的傲慢态度，我当下知道这文章提出的问题需要更多人探讨，旋即在5月1日发表在《星云》头条，很快的就得到沙禽的回响，以<开书审讯>（5月14日）驳斥谬论；5月30日陈应德以<马华文学正名的争论>参与讨论。<开庭审讯>发表后，我曾寄剪报到台湾给黄锦树。1990年他曾在《文艺春秋》发表过<“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关心这方面的课题，因此我希望他能回应。接到锦树的回复，大概是两个星期后的事，5月28日刊出他的文章<马华文学“经典缺席”>。锦树的观点让陈雪风不满，他7月15日以“夏梅”的笔名在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隔岸批评黄锦树藐视马华文学。过后引出黄锦树派和陈雪风派的支持者的参与，互相攻击。马华文学论战很多出现“隔岸（隔报）论战”的现象，你来我往，看似两报的战争，其实不然，报馆无法统一读者思想，同一份报纸读者自有各自观点和立场。战场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家报馆的不同版位里，比如星云、文艺春秋、星洲广场和言路版（在南洋商报的相应版位即商余、南洋文艺、言论等版）。论争最终失去焦点，沦为谩骂混战。看论战，仅看一家报纸会不知前不知后的，因此两家报纸都要看，报纸好像突然畅销起来，这大概是报馆乐见的事。论战期间，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多，只要不谩骂不人身攻击，凡以事论事的都应该采用。这一准则，不管何时都适用。

在90年代的剪報當中，我們注意到雨林小站出版社相關資訊，如由藝青著《失傳》至第七冊楊繼光《雨天集》。能否談談出版社創立的契機？它與後來匯整眾多馬華文學資料的部落格《雨林小站》，在取名與精神傳承上是否有所關聯？

答：1980年间，我居住在八打靈，在马大就学的许育华、潘碧华（化拾）、林锐仁等住在旧区名为“鸿雁楼”的排屋；祝家华、朱进兴（曲梵之）、李汉民、张建安等年轻报人是我邻居，彼此都是曾经参与过六字辈文友聚会的朋友，常有往来。1986年以许育华、朱进兴为首的浅水集刊编委会，收集二十余位文友的作品，出版了《青色的冲激》合集，列为浅水集刊1，由南马的朋友王绣晻的朋友出版社出版。朋友出版社同年出版了浅水集刊2：《成长中的六字辈》，算是《青色的冲激》的延续。

次年我与星洲同事雷子健（胡一刀）成立了雨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单行本《失传》。第二年雷子健离开雨林小站。我所提的雨林，不是赤道雨林，是雨树之林。雨树会吐水，从树冠滴下，走在树下，如在雨中，我喜欢雨树成林落雨的意象，便把出版社命名为雨林小站。社址就是我在沙亚南的家。小站仿效“鸿雁楼”好客之举，欢迎好友到来歇脚。雨林小站靠近梳邦机场（当时KLIA还未建成），一些文友下机后常到小站休息。许育华离开鸿雁楼之后曾到雨林小站与我同住；黄锦树、黄华安、辛金顺、庄华兴、李天葆、黎家响等也曾经住宿雨林小站。搬离沙亚南雨林小站之后，我把自己的部落格命名为雨林小站，欢迎网络读者前来歇脚吹风，看看里面的马华文学资料。

雨林小站出版过的书如下：艺青《失传》（1987）、辛金顺《风起的时候》(1992)、辛金顺《一笑人间万事》（1992）、林春美《给古人写信》张永修《给现代写诗》（鸳鸯书，1994）、艾斯《人间有待》（1995）、何乃健《逆风的向阳花》（1997）、李婉迎（由于藏书遗失，忘了书名及出版日期）、杨继光《雨天集》（2001），之后还在2007年出版了林春美主编的《周一与周四的散文课》，共9本，间中也参与过作协季刊《马华作家》、南洋商报《南洋年选》丛书等的排版设计等编务。

您自1980年代投身編輯台，到卸下《南洋文藝》主編一職，再到後來持續編纂《季風帶》、《楓林文叢》等刊物。作為資深的文學推手，請問您如何看待目前的馬華文學生態？縱觀這三十多年演變與發展，您認為現今的文壇有哪些進步與隱憂？對於未來的發展有何期許？

答：我从1982年进入报界，参与星洲、南洋的文学出版编务，包括杂志《季风带》《枫林文丛》，前后三十余年，学的都是旧的编辑学，今天看来已经落伍。网络时代新人新作风，自有他们的做法，不便置评。如今报章（纸版）的影响力在萎缩，马华文坛投稿园地在缩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庆幸生长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用自己的努力做人力可以做的事，不用担心文章被怀疑AI 代笔。黄昏事业有黄昏落幕前的美丽，天黑是天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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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26

电子文学杂志《零余》第三期，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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