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海洋还深

陈伟哲【诗】

如果海洋还深，
记得多放牧几艘
时间发芽的漂木
载着或沉或浮的命运
默默抵达浪涛的食物链
提炼如期的迷航
直到我想起了你
铸成远方的一线水位

（南洋文艺，28/4/2015）

归途笔记

牛油小生【散文】

当年追赶巴士，是因为新山的巴士错过了就要等好久好久，恍如一种爱情的隐喻。

一、

先闻到咖啡香，才看到这位30岁左右的上班族女性，右手捧着星巴克，左边的空位放着一袋东西。我确信她在咖啡里放了肉桂粉，让咖啡香带有一丝刺激的质感，就像不久前在老家附近和老爸一起吃的一家粿条仔，那药材味饱满的汤头里藏着浓烈的肉桂香，能够激起食欲与话茬。

这位女士没几站就下车了，像是约了人或是不熟巴士路线，她总不自觉地反身张望车窗外的情况，抑或她已意识到她手中那杯咖啡正散发一股魅惑气味，在星期五傍晚朝市区的巴士上。

她走了之后，填补空位的，是一对五、六十岁的女士，朋友或远亲之类的关系，从她们言谈间的客气与疏离感中大概可以推测，我想是这样的。她们对面坐着一个身材过胖的印度妈妈，带着她同样显得有点肉肉的大眼睛女儿。女孩不发一语，但好奇地四处张望，就像好奇心强的狗狗，每到一个新天地便忍不住要巡视一圈，兴奋地不停皱着鼻子。

女孩突然指着那位年纪稍长的女士手中的包包，口中念念有词，却没有发出半点声息，原来是罐子倾斜漏水了，女士赶紧调整盖子，确保锁紧了，然后和女孩道谢，两位女士旋即又开始以广东话聊起罐子的事儿了。

突然想起一个月前在大坂的地铁里，一个年轻妈妈牵着两个女儿上车，大概是还没上小学的年纪吧，但被打扮成嘻哈模样，还画了眼妆，不知道是不是从什么表演活动里回来。两个孩子找到空位窝在一起坐下，小姐姐打开包包拿出一个锦囊似的东西把玩，不小心碰到一旁穿着灰色秋装的年长太太。姐姐抬头看着那位太太，以缓慢的速度说出go-me-na-sai，字字清晰得像奥运会跳水比赛的超慢镜头放映，每一个细节都刻划成古希腊艺术品般精致浪漫，小姐姐一边道歉一边点着头，然后噘嘴继续玩起那个锦囊，妹妹分享着她的宝贝，兴奋地爬到姐姐身上去。那位优雅的太太自此全程颔首看着小姐姐，听她和妹妹和妈妈说那些不着边际语调明朗的话。

那位太太眼神漾起了绵长的温柔，仿佛凝望的是另一个遥远的时光。

二、

明明已经放慢了脚步，列车也发出了哔哔哔哔的关门信号，但车厢门就是没有应声关掉，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步下阶梯抵达月台，本想潇洒地让列车关门离去，自己可以静候下一班车，但那迟迟不肯关闭的车门仿佛在引诱我，像是在说，快进来吧，这样就能早一分钟到达目的地。

明明就不赶时间的，我却动了心，身子略沉就准备冲入车厢，才踏出一步，列车竟如此恶戏地合起门来，致使我的一切肢体动作显得何其可笑，甚至能明显感受到心脏的一阵寒颤，明明就还未搞清楚要到哪里去的，却又急着要上车，就像一种失去思考的本能反应，越是这样想，越是把我自己推向无底深渊去了。

许久不愿意做追赶巴士或赶列车的事情了，每次搭环线在碧山转乘，即便列车抵达时人已经从电扶梯向地下月台沉落，也不愿意向右靠疾步俯冲下去，耍酷地逆着从列车里爆酱出来的人群，一直走到月台的末梢，插着口袋让这一班车离去，等下一班抵达，从最后一节车厢出来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我便能惬意地走进去，甚至还有位子坐，不然就走到车厢尾镜与博爱座夹角形成的私人空间，放下包包，翻开一本书，或望出车厢，看列车离开车站时，车站的灯光在隧道的曲径中慢慢消失，证实了当年读物理光学时学到的定律：光，沿着直线运行。

当年追赶巴士，是因为新山的巴士错过了就要等好久好久，恍如一种爱情的隐喻，如果远远看见了回家的巴士，不管背着多沉的书包，抱着多少厚厚的课本，都要卯足力气冲到车站，任书包在背后乱甩发出卡拉卡拉的声响，仿佛饼干在铝桶里激荡，变成青春的碎屑。

大学寄宿时代，也总为了赶搭校内巴士而弄得一头蓬乱，但随着资历渐深，也就不担心迟到这件事，或说是为了避免迟到，从此不搭校内巴士，学会一个又一个捷径，能够以最短的距离最短的时间，走到讲堂。上班了更不必说，要为了赶巴士而把一身装扮搞砸可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即便是过马路，远远看见小绿人亮起来了，反倒放慢步伐，任小绿人惊慌地闪烁直到消弭，我才往电灯柱的行人键上一摁，然后摸摸手机，看看表，等候下一轮放行，更别说什么闯红灯了，只是一旦回到老家，过马路就变成一件拿命来博的战斗了，要看准时机在遄行的车子的缝隙间陡斜越过马路，那就是迥然的语境了。

可到底为什么刚才会有那股冲动要钻入列车呢？明明就毫无目的，不赶时间的。

（南洋文艺，28/4/2015）

历史不透光的书页_4

之五：晚节

林春美【散文】

张佐在首都吉隆坡被捕了。在张佐拒绝合作的那几天里，彭峰夫妇说，有两个因素对其后的事态发展至为关键。

        3天，就足以使一个战士转变他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思想？

3天，就足以让张佐丧失他的晚节？

这样的责难，张佐怎么也逃避不了。据说，就有和谈后回马的某干部夫人，在一个公开场合里，拒绝一握张佐伸出的右手。落难司令，在“光荣和解”想像的光环映照下，黯然无光。

张佐16岁参与革命，被捕时66岁。戎马生涯，足足50载。经半世纪风雨锻炼的思想与意志，可能在3天之内说瓦解就瓦解吗？

我们或许也可以如此理解：如果1941年日军南侵之时，在101军校接受的9天军事训练足以支撑张佐在山林里度过枕戈待旦的43年艰辛岁月，那么，1988年的3天时间——如果，真的是那么关键性的3天时间——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决定解甲归田？

若按彭峰的记忆，有关事件发生在那年的11月。然而，11月的故纸堆无论如何翻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我只能往前翻寻。最后，不意竟在3月份的报纸发现最接近其叙述的报道：

3月，“亚罗士打3日讯”，副内长披露，保安人员于两天前捕获一名“马共中央委员”。
次日，“吉隆坡4日讯”，警察总长澄清副内长谈话，指日前逮捕的并非马共中委，而是一名武装工作队队长，一名县委。

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政治的玄机没对上保安部队的棋局，然而这从未成为话题的枝节，却也蜻蜓点水的出现在彭峰的叙述里。由此看来，两则报道中被指认又被否认的人物，就是张佐。事发时间，是3月，而11月仅是当事人记忆的误差。

副内长的那则新闻3月4日见报，其两天之前，即3月2日。马共资料上张佐被捕的日期，大约如此推算而得。实际上，若按讯息被披露的日期推前两天计，张佐落网应在3月1日。从3月1日到3月3日，算一算，那扭转一个战士半世纪斗争路线的关键性3天时间，勉强凑足。

3天，无论是否一个实数；坚持，应该仍是实情。

据前述官方喉舌的描述，张佐在接受盘问初期非常顽固，坚拒供出其六突余党，反之，则较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将部下带出森林。这与彭峰转述张佐曾有3天的坚持，情况相符。既然如此，又缘何改变初衷？

这必须回头看看前面曾引述的3则有关六突结局的资料。3份资料最无异议之处是：张佐被捕的地点，在吉隆坡。可是我们不禁要问，被认为是唯一最能服众的六突领导、在部下心中有不可替代的权威的张佐，其安危直接关系队伍之存亡，他为何离开深山，以身犯险？将报载入城求医一说询之随员，他们听来有点莫名其妙，不知其从何而来；而共方的潜入城市“进行活动”，及其后更明确的“进行城市统战工作”之说，或许透露了部分事实，但似乎也略过了另一部分事实。毕竟，司令不同于民运单位，他有必要蛰伏于城市吗？

吉隆坡，不是张佐的目的地。他要去的，据彭峰夫妇说，其实是中央所在的马泰边区。六突战士一年年折损，队伍既缺新血，又欠武器，孤绝无援，难以为继。正因如此，党委议决让司令员张佐回返边区，向中央报告突击队的困境，并讨论将部队撤回的可能。彭峰夫妇受命将张佐带出去，还给他弄了本护照，以作通关之用。不料，及至边区，边区却托词该处动荡，拒绝接收。无可奈何之下，张佐一行人唯有折返吉隆坡，等待接头时间。之后，才有了杨南旁生枝节的出场。那含糊其辞的“城市统战工作”的解释，亦可能由此而生。

张佐在首都吉隆坡被捕了。在张佐拒绝合作的那几天里，彭峰夫妇说，有两个因素对其后的事态发展至为关键：第一，张佐愕然获悉，他有一队同志，尚汲汲奔走于霹雳与雪州的边界，而保安部队的巨网，已路线无误的在道途中张罗；第二——这是更重要，张佐获睹一份高级机密档案。正是这份档案，让他重审自己坚持的必要性。

那些资料，彭峰夫妇坦言并未亲眼看过，但他们对张佐所言深信不疑，因为内容与他们之前的听闻完全吻合。从深山出来之前，他们其实已耳闻有关中央动向的传言，并曾打电报向中央求证。彭峰那时任张佐的翻译，为他编写密码。他说，中央发来的回覆，他记得很清楚。中央说，绝对没有这回事。中央说，你们不要受敌人心理战术影响。中央还说，你们的坚持，是我国革命继续前进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如今摊在张佐眼前的文字档案，还有图片，显然比中央的电报更具说服力：马共，竟然，跟政府谈判了。

中央，原来，早已打算放弃武装斗争。

第六突击队，深入国境，牵制政府千军万马的种种行动，究竟是革命——还是谈判——继续前进的最有力武器？

多年以后，他们从回马的同志那里探听到，在边区的人当时虽然不敢公开讨论和谈之事，但其实心里有数了，所以那几年不断开芭种树。待1989年下山时，橡胶树都长大了。

橡胶树在异国成长的那几年间，有多少六突战士倒在了故土？

孤军，竟成了谈判的筹码。

那该是像半世纪一样漫长的3天时间。

那期间，张佐想得最多的是什么？他是否该哀叹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成了党的孤臣孽子？抑或他该担心自己的晚节？

这也许也是张佐的宿命。

70年代初，他受命领导一小队人马潜入原第五支队的地盘霹雳活动，是为第五突击队指挥。据共方记载，五突在他主持下，“发展迅速，工作成绩显著”。两年后，另一支队伍开到五突。这支队伍原本奉命开往彭亨开展工作，不料其领导老叶出现健康问题，遂向边区请准与张佐调动工作。结果，张佐接替老叶的使命，领军上路，创立六突。尔后，以西彭亨为据点，将地盘扩展到雪兰莪、森美兰等更接近国家腹地的中南方，成为半岛境内最强势的一支突击队。

80年代中叶，在六突出事前4年，五突遭敌渗透而瓦解。对这两支同样回返不了边区的队伍，共方史籍有不同的评价：五突“整个队伍不复存在，但仍有相当数量干部战士成功回返”；而六突则“无法坚持到最后，整个队伍被瓦解”。

当年留在霹雳挥别张佐的老叶，在领导五突3年后调回边区，其后被派往“特区”担负其他任务。第五突击队指挥员的历史，往后将一直是其威风凛凛的戎装照上的一枚勋章，留在党史与博物馆。而张佐，1973年攀上金马仑，在高原插上那一面逆风的红旗时，他绝对不会料想到，自己将是以更艰巨的任务，去换取余生更大的羞辱。他会否偷偷感慨，当初若不与老叶调职，则他的回忆录，将可以是另一种写法？

在一篇陈平去世后才发表的访谈里，记者胡一刀引述陈平的话说，“至于张佐后来是否变节，张佐有自己的说法，他说为了挽救队员的性命。这一点我保留我的结论。”
但结论可能早就作了。马共历史文物馆选择的，是张佐的便装照。

便装，便是结论。


之六：真相

官方喉舌的报道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它说，张佐原本有意将六突的解决之道，纳入当时正在进行的三方和谈方案之下。然而，随着政治部的计划一项项落实，张佐发现自己已经不具谈判的优势，因为在他3名得力助手的帮助之下，他的党羽已陆续落网，或投诚。

如果接受此说，则前引陈平对张佐“为挽救队员性命”之质疑，即显得莫名所指；而六突成员接获“有指挥员张佐的亲笔信”的口述历史，亦变得难以解释。

张佐——整个事件的经历者，故事的主角，理应更拥有发言权。可是，他1989年定稿的回忆录，对此没有只言片语。从合艾协议尘埃落定，到他离世，他还有整8年的时间，足够厘清误解，或至少，也足够修订一下回忆录，补上最后一个情节，说说“我方的（不幸的）历史”，但他选择了沉默。从1971领兵南下算起，到1988被捕，张佐掌突击队帅旗长达17年，占半世纪的近三分之一岁月。然而“突击队南下”仅是他全书六章之一；若以页数计，则仅十分之一。所回忆的年岁与所记叙的篇幅比例悬殊，显然突击队生涯值得纪念的，远不如那更遥远的抗日、反英的时候多。而最令人费解的是，《我的半世纪》，竟终结于1987。是刻意追求一个50年的整数？抑或1988是他刻意要遗忘的一年？六突的最后一笔，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只能避而不提？

回忆录的最后一笔，张佐选择了一种感性的隐喻表述：

我不是一只知倦的归鸟，只因气候转变了，我不应、也不能继续朝着原有的方向飞去！

对期待寻找真相的读者来说，这真是令人失望的感性。尽管个中的五味杂陈、甚或百般无奈，并非不能想见。

如果我们把上个世纪末以来破土茁长的马共中央的历史著述夸张的比喻为一棵大树，六突的故事，显然就是树上瘦弱而毫不起眼的旁枝。其历史之终了，更只是旁枝一小截缺乏光照、甚至是有意被隐蔽的末梢。然而，后世读者未必会去关注的那些细枝末节的些微分歧，对当事者人生的影响，却无可估计。

张佐，也可能与我无意遇见的当事人如毅明与彭峰一样，背负沉重的历史责任，有解释的需要，却怀疑被了解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说，没必要解释，反正说也说不清。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听故事的人，我们听了又会信谁呢？

故事，在圈内人的传述之中，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结局。

历史，那些已为世人知晓的著述与言说，还有很多不透明的章节。

你或许只能选择你要相信的真相。

但与此同时你或许也应该知道，有人确实如此度过他们的余生——在那个历史辉光透不到的所在。

（4，续完）

（南洋文艺，28/4/2015）

从容临阵 谈笑除魔

【大哥白垚】 刘谛

大哥对儿女的管教并不严厉，但总会适时地作出纠正或引导。他对弟妹亦如是，而且都言简而意赅。

我在刚开始工作时，曾埋怨“上司很难侍候”，他便指出“把工作做好，才是我们的职责！”而当我于1992年罹患第三期肠癌时，他常来电关怀，并用8个字来给我加油打气：“从容临阵，谈笑除魔。”使我能及时地在戚戚惶惶中，检视和调整自己面对恶疾的心态，进而可以较正确地去作出应对和处理。

于2000年底，我接到大哥的来电，他平静地说：“细佬呀，我不是很好，得了你当年同样的病，刚动完手术，需要化疗。”我立刻想到自己接受治疗时的艰苦难耐，第二天就与妻子匆匆赴美。希望能与大哥随时分享一些抗癌的经验，妻子也可以在饮食调理上帮个忙。

化疗后5个月相处

在日夕相处的5个月里，兄弟俩难得地可以那么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他使我清楚的体认到，对待那恶疾，他竟真的能够那样的“从容”！

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些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在我的眼中都是佳作，认为他病愈后应该再重新执笔写作（他赴美后已疏于动笔了），并把历来的作品整理后结集出版，以饷读者同时也可留个纪念。他说以前很多发表过的诗文都已散失了，而对再执笔为文他是心动的，毕竟那是他最大的兴趣。

(商余，24//4/2015)

梁园与林放

小黑

低我一年级的同学林清忠是梁园非常要好的朋友，没有年龄的隔阂，令人瞩目。当时他们两人背对背迎战近体诗诗人的发难，腥风血雨，煞是精彩。

 钟夏田先生上星期写梁园先生，刹那间让我回到60年代中期，在居林念中学的无邪日子。每个早上上学，我们都必经梁园打理的“ 海天书局”。

我在1962年小学毕业，通过小学升中学考试，进入居林的觉民国民型中学。那时候读书的机会与今天比较，真是少得可怜。不少同学都因为语文不及格被拒于中学门外，非常没有接受知识的人权。

我的家乡离开居林约有12英里，得摸黑乘搭巴士半小时才抵达居林的总车站。年底气候比较冷，下车后往往书包挂在背后，两手插在裤袋内，好整以暇地经过民生茶楼、猪肉铺、海天书局、幸福书店，再走过硕莪廊的木桥，踏上进入学校的柏油路。另一条“ 未选择的路”（罗伯弗洛斯特诗句），则是沿着蜿蜒的黄泥路，步入学校旁边的篱笆门。

借伞结情缘

我们的中学当时坐落在小山丘上。进入大门就是足球场，左拐，一步一步慢慢走，经过左边的食堂，小学A、B二校，教师宿舍，才看见学校的名字高高对正大路。站在学校的边上，可以远眺居林市镇，引发无限睥睨的胸怀。依稀记得，梁园当时尚未结婚，有一次钟诗梅女士莅访海天，他们到觉民校园，一览居林镇景。忽然下了一阵雨，梁园赶紧找了一把雨伞，给钟女士留下良好的印象，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钟女士后来与梁园成婚。梁园不幸在八达岭出事，钟女士尚在打西汝咯坐月，得子是黄斌还是黄战？不太清楚了。

书局开得没有我们上学的早。读书的时候我还在文学门外张望，每天放学后到海天的书丛间翻阅。梁园一般都是坐在书堆的后面埋头办事。我至今犹清晰记得他那国字型的脸，以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有时候他会起身与我们打招呼，其实我们只是窜门子的中学生，实在不必如此有礼。梁园曾经是无型小学校长，习惯使然吧。

低我一年级的同学林清忠是梁园非常要好的朋友，没有年龄的隔阂，令人瞩目。当时他们两人背对背迎战近体诗诗人的发难，腥风血雨，煞是精彩。清忠就是后来向朱自存先生的【想到写到】踢馆，撰写【不想写不到】的林放。年纪轻，文笔老练，让人死也想不到那时他只有18、19岁。他后来又和天狼星诗社社长温任平先生于《学生周报》打笔战，一样骁勇善战。毕业几年后，林放就成为新明日报的重要记者，那时海天已经不能再惨淡经营下去，梁园就在林放的邀约下，南下八达岭，于新明上班。

被袭昏迷而逝

梁园当时是编辑之一。我们都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岗位。没有想到有一天午后，我正在马大的讲堂参与数学二年级的辅导班，一位学生告诉我，梁园去世了。据说他在前几个晚上搭乘朋友的摩托，路上被人由后以棍子袭击，脑袋膨胀如斗，昏迷数日，含冤而逝。当时劳资纷争，众说纷纭，至今尚是悬案，讲来伤心。

(商余，23/4/2015)

与梁园的短暂文缘

锺夏田

我一向有收集旧函扎的习惯，但梁园的信扎却是我父亲替我保存的。直到今年头，我回到怡保老家翻旧物，才发现这几封珍贵的信函。

半个世纪前，梁园之死，曾轰动一时，而整个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有人说这纯粹是一宗车祸，也有人说它涉及政治；这里且不必去理会。

素未谋面

我与梁园素未谋面，却有过一段短暂文缘。那年我从台湾回来，蛰居北霹雳小镇玲珑。我是文学奶水浸大的人，静极就想到找些文艺刊物来看看。也不知道从那里找到“海天出版社”的资料，便写一封信去联络。回信的人是“梁园”，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这期间，我们大概通了五或六封信，谈的都是写作，特别是写诗和出版的问题。

从信上行文来看，梁园的个性率直而热情。他是江沙瑶伦人，或许与我还有一些渊源。我父亲早年曾在瑶伦启智小学任教，据他回忆，也许有教过梁园（梁园原姓黄）。他又是广西老乡，对素有“桂人之乡”的玲珑，也有亲切感。以下是我选出的一封信，让大家看看当年这段文缘的一些点滴。

夏田先生：
现寄上敝社出版的诗丛之一《牧歌》，请你给予指正。像这本集子，需款叻币二百八十元。其他电版费需另付。因此，全部费用在三百元左右。印刷的数目是一千本，你以为很贵吗？
大作〈春阳〉已拜读，写得很好。在本国，这种诗似缺少人欢迎。他们归于现代派。所谓现代派，就不是好东西。敝社在原则上，提倡传统的新诗，但也不反对合理的现代诗。大作的风格与题材是从传统诗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很表欢迎。因此，我们也希望你来参加一些耕耘的工作。
玲珑，号称小仰光，不知近来有什进展。我曾到过一游，觉得颇有发展的可能。当地桂籍人士很多，我觉得很亲切。我自己也是桂籍人士，你的来信，使我有到贵地一行的念头。
敬祝  好
                弟  梁园  六五、十一、十五

此信写于1965年，可说年代湮远。从信中内容来看，主要讨论的，仍然是印书的问题，但后来不知何故，却不了了之。此后，我到都门发展，进了商报，梁园也接踵而至，进了新明，但在这几年间，我们始终未谋一面。报上刊登梁园的死讯，我着实感到愕然。

收藏途中散失

我一向有收集旧函扎的习惯，但梁园的信扎却是我父亲替我保存的。直到今年头，我回到怡保老家翻旧物，才发现这几封珍贵的信函。梁园提到的玲珑，60多年了，却无很大发展，也许要令他失望。他赠我的《牧歌》，是一本诗集，作者游牧，也早已物故。岁月如流水，一去不回头；这就是人生。
前面说我有收集旧信扎的习惯，但却为德不卒。早期我编副刊，老前辈曾圣提先生曾写过好多封信回答我的请益，这些宝贵的资料，都在多次搬家中丢掉了。还有，当年越南船民投奔怒海，曾有船民写过好多篇报告文学，一字一泪控诉越南当局的惨无人道，当时没机会发表，也在收藏途中散失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可惜，我是愧对史料和愧对正义。

（商余，11/4/2015）

出走

马盛辉【散文】

我出走。走过大街小巷，走过公园，走过工厂。走过郊外的豪宅，走过村落的破屋。走过海滩，走过密林，走过山崖。我只带着一大包干粮和一大罐清水。没有车票，没有机票，没有地图，没有手机。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只是要不停地走着。

以前常听人家说他们要去哪里哪里旅行，要去哪里哪里流浪。他们都不曾在自己住的地方一步一步地走过。我不需要什么遥远的国度，我不需要远方。只要离开家门，身无分文，漫无目的，就是远方。他们称自己的出走为自助旅行，称自己为背包客。我，一点也不自助，也没有背包。连牙刷毛巾也没有。就这么走下去。几天下来，干粮吃完了，厚着脸皮跟人家乞讨一片面包一块饼干。我没有哭。我的眼泪从脚底一步一步流出去。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乖乖地走回家去。像小学模范作文中写的那样，“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踏上归途”。

我坐下来，吃着泡面，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球赛，仿佛刚下班回来。温情主义电影到这样的时候，总是会有“经过这次经历，他长大了”的说法。我的身体是回来了，可是我的心已经走了。

我躺下来，把那双脏兮兮的鞋，放在我的胸口。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我只是把一些尘埃带回家。我依然是三十多年前那个梦游在呼仑贝尔大草原上的梦幻少年。我仔细量过，从呼仑贝尔大草原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只有3寸多。地图上是这么说的。是的，他总算长大了。他的心走后，那个地方可以容得下整片西伯利亚……所谓远方，就只是一个远远的方。一切距离都是视觉幻象，没有任何意义。

雨后，我再次出走。这回，我只看天，不看地。我留意各种各样的云朵。我拿起手机不断拍它们。雨后的天，蓝得很蓝，因此，云也白得很白。大地已然不堪入目，我只好仰望。我成了云教徒。拍摄云，不必理会什么光圈快门，什么景深视角。它们就是这么平整地挂在天空。它们几乎可以是一切。是书法的草书、行书。是山水画的泼墨。是绵羊是棉花是浪花是白发是叹息……。它们以它们的简单和飘逸，嘲笑着大地的复杂和熙攘。它们有时是我的翅膀，有时是我的棉被，有时是我的行囊。我看着它们，却对大地说“我走了。”仿佛电影的画外音。云教徒的心，被云带走，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的心在云端，所以他们称我为异端。

我终于低下头来，刷着手机中无数的云照片。云教徒的祷文，就是云。

有好一阵子，我都无法写诗和画画。我走在云下，仰望着呼吸。我不再是诗人或画家。我是天文学家。一点也不科学的天文学家。是云带我走的。

从此以后，除了地图，我还有天图。我，不再出走。

（南洋文艺，21/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