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甲申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四色如梦的女子
林若隐Q&A
传真访问:张永修
林若隐专辑林若隐是马华诗坛80年代以来非常出色的女诗人。一个既现代又后现代的潇洒女子。二十岁之前她就以诗人才女的姿态在文坛冒起,并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达至创作高峰,过后却突然停笔,如她的名字那般隐匿起来,让人惋惜之余,也在猜测是否诗人已经停泊避风港,不须再忧虑未明的未来,或是隐身闹市把心情隐约委婉的藏在私人日记里?
Q1:您诗的产量不太多,80年代之后渐渐少看到您的诗作,请问是什么因素让您少产或冬眠?
Q2:您身处闹市却常隐身人群,也不常出现在热闹的文人雅聚的场合。请问这和您的笔名/性格有没有关系?
A:(2003年)12月4日你fax过来 2 个问题。一读不禁哑然失笑,该怎么说呢?应与我的名字无关,我原本就挺沉默。先解Q 2 :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作用吧。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都在搞活动,不亦乐乎,每一个团体都是全心专注。后来却再提不起精神去参与,不管是文学的音乐的还是其他。大约只要感觉到一种严肃和要命的使命感,我都不干了。1979年到1987年间的天狼星诗社,1987年到1993年间的激荡工作坊,足足有15年左右的时光浸溺其中。之后我就避免陷入这样的状态。
回到Q 1 :就像许多消失掉的名字一样。这也许和我写诗的习性有关。有一阵子身边的朋友总说我的诗难懂。无可厚非,我总是写到哪里是哪里,大抵上很少有预设的主题和企图,也不爱理时事社态,诗的冲动多从下笔的第一句开始,一首诗的连贯几乎全赖个人惯性的语调顿挫。这样一路写下去,所有零星的事物记忆和印象多能洋洋洒洒,甚至于很壮观很伟大。不过写来写去,大抵不外延自个人情感的波动和存在的不安,两者,对我而言正好息息相关。情感的波动越大,我越不安,就越能写,诗变成一种内里不安的投射,无关其他。之后生活次序起来,爱业乐业,开始小心处理每月的收入开支、车子房子的供期、保单和其他。感情的部份越发控制得好,诗就越发不行。大概就是到了这个时刻,谬斯舍我而去,因为我变了心。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正好就是1979年起之后的15年之后的事。绝对不是巧合。
Q3:您回信仍用天狼星诗社的信笺,天狼星在您的文学道路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A:太重要了,无以衡量。1977年我上中学,加入华文学会。华文学会主要的活动是办壁报,诗、散文、小说、杂文等是会员每个星期规定必交的稿。我懒,所以从一开始就只写诗。华文学会的顾问,那年我的华文老师,就是温任平老师的夫人,杨柳。因为杨老师的关系,当年的华文学会常有诗社成员来演讲导读,未加入诗社前就认识了谢川成、蓝启元、张树林等人。说来川成只也是该校的毕业生,也从华文学会而后成为诗社一员。加入诗社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诗社每年有两次文学大聚会,6月的诗人节和年尾12月份,3天两夜,都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性聚会。其他时候更多不定时的相聚,各种随性的文学交流讨论阅读会不绝,加上当年学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特多,温老师的藏书更多,那些年在创作之余我更因而读了挺多书。我的文学根基,又或者,华文根基,从此而来。许多年后,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错了,一上中四转去英校之后,我就没再念中文了。现在回头看,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天狼星诗社,当年的华文学会大概只是一般的学会,文学创作的气息是不可能如此浓厚而炽热的。加入诗社前夕,我们一群同学慎重的各自为自己取了一个我们谓之正式的笔名,还一致保留了各自的姓氏。1979年,我为自己取名林若隐。
Q4:您喜欢的作家是谁?常看哪些书?
A:古今中外,作家众多,省略好了。说说诗人吧,杨牧。杨牧之余还是杨牧。当然还有好些叫人心悸的名字,像痖弦、像杨泽,还有后来的令人着迷的夏宇,再来就是Jorge Luis Borges。在我所有的藏书之中,全套的杨牧是最珍贵的。我甚于自私的认为,杨牧的散文也都是诗。杨牧的所有作品有太多叫我心动的因素,因为一读再读的原因,印象特深,影响特大。我想大概也有所谓文学的电波频率吧,杨牧的语言,他的智慧,他的抽象、婉约、冗悒、转折和自省,又或者,思考方式,最能贴近我,也最能感动我。除了杨牧,应一提痖弦。所以一到了晚上的痖弦有好一些诗是我爱不释手的,明快、利落,也都被我占为己有。诗人大概是这样被迫死的。
近年来没有常看的哪些书。工作之余,胡思乱想和睡觉的时间比较多。
Q5:美满的生活/爱情和超水准的著作,好像不能两全,如果只能任选其一,您选哪一个,为什么?
A: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不管生活爱情,是所谓美满的生活或爱情,还是超水准的著作,重点都不在于选择。可以很坚持,很努力,甚至很固执,偏偏不能强求。
Q6:诗不易写好,读者群也没有小说来得多(诗集比小说集难卖,可说明这一点)。您有词曲写作经验,您是否认为以诗谱曲可以让诗普及,并提高诗读者人数?诗谱曲有怎样的局限?若要普及,诗会不会渐渐沦为分行的散文?
A:易写好与否纯属作家个人的喜好因缘。对我来说,小说恐怕更难写好,易或难不应以文类作准。说到买卖,诗集确实难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现代诗确实没有太多具体的实用价值,不比其他文类,就算是风花雪月,也不比唐诗宋词。
天狼星诗社多年曾致力于推行现代诗曲,曾与陈徽崇老师和他的一群音乐学生,推出唱片《惊喜的星光》,以艺术歌曲方式演绎,重点应不在销量而在于诗的呈现形式。唱片确实并未普及,甭说提高读者人数,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印象中当年传媒的回响不大,只记得谢继麟在报章上有过一篇报道。诗曲创作在诗社里倒形成一种风气,属于小辈的一群大部分都有创作诗曲与演唱的经验。为诗谱曲比较成功的例子应是李泰祥为诗人罗门郑愁予徐志摩等诗作所谱的歌曲,除了李泰祥本人,还由他的一班女弟子齐豫唐晓诗等歌手唱出,但最终并未突出诗的部分,大抵上听众并不在乎歌词本身是否原本是诗。更早期的是杨弦的民歌唱片,整张唱片都是诗人余光中的原诗,木吉打加上杨弦本人十分有感染力的唱腔,是非常棒的一张唱片。友人说后来还出了第二张,我未听过,除了杨弦自己的创作,据说还为郑愁予等诗谱曲。诗人夏宇曾以李格弟之名写词,有好些确实与她诗集中的诗同名,但已然不是原诗,就算是诗人,最终为曲所写的也只是歌词,不等于诗。词典创作有先后之分,可以先有曲,也可以先有词。先有曲肯定不成诗,因而没有所谓沦为分行的散文之说。先有词,或可行,但我自己的经验是,为一首诗谱曲难免要作一些取舍,除非是短诗,最好十行以内,或者,较简洁明快的,就算如此,在旋律上相对的难做到流行。要成全整首诗非得有杨弦李泰祥的功力不可,但要普及恐怕还得加上齐豫的知名度和歌声。事实是,齐豫唱红街头巷尾的,都不是以诗为词的歌曲,更重要的是,一般听众群是不会在意是词是诗非诗,听歌的我也是如此,只不过对歌词类似诗的部分特别敏感吧了。
Q7:您在大专文学奖及花踪文学奖得首奖之后,就不再参赛(?)。您是不是认为,在文学成就上被肯定了之后,应该让机会给其他的人?写作在追求得奖之余,是否还有其他教人“不得不写”的原因?
A:参赛与得奖在那几年大约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动竞技加上好玩的效应吧。得奖的不外就是那一件作品,与文学上的成就和肯定,在我看来相去甚远,难作等号。之后的不再参赛,大约就是1993年之后的事,挺顺势的。我倒喜欢你说的,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十分搞笑。
有一年在《椰子屋》有过一次访谈。说了一句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话:“写诗是一辈子的事。”这次笔谈一再让我反复的想到这句话。是否一辈子难说,是乎其次,一样东西是肯定的,我一直自私的认为,写诗是十分私人的一回事,出发点尤其如此;追求的不外是个人的,难以启齿的自我肯定,一种重复的自我肯定,无所谓不得不写,而是必要的,抽象且形而上。
15/1/2004
(完)
林若隐简介
原名林惠娟
1964年生
1989年马大理科教育系毕业
1998年马大教育系硕士
现任吉隆坡卫理斯学院数学讲师
得奖记录
1986年第一届大专文学奖诗歌组三奖〈几何学〉
1987年全国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公开组入选佳作〈屈原〉
1989年第三届大专文学奖诗歌组首奖〈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
1990年第一届花踪文学奖新诗佳作〈预言家〉
1993年第二届花踪文学奖新诗首奖〈在黄红蓝白色如梦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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