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忠答客问：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

张锦忠答客问：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

问题如下：

1.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么样的位置？

2.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方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

3.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

4.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

5.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以上3,4,5几个问题，也可以作一块答 ）

6。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7.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够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所提诸问题都很复杂，恐怕不是几千字讲得清的。我只能试答如下：


问：1.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么样的位置？


答：1. 说“现实主义”文学是“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的“正统”或“主流”，其实只是部份真理。严格说来，什么是“ 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 ，还有待厘清。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立国前的马华书写，显然属於（英国）殖民时期文学，大部份还是pre-literature “前文学”，虽然其中不乏佳作，当时文艺界也发生过南洋色彩运动与本土意识论争。这个时期的作品，今天已是珍贵的社会文献，是否“现实主义”或“主流”，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话说回来，当年的报纸及副刊既已残缺不全，或尚待重新整理，我们只能依赖方修等人的大系或选集。由於编者个人的文学观，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但这不表示当时就没有其他的非主流的东西，只是方编不录，或斥之为颓废、灰黄罢了。既然史前史待考，我们只好从较有信史的独立建国时期讲起。


当我说“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时，似乎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其实未必。到底什么是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与“写
实主义”之别，只是译名不同而已吗？事实上，马华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其来有自（上承中国“新兴文学”，而非欧洲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应称为“社会写实主义”，因为其主张偏重文学的社会效用，过份强调文艺反映外在社会现实生活。独立建国以来，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色彩，因现实政治压力，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至於“马华文坛”，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这样建制起来的：报纸副刊（主要是《南洋》与《星洲》两大报）、文艺刊物、出版社、文艺社团、华文学会、书店、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机构、文学奖等，加上写作人、编者、批评家与作品。引领风骚、带动风潮的当然是报纸副刊及其编者，因为华文报发行量大，是华社读者每天都看到的东西，虽然文艺副刊并不是天天见报。因此，我们大可做点实证检视，看看独立建国以来两大报的副刊编者路线如何如何，从而了解“现实主义”文学是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或“主流”，或者除了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的二分法外，是否还有第三或第四种文学路线？

易言之，把“现实主义”当做一张大伞，以之笼罩现代风格外的一切马华书写，显然问题重重。更何况，“正统”或“主流”，往往是一种排他性的建构。过去，奉行现代主义的作者，只有林也、温任平等少数人做点文学史事论述，而每年在报章写年度文学发展现象报告的人，多半罔顾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


但是，现代诗的出现、现代小说对文字与技巧的重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在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可说是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库”，不满足於“现实主义”教条化文本的读者也有了多一种选择，不认同文字可以透明地再现内外在世界的作者也有所借镜，而马华文学也不至於在整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缺席。


问：2.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方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


答：2. 现代诗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前锋。《蕉风》、《学生周报》在独立建国前后创刊，编辑同人来自香港，有反共、恐共甚至美援的背景，主张“马来亚化”，但不认同左倾的“现实主义”（早期编者多认同写实主义，如写《烂泥河的呜咽》的方天），倾向求新求变的文学表现，但不前卫。现代主义美学正好适宜作为“现实主义” 的反动。影响所及，若干文艺青年团体（如“银星”、“海天”等）也响应这样的创作风格。《学生周报》 大力推广现代诗，也常有文章介绍现代文学（如编者黄崖的《现代文学欣赏》），而《蕉风》在黄崖主编时期多转刊台湾现代文学（借用他国的现代文库来补本国文库之不足），造就了现代主义文风的新气象。马华文学对学现代性的追求，可以说这时已展开，只是非计划性，故这一波现代主义运动进程缓慢。


60年代中叶，星马分家，成为两个政体，但就马华文学而言，长堤两岸仍然互联，对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来说尤其如此。先是周唤革新《学生周报》的《诗之页》进一步推动现代诗运。接著是梁明广（完颜藉、黎骚）在新加坡执编《南洋商报》的两个文艺副刊，作者颇多联邦人。陈瑞献（牧羚奴）当时在新加坡崛起，其现代风格强烈的诗文常在《蕉风》 与《学生周报》刊出，他与其他现代诗人集结，形成“68年的一代”，并创办5月出版社推出《巨人》、《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等诗文集推动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说陈瑞献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巨人也不为过。影响所及，新加坡还有《文艺季风》与《猎户》等现代主义刊物出现。《蕉风》在60年代最后一年改版后，陈瑞献加入李苍（李有成）、白尧＊、姚拓的编辑阵容，先后推出诗、小说、戏剧、马来文学、牧羚奴作品五个重要专号。70年代初陈
瑞献与梁明广合编《南洋周刊》的《文丛》 版，译介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思潮不遗馀力。这几年可说是第二波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此外，当时还有《大学文艺》（初期）、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砂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及其前身）（出版《大马诗选》 ）响应现代主义路线。


但是，到《南洋商报》 文艺副刊编者易人、星马副刊分家、陈瑞献退出《蕉风》编辑群、《文丛》停刊，这个文学运动就开始走下坡，渐成未竟之业了。虽然在七十年代中叶以后
，新加坡还出现了展现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楼》半年刊与《红树林》诗刊，吉隆坡也有张景云（即画家张黛、诗人张尘因）、沙禽等人倡立人间诗社、出版“人间丛刊”，但那已是星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回光返照”，作为已不大了。

上文其实已一并回答了有关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动者、报纸副刊、小杂志及文学团体的提问。主要推动者中，姚拓自承不懂现代诗，他的戏剧与小说一点也不现代，但是能包容善用出版社旗下刊物的编者作者的现代风格，殊为难得，这也是《蕉风》可以拖到最近才停刊的原因。白尧＊的诗清新可读，较力匡或柳北岸现代多矣，然亦非 high Modernism，倒是他一系列捍卫现代诗的《现代诗闲话》颇有披荆斩棘之功。黄崖以长篇见长，在香港出版过现代诗集，也出版过痖弦的经典诗集《苦苓林的一夜》，但他的小说还是相当传统的产物。

黄崖离开友联出版社后创办《星报》，仍常转载台湾的现代诗文。《学生周报》在周唤、李苍执编时强化诗与文艺版的现代风格，李苍的《鸟及其他》至今仍是马华文学的重要诗集。但是，整个星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主力仍来自梁明广与陈瑞献，二人的现代视野始终
无人能及。



问：3。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答：＃3。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在五一三事件后，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在七零年代初政府发表马共黩武白皮书、逮捕其（身份曝光的）地上成员及外围份子、解散马大华文学会之后，显然遭到压制。走“现实主义”路线的两大报副刊也依然如故，《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
编者从陈思庆换成钟夏田，版名改为《读者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上的诗文社会性较浓，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七零年代中叶后，马华写作人筹组写作人协会，也算是马华文学史上的大事。筹备期间，自有若干派别、利益之争或门户之见造成
的风风雨雨。实际上，当时只有温任平、梁纪元、叶啸等与筹委会诸人周旋，现代主义文学健将如梅淑贞、沙禽、张景云、紫一思、飘贝零、温祥英等人，完全置身事外。姚石、白尧＊或《蕉风》与《学报》同人也未涉入。基本上，一直到八零年代中叶，马华文学系统仍是“
双中心”壁垒分明地并行，但是现实或现代主义双方都没甚么出色的表现，因此也无谓主、次之分。

不过，八零年代中叶以后，壁垒就不那么分明了。一九八五年底，张景云编《南洋商报》星期刊的《文会》版，颇有当年《文丛》之风。张景云并无意划地自限以现代主义挂帅（他常留意中外文学发展，当知在欧美或台湾，当时已刮起后现代主义风潮了）。出刊前编者邀若干文友小聚，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些人包括陈思庆、梅淑贞、李锦宗、沙禽等，各人文艺观并不尽相同，但也相谈甚欢。隔年彦火（潘耀明）访马，我和许友彬去访问他，与陈思庆不期而遇，他对我们会去访问彦火大感讶异。到了九零年代，舞文弄笔的早已新人辈出，成龙成凤者大有人在，二大报文艺版编者也已易人，他们也不像前人般好设定派别门槛。林春美编《蕉风》时，也广邀各路人马撰稿。一九九七年，华文作家协会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合办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即和碧澄同场发表论文，并不觉得我们有多大不同，除了论文内容，不过要是研讨会提前十年举办，主办单位大概不会把我们摆在一块，他们大概会把我戴上现代派的帽子，跟碧澄头上那顶不一样。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已步入整合期。这时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已没甚麽意义了。若干年前，我还在编《蕉风》的时候，早已在＜风讯＞中借用“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来表态了。


问：4.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够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答：＃4.经典乃人文或人为建构（虚构）产物，并非历史遗址古迹。遗址或古迹的存在，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要历经大自然的浩劫（如地震、火山爆发等）。文学经典没那麽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书单，不一定是“国学必读书目”或“一生的读书计划”那麽影响深远或堂皇的东西。马华文学的历史还短，即使把殖民时期文学算进去，也不过八十年光景。我们只能说，谈哪一类的课题时，哪些文本不能忽略，否则论述难免失之偏颇。例如，谈马来亚化的写实主义小说，总得谈方天的《烂泥河的呜咽》。谈马华现代诗，当然也有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诗集，如陈瑞献的《巨人》、英培安的《手术台上》、李苍的《鸟及其他》、梅淑贞的《梅诗集》、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杨际光的《雨天集》等。谈散文呢，思果的《风向》、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自有其重要地位。谈现代小说则不能不论《牧羚奴小说集》、《宋子衡短篇》等短篇集。长篇集则付之阙如，没有长篇而奢谈经典，岂不怪哉。经典建构既属加诸已生产作品永续价值的行为，我们很难像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预测谁将是未来经典作品的生产者。与其活在未来，不如现在读几本好书，不管
这些书是否入围谁的经典书单。

问题是，即使我上面所列诸书诚属经典之作，我也不一定从中得到读书之乐。比如说，陈瑞献的《牧羚奴诗二集》才是 writerly text，里头的文字就比他前一本集子中的诗更堪玩味。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书，每一本都已绝版，是不是经典，一般读者无从求证。对我来说呢，这些书也多半不在手边，在手边的则多年未读。我们的阅读品味其实常常改变。既然如此，是不是经典，又有甚麽关系呢？

相对於所谓经典，我们也许应“出土”非经典佳作。例如叶谁的《一九六四》、张尘因的《言筌集》等，或者更多没有结集的，星散在《蕉风》、《学报》或其他地方的，因年代久远，资料流失，早已湮没……。出土或重探这些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

（原载《南洋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