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修/报道
(洛杉矶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在气温凉爽的洛杉矶举行。不论在座谈会或私下交谈的场景中，今年（2000）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籍中国作家高行健，依旧是众人话题的重心。可以想见，在下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世界的文学焦点都会集中在中文文学，集中在高行健及其著作上。
司马中原：要有自己说话的权利
以《狂风沙》闻名的台湾作家司马中原认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的光荣和安慰。虽然中国大陆认为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带有政治因素，但这不能否定高行健的文学成就。
司马中原说作家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不能因为国家要你说这样你就要这样说，成为国家写作方针的应声虫。作家要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大陆如果不能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原名吴延枚的司马中原说，他们就应该设立一个世界中文文学奖，撇开他们所说的政治因素，只就文学成就，公平的对待来自不同国家/区域，以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不过，司马中原不以为中国大陆可以办到中立与超然。
王润华教授：激励求新求变的作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取代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
他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贵，在于她超然于政治，并注意到边缘地区，非主流的文学生态，如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地。
王润华教授说，好的文学作品不在乎读者的多寡。它可能只有很少的读者，甚至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不受国家认同/欢迎，但不减其文学地位。高行健的《灵山》1990年在台湾联经出版时，卖不到200本。香港的“100强小说”选举，高行健的小说也没有进入100强。今天，高行健就是凭《灵山》这部小说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润华教授也是一位诗人，著有《患病的太阳》、《橡胶树》等多部著作。他认为，高行健的创作不受五四写作传统的影响，作品作多元的思考，技巧求新求变。
王润华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大陆对高行健得奖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高行健得奖的影响，将会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更易显见；对一些求新求变，处于边缘非主流，离散的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赵淑侠：不离开中国就难有成就
近年刚从瑞士迁移到纽约的赵淑侠说，如果高行健不离开中国大陆，他就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和压制。如果他不出来，赵淑侠说，他就无法自由的创作，不能以更新的技巧去尝试不同的可能。
高行健后来的作品更无顾忌，《一个人的圣经》全书写性与政治，写得开放自如。赵淑侠说，如果他还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作品就不大可能出现。
以小说《翡翠戒指》、《赛金花》等闻名的赵淑侠认为，高行健后来的《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成就比《灵山》更高。
赵淑侠说高行健的文字一直往前走，语汇与技巧挥洒自如。他才气高，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
葛浩德：文学里头没有谁是冠军
对于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汉学家葛浩德博士感到非常意外。今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德国报章由于无法得到高行健资料，只能翻译通讯社的简单履历。
高行健的《灵山》曾翻译成德文，但卖得不好，书很快就从书架上消失了。
曾用两年半在台湾学习中文听与讲的葛浩德博士，能讲一口流利而准确的华语。他说，文学里头不能说谁得奖谁就是冠军，谁没得奖，谁就不好。
他也反对文学以主流/非主流之分。他说大家生活背景不同，就能反映出不同的精神面貌，文学才能百花齐放。
葛浩德博士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制度是神秘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评审准则，不过根据以往的情形看来，明年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再颁给以中文写作的作家。
目前在母校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任汉学系讲师的葛浩德博士，有大约50名汉语系学生，并用华语授课。他个人非常欣赏鲁迅与周作人这两兄弟的作品。
王申培：为讨好西方而媚俗
美国波士顿Northeastern 大学王申培教授说，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是颁给法国人，不是中国大陆或台湾本土的中国作家。中国人不需要高兴。
王申培教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除了马悦然懂得中文之外，其他十来位评委只是通过翻译本来阅读《灵山》。他说中文文字的美不容易被翻译出来。他暗示，《灵山》不是因为文字的高明而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相中。
《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多处有性爱描绘，这位电脑科学教授批评高行健为讨好西方而媚俗。
胡郁莉：离开中国是机会
胡郁莉是1990年到法国的中国戏剧家，出版过诗集《黑色河流》及4个剧本，明年春天，她的戏剧《燃烧的太阳》将以法语在巴黎上演，导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林兆华。
胡郁莉很熟悉高行健的作品，与高行健常有往来。她说，高行健写作是先说后写。他先以录音机录音，觉得文句念起来和谐优美，有音乐性，然后才会将它书写成文字。
胡郁莉说，高行健的作品早期具象，后期转内向；常有西化长句，但结构是中国的。他的才华多面，是戏剧的，是小说的，是绘画的。胡郁莉不认同王申培教授的“媚俗”说，她表示，高行健写作并不是为了得奖，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讨好西方。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第二天，即10月13日，胡郁莉去高行健家，看到他一直抽烟，一直流泪。高听到消息，当晚只睡了2个小时。在中国人的期待中一直以来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天突然就掉到了自己的家门前，那种心情该何以形容？——那是中国人一百年的梦，最终却是在法国落实了。
有蒙古与匈牙利血统的胡郁莉指出，百年以来中国作家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并不表示中国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好，只是他们缺乏机会，没有被广泛的注意到而已。她说，如果高行健不离开中国大陆，他也同样没有机会让更多外国人读到他的作品。今天，高行健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瑞典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等多种语文。
韩秀：荣誉和成就都归高行健
韩秀是美中混血儿，在中国住了30年，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出过小说散文集子多本。她是美国公民，但不是美国作家；她用中文写作，却也不是中国作家。她的身分非常尴尬，只能说，她是颇具知名度的中文作家。
1984年，韩秀与丈夫到北京看舞台表演时认识了高行健。听说高行健会说法语，韩秀的美国外交学院教授的丈夫就以法语与高行健交谈。韩秀说高的法语说得很优雅，不是一般的问候吃饭的日常用语。
当时中国戏剧家吴祖光及钟健飞（小说家阿城的父亲）对高行健的剧作都非常欣赏，认为高的作品将传统的话剧和西方的新技巧结合起来。
然而，不久后，高行健的作品却是与批判的文章结集一起成书，作为反面教材来进行批判。
韩秀说，之前很多人不知道高行健，因为他不在副刊写文章。她说，高是寻梦的艺术家，他默默的在戏剧方面从事新的尝试，默默的在小说方面寻找新的写作可能，并以卖水墨画为生，生活过得非常苦。
写过小说《折射》、《生命之歌》的韩秀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美国记者欲采访高行健，却吃了闭门羹；后来通过韩秀帮忙，才争取到两分钟的访问时间。然而，这一访，却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据记者说，高行健的屋子空阔简陋；在受访的过程中，高经常捂住肚子，令记者怀疑他是不是身体有毛病。了解高行健的韩秀表示，高行健生活清贫，在吃方面有一餐没一餐的，可能在接受长达两个小时的访问之前，连早餐和午餐都还没吃呢。她说完不觉哽咽起来，现场很多听众眼圈顿时都红了。
高行健是在政治与经济双重的困境中熬了过来的作家。韩秀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高行健，荣誉是他的，成就也是他的。
（原载南洋商报《新视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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