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

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
/ 张永修


1.杂志里表


在大马，要办一本文学杂志，其实不难。问题是如何去经营一本文学杂志，让她办得有“生命”，有内涵，有“企图”。外在美（包装和编排、设计）对杂志而言，和人一样，不是主体灵魂，其意义在于吸引外来的视线，引起注意，获取好感，教读者非常乐意的掏腰包。一本杂志如果在“内容”与“外表”都能令人称许，那就是一本成功的杂志。


在经营一本杂志时，钱是重要的，有钱就可以延续杂志的寿命。不过，有时寿命的长短并不能直接衡量刊物的存在意义。刊物的价值在于素质的确立。然而，没有雄厚的资金，是否可以办好一本杂志？答案是正面的：金钱和素质没有绝对的关系。由大财团支持的刊物不见得一定会因财雄而质佳，相反的，小本经营的刊物素质也未必就贫瘠。



2.文学杂志与文艺副刊的优劣

在推动文学的发展上，文学杂志和报章文艺副刊，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若比较台湾报章文艺副刊每天一版的篇幅，本地报章文艺副刊的园地实在可说是非常少的。两大报平均每星期见报量是两大版。但若较之文学杂志，则如此的见报率却可说是高的了。因此，若遇上文坛重大事件时，如大型文学奖成绩公布，某作家得大奖，或某作家逝世，报章文艺副刊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推出特辑。由文学杂志来办，就失去时效性。


一些作家不投稿文学杂志，理由是报章文艺副刊每星期都有，见报快。反观文学杂志，若是双月刊，两个月才出版一次，半年刊就得等半年，若本期稿挤，就得等上一年或更久。此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杂志读者没有报章读者多。我敢说有些作家难免虚荣，他们希望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名字见报，见面时听到朋友提起：“噢，你又有文章见报了！”或者“又看到你的名字，写得很勤啊！”不管只是名字被读到还是文章真的被认真拜读，总之没被人忘记，作家的虚荣心已先被满足了一半。


还有，投稿报章，如在星洲日报，作品“可能”有机会被推荐参加比赛。虽然每两年一度被推荐的作者不超过十人，不过至少有机会“可能”得奖。


看起来，文学杂志占尽劣势，投稿文学杂志是作家投稿的最后选择。但报章也有她不足之处。近十年来，国人的阅读口味跟着港台走，简短轻便的文章成了最受欢迎的宠儿。另一方面，报馆也因纸张成本猛涨而缩减纸张数量，走精写精编，短小易读的路线。文艺副刊这个没有广告，不赚钱的版位更不能例外，对于长稿，原则上是尽量少用，或者一概不用。即使以容纳长、中篇为主的小说版，也都转载外国报刊的连载，或刊登由出版社免费提供的小说。本地作家的作品要在此处亮相，如果没有机缘，可不容易。因此，小说家的长、中篇，评论家较学术、较大块头的文学评论，只好转道，另寻出路。


报刊文艺版的编者在策划特辑时，往往得观前顾后，轻装上阵，以符合报馆的编务方针。文学杂志相比之下，有着广大空间，如果编者懂得善用，这片园地，种瓜种果，莳花栽树，大有发挥之余地。



3.谜一般的蕉风编辑团


即使连中国、台湾这两片汉字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不少中文文学刊物或因政治或因经济因素，都不及马来西亚的蕉风“长命”。年龄43的蕉风，创刊初期,哪几个是编辑?谁又任期多久?编辑们人来人往,即使元老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甚至有位前蕉风编辑写文章时把姚拓误为蕉风的创办人。蕉风1955年11月即已创刊，姚拓则是1957年2月才从香港南来新加坡，（注1）由时序的先后上看来，姚拓根本不可能在未到新马之前就已经创立蕉风，姚拓本人也曾经多次誊清他不是创办人。

以前的人可能比较保守，不好出名，或也可能没有向读者交代的概念，所以整本刊物找不到编者大名，负责人是谁也无从知晓，因此后人追述历史时资料出现错误，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方式不符合现代管理的责任承担要求，对作研究者来说也非常不便。

即使创刊14年后的1969年8月，一时传为佳话的202期改革号蕉风，也找不到编委有谁。（注2）直到43年后，蕉风“召聚人”申青（余德宽）在〈忆本刊首届编委〉文章里，才让后来的读者知道：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有：曾铁忱、马俊武（马摩西）、陈振亚、李宏賁（李汝琳）、范经、张海威（方天；兼执行编辑）、丘高明（兼艺术编辑）。（注3）


不过，按照我们对近年蕉风编务运作的情况来了解的话，那些出现在蕉风编辑团里的名字，不一定都参与执行编务，一些只是“名誉编辑”。就如顾问团里的顾问，有些仅是具备了某种象征意义而已。第一个在版权页标明主编/执行编辑的人，应该是张瑞星（张锦忠）。我们后来在张锦忠〈那些旧事，无端的〉文中略略知道，他曾两度在蕉风。第二次离开是哪一年却没有提起。（注4）梅淑贞在〈雨打芭蕉风亦寒〉访问稿中提到她真正接手蕉风是从1983年5月至1985年4月（注5），不过，早在1971、1972年，梅淑贞的名字已经作为“编辑人”出现。


资料的不齐全或完全阙如，是作研究的一大阻碍。若当事人也讲不清，他人更难说分明。而记忆，也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研究者只好以智慧来判断虚虚实实，呈现最可能的真实。

蕉风1955年11月10日创刊，1999年1-2月号停刊，前后43年。创办人是余德宽（申青）等。（注6）之后编辑来去无数，很多在幕后默默耕耘，然后蒸发得无影无踪。牧羚奴和李苍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把蕉风引到现代主义的最前线。许友彬却会感觉遗憾，因为蕉风在他的手上由月刊变成双月刊。最无奈的，该数林春美，因为蕉风在她手上休刊。


在大马，除了报章文艺副刊，作为一份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在推动文学发展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她骤然休刊，更让我们觉得有回头审视其各个时期的风格特色之必要。由于时间久远，一些资料模糊不齐，因此这篇论文就从时间上最近最清晰，资料最齐全的末代蕉风谈起。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探讨不同的编辑时期。



4.末代编辑时期的特点

末任编辑林春美，槟城人，6字辈，马大中文系硕士，目前为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1992年编过马大中文系学生合集《钟情11》，1994年出版散文集《给古人写信》。她在蕉风的任期由1998年1-2月号482期开始至次年1-2月号488期，前后共编了7期。


用4个月筹备的革新号482蕉风，21/2/1998在吉隆坡大将书行举行改革发布会“艳阳蕉风”，新蕉风的厚度由60页新闻纸改为80页白纸（7期里，3期超过80页）（注7），封面改用比较厚的卡纸。此次改版一般来说是获得了读者的正面反应，作者曹伟说：蕉风“终于有‘书’的样子了！……终可大大方方的塞进书橱里了！”（注8）中国教授王振科看了483、484期的蕉风，吃了一惊，他发现蕉风“经过一番精心的‘包装’，从内容到形式，从栏目的调整到封面的装幀设计都焕然一新。”（注9）这些改变使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编者的工作，不只是选稿看稿改稿校对排版设计罢了。我在〈历史的大河从我们身后涌来〉提到：把编辑“当成一份工作，摸熟了，熟能生巧，谁都能把它编出一个样子来。但好的编辑的定义，不是把手上的工作没有差错的编排出来、编得突出具美感，或得几个编辑奖就是了。”（注10）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要有很清晰的理念。你要你的杂志（或副刊）是怎样的一种杂志（副刊）。你要哪类稿件，你要你的对象是哪些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哪里。你能起着怎样的作用。林春美在8月传给我的电邮说：“编者掌握了媒体，所以更要对我们的文学负责。我想编者其实可以引导他的读者们更早进入另一个更开阔的境地。”林春美在开始接编蕉风时还有一些犹豫，不过，在自己摸索一番之后，她开始“狂想”“还有什么可以做”--做别人未做的--如“寻找诗人游戏”。


林春美了解到报章文艺副刊的极限，也看到文学杂志可为之处。在筹备第一期（482期）的时候，她就碰上黄锦树在国际文学研讨会上引发的“文学与道德/道义”论争。其实作为一个“家事清白，没有文坛恩怨”（注11）的编者，若要继续讨好各家，最聪明的方法是“无为”：静观各派人马在《言论版》上剑拔弩张；但若要厘清技术上与观念上的错乱，就不能坐视不理。林春美在研讨会后抓住从台湾回来的黄锦树及在美国念博士学位的林建国，作了长达10页，近一万字的访问。同期，她还邀约到名报人张景云就以上课题作评述。面对纷纷攘攘的文字攻势，有人煽风点火有人隔岸旁观。作为一个编者，林春美认为不应该“镇压异议”（注12），于是她设立“文学异见”栏目，想让它作为文学的言论版。所刊出四期里，得稿4篇及翻译1篇，（注13 ）作者5人，各抒己见，可惜得不到其他读者的回应。可能，炙热的话题都等不及双月刊，纷纷投到报刊去了。可是蕉风里的“异见”，如文学研究与道义问题、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等，却是经得起、也应该要慢慢思索的－－这种“慢慢”，更切合以杂志而非报章的方式承载。


在对文学进行“欣赏”的同时，也给“思索”拨出一定的篇幅，这是末代蕉风的特色之一。这一时期的蕉风相当注重文学评论/论述，所刊登的评论文章占的比例相对于一般刊物可说是大的。在作家特辑里，评论与有关作家的创作几乎可谓“等量齐观”－－若说创作是作家自我表现的管道，是他们自我完成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文学杂志这个宽广的舞台上，评论就是照射主角的灯光，它让作家的作品在最适当的光线照耀下闪现出作家内里的光辉，同时，也可以鼓励作家继续自我追求更高的境界－－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评论在这类特辑里所占的比重是必要的。


末代蕉风里将不同性质的论述文章归类的栏目也相当丰富。除了上述的“文学异见”之外，尚有评析本地作品的“文本马华”，以及评介他山之石的“文学外景”。“文本马华”只刊过两期，得稿2篇。“文学外景”推出4期，得稿5篇：除了鲁枢元、陈鹏翔各占一篇，黄锦树占3篇。马华文坛向来是评论匮乏的，评论者名单的略嫌单调暴露了这个现象。有鉴于此，“文学批评之必要”专辑的推出更有其迫切性。


在486期，编者以30页的篇幅推出了“文学评论专辑”。这一特辑，除了访问了2位近期写得勤的年轻评论者张光达和刘育龙，谈他俩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要求，也邀得7位从事文学批评者发表各自的主张。有的肯定了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马华文学的重要性，有的要求批评与鉴赏专业性，有的呼吁探险式的鉴赏作品，有的评介同行的表现，有的对侨民心态残遗/左翼政治意识影响下的批评方式提出不满，有的对两方三面开刀，既反左派现实主义，也不赞同以黄锦树为代表的激进的学术派，同时也对刘育龙提议魔幻写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不以为然，更有的不把文学评论当一回事。各家争鸣，意见纷陈，总比“一言堂”来得有生气。


除了评论，诗是文学领域的另一种小众读物。484期的“诗专号”却收录44位诗人的84首诗（组诗当一首计）。这庞然气势，难见于报刊，杂志却有这个长处，尽收于一册，而且方便收存。本期增加页数至96页，除了诗展，编者也特约不同诗社社员介绍本地存在（过）的诗社，这些诗社是：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金石诗社、第六步诗坊和魔鬼俱乐部。编者还特别开设了“诗掌故”一栏，邀请所谓“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作者白垚回溯他那首诗的生产过程，回应了1997年底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关于《麻河静立》是不是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辩争。另外，每期必不可少的评论则以诗的评论出现，评论的重点是近几年来逐渐引起关注的中国性的课题。在这个专号里，最教人惊喜的是“寻找诗人有奖游戏”，这是一项创举。编者先将16首诗的作者隐去，以编号替代，让读者看诗“寻找诗人”。其目的有三：1.让诗人藉“失踪”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2.考验读者对诗人语言/风格的了解程度。3.使诗的阅读充满挑战与乐趣。（注14）让人感兴趣的是：看诗还可以赢奖：奖品包括现金（总值）900零吉，书券（总值）900零吉。经济状况向来都不佳的蕉风当然没有能力再负担这笔奖金，但是“游戏”若少了奖金似乎就缺了几分乐趣，所以编者就用了最一般的办法来两全其美：找赞助。我们可以发现484至486期开始有电脑公司与书局的广告出现，这些广告接连几页出现在版面的下端，占约四分之一的面积。据了解，那些广告是蕉风对这次游戏奖金奖品赞助商的回报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广告的出现也指引了一个可能：蕉风其实可以招徕广告以减轻出版经费。这一点《学报》以前也曾经做过。不过，广告招徕的工作当然需要专门的人手，而且蕉风的印刷量与发行量是不是能够吸引商家也一个问题。

为了配合484期“诗专号”的推出，蕉风与大将书行在6月6日国际诗人节当晚联办了一个叫“诗乐园”的活动。上半场“有静态的诗稿展览、动态的诗演绎。”下半场“在大将书行门外短街，有不留痕迹的笑闹起哄、白纸黑字的‘接力诗’〈裸朗〉。”诗长11行的〈裸朗〉是由12位诗人合作而成。编者在485期封底的〈裸朗〉诗末一句句的注脚把当时的情景再呈现一次。（注15）还有当晚的活动画页及其生动的图解，让没能参与其盛的人也有身在其中之感。而“成绩揭晓”也有别与他人，编者除了公布编号诗作与诗人之外，还列出诗人照片、年龄与诗龄、出版诗集及代表作。这些小档案的配合，让诗人有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感觉。另外，编者还写了一篇《寻找诗人游戏成绩解读》，就读者对诗人语言风格的熟悉程度进行分析；在公布得奖名单之余有这么一篇“解读”，“寻找诗人游戏”于是就变得不单单是游戏那么简单。编者在“诗专号”及“寻找诗人”的种种大阵仗铺排，似乎是在唤起人们对越来越没有商业价值的“诗人行业”的关注，试图掀起某种风潮而作出努力。


末代蕉风的另一个特色是：从改版后的第二期开始，每期都推出一个专辑，有关专辑通常占全本刊物的三分一或更多的篇幅。除了上述以文类为重心的专辑（专号）之外，还有几期是以作家或作家群为重心的。在483和487期，编者分别制作了两为资深作家的特辑：梁放专辑厚达45页，包含作家简介、得奖记录、近照、书影、3篇作家散文近作、1篇访谈、3篇评论。评论者为：何乃健、刘育龙、林建国。雨川的专辑则有38页，除了作家简介、著作表、手迹、近照之外，也有1篇访问、4篇小说、3篇评论。评论人为：菊凡、黄锦树、庄华兴。如此总字数三、四万的作家专辑，报章文艺副刊是无法、或不会办的。这两个专辑，制作周全，对退休后仍孜孜不倦从事创作的雨川及东马作家梁放都是一种肯定。可惜以小说见长的梁放竟无法在他的个人专辑里交出小说，为美中之不足。


“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一向是被华文文坛忽略的族类，485期的焦点就落在他们身上。此特辑请了曾获1988/89年’马来西亚文学奖的碧澄概括的介绍擅用马来文写作的华裔作者。从事马来文及华文双语写作的庄华兴访问诗人 Lim Swee Tin 、硕士论文研究马来文坛华裔小说家的祝家丰评述小说家Jong Chian Lai 的作品。另外还有Lim Swee Tin和Jong Chian Lai 两位作家的作品翻译，共占31页。

最后一期蕉风的主题人物是一群新秀作家群，这当然是“纯属巧合”的事，但在编者的诠释下却别具了一番意义，她在该期的编辑室报告里说：“43岁的蕉风在年轻而难免叛逆的新生代特辑中（暂时）结束，未尝不隐喻着另一种希望的开始。”（注16）其实，在482期改版、蕉风进入她的“末代”之初，编者对于新人文章的处理已显示了她对新人重视的态度。栏目取名“新人馆”，意义已大不同于“新叶篇”、“青葱”之类，点出编者更注重的不是“后起之秀”的“后起”，而是“秀”；所选用的一些新人之前甚至不曾在两大报文艺版亮过相。这7期的蕉风也不再采取像早期只刊登新人三五百字的短文、并把它们同挤在一个版的作法，而是在版位上给予他们与“旧人”同样的空间。最后一期专辑“X X 航线－－孤舟神话”刊登了工大十位后起之秀21篇不同文类的作品，一篇有关这一组织的介绍，一篇组员访问，同时还请了周锦聪、刘育龙、张光达针对这批新人作品作了批评。这个专辑占了33页，约全书四分一的篇幅；但是同期的“新人馆”并没有因此被“牺牲”掉。回顾7期末代蕉风，出现在“新人馆”里的作者有：

房斯倪、刘富良（富良）、许通元、莫泽明、曹伟、李颂义、黄淑莉、阿耶、路加、英卡、翁弦尉、林健文、张玮栩、周擎宇、柴可夫、张惠凤、陈思铭、洁翎（李洁翎）、惠婉、阿达、章昕、黄俊麟、杨嘉仁、葛格、刘汉、小健、王伟基、阿租、曾翎龙、巫勤香。这不包括484期诗专号新人、488期孤舟神话工大成员(部分已出现在“新人馆”）



5.作者群像

有人说，有怎样的编者，就有怎样的刊物。编者是一道把关，只有通得过编者这一关，你的文章才能有机会见天日。因此，从文章的取舍，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个编者的口味和尺度。

末代蕉风除了特辑里的邀约文稿、忆旧怀人的文章，其作者来稿可归纳为：评论、创作（包括新人的）。评论前面谈过，这里不再赘述。从创作者名单来看，沉寂已久的，以〈猫恋〉闻名的鞠药如、当年以“左手人”写诗的黄远雄、移居美国的前《学报》总编辑杨际光，开始归队，重新写作。其他较常出现的作者有：雨川、黄锦树、辛金顺、邱琲钧、李笙、张光达、林惠洲、小曼、张永修、李敬德、宋飞龙、廖宏强、翁弦尉、林健文、房斯倪、张玮栩等等。末代蕉风里的作者的创作手法从写实到现代到后现代兼而有之，举484期《诗专号》为例，同期即有比较传统写实如李寿章的〈农夫〉（页48），也有形式上比较前卫如张玮栩（即诗人编号7）的〈1997年生活曲线图〉（页60）的图象诗。从编者对这些文学路数各异的作品采取兼容并蓄的作法看来，末代蕉风并没有走同人杂志的路线的倾向。


在内容方面，蕉风和所有本地的报章或杂志一样，都有所谓“敏感课题”的禁地。一般上，杂志在财力与“势力”上不如报馆，挑战禁忌极容易威胁到自身的出版命运；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杂志－－尤其是小规模的杂志－－因为不如大众传媒一般能引起广泛效应，因此在有关当局眼里就不显得那么“碍眼”，反而就多了一线自由的空间。末代蕉风对于政治与情色课题的书写作了一点小小的开放，如郑云城的〈九八政治记事（上集）〉（484蕉风，封底内页）及〈九八政治记事（下集）〉（488蕉风，封底内页）、李笙〈单人床〉（486蕉风，页34）及黄俊麟〈情色小说之写作〉（486蕉风，页56-60）。

末代与其之前几年的蕉风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在于对作者的筛选上，几乎都是马华作家的作品。



6.版面构成


在版面上的有机构设，是末代蕉风在美术编排方面的最主要特色。在这7期的蕉风里，插图不是无意义的补白，封面也不仅仅是“书皮”，而是能诉诸主题的视觉效果，与文字共同构成书的“整体”。例如，485期特辑的主题是“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编者就选择了具马来文化色彩的纱笼来表达。封面纱笼艳丽夺目，封底的则飞舞飘扬，很有裸裎的意象；编者把〈裸朗〉这首诗安排在封底，不仅突现了“诗乐园”聚会上12位诗人集体创作的别致性，而且也藉纱笼飘飘把“裸”的意象表现出来了。另外，内页的专辑一致配以胡德馨洋溢着南洋风味的版画，更增添了本期的“马来”情调。纱笼系列之外，484期黄华安的刑天系列摄影也非常独特：黑色背景，无头弓背，探出一只手掌，很能衬托“诗专号”充满想象的空间及“寻找诗人”的探索意味。封底盛开的手掌及封底内页隐喻政治变形的身手，教人联想翩翩，仿佛掩卷后就能写诗。486期“文学批评之必要”整个特辑都是长满尖刺的各类型的仙人掌。488期休刊号的封面就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告别：两旁暗红的布幕掩起，台上连衣也没有的人向读者跪着，两手向上微张，中文字一个个从他的身上流散开去。编者选择放在末期封底的黄远雄的诗〈文字同行〉也与封面的感情相呼应：“笔握在手中，时间就在你侧身/文字摊开/另一匹/未志归期的旅程”，结尾数言，与“休刊号”似乎有互为渲染的作用。


482至487期蕉风的封面内页是不同造型的芭蕉摄影，这一系列特约李丽娟拍摄的主题摄影，是末代蕉风在视觉美感方面树立自我形象的一个表现。然而，这些芭蕉造型并不是作为跟整本杂志毫无关系的沙龙画页来展示，它是“蕉风”的形象，同时也是每期文章目录的背景－－每一期的目录，在视觉上是印在这些芭蕉叶上的。休刊号的目录一改前6期以芭蕉叶为摄影主角的惯例，取而替之的是落尽叶子，伸着秃枝问天的枯树，它以萧索的气象，哀惋43岁蕉风的命运。

封面规划的设计，别出心裁，摄影作品位置偏右，以致左右两边色块大小不一。右边的那条垂直细线，常令印刷商/读者误以为编者搞错的多余的东西。印刷商甚至误裁线条、砍错对角线、或“好心”把细线加粗。（注17）内页的版面构成大方得体，空间掌握得宜，诗页及“新人馆”的插图运用尤其活拨大胆（此“大胆”指“不传统/不保守”），如488期〈失落的天使恋城〉的版面构成（页28-29），486期〈单人床〉的性感插图（页34）。林春美的版面细腻多变，484期“诗专号”与488期“休刊号”整体而言，是版面最活的两期。特别是前者，用心的资深编辑都会暗地里发出赞叹。



7.为什么要有《少年蕉风》？

蕉风这本不赚钱的文艺刊物，出一期赔一期。据姚拓透露，蕉风“在1955年开始时，每期亏损约为马币一千五百元，以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到现在每期亏损六千元左右。”（注18）许友彬在〈蕉风六记〉则指出说“不止这个数目”，因为还有一些义务的人力，如订户、代理、帐目、稿费、手续、打杂、打字等，没有算在内。他认为蕉风享有这些便利还有赖于友联：“那时侯，姚（拓）先生仍是（友联）董事。他是蕉风的靠山，有了这座靠山，我可以‘滥用权力’、‘假公济私’，甚至在蕉风出版当日叫（友联的）同事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优先处理蕉风。”（注19） 既然如此辛苦经营，为什么还要多出一本刊物《少年蕉风》？这样不是百上加斤，要赔得更多吗？


后期蕉风的订户，据林春美在受访时透露，改版之前仅有160人左右，休刊前则已增至300人。（注20）虽然说一本刊物的素质与行销数字没有关系，不过，订户/销售数目一直下坠，或增长幅度不大，停留不前，老板准是不会高兴的。一直不赚钱，或一直亏本，接下来的危机很可能就是“停刊/休刊”。

为了扩大蕉风的读者群，让蕉风有“接班”读者及“接班”作者，并向新一代年轻一辈“推介”纯文学，就需要有年轻人能亲近的读物。因此，《少年蕉风》扮演着“带引”的角色。


482期改版之后，《少年蕉风》以随蕉风附送的形式出现。《少年蕉风》面积比32开略窄，扣除封面封底30页。内容分为：1.特约作家写给少年看的文章，2.提供少年写作的园地，3.指导少年写诗，互动交流的场所。“新写作时代”栏目里的少年来稿，从483少年蕉风起，篇幅有明显的增加，特约作家写给少年看的稿就相应的减少。在有限的空间里，以上发展是健康的。后来，也有少年作者在“耍什么把戏”栏目里谈电影谈作家谈文学。而编者在“本期少年蕉风有什么”和文末亮着灯泡的旁白，趣味横生，很讨人喜爱，容易拉近与年读者的距离。

《少年蕉风》毕竟是本附属的刊物，不是主角，限于篇幅（30页）和人力（一人两手包办两本刊物大大小小的事物），她虽然可爱，却没有能力与《椰子屋》、《学海》等纯青少年刊物比较。《少年蕉风》要有所发展，就必须独立，要有专职的编辑个别负责。

　　　

8.蕉风停刊前后


蕉风休刊是不是单纯的只是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呢？我们都知道，蕉风这四十多年来都不可能赚钱。蕉风休刊启事说：“蕉风每期亏损的款项，一向都由吉隆坡的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担。……友联公司的朋友们，本诸‘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把从其他业务赚得的利润，用来作为出版蕉风的补贴。……但自1990年马印公司（友联的子公司）结束印刷业务后，蕉风的印刷交由外厂承接，印刷费的逐渐提高，蕉风的支出无形中也就增加了许多。不过，友联公司的朋友们仍然承担了蕉风的一切费用。”过后，“友联公司属下的多种业务，逐渐已交由年轻的新一代去负责管理。”（注21）友联公司终于易手，新的负责人不愿再承担蕉风的任何经费，蕉风顿失支柱。姚拓曾一度打算拿出他的退休金若干作为蕉风继续出版的经费，白垚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回来，盛意拳拳也打算捐出若干支持蕉风。从林春美最后一期的编辑室报告看来，蕉风休刊的决议不是一下子就达致的，姚拓显然经过几番心理挣扎，（注22）也可能跟前友联董事们再作过几次协调，而白垚越洋的盛意在这方面应该起过一些作用。不过后来几个“老蕉风”基于不争朝夕，但求永存之看法，建议采取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先断绝了这段短期间的经费烦恼，全力筹备成立一个“蕉风出版基金会”，所以劝姚拓不妨先让蕉风休刊，休养生息，以重振旗鼓（注23）。蕉风终于撑不过本世纪。


前文我曾提到，办杂志，钱是重要的，不过资金不雄厚也能办好一本刊物。1986年，一批十来二十出头的文艺营文友，合资出版合集《青色的冲激》（朋友出版社，1986）及《成长中的6字辈》（朋友出版社，1986），之后把周转来的钱，以泽吟丛书的名义继续出版单行本，从1986至1993八年的时间，共出版文集16本，平均每年出办两本。（注24）这样的表现，可供本地刊物负责人参考。


因此，我一直纳闷，蕉风何必休刊？休刊之后再复刊，元气必将大伤，订户和作者是否还和以往一样有信心，还是一个疑问。


为长远之计，成立“蕉风出版基金会”是当务之急。如果姚拓与白垚都能先带头捐出他们认捐的数万零吉，然后登高一呼，相信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前蕉风编辑陈瑞献便说：“友联对蕉风必须负起道义与文化上的责任。假如要为蕉风筹募基金，友联也必须先拿出钱来，别人才能一起出钱。”（注25）陈瑞献提到的“友联”应该是指“前友联的董事们”。


“蕉风编委会编辑和顾问们”在“暂时休刊启事”提到：“预定计划中，大约在1999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蕉风将再次和读者见面。”到今天本论文写作之时，蕉风休刊已逾半年，年尾已近，可是有关筹备“蕉风出版基金会”的事却迟迟未有听闻。


蕉风复刊，有赖于基金会的成立。而基金会的成立，有赖于前友联老董事们、姚拓、白垚等登高号召。我们希望在人们还没淡忘蕉风这回事之前，有关基金筹募的委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我们在等待一个尽管“未志归期”，但最终会回来的老朋友。


03/8/1999初稿
29/8/1999脱稿



注：

1.详见申青〈忆本刊首届编委〉，483蕉风，1998，页86。

2.不过从203期起，开始有了“编辑人”名单，依序为：姚拓、牧羚奴（陈瑞献）、李苍（李有成）、白垚（刘戈）4人。数年过后的一些蕉风“编辑人”又再次失踪，如1972部分、1973、1976、1977等。

3.申青〈忆本刊首届编委〉483蕉风，1998，页84-85。文中的“召集人”应指“创办人”。

4.488蕉风，1999，页4-5。

5.详见张永修〈雨打芭蕉风亦寒〉（上），《南洋文艺》，24/8/1999

6.白垚在〈蕉风旧事 学报当年〉（482蕉风，页15）提到彭子敦为“蕉风的创刊编辑”之一。“创刊编辑”是不是指创办人？还是指“创刊期间的编辑”？有一说法指彭也是蕉风创办人。不过申青在〈忆本刊首届编委〉（483蕉风，1998，页84-85）名单里没“彭子敦”。作者忽略了或是记忆混乱了，后人不容易知道。

7.这3期分别是：483期88页，484期96页，488期120页，

8.见曹伟来函，483蕉风，页88。

9.见王振科〈喜见蕉风换新颜〉，486蕉风，页3。

10.此文为由我和张光达主编的一本90年代文学论争文集的跋，稿于1998年5月，此书出版一直因事被耽误，顺利的话，2000年或会面市。

11.张永修〈雨打芭蕉风亦寒〉（上），《南洋文艺》，24/8/1999

12.见“编辑室报告”，482蕉风，页1。

　　13.482期：2篇，483期：1篇（翻译），484期：1篇，488期：1篇。

14.见“寻找诗人有奖游戏”目的，484蕉风，页3。

15.〈裸朗〉的12位诗人是：叶啸、李宗舜、郑云城、小曼、周若鹏、傅承得、何乃健、刘育龙、庄若、吕育陶、张光达和林健文。由傅兴汉出题。全诗与创作过程由林春美叙述，刊于485期封底。

16.488蕉风，页1。

17.482、483：细线加粗、对角线有误；488：直线下端误裁。

18.488蕉风，页2。

19.488蕉风，页7。

20.参见梅淑贞、许友彬、林春美对订户与刊物素质的看法。张永修〈雨打芭蕉风亦寒〉（下），《南洋文艺》，27/8/1999。

21.488蕉风，页2、3。

22.见林春美〈我在蕉风休刊的最后日子〉，488蕉风，页1。

23.详细情形可参许友彬〈蕉风六记〉，488蕉风，页6-7。

24.关于从朋友出版社到泽吟的出版情况，可参见潘碧华〈行吟泽畔路漫漫〉，《我会在长城上想起你》，长风出版社，1998，页12-13。

25.张永修〈古楼见瑞献〉，南洋文艺，23/7/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