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旧臣终老南洋

摄影：张永修

星洲旧臣终老南洋

张景云

《东方文荟》第101期（2007年4月8日），刘敬文有一篇“编辑手记”，有几句话说，“张生在《南洋商报》当总主笔时，于1994年底首辟星期天论坛，堪说是文化观念的领航者。”这里所说的事，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我自己从未说过这些话，很可能是朋友之间以讹传讹，而我本人又时常舌头打结，在这之前我也只曾读过一次这样的误传，不知要向谁人澄清才是。

这一回面对《文荟》读者，我是应该把事情说清楚的。刘文所说的首辟星期天论坛和文化观念领航，功劳应归王锦发，这是我多年来心里的定论；近年有机会回想，觉得还应该归功于当年任南洋报业董事经理的邓汉昌。

今天在报界，知道有王锦发其人的新闻工作者已越来越少，我在这里给他说几句话，他在世时毕竟也为马华文教事业做了一些实事，应该不会浪费读者的时间。思绪紊乱，最好从初识说起。1984年我被破格擢升为《南洋商报》主笔，不久之后就躬逢马华公会陈梁党争，有人出来组织华文报刊评论人不定期聚谈，和拜会聆取党争双方的汇报（记忆中只有跟陈群川吃过一次饭），这当然是陈派的隐性宣传招数，而我就是在这样的场合结识王锦发。

记得当年《星洲日报》的同道还有一个黄友，他们都是领专题作者的职衔执笔写社论，都说人力很紧绌，这也不足为奇，那时南洋业务一枝独秀，《星洲》落后于《南洋》（不是一个马鼻，而是一两个马身），老板当然要想办法榨尽人力。“茅草行动”过后，《星洲》复刊时，王锦发和黄友都被阻挡回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复刊后有一段大约两年时期，《星洲》没有设主笔职位，社论请外人以件计酬供稿，也算是华文报史上小小的创举。曾给《星洲》撰写社论的外人包括张灿泉、郭孝谦、钟伯煊等。）

还是在1980年代中期，第一大报的《南洋商报》老板们有意扩展业务，扩大报业版图，于是把眼光投向半个世纪以来的宿敌《星洲日报》，与对方谈判收购条件。那时我有几次跟锦发（那时他还在《星洲》）晤谈，我们都对收购后的局面感到隐忧；那时华社对公民权利受到侵蚀的不满日益高涨，二大报合并之后，若是主导权失陷，华社将没有了异议的第二个声音，我们都觉得这种局面应该尽量避免。

锦发平时讲话偶尔会亢贲，脸孔涨得通红，但说到这个问题，他总是压低声线，仿佛生怕被身边闲人听到。当然后来收购不成，报界传说当时议价，只差一百万零吉之数，孰料这一役之后，华文报生态遂三五年一变，越变越伊于胡底，今天就只能用险恶来形容了，锦发若仍健在，不知会作何感想。

锦发原在《星洲日报》，后来怎么会流落《南洋商报》，此事应该从“茅草行动”说起。在那次大扫荡中，《星洲日报》被马哈迪政府封禁，待到开门复刊时，股权已经落入张晓卿手里，停刊时投闲置散的职员，有不少人（很多是编采部门的人）要重回原职却被“挡驾”，这就是后来一宗被撤职员工追讨应得利益拖沓逾十年的官司的缘由。锦发有段时期跑到巴生去做“不是人做的”独中校长，后来或之前还做过其他什么事，然后就循着南大——福建帮这条线进了《南洋商报》，这已是1992年的事了。

那时《南洋商报》主笔没有空缺（早期主笔职情怳皆如此，只有到我任总主笔时，主笔空缺总不让填补，害我辛苦了几年），锦发只好屈就专题作者，但他写时事评论，却不用原名发表（用的是笔名郑重）；何以如此呢，我后来从国忠所说的“复杂”这两字揣摩到他的心理。首先是他的社会关系复杂，又是南大校友，又是福建帮老板，又是左派渊源，又是董教总，又是（在“打入国阵纠正国阵”之后）民政党，他对郭洙镇真是钦佩得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总之复杂就是了；外面的复杂自然影响到心理，写起评论文章来就不能畅所欲言，文章见报不知会接到多少电话（在马来西亚，你以为只有内政部的 paper pushers 们才是脸皮奇薄随时敏感吗？），于是索性用笔名算了。

在社会关系上我真是愧不如他，这个弱点也变成我的优点，对身后贴着一道权势阴影的人，我总是报以白眼，所以一直都能保持旧派读书人的（人说乡愿！）本色；我的做法很简单，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的尊称，你我今生后世也就平等了，平等到好像双方都赤裸裸站在阎罗王面前那样。当国忠跟我评说“复杂”时，我们都为这个朋友感到担忧，因为他本质上毕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是经不起太“复杂”的冲击的。

后来锦发怎样做了总主笔，这事也得兜个圈子来说：因为《南洋商报》是个老字号，老店里人事总有些情况是要“论资排位”。当年总主笔是张木钦，他本来是好端端一个总编辑，称呼他“潮州才子”的那人把他排挤了下来，适好马华把《通报》脱手给新协利集团，马华控制《通报》十年，也足足亏蚀了十年，新协利何以要接手这烂摊子且不说他，即接了手当然就得想办法振兴业务，于是就找到张木钦，礼聘为编务董事，这样就有“南洋三张”移栖《新通报》的事。

我事后忆述此事，总是说我跟着木钦、悄凌过《新通报》，没什么大道理，悄凌说景云景云我们一起过去，我就跟着过去了。我这人就是这么简单。呈上辞职信后，邓汉昌召见（他那时还只是总经理），内定我任总主笔劝我留下，编辑部高层都传说此事；一回在食堂跟何谨同桌，他说景云你有什么理由要走，想想看，同样是总主笔，《南洋商报》的和《新通报》的并排站在街边，你道人家会看到哪一个？我当然驳不倒这条道理，然而还是去了《新通报》，去做透明总主笔，这是1993年7月的事。一年又两个月后，《新通报》的业主说不玩了，这家被政客玩惨了的一家好好的报馆，一份原本走普及路线、销量傲人的报纸，就这样遇人不淑无疾而终。

老板宣布停刊当天，《南洋》那边就有电话来约我们三人吃晚饭，来的人是总经理林忠强教授（邓汉昌其时已升任董事经理）和副总编辑陈喜忠，这样我又回到《南洋》老巢去吃回头草——张木钦和悄凌何以没有回《南洋》，这故事应该留给当事人自己去说。在《新通报》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南洋》已从孟沙区惹兰良旧址迁入 Kelana Jaya的美仑美奂新厂房，我回去上班前先去见过邓汉昌，那时总编辑还在新旧交替，他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很solid的人。这时锦发也刚升任总主笔。

乔迁后的《南洋商报》（母公司南洋报业已收购《中国报》而集团化），新人新厂新气象，仿佛士气高昂，实则很多败象已露（我们在孟沙旧厂时早已见到），好景倒像是回光返照了。这时言论和专题合并为一组，锦发主管，占用办公楼三楼额头部位，人称龙头地，玻璃窗外就是一片高尔夫球场，而这组规模之宏大、人材之鼎盛，不仅一时无两，今天看来也确是空前。

想像看，总主笔领导一支超过十人的报馆内最优秀的健笔，专题作者六人（记得有郑韵穆、黄润妹等），主笔三人（两位专写社论，我编言论版），一名高级编辑，总主笔身边还有一位马大中文系毕业的陈韵宁担任秘书，用俗气一点的说法，这是何等风光。

风光的不仅是人力编制，总主笔所控制的报纸资源如版位也历来仅见，言论版和社论栏之外，还向新闻版供应专题特写，而星期天的南洋论坛也是在这个时期推出，论坛的几个版是由我和那位高编负责，我就是在此时定期写“云无心，水长东”专栏。

此外，总主笔还负责主持“南洋商报丛书”的计划，编委包括副刊主任陈和锦；我这个编委只被通知开过一次编辑会议，大概意见太多，从此以后丛书仿佛就与我无关似的，也没接到通知说我已被除名。不过丛书还是出了几个系列，后来不知何故就没了下文，据说馆方拨出的财务预算还剩一大笔没有用到。这套新的南洋丛书，是过去三十年华文报馆推出的最可观的一套出版物，所以我前文说邓汉昌这个功劳应该受到肯定。

这个主笔专题组后来就大大的萎缩了，龙头地腾出来让给从二楼搬上来的副刊组，两位专写社论的主笔退休后就没再填补，有些专题作者被调回采访组，剩下的几个人得搬去采访组一个角落的小房间；锦发病逝后不久，1998年初有一批《星洲日报》的人（据说都是刘先生手下败将）过来接管编辑部，我一声不响跑到香港去发了七天脾气，回来担任总主笔时就是这样一个凋零景况。锦发病重那段日子，我俩并排坐在两列桌子后面，天天看着他消瘦下去，最后几乎只剩下皮包骨，但他还是尽可能照常上班，算稿费的廖女士来谈事情，他还很豁达的说自己要死了的笑话；到最后不能上班了，报馆同事上门去探望，他总是坚持不见，最后再见已是出殡之日，我和张永新跟在大夥人后面送他最后一程。他身后也够寂寞，只有刘再复从美国寄来一篇悼文，早几年刘和李泽厚等来吉隆坡开研讨会，李刘的“告别革命”对谈让锦发取得发表权，原稿交给我发在言论版排日连载，当年算是文化界一盛事。

“王锦发？王锦发是谁？”今天会有很多年轻文化人（包括报人）这样问，再过十年八年，王锦发的记忆就会被无情的岁月淹没，所以我得抓紧时机留下几行文字。

《东方日报·东方文荟》第104期，2007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