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1日星期四

我的编写日子



张永修

1.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则地方新闻,我读后耿耿于怀,至今难忘。

新闻说,一对情侣在八打灵情人圣地嘉星山车里谈情,不知何故被警方开枪,伤者为一名医生。之后没有后续报道,读者只知某时某地曾经发生过这一起伤人事件,“不知何故”,没有前因后果,没有真相,让人如鲠在喉。当然还有很多类似大大小小的新闻,记者都不会给予答案。后来我将嘉星山枪伤事件写成了小说,自圆其说。

我在台湾政治大学上林元辉老师的报道文学课时,总是好奇老师所报道的当事人事后如何,甚至怀疑报道文学的作用。比如素人画家洪通的作品曝光后他困顿的生活获得改善了吗?演员谷明伦坠楼之后的所谓的“真相”是真相吗?……. 这些没有答案的新闻,如马航班机MH370 在2014年某天离奇失踪,下落成谜那样,至今没有答案。

民间还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生,媒体如电台、电视台、报章的有限篇幅,不能(或没有)报道,因为事件没有什么亮点,没有造成轰动的元素,而得不到关注,进而蒸发消失,如同不曾发生。某些新闻“有幸”被报道了,后续如何,通常也没有大人物或相关机构跟进,让有关事件得到妥善的处理,或阻止类似事件继续发生。那种无力感,对当事人或其家属,感受尤为深刻。在现实世界,英雄和强人都没有出现。报人和作家,也只能恪守本分,各司其职。写新闻的,继续报道表象;把关的编辑,大刀阔斧删改敏感字句,或制造耸动的标题来博取关注;写诗的,嘲笑影射;写小说的,虚构幻想。

我的写作题材,源自现实生活;但显现在文字上的,则是生活的变形。

2.

我的青壮年近乎是在报社编辑部度过的。1980年代,编辑部的外来干预相当明显,那时连“警察贪污”、“校长抽佣”等这些事物都不能在文章中提及或批评。早年还有报社主笔因社论涉险入狱,后来还有报社涉及敏感课题而被令停刊。经验教会作为编辑的我们自我设限,防自己也防作者踩敏感红线,遇到相关课题,稿件得格外小心处理,或修饰裁剪,或干脆不用。遭政治部点名的违规者,被调部门,三年不得加薪。我的经验则是因为 “没有过滤好”作者来稿,刊登了涉及政治敏感的小说,而接获报馆内部警告,算是小事了。这些种种限制,是否导致马华文学如盆栽那样无法长大,或变成所谓的“马华文学的没有”?

我们似乎都是生活在重重笼子里的人。笼子外头,鸟在天空自由嘲笑。

3.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进入报馆第一年就遇到劳资谈判。劳方因诉求无法达致而采取怠工行动,以不合作方式表达不满。截稿时,打字部手摇机打出来到文字稿不足构成版面;植标题的日本机几乎作业停顿,编辑只好以手写毛笔字替代。这样忐忑不安的日子,我过后还得陆续经历,比如报馆财务问题被银行接管、茅草行动中被政治部勒令停刊、失业多月却依然“上班”筹备复刊的工作。接着还有一波波的事件,如收购改组大裁员、派系互斗,政党收购的“报殇”事件、报人示威、文人罢写等等。

那些年,很多大人物斗来斗去,或者跑来跑去,直到一方败退。报馆底层的小人物,即使不搞权力游戏,也常被波及,有些被开除,有些被打入冷宫,有些被整为西西弗斯,有些被埋没在无尽无止的工作中。

在风云变化的年代,我从新闻组转到副刊。副刊组有如避风港,我窝在其中,侥幸在一场场风浪边缘经历小小动荡。比起编新闻版,编副刊是件快乐的事。尽管如此,却也不能完全幸免于风浪。比如有一年发生石油危机,白报纸价格飞涨,报社将报纸面积缩减,字体与行距空间也相应缩小,以便同样数量的文字能够刊在比较小的篇幅里,而达到减少用纸量,聚沙成塔。编辑部相应推出“精写精编”方针,少用长文,多用短稿。我在副刊岗位上,只能想方设法,谋求能够配合报馆政策的方式。于是就有了“300字极限篇”的 征文活动。这个活动前后催生了五百多篇作品,后来被作家雅波以剪报复印的方式,制作了共四册的《300字极限篇》。我自己在这期间,也用其他笔名涂写数则以抛砖引玉,这些都收录在本书里。

回顾我的编辑岁月,最快乐的,莫过于在星洲日报编《星云》和在南洋商报编《南洋文艺》。这两个副刊,让我直接或间接参与马华文学的建构,对一个曾经以“艺青”为笔名的文艺青年来说,其快乐无可言喻。可惜,曾为我赢得几座黄纪达新闻奖的《南洋文艺》,却在上个世纪末因时势而提早终结。所幸的是,被经济挂帅的管理层忽视的文艺版,却获得中国学者如龙扬志、王列耀、温明明等人的大力肯定。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见识了不少作家和文化人,他们的性格或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丰富了我笔下的富贵、慕兰、锺情、桑田田、沉香、麦丰年等人物。还有罗顺,一个说来你可能不信的小卒仔,也曾在这段日子中远远走过。

4.

时间过得飞快,在忙碌得不知时日的时候,我已经过了青壮年期。

时代变了。纸媒争霸的战国时期,华文日报从巅峰期的六七家,淘洗到最后零落的三两家,再过几年,可能每则新闻都是“独家”的了。没多久,电子媒体或将取而代之。如今,政府换过几次了,政治干预好像减少了,但报社的警戒线还没有解除,写作者只能随遇而安,或另寻码头,或退隐江湖。

庆幸自己今天还能在在报上看到文艺副刊,发表没什么商业效益的虚构小说,甚至出版纸本书册。

感谢“双福文学奖”给我机会,让《寻虎》一书获得出版基金,也要感谢曾翎龙以及有人出版社承接出版此书。

感谢给我写序和评论我作品的新知旧雨:黄锦树、林建国、张光达及王学权,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肯定与鼓励。

感谢我的妻子林春美为我做的一切。

感谢所有美好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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