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修《山巅上跳跃的羚羊》阅读札记

午夜的舞蹈

——张永修《山巅上跳跃的羚羊》阅读札记

龙扬志

2024年底收到张永修先生即将汇集成书的文稿，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在马华文学长河里浸淫，张永修是一位虔诚的摆渡者，也是坚持文学信念的逐梦人。这些凝聚着深情的文字，算是他专为自己留存的一份见证，记录冷暖自知的笔耕生涯。编者过手的文字堪比恒河沙数，最终如此这般化为过眼云烟，惟有记录自己心境的篇什，成为生命深处的回响。按照永修一如既往的谦抑作风，故纸堆里披沙拣金，权当“废邮存底”，或作为惨淡经营的纪念。这也提醒我们，即便拥有专事舞文弄墨的职业生涯，装订成册的文字可能为数不多，人生能做的事情实在太有限了。

值得欣慰的是，一位热爱文学远甚于热闹的人，终于从编辑职场解脱出来，拥有专门处理自己作品的时间了。虽然意味着他从文学出发，绕了40多年漫长的一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工场。沈从文说，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从主角的场合退出，向来都是不乏落寞的，未必有多少人愿意倾听离职者的感言，不忘挖井人的饮者想必也不在少数。

除了那些早已见诸报端的篇目，张永修一些描述自己人生道路的随笔写于退休之后，文艺副刊编辑没有被职业磨去写作的激情，实属万分庆幸。记得他在有关瑜珈的回忆中提到半夜起床练习，他的写作何尝不也如这深夜的舞蹈，隐喻着我们寻常的遭遇，只有放下为稻粱谋的工作，才能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于读者而言，观看编辑的写作无疑具有阅读的兴味，由此推测编辑的水准与口味，不亚于追寻作家的精神创伤，获得一种窥视他者的快感。但是当他吩咐我写个短序时，又有点犹豫不决。自忖作为域外的他者，我对马华文学的了解相当贫乏，担心言说失去分寸，无法提供在场的阅读参照。

在我想象的视野里，张永修先生在马华文文学星空谱系里给一众华文读者留下的恐怕不外乎视野开阔、行事低调、思维活跃的编辑形象，他甘愿扮演幕后推手，默默助力马华作家成长，从业40余年，可谓矢志不移。我们时常听到马华文学难以摆脱过度依赖副刊的感叹，另类的盆栽不仅限制了想象力，而且容易塑造写作者急躁、敷衍的心态，却不可否认副刊本身对文学的兜底与带动。要是有国家名义出资的华文刊物，文学生态当然会更好，可惜没有。

理解文学的读者将副刊视为编辑家作品的考量，但世俗标准定义编辑的角色为做嫁衣，新人还好，作品刊发出来喜形于色，一班作者对编辑的削删是不以为然的，有时难免招致大牌的不满与怨恨，可见编辑是一份在服务对象面前缺乏基本共识的职业。然而事实上，马华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职业编辑的专业分野，这比全职作家的出现更为重要。

编辑的专业化是华文报刊长期稳定运行的标志，编辑需要按照现代生产流程组织内容、设置栏目、约稿审稿、把握时效性，才能确保华文报刊定期、连续出版。长期游离于在国家文化政策之外，马华报刊已然成为马华文坛最严格、最善意的文学生产与传播舞台，副刊编辑不仅是华文作品的审核者，更是华文作者的发现者、培育者和同行者。作为独立运营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语境的华文报刊，必须形成有效的商业运营闭环，才可能建立一套自洽的编辑体系，通过专业化定位完善其商业逻辑，这也是副刊得以发展的保障。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商业有自身的思考角度和利益逻辑，并非所有运营者都能理解人文副刊为商业报刊带来的深层价值。

阅读张永修的编辑生涯回顾，他对副刊编辑的定位其实是相当保守的，只希望能够推动本土作家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从节省商业成本考虑。正是这种务实的理念，他在90年代以来的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策划人角色。尽管不少操作方法受台港文学报刊启发，但是联系马华文学进行精心策划，促成马华文学以事件化运行，本身就是一种主导文坛运行的有效方式。而他引以为豪的工作，就是借助有限的资源与自由，先后将《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办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报纸副刊对于培养本土文学人才、推动关注华人社会与生存课题，具有极其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时间错位的阅读者，我当年浏览90年代马华报刊时，对于马华文坛的大论争、大碰撞颇多共情，甚至有一种“双百方针”在南洋运营的隔世之感。把副刊办成马华一众写作人的“秀场”，充分调动作者和读者的参与冲动，张永修在其中扮演了策划人角色：既是文学编辑、小说、散文创作者，也是文坛事件幕后操作人，文化沉思者。有时我坐在密密匝匝的报架边休息，不免对着一叠叠发黄的报纸联想马华文学的生产机制，就引领马华文学议题讨论、文学版图完善而言，称张永修为马华文学副刊、文学话题的“操盘手”恐怕并不为过。

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社群空间从事文学策划，编辑的角色无疑显得愈发突出，需要组织者具备市场洞察力、文学判断力和项目管理能力，甚至还要将相关作品策划为系列图书出版，才能引发持续的社会关注，甚至进一步制造文学潮流。这样一来，编辑和出版社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文学热点、流派的制作人。西方文学界通常都有一套稳定、成熟的运作模式，出版行业通过策划丛书、设立文学奖、打造品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和阅读趣味，如布克奖、龚古尔奖背后都有编辑的深度参与，而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不少大作家更是直接担任文学报刊编辑，深刻影响一时的文学生态。

我曾经在一个重审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的小文中尝试追问持续于整个 90 年代马华文学论争的动力，认为激发马华新生代写作人关注马华文学经典、文学史编撰、马华文学文化属性等系列主题，缘于一种追求国族承认的文化诉求，以及与文学主体性息息相关的观念觉醒，旨在借助重写马华文学史以清点过去，弱化中国性以建构马华文学的未来维度。其实更重要的一个要素被忽略，就是少数文化人士与文学编辑的策划，或者可归纳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在《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的序言里，张永修以“近处观战”为题回顾了重要议题的来龙去脉，其中不少话题体现出典型的议程设置，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议程与马华文学发展具有高度一致性，也足以证明议程符合文学史的内在逻辑。按照特里·伊格尔顿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文学不是预设的结构，而是通过阅读、解释和实践不断“发生”的过程。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将文学视为一种动态“事件”（event），而非固定本质，这为事件化提供了核心参照，文学的策略性（strategy）类似于仪式或象征行为，文学话语就是“述行”（performative），即通过行动改变现实，让文学按自身的逻辑发生。张永修用“炮声轰轰，战事连连”形容文学论争，正是按照策划预期形成的事件效应。

从90年代以降马华文坛热点讨论卷入的人员规模和讨论深度来看，马华文学的思想活力和理论深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极限，其实也不难想像，除周策纵先生概括的文学“双中心”之外，没有哪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能有如此系统性的建制，足以通过学科史或学术史的方式加以完整叙述。比如针对马华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参照中国本位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或世界华文文学史即可发现，文学史的编撰始终具有强大的挑战效应。筛掉作者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成分，笔者完全认同陈大为对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框架下马华文学史编撰的批评，陈大为当年认为公仲和陈贤茂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由于在第一手资料搜集上的“高度被动性”和“严重作协化”现象，造成论述和评价上的落后与偏差。问题的关键正如大陆学者刘小新所言，不仅缺少支撑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写作的史料准备，而且到现在为止，学界也未必看清了建构文学史演绎逻辑的内在规律。退一步说，即便知道，也未必敢说，或者即便敢写，也未必能出版。因此，对于身处诸种限制性语境的中国学者来说，是否急切需要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到底需要一部怎样的文学史，在我看来可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便出于教学的便利，也未必需要向本科学生提供一份蜻蜓点水、泛泛而论又以权威知识面目呈现的全球华文文学清单，甚至只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加以重点专题讲授，效果可能反而更好。至于如何深刻理解、消化西方史学的叙述观念，对于有志于编撰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学者来说，文学史细节及其结构可能需要更多借鉴其他学科的历史书写经验，分别展开类似剑桥系列史的研究——这似乎不是某种级别的课题所能承担的任务。只要真正深入90年代以降的马华文学历史场景，仅仅一部马华文学史的思考难度已可想而知。

张永修置身于一个积极参与、亲手推动的文学空间，对于文学的历史生成与运作逻辑无疑有切身的感受。大概为呈现马华文学和写作人更多典范景观，他尝试以观察员视角深入文学现场，为诸多马华作家、评论家造像。“第三辑”收入的不少作家访谈与采访手记，包括方修、陈瑞献、白垚、李锦宗、方娥真、林若隐、何乃健、张光达、贺淑芳等人，这些都是我关注、喜欢的作家，也是我在课堂里跟研究生、本科生讲述马华文学时提醒学生重视的对象。其中还有一些个案属于被发掘的人，具有链接马华文学传统的文学史意义，比如2001年在《南洋文艺》推出的“出土作家”张尘因、铁抗、方天、杨际光等。访谈系列不仅有对马华文学动态的深度策划，而且明显有一种整理马华文学传统、致敬前辈的意味，与作家的对话与记录，本身也是文学的实践。多重身份固然与爱好、能力息息相关，让永修有机会综合编剧、导演、演员的角色，相对于中国文学报刊精细的职业分工，华文报刊的生存境况也要求编辑人是一夫当关、以点带面的全能打手。

之所以提及上述诸多理论话题，其实是提醒读者留意作为文学编辑的张永修以自身的方式参与马华文学的发展，而不限于制造一个个被广为传播和报道的文学事件，这是他主动设计一种重构公众对马华文学认知的行动。事实上，正是这些饶有趣味的论争系列，才让很多诸如笔者一样的马华文学阅读者转换为研究者，可见副刊编辑对于马华文坛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一本小说集或散文集。当他将这些前朝旧事置入散文集，作为类似文坛亲历者的文档，不少文章我之前拉拉杂杂有所阅读，如今集中收到这里，又有一种重返文学现场的意味。

即便是旧文字，一旦在新的时空归集面世，也会以新的面目打捞一代人的记忆。我偶尔寻思他将散文集命名为《山巅上跳跃的羚羊》的原因，或许是冥冥中在延续一个寻找自我的主题。《山巅上跳跃的羚羊》缘于张永修勾勒马华文坛前辈张景云文学往事的一篇评论，是2001年“出土文学系列”的开篇。张景云以张尘因的身份写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却是再现马华写作人多元身份的重要面相。翻阅90年代以降的《南洋商报》，读者经常可以看到张景云在“星期论坛”、“景云沙龙”探讨马华社会各类问题，虽然论述马华文学的文字不多，但多有不凡见解。我是直到后来读到他主编《当代马华文存》政治卷，才知道曾经担任《南洋商报》总主笔、《人文杂志》主编。永修以“马华文坛的羚羊”形容张景云跳跃于山巅之间，惊险有如刀尖之舞，或许亦暗示马华报刊编辑乃是绝境求生的职业，由此磨砺出追求卓越的适应能力。而张永修切换于编辑、写作、策划之间，多变与迅捷，何尝也不是这样一只跳跃于山巅之间的羚羊？

遥想当年，我对马华文坛的观察，正是受益于日复一日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蕉风》《爝火》等华文报刊翻阅，这种语境还原不至于让我沦为完全不懂南洋风物与文化语境的门外汉。而马华文坛最为重要的“两报一刊”，都与张永修具有密切关联。1994年永修从《星洲日报》“星云”转到《南洋商报》负责“南洋文艺”，在他的策划下，文艺副刊连续推出的诸多专题聚结了大量作家和评论家，《南洋商报》成为马华文坛极具人气的文学空间，在华人读者群中形成广泛的文化号召力。张永修不得不向读者和作者解释报馆的用稿原则，报馆因纸张成本猛涨而缩减纸张数量，走精写精编，短小易读的路线。文学副刊这个没有广告、不赚钱的版位对于长稿原则上尽量少用，或者一概不用。小说家的长、中篇，评论家较学术、较大块头的文学评论，只好转道，另寻出路。 他提到极短篇的推动，居然是压缩纸张成本的外部因素，难言之隐，局外人不可能理解。永修曾经对“好编辑”这样描述：“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要有很清晰的理念。你要你的杂志（或副刊）是怎样的一种杂志（副刊）。你要哪类稿件，你要你的对象是哪些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哪里。你能起着怎样的作用。”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张永修主导了我们对马华文学的感知。

张永修曾介绍他的写作题材源自现实生活，显现在文字上的则是生活的变形。（《寻虎》，286页）说明职业编辑人长期以来形成严重的自我过滤，这会不会导致想象空间的限制？不过编辑的职责向来责任重大，小事亦关切到薪酬得失，或者职场尊严，大则关乎媒体生存与去留，这种走钢丝的工作，难免导致编辑人写作的神经紧绷。编辑成为文坛的看门人，评功绩当然是看他工作的职责成效，牺牲自我、成全文坛的背后并不容易被看到。同时，编辑必须顺应时代变革，适应性很强才能驾驭文学行进在前沿地带，外人看上去是风平浪静中的状态，其实不亚于走钢丝、闯险滩。正因为有一批急流勇进的文学舵手，才塑造了马华文学的全新面貌。

2015年5月，我们在广州策划了一场讨论当代马华文学的会议，邀请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许文荣、詹闵旭、李树枝、朱宥勋、张永修、林春美等人出席，会议期间请张永修和林春美各做一场学术讲座，我与温明明分别担任讲座评议人，王列耀教授主持，文学院研究生、本科生大约50人出席。林春美的讲座关注主旨是“南下文人”对马来半岛华文文学事业的作用，时间背景指向“建国的年代”，“南来的文人”则选取以友联、蕉风-学生周报为轴心的非左翼文人，深入追踪姚拓、白垚、方天、燕归来、黄崖等人的编辑理念，以及由他们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对马华文学多样性格局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永修以《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为线索，追踪“南洋文艺”对马华文学的主动塑造，评述了钟夏田、陈思庆、柯金德、陈仰庄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文艺编辑方针，以及由他介入编务工作之后策划的专题性工作，比如“进谏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倒数”、“文学大系讨论”、“经典论争”等引起马华文坛争议的相关专题，呈现了华文报纸副刊与编辑者在当代马华文坛扮演的独特角色。记得完成学术报告之后，我与张永修、林春美兴冲冲合影，两位光鲜亮丽的形象，让人觉得赤道热带是舒适宜居之所。那时压根就没想到2017年南洋商报会关停文艺副刊，南洋文艺高唱大风的旋律就此戛然而止。

张永修对文艺副刊的关停充满了惋惜，对于一个倾注心力与心血经营的事业而言，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繁华落尽，必然还是守夜人收拾残局。往日烟花有多绚烂，故事就有多精彩，守夜人在片尾看到自己成为这个大场面的设计师，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时代浪潮的来去向来如此，文学对大众文化的退让，必然附带着悲情的意味。与其说人类在追求文化平权的过程中舍弃掉了很多貌似高雅、严肃的纯粹艺术，不如说商业化依据内在的运行逻辑，粗暴挤兑了原本属于人文主义的尊严与荣光。这种浪潮是全球性的，中国大陆报纸文学副刊的厄运甚至来得更早，不少副刊在90年代中后期就走向了崩溃，这场伴随着纯文学退场的关停潮，副刊的审美性、思想性让位于各种猎奇、乏味、功利的文字，尚未引起太多的警惕。作为从中国内陆乡村折腾出来的读书人，我对物质短缺时代的厌倦也在不断审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物欲泛滥对精神的冲刷，技术发展对想像力的压制，与张永修描述的南洋农业社会亦有强烈的同构关系。在“入世”之后风起云涌的经济浪潮中，未有丝毫迹象提示我们进入一种像今天一样难以言说的处境，以为一个以商品经济、自由贸易为表征的新阶段，必然迎来一个大众文化活跃、法治氛围浓郁、市民社会健全的整体状态。不止资深编辑张永修，从南洋到东洋、西洋，华文编辑都在感叹华文文学面临着日益恶质化的生存境况，其实相比这些可以言说的失望与苦楚，我们内地面临的是一种另类的苦楚，像福柯关注的中世纪麻疯病人一样遭遇着严厉的惩戒，无法诉说，只能被自我与他者凝视。这是作为大陆读者从马华文学的阅读中感受华文自由表述灵魂的重要魅力。我不想赋予华文文学更多的悲情，可能没有那么多痛苦，甚至相反，是海外的华人群体更能读懂我们内心难以言说的卑屈，经历过含泪的笑，就像练瑜珈时受苦到绽放的体验。如果说永修的失落，是对于马华社会终于失去一片纯文学的阵地心有不甘，那我们面临的痛楚远非文字本身可以形容。一代人所遭遇的精神难题，在大历史的描述中可能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