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白垚】 刘谛
24年里，文学事业人生外，还是总得要为稻粱谋。友联社先后在马来西亚自置了厂房，建立印务厂；组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教科书；又为同人福利开办了大人餐厅，且扩大成连锁事业。大哥全都有所参与且兼掌厂务，他常自言是半商半编，曾为诗曰：“游艺安身闾里间，谋生说梦两营营。”
省下旅费作治丧费用
大哥在吉隆坡娶妻生子，却从未稍忘香港的父母弟妹亲人，从他开始就业，便一直是我们家中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柱。1959年父亲去世时，家中一穷二白，当时大哥的收入极为有限，为了能多寄些钱回家作治丧费用，他举债外，因要省下那来回的旅费，虽然心中极恸，并没有回港奔丧。此事使他一直耿耿于怀。
多年前，在他新书的自序里，有一段写初次离港赴马的情境，我读来仍觉鼻酸：“当轮船驶过鲤鱼门的峡口时，我远远看见父亲站在天后庙旁的岩石上，向船方眺望，船舷人多，他看不到我，他孤独的身形，在我的泪眼中渐离渐远，两年后父亲病故，从此我再也看不见父亲。”
大部分薪酬给母亲
大哥到南洋后的头几年，工作虽然如意，但生活该是非常清苦的，因为他把大部分的薪酬都寄给了母亲。结婚后大嫂也在友联工作，收入多了便更寄多一些；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大哥把他本身全部的薪金寄出，他们就只靠着大嫂的收入过活。
我们家在他大力的支撑下，生活改善了，虽仍穷苦，但日子总算能够平稳地过。说起来，我该是最直接的受惠者了，大哥的适时就业使我能够升读高中；我在台读大学的几年，他每个月都给我寄来费用；后来也是因为他的荐介，我才得以来新加坡工作。他对我各方面的照顾和影响都是既深且远的，我至为感恩。当然，他的承担惠及所有的弟妹，尤其是七弟、八弟、和九妹，他们都能够较顺利地升学，继而就业、成家。
大哥开始工作时，他们依序才只有8岁、6岁和4岁；从那时开始，他每月都会给母亲寄家用，二十几年从未稍竭；七弟在台大攻读的所有费用，也是全由大哥负担。这里特别要感激我们贤淑的大嫂，她全力支持大哥对我们的照顾。
(商余，10/4/2015)
2015年4月7日星期二
闲聊
吴鑫霖【散文】
她们在说话，像在说着谁的坏话，但见到路过的人，经过她们身旁的电单车骑士或经过的一辆汽车，他们都会久久凝视着他们，直到他们在转角处不见为止，随之转移话题，或问对方类似的问题：“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其实她们都不认识那些路过的人，但她们彼此间总会有一个抢着说：“这几个月来我们这里经常出现很多陌生人和外地人，尤其是外劳，比去年还多，那个做保安的又是个老头子，真的发生抢劫案不知道他打得过那些人吗？……”
通常她们的话题也就只是这些关乎人身安全的琐事而已，至于还有别的么？也许有吧？但没谁想去听她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毕竟都是太家常的事情，听多了对人生没有太多的启发。
那天，她们谈着百货公司大减价的事情，其中一个说道：“菜心我昨天去看比外面的便宜整整五角钱哩！”另一个则说道：“差那么多哦？我昨天跟菜车买500克就去了好几块钱，要是把那些钱省下来就可以买一桶油了！”
她们讨论着昂贵和廉价的菜心，忽地有个青年自她们身旁路过，她们仿佛约好了，同时间瞥向那青年，正在话茬儿上的菜价就这样没头尾的终止了。傍晚的风，吹得不怎么用力。细细的，像忘了吃早午餐的人。青年人被她们看得极不自在，匆匆越过马路头也不敢回望她们一眼，顿时羞涩了起来，整理了自己的衣衫一下。
青年人消失在她们的眼前，她们的谈兴又起来了，她们谈着这些天的天气，是够热的，为了表示真的很热，其中一位还用手装出扇风的样子。天色愈发的晚了，她们也意识到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下班的车潮渐散，原本密如麻的马路瞬间像垃圾被清空的操场。突然出现的寂然，时空好似又回到了天刚亮，鱼肚白要散去的模样，唯独这空气有些浊，不比清晨的空气来得干净清爽。
她们终于要回家了，但都没有互道再见，她转个身就往前直走，她没转身只是直直的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两个人在相遇之前都是出来散步透口气的。在她们徒步回家的时候也许会预想明天若再遇见她，要跟她互通些什么消息呢（许多时候，到了明天她不是否决掉便是把想好的消息统统忘掉）？也许会忽然记起，刚才要问对方的话，怎么忘了问（当然最后也没记起到底要问些什么）？
生命的潮起潮落，人生的更迭，在她们而言意义不大，那当下所说的闲话或是非总是快乐的；她们可能不懂得“及时行乐”这么学术的语汇，可是她们的日子是愉快的，虽然在金钱和感情上，不时会有些许的小悲小痛，但这短暂的闲聊是少不得的，就是一瞬，也值得。
(南洋文艺，7/4/2015)
她们在说话，像在说着谁的坏话，但见到路过的人，经过她们身旁的电单车骑士或经过的一辆汽车，他们都会久久凝视着他们，直到他们在转角处不见为止，随之转移话题，或问对方类似的问题：“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其实她们都不认识那些路过的人，但她们彼此间总会有一个抢着说：“这几个月来我们这里经常出现很多陌生人和外地人，尤其是外劳，比去年还多，那个做保安的又是个老头子，真的发生抢劫案不知道他打得过那些人吗？……”
通常她们的话题也就只是这些关乎人身安全的琐事而已，至于还有别的么？也许有吧？但没谁想去听她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毕竟都是太家常的事情，听多了对人生没有太多的启发。
那天，她们谈着百货公司大减价的事情，其中一个说道：“菜心我昨天去看比外面的便宜整整五角钱哩！”另一个则说道：“差那么多哦？我昨天跟菜车买500克就去了好几块钱，要是把那些钱省下来就可以买一桶油了！”
她们讨论着昂贵和廉价的菜心，忽地有个青年自她们身旁路过，她们仿佛约好了，同时间瞥向那青年，正在话茬儿上的菜价就这样没头尾的终止了。傍晚的风，吹得不怎么用力。细细的，像忘了吃早午餐的人。青年人被她们看得极不自在，匆匆越过马路头也不敢回望她们一眼，顿时羞涩了起来，整理了自己的衣衫一下。
青年人消失在她们的眼前，她们的谈兴又起来了，她们谈着这些天的天气，是够热的，为了表示真的很热，其中一位还用手装出扇风的样子。天色愈发的晚了，她们也意识到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下班的车潮渐散，原本密如麻的马路瞬间像垃圾被清空的操场。突然出现的寂然，时空好似又回到了天刚亮，鱼肚白要散去的模样，唯独这空气有些浊，不比清晨的空气来得干净清爽。
她们终于要回家了，但都没有互道再见，她转个身就往前直走，她没转身只是直直的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两个人在相遇之前都是出来散步透口气的。在她们徒步回家的时候也许会预想明天若再遇见她，要跟她互通些什么消息呢（许多时候，到了明天她不是否决掉便是把想好的消息统统忘掉）？也许会忽然记起，刚才要问对方的话，怎么忘了问（当然最后也没记起到底要问些什么）？
生命的潮起潮落，人生的更迭，在她们而言意义不大，那当下所说的闲话或是非总是快乐的；她们可能不懂得“及时行乐”这么学术的语汇，可是她们的日子是愉快的，虽然在金钱和感情上，不时会有些许的小悲小痛，但这短暂的闲聊是少不得的，就是一瞬，也值得。
(南洋文艺，7/4/2015)
2015年4月6日星期一
历史不透光的书页_1
林春美【散文】
之一：孤军
说起1969，我们都知道那年发生一件有人主张不再提起有人又一再提起的事。也有人将那件事归咎于已逃到边区的马共。
说到1989，我们也知道那年马共下山了。有关泰南那几个村落的揭秘，以及对传言中山老鼠的追踪查访，占据华文媒体的显著版位，热潮久久不退。
我们较少知道的是，1969年，在境外喊“重整旗鼓”喊了好几年的马共，终于正式向南方故土偷渡他们的“伟大红旗”。——多年以后，事过境迁，幸存的南行者神情惘然，轻轻感慨当年其实根本没有向南挺进的条件，然而，这毕竟将是“后话”了。——那数年之间，先后共有七支突击队，满怀壮志，翻越重重障碍潜入了半岛山林。根据马共的史料记载，这七支队伍中，有五支基本保存队伍编制，直至“光荣和解”。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大致仅在北方两三个州属边境跑动，且很快陷入散兵游勇之状。唯一能深入腹地，而且——据说，令政治部想到其首领比想到陈平更头痛的，只有第六突击队。
第六突击队1973年在金马仑成立。在高原的寒风中，战士们拉开嗓音歌唱《打回老根据地去》，把心声寄送遥远的北方。党中央，在北方。唱歌的战士知道自己今后将在山野与芭边流转，奋力储备食粮、物资、人气，以待有朝一日，北方的大军挥师南下，将红旗覆盖大地。
这支初时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在其全盛期，曾拥有140余名战士。然而，一年一年过去，北方全无动静，大军迟迟不来。老战士逐年显老，新血却逐渐难有填补。新添的数目，赶不上牺牲的速度。而更糟糕的是，这是一场武器欠缺的武装革命。有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
根据一份官方喉舌引述据说不曾曝光的秘密档案的资料，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成为保安部队枪下亡魂的，就有83名。这份官方喉舌还提到了一次的武器移交，如果把它极其混乱的叙述中所有的数字全部加起来，那至多是29支卡宾枪、22把短枪，还有一些子弹和爆炸物。但实际数目也可能只是其半（不知是基于什么原由与考量，那实在是令人头脑发昏点算不清具体数目的语言）。这大概是来自北方的最慷慨的一次武器支援，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才有存档——与报道——的必要。而那时，已是1983年。
没有枪，没有兵。没有前景。
他们肯定想过北撤。
然而，没有北方的指示，谁敢轻举妄动？再说，北撤之路，道长且阻。高高的天孟莪水坝已霸住前方，东西大道串谋群山横空出世更形成文明堑道。半岛的地理，已不再是他们十多年前南下时的地理。而就算脚下的行路可以克服，可是肚子怎么办？地下组织早瓦解了，没有人中途支援，单靠背囊里的粮食，哪里跑得完那动辄几个月的路程？
向南挺进，没想竟挺入了孤绝之境。
没有要迎接的大军，没有可撤军的后路。
他们是被遗留在半岛莽莽森林中的一支孤军。
之二：结局
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
结局，只能有一个。
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马共头目张佐，及其所领导的第六突击队，在我可以参阅到的几个资料里，就有几个不同的结局。
最早的是在1998年，某大报在一个系列报道里，用三句话，简洁提供一种结局：
1986年杪他因走出营寨，前往吉隆坡医病而落入警方手中。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第六突击队被解决时，其部队仍有89人。
年份、肇因、人数，没有一丝含混。作为采访当时全国总警长、已卸任的政治部总监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它当然没有让人生疑的理由。可是，当归国马共汲汲将彼等过往的风云，交托给21世纪的岁月来评理，另一种说法，浮出纸面，与上述的凿凿之言颇为相左。张佐及其队伍的故事，在归国马共2005年出版的一本集子中，是这样完蛋的：
1984年与1985年之交，可能为了摆脱困境，张佐已产生了离开森林中的队伍，本身潜入城市即吉隆坡一带进行活动的构想（此中真相待查）。1987年尾，由于随身人员叛变，潜伏在吉隆坡一带的张佐，行踪暴露，处境十分危急。1988年3月2日，张佐被捕。不久之后，在彭亨州森林里的“六突”战士70-80人全被诱俘，队伍不复存在。
疑云，散布在城市与森林的上空。看仔细了，还折射着几颗马泰边境蒸发的重量级水珠的暗影。在一本1995年完稿、四年之后方才出版的北马局要员回忆录里，著者单汝洪提及他在森美兰打游击战时的抗日军同志张天带。张天带，是原名，是未化名为张佐之前的张佐。张天带名下，单汝洪作了一条相对谨慎而保守的注释，说他“8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吉隆坡）活动被捕”，“之后‘六突’队员先后被俘”。其注于句号之前，就有与上述引文修辞相似的这么一句：“真相有待查明”。单汝洪，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疑虑，未尝不是中央的疑虑。
然后，几年过去了。“此中真相”，不知查未查明。2010年，归国马共的官方网页上，倒是出现了更新版的结局：
到了1984年，情况开始恶化。部队不断遭遇损失，人数锐减至80-90人。据知1987年底，张佐决定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落入敌手。在张佐被拘留期间，“六突”同志一批批遭诱俘，整个队伍瓦解殆尽。
且先略过以上几个结局的几处歧异，单说年份。故事的结局，应该发生于1986，抑或1988？若六突的历史在1986已经走到尽头，那么共党插入国境的这支心腹之患，其威胁与作用势必得打些折扣。三方和谈，距此还有足足三年时间，1986，会否是过早发出的尾声？若干年后张佐回忆录《我的半世纪》出版，如刀的手迹清楚凿出其半世纪的始与终：1937-1987；字里行间， 1987年的血渍与烽烟，清晰可见。想来，1986也许竟只是手民之误（这篇报道后来收录在一本集子里，文字修订了，“手误”却被忠实的保留。对照读来，倒像是一再确认的事实）。
如此，剩下1988。
那年5月，马共与政府开始了三轮所谓的初级会谈。
次年，张佐回忆录完稿。
同年年底，马共与马、泰两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八年之后，张佐去世。
再辗转经过八年，《我的半世纪》出版。
张佐之弟在书序里屡屡希冀后世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张佐一生功过，言语之间，似乎有许多急待吐出的东西被生吞了回去。那——可是真相的鱼骨，一直有待定案的结局？
（1，待续）
（南洋文艺，7/4/2015）
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结局，只能有一个。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之一：孤军
说起1969，我们都知道那年发生一件有人主张不再提起有人又一再提起的事。也有人将那件事归咎于已逃到边区的马共。
说到1989，我们也知道那年马共下山了。有关泰南那几个村落的揭秘，以及对传言中山老鼠的追踪查访，占据华文媒体的显著版位，热潮久久不退。
我们较少知道的是，1969年，在境外喊“重整旗鼓”喊了好几年的马共，终于正式向南方故土偷渡他们的“伟大红旗”。——多年以后，事过境迁，幸存的南行者神情惘然，轻轻感慨当年其实根本没有向南挺进的条件，然而，这毕竟将是“后话”了。——那数年之间，先后共有七支突击队，满怀壮志，翻越重重障碍潜入了半岛山林。根据马共的史料记载，这七支队伍中，有五支基本保存队伍编制，直至“光荣和解”。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大致仅在北方两三个州属边境跑动，且很快陷入散兵游勇之状。唯一能深入腹地，而且——据说，令政治部想到其首领比想到陈平更头痛的，只有第六突击队。
第六突击队1973年在金马仑成立。在高原的寒风中，战士们拉开嗓音歌唱《打回老根据地去》，把心声寄送遥远的北方。党中央，在北方。唱歌的战士知道自己今后将在山野与芭边流转，奋力储备食粮、物资、人气，以待有朝一日，北方的大军挥师南下，将红旗覆盖大地。
这支初时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在其全盛期，曾拥有140余名战士。然而，一年一年过去，北方全无动静，大军迟迟不来。老战士逐年显老，新血却逐渐难有填补。新添的数目，赶不上牺牲的速度。而更糟糕的是，这是一场武器欠缺的武装革命。有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
根据一份官方喉舌引述据说不曾曝光的秘密档案的资料，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成为保安部队枪下亡魂的，就有83名。这份官方喉舌还提到了一次的武器移交，如果把它极其混乱的叙述中所有的数字全部加起来，那至多是29支卡宾枪、22把短枪，还有一些子弹和爆炸物。但实际数目也可能只是其半（不知是基于什么原由与考量，那实在是令人头脑发昏点算不清具体数目的语言）。这大概是来自北方的最慷慨的一次武器支援，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才有存档——与报道——的必要。而那时，已是1983年。
没有枪，没有兵。没有前景。
他们肯定想过北撤。
然而，没有北方的指示，谁敢轻举妄动？再说，北撤之路，道长且阻。高高的天孟莪水坝已霸住前方，东西大道串谋群山横空出世更形成文明堑道。半岛的地理，已不再是他们十多年前南下时的地理。而就算脚下的行路可以克服，可是肚子怎么办？地下组织早瓦解了，没有人中途支援，单靠背囊里的粮食，哪里跑得完那动辄几个月的路程？
向南挺进，没想竟挺入了孤绝之境。
没有要迎接的大军，没有可撤军的后路。
他们是被遗留在半岛莽莽森林中的一支孤军。
之二：结局
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
结局，只能有一个。
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马共头目张佐，及其所领导的第六突击队，在我可以参阅到的几个资料里，就有几个不同的结局。
最早的是在1998年，某大报在一个系列报道里，用三句话，简洁提供一种结局：
1986年杪他因走出营寨，前往吉隆坡医病而落入警方手中。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第六突击队被解决时，其部队仍有89人。
年份、肇因、人数，没有一丝含混。作为采访当时全国总警长、已卸任的政治部总监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它当然没有让人生疑的理由。可是，当归国马共汲汲将彼等过往的风云，交托给21世纪的岁月来评理，另一种说法，浮出纸面，与上述的凿凿之言颇为相左。张佐及其队伍的故事，在归国马共2005年出版的一本集子中，是这样完蛋的：
1984年与1985年之交，可能为了摆脱困境，张佐已产生了离开森林中的队伍，本身潜入城市即吉隆坡一带进行活动的构想（此中真相待查）。1987年尾，由于随身人员叛变，潜伏在吉隆坡一带的张佐，行踪暴露，处境十分危急。1988年3月2日，张佐被捕。不久之后，在彭亨州森林里的“六突”战士70-80人全被诱俘，队伍不复存在。
疑云，散布在城市与森林的上空。看仔细了，还折射着几颗马泰边境蒸发的重量级水珠的暗影。在一本1995年完稿、四年之后方才出版的北马局要员回忆录里，著者单汝洪提及他在森美兰打游击战时的抗日军同志张天带。张天带，是原名，是未化名为张佐之前的张佐。张天带名下，单汝洪作了一条相对谨慎而保守的注释，说他“8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吉隆坡）活动被捕”，“之后‘六突’队员先后被俘”。其注于句号之前，就有与上述引文修辞相似的这么一句：“真相有待查明”。单汝洪，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疑虑，未尝不是中央的疑虑。
然后，几年过去了。“此中真相”，不知查未查明。2010年，归国马共的官方网页上，倒是出现了更新版的结局：
到了1984年，情况开始恶化。部队不断遭遇损失，人数锐减至80-90人。据知1987年底，张佐决定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落入敌手。在张佐被拘留期间，“六突”同志一批批遭诱俘，整个队伍瓦解殆尽。
且先略过以上几个结局的几处歧异，单说年份。故事的结局，应该发生于1986，抑或1988？若六突的历史在1986已经走到尽头，那么共党插入国境的这支心腹之患，其威胁与作用势必得打些折扣。三方和谈，距此还有足足三年时间，1986，会否是过早发出的尾声？若干年后张佐回忆录《我的半世纪》出版，如刀的手迹清楚凿出其半世纪的始与终：1937-1987；字里行间， 1987年的血渍与烽烟，清晰可见。想来，1986也许竟只是手民之误（这篇报道后来收录在一本集子里，文字修订了，“手误”却被忠实的保留。对照读来，倒像是一再确认的事实）。
如此，剩下1988。
那年5月，马共与政府开始了三轮所谓的初级会谈。
次年，张佐回忆录完稿。
同年年底，马共与马、泰两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八年之后，张佐去世。
再辗转经过八年，《我的半世纪》出版。
张佐之弟在书序里屡屡希冀后世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张佐一生功过，言语之间，似乎有许多急待吐出的东西被生吞了回去。那——可是真相的鱼骨，一直有待定案的结局？
（1，待续）
（南洋文艺，7/4/2015）
播早春的种子（下）
【大哥白垚】 刘谛
忙碌中大哥并没有停止创作，他以不同的笔名写诗、文、影评和歌剧剧本。引起颇大回响的作品包括有：于1959年3月发表的新诗〈麻河静立〉，有论者把它定位为“马华文坛的第一首现代诗”，其中“风在树梢 风在水流”的句子，不必强记，也常在心头。1959年4月，在《蕉风》发表〈新诗的再革命〉，提出五项主张，引发颇为激烈的笔战。
歌剧《汉丽宝》三度公演
1970年2月，在《蕉风》的“戏剧专号”发表歌剧剧本《汉丽宝》，他以诗心写史，咏飘泊新生，是明朝公主与马六甲苏丹和亲的故事；经作曲家陈洛汉谱曲后，于1971年11月在吉隆坡首演，甚获好评；20年后，又曾在新丶马三度公演。
在编务上，《学生周报》培育年轻俊彦无数，后来在文化、教育、甚至政商各界成栋成梁的甚众。《蕉风》方面，在1969年时作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他与牧羚奴（即陈瑞献）和李苍（即李有成）高举起“现代”的火炬，与由完颜藉（即梁明广）主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副刊，遥相呼应，播散现代主义，新马共同迎向一个现代文学的春天。
夜来幽梦忽还乡
1981年他举家移民美国，二十多年后犹对那段马来西亚的日子魂牵梦系，在他的文章里有着这样的怀念：“夜来幽梦忽还乡。梦到的不是中国南方的巷陌，却是《蕉风》、《学生周报》的编辑室，是八打灵再也的早晨，是麻河静静的水流，…… 是歌乐节的混声四部大合唱，是学友会中的年轻笑语，……。”；“我在1957年托身《学生周报》《蕉风》二刊，24年沧桑与共，苍生气类早已与友联社光热难分……。”；“那份传播早春种子的欢乐与辛劳，那段在工作中成长的岁月与青春，那群天涯肝胆的土生土长朋友，那块蕉风椰雨土地上的共同记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可以让所有参与过的人，笑着向历史和儿孙细说。”
（商余，3/4/2015）
忙碌中大哥并没有停止创作，他以不同的笔名写诗、文、影评和歌剧剧本。引起颇大回响的作品包括有：于1959年3月发表的新诗〈麻河静立〉，有论者把它定位为“马华文坛的第一首现代诗”，其中“风在树梢 风在水流”的句子，不必强记，也常在心头。1959年4月，在《蕉风》发表〈新诗的再革命〉，提出五项主张，引发颇为激烈的笔战。
歌剧《汉丽宝》三度公演
1970年2月，在《蕉风》的“戏剧专号”发表歌剧剧本《汉丽宝》，他以诗心写史，咏飘泊新生，是明朝公主与马六甲苏丹和亲的故事；经作曲家陈洛汉谱曲后，于1971年11月在吉隆坡首演，甚获好评；20年后，又曾在新丶马三度公演。
在编务上，《学生周报》培育年轻俊彦无数，后来在文化、教育、甚至政商各界成栋成梁的甚众。《蕉风》方面，在1969年时作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他与牧羚奴（即陈瑞献）和李苍（即李有成）高举起“现代”的火炬，与由完颜藉（即梁明广）主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副刊，遥相呼应，播散现代主义，新马共同迎向一个现代文学的春天。
夜来幽梦忽还乡
1981年他举家移民美国，二十多年后犹对那段马来西亚的日子魂牵梦系，在他的文章里有着这样的怀念：“夜来幽梦忽还乡。梦到的不是中国南方的巷陌，却是《蕉风》、《学生周报》的编辑室，是八打灵再也的早晨，是麻河静静的水流，…… 是歌乐节的混声四部大合唱，是学友会中的年轻笑语，……。”；“我在1957年托身《学生周报》《蕉风》二刊，24年沧桑与共，苍生气类早已与友联社光热难分……。”；“那份传播早春种子的欢乐与辛劳，那段在工作中成长的岁月与青春，那群天涯肝胆的土生土长朋友，那块蕉风椰雨土地上的共同记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可以让所有参与过的人，笑着向历史和儿孙细说。”
（商余，3/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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