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本土化之实践

副刊本土化之实践
——以我编的《星云》及《南洋文艺》为例

#张永修


我在1982年进入《星洲日报》新闻组，当时编辑部只有一个楼面，各组之间也没有间隔，我常跑到副刊组去。当时副刊组组员只有三两位，陈振华为其一。认识陈振华是因为他与我同在1981年的一个征文比赛中，分别获得公开组散文/诗歌项目里的首奖，他以笔名陈湮写散文，我以艺青写诗。陈振华当时负责《星云》版的排版工作，选稿则由电讯组主任王锦发兼任。当年的《星云》多用史料掌故文章。不久后，王锦发离职，陈振华即接手主编《星云》，开始大量转载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副刊的文稿，让读者接触到比较活泼生动的文字。

《星云》时期：1987—1994

副刊风格的成形，和编者个人品味和功力息息相关。编者更替，常影响有关副刊的风貌。

1987年10月28日起《星洲日报》被禁止出版，次年4月8日复刊，陈振华已去了《新通报》，我于是被调去副刊组接手《星云》。《星云》是《星洲日报》的招牌版，受重视不言而喻。不过要我这个当时二十余岁的小伙子来主编这个那么重要的副刊，真的令我感到战战兢兢。幸好5年来的新闻助编的扎实训练，以及美术员何国荣的指点及启发，自己才能胜任。在摸索实践中，我慢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星云》是一星期刊出6期，每期一版的综合性副刊。陈振华时期的《星云》有一个由6名作家轮流合写的专栏叫“星眼”，我则设一个公开的专栏叫“龙门阵”，让读者主动叫阵论事。当时，“个人专栏”在报刊副刊涌现，蔚然成风。我想，一些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者，因为没有地盘，不多人知晓，如果有一个专栏供他们发挥，或者可以发掘出几个作家。因此，开设“六日情”专栏，鼓励读者一口气写为期6天6篇同一主题的短文，当一个“一星期（6日）的专栏作家”。这一专栏收效良好，稿源不断。当时的主题篇文章，通常还是依“传统”，转载自台湾报章的副刊，本地来稿在间中穿插刊登。

短期性的“主题专栏”在《星云》出现，渐渐成了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些短期性的“主题专栏”通常为期两个月。例如，“六好小品”专栏是请“六女子”写精致的600字短文，从周一到周六轮流见报。这是800字“星眼”的延续。接下来的“志在四方”专栏是找来自不同领域的男作家写他们的专长，限400字，4人的专栏同一天刊出。之后，类似的处理，还有：老中青作家谈世间感情事的“情事一箩筐”专栏、写一些不能／不便当面述说的心里真话的“不寄的信”专栏、来自南北东西4地区的作家在南北大道刚通车的时刻，畅谈各自的家园的“南北大道”专栏等。当时我即以这些短小的专栏文稿群，取代《星云》例常的主题篇文章，开了一个先例。

在“南北大道”专栏推出之后，一个以描绘本土风土人情的新系列“大马风情话”不久后推出，开始大量刊登有关大马乡土城镇写真的文章。这是有计划的主题篇文章本土化的开始。

专题系列是当时《星云》的另一个特色。在80年代“爱滋病”这名词刚在媒体出现，并总与同性恋挂勾的时候，我即构思一个探讨有关同性恋课题的“紫色漩涡”系列，在内容方面把它本土化。这个专题开始时是特约本地作家撰稿或报道，后来得到同性恋者现身说法。这个系列从个案分析、经验分享、同性恋团体活动介绍及其义工访谈、医疗辅导等不同角度，认真探讨这个敏感课题。这种不以批判、鄙视、嘲讽的态度处理同性恋课题的做法。获得读者的关注和肯定。这样的反应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又开始继续策划其他专题系列。如环保课题的“绿色呼唤”、奇异事件的“灰色地带”、感情姻缘的“牵手路上”等。“牵手路上”系列还间接凑合了一名北马纪姓作家的婚姻，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1991年4月，收到禤素莱由日本寄来的＜开庭审讯＞一文，文中提到日本学者对“马华文学”的争议：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还是在马来西亚产生与发展的中国文学。虽然《星云》文稿的选材一向来都偏向软性文章，但马华文学的定位却是切身问题，应该鼓励各家深入讨论，从而引起普遍读者对马华文学的关注。有鉴于此，我于5月1日开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凸显＜开庭审讯＞一文，以期读者做出回响。结果，读者反应热烈，回应的有石、沙禽、陈应德、岳衡、王炎、巴依、黄锦树等。其中，黄锦树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文因为对马华文学的素质表示质疑，于是“节外生枝”，引发了另一场“文学的激荡”。这场绵长的“经典缺席”之论战，余波荡漾，十年不息。

《星云》到了那个时候，已经与王锦发（代表旧式的传统）、陈振华（代表台湾移植的传统）时期的有明显不同。这种不跟从所谓的“传统”走的做法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保守的读者的不习惯。在工作会议上，我的编辑方式成了所谓“传统派”的箭靶。另外，大量刊用本地作品的做法也不获报馆认同。记得有一回，报馆进行了一项“副刊的本地作品与转载作品比例调查”。我估量《星云》所用本地作品的数量后，填上：75%。我对自己负责的副刊“本土化”的做法感到沾沾自喜，但是没想到，这竟是与报馆新的编务方针大为相左的。当时报馆要的是“多用剪刀，少付稿费”，即多转载港台副刊的文章，少用本地作品。因此，编务工作上要面对干扰与压力已是在所难免。然而，因为自觉为本土现实腾出版面空间是一个编辑的职责，也幸而这样的做法得到自己所敬仰的某位上司的勉励，及一些作家文友的支持，我于是坚持了下来。


《南洋文艺》时期：1994—

作为从事文学创作的编辑人，能编文艺版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进入报界12年之后忽然有了这个机会。1994年4月我加入《南洋商报》，第二个月起开始接手《南洋文艺》。上班首日，我的新任上司陈和锦（何谨）提醒我，中国作家吹捧本地作家的文稿曾经泛滥《南洋文艺》，希望我把好关口，多刊登本地作家的创作。《南洋文艺》一个星期只刊两期，一期一版，篇幅有限，应好好掌握。

刊登本地作者的来稿，只是本土化最基本的一个条件。而依序轮流刊用本地作品的被动做法，将造成死气沉沉的局面。本土化需要以一些具体的行动，把处在边缘的马华文学（相对于居于中心的中国文学而言）拉到聚光灯下，自我审视——只有经过审视，才能坦然面对外界的一切肯定与否定。我开始筹划《南洋文艺》的“大制作”：“马华文学倒数”系列。对我而言，迄今我所做过的十余个特辑，篇幅都不及它庞大。这个系列在1994年11月1日起开始倒数各个字辈作家的成就（注1），以7字辈为始，以3、2、1字辈为终。每期“马华文学倒数”系列之某一个字辈的特辑里，都有一篇对相关字辈作家的写作风格特色的评介，同时，也刊载该字辈作家的最新作品。

逐一推介不同年代的本地作家群，是我对马华文学整体面貌所做的一个初步的梳理工作。另一个也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探向文学历史的系列，是几年后的“80年马华文学”特辑。

1919年10月，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于是，我在1999年10月，趁着马华文学发韧80周年的时刻，策划了5辑的“80年马华文学”特辑，每辑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访问的对象分别是有“马华文学史料整理第一人”之称的方修、研究战前马华文学史的著名学者杨松年、马华现代文学见证人前《蕉风》主编张锦忠、新纪元学院中文讲师庄华兴和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许文荣。

在这个特辑里，我设立一个小栏“寻找经典”，要求受访者谈谈他们心目中80年来马华文学有没有经典，若有，经典又是哪一些。这个做法，多少是对1991年黄锦树提出的“经典缺席”的问题的回应。其中，张锦忠认为我们不须为马华文学有没有经典而耿耿于怀，多发掘前人的好作品，让后辈有机会阅读，便公德无量。从张锦忠的谈话我得到启示，觉得应该探向已经被尘封在一大堆良莠不齐的昔日旧作中的历史人物，让读者有机会重新阅读早年出色的马华作家的作品。惟有通过阅读/鉴赏早年的--尤其是一般读者比较不容易接触到的、在大系之外的马华文学作品，我们才能更加实在的去面对经典是否缺席的问题。于是在2000年，我推出了“出土文学”系列，“出土”的对象不一定是已故的作家，也包括一些被时间尘埋的作家，他们是：铁抗、方天、张尘因、杨际光等。

其实，很多读者对本地作家（更遑论是已经“入土”了的本地作家）的了解，比不上对海外名家的熟悉。海外名家的著作通常占据了大部分本地书局的橱柜，也占尽最当眼的位置。他们前来演讲，本地媒体也给予大量的包装和宣传。不过，马华作家却得不到相等的待遇。我认为，《南洋文艺》作为本地仅有的两个文艺副刊之一，应该责无旁贷的扮演马华作家“专柜”的角色。于是，除了以上三个有关文学史的系列，我也先后策划了数个人物专辑，以凸显有成就的马华作家。通常，我会选择在某些佳节来临之时推出作家的个人专辑，以加强其意义，以及马华文坛的节庆气氛。

1996年起，我持续几年在中秋佳节时推出“但愿人常久”系列，祝愿作家安康，持续写作，以丰富马华文学资产。这一特辑，以作家的作品、照片、画像、签名式、书影、创作年表及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组成。在“但愿人常久”系列出现的作家有：方北方、宋子衡、姚拓、温任平、梅淑贞、潘雨桐等。另外。“为诗人塑像”或“诗人节特辑”在国际诗人节或端午节时推出，先后评介过的诗人有吴岸、小曼、白垚等（要顺便一提的是，作为“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作者”的白垚，原本是我的“出土人物”第5辑的人选。这个特辑虽然意义重大，不料当时却遭受“干扰”,我于是不得不暂停这个系列。而原本经已筹备的白垚特辑，就压后到国际诗人节时才推出。--幸好，白垚是诗人，否则不知得待到何时方能“出土”。）

此外，我也为一些年轻作家做过特辑。比如1999年的“两个医生作家”特辑，是凸显两个工作领域特殊，写作表现优秀的青年医生作家：散文/诗风格独特的陈坦和，及小说产量丰富的廖宏强。另外还有其他他结集多位年轻人作品的特辑，无须一一赘述。此外，1998年“我的文学路”栏目，邀请到35位各年龄层的马华作家撰写他们各自与文学结缘的心路历程，让读者陆陆续续的多认识本地作家。

凸显马华作家之余，我也在1998年，配合在《南洋商报》75周年纪念之际，设“名编系列”栏目，连续制作8个特辑，介绍了影响一时文艺风气的著名编辑：连士升、姚紫、完颜藉、杏影、薛残白、李向、谢克和彭松涛。


除了梳理/回顾文学史和彰显作家的特辑，我也曾几次把《南洋文艺》编成“文学的言论版”--意即设定一些课题或范围，公开征求马华文坛诸家与文艺版读者对有关课题的看法，以期让作者与作者，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可以自由交流意见。1996年开年之际，我开设“进谏马华文学”系列，广邀老中青作家共同参与，为马华文学明天的繁花硕果，直言无忌。“进谏”马华文学。这一系列获得作家热烈响应，参与者达30人，包括云里风、姚拓、甄供、陈雪风、唐林、戴小华、李忆、年红、梁志庆、艾斯、方昂、田思、何乃健、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辛金顺、庄若等。这个特辑后来引起一些作家的反弹，在《言论》版（真的“言论版”！）非议、指摘这个系列的一些文章“否定马华文学的水平，否定前辈作家的创作功绩”，说“这类狂妄的所谓‘直谏’（“进谏”），还能说是‘直谏’（“进谏”）么？”（田玮〈榴槤与臭豆腐〉，13/3/1996）也有人曲解编者的用心，说：“更有人不客气地要教训马华作家、马华文坛，至于请人‘进谏’马华文学，至今还在雷厉风行，方兴未艾。”（端木虹〈经典缺席？〉，26/2/1996）这个特辑将面对非难其实是意料中事，然而，马华文坛一言堂的时代一日没有过去，我觉得这种让各家自由发表文学言论的做法还是应该“再接再厉”。

在90年代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月，我以另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鼓励文学言论。这个特辑连名字都带有party狂欢的味道，叫“马华文学嘉年华”。特辑的做法是拟一份问卷，公开让读者参与作答。所拟的问题如下：

1.80年来马华文学诸多事件，不论是最愉快的最遗憾的最光辉的最滑稽的还是最悲哀的，请列出一件您本身觉得是不该被忘记的事。
2.请推荐5本您心目中具有影响力的马华著作。
3.请推荐5位出色的马华作家。
4.您觉得当前的马华文学最迫切需要什么？
5.您认为下个世纪马华文学的理想面貌应该是怎样的？

这个闹通宵的“嘉年华”反应不错，做了4辑，从90年代最后一年最后一期的《南洋文艺》刊起，跨年刊到进入新的世纪。在这个系列里，读者的答案是什么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读者可以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快快乐乐的想了一想马华文学，并且有机会告诉作家：我们是如何看待你们的。

除了众多的特辑，《南洋文艺》以“文学观点”的栏目刊登了大量有关本地作品的文学论述。鼓励本地文学评论人评论本土作品，希望通过文学评论，本地作品能在学理上获得更好的解读与诠释。我希望文学评论的兴盛能刺激本地文学创作更深邃与更高远的开拓。


结论

在副刊组，除了《星云》和《南洋文艺》，我也负责过或同时兼编其他的副刊。一些副刊有它们自己一套的“传统”，这些“传统”可能已经是一种特色或“品牌”，不大容易更动或改变。《星云》和《南洋文艺》是两个比较能够任编辑全权发挥，及较少受到所谓“传统”干扰的副刊，内容设定与走向，通常都由编辑自己一人决定兼执行。我从一个新鲜人开始，先借助公开的园地了解作者，到策划课题邀约作者供稿，再到熟悉文坛，知道能做什么和为什么而做。我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慢慢成长。在《星云》的时期，参考的痕迹比较明显，到编《南洋文艺》的这几年，本土的“独家配方”已渐渐制成。我感到庆幸我有机缘负责《星云》和《南洋文艺》。我也要特别要感谢我的灵感精灵林春美让我看到文艺副刊不断创造与发挥的可能。


（注1）“6字辈”的用法，始于刊物《黄色潜水艇》的编辑同仁，当时他们以“六字辈”标榜60年代出生的（写作）人。后来我在我主编的年轻人合集《成长中的6字辈》（朋友出版社，1986）首度以“字辈”作为书名；8年后的1994年，我在“马华文学倒数”系列里，第一次在报章广泛的使用“字辈”这个字眼。之后，“字辈”之分龄法渐渐流行于马华文坛。虽然，年龄/生长年代不是一把可以精准的划分作家风格特色的尺，在学术上似乎有欠科学，但作为编辑人，在没有更适当的方法和词汇出现之前，“字辈”的用法成了权宜之计。没料到的是，后来其他领域也沿用这个字眼，“字辈”于是成了马来西亚“约定俗成”的新词汇。


15/5/02初稿于Duta Vista, K.L.
8/8/02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