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

访诗人吴岸

诗人吴岸1937-2015纪念特辑


1937年生于砂拉越古晋。
著有诗集:《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等。
曾任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常务。
2000年获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2009年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2015年8月9日病逝。

人生峭壁上,诗歌生命的火成岩

访者:辛金顺(辛)
时间:2012年4月23日
地点:吴岸的家(葛园)


辛:因为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和达雅人有更深入的了解,自然也会反映在你的诗歌里。所以你很早就体会了族群的融合,并能够深入原住民的生活去。这对你的诗歌创作和生活视野相信有必然的拓展?

辛:你是生长在古晋,父亲是从中国南来。开始受的教育也比较曲折。小学受的是华文教育?

看禁书被捕

吴:对。我1937年出生,日本人1941就来了,到了1945年才走,那时候我就没有上小学。日本时期来说,我爸也是算知识分子,他虽然念潮州音,说潮州话,他是孙中山的信徒,每天晚上都看他的著作。他自己去学华语,那时候有中文拼音的唱片,他学了以后,他就把小学课本第一课教我,在树林里面。我爸当时参加抗日的行动后被日本人逮捕,后来放出了以后我们就到山芭居住。那段时候晚上他就教我。我到1946年小学开办以后,在亚达街有个小学,我就去那边念书,我进去念的时候因为有基础,就跳读第二册,但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成绩不太好。六年级后,1951年我上中学,但一进去就发生学潮,反对英国殖民地,上初中一年级,那时发生罢课,勉强念到三年级,我看了禁书所以被捕,坐了两天的牢。禁书都是中国来的书,一些英雄故事,也有爱情的、郭沫若、鲁迅之类。出来以后就是受了这些诗歌的影响开始写诗,1953年写了第一首诗。初中三的时候下半年毕业,但那时候我病了,去新加坡医院割掉我的肾脏,我就没有继续念了。
辛:之前念的是华文学校,后来转到英校?

吴:转到英校是我病了回来以后,休养了两年,就到英校去。英校我念到九号(中五)就出来工作了。
辛:你那时候中文和英文的掌握能力很不错吧?
吴:我搞文学比较能够懂得一些道理。我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在英校念书的时候我自习,看了很多欧洲的古典文学,最重要的是我有一本大学的文学教程书《文学概论》,那本书我自己看过了,当时1959年,这边有间新闻报请我去投稿,是比较左翼的,那时候有一批年轻人也是要写作,是跟我在一起。我每看完一章文学概论,我就替他们讲课,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文学的理论,起源,民族性等,全都是那时候看的。现在来看这教程还是带着苏联左倾的东西,但还是给我带来理论方面的根底。
辛:你那时候已经掌握了文学概论,包括文学脉络、演变、理论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了,表述能力应该也变得不错。所以,写了第一首诗之后就开始了诗歌创作?
吴:1962年初,我就读厦门大学函授部的文学系,没念完,发生事件以后,我就迁入地下,隔几年就被捕。前几年回厦门大学,他们还留着我的名字,成为校友。
辛:你的创作最早是在1953年。在独立之前就写了。那时候你创作不只情绪发泄的表现,也有少年激情生命的呈现。这和时代的气氛有没有关系?对统治者、殖民者是不是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受普希金的影响

吴:那时候我的二哥,在进行学校罢课时,是做领导。后来因为政府要逮捕,所以就跑回中国去。除此,看书的影响也很大。我的父亲完全不管我们,不干涉,让我们自由发展。我开始写诗以后也写一些小说,后来念英校的时候,我是跟达雅人做朋友,他带我们到达雅人的长屋,那时候我就接触达雅人。并且开始写长篇的诗体小说,叫作〈告别森林〉。写到第五章就停止了,我也只留下一、二章,其他的不见了。后来我到厦门大学东南亚文学部去找,刊登在报纸上的,只找到一小段,但后面都的部分,全找不到了。那是1961年写的。我当时写这个长篇是受普希金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是米切尔的《飘》,写南北战争的时候,一对情人分开的故事,后来相遇的时候两人头发都白了,另外一个是惠特曼的《草叶集》,所以我第一次用的笔名是叶藜,第一首诗过后都是用叶草,因为是《草叶集》的影响。广州有个作家写吴岸研究的时候讲到,吴岸年轻的时候就打下了基础,虽然我生病没念大学,但也因此看了很多东西。

吴:我有跟他们到边界去,也到长屋去收集他们的生活资料。有天晚上跟屋长在地板上谈天,他跟我讲一个很长的故事。讲到他们英雄怎么奋斗怎样打仗。这些都有写进〈告别森林〉里面。第二天我们要走了,之前我有问屋长,你的故事多长,他说要讲七天七夜。虽然里面资料很丰富,但没办法一一展现在诗歌里。
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报馆做工。1962年12月,汶莱发生政变,英国政府就把报馆封了。报馆主要负责人全撤离,我的哥哥被捕。那时候我还没完全参加地下组织,但算是半地下,有时出来做工。政治上我没参加。那时候有个五金公司,我是他们的书记,帮他们处理英文信,那时是1964年。有一天我到书店看书,竟然看到了我的诗集《盾上的诗篇》,我自己也没有。那时候消息断绝,所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我完全不知道。书封面还是我设计的。后来我打听到他们有邮寄书和稿费,可是我都没收到。
辛:你那时候没完全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后来完全走向地下组织?
吴:因为我们的报馆是左翼的,报馆的人有人被捕有人走掉,当时我的爱人是搞工会,是工会的秘书。
辛:所以你在这方面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活动和想法,可是还没有进行实际的活动?
吴:他们看到我搞文学的,又是英文学校出来,他们不是非常接受。后来因为我对他们活动的支持,也帮忙印刷了一些宣传单,就越走越近。

入狱10年

辛:1965年的时候,是什么因素造成你最后被捕?
吴:我在半地下的时候,就跟我爱人一起住,还没结婚,那时候就通缉了。1965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在这之前我写了一本诗集《献给我的祖国》。用“周游”做笔名,三十多首诗。那时候在北京亚非拉会议,还有亚非拉作家会议,我当时把这本书抄了两本,一本通过香港的中国旅行社寄到北京给臧克家,他们都收到了。到了1965年的时候,我在做五金书记的时候,我自学马来文,后来就去考试,也及格了。不久他们地下组织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女友的关系,要我赶快离开,转入地下。我做出版工作,负责给他们翻译英文和马来文。从半地下转到地下。那时我常带打字机,带马来文和英文字典,做了一年多。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但风险性也很大。1964年底我完全转入地下,这段期间创作的诗作,大多收录在《达邦树礼赞》,1966年12月的时候,我回到古晋,政府尚未捉人。12月6号回来,不可先回家,但两天后回到家,见到我太太,晚上军队就撒网抓我了。我太太是在工会工作,也一起被捕。所以,那时不只我一个人被捕。
辛:被捕后,这10年都在监狱里。10年监狱,还有写一些东西?
吴:我写了3个剧本,创作了二十多首歌曲,诗歌也有一些,除了歌曲,后来都带不出来。
(1,待续)

(南洋文艺,18/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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