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芭蕉风亦寒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下）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7日（星期五）D5版
/张永修 整理
问：《蕉风》在林春美手上休刊，请问林春美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林：《蕉风》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四十多年的编辑阵容里出现了一些名字不会被遗忘的编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赶得及去那么“与有荣焉”一下而“庆幸”。是去年十二月底吧，休刊的消息传来，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学报》停刊让一些有关联的名字多少都沾了一点阴影，虽然这两件事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但这个前车之鉴实在教我无法不自私的先想想自己。作“末代”总是倒霉的，《蕉风》停了，所有在我这短短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里已做的和迹象显示将做的，根本不会有机会成什么气候，以后的记录大可不存在也不论；倒是这个执行编辑的名字，极可能会变成《蕉风》停刊的印记，让以后的不知情者人赃并获的呈堂：“喏，《蕉风》就是停在这个人手上。”－－其实不必等到以后，已经有相熟的朋友疑心的问：“是不是因为你太贵了，所以《蕉风》想藉休刊换一个执行编辑？”我很感激这个朋友的坦率，也可以因而想像朋友尚且如此想当然尔，更何况其他人。
其实，十年前许友彬领的津贴是五百零吉，十年后我领的津贴也是五百零吉，十年来编辑费零度通胀，我应该说是太 cheap 了才对。甚至在我的任上编辑部都不曾订阅过一份杂志以为参考；我得以参考和选取插图的杂志书籍，都是问朋友借来、或从姚先生和之前几任编辑留下的旧书堆中找的。我唯一比较“花”（如果非得用这个字的话）《蕉风》的钱的，是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好稿压得太久，所以有好几期的页数超出了改版时说好的 80 页。
若照姚先生“从 1955 年创刊开始每期亏 1500 元，到后来二、三千元，到现在每期倒贴大约 6000 元”的说法，我们当然要承认出版经费是提高了，然而，菲林、纸张等印刷材料的价格上涨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再说，改版后封面和内页的纸质改良、页数增加，都是把成本拉高的原因。我想这些开销不应该算到我的账上吧。
至于我采取什么补救方法……我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方法，如果这一回问题不是出在编辑方面？把《蕉风》编得好在我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同时也要确保它卖得好我就有心无力了，我不懂得直销文学。那些以为换个执行编辑就可以刺激刊物销量的人，大概先假设了产品素质和需求量的关系是绝对相应的吧。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蕉风》休刊是因为销路大降／订户骤减的缘故吗？去翻一翻记录，482 改版之前的订户人数在 160 左右，到 488 休刊前，订户已有 300 名，另外在书店、大专院校、中学华文学会的发行量也上升了。销量增加的幅度论巴仙率是大的，但论数量却还是很小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问有什么补救方法，可以让《蕉风》不休刊，我只能回答：如果我有一大笔钱的话。
通俗路线生存之道？
问：您认为读者多寡与刊物的素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可以办文学刊物吗？走通俗路线是否是文学刊物生存之道？您的时期，订户大约多少？
梅：没钱不可能办好一份杂志，“同仁杂志”只可当作人生经验，不可能当作人生的全部。文学刊物要办得成功，亦要像其他性质的刊物一样，要具有专业性。玩票的、业余的都不能长久。
文学刊物走通俗路线则如俗语说的“两头不到岸”，那非生存之道。
《蕉风》的订户向来都是三、四百。60年代是高峰时期，那时的订户据说上千。
刊物的素质与读者多寡当然有关系，不过文学刊物的读者群向来都不大。据我所知，《中外文学》的刊印量也不过两、三千本，而台湾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华人地区，谙中文的人口等于这里的七、八倍。
许：读者的多寡与刊物的素质的关系奥妙，其中又牵涉到社会的阅读风气，而有阅读风气也不一定偏向文学，目前的趋势，可能偏向资讯和娱乐。照理说，高素质的刊物应有更多读者。但文学刊物不一定如此，文学水准高，曲高和寡，可能读者更少。读者少的刊物又不一定有水准，编得很烂的刊物一样没有人要看。文学刊物的好坏，只要对文学有修养的人都看得出，不能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
走通俗路线无疑的可以提高销量，但不是文学刊物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文学素质的死亡之道。听说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是《故事会》，《故事会》走的正是通俗路线。《故事会》中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改写自文学刊物的小说。把小说“通俗化”，虽然故事还是很精彩，文学素质已经不见了。文学刊物若是靠销量来生存，必须先推动社会的文学风气。社会的文学又得靠文学刊物来推动，这就变成鸡和鸡蛋的故事了。
林：我们不妨借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上离我们较远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或许可以“冷静”一些：在五四前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高印数是 1 万 6 千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高印数是 1 万，这两种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声望是相当大的，但论销量，却还是不敌专门刊载言情、黑幕等通俗文学的《礼拜六》周刊，这份刊物的最高印数达 2 万册。那样的数据还必须就中国的识字人口而言。读者的基本倾向，可以作为一时一地之阅读品味与文化水平的反映来对待；作为编者，我比较相信好的作者或坏的作者的大量／频繁出现，才真正与一个刊物的素质大有关系。通俗文学固然有它本身的意义，而迎合市场口味也许也可以赢得更多读者，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很清醒的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到底《蕉风》要的是什么？
问：《蕉风》在今年一／二月号出版之后休刊，半年多来，文学团体对此反应冷淡。您看法如何？
梅：完全在意料之中。
许：文学团体对《蕉风》休刊的反应冷淡，不足为奇。很多人都知道《蕉风》近几年来只是在挣扎求存，在这个经济风暴的当儿，很多资讯与娱乐杂志都纷纷倒下、《蕉风》为文学刊物，挣扎不下去，正是意料中事。文学团体似乎都很穷，也许因为自身没有财力支援，都不敢出声。我个人倒希望能有热爱文学的人挺身而出，拯救《蕉风》。
林：经济不景加上世纪交替的惶惑不安情绪是不是造成文学界对文学（不仅《蕉风》，但也不包括嘉年华式的文学活动）普遍冷感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越俎代庖去帮姚先生处理他的“家事”（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排除姚先生等人首先要有“发起”、“号召”等行动的必要性。）？又或者，是我自己该重新估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太高估了《蕉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华文坛好的刊物本来就不多，如今再少了一个，当然是悲哀的。
问：如果林春美您事先知道您只能编7期《蕉风》，您会怎样做？
林：我在接手《蕉风》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将来离开的问题，但万万没料到是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以这样尴尬的姿态。我非常清楚《蕉风》不是我的私产（就它对马华文坛的某种象征意义而言，甚至也不应该是／被当成是任何人－－包括姚先生－－的私产，虽然姚先生和前友联董事对《蕉风》的奉献精神是应该被肯定的），我当然也没有以“蕉风编辑”作为永久名衔的需要。我原本的构想是迟则五年吧，就应该帮《蕉风》物色一个更有干劲更理想的执行编辑。7期的《蕉风》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运动，一个温柔敦厚的过渡期。在我后期依然模糊然而却逐日成形的预见中，好戏应该还在后头。既然突如其来的休刊已让一切胎死腹中，对于“如果早知只有7期会怎么做”就算心中有数，我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出来。
问：如果《蕉风》复刊，您认为由哪个单位接管较有保障（即不至于短期内再面对休刊的困扰）？它须具备哪些条件？
梅：我想不出有任何团体可以接管《蕉风》。
许：《蕉风》若能复刊，最好是有独立的基金会，而不是由哪个单位接管，除非有单位接而不管。《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自由的天地，编辑方针不容干涉。但我相信，如有单位要接管，也许有它的目的。如果《蕉风》变成某个单位的工具，那《蕉风》已不再是《蕉风》，不被接管也罢。
林：如果将来“蕉风基金”成功设立的话，我私底下希望，日后接管《蕉风》的最好包括这三方面的人：（一）与《蕉风》多少有点渊源，真心爱护它，不会轻易让它死掉的人；（二）尊重文学，必要时情愿《蕉风》停刊也不要让它以文学刊物之名亵渎文学的人；（三）善于打理“基金”财务，并清楚《蕉风》的非功利性质，既不会让它永远严重亏本以致无法再出版下去，也不会把它出卖给市场的人。－－当然，讲是容易的，而实际上的“蕉风基金”的筹划与落实，以及复刊后的《蕉风》的经营，却还不晓得需要多少努力和智慧。对将来那些出钱或出力的人，我预先向他们致敬。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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