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以笔打开工业硬壳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疯狂荒诞的闹剧，它鼓吹“大破大立”，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里，该破不该破的都被“大破”了，却有什么是“大立”的呢？文革对蒋子龙而言，着实是一场“大破”。
张永修
与蒋子龙的第一个照面，第一句谈话，就不禁怀疑了——这就是写乔厂长的那个人，抑或其实就是乔光朴其人的一个侧影？艰辛岁月的风霜印记在他的脸上，然而他的言谈举止还是那么明朗。若要他唱一个，会不会是“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乔厂长上任记>是中国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奠基之作。它在1979年7月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学界、工业界，甚至全中国各行各业，一时刮起“乔旋风”。而蒋子龙说：“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吧，你要想当作家，你的使命永远是开拓。”他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连续写了一系列反映工业改革的小说。他的这些努力，引出了一大批写城市、工业改革的作品，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工业文学的勃兴，以致有评论家拟古人评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句，来评蒋子龙的作品为“文起工业题材之衰”。
屡次为文学所累
蒋子龙深爱文学，却屡次为文学所累。手上的一枝“黑笔杆”，加上家庭成分是富农（原先是中上农，后重划），使他被迫先是离开部队，接着复员工厂之后，又得下放车间，接受监督劳动。尽管如此，蒋子龙仍忠于他那枝被批成“黑”的笔杆。1976年《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他勇敢的背离写“走资派”、写“阶级斗争”之径，以<机电局长的一天>热情讴歌了一位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身的老干部。这篇小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赞扬，但却在同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蒋子龙带上了七千人的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穷困潦倒的这个所谓“富农”好不容易熬了小米粥，把七岁的长子反锁在家里，急匆匆的赶往医院给刚生产的妻子送去。没想到刚到医院门口，他就被挡在门外。造反派不准他见他的妻子，除非他先写检查（即检讨）。蒋子龙说，他一气之下，就把盛着小米粥的保温瓶摔到地上。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蒋子龙被迫在李希凡代写的检查上签了名，然后又写了一篇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铁锨传>“将功补过”。但是，四人帮垮台之后，在另一场政治运动中<铁锨传>又受到批判，而<电机局长的一天>又重新受到肯定。
文学上的争争斗斗使蒋子龙感到害怕。他觉得写文章的人还受到政治的摆布，那么当作家也真无聊，还不如他当个车间主任来得自在。于是他准备坚持自己早先就说过的“三不”——一不写小说，二不写检查，三不当干部。然而在1979年春天，当新上任的《人民文学》女编辑王扶冒着凄风苦雨，辗转寻上蒋子龙当时正病卧的医院，代表《人民文学》向他道歉，并传达许多前辈作家期望再见到蒋子龙小说的心意时，蒋子龙感动了。他是个易动于情的人。而这一次的这么动一动，就掀起了中国改革文学的思潮<;乔厂长上任记>就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
灾难的洗礼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疯狂荒诞的闹剧，它鼓吹“大破大立”，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里，该破不该破的都被“大破”了，却有什么是“大立”的呢？
文革对蒋子龙而言，着实是一场“大破”。他说，如果不是文革，他的作品将会更多。他在1962年开始写作，1965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然而1966年文革大潮掀起，他因此辍笔七年。而新时期初始的几年，他的作品也因文革风雨而显得厚重，甚至负重。
蒋子龙说，文革是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摧毁。而对一个作家而言，那是对心灵的一种伤害。文革让他较多的看到了沉重与灰暗的一面。虽然文革对他本身的生活是一种破坏，但对他的生活感受来说，却又不尽是一件坏事。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这也算是一种成熟。漫漫十载批判斗争的年岁，蒋子龙还可以保留对生活、对自己的真诚，这是他自己较为满意的。
文学的滑坡
颠覆扭曲的十年，血泪成灾的岁月，在1978年以后，竟催生了文学的丰盛灿烂。新时期伊始，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先后迭起，以及各种表现手法的层出不穷，使当代文学经历了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百花齐放。然而，八十年代中叶以后，百花开始颜容失色，文学渐次呈现疲软状态。蒋子龙认为，新时期文学的这种滑坡主要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问题出在作家各自的身上。虽然七十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手法从意识流到荒诞派到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直在变，但由于作家本身功力不足，所以始终没能撑起文学之大气，甚至还出现了“玩文学”的现象。
其次，是文学脱离了群众。尤其自1987、88年，文学崇尚与贵族挂钩，作家写的多是老爷少爷姨太太的富贵风流，因而疏离了基本读者。
第三，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覆盖之下，当代社会不可能不变。在如此时空之中，作家无法重复以前那个激情热血时代的情势，他们不可能再以一篇作品来影响或摇撼整个国家。再说，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也已有一部分被通俗文学以及电视文化挣走了。
工业题材的陷阱
虽然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往后文艺的总方向，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史页上，反映工业改革的小说远比军事小说与农村小说来得缺乏。蒋子龙认为，这是当代文学的局限性。因为代社会已然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改变了人的习性，外表，乃至灵魂。举凡当代人，都难豁免于工业社会对人的这种统治。
然而，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工业题材却是一个陷阱。它不但神秘，而且枯燥无味。作家的笔力打不开工业的硬壳，因而无法通过这个硬壳去看社会与人生。身为当代作家，却惧怕工业，回避工业，蒋子龙因此慨叹：当代作家愧对当代。
农村企业家的悲歌
不久前有这样的报道，中国大邱庄的农村企业家禹作敏，因涉嫌行贿及买凶杀人而被捕入狱。蒋子龙早在九年前就曾结合起禹作敏及其他农村改革领袖的特点，塑造出来<燕赵悲歌>里大赵庄支书“武耕新”的形象。这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之所以叫“悲歌”，是因为作者早已觉察其中潜伏的危机。
不少农民在短短的几年成了暴发户，很多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有了钱就想买权，有了权就仗势使权，本质不好，结果就自然很糟糕。
蒋子龙说，改变农民生活水平，使农村富裕起来，仍是中国的目标。通过“包产到户”、“大队”及农工商联合公司的集体联营合作方式，他们不是制造“富农”，而是“企业家”。中国至今仍没有成功的企业家，是因为国家缺乏完善的体制，同时也没获得大财团的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条漫长的路，蒋子龙相信，只要跨出的脚步永不休止，那么前方一定会有出现柳暗花明的一日。
蒋子龙简介
蒋子龙，中国当代作家，河北沧县人，1941年生。195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天津重型机械厂技术学校。1960年参军，1965年回厂。当过工人、班长、厂长办公室秘书、车间代理主任等职。1982年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主要作品有《蒋子龙短篇小说集》、《蒋子龙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拜年》、长篇小说《蛇神》等。获（中国）全国优秀作品奖的有：短篇<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
5/6/1994南洋商报南洋周刊【星期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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