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情煞

情煞
柯云



再忍也忍不住的哈(嘿)……秋(咻)……

让你恐慌。思念。

躲避面照。躲避勾魂的双眼。

不离得远远的就将万劫不复。

暗蓝的深潭嘿咻嘿咻的笑。



深居。简出。不肉。不烟酒。

把所有欲望的窗口封锁。

修身。养心。隔离所有试探的触角。

素食。素服。洗涤三千六百五十万种不安分的色素。

用冬蛰的心情斋戒

抗煞。



那妖魔等你三百六十五天

你除下重重防护的一刹那

偷袭你以万枝相思银箭

让你情不自禁,爽快的

哈秋(嘿咻)哈秋(嘿咻)哈秋(嘿咻)

哈……秋(嘿……咻)

之后你不慌不忙

脱下面罩

在挥头而去的炎夏中

哼来凉凉的秋风



5/8/2003南洋文艺【非典型诗展】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近处观战


因为站在近处,所以也免不了有被金属碰击出的星火灼伤的可能
张永修


1

如果把文学论争形容为战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坛真是炮声轰轰,战事连连。其中论争课题相互关联,并且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势,余震久久未见平息。我作为文艺副刊编辑,先后在星洲、南洋两个战地近处观战,对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晰的掌握。当然,因为站在近处,所以也免不了有被金属碰击出的星火灼伤的可能,只是,这些都不足为外人道了。

1992年我在《星洲日报》主编《星云》的时候,禤素莱自日本给我寄来〈开庭审讯〉一文,内容是有关日本教授对马华文学定位的争议。在当时《星洲日报》正以隆重其事的花踪文学奖把马华文学推向国际之际,马华文学的名与实问题实在有被关注与讨论的必要。于是我马上发稿,安排该文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主题篇的显著位置刊登于《星云》,并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召唤读者对此课题的探讨。读者的回响非常热烈,矛头全指向狂妄的日本学者,其中也不乏可读性较高的文章。当中,黄锦树〈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文(28/5/1992),因为置疑马华文学的水准,而引发更大更持久的文学激荡,论争余波耗时近十年,至今仍未平息。在20世纪结束前夕,我在《南洋文艺》的“80年马华文学”特辑的系列专访中,设“寻找经典”小栏,并就此询问较具代表性的马华文学史研究者,如方修、杨松年、张锦忠等人的看法,算是为这个论争课题做个小结。

1994年5月我接手《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是相辅相成的。专业的批评体制的建立,不仅有助提升读者的鉴赏水平,而且对创作者而言,也起着一种鼓舞与督促的作用。因此,我有意识的在《南洋文艺》刊登了相当大量的文学论述。黄锦树与林幸谦最初关于中国性的讨论,就是在“双月文学点评”系列中出现的。至于“奶水论”,那是几年后爆发的另一场与此相关的论战了。

而“文学研究与道义”课题的论争,也可追溯到我所做的一个特辑里的一篇评论文章。那是在1996年9月,我趁中秋佳节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其中方北方特辑“大河的水声”,邀请了黄锦树评论方北方。黄写了〈拓荒播种与道德写作:小论方北方〉(27/9/1996)之后,请我协助收集方北方的作品资料,以便更全面的了解这位拓荒播种者。我向方北方道明原委,并请其公子方成与方昂帮忙影印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通过我转交黄锦树。1997年杪,黄锦树发表了有关方北方文论及其三部曲的长篇论文〈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这篇措辞严厉的论文很快的就引发了一场论争,而其中最广为谈论的话题是:既向作者索取资料,那么在道义上应不应该对他做出负面的评价?这场论争伤及多方,我作为“知情者”,只能把事件的始末略记于此,并将相关的较为重要的文章结成一辑,一切是非对错,留待后人评说。

在上述论争事件中,《南洋文艺》只收到两篇针对〈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的论点作出论辩的文章,因为就文论事,所以予以刊登。其他漫骂式的文稿,可能有“先见之明”,没有投寄《南洋文艺》。但是即使投来,它们的命运只有两种:有关漫骂部分被删除修润,或被投篮。一个编辑如果连这个关都不能把好,他的版势必将充塞许多垃圾。

1996年作协决定出版大系,开始在报刊上公开征稿。大系不比其他选集,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菲,而且对于将来文学史的撰写也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有鉴于这是继方修所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约30年之后的第二套大系,意义非凡,因此我在《南洋文艺》特设“大系探讨”栏目,邀约关心大系编纂的作家集思广益,以期作协能将大系编得更完善。“大系探讨”栏目获得多位马华作家积极与热情的反应,他们充满建设性的意见与专业的精神,造就了马华文坛难得一见的论事(而非论争/论战)现象。不过,好景不长,2000年,因大系仍未出版,温任平为文质疑编委的编辑方式,引起碧澄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的身分与温任平一来一往的笔战,以至某一方开始漫骂。我与当时的总编辑王金河讨论后,将有关漫骂的段落删除,以“洁净版本”给予刊登,并同时宣布停止刊登已经失去意义的有关大系论争的文章。由于第二波论战文章已经超出《辣味马华文学》这本书的时限与选稿标准,因此不予收录,特此交代。


2

今天的人事,都会成为明日的历史。在一个不重视历史的社群里,很多东西,重要和不重要的,都随光阴的流走而渐渐消逝隐没。我们即使有满室资料而没有好好整理,宝贵的东西也会在杂乱中消散遗佚。

1997年11月,我应留台联总学术研讨会之邀,整理了一篇〈马华文学论述在南洋文艺(1994年5月—1997年6月)〉的报告,引起东方企业出版社负责人张济作的兴趣。张济作有意思将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议课题的文章结辑成书,问我是否有上述剪报。

一般作者通常只会收集自己的文章,多数不会将所有相关文章收全。而作为编者,90年代的较大的文学争议课题,如“马华文学的定位”、“经典缺席”,及当时正在闹烘烘的“台湾口味及中国观点”等课题,凑巧大部分是出现在我在任时期的两个副刊(即《星云》和《南洋文艺》)上,我刚好有大部分上述资料。不过,因为马华文坛向来有“隔报论事”(如在《南洋文艺》与《星洲日报》)、“隔版过招”(如在《南洋文艺》、《言论》、《人文》版)的“习惯”,要收齐全部资料似乎就不是容易的事。对于那些不是刊登在我所负责的版位的文章,本书虽然也尽量收集,但并不排除沧海遗珠的可能。

这些论争文稿,多少反映了世纪末马华文坛的思想意识,于文学/文化历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其市场价值,在阅读风气低靡的马华社会,却可想而知。因此,当东方企业不计亏盈,愿意将这些资料结集出版,我能无动于衷吗?

这本《辣味马华文学》,原本打算在1999年杪或2000年出版。不料好事多磨。首先是张济作离开东方企业,后来接手的罗志昌虽也有继续出版的美意,但最后终因一些因素而耽搁下来。在等待出版机会的期间,我们多次对文选做了增删调整,以期更完善的呈现90年代马华文学泼辣而蓬勃的一面。

这一次,《辣味马华文学》终于能够顺利出版,必须感谢林春发及陈亚才的热心张罗。当然也要感谢雪华堂与留台联总促成此书顺利出版。此外,也要感谢前辈作家陈应德、陈雪风、温任平,史料工作者李锦宗,文友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胡金伦、杨善勇等提供意见及补充资料。最后,感谢张光达以及林春美,在编选此书的过程里给予全力的支持与配合。



(按:《辣味马华文学》推介礼于14/12/02下午2时假雪华堂举行,并由陈志成推介,甄供、安焕然讲评。)
 
14/12/2002南洋文艺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

先勇自白(4)


“所谓经典之作,讲的是时间,时间是唯一的标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看这些作品是否还存在。一些当时轰轰烈烈的作品,过了一些时候却消沉下来。所以,经过时间的冲洗淘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好的。时间是最公正,也是最残酷的。”

4.作观众很开心

白先勇的作品,有好几部排成电影,如《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最后的贵族》和最近由中国导演谢衍执导的《花桥荣记》等。有哪几部能拍出小说的原味,有哪几部他比较满意?

“每一部都有满意的,也都有不满意的。”白先勇笑着说:“以前开始时,原作者太认真,常常想把原著的精神都搬了进去。后来才发觉,电影是导演的作品,是他的再造,有他个人的诠释,已经脱离了原作者的掌握了。”

“时间越长,我就越变成一个观众了。”白先勇说着,又哈哈大笑:“现在我应该可以客观的看他们的电影了。看他们的好处在哪里,也可以挑他们的毛病。心情不同了,可以看得很开心。”

5.建议新马自选100强

最近香港某杂志选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强”中文小说,白先勇的《台北人》名列前十名,排行第七。问白先勇对此有何看法,他说:“所谓经典之作,讲的是时间,时间是唯一的标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看这些作品是否还存在。一些当时轰轰烈烈的作品,过了一些时候却消沉下来。所以,经过时间的冲洗淘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好的。时间是最公正,也是最残酷的。”

这也是很残酷的文学作品的保存法。好的文学作品不会因为外在因素,或各种社会变迁而减损它的价值,多少百年之后,依然还会感动人。而文学作品讲究的是它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

难达到雅俗共赏

“不过这是一些亚洲学者的看法。”白先勇指出,文学作品最终还是要读者看。

“好的作品要雅俗共赏。我的感觉,雅的不难写,俗的也不难写。要写得雅俗都喜欢的,最难。如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这些小说都做到雅俗共赏。文学还是要陶冶性情。而且小说本身的确需要有娱乐价值,要看得下去,要好看,对人生人性有一种‘说法’,让人看了觉得能开启他对人生深一层的体味。红楼梦成功的地方就是,又有人看,又有人研究,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里面,张爱玲差不多就达到这个境界。”白先勇指出:“她走的不是感时忧国的路子。她是从红楼金瓶、海上花列传,以及那些鸳鸯蝴蝶派里走出来来的。” 而白先勇的作品俗的成份也挺俗的,可是,他的文字掌握和技巧运用等却也雅得厉害。他的小说常令人回味无穷。看了而没有思考,就“太浪费”了。单单研究白先勇的论文就不少,出成专书的就有欧阳子、袁良骏等。而拍成电影的也有好几部。这也符合了白先勇所说的“雅俗共赏”。

白先勇最近在香港提到中国文化应该积极融合传统与现代,而上海、香港、台北是负起这个任务的三个地方,因为这三地是跟外来文化交流的第一线。那么,白先勇是否也等于认为中文文学若出现世界级的作品,必定也是出自这三处?

边缘也可能出色

“那倒不一定。”白先勇马上回答:“它可能出现自这三个城市,也可能来自乡下或边缘,如东南亚/马来西亚。”

那么,新马文学挤不进“100强”,白先勇看法如何? 白先勇马上誊清,新马华文学作品他看得不多,不能评论。他说:不能挤进“100强”,可能只是评选人对这些地方的文学不熟悉,也可能真正高水准的作品没有管道流传到中国、台湾、香港。一些后来的“100强”,也不一定是艺术手法高明,后来是以流行与不流行来取舍。一些作品时间太近,其影响力令人怀疑。

白先勇建议:“新马应该来选自己的100强。” 那么,白先勇认为马华文学会不会出现有影响力的作品?

“大马的历史起伏那么厉害,”白先勇说:“如果有个作家,写大马三代人物,从广州/福建迁移到马来半岛然后再下来新加坡。如果写得好,这种历史,一方面又是边缘,一方面又跟中华母体有联系,那将是不得了的小说。”

先勇自白(3)


“虽然在美国住了34年,但还是有‘客居’的感觉。” 白先勇如何定义自己呢?是美国华裔作家,台湾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其实这些都不要紧。我现在是台湾作家,因为我写的是台湾。不过我也是中国作家。我想,百年后,总是属于中国作家。”


3.客居美国根在中国

续写纽约客

自《孽子》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白先勇的小说了。白先勇还有写作吗?

“我在写我爸爸的传记,写了好多年,进展得很慢。”白先勇说他写作一向都写得很辛苦。“这还牵涉到历史,好多资料需要去查。”这本传记计划会在明年之前,即今年年底完成。

 白先勇的父亲是白崇禧,国民党将军。到时出版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台湾百无禁忌,很民主,言论上可以说百花齐放,完全自由。”白先勇大笑道:“有时自由到不负责任。”

 除了白崇禧传记,白先勇还有一个写作计划:即是继续小说《纽约客》的续篇。“这系列短篇小说不一定是些留学生的故事,不过都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一般上评论都说,白先勇的中国人到了台北都变成“台北人”,到了美国就成了“纽约客”。经过了几十年,这些“客居”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为“美国人”了?

身份定位不要紧

白先勇略作沉吟:“我想,身份还是‘客’。”因为心还留在台湾,文化的根还在中国。

“虽然在美国住了34年,但还是有‘客居’的感觉。”白先勇又哈哈大笑起来。 白先勇如何定义自己呢?是美国华裔作家,台湾作家,还是中国作家?

“其实这些都不要紧。我现在是台湾作家,因为我写的是台湾。不过我也是中国作家。我想,百年后,总是属于中国作家。”白先勇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会说南唐李后主是‘南唐作家’。纳兰性德是满洲人,他写的是中国的词,我们也都说是‘中国作家’。以后算起来,文学史上只要是用中文创作的,都可能被列为‘中国作家’。”

白先勇提到李永平,说他的定位也蛮有意思的。大马人可能会把他列为“马华作家”,台湾人可能会把他归类为“台湾作家”。他说:“怎样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要高。作家的身份证不要紧。”归类诸事,其实只是文学史家们的权宜作法。

超越自己最难

白先勇在年轻的时候就拿出高成就的作品,得到很高的评价和肯定。那么高那么辉煌的过去,对现在要重新继续创作小说,会不会造成心理障碍?

“当然有,超越自己最难。”白先勇反应非常快,还提高了声音。“如果你是在重复些你自己的东西,那就很没有意思。写不同的却有很大的压力。能够写出不同类别的也有限。不过话得讲回来,作家写来写去,总是还没有写出心里的话。文学的主题很有限,写来写去还是写人情人性。单这个就写不完。”

白先勇写的是人生,一个无常的东西,反反覆覆怎样也写不完的。

“写小说是写‘人’,人太复杂了。人永远没有一个结论。”白先勇说:“所以,我想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我们对‘人’知道得太少。它是个未知数,有无穷的可能性可以去探讨。”

先勇自白(2)

2.有神论者的宿命论
欧阳子曾经说过白先勇的小说充满宿命论。这是不是跟白先勇的信仰有关?“可能越来越有关。”白先勇大笑。“我有时我觉得生命不可解,好像冥冥中似有一种指定的道路给你走。可能你会左转右转后,最后又转回来。似乎人世间早已作好安排。”
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庄重。“人比较渺小,比较谦卑,不过有时候我们过份自信,过份骄傲,以为人定胜天,可以挽回天命。可是,我想,这不一定。”

“现在科学更可怕。基因学发达,多少代的祖先已经决定你生什么病,未来怎么死。如癌病病例,遗传基因,要改也改不了。”讲到兴奋处,白先勇又爆笑起来。“这是科学的宿命!”


父亲是宗教理事长

“人世的兴衰,如佛家讲的无常。”白先勇有宗教信仰吗?

他说:“我现在越来越近佛教。我很有宗教的感受,很接近佛教的看法。”

白先勇的家庭原本是回教,他父亲白崇禧将军是回教理事长。小时也常跟着父亲去作礼拜,守着回教规矩。

回教对白先勇早期的人生思想和作品有没有影响?

“我想,那是宗教感。宗教仪式上对生命的尊敬、惧畏,从小就有。”白先勇说:“我一直都是‘有神论’者。”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广西桂林,现年62岁。他笑说他不知道他是哪一族人,可能是回族的胡人吧,不过肯定不是纯汉族。他很早很早的祖先是白克鲁丁族。元朝时曾在南京做过官,明朝时改汉姓。

先勇自白(1)

先勇自白

张永修


 1.不要被标签为次等公民

同志自我标榜
白先勇曾在1988年香港版《Play Boy》公开性向。我问他会不会担心影响读者对他的作品的接受。他开朗大笑,坦然面对:“担心我就不讲了。” “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才是决定它好坏的因素。”他说:“好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
作家要忠于自己

“作家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白先勇语调变得很轻,很严肃,像是和自己说心里话。“如果一个作家写作,他一定要忠于自己。有所掩盖,就不真实。这点很要紧。”

我和白先勇约在新加坡一间法国酒店作访问。白先勇是应新加坡文化协会之邀出席“1999年度作家节”的活动。白先勇也将于9月11日假南洋商报礼堂为本报读者作一场讲座,题为“白先勇跨世纪的对话”。

美国同性恋的势力很大,白先勇在美国三十多年,是不是因为受那里的风气影响,而成为同性恋者?

“其实,我不是受美国的影响。”白先勇说他在台北大学时期已以“郁金”的笔名在《现代文学》第一期发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月梦》(1960年3月)。“当时我的感受很深。这是人生的一部分。”

过后同类作品还有:1969年7月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1970年3月的《孤恋花》,1983年长篇《孽子》。当时的社会(包括台湾,美国)对同性恋这个课题还非常忌讳。面对社会的压力和束缚,白先勇写作时,内心没有挣扎,他没有顾虑。

“小说的本质、本性,常走在时代的前端,对一般世俗社会有着它的颠覆性、叛逆性。如西厢诲淫,水浒诲盗。从前中国书香世家是不可以看小说的,似乎看小说会把人看坏看邪掉。”白先勇说:“西方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告吃官司,乔哀思的《尤利西斯》被禁了好多年,是其中例子。

“人性是复杂的,不是现有的道德所能完全规范的。我们一方面需要道德规范和法纪来维持秩序,一方面,道德规范和法纪又压抑了人的本性。”

寻求平权的待遇

文学对他有如宗教信仰般,问他的道德观,他说,文学就像宗教那样,最后是劝人为善,宽容和包容人的缺点缺陷。即使是写恶的现象,最后他表现出的是人的悲剧感,因为人不完美。“追求完美是人的理想,但他们常常失败。因为理想不容易达到。”

同性恋分先天(基因遗传)和后天(环境)两种。白先勇说:“它是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国籍,超一切人为范围的存在事实。从古到今都有。”它占人口的比例可能是保持在一定的数目,只是有时候社会压力大的时候隐蔽起来。对未来,白先勇这样期望:

 “我们这些弱势团体,下世纪追求的东西,是拉近平等的差距,寻求平权的待遇,虽然人永远不能平等。”

同性恋之所以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与60年代末期美国的平权运动有关。“同志”与女性、黑人等弱势团体当时“造反”,要求平权,这是一种醒觉运动,他们觉悟到自己也与别人一样,有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

“加入平权运动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白先勇说:“同性恋人不要成为被标签的‘次等公民’。”

当时,法律上还有对同性恋人采取惩罚的现象。美国一些政治人物以揭发同性恋事件来打击对手。今天,夏威夷则在寻求同性恋人结婚合法化。白先勇说:“加州州政府雇员同性恋的伴侣可以享受与妻子同等的福利,可以合法继承伴侣的保险金和遗产。在旧金山,竞选市长若没有得到同性恋组织的支持,可不容易中选。”

美国同性恋的势力很大,慢慢的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形成社会政治运动。同性恋人自我标榜也渐渐流行起来。

在台湾,就出现了许佑生这第一对公正结婚的同性恋人。同性恋电影,有李安的《喜宴》、蔡明亮的《河流》;中国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香港王家卫的《春光乍泄》等。白先勇说:“台湾自立晚报、中国时报、皇冠等3个百万文学奖得主作品都是同性恋题材的小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是其中一部。

《南洋商报:新视野》1999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

古楼见瑞献

古楼见瑞献
/张永修


与林春美约陈瑞献在1999年6月25日晚上见面。他在古楼画室等我们。古楼画室位于Telok Kurau J 巷,是一间废弃的学校,租给画家或团体作工作室或会所用,瑞献租了二楼的两个单位。我们到了附近却摸不到门,后来还是瑞献驾车出来载我们。5年前和春美曾到过Geylang陈瑞献艺术馆,才知道瑞献不在那里。当时和瑞献不熟,也没想要和他联络,只留下名片说我们来过。

瑞献很享受吃。梁明广在《陈瑞献选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8)序文说:“他对烹饪艺术和吃的艺术,跟他对其他艺术一样讲究。”Telok Kurau一带有好多好餐馆,当晚瑞献带我们到一间日本人开的餐馆“多门”吃日本餐,叫了很多菜,吃得很饱。

吃饭的时候,问了瑞献一些蕉风的陈年旧事。那是1969年30年前的事。年轻时,瑞献已见锋芒,常有文学作品在南洋商报杨守默(杏影)的《青年文艺》发表。梁明广(完颜藉)主编《文艺》时,更大量刊用瑞献的作品。白垚与姚拓为了物色蕉风编辑,经李苍推荐(见483蕉风,1998,页82),曾南下找瑞献谈过。接编蕉风时,瑞献还在南大念书,年26。

1969年8月号的202期蕉风改革号是个分水岭,当时的编辑团,除了白垚与姚拓,还有李苍和牧羚奴(陈瑞献)。白垚在〈蕉风旧事·学报当年(2)〉提到:“牧羚奴远在新加坡,作者的联系和约稿、选稿、校稿,事极繁琐,那时没有传真,每次邮寄的事,也够他受,……。后来,策划六个专号,出版蕉风文丛,举办文学座谈会,完颜、歹羊写到蕉风来,无一不和牧羚奴有关。”(483蕉风,页81)瑞献编蕉风凭的是一股热忱,不领薪水,邮政补贴只有12元(当年马币新币币值相同)。

瑞献画室里有一排书架,堆放了好些平日看的书,是瑞献作画前酝酿的温床。当年他编的蕉风是否还留在老家?我没问起。我想到移居海外的白垚、李苍、张锦忠……,他们可会把当年的蕉风随身远带国外吗?蕉风对瑞献来说是个“曾经”他不需要把“前蕉风编辑”名衔老挂在名片上,他根本不用名片,文学史自会给瑞献腾出很重要的篇幅。问瑞献编蕉风编了多久,瑞献一时间也说不上来,只道“三几年”,之后逐渐淡出。他说,他参与别人的事,在尽自己最大力量,做出可观成绩后就慢慢引退,因为“开始与结束各自藏着对方”。

有个时期,瑞献说过:与其编得烂,不如把蕉风“光荣的结束”。就以上说法,问瑞献对蕉风休刊的看法。瑞献说:“后来编得好好的,就应该继续出版下去。”

在482蕉风改革号推介礼当天,瑞献没能出席,却传真〈亭亭山上松〉一文致意。文末说:“提到《蕉风》,姚拓总是说,友联已经赔掉了一幢大楼。趁《蕉风》改版发布之际,让我呼吁:为了《蕉风》这座自由创作的精神堡垒的永固,大家应该准备赔掉一座万里长城。”(483蕉风,页87)

瑞献今年初收到蕉风休刊号,当晚马上摇个电话到我家。他认为蕉风不必休刊,钱对友联董事们来说不应该是问题。他说:“友联是以华社文教界为营业服务对象的机构,资助出版一本杂志来回馈文化界,不但初衷是自愿自发,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这本杂志的休戚自然就更有一种道义与文化上的承诺,就像一大群满腔热诚,不计酬报,为这本杂志卖力工作的编辑人对它的奉献那样。友联对蕉风必须负起道义与文化上的责任。假如要为蕉风筹募基金,友联也必须先拿出钱来,别人才能一起来出钱。”
瑞献对春美爱惜有加,不是因为春美曾担任首两届花踪颁奖礼的主持(瑞献是花踪奖座的设计人),而是因为春美时期的蕉风。他25/5/1998给春美的传真说:“要跟你说蕉风诗专号一册敬收,一直放在身边细读,谢谢你给我们准备了这样丰美的盛宴。蕉风从选稿,设计到校对,都十分出色,可喜可贺。”(485蕉风,1998,页2)今年韦西主编的《新加坡文艺》改版,瑞献在表示赞赏时,也顺带提了蕉风一笔:“执行编辑方桂香尤值得记一笔:她就像联合早报《文艺城》的林迪夫(王旁)、马来西亚《蕉风》的林春美,由于严格对待每一条线,每一个标点,是位每条线每个标点都对她肃然起敬的新锐编辑。” (《新加坡文艺》68期,1999年6月)

瑞献不喝色酒,只品赏葡萄酒。葡萄酒酒精不高,只有十二度半。瑞献说:葡萄酒奥妙之处,在于即使同一个时期酿制,同一个酒库储藏,其味道每一瓶都不完全一样。酒有花香、果香、草香,不一而足。而上好的葡萄酒香一定是独特的。品酒家得有能耐用准确的字眼把它描绘出来。饭后,我们回到古楼画室,瑞献拿出1993年的法国圣艾美丽安产区的红葡萄酒招待我们,也请我们吃黑葡萄及红樱桃。瑞献说:葡萄酒香和葡萄香,关系遥远。葡萄酒来自葡萄却不是葡萄。它得经过加工、酝酿,还要配合当年的阳光、水分、气候等因素,还有长时间的陈放收藏,它才可能是一瓶好的葡萄酒。后来从新山赶来的小曼补充说:诗也一样,来自文字,却不同于文字。

而人,如何去划分呢?我想,瑞献是一瓶上好的陈年葡萄酒。




30/6/99,7.00 pm

15/7/99修定

(南洋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