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参花开

刘修涛【散文】

Asam Jawa(亚参爪哇)树是南洋常见的树种，高大而且长绿，花呈黄橙色，果实褐色，味酸，健脾胃，当地居民常收集亚参果制成饮料和食物。每到6、7月的南洋三伏天时，来一杯亚参冰饮料，可以令人精神一奋，扫除烈日疲乏。我在博大寄住的宿舍就有这么一棵大概七人高的亚参树，看起来年纪不轻。还记得当年未入校时，曾听学长姐说博大宿舍闷热得很，尤其是暑热季节，肯定把我们这些菜鸟烤熟。当时我觉得这番话很是吓人，学长姐们熟悉的博大印象必定是没错的。
我寄住的宿舍房间窗口向西，是老人家说的“风水不好西照屋”。这种房间在中午12点后，便会被赤道的烈日笼罩，直到房里的人全身毛细孔张开，弄得一身黏乎汗水，坐立不安，然后夺门而出，再摆起祭坛求苍天降雨。然而，中国千年流传的堪舆之术在南洋似乎不管用。我住的三楼房间窗外向着一棵近百年树龄的亚参老树，中午最炎热时候，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射进来，热气却挡在树后，常有舍友来我的房间凉快凉快。由于博大的前身是农大，所以农大时代留下不少原本用来做农业研究的大树，亚参树只是其中一种，而正好有这么一棵老树长在我的宿舍窗口前。托亚参树的照顾，我住的西照屋并没有像学长姐说的“午后酷热”带来的懊恼，反倒是老树的青葱，把我多年的近视度降低了一些。
亚参树下有个看起来显得微微破败的亭子，其屋顶样式是南洋米南迦保族的传统屋顶造型，两边耸起像牛角的样子，很有南洋的味道。亭子里有一张圆得不规则的石桌，再配上四张两人式石凳子，挤一挤可以坐上10个人。周末的大白天我常看见大学组作业成员，为讨论功课而聚在树荫下，有时我从窗口可以看见亚参树下三族共用晚餐的情景，马来语和英语杂糅的交谈，大声热闹，有趣的谈话内容，不时透过亭子里的一台天花板式风扇吹出的凉风，传到楼上，我在窗口旁也会听得会心一笑，发现原来友族也爱开政治玩笑。这棵亚参树提供了一个浪漫的场合，夜里偶尔有一对男女在亭子的灯光下窃窃私语，小声说大声笑。不知这老树见证了多少你侬我侬和“我愿意”的情节戏码，我从窗口望出倒是觉得惬意得很。
每次博大假期时都正好赶上了亚参果熟落季节。那段时间，每天中午我从图书馆回来后，便捡拾落在亭子旁的亚参荚果来玩。我往往是收集了一大篮却又不会善后，只好将之送给宿舍的马来清洁女工。那位马来妇女也礼尚往来，有时请我吃她自制的椰浆饭。听她说那椰浆饭里的独门叁峇酱放了亚参果肉，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吃了对身体有益。她有时也把我收集给她的亚参果加了马六甲糖煮成饮料，加上一点冰块，喝得我全身舒畅，体内暑气全消。一来一往的，我与她竟成了忘年交，博大求学年间，我的体重增加不少，大概有这位马来姐姐的一份功劳。
亚参树不仅仅只是为我挡住毒热的烈日，它也曾为我遮住了暴雨。有的舍友常常不拉上窗门就匆匆赶去上课。他们以为艳阳高照的早上会持续一整日，忘了本地的天气是多变的，而他们的房间离亚参树较远，一阵狂风暴雨就打进了他们的房里。我偶尔也忘记关窗就出门，遇上多雨季节我会担心骤雨是不是打湿了我窗口旁的读书桌，桌上的黄锦树和商晚筠会不会淋得一身雨，回到房间才发现马华作家在书桌上安然无恙，亚参树替我保护了它们。其实，博大范围内如行人道旁、饭堂、足球场和系院都有着许多近百岁树龄的老亚参树，只是树下多数连一张木凳子都没有，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在老树下聚会野餐，那些亚参树也只有点缀校园的用处而已。
我已经在博大宿舍寄住3年而未曾换过我的“西照屋”，窗前的亚参树还是一样青绿，常年结果，为我的房间遮风挡雨，避暑防热。我尚且记得第一年入住时，我也曾在树下和许多同学朋友聊得甚欢，每个周末晚上，石凳上每每是勉强坐上12人，周围还站着一些男同学，整个亭子热火朝天，一说上笑话总能笑得亚参树震下不少小树叶来。我看着新入住的学弟妹们在树下聚会，在亭子里谈恋爱，在石桌上用餐，在石凳子上聊天，我不禁想起当年的我们。我入住博大宿舍第二年，有的朋友因不满校策，迁到校外租房子，有的同学住家离校不远，干脆每日驱车来回大学上课，往后我们见面也只是在课堂上课时候，再也无法重温亚参树下的亭子风光。见到学弟妹们在我熟悉的亭子里和我打招呼时，亚参果的酸味就会在我的心里化开。不知我的同学朋友们住的地方，会不会也有亚参树和亭子？
我看到，我一直认为常开不败的亚参树花，落在亭子的牛角屋顶上了。

（南洋文艺，28/7/2015）

得奖一时 创作一世

吴鑫霖【文学观点】

致瑞康：

谢谢你的回应。
上一回写〈搞不好的八字辈〉（南洋文艺，30/6/2015）其实也没有想到会激起那么多的回响，今天看到你传来的连接，点进去读了，面颊先是红了一阵，接着可以渐渐感到身体有些微暖。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生气，因为觉得你似乎误读了我的想法，但想到文章丢出去，每个人都有各自解读的方法，遂又不去做他想，毕竟有你的回应，也刚好可以让我重新检视，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了什么。

拥有许多发表园地

是的。我写的是八字辈。一个最近被大家讨论的“八字辈”，不论是磊落或含沙射影，我都觉得八字辈是《道德经》里所讲的“水”。因为是水，所以不论是居善或处恶地，都能自如地存在，而不受外在的影响所干扰。我们这群八字辈啊，真出过不少高手：林诗婷、陈文恬、行健、庄兴亮、深韩、孙松清、施月潭、郭史光治等等同辈。我还记得那些年，我还是十多岁青少年的时代，我们有《学海》的〈后浪坊〉，有《星洲》的〈新新人类〉，有《南洋》的〈青春物语〉，还有后来编得极为大气精美的《星洲》副刊〈后浪〉。
我是从那样拥有许多发表园地走过来的写作者。那时候，写作纯粹就是写作，唯一的目标不是得奖，而是想办法攻克所有可以发表的版位。于是，我开始有计划的写作，接过我的投稿的编辑大概也曾讨厌过我。毕竟那时候我写作投稿，寄去的稿件，都是一大叠的，同样的不被录用也是一大叠的。这当中，最要感激的还是黄俊麟。每每看到他给我的退稿信，总会看看退回来的稿件，他会在稿件上写眉批、划线，提出哪些遣词用字错了。接着是孙松清、蔡兴隆、曾毓林、梁靖芬；《南洋商报》的张永修、黎家响还有刘镒英；《中国报》的邓月璇、李昭昭等。
因为有上面这群编辑的退稿、提点、提携，我才有勇气写到今天。甚至到后来，开始参赛、落选、得奖，尤其是21岁开始频频得奖之后，得奖的感觉，倒是没有当年第一篇作品出现在报章上的那种又惊又喜的雀跃心情。现在想到那时候的感觉，真是欣喜至极。但你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你总算被别人认为是台面上的人了，于是乎，你只好努力扮演好你在台面上的人的角色，你积极去鼓励、提点、提携比你后来的人。特别是我当上编辑之后，突然就有了那样的使命感。
八字辈去了哪里？我们都搞不好吗？我的那篇文章不点名说谁好是因为我知道，一旦点名，事情就不好搞。但没想到没有点名，还是不好搞。马华文坛于我而言，字辈的称呼是世袭的。不论你早来后到，你是哪年生的，那个年的字辈就自然落在你身上。只是这几年，“80后”、“90后”用多了，我不免在想，字辈这样的世袭称号要在我们的身边消失了吗？
你说，八字辈仍有许多可造之才。我的文章里从没说谁不是可造之才，我也是个平凡的人，深知生活逼人的压力。许多同道从写作路上岔开去，过上自己的日子而渐渐远离文学，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我只是太早在文章里婉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怎么走到现在，人数越来越少。当然人数也不少，好比说el、修捷、方肯、那天晴、宣春、明成、明发、韦地，以及一些我一时想不起名字来的朋友们。
那天，我跟伟哲谈起当年我劝他不要写作的事情。10年前，我劝他不要混进文坛来，这里很孤独。结果没想到倒是给他踏踏实实的混出个名堂来。那天，送伟哲离开之后我有想过，如果他真的听我劝，不写了，我们是不是就那样少了一个八字辈的诗人？

有能力给自己点灯

文学是孤独的。这句话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这条暗黑的道路上，前辈走在前端，我们当然也不用期望他们能为我们掌灯，照亮前程。我们当然有能力给自己点灯，去向照明前方去路，但我们这群人不可能手挽着手，虽然九字辈来势汹涌，但我真害怕他们也变成职业得奖人的情况。追逐奖项无关对错，但要有自觉，要明白自己该处在什么身分地位，毕竟得奖一时，创作一世。创作本身，要带出的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呼应，对人性的思索。如你所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但我们也忘掉了更多优秀的前辈。
你说，我们只是沉默的八字辈。但若说沉默，我不会写那样一篇满是惆怅，抚今追昔的emo文。你也不会给我写一篇回应的文章。很久以前，《东方日报》访问过我，问我对创作的观想。我忘记回答的细节，但始终记得的是，写作是很个人的事，从来无需向谁报备，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本分与宿命——孤独。
21/7/2015，水善斋

（南洋文艺，28/7/2015）

广州的朋友带我去方所

张锦忠【共沸志】

张锦忠与林春美在方所。

几年前略闻方所在广州开张，总以为不外是一家“山寨版诚品”吧，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那天下午，广州还在下雨，暨南大学的朋友带我去“方所”。同行的还有春美和永修。春美和永修是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在吉隆坡，许多年前，我们曾经在那里夜谈文学人事，那是许多许多年前的事了，在刘蝶广场。

是的，就是本月11日发生“手机骚乱事件”（或“711事件”）的刘蝶广场。那时春美应该还在编还没复刊前的《蕉风》吧。跟春美和永修在1990年代末的刘蝶广场谈《蕉风》，当然不是在那里的书店。

刘蝶广场没有书店。当然，也没有蝴蝶。1990年代，也还不是躁动的年代。

定是常住，便成方所

5月去广州开马华文学会议，行色匆匆，并没有预期会去书店。但是在雨势渐大的午后，我们还是硬拦了部计程车，到方所去。方所在太古汇，离我们下榻的华威达饭店不远，搭地铁三号线从岗顶站到石牌桥站也就一站，但广州的朋友可能觉得下雨天不好意思要远方来客步行，于是我们就伫立雨中等车，好容易才拜托到一位司机大叔载我们去天河路太古汇。

“天河太古”，真是个美丽的名字，不过广州人大概不作兴这样称乎这座颇气派的商业广场。几年前略闻方所在广州开张，总以为不外是一家“山寨版诚品”吧，没有特别放在心上。记得“方所”，是此词的出处——“定是常住，便成方所”的确耐人寻味。

方所在太古汇MU层，从入口处右边进去，颇深颇长，左转之后，才见其方。不过我在那深长的书区待太久，逛到方型书区时，已近会议主办单位约好的晚餐时间了，只好匆匆结帐离去。

和书的记忆“偶遇”

我在方所第一眼就看到奥大维亚·帕斯（Octavio Paz）的《孤寂的迷宫》中译本。帕斯是我很喜欢的拉丁美洲诗人，《孤寂的迷宫》不是诗集，却是本动人的书，当年远来台北读大学，在重庆南路某地下室的西风书店买过一册英译本，后来某位帕斯的粉丝颇喜此书，借阅后用打字机缮打了一份“复制本”。过了几年，我买了另一个英译版本，就把那本旧版送给帕斯的知音了。

在方所，在那个雨声淅沥淅沥的初夏午后，在温暖的灯光下，我和我书的记忆“偶遇”。看过的书，读过的作家作品，在陌生的城市的书店重逢了，总是给人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不过，在离开书店的时侯，我并没有带走《孤寂的迷宫》，我带走的是周梦蝶的诗集《刹那》，书由北京的海豚出版社出版，装帧素雅，繁体字。

诗人贺兰德闭眼抽烟喝咖啡的照片。

另外一本也是诗集，是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Wislawa Szymborska）的英波对照选集《这里》（Here）。喜欢辛波丝卡是一回事，买这本水手出版社（Mariner）的书，其实是看上封面那张贺兰德（Joanna Helander），所摄诗人闭眼抽烟喝咖啡的照片。书中有首跟书有关的〈非阅读〉（“Nieczytanie”/ “Nonreading”），首两节如下：

书店不提供

普鲁斯特一支遥控器，你不能转台

去看足球赛，

或有奖征答，赢得一輌凯迪拉克。

我们更长命

但不那么精简

句子也更短。

普鲁斯特在床上不用遥控器，床是他的方所，他慢慢写，句子很长，《追忆似水年华》就写了7大卷。

（商余，20/7/2015）

破城市

——他的乡愁在纽约的风雪中流浪

戴大伟【诗】

他需要一种晒不黑的乡愁
好让大雪不这么无情
日子的副作用毕竟太烦了些
从季节的寒衣掏出来的，都是荒凉
如每一张面罩上的眼神
如何翻，都是白

他不喜欢风湿，一直翻身
像一尾闲闲的咸鱼，爱回忆的腥
不住用力呼吸
仿佛生命除了咸，其他都是毫无目的的告白

于是，他加了一些远走高飞的坚强
洒在早餐那场轻轻老去的雪花
窗外冷清得像一间旅馆
孩子们依在窗玻璃前
画着圣诞老人离开的脚印
昨天，和雪人一样
害怕春天，渴慕温柔

铲雪车开了一条步行道，寂寞寂寞的离开寂寞的窗口
乌鸦掠过没有污点的冰天
记忆如山，倒
堆聚在没灯的路两旁，回不到最初
他对双掌呵了一团雾气
背向自己的梦
总会比想一个家，更冷些

（南洋文艺，21/7/2015）

稍安勿躁，八字辈们 ——回应〈搞不好的八字辈〉

周瑞康【文学观点】

读毕〈搞不好的八字辈〉，深觉吴鑫霖把八字辈看低了。我相信有许多八字辈至今仍然在默默耕耘，辛勤开垦这片文字菜园。只是，八字辈都低调进行，选择不张扬、不喧嚣，不需要动不动就揭竿起义。我认为这反而是一件好事，无需大怒。
我本身就是八字辈之一，也热爱写作，常常投稿到各大报章。虽然不见得能够获什么大奖，但作品多有机会获刊登。或许会有人说，那又怎样？你们有什么表现比较亮眼的八字辈作家吗？老实说，没有。但，那就是我们。我更乐见其成这些时代所造就的八字辈，因为九字辈的强出头，毕竟也混杂了一些劣质品。八字辈的作品虽说不上隽永，但也可说具备了一些优势，既能向七字辈的黎紫书、许裕全、六字辈的黄锦树等人借力，更能使用一些九字辈不用的创作题材，两者兼容并包，借力使力，也能创作出自己的特色。
爬梳了一些资料，发现《星洲日报》在7年前曾报道过以那天晴（翁诗庆）、王修捷及李宣春为代表的八字辈马华文坛代表。从访谈中，不难发现他们言之所及，皆有我行我素之意。“王修捷的80，是‘稀释了乡愁的年代’，翁诗庆坚持80是‘追求梦想热情逐渐消失的年代’，批判意味强。李宣春比较宽容，他说，那是‘不需要想太多的年代’。”（摘自《星洲日报·快乐星期天》〈羽量80·80世代〉，陈燕棣，25/3/2008）可说是总括了整个八字辈的创作方向。
另外，八字辈的牛油小生（陈宇昕）也于近期推出《类似过敏症的布尔乔亚之轻》散文集，也可被视为八字辈的另一个突破口。其他如林韦地、陈伟哲、黄玮霜、吴鑫霖、谢明成等八字辈皆在各自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且继续在路上。一些“八字辈新秀”如深寒、黎杰荣等，只差有人在背后推一推，假以时日也必能产出好作品。八字辈仍然有许多可造之才，只是隐没在人群中，不做最主动的那个。
八字辈就八字辈，九字辈就九字辈，无需在意别人（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看法（七年级、八年级、80后、90后等的称呼）。而且，我也不觉得台湾或中国的创作有多好多强，一些甚至有下滑的现象。只需尽自己的本分，相信八字辈也正在摸索着出路。

或许只是沉默

赞同吴鑫霖说的“有则有，无则无”。或许我们总是卡在一个九字辈锋芒毕露、七字辈又人才济济的关口中出不来，才会渐渐生出一种随遇而安的创作态度。但仔细想想，我们那些年的教育模式又何尝不是卡在一个过渡期，即在电脑和手机逐渐盛行的同时，又被所谓的传统教育形式拖着走，才会导致“前有敌人，后有追兵”之感在八字辈中酝酿。
而且，九字辈或许是因为生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作品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口味，但不代表八字辈就没有任何优势。八字辈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安静看待所有事物，沉淀并赋予冷静笔触，或诗或文，写下这个世代的乐与怒。一些八字辈深知不愿随波逐流，因而选择退出这个场域，以旁观者之姿看待马华文坛，在情在理仍有关心之意。
深知吴鑫霖实乃关心八字辈的不争气，导致其他人对于八字辈总有“置身事外”之感，这对某些八字辈会有些不公。八字辈多数已届三十，对“三十而立”各有不同体会。一些想要结婚生子、一些想要专心于自己的专长，这都是无可厚非。因此，许多八字辈已越来越少投稿。他们或认为创作仅属等闲之事，转而投入网络上发表文字，只因发言比较随性。虽说马华文坛的八字辈宁静，但或许也是因为宁静，让八字辈更懂得沉淀，然后省思何谓重要，何谓不重要。
罗罗也在面子书贴文中，针对吴鑫霖的看法，以<自在发光的八字辈>为题，写下：“八字辈像静静的星子，在天空自在的散发着光。那光芒看似被遮蔽，其实早已蕴含千万年的力度。”如此感人的文字形容八字辈，用情之深呼之欲出。
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搞不好的八字辈”，或许只是“沉默的八字辈”；又或许，我们仅仅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南洋文艺，21/7/2015）

广州马华文学研讨会后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跨域：马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场，左起为：朱宥勋、龙扬志、温明明、张锦忠、许文荣。（照片提供/黄锦树）

5月23、24日，我们和广州暨大合作在那里办了个《跨域：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台湾队”除了我和锦忠，就是四个台湾青年：詹闵旭、刘淑贞、朱宥勋、陈珮君，都是1980后出生的“七年级生”。陈大为、锺怡雯、高嘉谦都太忙太多研讨会，拨不出时间参与。另一个困难是，向台湾科技部这里申请补助，竟只批了个零头，大有“如果想去，自己去想办法”的意思。埔里暨大虽号称“合办”，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我向学校申请的补助（主要是差旅差额，和论文集出版费），都还没开会讨论；虽然我们的会都已经开完，回台快两个礼拜了。
去年11月，趁休假之便，动念往广州暨大一行（我喜欢开玩笑说那是“敝分校”），去做了场演讲，原想顺便查查资料。原以为，这建于民国初年的大学（1917，它的前身暨南学堂成立得更早，1906），应该会有许多马华文学的资料。但不料文革期间它竟是被关掉的（一如那些“热爱祖国”的可怜“归侨”，五七反右和文革时都没好日子过），图书馆资料流散。现有的资料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王列耀教授带着学生一点一滴辛苦建立起来的。学生告诉我，一开始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陈大为他们编的《赤道形声》与《赤道回声》，让他们得以按图索骥的去追踪里头的作者。我也记得90年代末，到埔里的第3年吧，有一天接到一通广州来的电话，是王列耀教授，向我索书，说在中国大陆很难买到台湾的书。我即把包括《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乌暗暝》在内的几本书寄过去给他。那时我还只出了3、4本书。

书送图书馆造福更多人

去年底在广州时，学生告知张贵兴、潘雨桐的早期小说图书馆都没有，我也被负责图书采购的易淑琼（也是王列耀教授的学生）说服，与其赠书给个人，不如送图书馆，造福更多人。返台后，我给他们寄去几本张贵兴的《伏虎》、《赛莲之歌》、《柯珊的儿女》（那是向作者募的）、潘雨桐的《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河岸传说》（拜托学生在旧书摊买的）、李永平的《拉子妇》（我自己收藏的复本）；几本《大马青年》、《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杨建成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等，我想那里有更认真、有理解的诚意的读者，当然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
初访广州时，广州暨大即表达了强烈的合办研讨会的意愿。返台后，我即拟了个计划书，问系上时，方知悉不久前“敝分校”高层拜访过埔里暨大，积极询问合办研讨会的可能，和敝系主管及某资深教授吃过饭，被当面回绝了。原因并不是政治的，而是敝系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只有我一人，该研究领域并非本系重点——台湾的中文系往往如此，每个领域一两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重点，一样平均而平庸。我说服系上的理由是，系上根本不必出什么资源（而可累积“业绩”）。钱方面，我设法向国科会申请一些差旅费（主要是机票）；人呢，我自己到外头找几个关心马华文学的年轻人过去。系上不是做这领域的同仁也不必勉强写篇论文去应酬，烂论文我也不要。吃、住、办会的一干琐事都由对方搞定。2005年7月埔里暨大（名义上）和留台联总在吉隆坡合办《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国际研讨会（因经费困难，论文集迟至2012年方出版。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编，《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秀威），2013年敝系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合办”的《理论与马华文学》国际研习营，也都只是我一人代表校与系跑，学校一毛钱都没出，之后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次的会议即便以台湾的标准言也是相当成功的，除少数几篇乱写的（锦忠说的“八股文”）之外，论文都相当整齐，年轻人尤其认真。为什么我愿意促成这个会，与及特意要张锦忠去看看（他原本兴趣缺缺，多年来，我们被中国大陆南下的几颗老鼠屎搞得非常反胃），广州暨大的青年学者低调得多，谨慎的从资料出发（譬如逐期的追踪某些年《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上陈大为的明星化过程、某个论述的形成），不乱套理论（如张光达的诗论），更不会狂妄的抢占本土位置，以最卑劣的语辞谩骂（奇怪的是，大马本土大学颇有些傻瓜常邀那些人去胡言乱语）。关键原因当然是有国家政策做后盾，华文文学在广州暨大设有博士点硕士点，每年录取若干，师兄姐带师弟妹，一代又一代，资料和经验都可以传承。资料虽有不足，但那会渐渐的被克服。分工合作，以团队的方式，由点及面，假以时日，会是可观的规模。

广州暨大每年增加生力军

我去年底造访后就很感慨。多年来，在马研究马华文学的，也就那几个名字；留台的，也屈指可数。以人数论，两地加起来可能都还没广州暨大多——他们每年还在增加生力军，我们数年都不见一个新人。这次研讨会中国大陆的论文就占了半数，可见体制化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这次大马队最年轻的是李树枝，1969年生，45岁了；台湾队最年轻的是朱宥勋，1988年生，主掌网络书评杂志《秘密读者》，相当有观察力。在网络上是非常好斗的小公鸡，私底下却是个可爱的小胖子。但他和其他台湾队的年轻人（还有个陈允元经费不够不敢邀）类似，主要是研究台湾文学，兼及旅台人——受我们的作品或论述吸引，对马华文学本身其实并不见得感兴趣。以文学评论而言，大马年轻世代（不管留台还是留中）似乎都没看到像样的接班人，这是很令人忧心的。

我组“台湾队”的目的也是促使台湾有潜力的年轻人多写个一两篇，增加马华文学论述的文库。刘淑贞对贺淑芳的讨论是相当精准锐利的，陈珮君对“读中文系的人”的讨论还只刚开始（两位的题目都是我建议的），“中文系”的存在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读中文系的人”也是个文化问题，但这二者都还没有被问题化，冷战年代台港马新的中文系值得写篇博士论文的。詹闵旭长期关注留台人在台湾文学里的场域处境，在会场上的口头表现非常出色，我临时决定请他做个总结，也做得很好。
大马队的表现参差不齐，庄华兴的“民国遗址”说匪夷所思；“我的朋友”许文荣关于友联与神州的比较也难以服人；没出席的张光达呈交的是篇九成旧的文章（我负责点评），论文和被讨论的诗均不佳。李树枝的论文有发现，但怯于论断；倒是林春美的表现可圈可点，既有文本分析细腻的基本功，也有大论题的关照，论断非常谨慎（研讨会后看到她的〈非左翼的本邦：《蕉风》及其“马来亚化”主张〉[第六届《文学传播与接受》研讨会论文，东华，17/5/2014]论文处理的问题及材料范围和庄华兴的〈战后马华(民国)文学遗址〉是一样的，但更有说服力，也许因为没预设特定政治立场。）欣见春美学术上的成熟。张永修的工作报告恰如其份，清楚陈述了他20年来经营萎缩中的〈南洋文艺〉的努力。
这次论文还有一篇特别值得一提的，山东大学的老前辈黄万华教授和他女儿黄一合撰的〈文学传统与本土现实〉，从中国抗战文学延伸而来的观照，发现早在二战前、抗战背景里，在以文学动员群众上，马华文学就有本土化论争了——因地制宜的在地化改编，南来文人吴天（叶尼）居功厥伟。1997年我批评方北方的那场研讨会黄教授与我同座，他当时就对我说，研究这回事，不必说抱歉。

大马队与台湾队（右4人）合影。（照片提供/黄锦树）

马华文学的跨域流动

马华文学的“跨域”、流动是张锦忠和我谈了十多年的论题。马华文学肇始于二战前后中国的“南来文人”，大批拥有高度象征资本的文人南下（举其大者，郁达夫、胡愈之、巴人、李汝琳……韩素英、方天、李星可、方修、白垚等），构成马华文学的最强世代（一个对比的世代是1940年前后出生的本土世代，包含马汉、冰谷、菊凡、温祥英、忧草、鲁莽、温任平等，整体表现其实不如南来世代——全面的比较可写一部博论）。1960前后的留台（初台旅台人有若干是前述本土世代，如王润华、淡莹、刘放），文学史分枝开叉，是另一度大规模的流动；前者南来，后者北往，后者的人数少得多，但前者的历史已结束了。旅台的总体文学及学术成就将来是否能与南来世代匹敌，还有待将来评估，但我们确也强化了马华文学里最贫乏的文学论述。
如果要以作者的国籍论马华文学，南来文人中除少数几位（方北方，韦晕等）之外，大部分（包括落籍新加坡的方修，最终离境的杨际光、白垚等）都该划掉；旅台的，除了返马的那几位，划剩之后，成气候的大概也只剩下陈大为锺怡雯。但离境日久（“不在场”），他们的“马华文学”对大马本土派而言，也势必“不纯粹”了。

5/6/2015台湾

（南洋文艺，21/7/2015）

祭拜梁园的往事

/林放

梁园身故后安葬在江沙故里瑶伦义山，我清明节返回居林祭拜先祖后，返回吉隆坡途中到梁园坟前点烛烧香跪拜以谢恩情。后来受劝告不要搅入清明节祭拜的事，因为他家人获知在他们扫墓前后有不明人士前往祭拜，有意见。

梁园个子矮小，与其说其貌不扬，倒不如说充满乡土气息的朴实。他的穿著始终是深色长裤和白色长袖上衣，通常都摺起到手肘。一副国字型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讲话时对着人很有自信不闪烁，文雅不造作，溢出一种诚恳。这是他受文友和同事尊重的原因。

他人扫墓有意见

梁园遇袭逝世时，在《新明日报》服务不过两年光景，但以他的才华和与人为善的感召力，他的不幸使报馆上下处在愁云密布的哀恸中。由于他遗下年轻妻子钟诗梅和一儿二女，同事们希望替他筹措更多帛金以安顿遗孤日后的生活。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购买一间单层排屋，让他们有安身立命之处。在上世纪70年代，诸如甲洞或蕉赖郊区的单层排屋价格介于1万到万5元之间，在其他州属也是同样的行情。
当年，百多位同事不按“行情常规”交帛金，个个都量力斟酌付多不付少。其中，曾经捧红女歌星南虹的娱乐名记吴哥（吴世祥）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此外，报社也对外筹募捐款，希望能为梁园的子女设立教育基金。据当时口传获得三五万善款，但因家属对帛金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另作打算，而使计划停顿。
梁园身故后安葬在江沙故里瑶伦义山，我清明节返回居林祭拜先祖后，返回吉隆坡途中到梁园坟前点烛烧香跪拜以谢恩情。几年后我与妻子四处打探梁园家人住处，希望能见其子女。但到达住处时却见不到他的子女，反而受劝告不要搅入清明节祭拜的事，因为他家人获知在他们扫墓前后有不明人士前往祭拜，有意见。也许是出于风水的顾忌，我只好尊重，知难而退。

梁园其弟约见

2014年，一位面子书网友通过私讯询问我是否认识梁园，于此，我与失去联络四十多年的梁园的弟弟黄侃高约见，对年轻时期的往事怀缅细述，但因时间久远，对一些人与事的变迁只有稀稀落落的记忆。
去年见到已在雪州定居的黄侃高已70岁，身强体壮。我掩不住内心的感伤向他提起扫墓之事，因为他忙碌于国内外四处奔波谋生，也听说不明人士祭坟这件事，但过后并有了解事件的发展。我重申不迷信风水，即使家父家母的坟墓以及后来安置在寺内的灵位，也无任欢迎嫁出去的姐姐及其家人拜祭。把压积心里的事向侃高兄挑明，心里舒坦了。
梁园一家7男5女。上有两位姐姐，他排行第三。往事也堪回首看看旧时坎坷路，他的长子黄战和女儿黄斌幼时由梁园母亲照料扶养，并由其中一位弟弟负责教育费。如今，黄战在汶莱担任地质勘察师，黄斌在吉隆坡担任教师，而由钟诗梅带大的幼女黄蓉已嫁作人妻，住北海。
石头抛向天空始终会落地，经过岁月的淘洗和磨难，梁园的后代总算在困境中熬出头来，各适其所。人生的际遇常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总会踏出一条路，梁园在天之灵应可告慰。
（完结篇）

（商余13/7/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