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6日星期六

黄远雄诗中的创伤/流放/文字结构

疗伤的风景,流浪的树,与文字同行
—— 小论黄远雄诗中的创伤/流放/文字结构   张光达【文学观点】


近年来四字辈、五字辈诗人中还有在写诗的,而且能够在质量两方面皆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有两个诗人在国内两大报文艺版的表现,特别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是沙河,另外一个是比沙河稍小一点年纪的黄远雄。这两个诗人写诗的时间甚长,沙河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里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不容质疑,作品至今还没有结集,殊为可惜。他在80年代曾停笔一段时间,过后于90年代重拾诗笔,发表了不少诗作,成绩可观。至于黄远雄,幸或不幸,开始写诗的时候是70年代中后期,接近现代主义诗呈现饱和后继无力的关键时刻,也是马华诗坛开始酝酿“写实兼写意”的前期,因此黄远雄的诗一开始就避开了现代主义诗所惯常带有的晦涩语言与稠密意象,比较接近写实观物及现实关怀的语言系统,他对人性世情的敏锐思考与现实关怀的致力拓展,使他的诗有别于马华现实主义诗常犯上的肤浅僵化的语言意识。换句话说,黄远雄的诗最能体现评论家陈慧桦在80年代末所提出的“写实兼写意”的语言氛围。相比之下,黄的诗却没有沙河在形式和意象上的多变风格,当沙河在世纪末的马华文坛还写出如此精心设计的〈沙滩〉(1998)和后设推理的〈推理小说〉(1999),黄远雄却以不变应万变、一贯沉稳的写下〈要去流浪的树〉、〈与文字同行〉、〈回忆录〉与〈风水〉等诗。

黄远雄的诗集《致时间书》(1996),最能够见出他从70年代左手人到90年代初黄远雄的整体风格,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诗作都选择生活现实的题材入诗,以社会关怀为中心,其中的〈楼上楼下〉、〈河的感觉〉、〈动地吟〉、〈背水的感觉〉诸诗都与80年代中后期的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联,这些诗写诗人面对国家社会民族种种困境的感慨万千,对政治高压的时代反思批判,采取抒情诗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直抒胸臆,基本上这些诗可归划入傅承得所提倡的“政治抒情诗”,但黄诗的语言比较是沉潜内蕴的,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于傅承得那外显的浓厚抒情色彩和激越的悲愤语调。如果于诗题材或作者的关怀视野来看,这个时期的诗可归入80年代后期政治风暴茅草行动期间诗坛涌现的“感时忧国诗”,其中傅承得、游川两人类似的作品最多,其他人如黄远雄、小曼、方昂、辛金顺、艾文、陈强华虽不像他们那样集中火力书写,但个别诗人零散的诗作累积起来却也可观,形成那个时期马华文学的一项特色。

黄远雄的感时忧国,如同其他在80年代经历过政治动荡非常时期的诗人,直接对政治国家抒写心境感受,对国家土地民族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省思辩证,爱国/国家意识和概念也频频被诗人提出召唤或质疑。诗人的本土社会意识与现实观物自觉陷入一种拉锯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可能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写实语言来宣泄心中的不满(陈强华:每句不满都是爱),另一方面他可能转向拥抱中国性而疏离本地意识(林幸谦:我看见经典回到故宫寻找国语)。黄锦树对此马华文学/文化的中国性符号无限的自我复制、文化创伤仪式的重覆降临现象,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体认。



被景物震撼到失声痛哭的树



从马华文学来看,无论是70年代的天狼星诗社所提倡的中国性──现代主义,或是80年代末的感时忧国诗,两者的语言表现或许不尽相同,但文本结构中的创伤仪式和精神上的漂流心态:流放/自我流放/自我治疗。从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到林幸谦的“中国崇拜”、“史记的春秋深入骨骸”,两者可谓一脉相承,或一种遗绪,如符咒般的不断降临,于精神上的自伤流放来看,两者的同质性恐怕多于差异。这里也顺便驳斥杨宗翰在〈从神州人到马华人〉里说我任意把天狼星的中国性现代主义和林幸谦任意等同的说法,刚好相反,虽然他们表面看来如此不同,以两种不同的语言叙事模式来表达对中国的崇拜,但是两者的内在心理或精神心灵上的流放却是殊途同归。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黄远雄诗作中常出现的“创伤的意象组合”:流浪的树、疗伤的风景、伤痕岁月的文字。他在〈要去流浪的树〉一诗中采用第三人称,其实是以树自况:“他开始嚷着/要去流浪/离开成长的盆地/离开孕育他无数欲望饱满的/温床/他回首/拥有的每一具辉煌/都是躺着/排列的/骨骸”,与一般落地生根的树不同的是,这是一棵会走动的树,这棵树想要去流浪,甚至所有的树被当前的景物震撼到失声痛哭。在〈树总是〉一诗中叙述者与树的关系成为互补互助:“树总是/简简单单地/以单薄的枝臂与叶网/棚建一座荫凉/供我/疗伤的风景”,树成为叙述者疗伤的地方风景,意味着叙述者的流浪是一种在国土内流放的心灵状态,一种精神上自我流放的移民心态,一个托寓(allegory)的具体指涉,源头来自上面提到的感时忧国和文化结构,意即黄锦树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不妥协,造成诗人天生处于流亡的状态(diaspora in born)。

另外收录在《赤道形声》中的两首诗〈与文字同行〉、〈风水〉,也可放在这个架构来阅读,诗的语言沉稳闲适时有璿智,观物态度恬淡而近自然,有一种中年心境的坦若平原开豁无阻的音质味道,但究其实这个伤痕岁月的文字语境,却隐隐指向诗人在精神心灵上的“词的流亡”(树的流浪和与文字同行的一体两面)和重覆治疗创伤(疗伤的风景)的无尽探究:“渐行渐远,我想起了‘湮没’/极目望去,我想起了‘荒原’/这些文字都与时间无关/但它们曾经走过风景/走过时间,走过我/相遇相知而后/成了日夜/成了我们”,从要去流浪的树到与文字同行,一种欲解除流放的符咒而又随时压抑回返的历史向度的胶着两难,或人文心境与现实语境的渐行渐远?

30.4.2004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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