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忆戴君仁师

【零七八碎】 碧澄 


戴君仁的编著华马对照《巫文报纸钥》上下册
对我来说,求学是一条不很平坦的路,幸好一直保持“适龄生”的地位。7岁入学,19岁高中三肄业。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11年多,是我小学与中学崎岖挣扎上路的时期。
自小对华文深感兴趣。中学的华文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黄学钧、卢道群、刘慕虞几位老师;小学华文老师当中,戴君仁师最令我难忘。受了这些老师的熏陶,他们的谈吐、举止、书法成了我效法的楷模,投稿、编写也在我混沌的思维中得到引导、启发而发酵。

任教于陆佑路中国小学

1953年,我从吉隆坡苏丹街的侨南小学转入陆佑路中国小学就读六年级。戴君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该有四十多岁。人长得不高,皮肤略黑,身体略胖,脸颊带点臃肿。浓密乌黑的头发经常梳得服帖,衣着简朴但十分整齐。外表看来很严肃,然而说话时总会现出一丝笑意,让人觉得和蔼、亲切,却又不怎么敢主动去接近他。
他平时住在学校后面一间简陋的教师宿舍,没人注意他的课后生活。那一年,他没请过假。上华文课,他先抄笔记(课文大纲和词语解释),然后讲解。他是客家人,不过所说华语不带客家腔,可说很难得。其声调不徐不疾,声量也适中。班上不乏超龄生,都很守秩序地听他讲解。我很欣赏他在黑板上抄笔记的情形:左手卷压着书(该是教师用书),右手不断书写,速度很快,字小,却不难辨认。为了快,他把“口”字写成“○”(心知不应效法,后来我当了老师,并没依样画葫芦,加以传扬)。

华马对照书

忘了是在学校的时候或是离开学校以后,听人说戴老师来自印尼,华文根底好,会写文章,还精通马来文。心底对他十分尊敬,却一直没机会亲自向他讨教。1960年我在书店见到戴老师编写、吉隆坡立德图书出版社印行的华马对照《巫文报纸钥》(上册,下册于次年面世)。稍后发现同一个时候还有同中有异的英华对照《How To Read Malay Newspaper》出版,心中无限欣喜,更兴起要拜会他的念头。

英华对照《How To Read Malay Newspaper》

我日间师训毕业后,机缘巧合,得知戴老师住在离我家不远的陆佑路与新街场路交界处一家店铺的楼上,一个星期日特登门造访。由于彼此有共同的话题,谈学校、谈马来文、谈编书,师生没有隔膜。他和师母两人住在一厅两房的楼上住家单位,好像没有子女,生活清淡。
后来,我每逢假期从外地回吉隆坡,一直到调职回到吉隆坡附近的甲洞,总不忘去找戴老师闲聊。我结婚那天,他两夫妇也是座上宾。
通过戴老师,我“认识”了马华作家、电影导演易水。而戴老师的几种华马、英马对照的供华校中学生学习马来文的作品,则给我提供了编写双语或三语参考读物的灵感与圭臬。

(商余,1/9/2015)

天使的礼物

练葵芳【转山】

人们认为蝉是天使的礼物,是一种祝福,是幸运的吉祥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婆婆第一次见我,就送我蝉胸针,意义深远啊,可惜因为文化差异,我领略不到。

法国婆婆第一次和我见面,送了我一只景泰蓝的蝉胸针。
蝉。
当时我感觉怪怪的,因为我好像记得,古代中国人埋葬尸体,会在尸体的嘴巴里塞一只玉蝉。
只因为这样一个隐约的念头,也没什么根据,心里就有点毛毛的了,后来也不是很珍惜,随便乱放,终于如愿以偿弄不见了。唉。
直到我在普罗旺斯住下来,度过了漫长的文化隔阂、语言学习适应期,才有了些许闲情逸致,去探索,去知道更多别人的东西。
蝉,和一切蝉形饰品,是普罗旺斯特色啊原来。
普罗旺斯夏天的蝉鸣,响彻云霄。
心静,蝉鸣则美;心不静,吵死人。
古老的传说中,说天使来到普罗旺斯,夏日炎炎,发现大家都躲在树荫底下睡觉,没有人甘愿做工。
L'un des anges dit : ' Mais quand travaillent-ils alors? '
其中一个天使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工作啊?”

幸运的吉祥物

就把蝉放在葡萄园里,瞬间蝉鸣震天,人们被吵醒 ,终于有人起来做事。
人们认为蝉是天使的礼物,是一种祝福,是幸运的吉祥物。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婆婆第一次见我,就送我蝉胸针,意义深远啊,可惜因为文化差异,我领略不到。
总算明白过来的时候,东西已经弄丢了。
剩下她的一番好意,剩下我更深的感激,在我们之间。
婆婆还给我一些花色好土好土的餐巾,大红大紫、深黄鲜橙、青撞紫、红沟绿,对于我这个比较喜欢和谐淡色搭配的人来说,惊吓效果也很大。
开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喜欢才好。
但是,这样的花色,也是普罗旺斯的特色。
普罗旺斯的意思,你以为是什么?

我是乡下人

不就是“乡下”罗。
这就是乡下的纯朴快乐,鲜艳、没头没脑、温暖、爽朗、心态简单。
都需要花上许多时间,敞开心胸去允许自己被环境潜移默化以后,才领略得到的地方美好。
有一天,万一您看到我从口袋取出一条连村姑都嫌老土的大花手帕擦汗,您想笑就笑吧。
我真的会明白。
也真的能够坦然自若,继续擦汗,再把老土手帕折好放进口袋。
我是乡下人呢。

(商余,1/9/2015)

母经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回到原始的从前,母亲们和
一座天空
在可以赤裸拥抱的田野
闲话一天
一天琐碎的日常

那些语言,被风吹成很远
很远的故事
像野草蔓生,宁静而
喧哗,一直
一直长到了天涯

而自然的音籁,如饱满的乳汁
喂饱了爱
爬行于梦的边缘,让婴孩
转身,听牙牙学语的
从前

从前原始的语言,母亲们
还在田野上
快乐的,孕育着梦
和爱

(商余,31/8/2015)

《南洋商报》 区域增版文艺副刊

【商余回响】 李锦宗

         
6月27日,〈商余〉发表了草风的〈霹雳增版的《绿洲》〉,令一些马华老作家和喜爱马华文学的老读者钩起了对于这个早期文艺副刊的回忆,也使年轻的一代知悉上个世纪60年末期曾经出现一个他们或许没有见过的报章文艺园地。
《南洋商报》早在1963年6月15日,在当时新加坡总社总经理兼总编辑施祖贤的策划下,设下了设〈霹雳增版〉,在怡保的记者黄尧阶从外勤调回霹雳州办事处编辑部,出任新闻编辑。大约6年后,这个增版也开辟区域性质的文艺副刊〈绿洲〉,由黄尧阶主编,后来由林风接编。林风编余 ,以“方向”的笔名在这个副刊撰写专栏“细雨集”。

潘文为策划“作者座讨会”

黄尧阶记者出身,采稿态度宽容,百花齐放,文学水平难免参差不齐。林风虽然也是记者出身,但也从事文艺写作,因此编起文艺副刊来得心应手。可能稿源的关系,〈绿洲〉的表现比〈绿原〉逊色一些。
1971年3月18日起,潘文为策划了4期纸上“作者座讨会”。第一期笔谈者︰仿髴、怀冰和马柯。第2期笔谈“散文及其他”,参与者︰渺华、秦海凡和落叶。第3期笔谈“谈小说及其他”,参与者︰张逸萍、雅波和张安邦。第4期笔谈“读诗,谈诗,写诗”,参与者︰北沙参、梅竹节和楚子平。

〈绿洲〉1971年底停刊

本来这项笔谈做到第5期,但因〈绿洲〉在1971年底停刊而未能刊出。这期笔谈〈讨论文艺团体〉(参与者︰梁园、冰谷、看山、回旋和潘文为)迟至1977年6月24日才在《大众晚报·大众文艺》发表。
林风主编〈绿洲〉期间,也主编〈北马增版〉(不是草风所说的〈南马增版〉)文艺副刊〈绿原〉。他也在这个副刊以“何以”的笔名撰写专栏“山城寄简”。
经常在〈绿原〉发表作品的作者计有:雨川、赖敬文、陈慧桦、曾繁荣、李锦宗(黄梅雨)、陈政欣(陈欣、绿浪)、康田、麦秀、刃贝、叶蕾 、江振轩、梁园(黄原)、海凡、慧君、北蓝羚(艾文、张梓)、王兴平 、落叶、清疆、潘友来、汉辛、 凌高、冰谷、李苍等人。
《南洋商报》迟至1969年开设〈南马增版〉。助编孟沙升任编辑之后,兼编〈南马增版〉(不是草风所说的〈北马增版〉)文艺副刊〈绿野〉。他编到1971年底,直到这个副刊停刊为止,将近2年。
        在这个副刊发表小说的作者计有:京亮、孟芦、夏炎、韦晕、诗悌、东方月、曹岚、马仑、郎格非、赵林等人。散文作者计有陈寅、笔戈、洪浪、颜圣兴、秃橡、郑剑治、徐虹、沙燕(庄牧)、温任平、林琼(林拉)、曹岚、夏弦、笔抗、端木虹、方野、许静渊、芜野、周循梅(胶胶)、棱红、梁园(黄元)、文戈、郑君文等人。诗歌作者计有秃橡、徐虹、郑剑治 、叶曼沙、温任平、林拉(林琼)、符肇流、孟沙(贺朗)、芜野、紫一思、仲安、萧萌、扬波等人。

马华报章史创举

端木虹以“叶谛”的笔名,每 一两个月写了一篇评述〈绿野〉所刊登的主要作品的文章。虽然这些评述文字是他个人主观的意见,然而其中一些见解值得作者和读者参考。
《南洋商报》开设区域增版文艺副刊,在马华报章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为各个地区的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也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供应精神食粮。这对区域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些作用。

(商余,31/8/2015)

小写方天

张锦忠【Azeotropia 共沸志】

马来亚独立50周年时,我“故事新编”了方天的短篇〈一个大问题〉为〈1957,大家一起猛得革〉,重思国家独立历史问题,兼向这位说过“没有真正去生活的人,是难以产生好的小说的”的小说家致敬。

在编辑再现南洋华人集体记忆的诗文集《胶林深处: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大河出版,2015) 过程中,黄锦树“发现”方天(1927?-1983?)早在1955年第一、二期的《蕉风半月刊》就发表了短篇〈胶泪〉。他认为这篇小说“笔致细腻”,作者写来“审慎节制”。

《蕉风》首任主编

1955年,下南洋的友联诸人在新加坡创办《蕉风》,走“纯马来亚化”路线,第一任主编就是方天。
很多年前,黄锦树、庄华兴和我合编《回到马来亚: 华马小说七十年》(2008),从殖民时期以来的华裔马来西亚小说中选出29篇汇辑成书。我们的标准是只收录“有意义的、合乎小说美学标准的、堪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结果60年代以前的作品只选了3篇:铁抗的〈白蚁〉、方天的〈烂泥河的呜咽〉及王赓武(Awang Kedua)的〈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时方天已是我们心目中的重要马华小说家了;〈烂泥河的呜咽〉是道地的“马来亚化写实主义”作品。

真正去生活的人

约10年前,我试图换个角度思考马华文学(有别与“社会现实主义”的)写实主义谱系,提出“文学离散与马华文学的写实主义”的研究计划,便是以方天为案例。后来,马来亚独立50周年时,我“故事新编”了方天的短篇〈一个大问题〉为〈1957,大家一起猛得革〉,重思国家独立历史问题,兼向这位说过“没有真正去生活的人,是难以产生好的小说的”的小说家致敬——他是走在棕榈社的温祥英、菊凡、宋子衡前面的“乡土文学”先锋。
我熟识的长辈当中,有3人见过方天,其中两位是姚拓与白垚。
1957年,姚拓与白垚先后南下新加坡拓展友联文化业务。姚拓写《学生周报》或《蕉风》时常提到方天。他在回忆录《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中说方天也是个好演员,“我记得在新加坡上演《秋海棠》,他饰演一位老演员,演得维妙维肖,令人难忘”。姚拓曾与方天在香港和新加坡共事,跟我提过方天在息坡时常去街头巷尾观察底层百姓的生活细节,以作“小说的准备”。
白垚在马来亚独立两个月后南下,他在大书《缕云起于绿草》中写道:“1957年,我到新加坡《学生周报》工作,方天已离开新加坡”。不过,白垚在香港时是见过方天的。他后来写文章忆《蕉风》时说曾在1954年“三会方天”。第二次会面时,诗人蔡炎培跟他说,方天喜欢演戏,写小说也写诗。另一位诗人沙基则告诉他说,方天是“将门之后”。

将门之后

“将门之后”指的是,方天乃中国“共产党元老张国焘的儿子”。
第3次会面时白垚主动和方天攀谈,闲聊文学问题,觉得“他的匕首文学观,颇类鲁迅”。后来众人闲聊,方天“表示王实味说的是实话、写的是真文章”。1954年,距离延安的“野百合花”整风事件的时间并没有太久,对少年时随母亲出走延安的方天而言,大概还感到“唇亡齿寒”吧。
在白垚印象中,方天“并不雄谈,但理路清晰”。

(商余,31/8/2015)

忘不了(何时了) 又或何时了(忘不了)

胡坦【诗】

时间的齿轮
把我的头发推光了
把你的额叶辗皱了

啦啦啦
你说你几乎认不出了
我说这又何尝不好

啦啦啦
你终究还是认出了
我又何尝忘得了

啦啦啦
我们各自向前靠
我们各自停不了

啦啦啦
我们终于紧紧拥抱
我们终于放手不了

啦啦啦
你的气息我又可以重绕
我的体温你又可以重掏

啦啦啦
是那么美好
是那么美好

啦啦啦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啊
忘不了 忘不了

啦啦啦
填满坑洞之后还有一口井哈
填满一口井后还有一座深渊啊

啦啦啦
那是我们各自的事啊
何时了 何时了

啦啦啦
忘不了(何时了)
何时了(忘不了)


(南洋文艺,1/9/2015)

访诗人吴岸_3

人生峭壁上,诗歌生命的火成岩


访者:辛金顺(辛)
时间:2012年4月23日
地点:吴岸的家(葛园)


辛:我看你诗歌有音乐的节奏性,非常强烈,是否跟你的音乐背景有关系?
吴:我相信是,但这种东西是不自觉的,没有刻意去追求。然后关于地方性,我觉得那是自然的表现。我现在觉得那些人所书写的地方性,是猎奇的观点,猎奇的观点是站在一个非本地人的位置,缺乏生命感和存在感,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我没有猎奇,我跟依班人,跟Osman Awang,跟马来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也无所谓去中国化,因为唐诗宋词里面,有我们的诗言传统,更不必要猎奇,因为我们就是很自然的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死也死在这里。诗的表现,也是与这块土地同在。
辛:因为你整个生命是跟这块土地连根并蒂的,所以没有所谓的要特别去凸显什么。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地敞开,敞开这块土地的种种景观,因此能表现出很强烈的生命力和精神感,展现于创作中,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出。所以你的创作意识很清楚。

写出自己不猎奇

吴: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生而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必然的要跟这片土地的其他族群融合相处。如生为达雅人,这样的身分无法改变。这样的意识认知很重要。有一次我在吉隆玻演讲的时候,他们提到了南洋文艺。我说,你要知道“南洋”这词是中原那边看我们才叫“南洋”,我们哪里会自称“南洋”的?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对花踪文学也有批评,花踪也是推出一个“华”字,世界上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这是漂流文学,这不是真正的本土文学,本身的概念就不对了。所以我一直相信本土的东西,只有本土的东西,才有自己的根。所以现在有人写动物、植物、食物,那是猎奇,猎奇就包括一种旅游的眼光,要给旅游局提供材料,那是有问题的。不要写旅游诗,要写出自己深具感情的作品。
辛:你整套诗的理念和想法有很明确的方向,也知道如何呈现诗的生命和走向,你的诗和土地,以及生命意识几乎都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你经历了砂独斗争,经历了地下组织波动,也经过了坐牢的岁月,这些经历实际上应该让你变成一个非常深具批判性的人,但你比较特别的是,你的诗中几乎没有在这方面有太大的反映。换句话说,你年轻时是一个政治实践非常激进,非常批判性,也非常斗争性的一个人物,性格应该是相当尖锐,而且这份批判意识应该自然反映在你的诗中,这是我们一般上的想法。可是你很多诗几乎把这些批判性淡化掉,甚至去除。可是你却告诉过我,要批判就要走进一个实践的活动中,而不是在文学上进行一种现象式的抒发或表演式的朗诵,可否谈谈这方面的现象和想法?

吴:我们都知道革命是一个政治实践的问题,要有政党和政纲,更要有行动、流血、坐牢,甚至牺牲死亡的心理准备。因此,若以为通过预言和呐喊来,甚至诗歌朗诵来改变什么,那未免表演的性质太高了,因为文学没有这样的功能。文学只是通过真善美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提升心灵修养。历史所反映的都是这样,你看李白、杜甫,甚至辛弃疾、陆游等就知道,他们也是受到帝朝极权迫害,作品中纵有呐喊,也是一种美学式的处理,然而对政治现实是毫无影响的。我以前看了许多政治经济的东西,现在看孔子庄子,文化层面的知识,五千年的东西你看过多少?你看了几本就来喊革命,这是很可笑的,要深层一点去看。毛泽东的诗词我研究得很好,但它真正的这些东西也不能改变社会,他搞革命,拿枪。他写的很浪漫,但实际上做的却不是这样的。


写实而抒情的表现

辛:你的诗里不止写实,还有你的浪漫色彩, 浪漫思维。不是纯写实,因为纯写实都只写那些劳苦大众、地下阶层,你的诗有你的艺术要求和标准,在浪漫的呈现也有你相当个人的特色是吧?

吴:法国有个作家说,诗的本质就是抒情,没有抒情就没有诗,现在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东西。有的造文式的,有的论文式的,有的完全被理论牵着走的,这怎么是诗呢?
辛:所以你还是追求诗的抒情特质。即使在现实里面,不管是《盾上的诗篇》,还是《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旅者》、《生命存档》、《榴梿赋》、《破晓时分》,到近期的《美哉古晋》等,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特色,就好像你说你写妈妈的眼睛,虽然很写实,实际上还是相当有抒情化的表现,相当感人。如果了解你的生命跟你那段期间的经验历程,结合这首诗来看,整首诗就有很强烈的情感。
吴:因为它包含着一个历史,一个内涵在里面。

辛:就好像文革时期的中国诗人食指。他有首诗是写和母亲相伴到乡下,整首诗写得相当平淡浅白,可是如果结合历史,时代场景,整首诗的内涵就变得深邃,完全不一样了。你写妈妈的眼睛也是,了解你背后的意义后,诗突然有了丰富和澎湃的感情,也有了历史背景。整首诗的价值非常不简单。
吴;作为作者,我是尽量不去讲其内涵,诗由读者自己去挖掘意义,或给出意义,这或者才比较恰当。
辛:但不讲的话,不了解历史背景的读者,很难了解那个经验。譬如说我们当个评论者,若不了解诗人的时代经历和生命历验,评论起来,所讨论的往往流于诗的浅面,进不到内里。也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一个这样的典故和背景,则就很难进入诗的历史层面。所以对作者深刻的了解还是非常需要的。
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诗的时候,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的写法是内容决定形式,诗歌的形式最好不要固定,看是什么样的内容,你才写什么。要长要短要跳动也好,完全不可以有一个形式规定的。有的人写诗就是太定型,这样就不好。

辛:你后来工作相当顺利,诗也出了很多。诗歌充满了生命力,所以从你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窥见你具有非常强烈和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写诗的题材很广,不局限于狭隘的题材里面,什么都可以写,写得精彩简练。但更重要的是,你在推动文学创作也很用心,请问,尤其承担了砂拉越写作协会的创立,以及出版丛书的工作。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文学社团活动吗?

筹基金会鼓励出版

吴:1985年成立砂拉越写作协会一直到现在。我向来都认为写作者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里面不要有争论。然后我就找钱,弄了一个基金会,弄了4万块钱,规划丛书出版,也鼓励他们出书。他们要怎么写都可以,我没有去管,就只是鼓励写作,有需要也帮他们写序。目前砂拉越写作协会已经出版了65本书。这是推动砂洲写作者创作的最好方法。一般上,写作者申请出版基金赞助,我们都会提供3000块钱辅助。我自己没用过这笔钱,这些基金出版,只给砂洲写作人出书之用。而且早期还办过《拉让江》文学半年刊,一共出了12期,那时大家都很热情,而且陈蝶还在古晋,后来陈蝶回西马去了,梁放也不来参加,加上另两个编辑过世,剩下我一个人独撑,很辛苦。虽然出版文学刊物不难,但售书难,因此亏损连连,现在也已经停刊了。
辛:砂拉越写作协会对古晋的文学场域还是起着一定影响作用的。未来必然会有人来进行研究。而且你也很早就参加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并在2000年成为副主席,后来代作一年主席。这些职位都是次要,你在创作上其实比这些更重要。因为创作成就决定了你在马华文坛的地位。实际上你都一直在写,近几年也一直在发表新作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而且我一直觉得诗有纪实与纪史的作用,有些东西不写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如一些地景,因为环境的改变、发展,造成地方景物的消失,小时候所走过或看过的,不见了,也意味着它也在记忆中完全被铲平掉。而我们往往回到一个地方去,就是因为那些景物在,会连接我们过去的生命,当这些景物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有诗或文字的纪录,至少可以通过诗和文字将它保存下来。因此,你怎么会想到以整本诗集,记录古晋的景观和生命中所走过的景物?
吴:我看到福克纳的那个问题,小小地方他写了十多本长篇小说。我是觉得历史很重要。我们是留给后人的,因为后人不知道。而且写古晋,是我生命感受最深刻的地方,我生长和生活的所在,也是我的精神场所,我觉得用诗来记录,最为适合。
(3,待续)

(南洋文艺,1/9/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