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我在马六甲市区一家电子厂找到工作，骑一辆友人废弃的旧摩多上下班。那摩多有个特点，会越走越快，不停的加速；要它停止前进，只能关掉引擎，非常危险。父亲知道后，给我买了一辆全新的"速速骑"。我的工作需要轮值夜班，夜班从晚上11时做到第二天上午7时。每一次夜班周结束之后，我有3天的休息日，便会骑着摩多回家。回家，每次都走新路。所谓新路，是从当年还很荒僻的爱极乐的一个岔口，通到离前首相嘉化�Q�Q的选区野新5英里的小镇望万，新开辟的柏油路。由于路新，穿行的车辆少，对摩多骑士来说即安全好行。我的速速骑以我自己的速度，不徐不急的从马六甲�Q都安南工业区，迎着晨风，跨斜坡，穿过浓密的胶林和不知名的马来甘榜，直奔家乡，车程约一个小时。吃过母亲准备的早餐，倒头睡到中午，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将我那辆满是黄泥和油污的速速骑，擦洗得发亮。
后来我到八打灵再也工作，我的速速骑也随我走两百多里路，从野新到吉山，经芙蓉，到吉隆坡，再转八打灵再也，过后就再没有回到马六甲，以及我的故乡新邦木阁。速速骑因鲜少清理，不久就藏垢陈旧了。
一天我遇车祸，手脚断折，当场昏迷。速速骑毁不成形。母亲闻讯，马上从乡下赶到巴生医院。我不知道在中国只念过3年小学的母亲，如何能在不曾到过的复杂都市里找到我。我骨折难愈合，拖了4个月，母亲在逼促的房间照顾我，陪我从住处莎阿南搭迷你巴士到巴生医院去复诊及做复健。漫长的4个月，让母亲明显的消瘦。当我行动自如，开始上班，母亲才放心的返回乡下。那时父亲已经过世，我叫母亲搬上来和我一起住，她总不肯。她说乡下有她熟悉的环境和人事。
9 骄傲
我找到报馆新闻助编的工作，父亲骄傲的跟邻居说："阿雅在报馆工作！"在报馆工作，对父亲来说，是一个蛮高尚的行业，虽然当年的薪水只有区区380元。
一个吉隆坡远亲的孩子结婚，父亲老远的从马六甲的一个乡下赶上吉隆坡，要我一同出席婚礼。他比新人还要高兴，见到每一个亲戚都跟我宣传。"阿雅现在在报馆当编辑！"
第二天，父亲就要返回乡下，我们在车站附近用了早点，小贩前来结帐，父亲看我没有动静，马上结了帐。我顿时感觉惭愧。我已经开始有收入，请父亲吃东西是应该的，但我没有。我还停留在习惯等待父亲付钱的阶段。上车前，父亲嘱咐我工作要放心机，还将一叠钞票放在我掌心。
10 等待的眼睛
姐姐打电话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进了医院。
赶到东甲医院不久，姐姐也从新加坡赶到。哥哥因工作去了汶莱，短时间内还回不来。
殖民时期留下的东甲医院，病房像我的小学教室，单层分成好几栋，建在绿色草坡上。病房5英尺板墙上方是一大片方形铁丝网的窗户，风自由穿梭其间，炎热的天气，让窗外的九重葛开得格外艳丽。
父亲因糖尿病恶化，双脚发肿，原本壮大的身体剩下一把骨架，眼睛没有神采，说话有气无力。
我们在医院陪父亲一阵子，母亲便叫我们姐弟先回家休息，她自己留下。"改天你们回去上班了，也还是要我来看顾他的。"说真的，我们的确帮不上什么，便在附近商店买一把塑胶藤躺椅，让母亲累了躺下休息。
母亲每天乘最后一趟巴士，从东甲回返新邦木阁，第二天赶最早一轮的巴士，带上炖汤给父亲。
我新的工作，每两个星期便有连着两天的休息日，比姐姐和哥哥方便回家，便在休假的时候一早从住处莎阿南，搭大概半小时到45分钟来一趟的巴士，到混杂闷热的吉隆坡富都车站，乘长途巴士到马六甲，再从马六甲车站截的士到18英里外的野新，换的士再走9英里回到新邦木阁。有时回迟了，没有的士要到偏僻的地方，只能用较高的价钱包的士回家。有时梦里，还会停留在转暗的野新车站，焦急不安的等候的士。从新邦木阁到东甲，连的士服务都没有，只得靠一小时一趟的巴士。东甲医院，在另一头9英里外，是离家最靠近的医院。第二天，我从相反的方向，打同样的路，回返莎阿南。
父亲病逝的时候，眼睛微张，可能是等着他迟归的孩子。路途遥远啊，以后，父亲与我隔得更远，而且永远再也无法见面。我轻轻的合上父亲的双眼。那是我第一次那么亲密的抚摸父亲，也是最后一次。
"没爷哩（大埔话，指父亲）的子女像根草。"母亲说："爷哩样般无好，有他在，就没人敢欺负你。"父亲之于母亲，大概也是如此吧？
（3，待续）
作者：张永修 / 应海深
原载：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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