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史整理第一人
*张永修
方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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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修，原名吴之光，1922年生，新加坡人，祖籍广东潮安。从零散的文学史料中整理出马华新文学的轮廓，方修是第一人。他编著等身，计有：《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马文学史论集》、《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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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从侨民的文学、到南洋的文艺、到国家文学的悬而未决……在多少文学工作者的血汗泪影中，一晃，时间已经来到了1999年，10月。－－马华文学，在崎岖的行道上跨过了80年。
80年的文学史，有多少疑惑已经封尘？有多少迷思仍在继续？有多少玉石未被鉴别？在马华文学庆祝80大寿之际、在世界迈向21世纪之前，《南洋文艺》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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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我依时抵达新加坡马里士他路大众大厦5楼方修住宅。那是一间客厅很宽敞的组屋，靠露台的一角有张书桌，那是方修看书写作的地方。而书，几乎摆满了两面墙。通往卧室的走廊上也是一排书架，睡房墙壁也尽是书。
77岁的方修，看起来很健朗，脸色红润，行动自如，说话中气十足。他说他的脚没有力，很少出门远行。目前与妻子、孩子住在一起。
我们很快进入正题。首先我问这位从事马华史料工作的长者，如果能够重写马华文学史，他是否还会延续他战后的划分法呢？
“轮廓还是不变，”方修如是说：“如果改变的话，以前的划分法就要推翻掉，整个重写，工程更大。不过在作品方面，我会将新发现的加进去，那些内容比较没有深度，我比较不满意的，会去掉。”
方修将战前马华新文学史分为：萌芽期(1919-1924)、扩展期(1925-1931)、低潮期(1932-1936)、繁盛期(1937 - 1945)。战后则分为：战后初期(1945年8月-1948年6月)、紧急状态初期1948年6月-1953年9月)、反黄运动时期(1953年9月-1956年年底)、新马独立前后(1957年初-1975年年底)。为什么方修会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期法划分战前战后呢？
“大体上，战后文学的发展起伏没有战前的明显，不过战后反映历史事件的划分法比较容易掌握。”方修语调迟缓，说：“在我来说，这样的分法，比较方便，而且我也想不出有明显的、更好的方法可以取代。我就是按照那时文艺发展的起伏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分出几个时期。”
弥补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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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是在上海，却出现了大量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言情三角小说。早年的马华文学也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除了现实主义的作品之外，其他主义的支流里会不会也有一些好作品出现？方修在整理大系的时候，会不会将那些因没有反映当时的历史事件的好作品，排除在文学史门外？
“在战前是没有这样的现象，战后的分法就有以上的缺点存在。”方修点了根烟，说：“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将那些历史感不强的好作品放到另外一章去。也是按照同样的划分法来分，并列同个时期出现的其他文学流派。”
方修对马华文学史料整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等都是大马中学、大学马华文学课里的必备参考书。近十几年来，有人认为方修的史料整理，比较注重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忽略了现实主义以外其他文学风格的作品，因此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面貌的反映并不全面。对这样的指摘，方修怎么说呢？
“战前，现实主义是主流。其他主义的作品微乎其微。”他说，那时的生活困难，作家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里的疾苦，没有闲情慢慢的研究写作技巧。方修表示，即使是提倡象征主义的曾圣提的弟弟曾华丁，早期文字雕琢，但是当生活逐渐逼人，他后来的作品也转向了现实主义，写出《五兄弟墓》这样反映时代现象的作品。
抗战时期，方修认为是马华文学最兴盛的时期。那时作者最多，作品最多，水平也是战前那个时代最好最高的。报刊也比任何时期都热闹。在这个期间，文学背负着抗战救亡的任务，作品得及时反映一些事情，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来，作家会不会因此而忽略掉技巧？
“那时侯，就有‘差不多’的现象出现：作品写出来，倾向差不多、故事差不多，不够深度，因此常被批评。不过，”方修强调：“当然也有写得很好的。”
现代派与闲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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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独立后20年间的文学史，方修把它划分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方修的“六十年代”是指1957-1966，即反黄运动退潮期；“七十年代”则是把上下限界定在1967-1976。新马是1965年分家，为什么方修的年限会断自1967，而不是1965？
据方修说，虽然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大马宣告独立，但是当时大马的报章还是在新加坡印刷，两地的作者还是把作品寄到厂址设在新加坡的报馆去。当时，在文学上新马还是一体的。要到了1966年之后大马才积极发展报业，文学上才慢慢的独立起来。
而创刊于1955年，在六、七十年代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大本营的《蕉风》，在方修整理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文学史里，是占着怎样的位置呢？
方修的回答是：“《蕉风》月刊我看得不多。那时《蕉风》在吉隆坡印刷，我有时买得到有时买不到。”
那么，在1968、69年以奇军突起之势一反现实主义主流的现代主义大将完颜藉和牧羚奴，方修从史的角度是如何给他们定位呢？
“我的文学史没有写到这个时期。”方修说：“这个时期以后，这些人当然也是文学史上的人物。当时现代主义的小说并不突出，不过现代诗的表现最显著。”
依据方修的说法，60年代末，除了反殖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品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有一种“闲适”流派，即没有时代感、不激情，也不现代，只写一些小场面、温和的，小市民的小故事，代表作家有魏萌、驼铃、马汉、梦平、雅波等。
在方修的眼中，怎样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我是提倡现实主义精神的。不管那个作品是以什么手法来表达，只要能反映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可以让你看出一个时代的侧影，并且关心人民关心生活关心社会--那就是好作品。”
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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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废名提出“马来亚文艺”的口号来抗衡“上海才有文艺”和“去上海登龙”的自卑、媚外心理。今天马华作家是不是还有类似以上现象的心理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大家都认为能够在上海、台北……发表文章，身价就高了一些。”方修说：“实际上那边的水平也比我们这里高一些。不过没有到外边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一定水准就不高。当时在上海发表的机会也不多，被刊登出来多少带有一点鼓励的性质。”方修说他的工作集中在七十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对当前的现象，他表示不清楚。
1947年，凌佐在〈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呼吁：“不要把马华文艺当作中国文艺或侨民文艺，不要把马来亚看成香港或‘租界’。”九十年代初，某些日本学者反而不如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作者有见识，竟然把马华文学当成是“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方修怎么看待战后/今天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除了题材方面，在语言上和中国有没有什么分别？
“如果作家将本地词汇提炼得比较高明，成为艺术（语言）的话，就能显现出特色。”方修的看法是：“一般上的语汇，停留在日常言辞如‘巴刹’、‘巴刹玛兰’等，表面的特色让人一看，也可以分出和中国的不同。”
提炼本地词汇成为艺术语言不是马华作家的共同倾向，反而是很多人很直接的就把中国古诗词中的意象、语言搬来用，而不是吸取它的养分再创造。太执著/拘束于中国的语言意象，会不会妨碍我们创造出有本地色彩，自己的语言呢？
“我的看法是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淡，能够使用古典文字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方修认为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而且方修认为“马华文学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过后他补充说：“五、六十年代，受影响的比较明显，到后来八、九十年代，你说，有几个买中国的书看？最近听说本地区（新加坡）新开了一两家特大型，侧重卖台湾书的书局大事扩充营业，生意都不错，看来台湾书的销路几乎比中国书还要好。这自然是凭印象随意说说的，并非中国书的市场真的如此不济。但台湾书的销数确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方修认为马华文学受台湾的影响反而更大。
二十年代末，新国民日报《荒岛》编辑张金燕（1901-1981）已经用崎岖的文字，表达了理应不属于他那个时代认知范畴里的感性，他写道：“黄河泥色的滔水，又虽未浸染过，但我皮肤遗传着祖宗的旧衣裳，而黄姜、咖哩，把我的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的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当年的“南洋色彩”之议，在七十多年后却似乎变相成今日方兴未艾的“断奶”之争。方修也注意到大马“断奶”论争事件。然而，方修的反应是：“依我看这些人多多少少有‘恐共病’，他们以为中国的书刊都充满共产意识。现在很多中国书都和共产意识没有关系，如《废都》大写性爱行为，《妻妾成群》描写地主小老婆争风吃醋之类故事，实质上与港台诸地产品没有太大差距。‘断奶’不‘断奶’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心目中的“经典”：不输给“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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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修所涉猎的马华文学里，有哪些可以符合他心目中的“经典”要求？
“如果有人将铁亢（即铁抗，1913-1941）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筛选出一本小说集，肯定有代表性，而且不会比香港‘100强’里的一些小说差。可惜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出版工作。铁亢只出过薄薄的一本《白蚁》，字数不多，却是很精炼的作品。铁亢的作品在抗战前后，比一般当时的作家有深度。”
铁亢原名郑卓群，祖籍广东潮阳，曾任编辑和校长。日本南侵的时候他从邦咯岛逃到新加坡。当时日军设障检举抗日分子，通过检查的人衣服背后会被盖个印，以示“清白”。根据方修说，铁亢是个有洁癖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平安过关，但是他拒绝日军在其衣服背后盖印，而是要求把印盖在手巾上，这举止触怒日军，使他平白丢了性命。遇害那年，他才28岁。铁亢其他小说有：〈试炼时代〉、〈运输兵阿部信一〉、〈在动荡中〉、〈洋娃娃〉、〈义卖〉、〈山花〉等。
方修认为香港某杂志选的“100强”的小说，有些是纪念性质的，有些是流行的，不是都好。而且当年马华文学作品流传不广，港台大陆难得看到。反观港台大陆的书，发行非常广，能看到的读者，相应就多了。
此外，方修也推崇写过〈八九百个〉、〈弗琅工〉、〈牺牲者的治疗〉的殷枝阳（乳婴）。日本人曾翻译过殷枝阳的几篇小说。
“六、七十年代，韦晕的作品良莠不齐，如果重质不重量的精选出一本，还是可以列为‘有代表性’的，不比‘100强’中某些作品逊色。”
6/10/1999脱稿
9/10/1999刊南洋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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