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3日星期一

死亡,以及 一些存在的声音 ——论黄远雄诗选(2008-2014年)的诗作(下)

辛金顺【文学观点】

   对诗人而言,诗是其亲临于现世的一种存在言说,是“此在”(Dasien)的在世姿态。唯远雄在此,面对恐惧,却任由恐惧将“家”拆掉,而趋向“无家”的空如,并企图以此来安顿生命面对死亡的逼视。

此外,从现象学的面向来看,自我意识的表述,以及强调“物╱我”的辩证关系,或在主体意识投射向客体的意向性活动上,自然而然的,必会表现出一种生命感知的情态来。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被“拋入性”存在,使得“人在途中”,或“诗在途中”的诗性意向,也因此含蕴了一种生命的姿影。远雄在这方面有几首诗,相当“有所为”的展开了其对生命的言谈,或揭示。如他在〈恐惧〉一诗中书写心理那“无以名之的恐惧感”,却将恐惧感形象化为暴戾之徒,面对他们,除了“交出坦荡的腑脏”,和“门户洞开”之外,就是空掉所有欲念,让人多势众的他们“如狼似虎的搜刮内心╱每一寸╱阴翳可能匿藏的角落╱直到一班魍魉╱光明正大地搬空屋内所有╱的残垣败壁”只有这样,“唯有内心囊空如明月时╱我想,色厉内荏的恐惧╱也该无趣╱悻然的走了”这是诗人面对恐惧的诗性言谈,让存有面向佛家所谓的“空无”,则就能在黏滞的世界中释放自身,坦荡而无所畏惧了。但诗人到底恐惧什么?则无法言说。
此一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学所言及的,“恐惧”(Angst),常常让人惶惶然,却不知所恐惧者为何。因为它与“害怕”(Furcht)不同,“害怕”具有特定对象,“恐惧”无以名状,却使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感”的存在状态中,因此只有“死亡”,才是人生的旅途终点。当然,对诗人而言,诗是其亲临于现世的一种存在言说,是“此在”(Dasien)的在世姿态。唯远雄在此,面对恐惧,却任由恐惧将“家”拆掉,而趋向“无家”的空如,并企图以此来安顿生命面对死亡的逼视。
然而死亡是生命不可逆转的存有意义,是生物学上身体走入终结与消亡的献祭。死亡是无可演练,也从来无人能从中逃回来报讯,更是经验与意识所无法到达的深渊,所以也往往构成了人们对此神秘、幽暗,以及如阿多诺(Horkheimer Adorno)所称谓的“陌生的无名之物”,产生无知与原始的恐惧。尤其在抵达某个耆衰年龄之后,时见朋辈成新鬼,或如陶潜〈拟挽歌辞〉所说那样:“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而不免对“死亡”生有莫名的焦虑和虚无感。远雄在其《诗选》后记就曾提及:“有感于耳际频传亲人故友的噩讯,觉得生命无常……常在一起茶叙聚餐,相互调侃的老友侪们,突然一屁不响,一一撒手离席,在心头难免缠绕著一丝丝的悲凉与无奈”,因此作为存在尽头的死亡,往往成了在世者最大的威胁,也成了生命中萦绕不去,以及无法摆脱的宿命与无奈。然而诗人是怎样去触摸死亡的呢?或在诗里,怎样去呈现死亡的魅影?
远雄在〈火焚场,尽头〉一诗里,通过了旧报的讣闻回忆起其父亲亡逝的情景,那实是一种探视和感受死亡状态╱现象的方式。因为死亡是超越主体经验之外的存在,是以,只能通过他人的死亡,才能得以想象其之过程╱形式与可能发生的意念。而诗人对其父的死亡,却做了这样的一种诗性描绘:“父亲是在众声喧嚣的街头╱被无名的昏眩埋伏╱众目睽睽下╱被一小撮狼虎之徒吆喝╱强行掳走”,在此,“无以名状”的死亡被形象化和具体化成暴戾的“狼虎之徒”,并且通过“无名昏眩”的症状袭击,将父亲强行捉走。而父亲的踪迹,从此之后,成了“隔世的隐匿”。至于那“死亡”场景,却留给“诵经队伍”和“火葬场”去加以渲染。最后父亲“悲壮地╱骑上送行的焚鹤╱往炯炯的火炉内纵跃╱绝尘而去……”诗的抒情性占据了此一死亡叙事的罅隙,并为隐喻符码所组构的死亡图谱,展示了某种秘传的仪式:诵经、送行、焚化与消失,让想象的死亡,渗入了生者的意识底层去,进而铭刻成最初和最后的死亡意象。尤其最后一段,诗人写道:
“父亲走后╱遗下我一人╱独享人间魍魉魑魅╱与悲凉”
这样的主体情态展现,显现死亡想象在生者的现实里,成了一种意识渗透,并内化为心理的深层结构,以无名的恐惧或焦虑╱失落,承担着在世的死亡意向与命运。那也是存在主义者所谓“人是向死亡的存在”而存在,因为生╱死是存在者的一体两面,故在此,诗人在抵达某个年岁后,终于在父亲死亡的回忆里,观照出了死亡的孤独与悲凉。所以从生看死,死亡之镜,无疑折射出了诗言主体自我生命的揭显和处境,以及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位置。
像他最近写的一首诗那样:“最终由死亡带我上路╱像鲑鱼,逆著时间走回最初╱泛潮的洞穴,耳听迎面燥热的╱风,不断与逆向的身体冷语言碰撞磨擦╱出无尽的辩驳与絮叨╱的火花,让今生的起伏╱在无尽的时间反潮中╱与宿命论奕搏……”(这首诗题为〈回到最初点〉的诗作,是远雄2016年尚未发表的作品。因不在《诗选》中,故仅置入于此做为参考,却不多加以讨论。)死亡的课题,隐然成了他近期诗作里,越来越重视的创作思考和主题面向了。
总而言之,远雄的诗,在这方面有他的意识侥向,年岁及耆,人生阅历转深,随之而来的老病与死亡也成了现实事件,成了生命里无可躲闪的存在。因此,60岁后写诗,其实语言与技艺已经不是诗人最重要的考虑点了。文字的巧拙翻转,也不在刻意为之的创作理念下完成,而是自然而然的,出自存有的蜷缩和伸展吐纳,一分生命自我意识和真实的声音。这类诗歌言说,毋需争奇夺丽,别出心裁,或刻意为之,其中,亦自有其动人的声调。
另一方面,综观远雄在这时期写的诗,即使具有社会关怀的指涉,也是源自于个体生命经验的感性╱抒情形式的揭显,非政治意识形态式的介入。毕竟诗歌一旦介入意识形态的幻觉,将会自毁于其诗性本体的开展,因为其需求的读者是群众,而非个人。所以远雄这些贴紧其生命流向延伸而下的诗作,尤其晚年对死亡进行内在审视的作品,可以说是展现了诗与存在之间那分内在的隐密关系,无疑的,在其诗(这时期)的创作上,亦赋予了不同以往的价值和意义。
(下)

(南洋文艺,14/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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