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8日星期日

杨绛的 “忧伤纪念碑”

张锦忠【共沸志】
杨绛

“一一记下”,就不会忘记;可见早在彼时,书写就已是对遗忘的对抗了,尽管身体的存有并非记忆的保证。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现在我们3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们3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我一人。”

《我们仨》悼“我们散”

写《我们仨》时的杨绛,已是92岁高龄, 书题的“我们仨”一词所指,已非“我们三个”,而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过去是一种“不在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我们仨》其实写的是“我们散”——我们3人失散了,没有“我们仨”了,幸存者杨绛只能以书写“哀悼”“我们仨”,追忆“我们仨”的往日时光,重温(巴特论摄影所说的)“此曾在”的“我们仨”岁月。书写作为一种存有的延续。此书分3部,第一、二部写梦——暮光之梦与万里长梦,第三部则是1人回忆3人“如何一同生活”的状态。《我们仨》实为一座杨绛的“忧伤纪念碑”,她的“我们仨的记忆”。
罗兰·巴特的母亲于1977年10月25日病逝;次日,巴特开始在《哀悼日记》记下他的丧母忧伤。他在1978年3月23号的日记写道:“开始写有关摄影的书,也就是将我的痛苦融入写作”,作为忧伤纪念碑。那本“有关摄影的书”即那年6月9号提到的《妈妈——摄影》,也就是1980年出版的《明室》 。
杨绛在“暮年忧伤中写成的《我们仨》”当然是哀悼之书。不过,她自承 《我们仨》是在“忧伤中写成”, 这岂不表示以翻译《斐多》作为替代书写是“失败的逃避”?她写〈忆孩时〉中的“太先生”时, 距写《我们仨》已近10年,文中所记者,其实并非会客记,而是亲人之缺席(“可是我无法告诉钟书了”)。这篇短文末句为:“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句中所叙依序为书写、验证(见证)、记忆,显然退回到写作与记忆的可能与必要。对“记错”的焦虑,其实是对忘记的焦虑——忘记此曾在的事件,就会记错;记忆难免不静意地添加,或刻意遗忘某些事件或细节。

书写是对遗忘的对抗

这令人想起她1985年年底在〈写《围娍》的钱钟书〉文末所说的:“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娍》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一一记下”,就不会忘记;可见早在彼时,书写就已是对遗忘的对抗了,尽管身体的存有并非记忆的保证。
在万里长梦之后,走到人生边上杨绛,从翻译走回写作,写完了《我们仨》,她在书末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著重处为笔者所加)。此后的写作,尽是人生边上的杂忆与杂写,一直到2016年5月,她才找到她的“归途”。

(商余,17/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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