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5日星期一

杨绛的记忆之书

 张锦忠【共沸志】

     1950年代反右期间杨绛论文在被批的“白旗”之列,令她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杨绛的“记忆之书”《杂忆与杂写》有好几个版本,有单册的,也有分两册的(三联书店版《杂忆与杂写:1933至1991》与《杂忆与杂写:1992至2013》),我读的是台湾的时报版《杂忆与杂写:杨绛散文集》,内容与两册本略有不同。书分“杂忆”与“杂写”两卷。杂忆卷最早的文章写于1980年,杂写卷最早的一篇则写于1933年。这些“记忆散文”怀人纪事感时忆旧,笔触平实,娓娓道来,却自有其动人之处。
书中最后一篇〈忆孩时〉发表于2013年,杨绛时年102岁。百岁老人忆儿时,她最早的记忆是4、5岁时父亲牵着她的小手带她会客——明清史专家孟森与胡适的老师杨志洵(两人合作译述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品多种),她对客人“太先生”行鞠躬礼。杨绛晚年睡前常翻阅旧书,某次翻看有钱钟书圈点折角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时,“忽然想起”作者孟森就是那位自己儿时曾向他鞠躬的“太先生”,她曾经见过作者。

她曾经见过作者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有一回偶然看到一张杰霍姆·拿破仑的相片,并对他“看到的这双眼睛曾亲见过拿破仑皇帝”颇感讶异,但是他跟人提起这种讶异,他人皆无同感,后来他就淡忘了此事,直到晚年写摄影札记《明室》(La Chambre claire)时才提起。
杨绛晚年才忽然想起孟森就是童年时见过的“太先生”。那本有钱钟书圈点折角的《明清史论着集刊》唤起的“不经意的记忆”,引发了她的“讶异感”——借用巴特的话说,她那双眼曾见过作者;于是她说:“我恨不能告诉钟书我曾见过作者,……可是我无法告诉钟书了,他已经去世了”(着重处为笔者所加)。杨绛记下这件事,也记下她的忧伤,仿佛那本有钱钟书圈点打√折角的书是一本哀悼之书,她“把折角处细读”,是再记忆之举。母亲去世后巴特也在日记这么描述慯丧这种“新的伤痛”:“有时我心中会顽强地浮现一个意象,……我确知:她不在了,她不在了,永远的,完全的不在了”。(刘俐译,娜塔莉·雷洁(Nathalie Léger)编注,《哀悼日记》[Journal de deuil, 2001];原作者着重)。

更大的忧伤

1998年12月,钱钟书病逝。女儿钱瑗在早一年春天过世了。1999年,杨绛译柏拉图对话录《斐多》以遣悲怀,“因为这种悲痛是无法对抗的,只能逃避”,她在〈介绍莫宜佳翻译的《我们仨》〉中写道。这种悲痛大概也不能用写作来逃避。写作不可能,所以翻译《斐多》,是在思考死亡的问题吗?还是以翻译为写作的替代(作为一件需“投入全部身心的工作”)?无法用写作回忆的,就以翻译一本“旧闻的回忆”来过渡,直到2002年冬天,杨绛才开始写《我们仨》。书中提及1950年代反右期间杨绛论文在被批的“白旗”之列,令她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四十来年后她翻译《斐多》还是一种“遁身”之举,不过所遁者不是政治批斗,而是更大的忧伤。

(商余,3/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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