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以英文写作之源起谈开
(原文为英文，题为 On Writing in English )
文◎郑秋霞
译◎林育心
我的儿时记忆里总是塞满了人，塞满了这些人各自不同的语言和口音：我的家人以华语和福建话交谈，儿时玩伴中有说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和海南话的，而邻居当中也有马来人；同时，每天傍晚在我家对面椰花酒馆喝得醉醺醺的印度人，若有余钱都会来我父亲的档口买一块山猪肉。
对一个小孩来说，这多种不同的语言共同的存在，显得如此自然。年岁渐长以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些语言如何交集（intertwined），如何创造出不同语言中所共享的新的字眼和词汇，譬如说，“苦力”（kuli）一字，源自马来文的“kuli”，意味着劳工。另外，“巴刹”一字，菜市场，则是源自马来文的字“pasar”。
多年以后，我发现到这种融合已不再是仅只关于语言，而是关系到文化。因为希望被他人理解也同时能够了解别人，也因为希望这样的一种(他解与了解的)需求被承认，加上更重要的，文化相互补助的自然动力，不仅只形成了一套新的词汇，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这项发现，埋下了我往后进行语言实验的种子。
儿时初学的中国文字让我深感迷惑。一撇，然后在中间接上一捺，成了一个“人”字，加上一横就变成一个“大”字—— 一个人张开双手。这些撇捺和线以及它们的组合，提供我极大的想象空间，让我沉醉其中。
我渐渐了解到中国文字源于自然——天、河（水）、木、山等，这些都在象形文字中显现出来。从小学时开始学习的中国文学，以风景和物件迂回地呈现出哲学思想、人类的情感和苦难。这种呈现方式反映了道学和孔学的教诲，而这种教诲，形塑了华人保守和不拘言笑的个性。受了这些作品的影响，我的中文书写也采用这种借物咏情的方式。
我是否也能够采用同样的技巧以英文写作？到苏格兰求学之后，因为接触外语多了，这个问题开始冒现。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英文不只是文字，它也代表着西方的文化。接触这个语言越多，我越深感好奇，想知道是否能够在英文写作中融合中文诗意散文书写风格，采用风景为媒介。我说媒介，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不再限于书面上的文字，而文本中的物件和风景才是语言符号。
童年的经验让我了解到，语言的发展与岁月的变迁息息相关，它因为情势需要而改变。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去了解他人和希望被了解的渴望变得越来越急迫，而且涉及较广。当跨文化沟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跨语言”书写也同样无可避免。观察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文学风格如何融合在一起颇为有趣，以同样采用第三语言书写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例，因受波兰文学的影响，他在作品中采用了三重对句法（triple parallelism），无独有偶，我在中文写作中也沿用了这方式，同时，可想而知，我在《Little Hut of Leaping Fishes 》中也实验了这种风格。
据我观察，相较于母语写作者，使用外语写作者或许因为不像前者般过于受文法所约束，而得以随意地进行实验，因而得以较伸缩性地去创造新的词汇和句子，阿兰达迪洛伊（Arundhati Roy）在《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的魔幻语言令读者如醉如痴。作者漠视了传统构造词汇和句子的方式，而创作出一些怪异有趣的文句来取而代之，这使阅读更有趣也令人难忘。洛伊的Antly King 和 Antly Queen以及他们无数的Antly草民悄悄地、轻快地潜入我的脑海中，促我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身为作家，我有幸懂得多种语言，让我有更宽阔的空间去释放我的创意。
（南洋文艺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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