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

火,与耕作 ——读黄锦树《火笑了》(下)

林韦地【文学观点】

      我阅读黄锦树上一本散文集《焚烧》是去年年中的事,但其实《焚烧》是9年前出版的书,这给我一种短时间内黄锦树快速老化的时间上的错觉。

卷三〈江湖〉

卷三〈江湖〉中所收的文章是我最熟悉的,之前大都己在别的地方读过,其所写和读者息息相关,或关于一些近年发生在黄锦树身上的重要的事,之前在《燧火评论》读过的〈我们的民国,我们的台湾〉写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新加坡〉写新加坡,〈华文课〉写马来西亚的华文课。〈江湖上的研讨会〉是破题之作,在前一卷的〈聊述〉里提及的老师在这里变成踩到作者红线的A,江湖,或许本来就是尊敬然后幻灭的场域。(无甚关联,但去年年中见到黄锦树本人后一堆人跑来问我如何,有没有幻灭)。〈没有查禁〉写《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出版时在马来西亚被政府“没有查禁的查禁”,〈不可能的祝福〉是九歌2014年度小说的得奖感言,我第一时间在黄锦树的脸书上看到的,当下只觉得得个奖也要砍人果然是黄锦树。〈没有位置的位置〉是去年花踪马华文学大奖的得奖感言,去年花踪颁奖典礼我在现场,坐在台上看着预录好的黄锦树出现在大荧幕上。如果花踪马华文学大奖对马华文学来说是重要的,那去年这奖颁给黄锦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基本上确定了马华文学的无国籍华文文学定位,事实上有好几位前辈作家在我面前提及对花踪工委会改章程将入选条件从马来西亚公民改为在马来西亚居住10年以上让黄锦树得以入选感到不满(照原章程黄锦树连入选的资格都没),不过也不见任何人公开发表文章评论这件事,不懂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剩下出席或缺席,鼓掌或沉默两种情况,很少人再愿意对一些事情的本质公开地去论辩。沉默或许来自于文化资本的差距,另一方面花踪工委会改章程这动作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否证明花踪需要黄锦树远大于黄锦树需要花踪?
黄锦树在感言里将这个意义深远(但只是“锦上添花”)的奖献给他的母亲,也意味深长地写下了这段:“随着离乡的日子愈来愈长,返乡之眠不再有忘却他乡的功能,即便在梦里,也己知此身是客”。离开马来西亚29年,黄锦树的台湾经验其实己经远超过他的(新的)马来西亚经验,在马来西亚空间上的缺席,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马来西亚经验的匮乏(也造就现实主义之不可能)。马来西亚这些年的社会变动巨大,对华人来说更是如此,从308政治海啸,到各式各样的公民运动,近乎幻灭的政党轮替和政治平权、全球化的冲击、少子化带来家庭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华教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在年轻世代消失中的各方言群、华人民族主义的崩溃(或转化为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相较于〈我们的民国,我们的台湾〉精准地写出对台湾社会近年变化的观察,我很好奇,黄锦树若写〈我们的马来西亚(华社)〉是否还有相同的把握,或仍总带有一种台湾回望的视角。他念兹在兹的,或许仍是他父亲母亲,或曾属于他的那个世代的马来西亚(和华社),(即使早己一去不返或面目全非),这或许可解释为什么他对于菊凡、温祥英小说的兴趣比那天晴(1980)或黄玮霜(1981)小说的兴趣大得多,或为什么年轻世代也有他自己也这么觉得的“黄锦树己经很老,很老了”的错觉(因为社会变动实在太大,且欠缺传递文学资本/观念的载体),明明他和那天晴的年纪差距其实远小于他和温祥英的年纪差距。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难道我这一代或更年轻的世代,是没有人写作,或写不出值得他评论的好东西的?马华文学,又将回到他上一代的“沉重的没有,和欠缺”的状态?
无论如何,可以想像“历史控”黄锦树未来的书写仍将以马共/先于他世代/他同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社会为创作背景。
《火笑了》收了一篇〈读中文系的人〉,是黄锦树于1994时写的硕士论文的自序,其中提到鲁迅对章太炎的早年形象反刍不己。我阅读黄锦树上一本散文集《焚烧》是去年年中的事,但其实《焚烧》是9年前出版的书,这给我一种短时间内黄锦树快速老化的时间上的错觉,读完《火笑了》,反使我想念《焚烧》时的黄锦树。或许黄锦树实在是一个太巨大的符号,无法和马华文学和其周边的种种切开。但若我们能从一个人的角度,去阅读《火笑了》这本散文集,看黄锦树作为一个喜欢阅读和喜欢写作的人,在社会上的行走和遭遇,作为一个游子,书写对于母亲和家的感情,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50岁还很年轻,至少医学上是如此。
正是耕作的时候。
(下)

(南洋文艺,22/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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