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1日星期三

理想诗人之路_2

林建国【文学观点】

辛金顺2008年诗作〈说话〉,便将这些层层语言的沉淀开挖提炼,锻铸为诗。诗里,母语、粤语、华语、破烂的英文彼此“杂交”,同时不忘调侃具有“国语”权贵地位的马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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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辛金顺最难的诗开始论证:最难在于这样的诗最具野心,视域最为广袤,需有20年以上的诗龄锤锻,心境上最为怀疑也最不怀疑。这个状态并非每个诗人都能进入,但金顺比我想得更早写到这个境地。他2012年完成的〈诗论〉,便属这类难写的诗。

“诗论”(ars poetica)自罗马诗人侯拉斯起,在西方即为小型文类,但难写难工。下笔太轻,流于泛泛之谈;太重,则陷细微末节之议。诗人如果不是没有非写不可的理由,不备有充分自信,通常不作尝试。于是史上留名的“诗论”作品,仅寥寥数家。惊异的是,辛金顺最好的几首诗作,皆可归作“诗论”一类——至少是“诗论”的延伸,〈注音〉(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作品)与〈说话〉皆可举作例子。

先从〈诗论〉谈起。此诗虽长仅134行,行文优雅宛如行草,细致的美学意向在诗中层层推进。诗从取材开始,先论方法(“偶尔必须试探新的路径,以嗅觉辨认方向”),再论如何借着音声,通贯远古(“如此大音,希声,以古今寂寞相扣”),随后进入地理(“在南洋,词的眼睛都在张望”),沿着历史,抵达诗人的身世(“而童年已被历史翻新,传说被殖民”),直视令人无言以对的家国(“将马来半岛缩成三寸”,“诗崩溃到山水的边缘”),以致愤极而怒,不能自己,决意以诗作终身职志(“吞吐万吨愤怒,以中文回到/自己的神话”)。全诗情绪几度转折,承接莫大悲喜,不怀疑的是诗的终极意义。

〈诗论〉的命题是诗的大我,但之前诗人早有准备,写过诗的小我,是为〈注音〉。在〈诗论〉里,辛金顺的马华文学身世仅只点到为止。〈注音〉则直取这份私密,切入诗人的语言身世,尖锐问道:我是谁?“ㄨㄛˇ是我吗?或是wo3”,显然“这是一生的逃亡啊!一生,都在别人的语言里”。结果“我的舌头静静学会喑哑”,以致所有咏唱,都是“有点失语的故事”。
马华作家尴尬的语言身世,作为故事,往往不足为外人道。诗成以后,在境外接受文学奖的礼赞,很荣幸也很感伤,同样不足为外人道。这样失语的故事,金顺在他散文〈破碎的话语〉解释道:“当我的(大马)华语变成了(台湾)‘国语’,于是从注音符号里,我开始学习了变声/身的技艺”。“侨居于‘国语’之中,我不断将自己的身体,隐匿在一首首诗的意象里,……企望把握住真实的自己”。

同样地,他在〈注音〉里问道:“我还会找到我吗?”一个正面回覆:“那里,我是你,我们是他们”,因为“注音,我们都曾经住在一起”。既然有过“曾经”,或许就足以保证“未来”可借“注音”安身立命。口音经过“注音”几度转换,“我”也成为“你”了,“我们”成为“他们”。前路依旧茫茫,但“存在”一事至少有了着落。这当然是妥协,但透过诗来完成,也算有所安置。
非出身马华文学的作者,恐难看出金顺此处的挣扎如何千回百转。诗的大我、小我相互纠缠,微透历史的无情与苍凉。两个问题考验着诗人:一是“国语”,事关语言,一是“国家”,攸关政治。两个问题,各还卷进伦理与美学的命题。有关前者语言部分,一如〈注音〉所示,“国语”的背后,并有一个巨大的体制撑腰。“纯正中文”也者,承自前清官话系统,迄今依旧是当权者的治理名器;服还是不服,决定人在体制里的位置。其“纯正性”既是权力结果,便带有几分虚构。在英国其对应是BBC英语,在美国为北方白人的美语,法语则以巴黎所说为准,不会是魁北克法语。官定的马来话,则为发源于廖内群岛的商用通行语。然而,任何人都知道,这些国境之内的人们,说起话来南腔北调;连今天通讯发达的英美两国(尤其英伦三岛),依然南腔北调。法语在加勒比海更有重度的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现象。马新地区通行的华语,还不至于克里奥化,但面对“纯正中文”,不时显得难堪而又自卑。问题是,“华语”既是活生生的日常用语,通行那麽多人之中,面对坐拥庞大资源与权力一方的“中文”,又何必自形惭秽?

〈注音〉一诗写的正是这种“去华文”的痛楚,以及“再中文”的非踏实感。诗人感到的是他生命的撕裂,是种华语在地生命的拔除,是“我们”在“他们”里寄人篱下的孤寂。身为“读中文系的人”,辛金顺不避孤寂,愿意守护“华文”,说明他的有情有义。然而,似乎“我们”又非进入“中文”不可。一如“国家”的问题,西方政治论述早有阐明,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进入,才能取得集体的保护。但要接受国家统治,就得割让部分的人身自由。回到“中文”问题,诗人想问的是:我还有多少自己可以割让?我属“南腔”的“华语”是我的身世,无从背离。“中文”则掌握无上资源,与之断绝是自取绝路。问题是,加入“中文”宣誓效忠之后,“ㄨㄛˇ是我吗?或是wo3”?“我还会找到我吗?”

诗人此处的伦理抉择(谁可效忠?如何不作背离?),并是美学命题。曾经,马华文学批评界有此一说,认为窳劣的“华文”须被剷除,从此改奉“中文”,否则文学质量无法拉抬。这也算一种意见,但自限于“减法”思维。
〈注音〉一诗,呈现了更复杂的拉锯。所以拉锯,因为打从心底,诗人想要奉行的是加法。因为诗人知道,文字之外还有一个生命世界,不受“国家”或是“国语”保护,却承受两者鱼肉宰制。宰制方式不外就是减法、锯箭法,钟爱的动词包括剷除、拔除,烧芭外加霾害。“减法”若不克制,带来就是这种生态浩劫。

辛金顺的伦理立场,就在拒绝使用“减法”处置中文/华文两相对立的美学命题。华文、华语是个在地生态,背后有个前清时期南来华人带来的方言群,涵盖了两广、闽南以及闽北所有方言。印巴移民在马新落地生根超过百年,外加近期到岸的南亚各省移工,人口快逼近华人,可以想象当中丰富的语言生态。同时别忘了,大马地处马来群岛心脏地带,各种原住民的语系密集。华人如果有够“在地”,除了掌握“国语”地位的马来语,必因地缘关系,能操至少一种土话。加上前殖民宗主国留下的语言印记(英文),连同一样强势的“纯正中文”,凡此种种,皆成马华作家可以左右逢源的文化资本。

辛金顺2008年诗作〈说话〉,便将这些层层语言的沉淀开挖提炼,锻铸为诗。诗里,母语、粤语、华语、破烂的英文彼此“杂交”,同时不忘调侃具有“国语”权贵地位的马来语。金顺的马来文好到足以写诗,大有资格调侃。他的文学养成,深受马来文学抚育,对于这种沦为政治工具的“国语”,大有理由不齿(〈说话〉第VII节即题作“然而不说马来话,就不爱国了吗?”)。

然而,〈说话〉真正触动我的是第一节里如歌似咏的吉兰丹土话,行与行之间穿插诗人用汉语写下他对潮州母语的孺慕。其实这第一节里藏的是两首诗,彼此交织成一首,有如爵士配上重金属,意外成为绝美的搭配。这一节诗并是两组歌词的交错,诉说两串不同的故事,但不是彼此的翻译,只是两种感情的对位,两种爱以及两种追怀。南来方言与在地土话交织出来的语言藤蔓,在此拒绝了“国语”的切割,一并排拒“减法”指染诗人如此藤蔓的身世。如果〈诗论〉是金顺写过最难的诗,〈注音〉最为摆荡,〈说话〉则最令我无言不能自己——说它是金顺最好的诗作,无法贴切形容这首诗给诗本身带来的冲击。但对于诗人自己,此诗意义透明得很,就是无法割舍。

(2,待续)


(南洋文艺,30/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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