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

吉米 _1

梅淑贞【小说/近作】
梅淑贞近照

去年农历新年过后,我就没回过家乡,也没机会将这个可能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吉米,那个曾经身受咯咯迫害至差点被逼跳下槟城大桥自杀的F公司前员工。


开车时,我的手机通常都收在置放于驾驶座后的手袋里,因为我是奉公守法的一等良民,不会一边开车一边接听电话,而且这不只会触法,也会对他人和自己以及车上的其他乘客都有危险。
但2016年6月1日那早开车上班,我却像过去那整个星期一样,将两部手机都放在副驾驶座上,好方便接听突发电话。过去整7天,我几乎机不离手,一听到电话响便整个人弹跳起来,祈求不是北方亲人的来电。
但那早8点正,距离公司还有半公里的路程,最提心吊胆的事还是发生了:电话在此刻突响。我立即停车在路肩旁接听,入耳的便是我姐媳妇碹诗的凄厉哭声:“阿姨!阿姨!南华医院刚刚打电话来,吉米在5分钟前走了!”
虽然并非十分意外,我一样心如刀割,便忙着抚慰她:“你先不要哭,你们现在哪里?”
“我和妈咪都还在家,现在就要赶去医院。”她一面抽泣一面悔恨的说:“医院也不应该,等到最后关头也不通知家人,害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阿姨,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噩耗突来,我一样思绪混乱,且又在车水马龙的繁忙上班道路上,便定定神告诉她:“不要慌,让安哥载你们去医院,然后通知我情况如何。”
去到公司后启动了电脑,坐在那张老爷子在12年前买给我的真皮办公椅上,双手紧紧相扣,不明白命运为何有此残忍的转折。
吉米是我二姐的唯一孩子。我坐在那里寻思,记得是在1965年出生,生日好像是年中的5或6月,去世那天可能才刚过51岁生日。但一切都不确定,只记得是1965年,我中二那年,因他的出生,我还曾以“道德不正确”的原因,与妈妈和姐姐发生过争拗。
因为吉米是指腹为子抱养回来的孩子。其奶奶一家和我们父母同来自台山,在那个移民年代,来自同一个乡下便是互相关照的亲人。自小,我便称那老太太为老阮阿婆。
阮家将尚未出世的孩子安排送养,也是由于食口众多生活艰辛。我姐婚后两年膝下犹虚,在妈妈通过她的乡亲脉络下,遂安排这宗法外的领养计划。
我当时是中二生,虽不十分明白她们乡亲交头接耳在说些什么,但知道需要付一笔费用,且不知为何,带着我前往马来亚银行领出我的储蓄存款。
年方15、16岁的中二生已知道有钱傍身的重要,万分不情不愿地鼓着腮被拉上银行。我一路上不停抱怨,被妈妈骂了几句。雌威在旁,我后来也不敢多说什么。
但在2016年6月1日这天,一切都已经结束,可51年前的回忆,却完全不受控制,似潮水般涌出。
即使往事已模糊,我当日赌着气上银行,并非全是因为掏出心肝宝贝的红包钱,而是我不同意领养别人的孩子,那不是拆散人家的骨肉吗?15、16岁的我自认思想进步,总之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处这一边就是了。是,我是左派,在可怕的文化革命发生之前,左翼思想是公认的进步思想。
但是,当刚出世的小婴儿抱回来时,我妈与我姐都欣喜非常,我看着那孩子粉嫰的脸和胖嘟嘟的手臂和双腿,也完全被溶化掉,还觉得好生奇怪,几个月前自己为何会以相当激烈的反应来抗议领养。
可是51年的时间都去了哪里?我捏了捏自己的脸,有痛感,证明这并非是一场梦,刚才听到的噩耗完全是真的。
我只有时间发呆10分钟,便立即着手申请紧急事假和上网订机票。因大公子和大小闺秀都分别在国外,需要一一通知将会请假多少天;另外我在假期时间内的联络方式,也需通报帽子大状,因为就在昨天,就有另一宗死灰复燃的诉讼需要跟进。这单新官司又和另外一件刑事案有关连。老爷子那方在廿多宗诉讼案下幕后似乎犹有余勇,也有仿佛用之不尽的银弹,以致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虽然自己悲痛得几乎钝化,但生命还是要继续,饭碗还是得保持不破,所以在接下来自己缺席的这几天内,工作还需作出妥善的安排。
去年3月,听到老爷子的宝贝千金咯咯和另一名被告东尼邱被控以欺骗罪时,我并没有特别觉得心凉,而是深感天道的可畏。本来以为已经化解了结的两年多旧案,突然在严重的罪名下正式提控两名被告,让我在惊诧之余也忍不住写电邮告诉香港师父:“经过这次,就不能说我们的AG没有做他应做的事啰!”
但在2016年农历新年过后,一直到吉米发病,我都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机会将这个可能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他。他也是老爷子的F公司前员工,在2011年12月至隔年的2月,曾经身受咯咯迫害至差点被逼跳下槟城大桥自杀。
如果不是因为我,而我又和他毫无关系的话,他可能不必经历那样的折磨吧?
在2005年的农历新年过后,老爷子刚巡察了北赖的F公司回来,有日突对我说:“那边人手不足,我想聘请多一名工厂助理主管,你来自槟城,可有认识适合的人选?”
我想到吉米对他当时工作的公司有些不满,全因工作几年从没获得花红或加薪,让他愧对家人,便冒着内举不避亲的风险,对老爷子说:“或许你可试试我的外甥,他有多年的工厂工作经验,会管理货仓又能送货,只是教育程度只到中三,书写能力不是很强,不过人品倒是诚实可靠的。”
老爷子一听便很高兴,说我们是亲戚并没关系,叫我立即通知吉米来信应征。面试后,他也顺利受公司录取,从此与我成了远距离同事。本来还以为可以无灾无难地做到退休。
但在2011年10月27日那早,老爷子来到公司不到3分钟,还没踏入他自己的房间,见我也刚好站在走廊上,便对我说他不舒服要回家休息,那天也是我在办事处里最后一次见到他。

同事都还以为老爷子只是在家休养,过一些时候就会回来上班。岂知过了两星期,咯咯便以其父之名发出通告,说她已受委为总经理,公司所有大小事务、员工皆需向她报告,否则将面对内部处罚。
同事蜜斯白和我皆已熟知咯咯在老爷子房里装置窃听器的恶行,而通过窃听记录,她也知道我们已知悉有关她的太多不光彩秘密,况且销售、人事和采购部已经有几名经理和执行人员遭了她的毒手而被逼辞职,如果我们继续留下也会是同样下场,于是10天过后蜜斯白与我也分隔一天先后呈辞。
蜜斯白是向人事部递辞职信,事先也没向我说。我想到人人都是被迫自炒鱿鱼,为免显得对立,在交信给咯咯那刻,我还言笑晏晏地说:“既然你说你爸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上班,那么我就可以趁机退休,做些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去。”
脸长如刀削面、年已60的太子女,她也和颜悦色地回应我:“真好!那你想做什么呢?”可能她有一点担心我会出去反扑?
“到处去看戏呀!或者还有出书呀!”我简单地笑着答。
但我一离开,吉米便立即遭殃。咯咯和她的弟弟RM不知从何处找来一名据说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的嘛嘛,那人名默哈末阿敏,每隔三两天便上去北赖的F公司找碴,对象总是单单针对吉米一人。
我姐忧心忡忡地打电话来向我诉苦:“怎么办啊?吉米天天放工回家都垂头丧气,说在公司被那个叫做什么的嘛嘛,痛骂得无地自容,连每天的晚饭都吃不下。”
“你不做罢了,为什么会牵连到他?”
在那种情况下,我竟然还有心情说起戏文来:“你有看过大戏呀,不是常有‘株连九族’的大罪吗?他们见我已不再是个妨碍,正可借此机会铲除异己。”
姐姐听了不服气,继续说道:“吉米只是个咖哩啡,妨碍到他们什么?”
“他们全家人都心狠手辣,我已见过太多例子。当今之计,是劝吉米千万不要辞职,让他们裁退,再去告他们公司,可得高达24个月薪水和恩俸金的赔偿。”
可是吉米已经熬不住,他在电话上告诉我:“阿姨,如果我再不走,可能会逼得去跳大桥。那天我差点就这样做了。”
我连忙劝他千万不可这么傻。如果决定要辞职,我可代拟辞职信,接下来就以间接解雇 (Constructive Dismissal)为由要求赔偿。他果然交上自拟的辞职信,但他没听从我的劝告,只是简单的辞职,仅有两行字。自那天起他就一直郁郁寡欢,可能致命的肝病便因此事而起。
(1,待续)

(南洋文艺,2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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