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餘者說13】告別《南洋文藝》(下) 回到報殤現場,再思本地文藝平台

報殤現場,再思本地文藝平台
整理/盧姵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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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淑芳對「南洋文藝」「被結束」深感沉重:「剛剛聽張生的演講,我再度有一個感覺——文學曾經對群眾產生影響,可以憑著創作、寫作、出版、印刷自力更生,文學本身可以支撐文學的時代可說是結束了。現在寫作無法維繫生活,而銷售純文學的出版領域非常很吃力、充滿挑戰。」
賀淑芳曾擔任南洋商報副刊專題記者,在「南洋文藝」發表第一篇小說。後來出版小說集《迷宮毯子》(2012)、《湖面如鏡》(2014),小說內容提及報變,都是經驗之談。她感歎報章為文學文化開風氣之先的責任感式微。「馬華文學長久以來的發表空間依賴報章,但是在報章的立場來看,為什麼要負責推行馬華文學?華社希望報社推動、促進、教育群眾關於繼續認識、繼續深化文學文化,而非只是新聞傳達、廣告,進行單項傳播的位置。 」
《南洋》易主與版位記憶
2000年4月加入《南洋商報》副刊,任職至2004年8月,這四年也是她重提創作之筆的重要階段,投稿至「南洋文藝」。
「南洋文藝」被關閉的消息傳出,文界感歎,賀淑芳同感惋惜——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歷史悠久的版位畏縮消失。「南洋文藝真正有影響力的時代結束了。像我這樣一個寫小說的,曾在《南洋》工作、旅臺,第一篇〈墻〉,後來的〈黑豹〉,都是在張永修主編的版位刊登。生平第一次有人幫我做作者專輯,也是『南洋文藝』年度文人的專輯。我非常感激、高興。」「南洋文藝」版位留給賀淑芳的記憶跟關心,令她無法忘記自己在副刊的位置與工作日常。「永修(坐)在我的後面,包括宗教版的編輯,永修也同樣是商餘版的編輯。三四位編輯,我們下午經常一起去食堂喝茶聊天。」
約莫2000年底的工作日常,已隱隱浮現風雨前夕的消息。「加入南洋商報不久、剛開始寫作投稿時,已經開始聽聞馬華公會收購(《南洋》)的消息……所有事情的開始就是不能證實的傳聞、流傳。我們只是聽說,不是很確定。事情還沒發生,就繼續生活。」
「2001年5月某天黃昏,華仁控股買下《南洋商報》大部分的股份,《南洋商報》不再屬於豐隆集團。」賀淑芳語速放緩。「那真的歷史上非常困惑的時刻。是不是註定,宿命就是這個樣子?有人來到這裡辦華文報,註定有一間華文報被收購,最後剩下壟斷的局面。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多東西不同了。」報變之後她選擇留下,只因別無選擇,直到2004年。
剛加入的時候,賀淑芳覺得《南洋商報》在中文報界還相當有勢力。《南洋》副刊帶著新視野探索社會,有專訪、文化專題、評論性質的專題。雖然如此,收購之前,《南洋商報》也談不上是一個享有全然新聞自由的環境。她補充,馬來西亞的報業發展長期面對內政部的監控,提醒記者現在開始不可以用「阿拉」,或小心引述可蘭經文句,最好不要引用,以免引起問題。「甚至有一次很荒謬,如果要放回教堂的照片都要很小心,可能會有問題。」
一家報館,一旦隸屬於政黨,就會失去公信力。2001年5月28日馬華政黨收購《南洋商報》,引起華社不滿,報館的運作有了急劇的改變。直至2006年10月,馬華公會經中委會決議脫售21%股份給予常青集團,即《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的私人公司。很快的,2007年,張曉卿整合星洲媒體集團、南洋報業以及香港的明報,成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2010年9月,馬華公會全數脫售手上僅有的世華股份。528報殤造成的媒體壟斷,華社一片反對之聲,更有百名評論人聯署發動罷寫運動,拒絕供稿給常青集團旗下的媒體。
如何開啟下一個文學時代?
賀淑芳離開《南洋商報》後,深刻意識到「南洋文藝」對馬華文學的貢獻與影響。也許不如帶有文學獎宣傳品牌的星洲「文藝春秋」亮眼,但意義深重。對於報業壟斷,賀淑芳始終懷著矛盾的心理,譬如對於反壟斷罷寫事件,群眾號召不再供稿給常青集團下的報業。當時在《南洋商報》工作,身為創作人的自己也希望作品得以發表,面對媒體壟斷以及罷寫運動,面對選擇立場的兩難,由此感到心情複雜。
自報殤事件,賀淑芳不太願意供稿給《星洲》。直到留臺返馬,發現電子媒體已經漸漸走進人群,電子媒體的影響力也許不比紙媒,但某種空間的打開,也化解了當前的尖銳形勢,發言與資訊平台的矛盾暫時平息。因此,多年過去,她才寫稿給《星洲》,不過還是比較願意支持「南洋文藝」。
「如果可以的話,也許有一天,如果《南洋》可以脫離《星洲》、如果奇跡出現,《南洋》再獨立運作,事情會不一樣。」
懷著這樣的期望,直到2017年12月,「南洋文藝」告別讀者。
「可是這件事幾乎沒有轉圜的退路了。不只是那個時代結束了,甚至包括說,有一個有影響力、時間積累的文藝版空間也結束了。同時結束了等待和期望。打從被收購,(我覺得)這樣的結局遲早到來。」
華文報媒體壟斷的陰影下,2016年更傳出「商餘」綜合副刊縮減一半的版位,改為星期三至星期六出刊,不少文學愛好者群起簽名聯署呼籲保留「商餘」。賀淑芳說:「不斷縮減版位、奇怪的稿費分配……把那麼有時間性的一份報章吸收,整個世華媒體最後竟然只剩下本身經營的『文藝春秋』。」
賀淑芳覺得多元的文學空間消失令人感到失望,「成熟的社會應該不允許發生這種事情。一個社群的文學空間,有影響力的文學空間不能只剩下一家。這也是壟斷的一種犧牲。」「南洋文藝」有自己的獨特歷史,是另外兩家文藝版難以媲比的,不只是版位歷史,還有「南洋文藝」的編輯。
「文學的時代徹底消失了。」
文學價值與小文學
賀淑芳認為,當文學很難以自身的生產維繫生存,就需要sponsor(贊助)的資源繼續下去。要建立一個網站是昂貴的,必須將資本、資源跟文化環扣起來,不能從虛空、抽象的理想產生。「沒有資源就不可能發生,沒有資源就沒有可能。」
文學藝術發展至今已和一般消費觀眾有距離,也不如通俗文學那般暢銷。嚴肅文學常被視為無用、非實用。但是,拉開距離才能讓文學藝術自由發展。如此充滿挑戰的處境,必須有贊助,才可以維持版位、支持作者以及維護發表空間。「尤其現代主義洗禮後,文學越來越精緻,文學語言可能複雜晦澀。但我們需要這樣的無用和不實用,我們不能期待文學是一個對社會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它應該是心靈需要的一個風景。」
審查言論的空間並不自由,社會批評的尖銳必須過關斬將,經由編輯、總編輯簽名審閱,把「危險」的地方攔下來。文藝空間縮減的這幾年,特別是報業壟斷以後,《燧火評論》、《當代評論》等評論網站引起各界注意,「尖銳且火力十足的評論很受歡迎,馬華社會也需要這樣的聲音。」
可是文學書寫迂迴,其中包含批評或更多,可以包藏更深沉的東西。由此抵消了極致的衝突,文藝或許比較容易找到生存空間。「但文學有這樣的吸引力嗎?現在看來,沒有人投入資源,沒有文藝的網絡空間,一個包含作家採訪、深入報導文藝書寫或發表文學論述的場域。在地多閱讀來自中港台的文章文字,但馬來西亞也有自身的寫作隊伍,為什麼沒有信心承辦、成立這樣的平台?馬來西亞的教育系統的確缺少培養文學的條件,而論述或屬於純粹的美學探索的培育貧乏,因此沒有信心建設,看不見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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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人 張景雲(左)、賀淑芳(右)
創作者期盼自由、多元且有影響力的藝文平台
「我覺得一群人、一個地區的文學,其書寫的信心需要經由無數失敗的磨練,才能產生激蕩、取暖的可能。這樣才可以造就寫作群體,彼此鼓勵,可以看見更多可能性。密切的關係可以互相支撐,碰撞出靈光閃現、不同觀點的分享。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文學觀點持續磨銳深化,就像一群人共同燃燒,促進某個文學觀點,蛻變成深刻的可能和奇跡。」賀淑芳認為群體交流非常重要,即便大環境有所局限,詞庫貧瘠,或純文藝古典訓練匱乏……如此一來,久而久之,小文學裡的讀者和作者就會相信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不錯的、精彩的文學。以後就不必再質疑,「怎麼可能寫一本書?」自動畫地自限。
文學創作當然是在孤獨中探索可能(大課題或小事,或許現在文學術語還不能解釋概括的東西),但是也會因為交流而相應產生變化的。「我覺得要有更多的空間,而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感到貧乏和失望。我希望『南洋文藝』消失了,至少網路上可以創造。不管是部落格的形式、還是臉書的形式。」這樣的平台面對一個難題,即如何塑造品牌,如何產生影響力和公信力,得以網羅作者、作品。「要怎么建立這個空間,還是要有那麼一個編輯努力經營。」這樣的建構也許困難,其中有一層抵抗的意義,但不保證成功。雖說抵抗,但賀淑芳更希望藝文空間擁有自由,並不是服務於政治或社會運動等偉大意圖,不可缺少的還有審美、美學,藝文空間還需是一個提供文學探索可能性的地方。
除了收納文學闡述、藝術討論,安置生存內部深層的作品,新的藝文空間在罷寫運動後尤其重要。「因為這個事件,在平面紙本空間,有一群人消失了,我們看不到另一個風格的書寫。如果有另一個空間得以發揮各種書寫風格和形式,我們會看到馬華文學不一樣的拼圖。這需要有一些資源和空間,冒現新事物的土壤和生態就不一樣。」賀淑芳以有人出版社為例,這麼多年來為馬華文學出版品建立信心,令陳舊的出版風貌煥然一新。作品如何展示、如何面對群眾,仍是首要考量。「我覺得,如果有能力,真的要有多一些空間。作者花心思寫東西,沒有能見度,沒有影響力的地方發揮自己,是很沮喪的。因為創作者在萬分孤獨中書寫,目的是希望作品出來交流。」
賀淑芳提及,一個編輯對於形塑一個藝文平台是很重要的。「編輯在這個位子上可能是長時間的,十年、二十年……他是一個文藝掌門人設定下來的場域,審稿、編版,幾乎肩負所有的工作,他有版位的主導權。如果一個刊物無限收容收納,不審稿、不篩選,刊登所有來稿?結果是很奇怪的,它不會產生prestige,一種榮耀悍勇的心理。」賀淑芳覺得這個是一個作者心理獨特的慾望,是很難避免的。因此,一個藝文平台的開拓需要更長的時間。
一個群體社會裡面,有更多元的空間,會不會就不同?「以報章版位來說,是越來越少了……《東方》每個月都會邀請作家,我們也有《光華》的文藝版,網上也能看到文藝版的文章。但《東方》銷售量很悲慘,賣世華的報和東方又不能兼容,《東方》很難發展。」如今好像只剩下花蹤文學獎和〈文藝春秋〉,文藝空間的能見度真的被壟斷了。賀淑芳覺得好的文學網站經由編輯或一群人經營,可以促進整個文壇生態。這樣的網站也可能涵蓋各種各樣、比較有活力的內容,比如公共藝術的討論等。因稿費等支出,資金上需要贊助,相當困難。因為馬來西亞這個國家並不負責文藝事業的發展,必須由民間自發深度經營,收納文學藝術評論,以期培養論述的人才,提供交流的場所。
也談文界與報業生態
經賀淑芳講述報變與文藝版的記憶,張景雲補充文藝界與報業的生態:「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有三個基礎支柱:華文教育、華文報、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寄託在報章文藝版,不只是一個本地文藝的傳統。從1920年代至今,因中國新文學運動之後受到啟示,馬來亞報章也開始有文藝版,這是一個移植過來的傳統。華文報的文藝版,資本家怎麼看是一回事,但文化史上有一個不能夠抹殺的地位和價值。」
張生自嘲,自己曾向朋友開玩笑說,馬華文藝要進步、提升,就應該不要有文藝版。馬華作家不應該給文藝版寫作,而是給文學刊物、期刊、或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寫作,這樣才能夠提升。「這個話在這個馬華文學生態裡面,是有一點矯情,也好像要求得太苛刻了。」
文藝版的消減、「南洋文藝」停了,有什麼影響?「我的想法是,老話是這樣說的,大自然是不喜歡有一個真空。有一個空白,就有其他東西進來填補。而甲的消失,乙的出現,並不是佔有甲的空間。沒有兩件事物可以完全一樣,其作用和影響力都不同。『南洋文藝』結束了,就好像淑芳所說的,有其他的東西出現。不管是網媒,還是平面媒體;有人贊助或小文化人自力更生掙扎求存——各種各樣的浮現。我覺得這是生生不息的。最重要是文藝寫作人有沒有內在的動力?如果集體的內在動力存在,而且生命力很強的話,沒有一個甲載體,就會有乙。總會想辦法找出路,不需要太悲觀。」
文藝版的消減跟整個媒體生態、整個環境有關。馬來西亞華文報如今是壟斷的局面,
「回看歷史,由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即是一些人做了對不起這位老先生、他的精神的事情。這些人不是跟陳嘉庚有意見的人,都跟他關係密切的。」
一家報館的股權由一個私人企業掌控,在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例外。張生舉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但張生反問,「為什麼要掛牌?一掛牌危機就來了,財狼就在門口等著。我這樣講,就是,什麼人造成這樣的局面?」《南洋》被收購後,上層將其定位成財經日報。「財經報銷路不廣,並沒有什麼條件做成一個大報。較早的時候,中小企業的業主都不會看英文報。現在中小企業,即使是受教育不高的,都會看The Edge還有Focus。」
張生提出,壟斷是一種市場的狀況,即市場佔有率80%。「不一定是100%,世華集團的報份在半島至少超過80%了!我們《南洋商報》有什麼作為呢?如今只剩下四個字。但這四個字還有價值,還有good will(信譽、願景)。淑芳聽到文藝版要關門,很痛心,這是good will。如果《南洋》還有人收購回來,重新振作,讀者回來買報,也是一個good will。所以,這四個字還很重要,很有價值。但是張老闆會不會賣?我猜想他不敢關,關了即是千古罪人。但他也不敢賣,因為後患無窮。現在拖著,怎麼辦?要等老人家百年以後,第二代觀念不同,再來賣吧?」
張生談及文學界裡派別的問題,一個文化界很自然的現象——小圈子。「基本上,搞文學創作、文學評論的人,藝術或美術的人,都是小圈子。小圈子是很重要的。左派的人看到小圈子,會以批判的角度來看,認為這樣不健康。簡單來說,現代派、有現代主義傾向的寫作者,不可能跟現在堅持所謂現實主義的寫作者共同搞一個刊物,同人出版社。同人,就是接近傾向的人。我們在討論馬華文藝、馬華文學,是不是也要考慮流派和小圈子的問題?我們講《南洋商報》的文藝版。永修這些年來擔任編輯,重視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不管是創作還是評論,我們在談《南洋文藝》的時候,沒有把眼光看到更遠的角落。小圈子是文化界很自然的傾向,自有其積極意義。我覺得討論文藝出版、編輯工作的時候,必須留意到這一個現象。」
至於賀淑芳所提及的,紙媒之中文學版位能見度被壟斷,只剩下《星洲》的《文藝春秋》以及花蹤文學獎。張生提及,花蹤文學獎與他想象中的文學獎是不同的。「文學獎項在我想象中,不是這樣辦的。花蹤是創作比賽,一開始的初選、複選,然後拿出成績。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樣的一個作者成為得獎常客。如果花蹤是一個正規的文學獎,應該有終身成就獎,(名稱上)也並非是一個終身成就獎。以諾貝爾獎的情況來說,頒獎詞裡提到、強調一個作家的最新作品。事實上,這就是以作家的創作生涯整個成就、發展,所累積的特質、風格等拿出來評。這是一種終身成就獎。那,馬華作家的終身成就獎呢?文學獎若用征稿的形式,等於是一種創作比賽。」曾於2015年第十三屆花蹤文學獎擔任馬華文學大獎評審的張生並不諱言,花蹤有很大的局限性。「當然,報館有自己的理由,其中宣傳成分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