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

我背起母亲上楼

网络照片

【散文】刘谛(新加坡)


我生平曾背负着母亲上楼两次,第一次时,我17岁,母亲47,那是1959年,59年前的往事。

当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病倒了,混身骨头酸痛,疲软无力,体温反复。我家住在当年交通极为不便的香港穷村落鲤鱼门,没有诊所,她服了些成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家中就只靠15岁的五妹照顾着年迈的祖母和3个弟妹,幺妹才5岁。

我在隔了座大山的调景岭读高中,寄宿,周末才回家。刚到家,虚弱的母亲便嘱我扶她到筲箕湾去看一位老西医。我家在靠近天后庙的马环村,要走好一段村路才到小码头,我要背她,她说我太瘦了,不肯。扶着、靠着、撑着,上了俗称“哗啦哗啦”的摩托小渡船,在筲箕湾上岸后,再走十多分钟才到那诊所。它设在典型的旧式“唐楼”二楼,没有电梯。直上二楼的木楼梯又陡又暗,阶级很窄,虚弱的母亲不可能爬得上,我坚持着要背她。

背起母亲才发觉她竟是那么的瘦骨嶙峋,不重,无力地伏在我背上,还不忘切切叮咛:“条梯咁直,上几级停下喇!”。我背着她腾不出手去握那扶手,只能由她伸出一只手勉强地扶着墙壁,母子齐心,几级一停地终于捱到了二楼。

老医生经检查诊断,打针开药后,对我说:“你母亲是忧劳过度了!要多休息。”说罢,还略带责备地瞪了我一眼。

忧劳过度!是的,尤其是近两个多月来,那些折磨身心的日子,使母亲在默然毅然的撑持过后,终于颓然病倒。

在这段日子里,我该是最能体会母亲的悲忧愁苦和劳累的子女了。约两个月前,医生决定为久病的父亲动切除膀胱结石的手术,但不幸地,开刀后才发觉竟然是绝望的末期膀胱癌。被转移到住十多人的疗养大房,实际上是等待死亡了。那时大哥在大马任编辑,二姐在台湾半工读学护理,三哥在当无薪包食住的裁缝学徒。为了照顾父亲,母亲把五妹留在家里带扶弟妹侍候祖母,而带着请了假的我寄住在港岛的亲戚家。天犹未亮便起身煮粥带到医院,晚上回到住处睡地板。每一天,对父亲和母亲来说都很长,父亲的疼痛如处炼狱,母亲压抑着的悲伤凄楚,和对现实及未来的忧虑凄惶,又有谁人能解?

在父亲的病榻旁,母亲默默地喂他吃粥、替他转身抹体、侍候他大小便,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放心吧!”。瘦得像具骷髅的父亲除了难抑的疼痛呻吟外,常虚弱地闭着双眼,当凝视着母亲时总带着浓浓的歉意,再也无能为力了,还能说些什么呢?亲子三人常沉默如铅,他偶而会对我说一句:“俾啲心机读书呀!”。

一个多月后,父亲终于放下尘缘,深夜在医院悄然离世,终年53岁。那天一早,我们才走进病房的大门,便看到那空荡荡的床,母亲呆站了一会,然后噙着汨继续前行,默默地处理父亲的遗物和后事。我从未见过母亲流泪,那天,也没有!

母亲内敛而坚韧的个性,使她在面对变化或逆境时,都能够默然接纳和作出应对。一个村女娥眉嫁入了大户人家,享过荣华富贵也历经战乱。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一家人落难香江,生养了9个儿女的她,虽然对家境的迅速衰落无力回天,但在这10年里,她帮着父亲把这个家撑过来了!大儿子才开始就业,枕边人却缠绵病榻最终舍她而逝,半生的起落跌宕,此际的悲优愁苦,再有谁人与共?

她是把眼泪和悲恸都往肚里吞了吧!大哥预支了数月的微薄薪水汇回以办后事,为了省钱,他和二姐并未回港奔丧。母亲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有条不紊地把后事办得周全,丧礼庄严而不失传统。事情都办妥后,我回校上课,母亲则身心都淘空了,回到了鲤鱼门,在茫茫的前路前,颓然病倒!

17岁的我,对母亲,只能够背起她上楼看病。而能给与母亲最有力支撑的,是我大哥,他收入虽然微薄,却负起了一大家人经济上的重担,而且给了弟妹们最佳的示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的坚韧、大哥的担当、二姐三哥的相继学成就业,使家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我大学毕业后,才与三哥把家从鲤鱼门搬到了九龙,随后不久,为了多赚点钱奉母,我转职星洲,并在此安身立命。成家后,我每年都会偕妻子回港与母亲共处一些日子。

1982年,母亲70岁,9个儿女全都已如她所愿地长大成人立品正行,并也都已先后嫁娶成家立业。依我们乡俗,本来只是把生日当常日地过,但大家都觉得母亲已70古稀,从心所欲之年了,为我们含辛茹苦了几十年,应该好好地给她庆祝大寿,乃决定设寿宴在大酒楼的二楼。

我与妻子回港住在母亲家,那晚一同赴宴。不巧也真巧地,酒楼的电梯故障,因母亲上楼梯会气喘咳嗽,我极其自然地蹲下要背她上楼,她略显腼腆地笑着伏在我背上,还是不忘在我耳边切切叮咛:“要小心唔好闪到腰啊!”

那是我第二次背起母亲上楼,完全不同的境况,相隔已23年了。那晚上,母亲很开心,是纯粹无杂的欣慰与喜悦,开怀的笑容里,不带半点儿已过去了的沧桑!

(2018年7月完稿)

(南洋文艺,3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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