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9日星期四

【但愿人长久系列1:方北方】 1

大河的水声 
【但愿人长久系列一:方北方特辑】



历史大河中有述说不尽浮沉颠簸的故事。本世纪初大批华人南渡求生,直至后来落籍马来西亚的这一段历史,在大河中激起几朵浪花,抑或形成几处回流?方北方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选择用文字记录下了大河的水声。


方北方,原名方作斌,1918年生于中国广东惠来。1928年南下马来亚投靠伯父,先后在槟榔屿丽泽与钟灵二校修完中小学教育。1937年,他返回中国升学,并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中国的十年经历,后来催生了他的鸿篇巨制:《风云三部曲》。这是马华文学史上第一部三部曲。


1947年,方北方重回槟榔屿,此后从事教育工作长达41年。迈入80年代,他半辈子的特殊际遇——从旅居南洋的侨民意识,到大马家国的公民情感,呼唤出了他的另一部大河小说:《马来亚三部曲》。

方北方执笔半个世纪,除了两部三部曲,尚有多部中短篇小说及评论集问世,著作甚为丰盛。他于1989年荣获第一届马华文学奖,现居槟城升旗山山脚。(编者)
 

拓荒播种与道德写作
——小论方北方
【评论篇】黄锦树

出生于1918年的方北方先生是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历史的因缘,生命的偶遇,10岁南下槟榔屿,19岁再度回中国求学,29岁(1947)返槟城,此后定居于斯,写作不辍。因而,作为写作者,他和同时代人共同见证了马来半岛英殖民地中国移民从中国人转变为当地“国民”的复杂历史过程。

在几乎不存在着“士”阶层的马华移民社会,在文盲遍布的初级现代化的工、商、农社会,历史的钜变和个人生命的忧惧悲欢都无能转化为文字,以传诸后世,延续新兴族群的总体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以中文写作,似乎是一种神圣的职务。那个时代有限的受中文教育者似乎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职责,为同时代人而写。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可以看出,马华文学在草创之初颇得力于那群受过中文教育、自中国南下的“新客”。在那群人中,方北方先生算是颇为年轻的一个世代。避烽火而南下的先辈们,在时代的转换中有的自愿,有的被迫离去,有的在战火中葬身斯土。幸存于日本蝗军三年八个月的清洗,再经紧急状态的洗刷,马来亚在新客们的错愕中迈向独立,第一代具中国经验的马华新文学作者所余无几。自觉的、自谦为马华文学的“拓荒播种者”,在持续不断的写作中,倒是显现出移民第一代苦力似的草根性和惊人毅力,从而在作品的数量上创下了他个人的奇迹。以多部长、中、短篇而被誉为“马华最多产的小说家”。

幸存于华文文学世界边缘的马华文学,长期在敌意的环境中崎岖的发展着,它的存在本身,业已成为大马华人拒绝向异文化同化的精神表征。因而在大马,华文作家对写作的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投注往往比他们的作品更受世人的瞩目。在长年的笔耕中,逐渐完善了写作者“夹缝中的小草”(借温任平的修辞)艰苦的自我形象。1976年以后方北方先生之致力于“马来亚三部曲”(《头家门下》、《树木根深》、《花飘果堕》)的写作,展示了作为拓荒播种者不止于拓荒播种的雄心:企图向读者揭示他的同时代人如何从猪仔、文盲、逃离故土的中国人“去移民”当地化的历史过程。三部曲,大河小说,一直是文学传统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基石之一,得失先且勿论,它的存在本身象征了马华文学寻求自立的意志,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生于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身为马来亚华人中位居少数的城市小知识分子,方北方先生和大部分同时代的写作者一样,在作品中植入启蒙与教化的信仰,且终生持守之,作为写作与评论的判准和依据。这种被命名为(马华)“现实主义”的文学信条强调写作者的使命感与作品的社会性,把文学写作视为一种社会——道德实践,企图透过文学作品来进行社会批判,揭露社会的黑暗面,针砭之、鞑伐之、控诉之,或者在作品的结尾描绘出一幅光明的远景、理想的未来。在这样的使命感和社会性中,美学不止不具优先性,甚至几无立足之地。他们所承担、认知的时代使命,使他们把一切写作(不论任何文类)都看作是道德写作;他们所理解的“典型性”,把一切作品中的角色都纯化为概念人物,强行赋予集体性,总是代表了某种理念。仿佛唯其如此,小说作品才比较容易达到“启蒙与教化”的目的。

因而在《方北方短篇小说集》(北方书屋,1985)的29篇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深具道德感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热切或忧心忡忡为读者诉说一则又一则细节并不十分明朗的故事;它并非作为人生的切片或近景特写而出现,一个情节匆促的过度到下一个情节,再快速推致结局,所欲传达的道德教诲或社会批判直接浮现在叙事的表层。这样的写作相当大程度上化约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度,道德判断总是来得太快——在充足的描绘角色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之前。因而不无遗憾的,生逢其世的见证人方能准确把握的历史细节就在小知识分子道德诉求的叙事腔调中迷失了。

在方北方先生最好的作品(之一)的《娘惹与峇峇》(1964,槟城教育出版社)中,也许由于篇幅的关系,上述的缺失获得一定程度的避免。虽然我们仍可以清楚的瞧见作为小知识分子的叙事人不断的现身,为读者分析人物心理、补充当地知识,却因为借了另一个叙述者(林细峇,当事人)作为直接叙述人,而一定程度的隔离了“我”(作为写作者)的介入,使得故事本身有着一定的客观性。不像《说谎世界》和《槟城七十二小时》那样处处充塞着作者的宣谕(massage),甚至任凭作者的意志左右了整个布局。

在笔者并非全面的考察中①,仍可以感受到方北方作品中一股相当强大的道德自律:对于人类情欲及人性的黑暗面往往着墨不多(即使触及,也是聊聊数笔),语言上也刻意求简朴;似乎无视于文学作品原始要求之一的娱乐性。也许正是因为在没有为“士”的存活提供基本保障的大马华社,精英文化的滋长原就十分困难,30-40年盛极一时的左翼思潮赋予了文学过重的使命,而使得那个时代的写作者几乎无法逃卸知识分子文化受难者似的角色扮演。而他们,在选择了怎样的立足点的同时,也选择了怎样的优势和局限。

作为马华文学的同龄人,方北方先生以作家的身分见证了它坎坷的成长。也许,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外,方先生也该为后辈留下一部翔实的自传,细述那一个时代华裔知识分子心灵成长的历史、大环境的实相、个人的文学因缘等等,以为拓荒播种者的薪传之意。\=

17.8.1996

①笔者尚未全面掌握方北方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两个“三部曲”,因而本文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前置作业”,某些说法有一定的推论和演绎成分。不过,倒也自信可以一定程度的掌握作者的“文心”。至于对方北方先生的作品(含两个三部曲及其他中短篇)的全面讨论,犹待将来。
 
(南洋文艺 199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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