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的心血
——读宋子衡的小说
[评论篇]●张光达
中国学者王振科曾经以“痛苦的美”为主题，评论宋子衡的小说集《冷场》，文中所提到的小说思想内涵，人存在的痛苦根源和悲剧，面临悲剧过程中种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相当中肯和准确的指认出宋子衡小说中所欲表现的“人的尊严”的企图努力。如此的企图和坚持，以《冷场》到《裸魂》，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发现《冷场》中的伍伦、自维、古宁如此，《裸魂》中的丁耀祖、阿清、佛养等人莫不如此。宋子衡在自序中更如此阐释他的人生观：“我只惊觉人蕴含太多的悲剧成份，在文明高度进化的背后，人类俨然失去了生存意义，甚至对自己的存在混淆不清；被从原有的位置中抽离，解体，仿若只是那么一具具的零件组合而已。可我仍固执地迫使着人服役于一道使命，重新把零碎的肢体撮合起来，就是要为自己塑一尊像，那就是尊严。”
“人的尊严”一再是宋子衡创作的思想中心，如何凸显这道抽象的命题呢？宋子衡常处理的表现手法是安排小说中的人物面临困境和死亡，让悲剧发生，荒谬得合情合理。关于悲剧，我不知道宋子衡是否受到西方小说中悲剧理论的启示，但我们发现宋子衡的小说所含的悲剧成份，与西方对于悲剧的某些论点不谋而合，西方理论家大都认为，当死亡注定悲剧英雄的失败时，悲剧英雄反而表现前所未有的伟大与高贵的人格。所以，我们目睹悲剧人物的陨落，我们的慰藉，不来自宇宙的道德结构，得以重新肯定，而来自我们恳切意识到人性之伟大。因此，我们读到宋子衡小说中的人物，无论面临多大的困境和死亡的威胁，大都不作消极的怨天尤人，坐以待毙，相反的“有志者事竟成”，“事在人为”等带有激励性的词语是他们的口头禅，在行动上就转化为“一场的奋斗和抗御”。这些徒劳无功的“奋斗和抗御”，大体上符合了《裸魂》序中的一番话：“人都在求生，都在努力着去营造一个充实而又有内容的人生，实际上都是在沿着这个可怖的求生规则，一步步的正在把自己推向死亡。”
1979年的作品《搁浅》写越南难民的血泪遭遇，逃离烽火连天的家园，又遇上船搁浅在珊瑚礁，面临绝望的地步，死亡的阴影笼罩全文。船民面对这绝望的处境，既已无力抗拒，又不情愿俯就，有些人如此感叹：“这难道是天意，人死了也没个葬身之地。”但小说中的“我”却不想轻易放弃认命，“我”设法面对一切即将降临的危机，恐惧中又带着些微的果敢。“我”从害怕海鸥的锋利的爪到勒死第一只鸥，正可视为宋子衡赋予小说中人物那种面临困境中作出对抗的可贵精神。虽然畏惧转为坦然面对，其中的牺牲和代价是何其大。宋子衡花费了许多篇幅写“我”如何正视死亡：“……只知道死亡终有一天会降临的。前些日子一提起死亡，我就会感到无限恐惧，那可能是因为死亡距离太远，现在是整天在看着死亡如何驾临的，日子一久，也就看清了死亡的真面目，我只觉得，在这苦难的时刻里，死亡对于每个人反而是一种宽怀的施舍，它使人脱离了困境。”小说结尾时“我”也无法摆脱死亡，这是一支越南船民的悲歌，题材已经没有新意，不知有多少作家写过，宋子衡小说的可贵绝不在于写了这一个大题目。而是写出了人在绝境中如何顽抗到底(自然其中也写出了人性软弱的一面)。他不同一般作家写这类作品，着眼在如何制造惊险的气氛和曲折的情节，人性的意志和力量散发得淋漓尽致，这些奋斗的过程令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内涵。
同理，1982年的《修堤这回事》，余正悟的修堤心事；1983年的《心血》，丁耀祖的凄凉晚景，以及1988年的《归向》，阿清面对善与恶的抉择和冲突，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正一幕一幕的面临考验和陷入困境，其中的深浅程度可能不一，失望和痛苦的根源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共同的呈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以顽强的斗志和行动完成了这些。
整体上来说，宋子衡的小说走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路线，虽然他也擅长运用西方的意识流、象征技巧、荒谬的语言手法。像多数马华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鲜明，情节的顺序井然，着重于现实生活中小人物或平凡人的遭遇，藉小说批判了社会的不公与不合理。嘲讽的是，黄锦树谈马华现实主义作品，认为马华现实主义中出现最多的不是现实的描绘，而是小知识分子喋喋不休的教条，从来都不是努力的去呈现人的存在情境，而是迫不及待的把故事草率的说出，随便下判断给予道德谴责。以这些论见来印证宋子衡的小说，我想它是不攻自破的。
我们仔细研读宋子衡的小说，发现作者的语言风格倾向写实，条理分明，但又似乎不拘泥于此不仅于此，他甚至尝试运用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吸取其优点加以融合贯通，溶入他那写实风格的小说里，形成另一种风格，介乎写实与现代的风格——虽然在比例上写实占了很大的比重。
1984年的《金贵婶的某个早晨》、1985年的《人生无奈事》和1987年的《虎的传说》，在传统写实的平铺直叙里，溶入了西方文学所惯用的荒谬文学技巧，西方荒谬文学曾经蔚成气候一时，也出现了几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宋子衡可能有接触过类似作品，因此很自然的运用在其小说中，透过这种表现手法，挖掘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的事物。但毕竟宋的写实动机所产生的批判意识远比欧美荒谬小说要来得明确且狭窄。
《虎的传说》这篇小说里，一座宁谧和平的山头，作者以及其他的人爬了四个年头的山，一向平安无事，连一条小蛇也没见过，只因为有一天一个中年妇人疑神疑鬼地投诉“遇见”了老虎。所谓“遇见”，只不过是“听到”老虎的叫声，这种片面的言词居然在这群爬山者当中引起惊慌，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提议莫衷一是，最后却没有结论，不了了之。有人觉得老虎是人类天生的仇敌，永远没法子沟通，老虎一日不消除，人永远不会放心和快乐。有人说是守山虎，不会吃人的，是神灵派来守护山头的，不足为惧。有人建议请示法师作法捉老虎。有人认为只要山照走，日子久了自然会忘掉有老虎的事。大家谈得颇为热闹，谈着谈着就下了山，也没有人弄清楚那个老虎出现的确实地点。这样荒谬的一场闹剧，实际上却暴露出人类的弱点，人性中的荒唐和愚蠢，甚至是一出“群体心理的微分观察”的悲剧。宋子衡甚至在小说中如此挺身说教：“这世界本来就是怪诞得不能以理喻。”
另一篇小说《金贵婶的某个早晨》与《虎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描写在一个木屋区的某个早晨，因为一条蛇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混乱和惊惶，足足闹了一个上午，这场打蛇的闹剧才告一段落。人物的意识流心理手法巧妙的溶合在写实的语言叙述里，渗和着荒谬的象征技巧，很成功的把生活中的荒谬现象浮现出来。宋子衡在这篇小说中忍不住每次挺身说教：“世间事无奇不有，要管管不得，不管又不行……”
在这方面，我想宋子衡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一切，并不是为表现而表现，他有话要说，藉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小说中人物的对白，趁机批判了社会生活中不公的一面。但他不是迫不及待的把故事草率的说出，给予道德谴责，而是敏锐的抓住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思绪，藉对白和心理起伏，探讨了人性、道德、善恶等问题。这种人生存的可悲又荒谬的命运，他在《裸魂》的自序中如是告白：“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伞兵意志薄弱的一面。……尽管回来时可能是一坛骨灰，但还是络绎不绝的，许多人都朝着这条路走。……”既然有话要说，宋子衡的小说有时难免过多的议论，破坏了小说的和谐气氛，这一些是宋子衡在创作时所应加以注意的。
透过生与死的冲突(如《搁浅》中的我)，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如《回馈》中的美娟)，个人良知与社会规范的冲突(如《修堤那回事》中的余正君)，荒谬而又真实的现象世界的冲突(如《人生无奈事》中的大肥)，强调了命运对人的嘲弄，悲剧永远都在重演。《修堤那回事》中宋子衡似乎触及了人类的无知与无可救药。海岸的堤崩缺了，水快要淹上海口来了，没有人愿意修堤，相反的海口的村人争相筹建和庆祝天后圣母庙的开光大典，大家为这日子引以为荣，情愿把所有的钱花在建庙方面，切身实际的修堤那回事却避谈。甚至有人建议妈祖降乩驱雨，最后在圣母庙的锣鼓声中，雨非但没有驱走，水却跟着淹上来了。这是对妈祖那些贺词“佛法无边”、“神威显赫”、“福田广种”的莫大讽刺，但更大的嘲讽了人类的无知悲剧——求生与求死的位置对调。宋子衡已经触及了这些人性的荒谬情境，也努力的呈现了人的存在情境，可惜仅止于此，没有在其他小说作更进一步的发挥。
九○年代以后，宋子衡开始朝向更大的命题发挥，文化回归这项大帽子也深深扣着他的心弦。1990年的《血源》是他对这个命题反思所踏出的第一步，但只点到为止。1991年的《魂归何处》是他为这道命题写下更详尽的注脚，文中详细的交待了佛养一生的际遇和命运，在文化回归或不归的问题上反躬自省：“他也曾推想着他那些儿孙们往后会变成什么黄不黄，黑不黑的鬼模样。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长此下去，不就什么都完了；一个人到底还是应该有所保留，如果连个肤色都认不来了，那还有什么尊严这回事存在。”这篇小说不是宋子衡最好的小说，它除了企图竖起一道马来西亚华人共同(？)存在的大命题之外，对于小说的表现手法、人物的心理性格描写也极尽缺乏，甚至令人读后感到熟口熟面。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宋子衡在内，好多在六○或七○年代崛起的小说家，在默默坚持了20个年头以后，踏入九○年代，文化回归这道命题隐隐然成为这些作家写作的精神回归，是年龄的增长令他们在思想上不谋而合，抑或是这些作家群竞相传阅马华作品，耳濡目染之下没有深入“现实”的情形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道听途说和集体偏见。
（南洋文艺 1996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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