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9日星期五

2001 南洋文艺回顾

对抗记忆:南洋的文学/文学的南洋
2001年《南洋文艺》回顾,评述,存档及其他

张光达


2001年,国际社会发生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印尼菲律宾政治动荡馀波未了、阿富汗政治当局炸毁佛像、尼泊尔国王一家遭难冷血凶杀、九一一美国遭遇恐怖分子的一连串袭击、美国反恐怖分子报复攻击阿富汗、美国经济的急速衰退、中东局势又告动荡骚乱、台湾政治选举的乱象、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平衡点的新变数、印度国会的恐怖袭击,以及阿富汗政权倒台后的残局困境,在在令我们思索人类人性的愚昧盲目。


历史果然一直在重复发生,人类从来不曾认真检讨历史,为了私利任随历史以同样或不同样的形式重复发生。放眼国内的政治社会,也频频上演人性的愚昧无知,较令人瞩目的是回教国诠释权的争议,南洋报业的政党收购与华社抗议,以及马华派系分裂的白热化。

文学,是时代的眼睛;作家,则是时代的代言人与社会的批判者。我们看到〈南洋文艺〉里头有不少作品写阿富汗,写九一一袭击事件,写二战到冷战,写烈火莫熄,写马华派系斗争与腐败,写华社的困扰与无力……我们相信作家关怀时事动态,我们承认这些题材的迫切重大,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未来利益,但是作家热题热写,恐怕无法保持头脑的冷静客观,恐怕也无能对现象的吊诡作出透彻的解剖,往往祗沦为一般报道文字的表面公式化,类似的作品反而需要被批判,因为它很可能在无意识中替体制背书,成为间接的帮凶。文学(史),不是历史的附庸,更不是社会发展史的替代,它与社会社群有互动的微妙关系,彼此互相渗透,在文化的演变之中,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文学都在我们的周围,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素质,祗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习焉而不察。

文学,因此也在叙述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传统论者常认为这些生活点滴与言行举止过于琐碎个人化,不够客观伟大而不足观,其实刚好相反,透过作家娓娓叙述的生活细节,更能够凸显作品的幽微深处,一些文化的边缘性质也能够藉此得以重见天日,而晚近的“微观政治”阅读观念(Micro-Poitics),即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包括文化的集体性和身分认同),也不妨挪用来解读这些描写生活细节和家族叙事的文本,必有另一番的风景。
 
 
1.文学评论


这一次我打算从〈南洋文艺〉上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谈起,一来是〈南洋文艺〉乃是国内刊登发表最多评论文章的其中一个文学园地,二来,这一年的评论文章有一些新气象,评论者所采取的论述角度时有新意,视野也比较往年开阔。2001年初以林建国的〈方修论〉先声夺人,这篇评论原载2000年9月号的《中外文学》马华文学专号,原文约2万4千字,〈南洋文艺〉因篇幅过长的关系,只刊登其中一部分,让那些没有机会读到《中外文学》的读者可以透过此篇节选的〈方修论〉来重新认识方修,来理解马华文学新生代评论者如何阅读/定位方修。诚如编者所言,〈方修论〉是林建国继〈为什么马华文学〉之后令人瞩目的重要论述,不祗是因为方修是马华文学史料整理第一人,他当年在研究和出版条件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完成史料整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林建国透过方修在马华文学史的特殊地位,重新阅读和诠释马华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晚近20年西方文学最热烈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马华文学新生代评论者依靠大量的学院理论滋养,以一个崭新的视角来书写方修(马华文学史),不但让我们看到理论挪用的娴熟渗透鞭擗入里,也同时让我们感受到本土文学史料的活力涌现。

〈方修论〉在《中外文学》发表后,引起台湾网络上后续的文学讨论,包括黄锦树、张锦忠以及林建国本人的答覆,他们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展开一场反思与对话,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大家意见不同,都以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讨论学问,没有爆发火药味的谩骂笔战,或许可作为某些存心搅局的马华写作人的借镜。〈南洋文艺〉的编者把这些发表在电子网络上的学术文章刊登出来,以飨马华文学读者,也让我们看到美学/现代主义/结构/主体性这些议题的复杂程度,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片面。林建国在〈美学化的局限〉一文中提到我的局限,过后我也写了〈理论的与历史的局限〉一文回应,虽然林与我对现代性的观点未必一样,但我们都能够欣赏接纳对方,这应该是写文学评论最起码具备的态度条件。

2001年的〈南洋文艺〉有几篇出色的文本分析,如陈大为的〈寂静的浮雕——论潘雨桐的自然写作〉和〈空间释名与味觉的锚定——论林春美的地志书写〉,徐国能的〈十年磨一剑——陈大为史诗〈在南洋〉出鞘〉、辛金顺的〈诗的另类散步法——论陈大为散文〈木部十二划〉的书写策略〉,陈巍仁的〈论邱琲钧〈因为轮回,所以我爱你〉的神秘氛围〉,许维贤的〈“女人神话”在小说里的演绎——论黎紫书小说集《天国之门》〉。这6篇文本分析的评论文字都各有各自的特色,比起马华文学一般的文本分析,它们具有清楚明析的议题方向,而且论者也相当清醒意识到所采取的理论策略。最终能够打开读者的封闭视野,读者不祗折服于论者的深刻剖析,更甚的是读者也能够从中认识到文本作者的整个写作风格与某个次文类的鲜明特色。如陈大为采用自然写作的理论角度来分析潘雨桐的散文、空间/地方论述来分析林春美的散文,许维贤以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批判黎紫书的小说,陈巍仁采用佛学(宗教)的神秘主义来分析邱琲钧的诗,以及辛金顺以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理来分析陈大为的散文,都能够言之成理,以小见大。

除了文本分析,其他还有几篇写马华文学史或跨越文化议题的评论也可一读,如颜泉发的〈抚平裂痕的家园梦想——南来作家的虚无书写〉和〈这是一种文化张力——解读马华南来作家作品中的异族形象〉,但平心而论,这两篇文字的领域还有待深入探讨挖掘,评者写来点到为止,流于表面,而且文中颇多前人的旧观点,无法开创新格局。另外一篇陈志鸿的〈想象的春药功能〉夹叙夹议,打破传统上评论文章的形式结构,类似的写法在马华文学里并不多见,当然在西方或台湾日本文坛,早已不是新鲜事。陈写来一面引经据典,表现论者的见多识广,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非文学作品,一面却颇有自觉,频频在文字里提醒读者,阅读/想象/经验/偷窥/性爱的多层次功能与辩证过程,有所建构也时有解构,端的是另外一个过程。我觉得可惜的是志鸿既已一只脚跨入想象/偷窥/性爱/阅读的门槛,何不玩得尽兴玩个痛快些?如此的议题大可也把性/别研究的理论批判拖下水,从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后拉康精神心理分析等方面再与Roland Barthes、Michel Foucault或者Julia Kristeva连串挂钩,来个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共冶炼于一炉。当然这是题外话,倒是陈的潜力不容忽视,总觉得他是近年来本地最出色的写作者之一。

2.诗


无论是〈南洋文艺〉还是其他马华文学刊物,几乎每一年马华写作者投入最多精力的文类是诗歌,2001年在〈南洋文艺〉上发表诗作的诗人包括了三字辈的唐林,四字辈的沙河、温任平、田思、冰谷,五字辈的黄远雄、方娥真,六字辈的林幸谦、黄建华、李国七、辛金顺、钟可斯、刘育龙、盛辉,以及七字辈人才辈出的年轻作者林健文、翁弦尉、赵少杰、杨嘉仁、刘富良、张光前、张惠思、杨康、林惠洲、许通元、张玮栩等。2001年〈南洋文艺〉的诗作者,可能赢得注目的是林幸谦、黄远雄、林健文、赵少杰、刘富良这几个诗人,于质和量来说,他们所发表的数首诗作水准比较一致。林幸谦的〈场景〉、〈女娲〉、〈列车系谱〉和〈城的聚散〉等诗都是佳作,其中的文明/文化视野以一个极为抽象的文本形态角度重构了诗人心中的历史/都市想象,已经建立起作者本身的文体风格。黄远雄的〈跳蚤市场〉、〈交易〉、〈晨跑〉、〈从街头捡回的话题〉、〈我和我的影子〉和〈天窗说话〉等诗表现诗人一贯沉潜稳当的语言力道,其中对想象与现实的思考辩证带给读者新的启发。林健文的〈波阑,意大利面,希特勒〉和〈红魔鬼,邱吉尔,兵工厂〉两首诗以一种冷静舒缓的语言节奏写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片段,取得不俗的效果,看得出林健文开始改变之前的浓厚艰险的自我意识写法。另外赵少杰的〈河流〉、〈摇滚〉、〈礼物〉和〈情诗〉,刘富良的〈最隐密的主题〉、〈感觉派〉和〈好玩的印象中遗忘的滑梯之倒立〉等诗,两个年轻诗人都面向后现代,汲取一种与传统主流截然不同的语言,赵偏食生活中琐碎的题材,诗的语言很口语化,表现出一种后现代举重若轻的思想刻度,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背后实则充满深表同情的语言张力。刘的写法则完全不同,采取后现代的语言游戏形式,玩弄语言的不稳定性,以及多番嘲弄现实制度的强制假象,有后结构的反结构倾向。

以上所提到的诸位诗人,其实都已经建立起个人的文体风格,尤其是林幸谦和黄远雄。温任平最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马华作家的文体自觉问题,举了一些例子,多数是1990年代前的诗人作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1990年代后有文体自觉的作者并不多,尤其是那些年轻作者。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就以年轻诗人来说,1990年代后有三种面向,一为都市题材/精神思考,二为政体族裔前路思考,三为文化古典/中国/家/国辩证思考。第一项多数是七字辈或晚六字辈的年轻作者的关怀议题,第二项则是六字辈作者的怀抱,也承上一些五字辈的诗作者,但两者的语言表现却大有不同。第三项当然是那些留台的写作者群为代表。当然上述的分类是相当简约的,其中很有可能重叠,只是一个论述上不得已的权宜作法,深入的探讨需要另一篇论文来单独处理。1990年代过后年轻诗作者在表现都市精神面貌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文体风格,如吕育陶、夏绍华、方路、许欲全等,他们容或都在处理相同或接近的都市题材,但是他们的诗体无论是语言或思维模式的表现上都很不一样,读者甚至可以很容易分辨出××诗人的文体。这里想要质疑的是,有这么多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开始建立自己独特的文体,温任平却视而不见,还在缅怀1990年代以前的作家诗人,包括那些已经停笔的作者如骆耀庭等人,暴露出温无法为新生代的诗作者把脉的事实,也无意间透露出温还活在一个现代主义的马华文学典范制度里,而这个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典范幻象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摇摇欲坠了。

文学史是一部时间与空间的发展史总和,一直都在前进,其中变革与演化的速度容或有快慢之别,但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文学品味和意识形态,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唯有面对当代的文学现实,或许我们才可以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与面貌作出较公允的论断。同理,诗人乃是时代社会的代言人,或是社会的批判者,诗人也必须面对当代世界与现实的潮流演变而作出语言的变革,以便寻求一个最贴切最能引起大多数读者共鸣的语言文体,由此我在2001年〈南洋文艺〉上的诗作中发现,很多前辈诗人好像还停留在前个世纪的时代社会,重写一些传统诠释模式的巢臼,诗语言大都流于意念先行的僵化教条,在标榜贵创意的诗文天地中确实是老态龙钟、疲惫尽显了。或许上述这些前辈诗人发表诗作的最大意义就只剩下坚持写作本身,写作对他们来说成为印证存在的意义。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有几位前行代诗人能够做到超越时代的限制,如沙河的〈死亡剪影〉。温任平也发表了不少诗作,他显然还在求取平衡写实与现代两者的临界点。

上面说过,关怀政体族裔前路的题材诗作向来是马华诗歌的主流,1980年代后期为一个高潮,以政治入诗的讽刺批判作品在一批年轻作者群中如郑云城、杨善勇和林金城等蔚为大观。2001年的〈南洋文艺〉里我极力推荐章鸣天的〈鱼头退化论〉和胡斐的〈种子〉,这两首诗都在批判马来西亚政治与华社的困境,在轻描淡写和些微嘲讽的无奈语气背后实含有一种深沉苦痛的况味。另一个出色的年轻作者翁弦尉的〈不在南洋〉具有多重的互文性?穴INTERTEXTUALITY?雪,留到散文部分论析陈大为的〈说书〉时再谈。

3.散文

2001年在〈南洋文艺〉上所发表的散文,数量虽然不少,写散文的作者群也不小,计有雨川、郑秋霞、钟可斯、胡兴荣、胡月霞、陈思铭、朵拉、韦佩仪、彭瑞芳、夏绍华、陈雪薇、赵少杰、陈大为、洁翎、陈蝶和陈仰庄等人。但是论实力写得出色的要数韦佩仪的〈水军蓝衬衫〉、〈高跟鞋〉和〈寻胭觅脂〉、夏绍华的〈与岛漂流〉、洁翎的〈文字地图〉、陈大为的〈将军〉和〈说书〉、陈思铭的〈归置〉、赵少杰的〈晚上〉和〈白天〉,以及陈蝶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这几篇散文都各有各的风格和关怀面,以下只选了陈大为和夏绍华的散文来谈。

读〈将军〉一文,让我时时揣测作者如何依靠家族回忆和历史记忆来叙述他的外公的写作策略,陈大为采取一种叙事建构的语言姿态写作,不只在这篇〈将军〉的段落行间表露无余,他这种写作手法几乎贯穿所有的诗和散文,形成陈个人独特的写作文体。后来读到〈说书〉,对他把自己的写作策略和动机,甚至还包括了诗创作的构思表现,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全盘托出,感到惊喜,毕竟我们可以从他的〈说书〉中学习到很多文学叙事创作的精彩看法,而且如此剖析自己的文学历程在马华文学并不多见。读〈说书〉证明了我之前的看法是准确的,至少在他的诗作里是以这样的构思来尝试处理的,甚至也印证了早期我对他的诗作的印象:对正统或在野的历史故事所含的叙述成分过强,语言的节奏气氛也过度冷静,读者感受不到任何情感,接近于冷硬无情的地步。这个说法也在他的〈说书〉里提及,看得出来他的自我意识相当强,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作出取舍,以求有最完美的艺术表现。我不打算再重复陈在〈说书〉中所提到的论点,只想要对他于历史/家族与国族思考的叙事文体构建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傅柯的“到抗记忆”?穴MICHEL FOUCAULT?熏 COUNTER-MEMORY?雪,有别于正史或传统历史所被官方接受与实行教育的历史知识,对抗记忆提供了一种替代式的叙述模式。换言之,这个观念可用来抗衡马来西亚官方历史对于华族的有意抹煞,也可用来挑战马来西亚华人与官方共同制定的(僵化简约)华族文化历史版本。由这个角度来看,陈大为的叙事诗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陈的写作策略结合了历史、传说、神话、民间、家族史、精神史和书写文本,以致真实与虚构混杂,呈现出多音复义的文本。所以,陈的这种写作方式既是“创史”,也是“创始”——作者重述、再写、编辑、建构一段历史,而这一段历史在所属的族群中被转化、体验、回馈,本来已经僵化刻板的历史印象又因此而再度产生新的意义和内容深度。陈大为由对抗记忆的角度出发,虽然他并没有在〈说书〉中提到这些,而且他的初衷可能只是纯粹个人私自的情感表达和对诗艺术的高度要求,但是我采取上述政治阅读的角度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看到陈操练的个人,家族与历史结合的对抗叙事?穴COUNTER-NARRATIVE?雪,他在文中也说:“在这期间所有的叙事性诗作,都是为那最终极的史诗而写。所以它必须具有被书写的价值。唯一能够释放我隐抑久久的感情,又能成为地标式作品的题材,只有南洋。南洋二字,宛如和氏之璧,灰蒙蒙地埋没在马华文学的诗域之外,所有前辈诗人都未曾把它成功地诠释过…”。类似以对抗叙事来体现对抗记忆的阅读角度也可以运用来解读黄锦树、张贵兴和李永平诸人的小说。

陈大为的〈在南洋〉,企图对马华文学/南洋历史展开创史/创始的工作,可谓雄心壮志,再配合那些留台作者群的小说作品和论述,隐隐然开始形成一个有异于本土马华作家/读者的南洋视角,但他们的小说中的多音复义和绵密的庞大结构也是令人注目的。针对这个南洋的诠释权,年轻诗人翁弦尉写了〈不在南洋〉,以解构的角度来质疑与瓦解〈在南洋〉(以及以上提及的小说)中所企图建构的霸业,打破独尊的南洋诠释权和唯一的封闭视野。我们看到〈在南洋〉的出发是为了重建并消解传统上模糊不明的南洋史事,当它已经受到公认而成为一个新的典范,无数大大小小的〈在南洋〉将会应运而生,造成因袭重复,因此〈不在南洋〉的出现便是解构这个吊诡的现象,把南洋的历史大叙事还给历史(幻象),把南洋的生活细节还给琐碎而真实的个人。

夏绍华的〈与岛漂流〉是最典型的散文类型,因为他写自我的生活细节和感情体会,而且写来深透内心,把作者本人的思想感受暴露无余。夏写他在一个岛上的生活点滴,细腻真切,所以让一个如我居住在这个岛屿附近的读者感受特别深刻,其中对一些社会现象如水患和塞车,以及一些人生观念如家庭恋爱和工作捆绑也令人思过半,所以读罢感人至深。晚近阅读文章所强调的微观阅读法,专在文字的个人生活细节肌理中理出社会批判和集体反思,此篇散文或许可为佳例。

4.小说

2001年《南洋文艺》小说方面的作者有雨川、廖宏强、翁弦尉、柏一、开思铭、李忆莙、朵拉、杨际光、潘雨桐、夏绍华、李清和陈志鸿等人。其中比较出色的是翁弦尉的《游走与沉溺》、潘雨桐的《似水流年》、夏绍华的《走失:赤裸的暗夜》、廖宏强的《困》和陈志鸿的《鳏》。在这五篇小说中,我打算谈谈翁弦尉的《游走与沉溺》,不只是因为这篇小说文笔流畅,而是因为它触及时下最流行的题材:同性恋。必须先澄清的一点是,写同性恋或同志题材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很多类似的作品文字粗糙结构混乱不说,还有很多的同志书写乃是假同性恋或反同性恋的性沙文主义,流于公式化的刻板印象。

马华文学的同性恋书写,比起西方或台港作家来说,都算是慢了好几拍,台湾和香港的同志作品在1990年代已经蔚为大观,尤其是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同志书写隐隐成为可以与主流文学相抗衡的另一股潮流。而马来西亚的保守传统的政治气候,还有宗教法律的箝制,类似异质情欲的题材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90年代只有几个零星的作者写及同性恋,如李国七、夏绍华和寒黎,21世纪则有陈志鸿和翁弦尉,他们对同志议题给予较正面或叙述同性恋复杂心理比较中肯,其他一些小小说或微型小说都是在作负面的道德谴责,把同性恋简化为变态或反常的现象,这个正是我上面提到的同性恋的反同性恋的作品。

《游走与沉溺》基本上可以看作一篇同性恋者的成长小说?穴BUILDSDUNGROMAN?雪,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两个性格迥异的同性恋青年如何从小学、中学教育到大专院校的成长故事,在作者流畅的叙事脉络中具体呈现出同性恋的复杂矛盾心理,一个代表了游走型的同性恋个性,从不执着于某一个定点。另一个则代表沉溺型的同性恋方式,有勇往直前的豁出去心态。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同性恋并不是定型为一种僵固的刻板形态,如主流论述所描绘的变态反常的那一种,同性恋不只有两种方式,可能也会衍异成多种动力,彼此互相渗透拉扯,游走型与沉溺型都陷入矛盾纠缠的心理机制当中,而这也是受现实主义体制结构的捆绑限制结果。而这两个主角又因为一个女性角色扮演三角关系的身分介入而更形复杂。通篇小说对男同性恋的心理层面作了相当透彻而复杂的剖析,是它最成功的地方,然而它对异类情欲层面的剖析却停于点到为止,而且故事结尾对同性恋未来方向的处理也稍嫌薄弱,是我对这篇小说几个小小的吹毛求疵吧。限于篇幅,我只能点到为止,很遗憾这样出色的小说没有造成什么回响,希望以后我在处理马华文学的同志议题时再深入评论。

最近听说某个文学奖有很多写同志的议题的作品,就有人马上说年轻作者跟台港文学的风,说年轻作者赶潮流,终究是不成熟的作品,在马来西亚国度很难被接受。我想翁的《游走与沉溺》无疑已经粉碎了这些论点,倒是同性恋题材的文学刚起步,就出现这样的伪道德论调,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么“怕”同性恋?HOMOPHOBIA所投射出来的当然是自身最原始的欲望。

5.特辑

《南洋文艺》的编辑最为读者眼睛一亮的是特辑的推出,2001年《南洋文艺》的特辑只有三个,一个是“出土文学系列4”的皮匠诗人杨际光,一个是“国际诗人节特辑”诗人白尧,一个是“文学的动态声姿”。出土文学系列特辑的构思缘起,上接2000年的《南洋文艺》,编者张永修曾经道出个中原因,起源于张思考“马华文学是否有经典?”,在访问张锦忠时对方建议“出土”非经典佳作,认为出土或重探这些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和启示,于是便开始默默酝酿“出土文学”的计划。

第一个特辑是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和报人杨际光,曾于1968年在香港出版诗集《雨天集》,有四首诗入选1974年由温任平编的《大马诗选》,我在一篇论文评论这部诗选时也曾以“从波特莱尔到杨际光:共鸣/借用/转化”为一个段落,谈诗人在早期马华现代诗的重要地位。特辑刊登了诗人的好友刘绍铭的《皮匠诗人》,文中叙说了刘如何与杨认识而引为知己的生平经历,也述说了一段少为人知的故事,杨在美国任皮匠而受到市长表扬,和法官称他为皮匠诗人的由来。其他还有诗人好友本身是也诗人的白尧写的《自在的在溪流——素写诗人、报人杨际光》,诗人兼评论者温任平写的《踱入夜的沙漠的骆驼——杨际光与他的〈雨天集〉》,电台好友黄兼博写的《在马来亚电台时期》,还有展出杨际光的诗作,文章《记忆的历程——我为什么写〈床头草〉》以及一封写给编者的函件。除此之外,编者整理的杨际光小传都很有文学史的价值,算是整理并存档了这位马华现代诗的先驱人物。

同样的另一个马华现代派先驱人物白尧也在编者的策划下,展出了诗人的诗作《旧时纪事》,张锦忠的评论《读白尧,遥想马华新诗再革命》,梅淑贞的《海上的波浪》和雅蒙的怀念文字。有“大马第一首现代诗”之称的作者白尧,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受到肯定,不料事隔三十多年后在一场马华国际文学研讨会上再度引起激辩,问题绝非是不是那样的简易了断,其中牵涉到文学经典建构问题,文学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质问题等等,这些在张锦忠的评论里略有提及。1970年代白尧以诗笔写史,《汉丽宝》为马来西亚第一部华语歌剧,叙述华裔先辈当年漂洋过海的史事,足见白尧在马华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一个特辑是《文学的动态声姿》,邀请了曾参与其事的三个作家,回顾本地的文学声姿,有小曼的《大马现代诗曲的星夜行程》,报道音乐家陈征崇以现代诗谱曲咏唱的成果。傅承得的《敢有歌吟动地哀——动地吟、文学与民间》细说十年来推动动地吟的酸甜苦辣,其中有无限的感慨和激动。陈蝶以《文学色香味》探讨文学的演出和文学立体化的实践,也别自有另一番怀念与失落。文学的动态声姿如此,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唯有运用对抗记忆的对抗叙事,或许我们可以留住一些痕迹,大历史里头一些生活细节与声光动影的痕迹。

附注:文中一些理论挪用自周蕾、张小虹、单德兴和傅柯,不敢掠美。


脱稿于2001年12月18日

(南洋文艺 200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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