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

南方以南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分类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往往被归属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位置,当然也是个价值位序。

我的小说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版并不是头一回。由王德威、王万华两位教授主编,200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新生代作家文库”的《死在南方》,共收长短不一21篇小说。但另有6篇是“存目”,只有标题没有正文,那是审批时被要求抽换掉(因事涉马共或回教),而我坚持至少在目次里保留的标题,至少留个痕迹。换言之,那21篇中,有6篇其实是后来补上的,用以替换那6篇被抽掉的。至于那21篇的内文是否和繁体版一样,我就不知道了,因我没功夫去逐一核对。尔后偶尔见到有人引用,心里都有几分怅然。
那是北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本营。
当年我们的父祖辈离开的地方,即是北方的南方。
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分类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往往被归属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位置,当然也是个价值位序。一般而言,除了极少数的专业读者(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很难想象中国大陆读者会对马华文学感兴趣,尤其是纯粹文学上的兴趣。再者,除了极少数例外,“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不太可能唤起中国大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不纯然是詹明信80年代企图借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为“第三世界文学”(包括鲁迅)辩护时谈到的“似曾相识”(在西方早已展现过的形式、型态、手法、写过的题材,不友善的读者会认为那是一种无谓的模仿)——也即是学界常论及的现代性时间上的迟到问题——马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问题,位阶甚至还要更低一些,前者经常是连文学的基本功都成问题的。有些论者认为那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南方的贫困”),但实情可能更微妙些。
身处中文文学“世界体系”的边缘,自20年代诞生之始,马华文学即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30年代左翼文学(及论述)的支配,甚至一直延续到70年代。“反映现实”的教条局限了文学想像、文学视野,以致作品普遍欠缺文学的感觉,文字也嫌过于粗糙。持那些信仰者普遍认为,低技术要求的写作便足以“反映现实”,浅率的文字更宜民便俗。艺术的要求似乎被认为毫无必要,其实也做不到。那样的作品当然吸引不了任何大马境外的读者,对国内有鉴赏力的文学爱好者也毫无吸引力。然而,50、60年代后崛起的新的世代,多深受港台文学影响(极少数有能力直接经由英、法文汲取资源),甚至经由留学台湾,逐渐形成了一支寄生于台湾文学内部的马华文学,自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潘、商后来返马)、张贵兴、锺怡雯、陈大为等。我自己也是这系统的一分子。
然而对某些人而言,这长期在外部的离乡写作,未免不够“本土”,有“台湾腔”。甚至因其中某些成员已入籍台湾,而主张应将他们驱逐于马华文学之外,这暗示了在中国的学术分类里,马华文学的位置何以居于台港之外(以“暨”做隔离),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国籍——新加坡文学就是最显着的例子,因1965年的建国而突然有的名份。那其实是20世纪华人的全新体验,尔后也将是界定华人身分的元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国之肇建,让华人―华文(语)―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结为一体,且以后二者来界定前者,那也是华文文学成立的契机之一。华语(文)、中华文化(“选择的传统”)、华人、华文文学,都是“现代发明”。为解决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降低新兴民族国家的疑虑,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入籍印尼(印尼、马来西亚均采出生地主义),或回中国。民国以来,以血缘来界定孩子国籍身分的做法受到了挑战,承认双重国籍对那些民族国家更是一大困扰。中国表态后,不得不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就必须面对民族国家这全新的处境。

近代华人移民的衍生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近代华人移民的衍生物。对应的背景是诸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自身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南洋群岛在二战后纷纷自欧洲帝国的殖民地独立建国。直接的效果是,国籍这全新的事物必需面对,华人的中国侨民身分也随之改变,被迫在中国和居留地之间作选择。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被迫切分是一种全新的处境和体验,但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化策略总是带着同化的暴力,相当部分的华文文学因此负载着生存挣扎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也不是所有同乡能理解。教育背景或价值立场的差异,让华人必然分化为好几大类,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易取得共识。
留台或“登陆”(以中国大陆为作品最主要的出版地)的马华作家,如果预设的读者主要是“中国读者”,有的就会自觉的减少和自身背景有关的掌故、地方特色的语词和题材;更不以自身的历史处境为反思对象,以免让读者感到不协调,甚至格格不入。我曾把那异乡人的标志称为“背景负担”。但那削除了地域特色的“普遍性”,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呢?然而,即便是第一线的中国/台湾学者和作家,南下马来半岛参与重要的文学奖评审时,也多未能发掘出真正具地方特色的作品(虽然那样的作品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更别说是以论述支持它。他们偏好熟悉的路径——样态、语言,和文学的感觉。
从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文学背景来看,相较之下,英语文学已经走得很远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之一,拜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殖民教育之赐,拥有横跨五大洲的殖民地,那多样的地域差异自然的被带入英语文学, 不必抹平异质而能被“中心”接受。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文学亦然,也都诞生了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与作品。华文文学在这方面,还像个初生儿,“中心”对它的存在也还陌生。
在近代中国危机与屈辱的历史里孕生的白话文运动,让20世纪初的晚期移民及其后裔终于能用接近口语的华文来表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思绪。迥异于300、400年来被视为“天朝弃民”的那些沉默的祖先。那其中的“成功人士”了不起也只留下宗祠、房子、名字、坟墓,后裔,和大量的空白。文言文和旧诗太难、太简洁、太程式化,门槛太高;而白话文,来得太晚。对应的是,中华帝国愚昩的海禁数百年,坐视南洋遍布欧洲帝国的枪炮、话语和帆影。
在那季风吹拂的南洋,比海南岛上“天涯海角”更其远的南方,数百年来,没有文学作品,日子也一样过。可见对那些先辈而言,文学并不影响生存,也没那么重要。换言之,在我们的南方,没有文学并不奇怪;有,才奇怪。
我们的文学其实是“没有”的孩子。那样荒凉的背景,怎不让我们的写作成了历史的孤儿?
另一方面,即便好像是处于台湾文学内部,其实也是在边缘域上——几乎是外部——总是有意无意的被忽略了,无关紧要的存在。
自1986年9月赴台留学以来,我在这中华民国最后据点台湾居留也满30年了,早已超过我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时间。
这里的好处是自由,写什么没人管。书出版了,印2000本,20年卖不完,一样有出版社愿意出。对我来说,那也就够了。
在马来西亚出版更加困难,也一样没什么读者。
日据时代被日本人称做南国的台湾,对来自马来半岛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北方了;虽属亚热带,却已有较分明的四季,虽然冬日也只有高山偶尔降雪。
亚热带的雨和热带的雨倒是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季风带之下。
多年前离乡后开始写作,小说中即经常下着雨,胶林;常有归人,回不了家的人。参照的还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间的胶林生活经验。〈雨〉诸篇,是多年以后重返那背景的一个变奏尝试。
来自中国的旅人常说我们故乡的小镇肖似于中国南方的小镇。那南方,也就是我们祖先来自的地方。
《雨》繁体字版出版于2016年,是本小书,原是献给宝瓶出版社(及其社长朱亚君)的小礼物,感谢她多年来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华文学。宝瓶的马华文学出版应已居台湾出版社之冠。

(南洋文艺,23/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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