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修
编一本非虚构的文集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后记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易写好。除了文笔，怎么写，写什么，大概 决定了散文能走多远。我没有雄厚的背景身世，个人生活经历平淡无 奇，没能出什么新鲜事，也没胆量破格闯荡江湖，暴不出震撼的能 力，能写的就是身边琐事。想回避这个文体，但写作的路上总会遇 到。工作上偶尔需要写些据实报道的采访作业，大概养成我纪实的底 色。一些小说或诗歌无法处理的余绪，就随意记录，像走累了，坐到 树荫下看云。
如今“非虚构写作”这名词很夯，好像是新的文体，说穿了，它 其实就是“散文”。散文讲究的，就是“非虚构”。散文是非小说、 非诗、非剧本的非虚构的纪实文体，传达的，是真实。看一个人的散 文，大概就能了解作者的性格本色（今天一些散文写手想要颠覆散文 的定义，创造出十几个父亲而面不改色；或挂着散文的幌子卖小说， 或以小说在散文组参赛，这些都不是我能力所及的本事）。
我的散文，大概是我写作的另一个面向，我的非小说、非诗的文 体归纳。
我这本散文集，分三辑，概括了我简单的一生。
第一辑卷一【君自故乡来】，写的是我家乡、我的小学老师、兄姐和我在雪州沙亚南的屋子。欧阳珊是我在星洲日报编辑部的老同事，也是同乡，她后来回到家乡马六甲改行当记者。在马六甲期间，她意外地发现我外祖父显赫身家。自家前辈如何厉害，都是他个人的成就，我没有承受祖荫恩泽，也没与其他后人往来，彼此都是陌路人。替欧阳珊的著作《浮游老街》写序，补了一段我生母的父亲的事。长大后的体悟是，养育我成长的养父养母，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的故事已经提前出现在我的小说集《寻虎》里，就不再提起。
卷二【瑜伽初体验】，写的主要是我学瑜伽的感受。我自初中三年级学校的健康检查之后，发现我心脏跳动有异响，被劝告不用上体育课，从此就远离体育活动。2005年去台湾进修时体检发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返马之后积极以运动对抗二高，开始学瑜伽，每星期上四五堂课，前后十余年。间中也学过几年太极剑、巴西拳等，至腿部韧带受伤才停止。中国古董鉴赏家马未都说瑜伽是很奇特的运动，是一种“不动”的运动。瑜伽里的拉筋，就是持续某个姿势，静止不动（三五分钟）。腿伤之时，就以“静止不动”的方式做运动，或锻练能动的肢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管制令时期，所有户外活动都被禁止，我最终停止了健身院的瑜伽课，改在家里跟着优管早晚自习。至今身体还算不坏，每星期还可以陪上了中学的孙子打一个小时的羽球或篮球，大概可以归功于瑜伽等运动。
卷三【行走千里】写的不是游记，是在外国行走时的见闻感触。其实，去过很多地方都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因为旅游时就该尽情玩乐，不必当日记那样去记录。这一卷写得最早的是泰北之行。80年代，曾焰的满星叠系列故事在南洋商报连载，风靡一时，泰北满星叠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自助旅行圣地。某次与同事说起，敲定了年假便拿起背包自助旅行去了。事前也没做什么准备功课，泰文一至十都记不全，只懂厕所叫“向南”和发音“平”实为贵的讨价还价用语，抵达曼谷时正逢泰国新年前夕，满街都是Lambada 流行曲，车票难买，要去满星叠，却不知满星叠的泰语发音，误打误撞，去到了美丰颂，后来才有国民党残余部落蜜窝之行。2005年，我在台湾政大进修，我政大同学关志华的妻子贺淑芳，是我南洋副刊组的前同事，当时在政大念硕士，她的二房东竟然是我当年敬仰的曾焰，因此有了拜访曾焰的故事，后来当报道文学作业写了<从泰北到台北寻曾焰>，获林廷辉老师好评，之后同学还将报道作业结集成册。泰国之行，也成就了我一篇短篇小说<寻虎>。2023年去了伦敦五个月，经历春夏秋三季，写了几篇随笔，都是生活上的感触和经历。徒步行走，是我在伦敦和台北两地时最多的运动，行踪除了旅游景点，市集、夜市，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名人故居、书店和出席学术讲座。行走之多，至脚趾甲变形，收获更是深刻，并充满愉悦。
辑二【打造文化城市】，主要是特派采访海外人士的文稿。1999年白先勇应新加坡文化协会之邀出席当年的作家节文化活动，随后在吉隆坡南洋商报总社礼堂作一场讲座。报馆为了暖场，要先刊登白先勇的专访作为造势，派我到新加坡提前跟白先勇做访问。1988年出柜的白先勇也是当届金笔奖小说组的评审，结果大马籍年轻作家翁弦尉的同志小说<游走与沉溺>获得首奖，过后文章刊登在联合早报，打破了新加坡华文报章刊登同志书写的禁忌。
那个年代，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互相竞争，星洲日报有花踪文学奖及花踪系列文学讲座，南洋商报另别苗头，出版丛书、办书展和海外作家的文学讲座。蒋子龙是受南洋商报之邀前来主讲的众多作家之一，有幸跟蒋子龙做了一场访问，时为1994年，我刚从星洲过档南洋不久。
2000年，第一位中文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荣誉让全世界的中文读者为之兴奋。适逢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随后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高行健自然成了这批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与会者谈论的对象，我随团趁便做了报道。
2003年，赴台访问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谈论主题环绕在马英九市长任内刚卸任的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的功绩。龙应台在任三年，进行了一系列古迹活化工作，赋予名人故居、台北之家、国际艺术村等旧建筑新的生命力，打造台北成为文化建设城市。过后我实地现场采访，见识当官文人做的成绩。
辑三卷一【铸造与烧芭】，主要是应研讨会和读本之邀而写的论文，内容多与编辑和出版有关，外加《南洋文艺》休刊前后的记录。
我是半路出家的报人，之前没有上过新闻班没读过编辑学，入行后跟着前辈摸索学习，7年新闻组后转副刊。而副刊的工作，常是各自为政，没兵没将，得独自守城，水来土掩，兢兢业业。给我最多启发的老师是台湾两大报：联合报及中国时报。初期作业尽是依样模仿，过后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知道自己要什么，能拿什么给读者，然后越走越自信，慢慢有了“铸造南洋文艺”的想法。
1990年代是马华文学最多论战的时期，讨论重点从马华文学的定义到经典缺席论，到文学鉴赏尺度、写作道德、写作困境，到奶水论，到烧芭事件，到大系、选集的编辑方针等。论战范围之广，耗时十余年，为独立后少见。2002年收集了这些论争文章，与张光达、林春美，编了《辣味马华文学》。近处观战，身历其中，不免被星火灼伤，好友变陌路人。之后应《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之邀，梳理了<马华文学烧芭事件>始末。
卷二【试炼时代】是一个文艺版主编养成的阶段成果。
1999年是马华文学发轫80年，我打算在南洋文艺做个相关系列，就叫【80年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始于方修，因此访问方修有着重要的意义，便自费南下狮城访问方修，让方修谈文学流派划分。陈瑞献是那个时期不被方修写入文学史的现代派翘楚，顺道做了访问，听听另一方的声音。这个系列同时也介绍了文学史学者杨松年、《蕉风》前主编张锦忠、马华文学讲师庄华兴和许文荣，试图展现80年来马华文学的进展状况。
更早之前，女作家商晚筠在1995年突然亡故，她中风前一晚，从永乐多斯家里与我通过电话。她去世后我做了一个商晚筠纪念特辑，同时发表她最后给我的小说<南隆老树>。经历商晚筠的骤然离世，让我感悟我们应该更要珍惜健在的马华作家，便在次年，1996年的中秋，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一口气制作了方北方、姚拓、原上草、宋子衡等四人的特辑，向前辈致敬。1997年中秋，第二季的【但愿人长久】系列的特辑人物为潘雨桐、温任平、梅淑贞等三人。
因1999年的【80年马华文学】系列，次年2000年衍生出了【出土文学】。所谓“出土文学”，旨在重新阅读被时间埋没了的好作品。张尘因（张景云）是现代派先行诗人，1977年出版过诗集《言筌集》。诗人过后以不同笔名从事不同形式的创作，不停更换文学身份，有如在山巅峭壁悬崖边跳跃的羚羊。其他出土作家包括《试炼时代》的铁抗、《烂泥河的呜咽》的方天、《雨天集》的杨际光。杨际光当时还健在，我幸运的还能邀请到他的好友：在美国休斯敦的诗人白垚、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刘绍铭、前同事马来亚电台主持人黄兼博及文学评论家温任平谈论其人其文。杨际光的特辑刊登期间，时任总编辑王金河问我为何制作杨际光的特辑，“难道其他作家都死光了？”此后，【出土文学】不再出土扰人。
在制作人物特辑时，常遇“外界”干扰。例如在诗人节制作诗人陈头头（陈燕棣）特辑时，特辑下版前被抽起，临时仅能以杂家诗稿勉强组成，填补天窗。南洋、星洲是多年宿敌，同业之间泾渭分明，少有往来。80年代星洲文艺春秋主编甄供在南洋发表文章被惩戒，是报界的强烈警讯。2001年528报变之后，星洲南洋一家亲，敌对现象开始改变，两报文人才有在对方园地投稿。陈头头当年是星洲记者，时有诗稿投到南洋文艺。不料制作陈头头特辑时，不知触碰到我上司哪条敏感神经，导致诗人节特辑胎死腹中。做【年度文人】特辑，也数度遇到干扰，其中一次对象是陈蝶，不巧另一家报纸同时也做陈蝶，我竟然有泄漏军情之嫌疑，秀才遇见兵，只能苦笑。
2002年开始，我效仿《时代杂志》每年选出一名风云人物的做法，于农历新年开年之际推出一位年度文人，持续至2017年，前后16人。首位亮相的文人是张木钦，他文笔锋利，文采风流，所写的各类文体的文章，深获读者好评，有江湖第一笔美誉。接下来的年度文人，各有精专，成了南洋文艺耀眼的亮点。
卷三【文学Q&A】。由于《南洋文艺》是一人作业，没有兵将代劳的“主编”工作，同时还得兼编其他版位如《商余》《健康》《旅游》等，工作量多而繁重，后来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可以轻松的面对面做采访（编辑部早年需要编者手动剪贴排版，电脑化之后编者更像哪吒，自己排版之余，还需做美编和校对的工作）。后期与作家的访问，我转以Q&A问答方式处理，以解决距离难题，比如约访当年人在香港的方娥真。当时还未进入电脑时代，以传真访问，还挺新鲜的。用问与答，有个好处，即是完完全全记录了受访者的原话和思想，没有任何情绪加工，或过度诠释，也绝不会被虚构（在AI时代，访问人和受访者，以及谈话内容，都能以假乱真）。
【年度文人】系列，内容除了有访问，也特约其他作家评价当年的年度文人，或写些印象记，同时也发表年度文人的近作，显示作者著作处于进行式状态。除了2005年的年度文人陈大为的访问是由林春美代为处理之外，其余的年度文人访问，全经我个人之手（包括筹备2006年的年度文人小黑的文稿和访问之时，我正在台湾进修），全部15位作家。此卷另外也收录诗人节特辑的诗人数位。（出版时，因某些因素，有几位作家的访问未能和大家见面，实为遗憾，仅以存目为记。）
访问稿<一个文学编辑的叮咛>，是应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主编梁靖芬之邀而写。当时我已经离开南洋，在疫情期间，主编一辑共15本的枫林文丛丛书。书作者年龄在50至85之间，其中一位作者已故多时，一位病危。这丛书的特点是所出之书，除十巴仙书籍归出版社之外，其余的全属作者所有，作者不必付任何费用。
另一篇纸上访谈<回顾1980、90年代初文学副刊编写经验>是应网络杂志《零余》负责人卢姵伊之约而作。之前我少谈我编《星云》时期的事，如今姵伊的访问补充了早期这一块。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这本文集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出版人曾翎龙与有人出版社团队认真的制作，张锦忠、张景云、龙扬志三位师长用心写序推荐，我当编辑时期给予我支持和信任的作者及受访者，还有后来给我园地发表的副总编辑曾毓林与主编梁靖芬。最后要感谢我妻子林春美为我做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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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秋结婚周年纪念日
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
一個文學編輯的情和義
張景雲序《山巅上跳跃的羚羊》∕
一個文學編輯的情和義
☉ 張景雲（著名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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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樣的文字：
“母親去世後的清明，姐就跟我約定，每年在墓地見面。
“大哥是無神論者，葬禮簡單，沒有做法事。遺體火化後，骨灰 置於骨灰塔他父母靈位旁。”
說的是人生最沉痛的事，文字簡約而輕靈，涵蓄而飽滿，引領讀 者不期然走入生命閱歷最私己和隱密的情感空間去尋找津渡。永修筆 下的家鄉和童年歲月，有些情節並非全都如此沉痛，有些人和事隨着 時間的過濾，或許讓人不期然的產生近乎詼諧的感覺：
“還有一位新來的教師，到來不久就與家長發生關係，後來懷 孕，做了學生的後母。”
我讀這些文字，就彷如自己臨睡前靜躺在床上，閉起雙眼冥想， 腦際意識間就會有一些身影，列隊似的從邊緣到邊緣的出現和消失， 有親有疏，在我的生命裡走過，正如我自己在親疏有別的人們的意識 裡走過一樣。
童年歲月和家鄉親情是一個人生命意識的原點，像一襲欲脫不能 的衣裝緊隨着你走這條人生的路，有人濃墨重彩，永修則涵蓄蘊藉， 着墨不多而耐人尋味。 《山巔上跳躍的羚羊》這本散文集內容可謂情義兼蓄，情是寫家 鄉親情的小品文，義是寫他作為一位文學編輯的經驗之談，編序上先 輕後重，選擇來看我當然先讀前頭的小品文，吟味之餘才又是選擇的 翻找後半部跟文藝版文藝刊物有關的長文，先情後義的讓自己的腦筋鬆緊激蕩。
我初識永修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剛進《南洋》編文藝 版，那時的副刊主任陳和錦也是個可愛的人，那幾年編輯部幾派內 鬥，故而幾張編輯桌時常換人，幸好那以後就相安無事，永修才能無 災無妄的把文藝版一直編下去，據他說是編了二十餘年。大概就在那 幾年，他跟春美辦了個出版社，印行了幾本文藝合集；大概就在這個 時期，本地幾位留法老畫家籌劃在星馬兩地舉辦聯展，約我給他們編 印展刊，我轉託永修幫我做承印等方面的事務。這是我跟他首次有親 近的接觸，對他的為人有較深的認識。
永修在《南洋》除了編文藝版，還編商餘版，這是商報的招牌副 刊，每日見報，可見他在副刊組受倚重的程度。局外人看這一局棋， 約略可以想見此中編者面對的實務局面，首先是把必需每日見報的業 務打發清楚，就是在繁多的來稿中抽絲剝繭的選出佳作，編排入當天 的版位中奉獻給報章讀者。這當然是一般讀者最單純的想象，因為編 者若是要把一個簡單的副刊（就說文藝副刊吧）編出個模樣，他就要 下一番工夫，首先是要定個風格，然後循着這個方向去物色和聯繫這 方面的作者群：惠稿者是須得尋覓和栽培的。在這方面永修積攢了 二十餘年的經驗與心得，我們翻翻此書第三輯裡的三卷篇什，一篇又 一篇充實的心得與經驗之談，讓讀者如膠似漆的欲罷不能。
除開作為編者的經驗之談之外，這三卷裡所談的不少是當今馬華 文藝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哪些風波又哪些爭議，在這些文字裡都留 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如果將來有誰要編纂那個時期的馬華文學史， 永修這方面的現場紀實的文字無疑是無可取代的參考。
【鑄造與燒芭】裡頭前五篇文字，確實是他編版二十餘年的經驗 談，首先說到他最初在《星洲》接編〈星雲〉時碰到的現實鐵壁，少 用港台的免費剪報，多用本地作者須付稿費的作品，為報館增加財務負擔。〈星雲〉是《星洲》日報負有盛名的招牌版，郁達夫三十年代 末南來時就是主編這個版，當年〈星雲〉也算是個文藝版，《星洲》 並未另闢所謂純粹的文藝版。永修沒有多談他在《星洲》編〈星雲〉 的情況，大概年深日久所留下的印象不深而略了過去。1994年他進 入《南洋》並接手〈南洋文藝〉版編務，開始了長達約二十年的纏綿 激蕩，只是後面七八年由於報館遇人不淑以致業務不振，文藝等副刊 被迫縮水，然而無論如何〈南洋文藝〉在永修的手上確實走過了廿餘 年響噹噹的輝煌歲月。
這廿餘年的歷程，永修如此夫子自道：“我在〈南洋文藝〉編輯 任上‘鑄造南洋文藝’的嘗試，或可分為以下四點：
一、為馬華作家塑像
二、推動馬華文學評論
三、階段性整理馬華文學史
四、鼓勵文學與時事的結合”
不過在〈不說再見〉裡總結〈南洋文藝〉的特色，另外點出這個 副刊以往三十年來的特色時，他列出的重點是：第一，推介新的文體 種類：極限篇；第二，階段性的文學史總結，這方面包括【馬華文學 倒數】、【80年馬華文學】、【馬華文學90年】、【出土文學】系 列；第三，推動文學評論，這方面包括【文學雙月點評】、【文學觀 點】；第四，作家特輯製作，其中向已故作家致敬的特輯有商晚筠、 陳征雁、白垚、李永平等。
從以上綜合的編輯製作的多樣性和創意性來看，永修是把全身心 都按押在文藝版的工作上，這樣就難免要讓自己的健康付出某種程度 的代價，“五十八歲生日，我許了願，毅然提早退休”。
本集第三輯卷一裡的幾篇文字，都是永修編輯文藝版的心得與經 驗談，是本書談義內容的精髓，是作序人最值得向讀者推薦的那部分內容。近處觀戰、鑄造南洋文藝、馬華文壇的燒芭事件，馬華文藝人 都不能錯過，讀後都必有不少獲益。
本卷第二篇從文學雜誌的處境談末代《蕉風》，談的是林春美接 編革新號《蕉風》之後那段短時期的內外情境，永修從近距離觀看甚 至從旁參與協力，由此而獲得關於文藝期刊編務的睿識洞見，可讀性 極高，值得細讀再三。本書末卷【文學Q & A】收錄了與二十餘位作 家的訪談錄，從張錦忠開頭，包括了張光達、菊凡、賀淑芳、沙河、 方娥真等馬華名家，讓讀者對馬華文藝得以升堂入室一窺深奧，甚是 難得。
永修和我同在南洋供職期間，他當然有向我約稿，給〈南洋文 藝〉和〈商餘〉，只是我這人生性懶散，給他供稿不多，今天說來內 心不免歉歉。
我這一生跌跌撞撞，手無一技之長，治生無門，最後總 是走上筆耕一途，故而跟這位那位副刊或謂文學編輯搭上深淺不一的 關係，以下就借用此序文的一點篇幅，略為說一說我記憶裡還留下某 些印象的這些同文。
我小學階段在菩提小學寄宿，1952年唸六年級，那年菩提中學 剛剛開辦，因尚未建校舍，學生就借用小學課室上課，我姐姐翠薇唸 初一，仍跟我們小學寄宿生同住，下午或傍晚溫習功課時就會拿出王 弄書校長借給學生的讀物跟我們共賞，這中間就有《南洋月報》這樣 大塊頭的讀物，這當然不是我這小子可以細讀的東西，只是翻前翻後 就會碰到某版頁一個角落排着若干條很像雨絲的文字，說的是一個 十二歲小學生不會理解的事理，作者署名杏影；到1960/61年新加坡 青年書局編印李汝琳主編的馬華文藝叢書時，這些雨絲般的報刊補白 的文字就以“想到寫到”結集問世。
1958年五月四日傍晚，我同一位青草巷要好的同學“死蝦” （See Heay）登上北海南下的火車，首次往石叻搵食，找到在建築工友聯合會擔任晚間識字班教師的耀嘻大姐，在麵粉廠或是水涵工地 當小工食，閑時就找有書刊的地方憩腳，或大坡小坡四處闖蕩。有 一回來到羅敏申路《南洋商報》社前，當年大厦騎樓邊五腳基沒設大 門，底層是印刷廠房，三面都封密，只留一道小門上樓，我就拾階而 上，那一層大概就是編輯部，一間一間小房間，正猶豫間看到一位瘦 削的中年男子，手提一把雨傘（外頭並沒下雨呀！）從對面走過來， 我這才怯怯的向他道明此來要訪某先生，他正是我要找的楊守默先 生。楊先生帶我進入一間只容一人辦公的小房間，一邊處理着桌上的 文稿，一邊跟我搭訕，問我做什麼謀生，有沒有投過稿給他編的〈青 年文藝〉，等等；我上樓時有想過問他是不是可以介紹進報館來打 工，印刷工人都好；可是最後都沒能啟齒，我在加基武吉公華學校當 臨時教員那幾個月，曾經投寄過幾首詩和一兩篇介紹馬來班頓的短文 （從英文源流取材）給〈青年文藝〉，但一篇也沒被刊用，實在沒有 資格向他自薦。我那時已知悉他曾舉薦任寧進報館任職，任寧是濕 米路教會學校公教中學的畢業生，1955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在路 上》，那是被標舉為思想散文的集子，他原來在一座離島上（絕後島 Blakan Mati）當教員，後來就進入《南洋商報》編輯部。任寧大概是 在副刊組任事，六七十年代之交，以李向筆名寫雜文，文名甚隆，不 過我不知道他的雜文是不是走魯迅風路線。七十年代初他編一個叫 〈生活〉的副刊，我曾投過二三篇詩作和一二首勞倫斯譯詩給他； 1976年我轉換人生跑道來吉隆坡打工，翌年印了一本薄薄的詩集， 寄了一本給他，他回說喜歡〈理髮椅上〉，那是世味秋荼苦之沉吟 了。我的文學編輯當然不止杏影先生和任寧先生，以後有機會再談。
一個文學編輯的情和義
☉ 張景雲（著名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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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樣的文字：
“母親去世後的清明，姐就跟我約定，每年在墓地見面。
“大哥是無神論者，葬禮簡單，沒有做法事。遺體火化後，骨灰 置於骨灰塔他父母靈位旁。”
說的是人生最沉痛的事，文字簡約而輕靈，涵蓄而飽滿，引領讀 者不期然走入生命閱歷最私己和隱密的情感空間去尋找津渡。永修筆 下的家鄉和童年歲月，有些情節並非全都如此沉痛，有些人和事隨着 時間的過濾，或許讓人不期然的產生近乎詼諧的感覺：
“還有一位新來的教師，到來不久就與家長發生關係，後來懷 孕，做了學生的後母。”
我讀這些文字，就彷如自己臨睡前靜躺在床上，閉起雙眼冥想， 腦際意識間就會有一些身影，列隊似的從邊緣到邊緣的出現和消失， 有親有疏，在我的生命裡走過，正如我自己在親疏有別的人們的意識 裡走過一樣。
童年歲月和家鄉親情是一個人生命意識的原點，像一襲欲脫不能 的衣裝緊隨着你走這條人生的路，有人濃墨重彩，永修則涵蓄蘊藉， 着墨不多而耐人尋味。 《山巔上跳躍的羚羊》這本散文集內容可謂情義兼蓄，情是寫家 鄉親情的小品文，義是寫他作為一位文學編輯的經驗之談，編序上先 輕後重，選擇來看我當然先讀前頭的小品文，吟味之餘才又是選擇的 翻找後半部跟文藝版文藝刊物有關的長文，先情後義的讓自己的腦筋鬆緊激蕩。
我初識永修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剛進《南洋》編文藝 版，那時的副刊主任陳和錦也是個可愛的人，那幾年編輯部幾派內 鬥，故而幾張編輯桌時常換人，幸好那以後就相安無事，永修才能無 災無妄的把文藝版一直編下去，據他說是編了二十餘年。大概就在那 幾年，他跟春美辦了個出版社，印行了幾本文藝合集；大概就在這個 時期，本地幾位留法老畫家籌劃在星馬兩地舉辦聯展，約我給他們編 印展刊，我轉託永修幫我做承印等方面的事務。這是我跟他首次有親 近的接觸，對他的為人有較深的認識。
永修在《南洋》除了編文藝版，還編商餘版，這是商報的招牌副 刊，每日見報，可見他在副刊組受倚重的程度。局外人看這一局棋， 約略可以想見此中編者面對的實務局面，首先是把必需每日見報的業 務打發清楚，就是在繁多的來稿中抽絲剝繭的選出佳作，編排入當天 的版位中奉獻給報章讀者。這當然是一般讀者最單純的想象，因為編 者若是要把一個簡單的副刊（就說文藝副刊吧）編出個模樣，他就要 下一番工夫，首先是要定個風格，然後循着這個方向去物色和聯繫這 方面的作者群：惠稿者是須得尋覓和栽培的。在這方面永修積攢了 二十餘年的經驗與心得，我們翻翻此書第三輯裡的三卷篇什，一篇又 一篇充實的心得與經驗之談，讓讀者如膠似漆的欲罷不能。
除開作為編者的經驗之談之外，這三卷裡所談的不少是當今馬華 文藝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哪些風波又哪些爭議，在這些文字裡都留 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如果將來有誰要編纂那個時期的馬華文學史， 永修這方面的現場紀實的文字無疑是無可取代的參考。
【鑄造與燒芭】裡頭前五篇文字，確實是他編版二十餘年的經驗 談，首先說到他最初在《星洲》接編〈星雲〉時碰到的現實鐵壁，少 用港台的免費剪報，多用本地作者須付稿費的作品，為報館增加財務負擔。〈星雲〉是《星洲》日報負有盛名的招牌版，郁達夫三十年代 末南來時就是主編這個版，當年〈星雲〉也算是個文藝版，《星洲》 並未另闢所謂純粹的文藝版。永修沒有多談他在《星洲》編〈星雲〉 的情況，大概年深日久所留下的印象不深而略了過去。1994年他進 入《南洋》並接手〈南洋文藝〉版編務，開始了長達約二十年的纏綿 激蕩，只是後面七八年由於報館遇人不淑以致業務不振，文藝等副刊 被迫縮水，然而無論如何〈南洋文藝〉在永修的手上確實走過了廿餘 年響噹噹的輝煌歲月。
這廿餘年的歷程，永修如此夫子自道：“我在〈南洋文藝〉編輯 任上‘鑄造南洋文藝’的嘗試，或可分為以下四點：
一、為馬華作家塑像
二、推動馬華文學評論
三、階段性整理馬華文學史
四、鼓勵文學與時事的結合”
不過在〈不說再見〉裡總結〈南洋文藝〉的特色，另外點出這個 副刊以往三十年來的特色時，他列出的重點是：第一，推介新的文體 種類：極限篇；第二，階段性的文學史總結，這方面包括【馬華文學 倒數】、【80年馬華文學】、【馬華文學90年】、【出土文學】系 列；第三，推動文學評論，這方面包括【文學雙月點評】、【文學觀 點】；第四，作家特輯製作，其中向已故作家致敬的特輯有商晚筠、 陳征雁、白垚、李永平等。
從以上綜合的編輯製作的多樣性和創意性來看，永修是把全身心 都按押在文藝版的工作上，這樣就難免要讓自己的健康付出某種程度 的代價，“五十八歲生日，我許了願，毅然提早退休”。
本集第三輯卷一裡的幾篇文字，都是永修編輯文藝版的心得與經 驗談，是本書談義內容的精髓，是作序人最值得向讀者推薦的那部分內容。近處觀戰、鑄造南洋文藝、馬華文壇的燒芭事件，馬華文藝人 都不能錯過，讀後都必有不少獲益。
本卷第二篇從文學雜誌的處境談末代《蕉風》，談的是林春美接 編革新號《蕉風》之後那段短時期的內外情境，永修從近距離觀看甚 至從旁參與協力，由此而獲得關於文藝期刊編務的睿識洞見，可讀性 極高，值得細讀再三。本書末卷【文學Q & A】收錄了與二十餘位作 家的訪談錄，從張錦忠開頭，包括了張光達、菊凡、賀淑芳、沙河、 方娥真等馬華名家，讓讀者對馬華文藝得以升堂入室一窺深奧，甚是 難得。
永修和我同在南洋供職期間，他當然有向我約稿，給〈南洋文 藝〉和〈商餘〉，只是我這人生性懶散，給他供稿不多，今天說來內 心不免歉歉。
我這一生跌跌撞撞，手無一技之長，治生無門，最後總 是走上筆耕一途，故而跟這位那位副刊或謂文學編輯搭上深淺不一的 關係，以下就借用此序文的一點篇幅，略為說一說我記憶裡還留下某 些印象的這些同文。
我小學階段在菩提小學寄宿，1952年唸六年級，那年菩提中學 剛剛開辦，因尚未建校舍，學生就借用小學課室上課，我姐姐翠薇唸 初一，仍跟我們小學寄宿生同住，下午或傍晚溫習功課時就會拿出王 弄書校長借給學生的讀物跟我們共賞，這中間就有《南洋月報》這樣 大塊頭的讀物，這當然不是我這小子可以細讀的東西，只是翻前翻後 就會碰到某版頁一個角落排着若干條很像雨絲的文字，說的是一個 十二歲小學生不會理解的事理，作者署名杏影；到1960/61年新加坡 青年書局編印李汝琳主編的馬華文藝叢書時，這些雨絲般的報刊補白 的文字就以“想到寫到”結集問世。
1958年五月四日傍晚，我同一位青草巷要好的同學“死蝦” （See Heay）登上北海南下的火車，首次往石叻搵食，找到在建築工友聯合會擔任晚間識字班教師的耀嘻大姐，在麵粉廠或是水涵工地 當小工食，閑時就找有書刊的地方憩腳，或大坡小坡四處闖蕩。有 一回來到羅敏申路《南洋商報》社前，當年大厦騎樓邊五腳基沒設大 門，底層是印刷廠房，三面都封密，只留一道小門上樓，我就拾階而 上，那一層大概就是編輯部，一間一間小房間，正猶豫間看到一位瘦 削的中年男子，手提一把雨傘（外頭並沒下雨呀！）從對面走過來， 我這才怯怯的向他道明此來要訪某先生，他正是我要找的楊守默先 生。楊先生帶我進入一間只容一人辦公的小房間，一邊處理着桌上的 文稿，一邊跟我搭訕，問我做什麼謀生，有沒有投過稿給他編的〈青 年文藝〉，等等；我上樓時有想過問他是不是可以介紹進報館來打 工，印刷工人都好；可是最後都沒能啟齒，我在加基武吉公華學校當 臨時教員那幾個月，曾經投寄過幾首詩和一兩篇介紹馬來班頓的短文 （從英文源流取材）給〈青年文藝〉，但一篇也沒被刊用，實在沒有 資格向他自薦。我那時已知悉他曾舉薦任寧進報館任職，任寧是濕 米路教會學校公教中學的畢業生，1955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在路 上》，那是被標舉為思想散文的集子，他原來在一座離島上（絕後島 Blakan Mati）當教員，後來就進入《南洋商報》編輯部。任寧大概是 在副刊組任事，六七十年代之交，以李向筆名寫雜文，文名甚隆，不 過我不知道他的雜文是不是走魯迅風路線。七十年代初他編一個叫 〈生活〉的副刊，我曾投過二三篇詩作和一二首勞倫斯譯詩給他； 1976年我轉換人生跑道來吉隆坡打工，翌年印了一本薄薄的詩集， 寄了一本給他，他回說喜歡〈理髮椅上〉，那是世味秋荼苦之沉吟 了。我的文學編輯當然不止杏影先生和任寧先生，以後有機會再談。
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雨打芭蕉风亦寒（下）
雨打芭蕉风亦寒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下）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7日（星期五）D5版
/张永修 整理
问：《蕉风》在林春美手上休刊，请问林春美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林：《蕉风》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四十多年的编辑阵容里出现了一些名字不会被遗忘的编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赶得及去那么“与有荣焉”一下而“庆幸”。是去年十二月底吧，休刊的消息传来，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学报》停刊让一些有关联的名字多少都沾了一点阴影，虽然这两件事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但这个前车之鉴实在教我无法不自私的先想想自己。作“末代”总是倒霉的，《蕉风》停了，所有在我这短短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里已做的和迹象显示将做的，根本不会有机会成什么气候，以后的记录大可不存在也不论；倒是这个执行编辑的名字，极可能会变成《蕉风》停刊的印记，让以后的不知情者人赃并获的呈堂：“喏，《蕉风》就是停在这个人手上。”－－其实不必等到以后，已经有相熟的朋友疑心的问：“是不是因为你太贵了，所以《蕉风》想藉休刊换一个执行编辑？”我很感激这个朋友的坦率，也可以因而想像朋友尚且如此想当然尔，更何况其他人。
其实，十年前许友彬领的津贴是五百零吉，十年后我领的津贴也是五百零吉，十年来编辑费零度通胀，我应该说是太 cheap 了才对。甚至在我的任上编辑部都不曾订阅过一份杂志以为参考；我得以参考和选取插图的杂志书籍，都是问朋友借来、或从姚先生和之前几任编辑留下的旧书堆中找的。我唯一比较“花”（如果非得用这个字的话）《蕉风》的钱的，是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好稿压得太久，所以有好几期的页数超出了改版时说好的 80 页。
若照姚先生“从 1955 年创刊开始每期亏 1500 元，到后来二、三千元，到现在每期倒贴大约 6000 元”的说法，我们当然要承认出版经费是提高了，然而，菲林、纸张等印刷材料的价格上涨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再说，改版后封面和内页的纸质改良、页数增加，都是把成本拉高的原因。我想这些开销不应该算到我的账上吧。
至于我采取什么补救方法……我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方法，如果这一回问题不是出在编辑方面？把《蕉风》编得好在我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同时也要确保它卖得好我就有心无力了，我不懂得直销文学。那些以为换个执行编辑就可以刺激刊物销量的人，大概先假设了产品素质和需求量的关系是绝对相应的吧。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蕉风》休刊是因为销路大降／订户骤减的缘故吗？去翻一翻记录，482 改版之前的订户人数在 160 左右，到 488 休刊前，订户已有 300 名，另外在书店、大专院校、中学华文学会的发行量也上升了。销量增加的幅度论巴仙率是大的，但论数量却还是很小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问有什么补救方法，可以让《蕉风》不休刊，我只能回答：如果我有一大笔钱的话。
通俗路线生存之道？
问：您认为读者多寡与刊物的素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可以办文学刊物吗？走通俗路线是否是文学刊物生存之道？您的时期，订户大约多少？ 梅：没钱不可能办好一份杂志，“同仁杂志”只可当作人生经验，不可能当作人生的全部。文学刊物要办得成功，亦要像其他性质的刊物一样，要具有专业性。玩票的、业余的都不能长久。
文学刊物走通俗路线则如俗语说的“两头不到岸”，那非生存之道。
《蕉风》的订户向来都是三、四百。60年代是高峰时期，那时的订户据说上千。
刊物的素质与读者多寡当然有关系，不过文学刊物的读者群向来都不大。据我所知，《中外文学》的刊印量也不过两、三千本，而台湾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华人地区，谙中文的人口等于这里的七、八倍。
许：读者的多寡与刊物的素质的关系奥妙，其中又牵涉到社会的阅读风气，而有阅读风气也不一定偏向文学，目前的趋势，可能偏向资讯和娱乐。照理说，高素质的刊物应有更多读者。但文学刊物不一定如此，文学水准高，曲高和寡，可能读者更少。读者少的刊物又不一定有水准，编得很烂的刊物一样没有人要看。文学刊物的好坏，只要对文学有修养的人都看得出，不能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
走通俗路线无疑的可以提高销量，但不是文学刊物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文学素质的死亡之道。听说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是《故事会》，《故事会》走的正是通俗路线。《故事会》中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改写自文学刊物的小说。把小说“通俗化”，虽然故事还是很精彩，文学素质已经不见了。文学刊物若是靠销量来生存，必须先推动社会的文学风气。社会的文学又得靠文学刊物来推动，这就变成鸡和鸡蛋的故事了。
林：我们不妨借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上离我们较远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或许可以“冷静”一些：在五四前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高印数是 1 万 6 千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高印数是 1 万，这两种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声望是相当大的，但论销量，却还是不敌专门刊载言情、黑幕等通俗文学的《礼拜六》周刊，这份刊物的最高印数达 2 万册。那样的数据还必须就中国的识字人口而言。读者的基本倾向，可以作为一时一地之阅读品味与文化水平的反映来对待；作为编者，我比较相信好的作者或坏的作者的大量／频繁出现，才真正与一个刊物的素质大有关系。通俗文学固然有它本身的意义，而迎合市场口味也许也可以赢得更多读者，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很清醒的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到底《蕉风》要的是什么？
问：《蕉风》在今年一／二月号出版之后休刊，半年多来，文学团体对此反应冷淡。您看法如何？
梅：完全在意料之中。
许：文学团体对《蕉风》休刊的反应冷淡，不足为奇。很多人都知道《蕉风》近几年来只是在挣扎求存，在这个经济风暴的当儿，很多资讯与娱乐杂志都纷纷倒下、《蕉风》为文学刊物，挣扎不下去，正是意料中事。文学团体似乎都很穷，也许因为自身没有财力支援，都不敢出声。我个人倒希望能有热爱文学的人挺身而出，拯救《蕉风》。
林：经济不景加上世纪交替的惶惑不安情绪是不是造成文学界对文学（不仅《蕉风》，但也不包括嘉年华式的文学活动）普遍冷感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越俎代庖去帮姚先生处理他的“家事”（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排除姚先生等人首先要有“发起”、“号召”等行动的必要性。）？又或者，是我自己该重新估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太高估了《蕉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华文坛好的刊物本来就不多，如今再少了一个，当然是悲哀的。
问：如果林春美您事先知道您只能编7期《蕉风》，您会怎样做？
林：我在接手《蕉风》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将来离开的问题，但万万没料到是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以这样尴尬的姿态。我非常清楚《蕉风》不是我的私产（就它对马华文坛的某种象征意义而言，甚至也不应该是／被当成是任何人－－包括姚先生－－的私产，虽然姚先生和前友联董事对《蕉风》的奉献精神是应该被肯定的），我当然也没有以“蕉风编辑”作为永久名衔的需要。我原本的构想是迟则五年吧，就应该帮《蕉风》物色一个更有干劲更理想的执行编辑。7期的《蕉风》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运动，一个温柔敦厚的过渡期。在我后期依然模糊然而却逐日成形的预见中，好戏应该还在后头。既然突如其来的休刊已让一切胎死腹中，对于“如果早知只有7期会怎么做”就算心中有数，我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出来。
问：如果《蕉风》复刊，您认为由哪个单位接管较有保障（即不至于短期内再面对休刊的困扰）？它须具备哪些条件？
梅：我想不出有任何团体可以接管《蕉风》。
许：《蕉风》若能复刊，最好是有独立的基金会，而不是由哪个单位接管，除非有单位接而不管。《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自由的天地，编辑方针不容干涉。但我相信，如有单位要接管，也许有它的目的。如果《蕉风》变成某个单位的工具，那《蕉风》已不再是《蕉风》，不被接管也罢。
林：如果将来“蕉风基金”成功设立的话，我私底下希望，日后接管《蕉风》的最好包括这三方面的人：（一）与《蕉风》多少有点渊源，真心爱护它，不会轻易让它死掉的人；（二）尊重文学，必要时情愿《蕉风》停刊也不要让它以文学刊物之名亵渎文学的人；（三）善于打理“基金”财务，并清楚《蕉风》的非功利性质，既不会让它永远严重亏本以致无法再出版下去，也不会把它出卖给市场的人。－－当然，讲是容易的，而实际上的“蕉风基金”的筹划与落实，以及复刊后的《蕉风》的经营，却还不晓得需要多少努力和智慧。对将来那些出钱或出力的人，我预先向他们致敬。
（续完）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下）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7日（星期五）D5版
/张永修 整理
问：《蕉风》在林春美手上休刊，请问林春美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林：《蕉风》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四十多年的编辑阵容里出现了一些名字不会被遗忘的编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赶得及去那么“与有荣焉”一下而“庆幸”。是去年十二月底吧，休刊的消息传来，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学报》停刊让一些有关联的名字多少都沾了一点阴影，虽然这两件事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但这个前车之鉴实在教我无法不自私的先想想自己。作“末代”总是倒霉的，《蕉风》停了，所有在我这短短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里已做的和迹象显示将做的，根本不会有机会成什么气候，以后的记录大可不存在也不论；倒是这个执行编辑的名字，极可能会变成《蕉风》停刊的印记，让以后的不知情者人赃并获的呈堂：“喏，《蕉风》就是停在这个人手上。”－－其实不必等到以后，已经有相熟的朋友疑心的问：“是不是因为你太贵了，所以《蕉风》想藉休刊换一个执行编辑？”我很感激这个朋友的坦率，也可以因而想像朋友尚且如此想当然尔，更何况其他人。
其实，十年前许友彬领的津贴是五百零吉，十年后我领的津贴也是五百零吉，十年来编辑费零度通胀，我应该说是太 cheap 了才对。甚至在我的任上编辑部都不曾订阅过一份杂志以为参考；我得以参考和选取插图的杂志书籍，都是问朋友借来、或从姚先生和之前几任编辑留下的旧书堆中找的。我唯一比较“花”（如果非得用这个字的话）《蕉风》的钱的，是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好稿压得太久，所以有好几期的页数超出了改版时说好的 80 页。
若照姚先生“从 1955 年创刊开始每期亏 1500 元，到后来二、三千元，到现在每期倒贴大约 6000 元”的说法，我们当然要承认出版经费是提高了，然而，菲林、纸张等印刷材料的价格上涨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再说，改版后封面和内页的纸质改良、页数增加，都是把成本拉高的原因。我想这些开销不应该算到我的账上吧。
至于我采取什么补救方法……我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方法，如果这一回问题不是出在编辑方面？把《蕉风》编得好在我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同时也要确保它卖得好我就有心无力了，我不懂得直销文学。那些以为换个执行编辑就可以刺激刊物销量的人，大概先假设了产品素质和需求量的关系是绝对相应的吧。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蕉风》休刊是因为销路大降／订户骤减的缘故吗？去翻一翻记录，482 改版之前的订户人数在 160 左右，到 488 休刊前，订户已有 300 名，另外在书店、大专院校、中学华文学会的发行量也上升了。销量增加的幅度论巴仙率是大的，但论数量却还是很小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问有什么补救方法，可以让《蕉风》不休刊，我只能回答：如果我有一大笔钱的话。
通俗路线生存之道？
问：您认为读者多寡与刊物的素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可以办文学刊物吗？走通俗路线是否是文学刊物生存之道？您的时期，订户大约多少？ 梅：没钱不可能办好一份杂志，“同仁杂志”只可当作人生经验，不可能当作人生的全部。文学刊物要办得成功，亦要像其他性质的刊物一样，要具有专业性。玩票的、业余的都不能长久。
文学刊物走通俗路线则如俗语说的“两头不到岸”，那非生存之道。
《蕉风》的订户向来都是三、四百。60年代是高峰时期，那时的订户据说上千。
刊物的素质与读者多寡当然有关系，不过文学刊物的读者群向来都不大。据我所知，《中外文学》的刊印量也不过两、三千本，而台湾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华人地区，谙中文的人口等于这里的七、八倍。
许：读者的多寡与刊物的素质的关系奥妙，其中又牵涉到社会的阅读风气，而有阅读风气也不一定偏向文学，目前的趋势，可能偏向资讯和娱乐。照理说，高素质的刊物应有更多读者。但文学刊物不一定如此，文学水准高，曲高和寡，可能读者更少。读者少的刊物又不一定有水准，编得很烂的刊物一样没有人要看。文学刊物的好坏，只要对文学有修养的人都看得出，不能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
走通俗路线无疑的可以提高销量，但不是文学刊物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文学素质的死亡之道。听说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是《故事会》，《故事会》走的正是通俗路线。《故事会》中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改写自文学刊物的小说。把小说“通俗化”，虽然故事还是很精彩，文学素质已经不见了。文学刊物若是靠销量来生存，必须先推动社会的文学风气。社会的文学又得靠文学刊物来推动，这就变成鸡和鸡蛋的故事了。
林：我们不妨借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上离我们较远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或许可以“冷静”一些：在五四前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高印数是 1 万 6 千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高印数是 1 万，这两种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声望是相当大的，但论销量，却还是不敌专门刊载言情、黑幕等通俗文学的《礼拜六》周刊，这份刊物的最高印数达 2 万册。那样的数据还必须就中国的识字人口而言。读者的基本倾向，可以作为一时一地之阅读品味与文化水平的反映来对待；作为编者，我比较相信好的作者或坏的作者的大量／频繁出现，才真正与一个刊物的素质大有关系。通俗文学固然有它本身的意义，而迎合市场口味也许也可以赢得更多读者，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很清醒的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到底《蕉风》要的是什么？
问：《蕉风》在今年一／二月号出版之后休刊，半年多来，文学团体对此反应冷淡。您看法如何？
梅：完全在意料之中。
许：文学团体对《蕉风》休刊的反应冷淡，不足为奇。很多人都知道《蕉风》近几年来只是在挣扎求存，在这个经济风暴的当儿，很多资讯与娱乐杂志都纷纷倒下、《蕉风》为文学刊物，挣扎不下去，正是意料中事。文学团体似乎都很穷，也许因为自身没有财力支援，都不敢出声。我个人倒希望能有热爱文学的人挺身而出，拯救《蕉风》。
林：经济不景加上世纪交替的惶惑不安情绪是不是造成文学界对文学（不仅《蕉风》，但也不包括嘉年华式的文学活动）普遍冷感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越俎代庖去帮姚先生处理他的“家事”（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排除姚先生等人首先要有“发起”、“号召”等行动的必要性。）？又或者，是我自己该重新估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太高估了《蕉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华文坛好的刊物本来就不多，如今再少了一个，当然是悲哀的。
问：如果林春美您事先知道您只能编7期《蕉风》，您会怎样做？
林：我在接手《蕉风》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将来离开的问题，但万万没料到是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以这样尴尬的姿态。我非常清楚《蕉风》不是我的私产（就它对马华文坛的某种象征意义而言，甚至也不应该是／被当成是任何人－－包括姚先生－－的私产，虽然姚先生和前友联董事对《蕉风》的奉献精神是应该被肯定的），我当然也没有以“蕉风编辑”作为永久名衔的需要。我原本的构想是迟则五年吧，就应该帮《蕉风》物色一个更有干劲更理想的执行编辑。7期的《蕉风》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运动，一个温柔敦厚的过渡期。在我后期依然模糊然而却逐日成形的预见中，好戏应该还在后头。既然突如其来的休刊已让一切胎死腹中，对于“如果早知只有7期会怎么做”就算心中有数，我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出来。
问：如果《蕉风》复刊，您认为由哪个单位接管较有保障（即不至于短期内再面对休刊的困扰）？它须具备哪些条件？
梅：我想不出有任何团体可以接管《蕉风》。
许：《蕉风》若能复刊，最好是有独立的基金会，而不是由哪个单位接管，除非有单位接而不管。《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自由的天地，编辑方针不容干涉。但我相信，如有单位要接管，也许有它的目的。如果《蕉风》变成某个单位的工具，那《蕉风》已不再是《蕉风》，不被接管也罢。
林：如果将来“蕉风基金”成功设立的话，我私底下希望，日后接管《蕉风》的最好包括这三方面的人：（一）与《蕉风》多少有点渊源，真心爱护它，不会轻易让它死掉的人；（二）尊重文学，必要时情愿《蕉风》停刊也不要让它以文学刊物之名亵渎文学的人；（三）善于打理“基金”财务，并清楚《蕉风》的非功利性质，既不会让它永远严重亏本以致无法再出版下去，也不会把它出卖给市场的人。－－当然，讲是容易的，而实际上的“蕉风基金”的筹划与落实，以及复刊后的《蕉风》的经营，却还不晓得需要多少努力和智慧。对将来那些出钱或出力的人，我预先向他们致敬。
（续完）
雨打芭蕉风亦寒（上）
雨打芭蕉风亦寒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上）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4日（星期二）D5版
/张永修 整理
创刊于 1955 年 10 月，间中不曾因经济或政治因素停刊过，连续出版了 43 年的《蕉风》，堪称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文学刊物，在今年出版了一、二月号后，却置上了休止符，宣布休刊。《蕉风》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目前在文坛活跃的作家，不少曾经是《蕉风》的作者。然而，《蕉风》休刊，文学界的冷漠态度却近乎麻木，文学团体也不见有任何行动，是不是经济风暴造成大家无暇顾及文学？
这里，我拟了几个问卷，以电邮或传真，访问了三位不同时期的前《蕉风》编辑，请他们谈谈他们在任期间的事情，及各自对文学刊物浮沉于市场的看法，以便让读者更了解文学刊物的运作。三位前《蕉风》编辑是－－
梅淑贞（简称梅）：休刊前《蕉风》顾问之一，80 年代《蕉风》编辑，目前为某公司财务主管。
许友彬（简称许）：休刊前《蕉风》编辑团成员之一，友联公司前职员，目前是红蜻蜓出版社董事、专职作家。
林春美（简称林）：休刊前《蕉风》执行编辑，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
问：请先说说您加入《蕉风》编辑部的渊源和离开的因素。并说说您的任期（年份月份）及在任期间的刊期。这期间是否有人在编务上协助您？您之前之后的编辑有谁？
许：我中学时期的一个愿望就是担任《学生周报》和《蕉风》的编辑。大学毕业后，我去客串编《学报》一年（1980年），当时的主编是张爱伦（张锦忠），另一位编辑是黄协海（黄学海）。我们三人的交情甚好，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张锦忠兼任《蕉风》执行编辑，《蕉风》的编辑室也就是《学报》的编辑室。《蕉风》的编务我们都很关注，只是我帮不上什么忙。
张锦忠离开《蕉风》后，一度又回来，那是1984年吧，当时我也从沙巴回来。张锦忠还想去台湾念研究所，他叫我接编《蕉风》，我不敢答应，觉得自己不够资格。那时，《蕉风》有两位全职编辑，另一位是伍梅彩。
后来，王祖安取代了张锦忠的位置。王祖安之后就是我了。王祖安在1988年离开《蕉风》，编至421期。我接编时，大约是1988年10月份，接手421期，做第一个封面。那年，还有伍梅彩协助我。伍梅彩全职工作，我只是兼职。早上我去学校教书，下午去编《蕉风》，晚上还得去马大图书馆准备硕士论文。
我一直编到 443 期（1991 年 7、8 月号），间中离开了两个月。在编《蕉风》时我觉得很吃力，时间精神不足应付，一面编一面物色更好的人选。后来我找到程可欣。程可欣编了一期，身体不适，又把我叫回去。
离开《蕉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压力，自己赚的钱入不敷出，没办法之下只好放弃编《蕉风》。第 444 期《蕉风》由小黑和林月丝接编。
梅：当白垚仍是蕉风的执行编辑，也即是 70 年代初，我已经常在他的编辑室进进出出。有时帮忙看看稿、作些校对，或一些翻译。这段时间不知是否可以称之为“加入”时期，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张锦忠一人身兼二职主编《蕉风》与《学报》那几年间，差不多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过去打打牙较八卦一番，有时也会看看稿作点翻译，通常那是徇编辑的要求才做的。
过后紫一思接编，由于他另外还有一份繁忙的正业，而我由于地利关系，有时还替他发稿打字。
我真真正正一手两脚（天天往返办事处与《蕉风》编辑部两次）是 1983 年 5 月到 1985 年 4 月，除了一般的编务，还负责计算、购买邮汇与寄出稿费。1985 年中有小孩之后，我不能再像以往般一天疯狂工作 15 个小时。
在我之前的是周清啸，他编了大约半年左右。在我之后是伍梅彩（韵儿），她是全职编辑。因手头上没有当年《蕉风》，刊期已不记得，年月则如前述。
林：我没有编辑杂志的经验，也不曾在马华文坛领过什么大风头，很多人都很好奇《蕉风》怎么突然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来撑大局。我想这应该问许友彬。他曾经说过因为看中我的“家世清白”——因为没什么背景，所以也就相应没什么文坛恩怨。当时姚先生想把编辑部移师吉隆坡，需要在这里物色一个至少不为各派人马所排斥的人执行编务，我的“清白”可能是最初被考量的因素吧——虽然我相信友彬后来肯定知道我真正的好处绝对不在此。至于我自己这一方面，要接受这个任务当然不免先战战兢兢一番（毕竟在中学时代的最初印象里，《蕉风》曾经是如此高不可及）。这是一个使命，而我刚好对马华文学有一点企图心－－能不能在创作方面松动一些所谓的敏感地带和包容更多的异质？能不能在文学批评方面鼓动更大的理性与勇气？能不能在文学借鉴方面推开多几扇视窗？－－我愿意如此挑战自己，和整个马华文学界。只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有一点出师未捷的感觉。
我从 1998 年 1、2 月号改版的 482 期开始编起，到 1999 年 1、2 月号推出 488 期休刊特大号告一段落，前后编了 7 期。这段期间，《蕉风》的打字、发行、稿费处理等工作由友联同事分担（见 488《蕉风》许友彬〈蕉风六记〉和我的编辑室报告），除此之外的从策划、约稿、审稿、组稿、校对、美术设计、图片处理、电脑排版等都由我一手包办。内举不避亲，我必须很坦诚的指出在编务上给我最大协助的是我的先生，他是我还未成型的计划、构思、狂想、游戏等的讨论／辩论对象，是编版细节方面为我指出许多当局者迷的盲点的“异议分子”，也几乎是我每一期《蕉风》的三校稿的义务校对员。
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务，但却对我的编辑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顾问团里的陈瑞献和小曼－－瑞献不时传真过来的支持与鼓励，小曼每一回收到新的《蕉风》之后电话中的兴奋语气，都让我一次又一次士气高昂；多番在专辑稿件供应方面大力配合、绝少迟到的作者如张锦忠、黄锦树、张光达、庄华兴等；（之前）并无交情，但却常常让我感觉他们的真诚与期待的年轻朋友如曹伟、千城、翁弦尉等……再说下去就好像在为《蕉风》“泣谢”了，总之，这些人都让我觉得不应该辜负。我之前的《蕉风》编辑是小黑朵拉。
编辑去留与薪水有关？
问：听说很多《蕉风》编辑是半义务的，或一人兼编《蕉风》和《学报》两份刊物，非友联职员多属拿津贴，如陈瑞献在 1969 年只拿 12 元邮政津贴（没有薪水），张锦忠 1976 年的月薪马币 180 元。您介意公开您当年的薪水或津贴吗？您认为编辑的离去是否与薪水或津贴过少有关？
梅：一如紫一思与周清啸，我编《蕉风》是业余的，当年拿的车马费津贴是马币五百。别的编辑我不能代表他们说话，我本身因有一份待遇颇厚的正业，编辑的薪水或津贴多少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时间不够分配，因而影响刊物的水准与自身的健康。
许：《蕉风》编辑并非都是义务的，在我之前，祖安和梅彩是全职的，不过薪水不高。我编《蕉风》时，梅彩还是全职的。后来梅彩移居美国，留下我一个人时，就没有全职编辑了。别说全职编辑，其实没有任何全职员工，很多拉拉杂杂的工作，都是友联职员义务帮忙的。我当年的津贴是每月五百零吉，两个月出一期《蕉风》。一期《蕉风》的编辑费一千零吉，以《蕉风》的成本来说是蛮高的，对我个人来说却只够车油钱和晚餐钱（我因下午就去《蕉风》编辑室，不能在家吃晚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蕉风》那儿得到更多钱，我只能往别的地方想。编《蕉风》时期，我换了三份工作，却找不到一份待遇好又能兼职编《蕉风》的。我的情形姚先生很清楚，他也尝试帮助我安排一份“优差”，只是不成功而已。如果当年安排成功，我应该会继续编下去。
林：我不是友联的雇员，也不在《蕉风》“谋职”。《蕉风》每个月给我的五百零吉，姚先生最初找我时已声明这是交通津贴。我想大部分《蕉风》编者在意的不是钱吧，如果不是有一点点文学理想的，谁会把精神和时间耗在这小小的数目上？
问：《蕉风》在许友彬手上由“月刊”变成“双月刊”，请问许友彬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您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许：《蕉风》从“月刊”变成“双月刊”，不是因为订户减少。当年的订户约有四百多位，在我编《蕉风》那三年，订户人数波动不大。《蕉风》变成“双月刊”是因为“不能够一直这样亏下去了”。我们尽量削减开销，从三位全职职员（两位编辑和一位发行），到一位只拿津贴的兼职职员。我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我那时的职权只是编务，似乎不能做多少补救的工作。我那时知道，一位时间有限的兼职编辑很难把《蕉风》办好，对自己编的那几期都不满意。我们很想找一位年轻的全职编辑，但他必须能吃苦、有才干又肯拿低薪。这样的人找不到。那时我们编《蕉风》，不止编，还得做校对和剪贴的工作，其实大半时间都花在校对和剪贴。我能做的改变只是“表面功夫”。年纪大的读者说字太小，我就把字改大一号，结果遭年轻读者抗议，说我要办“老人报”。年轻读者要简体，我们就改简体，结果又给老读者骂。
（上，下期续完）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上）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4日（星期二）D5版
/张永修 整理
创刊于 1955 年 10 月，间中不曾因经济或政治因素停刊过，连续出版了 43 年的《蕉风》，堪称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文学刊物，在今年出版了一、二月号后，却置上了休止符，宣布休刊。《蕉风》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目前在文坛活跃的作家，不少曾经是《蕉风》的作者。然而，《蕉风》休刊，文学界的冷漠态度却近乎麻木，文学团体也不见有任何行动，是不是经济风暴造成大家无暇顾及文学？
这里，我拟了几个问卷，以电邮或传真，访问了三位不同时期的前《蕉风》编辑，请他们谈谈他们在任期间的事情，及各自对文学刊物浮沉于市场的看法，以便让读者更了解文学刊物的运作。三位前《蕉风》编辑是－－
梅淑贞（简称梅）：休刊前《蕉风》顾问之一，80 年代《蕉风》编辑，目前为某公司财务主管。
许友彬（简称许）：休刊前《蕉风》编辑团成员之一，友联公司前职员，目前是红蜻蜓出版社董事、专职作家。
林春美（简称林）：休刊前《蕉风》执行编辑，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
问：请先说说您加入《蕉风》编辑部的渊源和离开的因素。并说说您的任期（年份月份）及在任期间的刊期。这期间是否有人在编务上协助您？您之前之后的编辑有谁？
许：我中学时期的一个愿望就是担任《学生周报》和《蕉风》的编辑。大学毕业后，我去客串编《学报》一年（1980年），当时的主编是张爱伦（张锦忠），另一位编辑是黄协海（黄学海）。我们三人的交情甚好，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张锦忠兼任《蕉风》执行编辑，《蕉风》的编辑室也就是《学报》的编辑室。《蕉风》的编务我们都很关注，只是我帮不上什么忙。
张锦忠离开《蕉风》后，一度又回来，那是1984年吧，当时我也从沙巴回来。张锦忠还想去台湾念研究所，他叫我接编《蕉风》，我不敢答应，觉得自己不够资格。那时，《蕉风》有两位全职编辑，另一位是伍梅彩。
后来，王祖安取代了张锦忠的位置。王祖安之后就是我了。王祖安在1988年离开《蕉风》，编至421期。我接编时，大约是1988年10月份，接手421期，做第一个封面。那年，还有伍梅彩协助我。伍梅彩全职工作，我只是兼职。早上我去学校教书，下午去编《蕉风》，晚上还得去马大图书馆准备硕士论文。
我一直编到 443 期（1991 年 7、8 月号），间中离开了两个月。在编《蕉风》时我觉得很吃力，时间精神不足应付，一面编一面物色更好的人选。后来我找到程可欣。程可欣编了一期，身体不适，又把我叫回去。
离开《蕉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压力，自己赚的钱入不敷出，没办法之下只好放弃编《蕉风》。第 444 期《蕉风》由小黑和林月丝接编。
梅：当白垚仍是蕉风的执行编辑，也即是 70 年代初，我已经常在他的编辑室进进出出。有时帮忙看看稿、作些校对，或一些翻译。这段时间不知是否可以称之为“加入”时期，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张锦忠一人身兼二职主编《蕉风》与《学报》那几年间，差不多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过去打打牙较八卦一番，有时也会看看稿作点翻译，通常那是徇编辑的要求才做的。
过后紫一思接编，由于他另外还有一份繁忙的正业，而我由于地利关系，有时还替他发稿打字。
我真真正正一手两脚（天天往返办事处与《蕉风》编辑部两次）是 1983 年 5 月到 1985 年 4 月，除了一般的编务，还负责计算、购买邮汇与寄出稿费。1985 年中有小孩之后，我不能再像以往般一天疯狂工作 15 个小时。
在我之前的是周清啸，他编了大约半年左右。在我之后是伍梅彩（韵儿），她是全职编辑。因手头上没有当年《蕉风》，刊期已不记得，年月则如前述。
林：我没有编辑杂志的经验，也不曾在马华文坛领过什么大风头，很多人都很好奇《蕉风》怎么突然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来撑大局。我想这应该问许友彬。他曾经说过因为看中我的“家世清白”——因为没什么背景，所以也就相应没什么文坛恩怨。当时姚先生想把编辑部移师吉隆坡，需要在这里物色一个至少不为各派人马所排斥的人执行编务，我的“清白”可能是最初被考量的因素吧——虽然我相信友彬后来肯定知道我真正的好处绝对不在此。至于我自己这一方面，要接受这个任务当然不免先战战兢兢一番（毕竟在中学时代的最初印象里，《蕉风》曾经是如此高不可及）。这是一个使命，而我刚好对马华文学有一点企图心－－能不能在创作方面松动一些所谓的敏感地带和包容更多的异质？能不能在文学批评方面鼓动更大的理性与勇气？能不能在文学借鉴方面推开多几扇视窗？－－我愿意如此挑战自己，和整个马华文学界。只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有一点出师未捷的感觉。
我从 1998 年 1、2 月号改版的 482 期开始编起，到 1999 年 1、2 月号推出 488 期休刊特大号告一段落，前后编了 7 期。这段期间，《蕉风》的打字、发行、稿费处理等工作由友联同事分担（见 488《蕉风》许友彬〈蕉风六记〉和我的编辑室报告），除此之外的从策划、约稿、审稿、组稿、校对、美术设计、图片处理、电脑排版等都由我一手包办。内举不避亲，我必须很坦诚的指出在编务上给我最大协助的是我的先生，他是我还未成型的计划、构思、狂想、游戏等的讨论／辩论对象，是编版细节方面为我指出许多当局者迷的盲点的“异议分子”，也几乎是我每一期《蕉风》的三校稿的义务校对员。
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务，但却对我的编辑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顾问团里的陈瑞献和小曼－－瑞献不时传真过来的支持与鼓励，小曼每一回收到新的《蕉风》之后电话中的兴奋语气，都让我一次又一次士气高昂；多番在专辑稿件供应方面大力配合、绝少迟到的作者如张锦忠、黄锦树、张光达、庄华兴等；（之前）并无交情，但却常常让我感觉他们的真诚与期待的年轻朋友如曹伟、千城、翁弦尉等……再说下去就好像在为《蕉风》“泣谢”了，总之，这些人都让我觉得不应该辜负。我之前的《蕉风》编辑是小黑朵拉。
编辑去留与薪水有关？
问：听说很多《蕉风》编辑是半义务的，或一人兼编《蕉风》和《学报》两份刊物，非友联职员多属拿津贴，如陈瑞献在 1969 年只拿 12 元邮政津贴（没有薪水），张锦忠 1976 年的月薪马币 180 元。您介意公开您当年的薪水或津贴吗？您认为编辑的离去是否与薪水或津贴过少有关？
梅：一如紫一思与周清啸，我编《蕉风》是业余的，当年拿的车马费津贴是马币五百。别的编辑我不能代表他们说话，我本身因有一份待遇颇厚的正业，编辑的薪水或津贴多少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时间不够分配，因而影响刊物的水准与自身的健康。
许：《蕉风》编辑并非都是义务的，在我之前，祖安和梅彩是全职的，不过薪水不高。我编《蕉风》时，梅彩还是全职的。后来梅彩移居美国，留下我一个人时，就没有全职编辑了。别说全职编辑，其实没有任何全职员工，很多拉拉杂杂的工作，都是友联职员义务帮忙的。我当年的津贴是每月五百零吉，两个月出一期《蕉风》。一期《蕉风》的编辑费一千零吉，以《蕉风》的成本来说是蛮高的，对我个人来说却只够车油钱和晚餐钱（我因下午就去《蕉风》编辑室，不能在家吃晚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蕉风》那儿得到更多钱，我只能往别的地方想。编《蕉风》时期，我换了三份工作，却找不到一份待遇好又能兼职编《蕉风》的。我的情形姚先生很清楚，他也尝试帮助我安排一份“优差”，只是不成功而已。如果当年安排成功，我应该会继续编下去。
林：我不是友联的雇员，也不在《蕉风》“谋职”。《蕉风》每个月给我的五百零吉，姚先生最初找我时已声明这是交通津贴。我想大部分《蕉风》编者在意的不是钱吧，如果不是有一点点文学理想的，谁会把精神和时间耗在这小小的数目上？
问：《蕉风》在许友彬手上由“月刊”变成“双月刊”，请问许友彬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您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许：《蕉风》从“月刊”变成“双月刊”，不是因为订户减少。当年的订户约有四百多位，在我编《蕉风》那三年，订户人数波动不大。《蕉风》变成“双月刊”是因为“不能够一直这样亏下去了”。我们尽量削减开销，从三位全职职员（两位编辑和一位发行），到一位只拿津贴的兼职职员。我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我那时的职权只是编务，似乎不能做多少补救的工作。我那时知道，一位时间有限的兼职编辑很难把《蕉风》办好，对自己编的那几期都不满意。我们很想找一位年轻的全职编辑，但他必须能吃苦、有才干又肯拿低薪。这样的人找不到。那时我们编《蕉风》，不止编，还得做校对和剪贴的工作，其实大半时间都花在校对和剪贴。我能做的改变只是“表面功夫”。年纪大的读者说字太小，我就把字改大一号，结果遭年轻读者抗议，说我要办“老人报”。年轻读者要简体，我们就改简体，结果又给老读者骂。
（上，下期续完）
2026年5月7日星期四
张永修校园空间同志小说所透视的社会关怀
张永修
简介：张永修，196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另有笔名艺青、柯云。 编着有《失传》（散文集，1987）、《给现代写诗》（诗集，1994）、《成长中的6字辈》（1986）、《辣味马华文学》（2002）、《我的文学路》（2005）、《寻虎》（2023）等。先后担任星洲日报《星云》版主编，南洋商报《商余》、《南洋文艺》版主编、文学杂志《季风带》主编。 曾先后获得八届（即1995，1996，1997，1998，2000，2002，2009，2012年度）马来西亚编辑人协会黄纪达新闻奖之副刊编辑奖。
张永修校园空间同志小说所透视的社会关怀
丘庆雄 刘致亨
一、前言
在现实生活中，同志群体常常需要面对广大社会和常人的眼光，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份不轻的社会压力却无力反驳。“同志”是中文语境中对同性恋者的代称之一，广义上也可以指代LGBT（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同志”一词的这一用法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香港兴起，并 逐渐流传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等华语地区。 时至今日，“同志”是这些地区的性少数人士用于自称和互相指代的主流称谓之一即使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具有包容性的国家，但这群人也在默默地承受着这无形的压力来面对他们的情感寄托。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就给予了写作人为他们代言的空间。
马华同志小说，在马来西亚慢慢崛起，掀起了一波同志文学热。对于同志文学的研究以及作品，在马来西亚依然是少之又少。倘若想要更深入研究同志文学，必须旁及周边的资讯:新闻、广告、社会事件等。 张永修的生活履历以及工作经验，让他在书写同志小说上，更能够展现马来西亚同志群体的处境。他擅长使用文字记载着同志生活中的点滴，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他们心里的需要，借着小说呈现出来。
二、张永修的创作策略
张永修在副刊《南洋文艺》里头担任23年的主编，也是其负责策划文艺副刊以多种不同的专题使不同背景的作家和学者有一个平台，从而影响马华文学史的发展 。这当中少不了张永修之前从事报界业12年的经验，在熟悉与许多不同的作家打交道及广泛的社会经验，让他有机会运用其资源来进行不同层度的策划。张永修曾担任不同报章、杂志、多部文学合集的主编，如：星洲日报《星云》版、南洋商报《商余》、《南洋文艺》版、文学杂志《季风带》等，并获得马来西亚编辑人协会黄纪达新闻奖共八届的副刊编辑奖及著有《慕兰与苏喜》、《校长的干儿子》等短篇小说及被刊登的各类型的文学作品。
身为副刊主编的张永修在其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作品，他有使用不同的笔名如柯云，艺青、张行和应海深来进行创作。当中就有一些较为敏感的作品，对于此类作品，他以笔名“柯云” 进行创作。当中就有一些被学者开始引用，他在2007年所创作的同志小说《校长的干儿子》被引用在不用的研究里头，如：2019年李晓宜《马华小说中的自杀书写研究》及2021年许慧茹的《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学士毕业毕业论文、在2019年被收录于有人出版社的《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有此可见，他的同志小说是被学术认可的。在搜索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张永修的小说出现在台湾网络文学平台“镜文学” ,如：《慕兰与苏喜》、《校长的干儿子》及《寻虎》。而《慕兰与苏喜》和《校长的干儿子》则同归类于同志（LGBT）类型里头。张永修书写有关同志的内容被载录于台湾网络平台，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代表着其作品是受到肯定的。但是，张永修本身是异性恋者，有着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书写同志作品应该不是想替同志群体发声，可能是想让读者反思社会如此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正常的社会操作。
《慕兰与苏喜》最早的其中一篇《十四楼公寓》是在2007年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小说中的两篇《易装晚会》和《恐慌》却在2019年刊登于《星洲日报。春秋文艺》。最后，其完整的短篇小说才在2019年于“镜文学”里全部呈现出来，篇幅共11章。张永修以故事中不同的角色来探究同志的情感，并环绕着慕兰及其身边的人物（苏喜、大汉山、梓仙）来带出整个故事。故事暗喻着慕兰从小就有双性人特征，在他的学生时代就害怕面对其他人，也害怕与人有较亲密的接触，根据故事的编排则逐渐的把他的情感摊开给读者了解。而苏喜则是一位有跨性别 倾向的马来人，曾在校园里头被学长们侵犯，也常装扮女装出现在众人眼前，社会对他的枷锁就在故事的一幕幕中揭开出来。大汉山和梓仙则是围绕慕兰的男人，一位是从小就陪伴慕兰长大、相知相惜的陪伴中滋生情愫但却跨不过社会的范畴；另一位是医生，也是慕兰的救命恩人，他就是慕兰的情人，但最后却为了逃避警察追捕他们的过程中，被警察枪伤，生死未卜。
另一部作品《校长的干儿子》曾在2007年完整地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篇幅共7章，任游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从小就丧父的小学生。读者将以他的视角看整个故事的展开，也将会看到任游对每样事物的感受不管是对校长的爱戴、对同辈间的优越感、对白华的嫉妒、对情欲的探索感、对情愫的懵懂，甚至是最后校长的自杀，都充满着任游对世间情感的牵绊。
两部小说里头处处藏着作者对同志情感的关怀及对同志群体的用心。两部小说都隐藏着校园元素的情欲和霸凌，同志面对的观念枷锁及冲击着社会框架的身份认同。作者是乎寄以厚望地向让读者知道校园里发生的性骚扰、性侵犯、霸凌等事情和社会对同志的现有观念及措施，而希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
三、校园里的同志情愫
在张永修的作品《慕兰与苏喜》和《校长的干儿子》中提出对同志情感关怀,可能是他执意写同志课题的关怀点之一。这两部小说都有着校园的元素。是乎张永修想要透过这两部小说引起读者对校园的关注，尤其是这两部作品都是讲述着同志相关的内容。校园是每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都会经历地一段成长过程。在过程中，他们可以看到世界的阴暗面、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及与他人相处的感觉。这个过程是年轻人不可避免地。校园里所发生的事物就是成长的养分，不管好坏，身为学生的他们也只能够吸收或寻找依靠。
（一）“缺席父亲” 的替代
在《慕兰与苏喜》中，父亲这个角色从小就不在慕兰的视野里。“父亲”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成年男性的形象。可能慕兰的内心深处中，期望着有人可以照顾他、保护他不管是在什么地点。就在故事当中，慕兰与一位可信赖的老师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睡着，就体现出慕兰希望的安全感就是这么简单。但事与愿违，老师的操作顿时让他失去对所有的安全感。
萧老师坐下沙发，搂着他的头轻声说。慕兰靠在老师胸口，多想那男人是他父亲就好。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他父亲在他出世前就离世了。萧老师拍拍他他就睡了过去。”
他震惊而醒，看到萧老师裸着上身，裹着一条大格子纱笼，双手就扯着自己的裤子。
老师你做什么？
萧老师怔了一下，哦，我给你换衣服睡觉。这是你的纱笼。
慕兰扯回他的裤子，马上跳下床，夺门而出。
有违规范的老师却让他失去一个可以弥补自小就缺乏父爱的对象，一个可以保护他的对象。这时候的慕兰是极其缺乏安全感，他是很敏感的，尤其是他有双性人的特征。当有一位富有安全感的男性出现，就可以弥补他想要被保护的情感。
“你会保护我吗？如果我遇到危险？
会。当然会。他说得那么笃定”
当大汉山很笃定的回应慕兰，慕兰那一瞬间就被满足了。大汉山满足到慕兰源自于“缺席父亲”所带来的缺乏安全感。
在《校长的干儿子》中，游任是一位很想成为校长的干儿子的一位小学生。因为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他心中渴望一位成熟的男性可以成为他的靠山，而有学识背景、受人尊重的校长就是他把情感寄托的地方，从而幻想他和校长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就在小说情节中透露出来。
游任对着镜子用左手梳头。刚改变，还真不习惯。不过不要紧，他自信很快他就能胜任。其实，我上半部的脸，很像校长嘛。校长脸长一些，有点像电影明星谢贤。我还小，还是孩子脸，长大了，我的样子就会像校长。其实，校长有点像死去的老爸，不过老爸胖一些。
任游一直幻想成为校长的干儿子，甚至把自己的样貌和校长做对比，期望从中得到相应的画面。尤其是当他看到校长对白华好，心中莫名的也想要得到校长对白华那般地对待他。因此，他对白华是抱有很强烈地敌意的，所以他处处与白华作对。当然，有嫉妒心的他也是很羡慕白华的。因为白华拥有校长的照顾及常常得到校长买东西，这让没有父爱的任游心生羡慕。这样的情感纠结在小说里头非常清晰地被刻画出来。
游任心里羡慕。校长什么时候也买一件给我？
从这两部小说不难看出，作者透过校园中的故事情节让我们关注到两位主角都有着“缺席父亲”的元素。读者其实也不难在故事的铺陈中看出人物的心理需求与性向选择。是否选择成为同志一员，不只是感官的选择，更多可能的是心理上的需求。也就是为什么两位主角都带出渴望有位可以保护、照顾他们的人物出现的讯息。作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一直把场景设定于校园的元素当中。在这样的情境下又承托出同志对“父亲”这个角色的期望。另一边，作者也是乎在告诉着读者，校园能够满足缺乏父爱的青少年，也可能使到他们会倾向于同志的方向成长。
（二）校园里的同袍情结
在《慕兰与苏喜》中，慕兰与大汉山从小学时期就认识直到踏入社会工作。出来到社会工作时，他们俩都是一起生活，彼此照顾。他俩的情感让人感到珍贵，但这珍贵的感情就变成再无异性可以介入他们的情感世界的关系了。慕兰本身的特殊性及缺乏父爱的情况下，往往会很依赖男性的呵护。在小说情节中就有叙述到慕兰对大汉山的特殊情感，也无形中透露出一些同志情感。
每个星期六他们到镇上学柔道，大汉山骑着脚车，慕兰在后座搂着前座粗壮的腰，没有人的路上，慕兰会把整个身体贴在发热蠕动，流着咸咸辣辣的汗味的同伴身上。
这个特殊情感，让慕兰把感情寄托在大汉山身上而愿以沉溺其中。但慕兰心中也是知道，这样的情感不知道还有多久。但大汉山却还是无悔地一直在付出。从小说当中的一句对白就能看出大汉山对慕兰的情感是有别于一般的朋友的感情。
脚车走顺时，慕兰才能喘口气接着说：“你不能一直宠我的”
虽然这句话不是大汉山所说的，但大汉山在一旁默默地承认着。他是很疼慕兰的。有别于一般的朋友情感，就像同袍式的感情，互相帮助、互相互持、一起生活，也暗示着他们有着同志情感。有些时候也比一般地兄弟情还要好。就像大汉山对慕兰所说的对白。
慕兰，我们从小学就互相认识，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一开始我就喜欢你，喜欢看你的脸，喜欢听你说话，喜欢看你的表情，喜欢看你的动作。我们很投缘，朝夕相处、就像兄弟，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我很想一直在你身边当你的兄长。
大汉山认为他们的感情像兄弟，他一直以来和慕兰都很投缘，甚至喜欢看他的存在，陪伴慕兰。大汉山怀着这样的感情一直陪伴着慕兰从小学到出来社会工作，他们俩都是形影不离地。大汉山也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同学和朋友，像很要好的弟弟。一位让人心疼的弟弟。从小说的对白中，可以看出大汉山对木兰的感情是很浓、很重的。
我们小学同校，中学大学的也同校。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同系，不同宿舍，但还好每天都能见面。第二年离开宿舍，我们就在外头租房住在一起。后来毕业工作了，我们搬到了几次家，都一直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和你的交情，哪里只是同学和朋友？我一直当你是我弟弟，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
慕兰听了大汉山的话后，心痛了起来，甚至是感觉到生病。因为他始终没有想过大汉山会离开他，慕兰依恋着大汉山对他的感情。
慕兰把身子摊在椅子上，像生了一场大病。
缺乏父爱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往往比较敏感。但当放下心房的时候，这一类人往往就会和比其它的孩子更想要其他人的关爱。就像慕兰一样，虽然大汉山对于他来说不是情侣的关系，但他沉溺于大汉山的疼爱。甚至在慕兰的想法中，大汉山是永远属于他的。因此，当大汉山说要离开他时，慕兰接受不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慕兰自己的欲望而形成的。
在《校长的干儿子》中，任游和王梓仙是从小玩到大的同伴，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到不远处的瀑布一起游泳。
第三个学校假期开始了，在城里学校宿舍住宿的王梓仙一回来，就约游任到山里瀑布王。以前梓仙还留在乡下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会约游任去瀑布游泳。
任游和梓仙都和校长有关系，一个想要成为校长的干儿子，另一个就是校长之前领养的干儿子。这个时候的校长是乎只是专注白华，也就是刚刚领养的白华。这样的情形透露出他们都缺乏校长的关爱。两个同病相连的伙伴就是有同甘共苦地情感联系，因为他们都在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当他们怀着这样的情感就会互相寻求依靠，渐渐地心会互相靠拢，身也同样的互相靠拢，最后到身心互相靠拢着。
眼前这个黝黑的小男孩，在阳光照耀下，轮廓俊美，有点像谢贤，这是梓仙以前没有注意到。他低下头，朝游任的嘴吻了一下，游任慌乱挣扎，却被梓仙一把抱紧，游任感觉梓仙身体发烫。他自懂事，还没有被人抱过。如今在梓仙怀里，游任有一种很说不出的感觉。
任游和梓仙有一起经历同样的事情，就会有同袍式的感情。同袍式的感情就是会让人心心相惜，而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会互相靠拢。当梓仙抱着任游时，任游产生异样的感觉就表示说任游对梓仙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不完全只是梓仙的一厢情愿。
作者在两部小说把校园的元素让读者看到校园是一个可以培养感情的地方，如果有些感情超越性别的框架，就会是在小说里头所看到的同袍情结可以形成同志情感。原本的青少年相知相惜，跨越性别的认识就会形成同志情感。这不是社会或制度可以控制的，但却是青少年们的情不自禁。
总归言之，读者可以从张永修的两部作品中看出，“缺乏父亲”使慕兰和任游期望有人可以对他好一点、保护他、照顾他。这就是很纯粹对“父亲”这个角色的眷恋。校园里的同袍之情，无形中满足了慕兰与任游对“父亲”角色的眷恋。从而把对“父亲”的情感寄予同袍身上，他们之间的情感就在这个时候有所不同了。
四、同志群体与社会禁忌角力
张永修在《幕兰与苏喜》和《校长的干儿子》中刻画同志与弱势团体的情感片段，所描绘的是马来西亚同志在当地生活的点滴，十分本土化。同时他在小说中也揭露了本地同志与弱势团体所遇到的窘境。在描述同志的情感互动中，手法十分细腻，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小说中的人物所面临的挑战和种种的无奈。如同其他作者，他的同志小说依然离不开负面情绪，这主要是为了对应社会环境的隐约所塑造而成，同时也能够通过作品，引起读者的慈悲心，让读者关注同志群与弱势团体所面对的难题。
（一）国情与律法
在国情较为保守的马来西亚中，同志与弱势团体是常受到打压的人群，所以他们往往较内向，就算遭遇不公也不敢抵抗。内向的同志被社会传统观念所束缚，在没有管道抒发的情况下，甚至走上绝路。
在《幕兰与苏喜》中，深深地刻画了马来西亚跨性别团体遭受歧视的现象，再加上邻国常用“阿瓜” 来形容变性人，这劣质文化也影响了大部分的本地人，导致较女性化的男生群体常受到歧视，甚至被语言霸凌。此外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允许男女变性易装， 这让一些内心性别认同差异人士无法在众人的目光中展现自己的真性情，虽然不涉及色情活动，但变装的活动却只能偷偷地进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在选择勇敢展现自我和法律的束缚之间徘徊。
小说中苏喜参加由睦邻计划所举办的易装晚会，当苏喜闪亮登场，观众情绪高昂之时，宗教局却派遣官员来捕捉易装的苏喜，当时的民众十分慌乱，活动被彻底瓦解了，苏喜也狼狈逃走。
我是女王Cleopatra——观众心里低吼女王的颁布谕旨，四处一阵骚动，一组绿衣宗教人士靠近舞台高喊把他捉下来！苏喜大惊，丢了权杖，赶紧跳下舞台，往观众堆窜逃，观众同时也一哄而散，场面混乱。
张永修在描写这一片段中，把观众观赏易装表演，民众情绪高昂的表情刻绘得十分细腻，让读者心情起伏后来个急转弯，让剧情极速逆转，述说着同志或弱势团体在外表打扮上的自由被宗教局所扼杀。这些弱势群体受到宗教的束缚，无法展现真自我，没有一处能够真正展现另外一面的自己，另一个心之所向的自己，只能将自己的性别认同藏在心里。敢于展现自己的一群人，却有可能会被当局逮捕，他们的权利如此不堪。
苏喜一路跑一路取掉头上饰物，不过衣服难处理，他无法裸露身体。正在困扰，他被两人截住，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把他压在草丛间。别慌，那人说。正是那天在购物中心跟他买口红的男人。另一人除下外套，给苏喜披上，给他戴上鸭舌帽，再从背包里拿出披巾围在下腰。幕兰说：跟着我们走。
张永修在此片段的尾端，描写大汉山和幕兰救下苏喜的画面，隐喻地表达了弱势团体在遭遇危险和困境时，能够顺利地在其他人士的援助下度过障碍，也期许现代人士可以以开明的态度去理解他们，协助他们，认可他们。这也寓意着同志们争取自我展现的道路上遇到坎坷，甚至面临危险之时，大众可以用同理心去感受他们的无奈与恐惧。
然而在《校长与干儿子》中，张永修塑造校长的人物形象，年轻、有魅力而受人尊敬。最终校长在自己心爱的干儿子死后，同时因自己同志的身份，无法满足社会的规范而感到失意，最后以汽水配药服下而身亡。社会的束缚让校长走上了绝路。
校长年轻有为，掌校有方，5年之后，校舍逐步翻新，新校舍半砖半木板，红屋瓦代替亚答叶，一片新气象，深获董事家长赞扬。 此外，校长出名严厉……
小说的第二章就介绍了校长的外形，优越的表现以及受人尊敬的原因。此举是为了凸显校长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对自己以及学生严厉，办事谨慎小心，打造完美人设，为他过后形成的压力与自杀作为铺垫。
因为校长德高望重，加上社会舆论与压力，而他没有抒发的管道，进而走上了绝路。作者在设立校长的人设，将他放在道德的最高点，却制造人物行为偏离正轨，道德观的崩塌，加上心理压力所带来的忧郁感，层层叠加，导致悲剧发生。同时张永修在这小说揭示了同性恋者因长期受到社会的束缚而严重压抑的心理，从而引发人们对此课题的重新思考。
（二）传统观念与社会禁忌
有意思的是，张永修在他的两部小说中皆展现了传统观念中男人思想的特写，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爱面子”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在《幕兰与苏喜》中，张永修叙述了传统社会普遍上不能接受现代化思想、性别认同、情感上的自由等思想，他们不惜抛弃亲情，扼杀自己内心的感情，违心而为之。当苏喜参加易装晚会而被宗教司追捕的事件传开，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父亲十分生气，甚至将回家为父亲祝寿的苏喜打落阶梯。后来苏喜因为中风进医院，他的家人也没到过医院探望过他。这是一个传统家庭经常发生的悲剧，因为性别认同没办法受到肯定，他们被家人排挤甚至被遗弃，是作者要点出的悲剧场景之一。虽说同志或弱势团体的生理性别与他们的性别认同不一致，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贞洁，不忠于自己的行为，而身为家人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
苏喜与国荣在一次的意外袭击而认识彼此。苏喜无怨无悔地照顾国荣，让两人产生情愫，甚至有进一步的互动。但国荣跨越不了传统观念的枷锁，亲手扼杀了他与苏喜之间的情感，让两人在情感上出现了有缘无份的结局。
“我要一个可以生孩子的女人，国荣一再强调。
不要难过，国荣搂着苏喜，用他粗大的手指背拭着泪。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苏喜的泪更汹涌了。国荣把嘴凑了过去，把泪舔干。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过......
他张开眼睛，苏喜的泪痕割破了她美丽的脸。你是女人该多好......”
张永修在刻画这段感情，不断地强调男主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女人生孩子”的观念。这为了反映人们普遍上的认知，觉得两人的情感建立在一对男女，共同组建家庭、开枝散叶、繁衍下一代的传统思想。可是大部分的人却忽略了同志的存在，同志或同志被某部分的人摈弃，甚至隐藏起来。这一个片段启发人们在面对自己的感情抉择时进入深度思考，别因为传统的束缚，让自己痛失了良缘，违心而带来无限的痛苦与悔恨。
在《校长的干儿子》中，张永修深刻地刻画了华人传统社会中，只要成年人到了适婚年龄，都要遵循男婚女嫁的观念。有些年长的人士甚至会过度关心他人的感情生活，造成干扰，强硬促进本都不应存在的感情 。
校长长得高大英俊，到了适婚年龄还是单身，学校董事们给他做媒，相亲了好几回，都没有下文。过后，董事们也累了，不再提相亲之事，看来校长要当一辈子的光棍了，开始认干儿子。
游任推开虚掩的门，把早餐摆好，回头看到校长的床上躺著白华。白华还在睡著，也是上身赤裸，下身围著纱笼。
文章中透露了校董们为校长的个人情感生活所担忧，为他安排相亲，而校长却不好意思拒绝，依然出席了相亲，但一律都没有结果。这隐约地透露不倾向于正常男女之情的校长，有苦难言，不敢将自己同志身份公诸于世的同时也不好意思拒绝校董们的热心安排。
同时他亦收过两个学生作干儿子，并与干儿子有着暧昧的关系。校长与学生的暧昧关系表现如赤裸着胸膛睡在一起等等，说明了校长不仅有同性恋倾向，也许更有着娈童的倾向。他的性取向不符合大众所期待的，为他日后因心理压力而自杀埋下了伏笔。
（三）霸凌与歧视
同志与弱势团体在社会上受到霸凌、暴力甚至被性侵的事迹，那是因为同志或弱势团体被视为较柔弱的一群，难以反抗强势，所以他们常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此外同志为了争宠而相互霸凌的事件也出现在张永修所描写的小说内。
张永修在《幕兰与苏喜》将书写范围锁定在校园内，除了反映同志被暴力对待的事件之外，也揭示校园霸凌层出不穷，而这些被视为“弱者”的群体，在校园生活中往往成为牺牲品。
在《幕兰与苏喜》中，幕兰进入了大学，在迎新周的某个晚上被迎新队的三个学长带到自己的房间。 其中一个是首领，也就是小说中的“头头”，正准备对幕兰进行一系列的侮辱。
“你长得非常俊俏，是男的还是女的”头头问。
“我是男的。”以往被人问起，幕兰总是开玩笑说自己是女人。不过今天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哦，我看是女的吧！你不是叫木兰吗？花木兰、幕兰，女人名嘛！”
“不，我是男的。”
三个学长先以外貌歧视，认为幕兰看起来像是柔弱的男子，名字与古代的木兰同音，再明知故问地问他是男是女，以言语来侮辱他，想办法瓦解他的自信。尽管幕兰不断地重复说明自己是男的，对方依然不放弃，继续批评他的外表，践踏他的自尊，以此取乐，这是典型的校园霸凌，也是同志遭受语言霸凌的细腻描写。
“你明明是女人，为什么剪男人头，穿男装？”
“我怎么看，你都不像男人。脱掉衣服，证明给我看。”
“请你放尊重一点，主席。”
“主席叫你脱，你就脱”半夜叫门的狐假虎威假，大声呼喝。
三个学长认为幕兰没有反抗能力，霸凌程度升级，大声呼喝，要幕兰脱掉衣服让他们检查。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霸凌，更是肢体上的性骚扰。校园霸凌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看起来柔弱，无法抵抗的群体。张永修在描写这段落中，除了揭示校园中所发生的语言霸凌，外表歧视之外，甚至将霸凌程度提升至性骚扰，这样的描写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读了咬牙切齿，痛恨施暴者的所作所为。再用此案件来呼吁民众，关注校园霸凌事件，杜绝社会上各种类的性骚扰。
所幸幕兰是柔道黑带，迅速地进行反击，加上姐姐是警官，吓退了这群恶劣的霸凌者，让读者深感痛快，这或许是作者在沉郁的片段中，加入些许的黑色幽默，让作品更有趣一些。但这其中也给弱势群体们带来启示，呼吁他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甚至学习一些自卫的技能，这样不但可以保护自己，也能够避免陷入被霸凌的危机之中。
幕兰成功靠自己的自卫能力避开了被性侵的危机，但性格和外表柔弱的苏喜却难免其难。幕兰将事件告诉苏喜时，苏喜才坦诚自己被迎新队的人轮奸了。这是校园霸凌带来的巨大悲剧，而苏喜在当下却不敢向上报告，也不敢向别人透露。苏喜的遭遇，提醒着我们，要杜绝校园霸凌，受害者要勇于说出口，别让这些恶霸有机可乘，继续危害下一个受害者，破坏了校园和谐，破坏了其他人的身心灵。
然而在《校长与干儿子》中，游任因为妒忌白花成为校长的干儿子，与校长同睡一张床。在白华翻身不刻意露出生殖器时，游任竟然扇白花巴掌，以这种方式来泄愤，为了自己的妒忌心而进行肢体霸凌。
游任推开虚掩的门，把早餐摆好，回头看到校长的床上躺著白华。白华还在睡著，也是上身裸，下身围著纱笼。贱人！人家打赤膊你打赤膊，人家围纱笼你團纱笼，不要脸！他走过去想把白华的纱笼剥下来。
游任坐上校长的床，是的，是校长的床，他俯下身子在白华耳边轻轻的说该起床了。白华像懒猫那样发出赖床的声音，眼也不张的扭动身子。就在转身的时刻，纱笼扣的节松了开来，一条拔长嫩白的蕉蕉露出了饱满的光彩。不要脸！游任一巴掌就往白华的脸上煽了过去。
游任心想，我不只要打你，我还要把你打倒。
张永修通过小说片段，揭示了霸凌事件不只发生在大众团体与同志之间，同志之间也会相互霸凌，为了争宠而大打出手。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同志群体所面对的问题之一。同志群体因为情感的困惑，无法用言语表达不满而动用暴力制服对方，伤害对方，达到发泄的用途。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会为另一个人带来伤害。
（四）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两难
张永修关怀性少数的成员，在小说中穿插了马来西亚在性别认同上的标准，说明第三性别人士在性别认同上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同的片段，揭示他们被社会忽略，身份无法被认可，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与代价。此外性少数因为缺乏关怀而走上了绝路，那也是张永修要描述的重点之一。
他在《幕兰与苏喜》中写道：
“苏喜一直向往女儿身，以装粉女人为乐，出来社会工作后开始吃药，让身体局部变成女人。他储蓄了一笔钱，准备进行变性手术，变成真正的女人。一名他认识的医学院跨性别朋友阿丽莎向法院提出申请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却被法官否决，因为他“没有子宫”，因此“不能成为女人”。这宣判不止阿丽莎感到绝望，也同时让所有跨性别者感到绝望。阿丽莎一个月后郁郁而终。
小说中，阐述苏喜为了变性，努力攒钱以便可以进行变性手术，让自己成为一位女性。但在他听闻跨性别好友阿丽莎进行变性手术后，身份依旧无法被认同，最终放弃了变性手术。阿丽莎也因为无法在法律上成为一名真正的女人而郁郁而终。在作者的笔下，阿莎莉的结局是悲哀的，尽管她付出了精力，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进行变性手术，加上自我的性别认同，依然无法成为名义上的女人。这是跨性别人士的无奈，也是社会阶层就性别认同上要探讨的问题。
苏喜因此犹豫是否要继续进行变性手术，最后关头却没有成事。他后来决定隐瞒，仍然继续以女身明志，竟未了的心愿，不料造化弄人。其实造化一直在做弄著他，把女人心硬生生的放进男人驱体里，而这个国家又不体恤性少数人的处境。”
张永修在末端，以苏喜和阿莎丽的遭遇直截了当地阐明国家政策不体恤少数群体的处境，就算跨性别人士花了金钱也无法改变自己生理因为缺少了女性的器官，所以被认定为男性，而心理认知却是女性的事实。这不但灭掉了他们为了改变性别所付出的努力，打破了他们心中的希望，更让他们找不到个人存在的价值。
毕竟人的性别不止是男女。即使有明显的性征，人的心理可能又是另一种性别、性倾向也不尽相同。这次苏喜回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把他打回原形，还让他的秘密赤裸裸的曝露在朋友面前，真是情何以堪？
张永修之后更表达了对于性别认同的观点，毕竟一个人的生理性别认同，以及心理性别认同是有差距的，这是值得大家去探讨与反省的课题。对于身份认同作者的理性认知，呼吁群众关注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在身份认同的道路上永不放弃。末段加上苏喜悲惨的遭遇，让读者感受性少数在马来西亚的无助，更把他们心底最赤裸裸的弱点展露在读者眼前，勾起读者的同理之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怀他们的需求。
在《校长与干儿子》中，张永修将校长自杀之前的情况，借由游任的视角描绘出来。倘若此时有人关怀校长，开解他心中的苦闷，或许校长就不会走上绝路。
游任将圆形的坠子打开，校长淡淡的笑，眉宇带一点的忧愁。那是白华死后才出现的黑云。
校长与干儿子到瀑布游玩，干儿子失足跌倒身亡。从那次之后，校长的眉宇之间透露了淡淡的忧伤。校长自杀身亡前，将白金项链送给游任，让游任看见项链就想到他，此举似乎将信物交给游任，向他道别后，进行自杀。
张永修以悲剧收场，主要是呼吁人们给予性少数关怀，体谅他们因为处在劣势，没有抒发的管道，在发现此类团体遇到问题时，帮助他们，开解他们，或许就能救下一条宝贵的性命。此举无疑是唤醒人们的同理之心，同时警惕人们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五、 结论
在异性恋父权制主导的社会里，同志无疑属于边缘弱势群体。他们不在法律明确的制约之内，也没有同志群体可以遵循的道德标准，但他们的生活又随时被传统的伦理秩序所掣肘。同志群体的情感与性没有保障，许多国家将同性性行为定为违法之作，他们随时会被法律所取缔，促使他们之间的情感只能躲在深不见底的角落里。此外同志被认为影响生育，是违反了道德伦理的行为，是令家族无法传承下一代的罪大恶举。这一切社会对同志群体的束缚与批评，让他们在性自由的探索之路上苦难重重，苦不堪言。
性自由不仅是性行为的自由，也包括性意识的自由。同志群体呼吁每个人都有选择与决定自己性对象、性行为的权利，希望社会能平等地对待不同性取向的人。这种“多性恋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可与推崇。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同志的人权，许多国家承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宣扬同性恋无罪的游行或集会 。
大概为了唤醒社会人士反思同性恋平权，张永修选择将同性恋的议题、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同志因外界的眼光而产生的自我不认同等通过他细腻却有利的文字，铺以多种文类，大胆地书写有关同志的议题。他的马华同志小说可谓贴地气，符合马来西亚风情以及社会环境。担任报章副刊主编的他大量地接触社会新闻，让他在书写同志小说上十分本土化，让读者如同阅读社会新闻报道，使同志被欺凌的场景仿如历历在目，令读者感同身受。他的创作篇幅虽然不长，但文章就像是马华同志的背景，成长的环境、不公的遭遇、以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空间的缩影，文短精炼。
大马传统观念人士对于同志依然抱有极大的偏见与不理解，造成无数的悲剧，但张永修正的同志小说普遍上采用灰色书写收场的手法，期待读者能够从中进行反思，理性分析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方式，启发社会关怀与人性善良的本性。
参考文献（按顺序排列）
[一] Van de Werff, Ties. The Struggle of the Tongzhi: Homosexuality in China and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omrades’. Dubel, Ireen; Hielkema, André (编). Urgency Required: gay and lesbian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HIVOS. 2008: 172-180 [2018-05-04]. ISBN 978-9070435059.
[二] 纪大伟《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 (台北:联经出版,2019年 )页38
[三] 贾颖妮：《南洋文艺》与马华新生代批评的崛起》，《海外华人文学研究》2014年，第203页
[四] 张光达，《人性欲望的写照与变奏》，《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6年8月1日
[五] 镜文学：镜文学（www.mirrorfiction.com）成立于2017年4月，属于「镜传媒」旗下，是一个以台湾为基地、放眼国际的小说与剧本平台，我们将计划性地扶植有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规划完善的作家经纪制度，以作家全版权开发为目标，让更多创作者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授权与改编成影视作品、电玩游戏、漫画、衍伸周边商品等。
简介：张永修，196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另有笔名艺青、柯云。 编着有《失传》（散文集，1987）、《给现代写诗》（诗集，1994）、《成长中的6字辈》（1986）、《辣味马华文学》（2002）、《我的文学路》（2005）、《寻虎》（2023）等。先后担任星洲日报《星云》版主编，南洋商报《商余》、《南洋文艺》版主编、文学杂志《季风带》主编。 曾先后获得八届（即1995，1996，1997，1998，2000，2002，2009，2012年度）马来西亚编辑人协会黄纪达新闻奖之副刊编辑奖。
张永修校园空间同志小说所透视的社会关怀
丘庆雄 刘致亨
一、前言
在现实生活中，同志群体常常需要面对广大社会和常人的眼光，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份不轻的社会压力却无力反驳。“同志”是中文语境中对同性恋者的代称之一，广义上也可以指代LGBT（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同志”一词的这一用法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香港兴起，并 逐渐流传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等华语地区。 时至今日，“同志”是这些地区的性少数人士用于自称和互相指代的主流称谓之一即使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具有包容性的国家，但这群人也在默默地承受着这无形的压力来面对他们的情感寄托。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就给予了写作人为他们代言的空间。
马华同志小说，在马来西亚慢慢崛起，掀起了一波同志文学热。对于同志文学的研究以及作品，在马来西亚依然是少之又少。倘若想要更深入研究同志文学，必须旁及周边的资讯:新闻、广告、社会事件等。 张永修的生活履历以及工作经验，让他在书写同志小说上，更能够展现马来西亚同志群体的处境。他擅长使用文字记载着同志生活中的点滴，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他们心里的需要，借着小说呈现出来。
二、张永修的创作策略
张永修在副刊《南洋文艺》里头担任23年的主编，也是其负责策划文艺副刊以多种不同的专题使不同背景的作家和学者有一个平台，从而影响马华文学史的发展 。这当中少不了张永修之前从事报界业12年的经验，在熟悉与许多不同的作家打交道及广泛的社会经验，让他有机会运用其资源来进行不同层度的策划。张永修曾担任不同报章、杂志、多部文学合集的主编，如：星洲日报《星云》版、南洋商报《商余》、《南洋文艺》版、文学杂志《季风带》等，并获得马来西亚编辑人协会黄纪达新闻奖共八届的副刊编辑奖及著有《慕兰与苏喜》、《校长的干儿子》等短篇小说及被刊登的各类型的文学作品。
身为副刊主编的张永修在其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作品，他有使用不同的笔名如柯云，艺青、张行和应海深来进行创作。当中就有一些较为敏感的作品，对于此类作品，他以笔名“柯云” 进行创作。当中就有一些被学者开始引用，他在2007年所创作的同志小说《校长的干儿子》被引用在不用的研究里头，如：2019年李晓宜《马华小说中的自杀书写研究》及2021年许慧茹的《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学士毕业毕业论文、在2019年被收录于有人出版社的《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有此可见，他的同志小说是被学术认可的。在搜索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张永修的小说出现在台湾网络文学平台“镜文学” ,如：《慕兰与苏喜》、《校长的干儿子》及《寻虎》。而《慕兰与苏喜》和《校长的干儿子》则同归类于同志（LGBT）类型里头。张永修书写有关同志的内容被载录于台湾网络平台，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代表着其作品是受到肯定的。但是，张永修本身是异性恋者，有着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书写同志作品应该不是想替同志群体发声，可能是想让读者反思社会如此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正常的社会操作。
《慕兰与苏喜》最早的其中一篇《十四楼公寓》是在2007年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小说中的两篇《易装晚会》和《恐慌》却在2019年刊登于《星洲日报。春秋文艺》。最后，其完整的短篇小说才在2019年于“镜文学”里全部呈现出来，篇幅共11章。张永修以故事中不同的角色来探究同志的情感，并环绕着慕兰及其身边的人物（苏喜、大汉山、梓仙）来带出整个故事。故事暗喻着慕兰从小就有双性人特征，在他的学生时代就害怕面对其他人，也害怕与人有较亲密的接触，根据故事的编排则逐渐的把他的情感摊开给读者了解。而苏喜则是一位有跨性别 倾向的马来人，曾在校园里头被学长们侵犯，也常装扮女装出现在众人眼前，社会对他的枷锁就在故事的一幕幕中揭开出来。大汉山和梓仙则是围绕慕兰的男人，一位是从小就陪伴慕兰长大、相知相惜的陪伴中滋生情愫但却跨不过社会的范畴；另一位是医生，也是慕兰的救命恩人，他就是慕兰的情人，但最后却为了逃避警察追捕他们的过程中，被警察枪伤，生死未卜。
另一部作品《校长的干儿子》曾在2007年完整地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篇幅共7章，任游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从小就丧父的小学生。读者将以他的视角看整个故事的展开，也将会看到任游对每样事物的感受不管是对校长的爱戴、对同辈间的优越感、对白华的嫉妒、对情欲的探索感、对情愫的懵懂，甚至是最后校长的自杀，都充满着任游对世间情感的牵绊。
两部小说里头处处藏着作者对同志情感的关怀及对同志群体的用心。两部小说都隐藏着校园元素的情欲和霸凌，同志面对的观念枷锁及冲击着社会框架的身份认同。作者是乎寄以厚望地向让读者知道校园里发生的性骚扰、性侵犯、霸凌等事情和社会对同志的现有观念及措施，而希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
三、校园里的同志情愫
在张永修的作品《慕兰与苏喜》和《校长的干儿子》中提出对同志情感关怀,可能是他执意写同志课题的关怀点之一。这两部小说都有着校园的元素。是乎张永修想要透过这两部小说引起读者对校园的关注，尤其是这两部作品都是讲述着同志相关的内容。校园是每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都会经历地一段成长过程。在过程中，他们可以看到世界的阴暗面、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及与他人相处的感觉。这个过程是年轻人不可避免地。校园里所发生的事物就是成长的养分，不管好坏，身为学生的他们也只能够吸收或寻找依靠。
（一）“缺席父亲” 的替代
在《慕兰与苏喜》中，父亲这个角色从小就不在慕兰的视野里。“父亲”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成年男性的形象。可能慕兰的内心深处中，期望着有人可以照顾他、保护他不管是在什么地点。就在故事当中，慕兰与一位可信赖的老师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睡着，就体现出慕兰希望的安全感就是这么简单。但事与愿违，老师的操作顿时让他失去对所有的安全感。
萧老师坐下沙发，搂着他的头轻声说。慕兰靠在老师胸口，多想那男人是他父亲就好。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他父亲在他出世前就离世了。萧老师拍拍他他就睡了过去。”
他震惊而醒，看到萧老师裸着上身，裹着一条大格子纱笼，双手就扯着自己的裤子。
老师你做什么？
萧老师怔了一下，哦，我给你换衣服睡觉。这是你的纱笼。
慕兰扯回他的裤子，马上跳下床，夺门而出。
有违规范的老师却让他失去一个可以弥补自小就缺乏父爱的对象，一个可以保护他的对象。这时候的慕兰是极其缺乏安全感，他是很敏感的，尤其是他有双性人的特征。当有一位富有安全感的男性出现，就可以弥补他想要被保护的情感。
“你会保护我吗？如果我遇到危险？
会。当然会。他说得那么笃定”
当大汉山很笃定的回应慕兰，慕兰那一瞬间就被满足了。大汉山满足到慕兰源自于“缺席父亲”所带来的缺乏安全感。
在《校长的干儿子》中，游任是一位很想成为校长的干儿子的一位小学生。因为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他心中渴望一位成熟的男性可以成为他的靠山，而有学识背景、受人尊重的校长就是他把情感寄托的地方，从而幻想他和校长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就在小说情节中透露出来。
游任对着镜子用左手梳头。刚改变，还真不习惯。不过不要紧，他自信很快他就能胜任。其实，我上半部的脸，很像校长嘛。校长脸长一些，有点像电影明星谢贤。我还小，还是孩子脸，长大了，我的样子就会像校长。其实，校长有点像死去的老爸，不过老爸胖一些。
任游一直幻想成为校长的干儿子，甚至把自己的样貌和校长做对比，期望从中得到相应的画面。尤其是当他看到校长对白华好，心中莫名的也想要得到校长对白华那般地对待他。因此，他对白华是抱有很强烈地敌意的，所以他处处与白华作对。当然，有嫉妒心的他也是很羡慕白华的。因为白华拥有校长的照顾及常常得到校长买东西，这让没有父爱的任游心生羡慕。这样的情感纠结在小说里头非常清晰地被刻画出来。
游任心里羡慕。校长什么时候也买一件给我？
从这两部小说不难看出，作者透过校园中的故事情节让我们关注到两位主角都有着“缺席父亲”的元素。读者其实也不难在故事的铺陈中看出人物的心理需求与性向选择。是否选择成为同志一员，不只是感官的选择，更多可能的是心理上的需求。也就是为什么两位主角都带出渴望有位可以保护、照顾他们的人物出现的讯息。作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一直把场景设定于校园的元素当中。在这样的情境下又承托出同志对“父亲”这个角色的期望。另一边，作者也是乎在告诉着读者，校园能够满足缺乏父爱的青少年，也可能使到他们会倾向于同志的方向成长。
（二）校园里的同袍情结
在《慕兰与苏喜》中，慕兰与大汉山从小学时期就认识直到踏入社会工作。出来到社会工作时，他们俩都是一起生活，彼此照顾。他俩的情感让人感到珍贵，但这珍贵的感情就变成再无异性可以介入他们的情感世界的关系了。慕兰本身的特殊性及缺乏父爱的情况下，往往会很依赖男性的呵护。在小说情节中就有叙述到慕兰对大汉山的特殊情感，也无形中透露出一些同志情感。
每个星期六他们到镇上学柔道，大汉山骑着脚车，慕兰在后座搂着前座粗壮的腰，没有人的路上，慕兰会把整个身体贴在发热蠕动，流着咸咸辣辣的汗味的同伴身上。
这个特殊情感，让慕兰把感情寄托在大汉山身上而愿以沉溺其中。但慕兰心中也是知道，这样的情感不知道还有多久。但大汉山却还是无悔地一直在付出。从小说当中的一句对白就能看出大汉山对慕兰的情感是有别于一般的朋友的感情。
脚车走顺时，慕兰才能喘口气接着说：“你不能一直宠我的”
虽然这句话不是大汉山所说的，但大汉山在一旁默默地承认着。他是很疼慕兰的。有别于一般的朋友情感，就像同袍式的感情，互相帮助、互相互持、一起生活，也暗示着他们有着同志情感。有些时候也比一般地兄弟情还要好。就像大汉山对慕兰所说的对白。
慕兰，我们从小学就互相认识，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一开始我就喜欢你，喜欢看你的脸，喜欢听你说话，喜欢看你的表情，喜欢看你的动作。我们很投缘，朝夕相处、就像兄弟，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我很想一直在你身边当你的兄长。
大汉山认为他们的感情像兄弟，他一直以来和慕兰都很投缘，甚至喜欢看他的存在，陪伴慕兰。大汉山怀着这样的感情一直陪伴着慕兰从小学到出来社会工作，他们俩都是形影不离地。大汉山也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同学和朋友，像很要好的弟弟。一位让人心疼的弟弟。从小说的对白中，可以看出大汉山对木兰的感情是很浓、很重的。
我们小学同校，中学大学的也同校。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同系，不同宿舍，但还好每天都能见面。第二年离开宿舍，我们就在外头租房住在一起。后来毕业工作了，我们搬到了几次家，都一直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和你的交情，哪里只是同学和朋友？我一直当你是我弟弟，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
慕兰听了大汉山的话后，心痛了起来，甚至是感觉到生病。因为他始终没有想过大汉山会离开他，慕兰依恋着大汉山对他的感情。
慕兰把身子摊在椅子上，像生了一场大病。
缺乏父爱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往往比较敏感。但当放下心房的时候，这一类人往往就会和比其它的孩子更想要其他人的关爱。就像慕兰一样，虽然大汉山对于他来说不是情侣的关系，但他沉溺于大汉山的疼爱。甚至在慕兰的想法中，大汉山是永远属于他的。因此，当大汉山说要离开他时，慕兰接受不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慕兰自己的欲望而形成的。
在《校长的干儿子》中，任游和王梓仙是从小玩到大的同伴，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到不远处的瀑布一起游泳。
第三个学校假期开始了，在城里学校宿舍住宿的王梓仙一回来，就约游任到山里瀑布王。以前梓仙还留在乡下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会约游任去瀑布游泳。
任游和梓仙都和校长有关系，一个想要成为校长的干儿子，另一个就是校长之前领养的干儿子。这个时候的校长是乎只是专注白华，也就是刚刚领养的白华。这样的情形透露出他们都缺乏校长的关爱。两个同病相连的伙伴就是有同甘共苦地情感联系，因为他们都在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当他们怀着这样的情感就会互相寻求依靠，渐渐地心会互相靠拢，身也同样的互相靠拢，最后到身心互相靠拢着。
眼前这个黝黑的小男孩，在阳光照耀下，轮廓俊美，有点像谢贤，这是梓仙以前没有注意到。他低下头，朝游任的嘴吻了一下，游任慌乱挣扎，却被梓仙一把抱紧，游任感觉梓仙身体发烫。他自懂事，还没有被人抱过。如今在梓仙怀里，游任有一种很说不出的感觉。
任游和梓仙有一起经历同样的事情，就会有同袍式的感情。同袍式的感情就是会让人心心相惜，而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会互相靠拢。当梓仙抱着任游时，任游产生异样的感觉就表示说任游对梓仙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不完全只是梓仙的一厢情愿。
作者在两部小说把校园的元素让读者看到校园是一个可以培养感情的地方，如果有些感情超越性别的框架，就会是在小说里头所看到的同袍情结可以形成同志情感。原本的青少年相知相惜，跨越性别的认识就会形成同志情感。这不是社会或制度可以控制的，但却是青少年们的情不自禁。
总归言之，读者可以从张永修的两部作品中看出，“缺乏父亲”使慕兰和任游期望有人可以对他好一点、保护他、照顾他。这就是很纯粹对“父亲”这个角色的眷恋。校园里的同袍之情，无形中满足了慕兰与任游对“父亲”角色的眷恋。从而把对“父亲”的情感寄予同袍身上，他们之间的情感就在这个时候有所不同了。
四、同志群体与社会禁忌角力
张永修在《幕兰与苏喜》和《校长的干儿子》中刻画同志与弱势团体的情感片段，所描绘的是马来西亚同志在当地生活的点滴，十分本土化。同时他在小说中也揭露了本地同志与弱势团体所遇到的窘境。在描述同志的情感互动中，手法十分细腻，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小说中的人物所面临的挑战和种种的无奈。如同其他作者，他的同志小说依然离不开负面情绪，这主要是为了对应社会环境的隐约所塑造而成，同时也能够通过作品，引起读者的慈悲心，让读者关注同志群与弱势团体所面对的难题。
（一）国情与律法
在国情较为保守的马来西亚中，同志与弱势团体是常受到打压的人群，所以他们往往较内向，就算遭遇不公也不敢抵抗。内向的同志被社会传统观念所束缚，在没有管道抒发的情况下，甚至走上绝路。
在《幕兰与苏喜》中，深深地刻画了马来西亚跨性别团体遭受歧视的现象，再加上邻国常用“阿瓜” 来形容变性人，这劣质文化也影响了大部分的本地人，导致较女性化的男生群体常受到歧视，甚至被语言霸凌。此外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允许男女变性易装， 这让一些内心性别认同差异人士无法在众人的目光中展现自己的真性情，虽然不涉及色情活动，但变装的活动却只能偷偷地进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在选择勇敢展现自我和法律的束缚之间徘徊。
小说中苏喜参加由睦邻计划所举办的易装晚会，当苏喜闪亮登场，观众情绪高昂之时，宗教局却派遣官员来捕捉易装的苏喜，当时的民众十分慌乱，活动被彻底瓦解了，苏喜也狼狈逃走。
我是女王Cleopatra——观众心里低吼女王的颁布谕旨，四处一阵骚动，一组绿衣宗教人士靠近舞台高喊把他捉下来！苏喜大惊，丢了权杖，赶紧跳下舞台，往观众堆窜逃，观众同时也一哄而散，场面混乱。
张永修在描写这一片段中，把观众观赏易装表演，民众情绪高昂的表情刻绘得十分细腻，让读者心情起伏后来个急转弯，让剧情极速逆转，述说着同志或弱势团体在外表打扮上的自由被宗教局所扼杀。这些弱势群体受到宗教的束缚，无法展现真自我，没有一处能够真正展现另外一面的自己，另一个心之所向的自己，只能将自己的性别认同藏在心里。敢于展现自己的一群人，却有可能会被当局逮捕，他们的权利如此不堪。
苏喜一路跑一路取掉头上饰物，不过衣服难处理，他无法裸露身体。正在困扰，他被两人截住，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把他压在草丛间。别慌，那人说。正是那天在购物中心跟他买口红的男人。另一人除下外套，给苏喜披上，给他戴上鸭舌帽，再从背包里拿出披巾围在下腰。幕兰说：跟着我们走。
张永修在此片段的尾端，描写大汉山和幕兰救下苏喜的画面，隐喻地表达了弱势团体在遭遇危险和困境时，能够顺利地在其他人士的援助下度过障碍，也期许现代人士可以以开明的态度去理解他们，协助他们，认可他们。这也寓意着同志们争取自我展现的道路上遇到坎坷，甚至面临危险之时，大众可以用同理心去感受他们的无奈与恐惧。
然而在《校长与干儿子》中，张永修塑造校长的人物形象，年轻、有魅力而受人尊敬。最终校长在自己心爱的干儿子死后，同时因自己同志的身份，无法满足社会的规范而感到失意，最后以汽水配药服下而身亡。社会的束缚让校长走上了绝路。
校长年轻有为，掌校有方，5年之后，校舍逐步翻新，新校舍半砖半木板，红屋瓦代替亚答叶，一片新气象，深获董事家长赞扬。 此外，校长出名严厉……
小说的第二章就介绍了校长的外形，优越的表现以及受人尊敬的原因。此举是为了凸显校长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对自己以及学生严厉，办事谨慎小心，打造完美人设，为他过后形成的压力与自杀作为铺垫。
因为校长德高望重，加上社会舆论与压力，而他没有抒发的管道，进而走上了绝路。作者在设立校长的人设，将他放在道德的最高点，却制造人物行为偏离正轨，道德观的崩塌，加上心理压力所带来的忧郁感，层层叠加，导致悲剧发生。同时张永修在这小说揭示了同性恋者因长期受到社会的束缚而严重压抑的心理，从而引发人们对此课题的重新思考。
（二）传统观念与社会禁忌
有意思的是，张永修在他的两部小说中皆展现了传统观念中男人思想的特写，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爱面子”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在《幕兰与苏喜》中，张永修叙述了传统社会普遍上不能接受现代化思想、性别认同、情感上的自由等思想，他们不惜抛弃亲情，扼杀自己内心的感情，违心而为之。当苏喜参加易装晚会而被宗教司追捕的事件传开，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父亲十分生气，甚至将回家为父亲祝寿的苏喜打落阶梯。后来苏喜因为中风进医院，他的家人也没到过医院探望过他。这是一个传统家庭经常发生的悲剧，因为性别认同没办法受到肯定，他们被家人排挤甚至被遗弃，是作者要点出的悲剧场景之一。虽说同志或弱势团体的生理性别与他们的性别认同不一致，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贞洁，不忠于自己的行为，而身为家人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
苏喜与国荣在一次的意外袭击而认识彼此。苏喜无怨无悔地照顾国荣，让两人产生情愫，甚至有进一步的互动。但国荣跨越不了传统观念的枷锁，亲手扼杀了他与苏喜之间的情感，让两人在情感上出现了有缘无份的结局。
“我要一个可以生孩子的女人，国荣一再强调。
不要难过，国荣搂着苏喜，用他粗大的手指背拭着泪。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苏喜的泪更汹涌了。国荣把嘴凑了过去，把泪舔干。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过......
他张开眼睛，苏喜的泪痕割破了她美丽的脸。你是女人该多好......”
张永修在刻画这段感情，不断地强调男主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女人生孩子”的观念。这为了反映人们普遍上的认知，觉得两人的情感建立在一对男女，共同组建家庭、开枝散叶、繁衍下一代的传统思想。可是大部分的人却忽略了同志的存在，同志或同志被某部分的人摈弃，甚至隐藏起来。这一个片段启发人们在面对自己的感情抉择时进入深度思考，别因为传统的束缚，让自己痛失了良缘，违心而带来无限的痛苦与悔恨。
在《校长的干儿子》中，张永修深刻地刻画了华人传统社会中，只要成年人到了适婚年龄，都要遵循男婚女嫁的观念。有些年长的人士甚至会过度关心他人的感情生活，造成干扰，强硬促进本都不应存在的感情 。
校长长得高大英俊，到了适婚年龄还是单身，学校董事们给他做媒，相亲了好几回，都没有下文。过后，董事们也累了，不再提相亲之事，看来校长要当一辈子的光棍了，开始认干儿子。
游任推开虚掩的门，把早餐摆好，回头看到校长的床上躺著白华。白华还在睡著，也是上身赤裸，下身围著纱笼。
文章中透露了校董们为校长的个人情感生活所担忧，为他安排相亲，而校长却不好意思拒绝，依然出席了相亲，但一律都没有结果。这隐约地透露不倾向于正常男女之情的校长，有苦难言，不敢将自己同志身份公诸于世的同时也不好意思拒绝校董们的热心安排。
同时他亦收过两个学生作干儿子，并与干儿子有着暧昧的关系。校长与学生的暧昧关系表现如赤裸着胸膛睡在一起等等，说明了校长不仅有同性恋倾向，也许更有着娈童的倾向。他的性取向不符合大众所期待的，为他日后因心理压力而自杀埋下了伏笔。
（三）霸凌与歧视
同志与弱势团体在社会上受到霸凌、暴力甚至被性侵的事迹，那是因为同志或弱势团体被视为较柔弱的一群，难以反抗强势，所以他们常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此外同志为了争宠而相互霸凌的事件也出现在张永修所描写的小说内。
张永修在《幕兰与苏喜》将书写范围锁定在校园内，除了反映同志被暴力对待的事件之外，也揭示校园霸凌层出不穷，而这些被视为“弱者”的群体，在校园生活中往往成为牺牲品。
在《幕兰与苏喜》中，幕兰进入了大学，在迎新周的某个晚上被迎新队的三个学长带到自己的房间。 其中一个是首领，也就是小说中的“头头”，正准备对幕兰进行一系列的侮辱。
“你长得非常俊俏，是男的还是女的”头头问。
“我是男的。”以往被人问起，幕兰总是开玩笑说自己是女人。不过今天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哦，我看是女的吧！你不是叫木兰吗？花木兰、幕兰，女人名嘛！”
“不，我是男的。”
三个学长先以外貌歧视，认为幕兰看起来像是柔弱的男子，名字与古代的木兰同音，再明知故问地问他是男是女，以言语来侮辱他，想办法瓦解他的自信。尽管幕兰不断地重复说明自己是男的，对方依然不放弃，继续批评他的外表，践踏他的自尊，以此取乐，这是典型的校园霸凌，也是同志遭受语言霸凌的细腻描写。
“你明明是女人，为什么剪男人头，穿男装？”
“我怎么看，你都不像男人。脱掉衣服，证明给我看。”
“请你放尊重一点，主席。”
“主席叫你脱，你就脱”半夜叫门的狐假虎威假，大声呼喝。
三个学长认为幕兰没有反抗能力，霸凌程度升级，大声呼喝，要幕兰脱掉衣服让他们检查。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霸凌，更是肢体上的性骚扰。校园霸凌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看起来柔弱，无法抵抗的群体。张永修在描写这段落中，除了揭示校园中所发生的语言霸凌，外表歧视之外，甚至将霸凌程度提升至性骚扰，这样的描写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读了咬牙切齿，痛恨施暴者的所作所为。再用此案件来呼吁民众，关注校园霸凌事件，杜绝社会上各种类的性骚扰。
所幸幕兰是柔道黑带，迅速地进行反击，加上姐姐是警官，吓退了这群恶劣的霸凌者，让读者深感痛快，这或许是作者在沉郁的片段中，加入些许的黑色幽默，让作品更有趣一些。但这其中也给弱势群体们带来启示，呼吁他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甚至学习一些自卫的技能，这样不但可以保护自己，也能够避免陷入被霸凌的危机之中。
幕兰成功靠自己的自卫能力避开了被性侵的危机，但性格和外表柔弱的苏喜却难免其难。幕兰将事件告诉苏喜时，苏喜才坦诚自己被迎新队的人轮奸了。这是校园霸凌带来的巨大悲剧，而苏喜在当下却不敢向上报告，也不敢向别人透露。苏喜的遭遇，提醒着我们，要杜绝校园霸凌，受害者要勇于说出口，别让这些恶霸有机可乘，继续危害下一个受害者，破坏了校园和谐，破坏了其他人的身心灵。
然而在《校长与干儿子》中，游任因为妒忌白花成为校长的干儿子，与校长同睡一张床。在白华翻身不刻意露出生殖器时，游任竟然扇白花巴掌，以这种方式来泄愤，为了自己的妒忌心而进行肢体霸凌。
游任推开虚掩的门，把早餐摆好，回头看到校长的床上躺著白华。白华还在睡著，也是上身裸，下身围著纱笼。贱人！人家打赤膊你打赤膊，人家围纱笼你團纱笼，不要脸！他走过去想把白华的纱笼剥下来。
游任坐上校长的床，是的，是校长的床，他俯下身子在白华耳边轻轻的说该起床了。白华像懒猫那样发出赖床的声音，眼也不张的扭动身子。就在转身的时刻，纱笼扣的节松了开来，一条拔长嫩白的蕉蕉露出了饱满的光彩。不要脸！游任一巴掌就往白华的脸上煽了过去。
游任心想，我不只要打你，我还要把你打倒。
张永修通过小说片段，揭示了霸凌事件不只发生在大众团体与同志之间，同志之间也会相互霸凌，为了争宠而大打出手。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同志群体所面对的问题之一。同志群体因为情感的困惑，无法用言语表达不满而动用暴力制服对方，伤害对方，达到发泄的用途。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会为另一个人带来伤害。
（四）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两难
张永修关怀性少数的成员，在小说中穿插了马来西亚在性别认同上的标准，说明第三性别人士在性别认同上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同的片段，揭示他们被社会忽略，身份无法被认可，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与代价。此外性少数因为缺乏关怀而走上了绝路，那也是张永修要描述的重点之一。
他在《幕兰与苏喜》中写道：
“苏喜一直向往女儿身，以装粉女人为乐，出来社会工作后开始吃药，让身体局部变成女人。他储蓄了一笔钱，准备进行变性手术，变成真正的女人。一名他认识的医学院跨性别朋友阿丽莎向法院提出申请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却被法官否决，因为他“没有子宫”，因此“不能成为女人”。这宣判不止阿丽莎感到绝望，也同时让所有跨性别者感到绝望。阿丽莎一个月后郁郁而终。
小说中，阐述苏喜为了变性，努力攒钱以便可以进行变性手术，让自己成为一位女性。但在他听闻跨性别好友阿丽莎进行变性手术后，身份依旧无法被认同，最终放弃了变性手术。阿丽莎也因为无法在法律上成为一名真正的女人而郁郁而终。在作者的笔下，阿莎莉的结局是悲哀的，尽管她付出了精力，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进行变性手术，加上自我的性别认同，依然无法成为名义上的女人。这是跨性别人士的无奈，也是社会阶层就性别认同上要探讨的问题。
苏喜因此犹豫是否要继续进行变性手术，最后关头却没有成事。他后来决定隐瞒，仍然继续以女身明志，竟未了的心愿，不料造化弄人。其实造化一直在做弄著他，把女人心硬生生的放进男人驱体里，而这个国家又不体恤性少数人的处境。”
张永修在末端，以苏喜和阿莎丽的遭遇直截了当地阐明国家政策不体恤少数群体的处境，就算跨性别人士花了金钱也无法改变自己生理因为缺少了女性的器官，所以被认定为男性，而心理认知却是女性的事实。这不但灭掉了他们为了改变性别所付出的努力，打破了他们心中的希望，更让他们找不到个人存在的价值。
毕竟人的性别不止是男女。即使有明显的性征，人的心理可能又是另一种性别、性倾向也不尽相同。这次苏喜回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把他打回原形，还让他的秘密赤裸裸的曝露在朋友面前，真是情何以堪？
张永修之后更表达了对于性别认同的观点，毕竟一个人的生理性别认同，以及心理性别认同是有差距的，这是值得大家去探讨与反省的课题。对于身份认同作者的理性认知，呼吁群众关注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在身份认同的道路上永不放弃。末段加上苏喜悲惨的遭遇，让读者感受性少数在马来西亚的无助，更把他们心底最赤裸裸的弱点展露在读者眼前，勾起读者的同理之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怀他们的需求。
在《校长与干儿子》中，张永修将校长自杀之前的情况，借由游任的视角描绘出来。倘若此时有人关怀校长，开解他心中的苦闷，或许校长就不会走上绝路。
游任将圆形的坠子打开，校长淡淡的笑，眉宇带一点的忧愁。那是白华死后才出现的黑云。
校长与干儿子到瀑布游玩，干儿子失足跌倒身亡。从那次之后，校长的眉宇之间透露了淡淡的忧伤。校长自杀身亡前，将白金项链送给游任，让游任看见项链就想到他，此举似乎将信物交给游任，向他道别后，进行自杀。
张永修以悲剧收场，主要是呼吁人们给予性少数关怀，体谅他们因为处在劣势，没有抒发的管道，在发现此类团体遇到问题时，帮助他们，开解他们，或许就能救下一条宝贵的性命。此举无疑是唤醒人们的同理之心，同时警惕人们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五、 结论
在异性恋父权制主导的社会里，同志无疑属于边缘弱势群体。他们不在法律明确的制约之内，也没有同志群体可以遵循的道德标准，但他们的生活又随时被传统的伦理秩序所掣肘。同志群体的情感与性没有保障，许多国家将同性性行为定为违法之作，他们随时会被法律所取缔，促使他们之间的情感只能躲在深不见底的角落里。此外同志被认为影响生育，是违反了道德伦理的行为，是令家族无法传承下一代的罪大恶举。这一切社会对同志群体的束缚与批评，让他们在性自由的探索之路上苦难重重，苦不堪言。
性自由不仅是性行为的自由，也包括性意识的自由。同志群体呼吁每个人都有选择与决定自己性对象、性行为的权利，希望社会能平等地对待不同性取向的人。这种“多性恋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可与推崇。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同志的人权，许多国家承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宣扬同性恋无罪的游行或集会 。
大概为了唤醒社会人士反思同性恋平权，张永修选择将同性恋的议题、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同志因外界的眼光而产生的自我不认同等通过他细腻却有利的文字，铺以多种文类，大胆地书写有关同志的议题。他的马华同志小说可谓贴地气，符合马来西亚风情以及社会环境。担任报章副刊主编的他大量地接触社会新闻，让他在书写同志小说上十分本土化，让读者如同阅读社会新闻报道，使同志被欺凌的场景仿如历历在目，令读者感同身受。他的创作篇幅虽然不长，但文章就像是马华同志的背景，成长的环境、不公的遭遇、以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空间的缩影，文短精炼。
大马传统观念人士对于同志依然抱有极大的偏见与不理解，造成无数的悲剧，但张永修正的同志小说普遍上采用灰色书写收场的手法，期待读者能够从中进行反思，理性分析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方式，启发社会关怀与人性善良的本性。
参考文献（按顺序排列）
[一] Van de Werff, Ties. The Struggle of the Tongzhi: Homosexuality in China and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omrades’. Dubel, Ireen; Hielkema, André (编). Urgency Required: gay and lesbian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HIVOS. 2008: 172-180 [2018-05-04]. ISBN 978-9070435059.
[二] 纪大伟《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 (台北:联经出版,2019年 )页38
[三] 贾颖妮：《南洋文艺》与马华新生代批评的崛起》，《海外华人文学研究》2014年，第203页
[四] 张光达，《人性欲望的写照与变奏》，《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6年8月1日
[五] 镜文学：镜文学（www.mirrorfiction.com）成立于2017年4月，属于「镜传媒」旗下，是一个以台湾为基地、放眼国际的小说与剧本平台，我们将计划性地扶植有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规划完善的作家经纪制度，以作家全版权开发为目标，让更多创作者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授权与改编成影视作品、电玩游戏、漫画、衍伸周边商品等。
忘不了
【英伦随笔】9
很多人说英国食物难吃。其实大马常吃到的西餐，多源自英国。
在英国的城镇，有很多市集，各具特色，深受游客欢迎。市集最热闹的，大概都集中在卖吃的地方，所卖的，很多是来自英国移民的家乡食物，比如印度提卡玛莎啦鸡 、中国炒面、希腊木沙卡千层派、西班牙海鲜烩饭、意大利比萨、中东Falafel炸素丸、泰国冬炎、墨西哥塔可卷饼等。当然也有马来西亚餐，浓郁的椰浆和咖喱，让我流口水，但还是忍住，往其他摊档走去。难得人在外地，总该见识异地风味。
我们住的地方，有两家ITJL餐厅，经营者是印度人，卖的却不是印度餐，而是英国常见的食物。两家店长大概有亲属关系，曾看过地铁站旁的店长在休店时到图书馆旁那家帮忙。图书馆旁那家常年无休，空间比较宽阔明亮。两家相距十多分钟的步行距离。
它有几个套餐很受欢迎，每个套餐仅卖5英镑。其中的汉堡套餐，上桌时厚实的汉堡插着餐刀，旁边的沙拉讲究，还有一杯现磨咖啡。其他食物包括看起来很诱惑的烧烤芝士鸡扒、鳄果吐司、溢满出来洋葱圈、热带水果冰沙、夹着奶油脆口的羊角面包等，价廉物美。我们在图书馆旁那家点了两客食物，餐后，店长送来一个免费甜点，让我们受宠若惊。去地铁站旁那家的时候，店长送来一杯免费现榨果汁。这是首次光顾该店让人惊喜的见面礼。两家的店员亲切友善，我们很乐意成为回头客。一次餐后顺道在隔壁超市买牛奶，店长的女儿竟然追到超市，退还多给的钱。
我家人来伦敦的时候住老街（Old Street），初来乍到不知哪里有好吃，看到日本餐厅就进了去。离开前最后两天才发现地铁站对面路有家不起眼，以意大利荞麦面食Bigoli命名的餐厅。店里各类面条都是现做的，质地很好，是我们吃过最好的意大利面家。第二天临行前大家都想再去吃一次。而我们夫妇离开伦敦前夕，也抽空到老街那家意大利餐厅报到。一位女店员看我们是嗜辣的东方人，特地推荐他们自家特制的辣椒酱，还强调特别辣，有别于马来叁巴、印度咖喱、泰辣、湘辣的辣。
——
稿于2024年9月
很多人说英国食物难吃。其实大马常吃到的西餐，多源自英国。
在英国的城镇，有很多市集，各具特色，深受游客欢迎。市集最热闹的，大概都集中在卖吃的地方，所卖的，很多是来自英国移民的家乡食物，比如印度提卡玛莎啦鸡 、中国炒面、希腊木沙卡千层派、西班牙海鲜烩饭、意大利比萨、中东Falafel炸素丸、泰国冬炎、墨西哥塔可卷饼等。当然也有马来西亚餐，浓郁的椰浆和咖喱，让我流口水，但还是忍住，往其他摊档走去。难得人在外地，总该见识异地风味。
我们住的地方，有两家ITJL餐厅，经营者是印度人，卖的却不是印度餐，而是英国常见的食物。两家店长大概有亲属关系，曾看过地铁站旁的店长在休店时到图书馆旁那家帮忙。图书馆旁那家常年无休，空间比较宽阔明亮。两家相距十多分钟的步行距离。
它有几个套餐很受欢迎，每个套餐仅卖5英镑。其中的汉堡套餐，上桌时厚实的汉堡插着餐刀，旁边的沙拉讲究，还有一杯现磨咖啡。其他食物包括看起来很诱惑的烧烤芝士鸡扒、鳄果吐司、溢满出来洋葱圈、热带水果冰沙、夹着奶油脆口的羊角面包等，价廉物美。我们在图书馆旁那家点了两客食物，餐后，店长送来一个免费甜点，让我们受宠若惊。去地铁站旁那家的时候，店长送来一杯免费现榨果汁。这是首次光顾该店让人惊喜的见面礼。两家的店员亲切友善，我们很乐意成为回头客。一次餐后顺道在隔壁超市买牛奶，店长的女儿竟然追到超市，退还多给的钱。
我家人来伦敦的时候住老街（Old Street），初来乍到不知哪里有好吃，看到日本餐厅就进了去。离开前最后两天才发现地铁站对面路有家不起眼，以意大利荞麦面食Bigoli命名的餐厅。店里各类面条都是现做的，质地很好，是我们吃过最好的意大利面家。第二天临行前大家都想再去吃一次。而我们夫妇离开伦敦前夕，也抽空到老街那家意大利餐厅报到。一位女店员看我们是嗜辣的东方人，特地推荐他们自家特制的辣椒酱，还强调特别辣，有别于马来叁巴、印度咖喱、泰辣、湘辣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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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于2024年9月
回顧1980、90年代初文學副刊編寫經驗
——答卢姵伊（《零余》訪談）【修订版】
【第一部分：文學養成與編輯起點】
想了解您的文學養成過程，主要通過哪些途徑如師長推薦、書店或文學報刊等，接觸和認識文學作品？早期曾向哪些報刊投稿，有無和文學編輯溝通的經驗？是否參與文學活動或社團？
答：我生长在一个相对贫瘠的马六甲郊外新邦木阁（Simbang Bekoh），那里没有什么文化资源，我华文基础应该来自小学校长林景寿，他从我一年级开始教我华文至1973年六年级上半年他自杀为止，他对我的肯定让我有自信。我在野新（Jasin）上中学时，华文老师傅立明常给我的作文打高分，成就了我写作的动力。我从星洲刚转到南洋工作时，傅老师（在1990年代）曾打过电话到南洋给我，说他一直关注我的动向（星洲与南洋的副刊编辑，名字会标在见报的版面上端，因此可以知道负责人是谁，还有黄纪达新闻奖等报道），表示高兴我的工作表现。我不善言谈，突然接到老师来电，傻乎乎地不知如何应对，当时没留下老师的电话号码，只知道他移居柔佛州港角（Sungai Mati），而后一直没有联系（近日听学长李开璇说起傅老师还健在）。
我家是看星洲日报的，不过不是代理，但星洲日报的报纸每天都会由第一趟从野新开往嶺叻（Nyalas）的巴士丢到新邦三岔路口我家，订户就来我家取报纸。我四年级开始看报，先看连载小说，当时是看梁羽生的《牧野流星》和诸葛青云的武侠小说。70年代甄供（曾任道，1937-2022）主编的《文艺春秋》（1975年创刊）是我最早接触马华文学的管道。每年元旦日，必定会追看观止（方修，1922-2010）及后来甄供在元旦特刊撰写的文艺回顾。我与星洲有缘，1981在芙蓉念夜校的时候曾任星洲广告员，认识当时的记者陈嵩杰，1982年有幸进入总社编辑部。
我喜欢阅读的嗜好大概归功于我姐姐，她大我15岁，在城里学裁缝时，每次返乡总会给我带一两本书。当时看了很多绘图本童话故事。木阁小学高年级的图书柜里有好些纯文字的童话故事书，第一次被安徒生童话《美人鱼》的故事感动，还记得当时我在户外看书，读完天色紫红。我五六年级开始投稿星洲日报《青苗》，写一些诗歌或绘图，持续到中学。中学时投稿赖鸿健主编的《青年园地》，后来我在星洲编辑部就坐在赖鸿健（纪青，1943-2013）的斜右边，也承蒙他在编务上的教导和爱护。他是马六甲野新人，算是同乡，我中学放学时会路经他老家。
上初中时，一位学长曾到我家推销文学杂志《蕉风》，我父亲拒绝他之后，跟我说《蕉风》是不好的书。后来回想，当年左派影响力颇厉害，连不懂文学的父亲也知道《蕉风》是（右派）“不好的书”。我哥哥在麻坡念独中时订阅香港杂志《伴侣》、《海洋文艺》，他会把过期的书带回家，那时我开始接触到何达（洛美，1920-2007）、金依（张燮雏，1927-2016）、海辛（范剑，1930-2011）。在野新的中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老舍、巴金、艾青、何其芳。现代诗要等到李泰祥的诗曲由齐豫唱开才惊觉其美妙，那时我已经踏入职场，几乎每个周假都跟同事吴清扬的摩多到金河广场的长青、茨厂街的商务、大众等书局追寻捕捞，诗风开始转向。长青的老板周循梅（谭荣楷），是作协办的写作讲习班导师之一，2000年左右他在南洋商报总社附近练气功，过后常来找我闲聊，请他到食堂喝茶也不要，就站着看我排版。
1979-1981年，马六甲圣约翰姑务联队主办的首3届征文比赛，我以艺青的笔名参赛诗歌与小说，侥幸都有斩获。1981年我以<我爱你，诗>获诗歌公开组第一名。在颁奖礼的活动中，认识了其他得奖人，包括后来《星云》主编陈振华（陈湮）、星洲副刊记者张细珠（扬帆），以及雨曼华（庄华兴），杨启平（杨川），林思维等。差不多同个时候，认识了《好学生》当时的学生记者许育华、祝家华、软牛（林建国）、化拾（潘碧华）、赖国芳、孙春美（航航）、孙彦庄（1965-2022）、渔倪（吴德福）、银汉（何广福）、水流星（黄佩蒂）等。这一批60年代出生的写作人，从1980年起至1986年期间，每年都会聚集某地进行文学交流。1986年我主编了这批六字辈年轻人的文集《成长中的6字辈》，由王绣晻（1963-2003）的朋友出版社出版。38年后，因缘际会，在赖国芳的号召下，我编了《成长中的六字辈2.0》，由人间烟火出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他们的“成长史”。
1983年起，马来西亚华文作协与南洋商报联办写作讲习班连续7届，我是首二届学员兼总干事。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同事的黎家响、梁冰兰，及毅修、杨艾琳、刘崇汉、钱重正、许锦芳等。一直到我出版小说集《寻虎》（2023）之后，才成为作协的永久会员。因为堂兄方理（张慎修，1936-2004）的关系，我大概在80年代初已经是南马研究会的成员，不过后来人不在南马，便少参与活动。
在星洲时期，开始有机会写专栏，当时的副刊主任是陈清德。第一次写的专栏，是我与另两位同事张玉琴、刘瑞珍（都是新人）共用一个笔名合写，后来才有专属自己的专栏，其中有个栏名就叫“雨林小站”。此外也在通报写过悄凌主编的专栏及在RTM中文台陈淑芳的青年节目里的专栏。不同阶段用了不同笔名，打磨文笔。1987年的散文集《失传》，文章来自某个时期的专栏文字。曾投稿甄供编的《文艺春秋》，锺夏田编的《读者文艺》，悄凌、锺可斯编的《文风》、小黑、朵拉、林春美编的《蕉风》，张景云编的《人文杂志》等，稿量不多。
按2002年撰文〈副刊本土化之實踐〉記述，您於1982年加入《星洲日報》，在新聞組就職為期5年。自1987年4月8日《星洲日報》經歷茅草行動後復刊，開始擔任《星雲》版的編輯工作。請您分享加入《星洲日報》、主編《星洲·星雲》（~1994年4月）的契機。除了《星雲》，在《星洲》有無主編其他版位的經驗？經歷復刊之際，當時報館內部的氣氛如何？是否更加注意《星雲》的選稿尺度？ 答：茅草行动下，星洲日报于1987年10月28日停刊，1988年4月8日复刊。停刊当日早上，同事叶某到我家卖我医药保险保单，并告知报馆停刊消息。当天赶回报馆，听老总刘鉴铨在编辑部汇报。大难临头，大家神色严肃，对前途感到茫然，但高层充满信心，认为复刊是迟早之事。因此在停刊期间，员工还是需要“上班”，筹备复刊之时所需的内容及版面，制作模拟新闻和调整版面，时刻没闲下来（上班时间有所调整，取消轮班）。那些没上班的人就“直接被开除”了。停刊期间，印象中每个月只拿半薪。家里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说薪水照发，不用担心。那时我还跑几个地方学舞，大概想填补心底的恐慌。
停刊期间，原本编《星云》版的陈振华去了中国报，肯定不再回来，副刊主任李瑞祥（李洛）邀我过去副刊组接手《星云》。其实在这数年之前，我已经参与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主编霹雳版的《学海》（第一支地方版学生记者队新闻版，1986）、周刊《琴棋书画》（1987）等版，当时的副刊主任是陈清德（后来去了董教总），副刊编辑共两名，一编《小说》《家庭》，一编《星云》。其余的副刊版位都由他组成员兼编，比如《文艺春秋》是由资料室主任甄供兼编，《青年园地》由地方版主任赖鸿健兼编。星洲复刊后，副刊组开始招兵买马，版位不再外包。
星洲日报停刊的确实原因不详。我们得到的消息，其中一个来自漫画，画的是某教徒向油塔膜拜。后来南洋商报也因为一幅蔡志忠画了某教圣人图像的漫画，而接获内政部的警告信，编者马上换人。因此我们对宗教课题特别敏感。另外，就是马共课题和政治评论。有个时期，我们也不能批评警方，所有涉及的文章都被撤下。后来有一度也不能批评校长（这与学校晨读计划及报份有关）。
文中提到“5年的新聞助編訓練”有助勝任《星雲》主編。“新聞的節奏與敏銳度”具體是如何影響您編輯文學副刊？如下標題的方式、策劃專題的時效、或對讀者回饋的重視程度，是否和一開始接手文學版面的編輯不同？
答：新闻组的学习是沉闷的，看稿改稿、打标题、计算版位、划版，这些都是基本功；等标题纸出来，等“接稿员”将不同的“打字员”分段打的新闻稿衔接起来，看（监督）排版员排版，校版或改版，工作千篇一律。不过，稿件流程的截稿时间非常明确，时间性紧迫，工作效率要快而准，那大概就是新闻的节奏。编要闻版或临时的突发事件，比如大人物去世、大灾难、大选、报馆罢工等，最能体现那种紧张氛围。“改版”大概就是训练编辑的敏感度，什么新闻更重要，什么新闻可以替换掉，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副刊组的工作相对比较悠闲自在，没有排版员协助，自行排版更方便，甚至可以省去画板的步骤。做新闻被动，做副刊得自主，要预先知道什么日子在前面，要什么文章配合，要约谁写，这些都要早早筹划。副刊的紧张时刻大概在文化人骤逝、作家得奖，还有佳节前的内容制作。怎样在极短的时间里梳理资料，以电话（电脑时代之前）联络写手，组稿征稿催稿写引言找图片等，这些紧张作业，大概与新闻组遇到大事件一样忙碌，但时间更长，往往新闻组下班了副刊组还在赶工。还有看读者来稿，是没完没了的作业，副刊组下班时间之后还需要继续的长命工作。没有经过新闻训练的人，表现如何，大概也因人而异吧。
【版面設計與副刊生態第二部分：】
您特別提到美術員何國榮的指點。在當時1980年代末電腦排版尚未普及的時代，副刊的視覺排版設計如何運作？版面上的選圖與攝影選擇，如郭豪允的插圖，取材自何處？
答：新闻版的版面没有什么设计可言，除了“头条”（要闻）或“假头”（次重要的要闻）有特定的位置之外，一般都是在填补“广告位置之外”的空间。副刊讲究标题设计和空间感。初初排学生记者版《学海》与周刊《琴棋书画》时，美术员何国荣给了我很多帮忙和指点。多年后何国荣离职，后来成为我家乡我外祖父郑奕陞故居“鹏志堂”（Malaqa House Museum）的主持人。你说因缘多奇妙。《学海》与《琴棋书画》的报导和访问稿，常会附带相关摄影照片，这些照片带动了版面焦点，让版面活泼。《琴棋书画》版有个相当固定的撰稿员许有为（许友为），是作家许友彬的弟弟，他为我打开艺术多面的视窗。他知道我学琴，移居澳洲时，就将他用的电子琴送我。
郭豪允当年是插画新人，他带着作品到报馆自我推荐，主任交代我接待而认识。我觉得采用本地画家的作品，一方面是给画家机会，一方面可以使版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便特约他为我的版面做插画（后来在南洋我找到笔名为“章鱼”“火星”的年轻画师张怡作画，道理一样）。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版权观念，报馆每天都能看到港台当天的报纸杂志，凡看到好的文章、美的图片，编者依个人审美取决，快剪直“偷”过来采用，少有特约本地人作插画。我个人比较喜欢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版面设计，因此可以明显的看到美术师承。
您主編《星雲》時期，與《文藝春秋》的定位劃分如何？文中提到《星雲》偏向軟性文章，與王祖安主編文學版位《文藝春秋》相較，在稿源和作者群是互補或存在競爭關係？是否會分配和交換刊登稿件？和其他文學版面的編輯，如甄供、王祖安一起共事或日常交流中，有無文學議題或其他作家相關的交流回憶？
答：《星云》和《文艺春秋》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副刊，后者以文学创作为主，前者比较生活化，内容综合。两个版有各自的作者群，稿源不同，编辑各做各的，没有冲突。我与王祖安关系良好，常一起用午餐。王祖安之前的《文艺春秋》主编是甄供，他是我尊敬的长辈，我常到资料室看杂志，他总是笑口迎人（他笑声特别），善待我这后辈。他在1989年因“甄供文字案”离开星洲日报。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星雲》也刊登聶華苓的文章、顧城特輯等文論介紹，涉及嚴肅文學相關內容。版位上有文章注明【本報特約】字樣，這類文章是否屬於獲得作者授權的內容，或是由報館主任洽談，再交由編輯處理的文稿？
答：凡注明“本报特约”字样的文稿，肯定不是“剪刀稿”。当年聶華苓等的特约文稿，应该是“报馆与报馆”或“报馆与作者”达成合作条件或经过授权，绝对“独家”的。后来聶華苓、於梨华、瘂弦、郑愁予等还受邀到来吉隆坡参加花踪颁奖典礼。我是花踪首两届的总干事，曾参与接待这些海外作家。
您推動副刊內容本土化的概念，是從《星雲》的專欄策劃開始的。如何決定邀稿的對象，以及作者投稿的比例大概如何分配？請您分享相關發想與過程，經歷的收穫和挑戰。
當時的副刊版位主題文章多為轉載內容，包括台灣副刊的文章，或香港、台灣的學者作家文論，您如何看待這種剪稿的情況？在面對免費的成熟稿件與需要付費的本地稿件時，內心有過掙扎嗎？
答：《星云》是星洲日报历史悠久的招牌版。70年代马新报馆分家前，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副刊一直沿用新加坡母报所编辑的版面，分家后，《星云》由王锦发主编（他本人为电讯组主任），一般沿用新加坡母报内容，偶有少数本国作者（猜想是本报职员或编辑本人）的短文随笔。后来陈振华接编《星云》，大量转载台湾报刊文稿，另辟“星眼”专栏，邀约6位本地作家轮流写稿。我接手后，设“龙门阵”专栏为公开给读者投稿的栏目，另辟“六日情”专栏，容纳以一周六篇为单位的内容，亦公开投稿。以前，专栏只属作家特权地盘，我把专栏公开化，凡写得好的，就能上专栏，以鼓励更多写手参与。从读者的来稿，可以判断作者的强项在哪里，对后来要邀约作者时提供了方便。
我曾提过，星洲曾经做过统计各副刊版位投稿作者与剪报比例。我时期的《星云》大量采用本地投稿，占比例约七点五成，这与报馆“多用剪报，少付稿费”的政策相悖。不过本土化的概念一直存在我心。副刊副主任吴天华（1939-2013，诗人江天[吴天才]的弟弟）不少为我把关开路。《南北大道》专栏的推出（1994年1月），是我推动本土地志书写的努力。当时正值我国南北大道通车，各地城镇距离缩短，更方便交通。我特约四位来自本国南北各地的作者，希望借着这个专栏，在此以文字交流，写写当地风貌。“大马风情话”则是个公开给读者参与，鼓励地方写作，凸显本土色彩的栏目。我也前后推出了多个系列专题，如讨论同性恋的“紫色漩涡”、提倡环保的“绿色呼唤”、收集奇异事件的“灰色地带”、谈世间感情事的“牵手路上”、谈论文学观点的“文学的激荡”等系列，都是本土化的独家处方。
想知道永修曾处理多个专题，有无比较印象深厚，可以和读者分享的？
爱滋病的传播，在80年代引起社会恐慌。爱滋病又常与同性恋挂钩，让人对同性恋产生负面印象。我开始构思探讨同性恋课题的系列报道“紫色漩涡”（1992年4月）。当时吉隆坡有个同性恋注册组织“粉红三角”（Pink Triangle ，后来改名为 PT Foundation ），成立于1987年。我某个晚上下班前致电该组织，希望做个访问。接电话的义工叫章瑛，是后来的民主行动党议员，她当时每个星期会在那里负责两晚的电话辅导工作。我收集了访问对象资料后，次日问主笔张肇达是否可以帮忙采访有关负责人，肇达一口答应，让我松了口气，不然我得亲自上阵。因为我没有记者可用，所有的访问或资料整理需要编辑自己解决，我分身乏术只能求朋友帮忙。肇达是新明日报停刊后加入星洲日报，成为主笔成员之一。他有个特点，写稿和吃饭速度极快。我们几个同事同桌吃饭，还没吃上几口，他已经吃完。他出版过上下两集的武侠小说《大中华英雄》，2007年病逝。其他受邀到写手包括：艾斯、张永庆、孙春美等，从关怀到辅导到现象到医疗等多个角度探讨这一课题。系列文章见报后，接到好些同性恋人赞好的电话，也有同性恋者现身说法，写出他们的困境和期许。
【第三部分：文學論爭與文化記憶】
您主編《星雲》、《南洋文藝》時期，恰逢本地興起馬華文學經典與文化身份的議題爭論，您如何看待《星雲》在這些論爭中的位置？1991年5月刊載禤素萊文章後，5月開設文學的激蕩欄目，當時是否預見到這會引發激烈的經典缺席論爭？當時黃錦樹仍在台灣留學，是否提供相關文章讓他回應，過程中如何溝通與邀稿？
論戰爆發後，《星雲》勢必收到海量贊成與謾罵的稿件，您是如何決定刊登和退稿的標準？是否主動邀請文人學者參與討論？事隔多年，那場論戰吸引大家思考馬華文学，並以理論參與討論，但也造成一定的撕裂。如果現在面對類似議題，是否採取相同或不同的做法？
答：1992年4月间收到禤素莱自日本寄来的文章<开庭审讯>，文章提到日本学者无视马华文学的傲慢态度，我当下知道这文章提出的问题需要更多人探讨，旋即在5月1日发表在《星云》头条，很快的就得到沙禽的回响，以<开书审讯>（5月14日）驳斥谬论；5月30日陈应德以<马华文学正名的争论>参与讨论。<开庭审讯>发表后，我曾寄剪报到台湾给黄锦树。1990年他曾在《文艺春秋》发表过<“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关心这方面的课题，因此我希望他能回应。接到锦树的回复，大概是两个星期后的事，5月28日刊出他的文章<马华文学“经典缺席”>。锦树的观点让陈雪风不满，他7月15日以“夏梅”的笔名在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隔岸批评黄锦树藐视马华文学。过后引出黄锦树派和陈雪风派的支持者的参与，互相攻击。马华文学论战很多出现“隔岸（隔报）论战”的现象，你来我往，看似两报的战争，其实不然，报馆无法统一读者思想，同一份报纸读者自有各自观点和立场。战场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家报馆的不同版位里，比如星云、文艺春秋、星洲广场和言路版（在南洋商报的相应版位即商余、南洋文艺、言论等版）。论争最终失去焦点，沦为谩骂混战。看论战，仅看一家报纸会不知前不知后的，因此两家报纸都要看，报纸好像突然畅销起来，这大概是报馆乐见的事。论战期间，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多，只要不谩骂不人身攻击，凡以事论事的都应该采用。这一准则，不管何时都适用。
在90年代的剪報當中，我們注意到雨林小站出版社相關資訊，如由藝青著《失傳》至第七冊楊繼光《雨天集》。能否談談出版社創立的契機？它與後來匯整眾多馬華文學資料的部落格《雨林小站》，在取名與精神傳承上是否有所關聯？
答：1980年间，我居住在八打靈，在马大就学的许育华、潘碧华（化拾）、林锐仁等住在旧区名为“鸿雁楼”的排屋；祝家华、朱进兴（曲梵之）、李汉民、张建安等年轻报人是我邻居，彼此都是曾经参与过六字辈文友聚会的朋友，常有往来。1986年以许育华、朱进兴为首的浅水集刊编委会，收集二十余位文友的作品，出版了《青色的冲激》合集，列为浅水集刊1，由南马的朋友王绣晻的朋友出版社出版。朋友出版社同年出版了浅水集刊2：《成长中的六字辈》，算是《青色的冲激》的延续。
次年我与星洲同事雷子健（胡一刀）成立了雨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单行本《失传》。第二年雷子健离开雨林小站。我所提的雨林，不是赤道雨林，是雨树之林。雨树会吐水，从树冠滴下，走在树下，如在雨中，我喜欢雨树成林落雨的意象，便把出版社命名为雨林小站。社址就是我在沙亚南的家。小站仿效“鸿雁楼”好客之举，欢迎好友到来歇脚。雨林小站靠近梳邦机场（当时KLIA还未建成），一些文友下机后常到小站休息。许育华离开鸿雁楼之后曾到雨林小站与我同住；黄锦树、黄华安、辛金顺、庄华兴、李天葆、黎家响等也曾经住宿雨林小站。搬离沙亚南雨林小站之后，我把自己的部落格命名为雨林小站，欢迎网络读者前来歇脚吹风，看看里面的马华文学资料。
雨林小站出版过的书如下：艺青《失传》（1987）、辛金顺《风起的时候》(1992)、辛金顺《一笑人间万事》（1992）、林春美《给古人写信》张永修《给现代写诗》（鸳鸯书，1994）、艾斯《人间有待》（1995）、何乃健《逆风的向阳花》（1997）、李婉迎（由于藏书遗失，忘了书名及出版日期）、杨继光《雨天集》（2001），之后还在2007年出版了林春美主编的《周一与周四的散文课》，共9本，间中也参与过作协季刊《马华作家》、南洋商报《南洋年选》丛书等的排版设计等编务。
您自1980年代投身編輯台，到卸下《南洋文藝》主編一職，再到後來持續編纂《季風帶》、《楓林文叢》等刊物。作為資深的文學推手，請問您如何看待目前的馬華文學生態？縱觀這三十多年演變與發展，您認為現今的文壇有哪些進步與隱憂？對於未來的發展有何期許？
答：我从1982年进入报界，参与星洲、南洋的文学出版编务，包括杂志《季风带》《枫林文丛》，前后三十余年，学的都是旧的编辑学，今天看来已经落伍。网络时代新人新作风，自有他们的做法，不便置评。如今报章（纸版）的影响力在萎缩，马华文坛投稿园地在缩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庆幸生长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用自己的努力做人力可以做的事，不用担心文章被怀疑AI 代笔。黄昏事业有黄昏落幕前的美丽，天黑是天黑的事。
——
12/3/2026
电子文学杂志《零余》第三期，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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