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舞蹈
——张永修《山巅上跳跃的羚羊》阅读札记
龙扬志
2024年底收到张永修先生即将汇集成书的文稿，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在马华文学长河里浸淫，张永修是一位虔诚的摆渡者，也是坚持文学信念的逐梦人。这些凝聚着深情的文字，算是他专为自己留存的一份见证，记录冷暖自知的笔耕生涯。编者过手的文字堪比恒河沙数，最终如此这般化为过眼云烟，惟有记录自己心境的篇什，成为生命深处的回响。按照永修一如既往的谦抑作风，故纸堆里披沙拣金，权当“废邮存底”，或作为惨淡经营的纪念。这也提醒我们，即便拥有专事舞文弄墨的职业生涯，装订成册的文字可能为数不多，人生能做的事情实在太有限了。
值得欣慰的是，一位热爱文学远甚于热闹的人，终于从编辑职场解脱出来，拥有专门处理自己作品的时间了。虽然意味着他从文学出发，绕了40多年漫长的一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工场。沈从文说，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从主角的场合退出，向来都是不乏落寞的，未必有多少人愿意倾听离职者的感言，不忘挖井人的饮者想必也不在少数。
除了那些早已见诸报端的篇目，张永修一些描述自己人生道路的随笔写于退休之后，文艺副刊编辑没有被职业磨去写作的激情，实属万分庆幸。记得他在有关瑜珈的回忆中提到半夜起床练习，他的写作何尝不也如这深夜的舞蹈，隐喻着我们寻常的遭遇，只有放下为稻粱谋的工作，才能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于读者而言，观看编辑的写作无疑具有阅读的兴味，由此推测编辑的水准与口味，不亚于追寻作家的精神创伤，获得一种窥视他者的快感。但是当他吩咐我写个短序时，又有点犹豫不决。自忖作为域外的他者，我对马华文学的了解相当贫乏，担心言说失去分寸，无法提供在场的阅读参照。
在我想象的视野里，张永修先生在马华文文学星空谱系里给一众华文读者留下的恐怕不外乎视野开阔、行事低调、思维活跃的编辑形象，他甘愿扮演幕后推手，默默助力马华作家成长，从业40余年，可谓矢志不移。我们时常听到马华文学难以摆脱过度依赖副刊的感叹，另类的盆栽不仅限制了想象力，而且容易塑造写作者急躁、敷衍的心态，却不可否认副刊本身对文学的兜底与带动。要是有国家名义出资的华文刊物，文学生态当然会更好，可惜没有。
理解文学的读者将副刊视为编辑家作品的考量，但世俗标准定义编辑的角色为做嫁衣，新人还好，作品刊发出来喜形于色，一班作者对编辑的削删是不以为然的，有时难免招致大牌的不满与怨恨，可见编辑是一份在服务对象面前缺乏基本共识的职业。然而事实上，马华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职业编辑的专业分野，这比全职作家的出现更为重要。
编辑的专业化是华文报刊长期稳定运行的标志，编辑需要按照现代生产流程组织内容、设置栏目、约稿审稿、把握时效性，才能确保华文报刊定期、连续出版。长期游离于在国家文化政策之外，马华报刊已然成为马华文坛最严格、最善意的文学生产与传播舞台，副刊编辑不仅是华文作品的审核者，更是华文作者的发现者、培育者和同行者。作为独立运营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语境的华文报刊，必须形成有效的商业运营闭环，才可能建立一套自洽的编辑体系，通过专业化定位完善其商业逻辑，这也是副刊得以发展的保障。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商业有自身的思考角度和利益逻辑，并非所有运营者都能理解人文副刊为商业报刊带来的深层价值。
阅读张永修的编辑生涯回顾，他对副刊编辑的定位其实是相当保守的，只希望能够推动本土作家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从节省商业成本考虑。正是这种务实的理念，他在90年代以来的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策划人角色。尽管不少操作方法受台港文学报刊启发，但是联系马华文学进行精心策划，促成马华文学以事件化运行，本身就是一种主导文坛运行的有效方式。而他引以为豪的工作，就是借助有限的资源与自由，先后将《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办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报纸副刊对于培养本土文学人才、推动关注华人社会与生存课题，具有极其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时间错位的阅读者，我当年浏览90年代马华报刊时，对于马华文坛的大论争、大碰撞颇多共情，甚至有一种“双百方针”在南洋运营的隔世之感。把副刊办成马华一众写作人的“秀场”，充分调动作者和读者的参与冲动，张永修在其中扮演了策划人角色：既是文学编辑、小说、散文创作者，也是文坛事件幕后操作人，文化沉思者。有时我坐在密密匝匝的报架边休息，不免对着一叠叠发黄的报纸联想马华文学的生产机制，就引领马华文学议题讨论、文学版图完善而言，称张永修为马华文学副刊、文学话题的“操盘手”恐怕并不为过。
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社群空间从事文学策划，编辑的角色无疑显得愈发突出，需要组织者具备市场洞察力、文学判断力和项目管理能力，甚至还要将相关作品策划为系列图书出版，才能引发持续的社会关注，甚至进一步制造文学潮流。这样一来，编辑和出版社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文学热点、流派的制作人。西方文学界通常都有一套稳定、成熟的运作模式，出版行业通过策划丛书、设立文学奖、打造品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和阅读趣味，如布克奖、龚古尔奖背后都有编辑的深度参与，而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不少大作家更是直接担任文学报刊编辑，深刻影响一时的文学生态。
我曾经在一个重审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的小文中尝试追问持续于整个 90 年代马华文学论争的动力，认为激发马华新生代写作人关注马华文学经典、文学史编撰、马华文学文化属性等系列主题，缘于一种追求国族承认的文化诉求，以及与文学主体性息息相关的观念觉醒，旨在借助重写马华文学史以清点过去，弱化中国性以建构马华文学的未来维度。其实更重要的一个要素被忽略，就是少数文化人士与文学编辑的策划，或者可归纳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在《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的序言里，张永修以“近处观战”为题回顾了重要议题的来龙去脉，其中不少话题体现出典型的议程设置，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议程与马华文学发展具有高度一致性，也足以证明议程符合文学史的内在逻辑。按照特里·伊格尔顿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文学不是预设的结构，而是通过阅读、解释和实践不断“发生”的过程。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将文学视为一种动态“事件”（event），而非固定本质，这为事件化提供了核心参照，文学的策略性（strategy）类似于仪式或象征行为，文学话语就是“述行”（performative），即通过行动改变现实，让文学按自身的逻辑发生。张永修用“炮声轰轰，战事连连”形容文学论争，正是按照策划预期形成的事件效应。
从90年代以降马华文坛热点讨论卷入的人员规模和讨论深度来看，马华文学的思想活力和理论深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极限，其实也不难想像，除周策纵先生概括的文学“双中心”之外，没有哪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能有如此系统性的建制，足以通过学科史或学术史的方式加以完整叙述。比如针对马华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参照中国本位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或世界华文文学史即可发现，文学史的编撰始终具有强大的挑战效应。筛掉作者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成分，笔者完全认同陈大为对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框架下马华文学史编撰的批评，陈大为当年认为公仲和陈贤茂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由于在第一手资料搜集上的“高度被动性”和“严重作协化”现象，造成论述和评价上的落后与偏差。问题的关键正如大陆学者刘小新所言，不仅缺少支撑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写作的史料准备，而且到现在为止，学界也未必看清了建构文学史演绎逻辑的内在规律。退一步说，即便知道，也未必敢说，或者即便敢写，也未必能出版。因此，对于身处诸种限制性语境的中国学者来说，是否急切需要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到底需要一部怎样的文学史，在我看来可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便出于教学的便利，也未必需要向本科学生提供一份蜻蜓点水、泛泛而论又以权威知识面目呈现的全球华文文学清单，甚至只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加以重点专题讲授，效果可能反而更好。至于如何深刻理解、消化西方史学的叙述观念，对于有志于编撰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学者来说，文学史细节及其结构可能需要更多借鉴其他学科的历史书写经验，分别展开类似剑桥系列史的研究——这似乎不是某种级别的课题所能承担的任务。只要真正深入90年代以降的马华文学历史场景，仅仅一部马华文学史的思考难度已可想而知。
张永修置身于一个积极参与、亲手推动的文学空间，对于文学的历史生成与运作逻辑无疑有切身的感受。大概为呈现马华文学和写作人更多典范景观，他尝试以观察员视角深入文学现场，为诸多马华作家、评论家造像。“第三辑”收入的不少作家访谈与采访手记，包括方修、陈瑞献、白垚、李锦宗、方娥真、林若隐、何乃健、张光达、贺淑芳等人，这些都是我关注、喜欢的作家，也是我在课堂里跟研究生、本科生讲述马华文学时提醒学生重视的对象。其中还有一些个案属于被发掘的人，具有链接马华文学传统的文学史意义，比如2001年在《南洋文艺》推出的“出土作家”张尘因、铁抗、方天、杨际光等。访谈系列不仅有对马华文学动态的深度策划，而且明显有一种整理马华文学传统、致敬前辈的意味，与作家的对话与记录，本身也是文学的实践。多重身份固然与爱好、能力息息相关，让永修有机会综合编剧、导演、演员的角色，相对于中国文学报刊精细的职业分工，华文报刊的生存境况也要求编辑人是一夫当关、以点带面的全能打手。
之所以提及上述诸多理论话题，其实是提醒读者留意作为文学编辑的张永修以自身的方式参与马华文学的发展，而不限于制造一个个被广为传播和报道的文学事件，这是他主动设计一种重构公众对马华文学认知的行动。事实上，正是这些饶有趣味的论争系列，才让很多诸如笔者一样的马华文学阅读者转换为研究者，可见副刊编辑对于马华文坛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一本小说集或散文集。当他将这些前朝旧事置入散文集，作为类似文坛亲历者的文档，不少文章我之前拉拉杂杂有所阅读，如今集中收到这里，又有一种重返文学现场的意味。
即便是旧文字，一旦在新的时空归集面世，也会以新的面目打捞一代人的记忆。我偶尔寻思他将散文集命名为《山巅上跳跃的羚羊》的原因，或许是冥冥中在延续一个寻找自我的主题。《山巅上跳跃的羚羊》缘于张永修勾勒马华文坛前辈张景云文学往事的一篇评论，是2001年“出土文学系列”的开篇。张景云以张尘因的身份写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却是再现马华写作人多元身份的重要面相。翻阅90年代以降的《南洋商报》，读者经常可以看到张景云在“星期论坛”、“景云沙龙”探讨马华社会各类问题，虽然论述马华文学的文字不多，但多有不凡见解。我是直到后来读到他主编《当代马华文存》政治卷，才知道曾经担任《南洋商报》总主笔、《人文杂志》主编。永修以“马华文坛的羚羊”形容张景云跳跃于山巅之间，惊险有如刀尖之舞，或许亦暗示马华报刊编辑乃是绝境求生的职业，由此磨砺出追求卓越的适应能力。而张永修切换于编辑、写作、策划之间，多变与迅捷，何尝也不是这样一只跳跃于山巅之间的羚羊？
遥想当年，我对马华文坛的观察，正是受益于日复一日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蕉风》《爝火》等华文报刊翻阅，这种语境还原不至于让我沦为完全不懂南洋风物与文化语境的门外汉。而马华文坛最为重要的“两报一刊”，都与张永修具有密切关联。1994年永修从《星洲日报》“星云”转到《南洋商报》负责“南洋文艺”，在他的策划下，文艺副刊连续推出的诸多专题聚结了大量作家和评论家，《南洋商报》成为马华文坛极具人气的文学空间，在华人读者群中形成广泛的文化号召力。张永修不得不向读者和作者解释报馆的用稿原则，报馆因纸张成本猛涨而缩减纸张数量，走精写精编，短小易读的路线。文学副刊这个没有广告、不赚钱的版位对于长稿原则上尽量少用，或者一概不用。小说家的长、中篇，评论家较学术、较大块头的文学评论，只好转道，另寻出路。 他提到极短篇的推动，居然是压缩纸张成本的外部因素，难言之隐，局外人不可能理解。永修曾经对“好编辑”这样描述：“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要有很清晰的理念。你要你的杂志（或副刊）是怎样的一种杂志（副刊）。你要哪类稿件，你要你的对象是哪些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哪里。你能起着怎样的作用。”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张永修主导了我们对马华文学的感知。
张永修曾介绍他的写作题材源自现实生活，显现在文字上的则是生活的变形。（《寻虎》，286页）说明职业编辑人长期以来形成严重的自我过滤，这会不会导致想象空间的限制？不过编辑的职责向来责任重大，小事亦关切到薪酬得失，或者职场尊严，大则关乎媒体生存与去留，这种走钢丝的工作，难免导致编辑人写作的神经紧绷。编辑成为文坛的看门人，评功绩当然是看他工作的职责成效，牺牲自我、成全文坛的背后并不容易被看到。同时，编辑必须顺应时代变革，适应性很强才能驾驭文学行进在前沿地带，外人看上去是风平浪静中的状态，其实不亚于走钢丝、闯险滩。正因为有一批急流勇进的文学舵手，才塑造了马华文学的全新面貌。
2015年5月，我们在广州策划了一场讨论当代马华文学的会议，邀请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许文荣、詹闵旭、李树枝、朱宥勋、张永修、林春美等人出席，会议期间请张永修和林春美各做一场学术讲座，我与温明明分别担任讲座评议人，王列耀教授主持，文学院研究生、本科生大约50人出席。林春美的讲座关注主旨是“南下文人”对马来半岛华文文学事业的作用，时间背景指向“建国的年代”，“南来的文人”则选取以友联、蕉风-学生周报为轴心的非左翼文人，深入追踪姚拓、白垚、方天、燕归来、黄崖等人的编辑理念，以及由他们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对马华文学多样性格局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永修以《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为线索，追踪“南洋文艺”对马华文学的主动塑造，评述了钟夏田、陈思庆、柯金德、陈仰庄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文艺编辑方针，以及由他介入编务工作之后策划的专题性工作，比如“进谏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倒数”、“文学大系讨论”、“经典论争”等引起马华文坛争议的相关专题，呈现了华文报纸副刊与编辑者在当代马华文坛扮演的独特角色。记得完成学术报告之后，我与张永修、林春美兴冲冲合影，两位光鲜亮丽的形象，让人觉得赤道热带是舒适宜居之所。那时压根就没想到2017年南洋商报会关停文艺副刊，南洋文艺高唱大风的旋律就此戛然而止。
张永修对文艺副刊的关停充满了惋惜，对于一个倾注心力与心血经营的事业而言，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繁华落尽，必然还是守夜人收拾残局。往日烟花有多绚烂，故事就有多精彩，守夜人在片尾看到自己成为这个大场面的设计师，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时代浪潮的来去向来如此，文学对大众文化的退让，必然附带着悲情的意味。与其说人类在追求文化平权的过程中舍弃掉了很多貌似高雅、严肃的纯粹艺术，不如说商业化依据内在的运行逻辑，粗暴挤兑了原本属于人文主义的尊严与荣光。这种浪潮是全球性的，中国大陆报纸文学副刊的厄运甚至来得更早，不少副刊在90年代中后期就走向了崩溃，这场伴随着纯文学退场的关停潮，副刊的审美性、思想性让位于各种猎奇、乏味、功利的文字，尚未引起太多的警惕。作为从中国内陆乡村折腾出来的读书人，我对物质短缺时代的厌倦也在不断审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物欲泛滥对精神的冲刷，技术发展对想像力的压制，与张永修描述的南洋农业社会亦有强烈的同构关系。在“入世”之后风起云涌的经济浪潮中，未有丝毫迹象提示我们进入一种像今天一样难以言说的处境，以为一个以商品经济、自由贸易为表征的新阶段，必然迎来一个大众文化活跃、法治氛围浓郁、市民社会健全的整体状态。不止资深编辑张永修，从南洋到东洋、西洋，华文编辑都在感叹华文文学面临着日益恶质化的生存境况，其实相比这些可以言说的失望与苦楚，我们内地面临的是一种另类的苦楚，像福柯关注的中世纪麻疯病人一样遭遇着严厉的惩戒，无法诉说，只能被自我与他者凝视。这是作为大陆读者从马华文学的阅读中感受华文自由表述灵魂的重要魅力。我不想赋予华文文学更多的悲情，可能没有那么多痛苦，甚至相反，是海外的华人群体更能读懂我们内心难以言说的卑屈，经历过含泪的笑，就像练瑜珈时受苦到绽放的体验。如果说永修的失落，是对于马华社会终于失去一片纯文学的阵地心有不甘，那我们面临的痛楚远非文字本身可以形容。一代人所遭遇的精神难题，在大历史的描述中可能不值一提。
2026年8月9日星期日
2026年8月7日星期五
張錦忠——序張永修散文集《山巔上跳躍的羚羊》
漫長而不唐捐的文學編輯歲月
◎張錦忠
他早已認清百花的歸向
回到詩的廢園
繆思被綁架的地方
——陳瑞獻：〈祭旗〉(1967)
張永修去年十二月寄幾輯文稿給我的時候，我以為他人在倫敦（似乎在報紙副刊看到他的英倫隨筆），復以為他要出版的是小品文集，或者一種介乎小說與散文之間的文類結集，因為在那之前，他才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尋虎》。當然，我的「以為」並沒有甚麼道理依據或邏輯性，只是來自隨意翻閱第一輯文字之後的「自以為是」。我也沒有繼續閲讀，因為永修說，序文2025下半年交稿就好。終於2025年六月了，南臺灣天氣的烈熱潮濕已令人難以消受，讀書寫作只能在清晨或深夜為之，然後出門到研究室去繼續。於是在大半個六月的時光，我將影印店列印出來裝訂成冊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文稿帶去研究室，在趨近中午的上午，背對著時有燕子在冷氣壓縮機上啁啾端詳的窗玻璃，繼續清晨或前一天深夜未竟之事——繼續閱讀，書寫，回想，偶爾起身看看窗外初夏明麗蔚藍的西子灣海面。 文稿裏頭盡是消逝的遙遠時光印跡。我想永修在2024年整理這些文稿時，必然也在沉思叩問，那個自己耕耘了三十年的文學園圃，園裏的花兒哪裏去了？昔日文林早已滄海桑田，人事幾番新了。我在那些上午，有時是在下午，讀《山巔上跳躍的羚羊》集中諸文，特別是第三輯，腦海的濤花浪蕊，都是那些年「我們的文壇」（已故詩人楊際光當年主持某廣播節目的名稱）的人事與文學記憶，也不免要問道：花兒哪裏去了，long time ago，花兒哪裏去了？而身為文藝副刊編輯的張永修，我的馬華文友，正是「我們的園地」其中一位園丁。
很久以前，說起馬華文學的發表園地，總會有人提到「二報一刊」。所謂「二報」，指的是《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的文藝副刊，「一刊」則是《蕉風》。馬華文學出版幾乎都是獨立出版，談不上大規模，文學雜誌更是鳳毛麟角，出版集團經營的不是新聞報紙、綜合或通俗刊物，就是教科書，沒有文學出版大企業，文藝副刊才是體現馬華文學的共同平台，故有「馬華文學就是副刊文學」的說法。因此，說「二報」的文藝副刊在馬華文學史上舉足輕重並不為過。
「二報」歷史悠久，《南洋商報》創辦於1923年，《星洲日報》創辦於1929年，迄今不是超過一世紀就是接近百年，二報的文藝副刊也歷盡滄桑。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合邦若干年後，兩報分家，後來新加坡版二報被政府合併為《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版二報繼續刊行；然而，新千禧年以後，曾經是第一大華文報紙的《南洋商報》歷經政黨與財團收購風雨後被納入世華媒體旗下，報紙媒體遂遭壟斷，狂瀾已倒，無力可挽。我無意在這裏敘述二報的輝煌歷史或大馬華社的報殤創傷，我要談的是文藝副刊。
精確而言，「二報一刊」的「二報」，就是指《南洋商報》的〔南洋文藝〕副刊與《星洲日報》的〔文藝春秋〕副刊。不過，這個關鍵詞現在大概沒甚麼人在意了。這回如果不是讀永修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書稿字裏行間閃過此詞，我大概也不會想起「二報一刊」這個說法。目前馬華文學場域的「二報一刊」，或許可以用「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來形容。我們應當珍惜那半壁僅存的江山，俯首甘為山巔上的牧羚奴。
張永修的書名《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原是〔南洋文藝〕2000年六月「出土文學系列」 張塵因篇的題目。《山巔上跳躍的羚羊》是一本散文、隨筆集，分為三輯，首輯為生活小品，次輯以臺北為「打造文化城市」的參照，第三輯三卷文章則書寫馬華文學場域的人物、刊物、事件，並借「文學問答」替二十餘位馬華書寫者留聲，可謂「文林內史」。寫張塵因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即收入第三輯第二卷，同卷其他七位特寫或受訪人物為方修、陳瑞獻、鐵抗、張木欽、楊際光、白垚、李錦宗。
「張塵因」是人間詩社故人張景雲先生詩集《言筌集》的作者署名，後來他寫文章、出書多用原名。《言筌集》出版於1977年，當時「張塵因」可能比「張黛」更不為人所知，少數知道他的人是《蕉風》讀者或他當年報館同仁，如已故詩人飄貝零；我認識景雲就是飄貝零介紹的。到了2000年，張景雲已是知名報人（現在的用詞是「媒體人」），但詩名沉埋，因此永修認為有必要「出土」詩人詩集，讓新千禧年的〔南洋文藝〕讀者認識「我們的文壇」，也讓張景雲「回到詩人的身份」。
多年以後，當張景雲在吉隆坡亞答屋84號圖書館跟一群文藝青年談〔南洋文藝〕停刊這件事的時候，他想起的大概是1980年代中葉那些他自己編文學副刊的遙遠歲月。1985年左右，《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忽然進入四國演義，〔讀者文藝〕、〔南洋文藝〕、〔文星〕、〔文會〕或共時或先後開花綻放，可謂眾聲喧嘩，似乎文藝副刊極不尋常地獲得報館重視，看不懂報界風雲的人會這麼認為；相形之下， 2017年底〔南洋文藝〕被停刊就令人情何以堪了。張景雲當年編的是〔文會〕。
〔文會〕每個星期天見報，每期兩版，內容以中西文藝評論為主，可以說是八〇年代中葉「二報一刊」等眾多文藝園地中水準最高的刊物，也是繼梁明廣、陳瑞獻編的〔文叢〕之後《南洋商報》另一重要副刊。不過，張景雲回憶道，「〔文會〕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稿荒的狀況。」這當然是編輯人的孤寂與困境。當年〔文叢〕文章多由梁明廣與陳瑞獻自撰自譯，大概也是稿荒之故。編一份刊物，編者有想法要落實，自譯自寫不失為踐行之道，但這需要很大的熱情。許多年後，總是有人感嘆馬華文學場域評論文章匱乏，殊不知早在上一個世紀八〇年代《南洋商報》就有〔文會〕這樣一個專門發表評論文章的園地了。當然，有了專刊評論的刊物不表示就不缺評論稿。
張景雲以及《山巔上跳躍的羚羊》第三輯第二卷的方修、陳瑞獻等八人，他們都在不同的「試煉時代」當過編輯。不過，張永修將他們放在同一卷，乃因他們都曾在〔南洋文藝〕登場，而他是這個副刊主編。永修從1994年五月起接棒主持《南洋商報》這個文藝副刊的編務，直到2017年十二月〔南洋文藝〕停刊，他自己說「前後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二十三年的記憶又何止像火車鐵軌那麼長，何況從2018年初算起，又七年過去了。
這麼一想，我是有些感慨的，永修想必也是。《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因此是一本文林三十年回想錄，書末有篇短文題為〈一個文學編輯的叮嚀〉，那個「文學編輯」，就是永修自己。彼時他已由報館退休，但依然以文學編輯身份編了五期《季風帶》（第八至十二期）與「楓林文叢」第一輯十五種。其實，說三十年也不對，永修早在1988年四月就開始負責《星洲日報》的〔星雲〕版編務了。那是「茅草事件」第二年，《星洲日報》解禁復刊，報館人事變動之後的事。永修編〔星雲〕亟思有所作為，到了1992年，刊登禤素萊、黃錦樹等人關於馬華文學定位、經典作品的評文，引發文林內部激烈論爭，遂留下一個當代文學史的「經典缺席事件」檔案，那也是九〇年代馬華文學論述的開端。1994年，永修從《星洲日報》過檔《南洋商報》，在〔南洋文藝〕繼續推動馬華文學論述。那一年，離張景雲編〔文會〕版停刊也有六年之久了。
〔南洋文藝〕每週見報兩次，每期一版。張永修編了二十三年，以每週計，等於編了一千一百多期文學週刊，類似以一人之力築一文藝長城，也是一項難以打破的紀錄了。創作稿之外，〔南洋文藝〕主打馬華文學論述，故常製作評論專題。永修在告別〔南洋文藝〕的〈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中歸納了這個副刊的幾個特色，我認為其中的「文學史視野」、「文學評論」以及「作家專題」最值得稱道。這三項，恰好就是《山巔上跳躍的羚羊》第三輯各卷所回播的內容，而且整體而言，呈現了一個馬華文學論述（及其本土化）的框架。早在1997年底，永修就撰有〈馬華文學論述在〔南洋文藝〕(1994.5-1997.6)〉在某研討會發表，那是他接編副刊三年後的「期初報告」；可見推動馬華文學論述是他念茲在茲的初衷。
永修發表那篇馬華文學論述在〔南洋文藝〕報告的年代，為1990年代下半葉，亞洲金融風暴尚未來襲，馬華文學的學院建制還在起步，相關研討會多由民間機構（如留臺聯總或寫作人協會）舉辦，其中幾次我也應邀與會，會議地點都是在吉隆坡武吉免登的聯邦飯店。我就是在返馬開會時認識永修的。記得我們相約在會場附近劉蝶廣場飲料店夜談，同行者還有永修的「靈感精靈」林春美，當年年少氣盛的黃錦樹與林建國。林春美彼時剛接編「二報一刊」的「一刊」，以「艷陽蕉風」為號召，推出《蕉風》革新號，要令《蕉風》像旭日再東昇，所以那幾次夜會我們總是亢奮地談《蕉風》可以如何做〔南洋文藝〕可以策編甚麼專題。然而不過一年光景，「春美中興」的《蕉風》就休刊了，老蕉風們也只來得及在休刊號寫點感傷的話。永修倒是近處觀察，寫了這本文集裏頭那篇相當完整的「春美七期」《蕉風》報告。儘管世事無常，那時我們大概沒有料到〔南洋文藝〕也會有停刊的一日。
2017年十二月，當年《學報》老友許友彬來臺，我們相約九號那天在臺北吃飯喝咖啡，見面時他第一句話就說，「你寫〔南洋文藝〕寫到它關門。」「是啊，〔南洋文藝〕要執笠了。」我說。倆人當下不勝唏噓。其實早在前一個月下旬，我赴吉隆坡參加「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研討會時，永修就在會場私下透露這個壞消息了，我問他十一月還要不要寫「普通名詞」，那時我在〔南洋文藝〕有個專欄叫「遠方的目光」（其實是稍早〔商餘〕版被腰斬的「共沸誌」專欄移地文藝版），正在寫「我們的十個普通名詞」，他說再跟我說，後來我就離開吉隆坡了，他也沒有再跟我說甚麼。我在〔南洋文藝〕最後一篇稿是十月卅一日的〈離散〉；一個多月後，這個永修編了二十三年的文藝副刊就戞然畫下休止符。我的「十個普通名詞」才寫了四個。
於是「二報一刊」僅剩「一報」了（「一刊」日後在南方復刊，則是另闢歧路，乃別座花園了）。永修在編輯路上孜孜於為馬華文學評論做點事，如今回望自己參與「二報」幾個副刊三十載的文學編輯生涯，他的心境，大概就像本文題辭中焚詩祭旗再出發的詩人那樣，是一種哲學家所說的奧伏赫變(Aufheben)。是的，那些年的歲月誠然漫長，但不唐捐，因為他知道，「他的動脈靜脈 / 縱橫著多少咆哮的鐵蒺藜 / 他的血，走過 / 怎樣荊棘的長途」（陳瑞獻：〈祭旗〉）。《山巔上跳躍的羚羊》第三輯那三卷的文字就是見證。
然後烈陽高照的六月終於過去了，七月高雄多雨，間中幾個颱風過境或在邊區依違威嚇，研究室窗外的寧靜海面已不復寧靜，總見波濤自外海洶湧而至，偶爾桃花心木樹叢間傳來蟬聲與猴鳴，然而天色往往瞬間陰沉，過後又復明朗，如是陰沉、明朗、陰沉、明朗地週而復始。序文早就寫好了，然而總覺得少了點甚麼。七月初我將敘事部分加了副標題「張永修與《南洋商報》的 〔南洋文藝〕副刊」，先拿到我的《文訊》雜誌「談文論藝」專欄Pentimento發表，以散播永修的文學編輯功業，以及他對馬華文學的貢獻。七月下旬我自檳城歸來，繼續思索究竟甚麼地方若有所闕——後來我知道了，那是一篇文章的開頭、結尾。那是一種開頭和結尾的感知(sense)，一種散文的抒情元素。
——18.6.2025稿/3.8.2025修．左營
◎張錦忠
他早已認清百花的歸向
回到詩的廢園
繆思被綁架的地方
——陳瑞獻：〈祭旗〉(1967)
張永修去年十二月寄幾輯文稿給我的時候，我以為他人在倫敦（似乎在報紙副刊看到他的英倫隨筆），復以為他要出版的是小品文集，或者一種介乎小說與散文之間的文類結集，因為在那之前，他才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尋虎》。當然，我的「以為」並沒有甚麼道理依據或邏輯性，只是來自隨意翻閱第一輯文字之後的「自以為是」。我也沒有繼續閲讀，因為永修說，序文2025下半年交稿就好。終於2025年六月了，南臺灣天氣的烈熱潮濕已令人難以消受，讀書寫作只能在清晨或深夜為之，然後出門到研究室去繼續。於是在大半個六月的時光，我將影印店列印出來裝訂成冊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文稿帶去研究室，在趨近中午的上午，背對著時有燕子在冷氣壓縮機上啁啾端詳的窗玻璃，繼續清晨或前一天深夜未竟之事——繼續閱讀，書寫，回想，偶爾起身看看窗外初夏明麗蔚藍的西子灣海面。 文稿裏頭盡是消逝的遙遠時光印跡。我想永修在2024年整理這些文稿時，必然也在沉思叩問，那個自己耕耘了三十年的文學園圃，園裏的花兒哪裏去了？昔日文林早已滄海桑田，人事幾番新了。我在那些上午，有時是在下午，讀《山巔上跳躍的羚羊》集中諸文，特別是第三輯，腦海的濤花浪蕊，都是那些年「我們的文壇」（已故詩人楊際光當年主持某廣播節目的名稱）的人事與文學記憶，也不免要問道：花兒哪裏去了，long time ago，花兒哪裏去了？而身為文藝副刊編輯的張永修，我的馬華文友，正是「我們的園地」其中一位園丁。
很久以前，說起馬華文學的發表園地，總會有人提到「二報一刊」。所謂「二報」，指的是《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的文藝副刊，「一刊」則是《蕉風》。馬華文學出版幾乎都是獨立出版，談不上大規模，文學雜誌更是鳳毛麟角，出版集團經營的不是新聞報紙、綜合或通俗刊物，就是教科書，沒有文學出版大企業，文藝副刊才是體現馬華文學的共同平台，故有「馬華文學就是副刊文學」的說法。因此，說「二報」的文藝副刊在馬華文學史上舉足輕重並不為過。
「二報」歷史悠久，《南洋商報》創辦於1923年，《星洲日報》創辦於1929年，迄今不是超過一世紀就是接近百年，二報的文藝副刊也歷盡滄桑。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合邦若干年後，兩報分家，後來新加坡版二報被政府合併為《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版二報繼續刊行；然而，新千禧年以後，曾經是第一大華文報紙的《南洋商報》歷經政黨與財團收購風雨後被納入世華媒體旗下，報紙媒體遂遭壟斷，狂瀾已倒，無力可挽。我無意在這裏敘述二報的輝煌歷史或大馬華社的報殤創傷，我要談的是文藝副刊。
精確而言，「二報一刊」的「二報」，就是指《南洋商報》的〔南洋文藝〕副刊與《星洲日報》的〔文藝春秋〕副刊。不過，這個關鍵詞現在大概沒甚麼人在意了。這回如果不是讀永修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書稿字裏行間閃過此詞，我大概也不會想起「二報一刊」這個說法。目前馬華文學場域的「二報一刊」，或許可以用「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來形容。我們應當珍惜那半壁僅存的江山，俯首甘為山巔上的牧羚奴。
張永修的書名《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原是〔南洋文藝〕2000年六月「出土文學系列」 張塵因篇的題目。《山巔上跳躍的羚羊》是一本散文、隨筆集，分為三輯，首輯為生活小品，次輯以臺北為「打造文化城市」的參照，第三輯三卷文章則書寫馬華文學場域的人物、刊物、事件，並借「文學問答」替二十餘位馬華書寫者留聲，可謂「文林內史」。寫張塵因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即收入第三輯第二卷，同卷其他七位特寫或受訪人物為方修、陳瑞獻、鐵抗、張木欽、楊際光、白垚、李錦宗。
「張塵因」是人間詩社故人張景雲先生詩集《言筌集》的作者署名，後來他寫文章、出書多用原名。《言筌集》出版於1977年，當時「張塵因」可能比「張黛」更不為人所知，少數知道他的人是《蕉風》讀者或他當年報館同仁，如已故詩人飄貝零；我認識景雲就是飄貝零介紹的。到了2000年，張景雲已是知名報人（現在的用詞是「媒體人」），但詩名沉埋，因此永修認為有必要「出土」詩人詩集，讓新千禧年的〔南洋文藝〕讀者認識「我們的文壇」，也讓張景雲「回到詩人的身份」。
多年以後，當張景雲在吉隆坡亞答屋84號圖書館跟一群文藝青年談〔南洋文藝〕停刊這件事的時候，他想起的大概是1980年代中葉那些他自己編文學副刊的遙遠歲月。1985年左右，《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忽然進入四國演義，〔讀者文藝〕、〔南洋文藝〕、〔文星〕、〔文會〕或共時或先後開花綻放，可謂眾聲喧嘩，似乎文藝副刊極不尋常地獲得報館重視，看不懂報界風雲的人會這麼認為；相形之下， 2017年底〔南洋文藝〕被停刊就令人情何以堪了。張景雲當年編的是〔文會〕。
〔文會〕每個星期天見報，每期兩版，內容以中西文藝評論為主，可以說是八〇年代中葉「二報一刊」等眾多文藝園地中水準最高的刊物，也是繼梁明廣、陳瑞獻編的〔文叢〕之後《南洋商報》另一重要副刊。不過，張景雲回憶道，「〔文會〕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稿荒的狀況。」這當然是編輯人的孤寂與困境。當年〔文叢〕文章多由梁明廣與陳瑞獻自撰自譯，大概也是稿荒之故。編一份刊物，編者有想法要落實，自譯自寫不失為踐行之道，但這需要很大的熱情。許多年後，總是有人感嘆馬華文學場域評論文章匱乏，殊不知早在上一個世紀八〇年代《南洋商報》就有〔文會〕這樣一個專門發表評論文章的園地了。當然，有了專刊評論的刊物不表示就不缺評論稿。
張景雲以及《山巔上跳躍的羚羊》第三輯第二卷的方修、陳瑞獻等八人，他們都在不同的「試煉時代」當過編輯。不過，張永修將他們放在同一卷，乃因他們都曾在〔南洋文藝〕登場，而他是這個副刊主編。永修從1994年五月起接棒主持《南洋商報》這個文藝副刊的編務，直到2017年十二月〔南洋文藝〕停刊，他自己說「前後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二十三年的記憶又何止像火車鐵軌那麼長，何況從2018年初算起，又七年過去了。
這麼一想，我是有些感慨的，永修想必也是。《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因此是一本文林三十年回想錄，書末有篇短文題為〈一個文學編輯的叮嚀〉，那個「文學編輯」，就是永修自己。彼時他已由報館退休，但依然以文學編輯身份編了五期《季風帶》（第八至十二期）與「楓林文叢」第一輯十五種。其實，說三十年也不對，永修早在1988年四月就開始負責《星洲日報》的〔星雲〕版編務了。那是「茅草事件」第二年，《星洲日報》解禁復刊，報館人事變動之後的事。永修編〔星雲〕亟思有所作為，到了1992年，刊登禤素萊、黃錦樹等人關於馬華文學定位、經典作品的評文，引發文林內部激烈論爭，遂留下一個當代文學史的「經典缺席事件」檔案，那也是九〇年代馬華文學論述的開端。1994年，永修從《星洲日報》過檔《南洋商報》，在〔南洋文藝〕繼續推動馬華文學論述。那一年，離張景雲編〔文會〕版停刊也有六年之久了。
〔南洋文藝〕每週見報兩次，每期一版。張永修編了二十三年，以每週計，等於編了一千一百多期文學週刊，類似以一人之力築一文藝長城，也是一項難以打破的紀錄了。創作稿之外，〔南洋文藝〕主打馬華文學論述，故常製作評論專題。永修在告別〔南洋文藝〕的〈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中歸納了這個副刊的幾個特色，我認為其中的「文學史視野」、「文學評論」以及「作家專題」最值得稱道。這三項，恰好就是《山巔上跳躍的羚羊》第三輯各卷所回播的內容，而且整體而言，呈現了一個馬華文學論述（及其本土化）的框架。早在1997年底，永修就撰有〈馬華文學論述在〔南洋文藝〕(1994.5-1997.6)〉在某研討會發表，那是他接編副刊三年後的「期初報告」；可見推動馬華文學論述是他念茲在茲的初衷。
永修發表那篇馬華文學論述在〔南洋文藝〕報告的年代，為1990年代下半葉，亞洲金融風暴尚未來襲，馬華文學的學院建制還在起步，相關研討會多由民間機構（如留臺聯總或寫作人協會）舉辦，其中幾次我也應邀與會，會議地點都是在吉隆坡武吉免登的聯邦飯店。我就是在返馬開會時認識永修的。記得我們相約在會場附近劉蝶廣場飲料店夜談，同行者還有永修的「靈感精靈」林春美，當年年少氣盛的黃錦樹與林建國。林春美彼時剛接編「二報一刊」的「一刊」，以「艷陽蕉風」為號召，推出《蕉風》革新號，要令《蕉風》像旭日再東昇，所以那幾次夜會我們總是亢奮地談《蕉風》可以如何做〔南洋文藝〕可以策編甚麼專題。然而不過一年光景，「春美中興」的《蕉風》就休刊了，老蕉風們也只來得及在休刊號寫點感傷的話。永修倒是近處觀察，寫了這本文集裏頭那篇相當完整的「春美七期」《蕉風》報告。儘管世事無常，那時我們大概沒有料到〔南洋文藝〕也會有停刊的一日。
2017年十二月，當年《學報》老友許友彬來臺，我們相約九號那天在臺北吃飯喝咖啡，見面時他第一句話就說，「你寫〔南洋文藝〕寫到它關門。」「是啊，〔南洋文藝〕要執笠了。」我說。倆人當下不勝唏噓。其實早在前一個月下旬，我赴吉隆坡參加「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研討會時，永修就在會場私下透露這個壞消息了，我問他十一月還要不要寫「普通名詞」，那時我在〔南洋文藝〕有個專欄叫「遠方的目光」（其實是稍早〔商餘〕版被腰斬的「共沸誌」專欄移地文藝版），正在寫「我們的十個普通名詞」，他說再跟我說，後來我就離開吉隆坡了，他也沒有再跟我說甚麼。我在〔南洋文藝〕最後一篇稿是十月卅一日的〈離散〉；一個多月後，這個永修編了二十三年的文藝副刊就戞然畫下休止符。我的「十個普通名詞」才寫了四個。
於是「二報一刊」僅剩「一報」了（「一刊」日後在南方復刊，則是另闢歧路，乃別座花園了）。永修在編輯路上孜孜於為馬華文學評論做點事，如今回望自己參與「二報」幾個副刊三十載的文學編輯生涯，他的心境，大概就像本文題辭中焚詩祭旗再出發的詩人那樣，是一種哲學家所說的奧伏赫變(Aufheben)。是的，那些年的歲月誠然漫長，但不唐捐，因為他知道，「他的動脈靜脈 / 縱橫著多少咆哮的鐵蒺藜 / 他的血，走過 / 怎樣荊棘的長途」（陳瑞獻：〈祭旗〉）。《山巔上跳躍的羚羊》第三輯那三卷的文字就是見證。
然後烈陽高照的六月終於過去了，七月高雄多雨，間中幾個颱風過境或在邊區依違威嚇，研究室窗外的寧靜海面已不復寧靜，總見波濤自外海洶湧而至，偶爾桃花心木樹叢間傳來蟬聲與猴鳴，然而天色往往瞬間陰沉，過後又復明朗，如是陰沉、明朗、陰沉、明朗地週而復始。序文早就寫好了，然而總覺得少了點甚麼。七月初我將敘事部分加了副標題「張永修與《南洋商報》的 〔南洋文藝〕副刊」，先拿到我的《文訊》雜誌「談文論藝」專欄Pentimento發表，以散播永修的文學編輯功業，以及他對馬華文學的貢獻。七月下旬我自檳城歸來，繼續思索究竟甚麼地方若有所闕——後來我知道了，那是一篇文章的開頭、結尾。那是一種開頭和結尾的感知(sense)，一種散文的抒情元素。
——18.6.2025稿/3.8.2025修．左營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
一个月又一个月
/张永修
一个月了，没有他的消息。
早上不再有朝阳温馨的问候和开启一天的祝福。
咖啡机研磨出来的咖啡，香厚却苦涩。咖啡豆是他在巴西旅行时买的，从香港寄来。
他从脸书看到我的画，主动加我为友，说喜欢我的画。
我正在与朋友搞个画展义卖，收入一半捐助猫狗之家。他挑了一幅，以五千元买下。
我不是著名画家，一幅画通常卖三五百，五千对我来说，是天价。
你的画值得。他说。
这不只是价钱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画的肯定。我真的是太兴奋了。但我还是问他，真的吗？
真的。你给我你银行户口号码，我马上转账给你。你先把画留着，等圣诞节我回来时跟你拿。
初初，他短信过来，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他说，你是不是担心我是坏人？
我说没有啦，你多想了。其实，我哪里知道他真正的为人？还是小心为是。
我们来自同一地方，之前不认识，他说，这没关系，我们现在不是朋友了吗？他热情而坦白，主动把年龄身高体重告诉我，再发一张他在健身院运动后除下上衣的照片，白净，壮实，腹部是凹凸有致的洗衣板，运动裤挂得低低。后面还加上我单身，Top。
你若能接受，可以继续做朋友。他说得轻松，有如在你面前拉下拉链，看你的反应。
做脸书朋友嘛，何必认真。我想。反正止在线上，不会有直接的接触，不会危险。
他是律师，我在脸书上查过他的身份。他说，半年前调到香港。后来还发了法庭外部的照片，说他刚在那里出庭供证。又发他律师楼出口处的照片，说下班了。这个律师，应该不是假的。
可以发你的照片吗？他问。
我脸书的人头照是我的美术作品，从没放人相。我对社交平台有戒心，不像他，坦荡荡，放的是他俊美的正脸照，我一度怀疑是否AI 所造，查他的网页活动照，确定同是一个美男。我说我又矮又小，前平后扁，没有看头。他说，人是看人品，不是外貌。也不再继续纠缠要照片。后来他买了我的画作，要我与作品合影，才发了一张给他。他回说我骗他，没想到我这么you xiu（方言，大概是指小而美），而且有艺术家的气质。我听了飘飘然，晚上睡得甜。
甜梦啊，他说。不要梦到我。
我好像坠入爱恋中。我上床就想到他，想他的身体。
然后我开始自动自发自拍，发了给他。
然后每个晚上，谈到心软发热脖子僵硬。
有一两天晚上他没有上线，不知去向。第二天他说周末生意好，忙发货，他在某平台卖货。卖什么？他说什么都卖，只要顾客有兴趣的，下单后他通知厂商，货物就会直接从厂房出货，不必经过他。
他发来当晚顾客的订单，销售额美金五位数，是我卖出的画无数无数倍的价钱。
他说，你在脸书常看什么，大数据就会投你所好，推送你所兴趣的东西。比如你喜欢画，网络就会推送画笔、颜料、调色板、画框、画作、绘画课程、绘画群组、画家小传、美术学院、美术馆等等的相关视频。在你划手机时，划着划着你就会划到商品，想买的人就直接点击购买。商品无所不在，买家也随时潜在着，平台会帮你找顾客。
你有兴趣开网店吗？
我没有经验，也没有钱。
在网上开店挺简单的，用自己的名义开一家网店，不用囤货，有客人下单就赚一点，没有顾客下单，放在那里不会亏，没有风险我才建议你。反正你画画时间自由，不必像朝九晚五上班族那样被绑到死死，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我也是下班之后才处理网店的事。趁年轻，多做一些。钱，没有人会嫌多的。
他看我犹豫，又说，开店不用多少钱，要用到的钱我出，你给我开店要的资料，我跟你搞定。
我心软酥酥的，头有些混乱，当天也有些累，心想开店的事由他解决，我就不必烦这么多。好吧，我等下把资料给你。
第二天，没有他的消息。大概近佳节，生意好，在忙着发货吧。
第三天，发的短信没有打勾。他应该太忙了。白天他还要到法院打官司。
第四天，还是没有信息。他会不会去旅行了？上星期他说想到沙哈拉沙漠看看，那里大概没有网络，收不到信息。
一个星期，短信仍然没有打勾。
初恋的感觉很短，刚好一个月。等他的消息很久，等了一个月。
又到交房租的时候。我用手机转账，几次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亲自到银行走一趟，却被告知，我的钱已经完全被提光。
——
3/10/2025
24/12/2025《联合早报.文艺城》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51224-7983295
一个月了，没有他的消息。
早上不再有朝阳温馨的问候和开启一天的祝福。
咖啡机研磨出来的咖啡，香厚却苦涩。咖啡豆是他在巴西旅行时买的，从香港寄来。
他从脸书看到我的画，主动加我为友，说喜欢我的画。
我正在与朋友搞个画展义卖，收入一半捐助猫狗之家。他挑了一幅，以五千元买下。
我不是著名画家，一幅画通常卖三五百，五千对我来说，是天价。
你的画值得。他说。
这不只是价钱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画的肯定。我真的是太兴奋了。但我还是问他，真的吗？
真的。你给我你银行户口号码，我马上转账给你。你先把画留着，等圣诞节我回来时跟你拿。
初初，他短信过来，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他说，你是不是担心我是坏人？
我说没有啦，你多想了。其实，我哪里知道他真正的为人？还是小心为是。
我们来自同一地方，之前不认识，他说，这没关系，我们现在不是朋友了吗？他热情而坦白，主动把年龄身高体重告诉我，再发一张他在健身院运动后除下上衣的照片，白净，壮实，腹部是凹凸有致的洗衣板，运动裤挂得低低。后面还加上我单身，Top。
你若能接受，可以继续做朋友。他说得轻松，有如在你面前拉下拉链，看你的反应。
做脸书朋友嘛，何必认真。我想。反正止在线上，不会有直接的接触，不会危险。
他是律师，我在脸书上查过他的身份。他说，半年前调到香港。后来还发了法庭外部的照片，说他刚在那里出庭供证。又发他律师楼出口处的照片，说下班了。这个律师，应该不是假的。
可以发你的照片吗？他问。
我脸书的人头照是我的美术作品，从没放人相。我对社交平台有戒心，不像他，坦荡荡，放的是他俊美的正脸照，我一度怀疑是否AI 所造，查他的网页活动照，确定同是一个美男。我说我又矮又小，前平后扁，没有看头。他说，人是看人品，不是外貌。也不再继续纠缠要照片。后来他买了我的画作，要我与作品合影，才发了一张给他。他回说我骗他，没想到我这么you xiu（方言，大概是指小而美），而且有艺术家的气质。我听了飘飘然，晚上睡得甜。
甜梦啊，他说。不要梦到我。
我好像坠入爱恋中。我上床就想到他，想他的身体。
然后我开始自动自发自拍，发了给他。
然后每个晚上，谈到心软发热脖子僵硬。
有一两天晚上他没有上线，不知去向。第二天他说周末生意好，忙发货，他在某平台卖货。卖什么？他说什么都卖，只要顾客有兴趣的，下单后他通知厂商，货物就会直接从厂房出货，不必经过他。
他发来当晚顾客的订单，销售额美金五位数，是我卖出的画无数无数倍的价钱。
他说，你在脸书常看什么，大数据就会投你所好，推送你所兴趣的东西。比如你喜欢画，网络就会推送画笔、颜料、调色板、画框、画作、绘画课程、绘画群组、画家小传、美术学院、美术馆等等的相关视频。在你划手机时，划着划着你就会划到商品，想买的人就直接点击购买。商品无所不在，买家也随时潜在着，平台会帮你找顾客。
你有兴趣开网店吗？
我没有经验，也没有钱。
在网上开店挺简单的，用自己的名义开一家网店，不用囤货，有客人下单就赚一点，没有顾客下单，放在那里不会亏，没有风险我才建议你。反正你画画时间自由，不必像朝九晚五上班族那样被绑到死死，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我也是下班之后才处理网店的事。趁年轻，多做一些。钱，没有人会嫌多的。
他看我犹豫，又说，开店不用多少钱，要用到的钱我出，你给我开店要的资料，我跟你搞定。
我心软酥酥的，头有些混乱，当天也有些累，心想开店的事由他解决，我就不必烦这么多。好吧，我等下把资料给你。
第二天，没有他的消息。大概近佳节，生意好，在忙着发货吧。
第三天，发的短信没有打勾。他应该太忙了。白天他还要到法院打官司。
第四天，还是没有信息。他会不会去旅行了？上星期他说想到沙哈拉沙漠看看，那里大概没有网络，收不到信息。
一个星期，短信仍然没有打勾。
初恋的感觉很短，刚好一个月。等他的消息很久，等了一个月。
又到交房租的时候。我用手机转账，几次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亲自到银行走一趟，却被告知，我的钱已经完全被提光。
——
3/10/2025
24/12/2025《联合早报.文艺城》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51224-7983295
2026年8月2日星期日
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
编一本非虚构的文集
/张永修
编一本非虚构的文集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后记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易写好。除了文笔，怎么写，写什么，大概 决定了散文能走多远。我没有雄厚的背景身世，个人生活经历平淡无 奇，没能出什么新鲜事，也没胆量破格闯荡江湖，暴不出震撼的能 力，能写的就是身边琐事。想回避这个文体，但写作的路上总会遇 到。工作上偶尔需要写些据实报道的采访作业，大概养成我纪实的底 色。一些小说或诗歌无法处理的余绪，就随意记录，像走累了，坐到 树荫下看云。
如今“非虚构写作”这名词很夯，好像是新的文体，说穿了，它 其实就是“散文”。散文讲究的，就是“非虚构”。散文是非小说、 非诗、非剧本的非虚构的纪实文体，传达的，是真实。看一个人的散 文，大概就能了解作者的性格本色（今天一些散文写手想要颠覆散文 的定义，创造出十几个父亲而面不改色；或挂着散文的幌子卖小说， 或以小说在散文组参赛，这些都不是我能力所及的本事）。
我的散文，大概是我写作的另一个面向，我的非小说、非诗的文 体归纳。
我这本散文集，分三辑，概括了我简单的一生。
第一辑卷一【君自故乡来】，写的是我家乡、我的小学老师、兄姐和我在雪州沙亚南的屋子。欧阳珊是我在星洲日报编辑部的老同事，也是同乡，她后来回到家乡马六甲改行当记者。在马六甲期间，她意外地发现我外祖父显赫身家。自家前辈如何厉害，都是他个人的成就，我没有承受祖荫恩泽，也没与其他后人往来，彼此都是陌路人。替欧阳珊的著作《浮游老街》写序，补了一段我生母的父亲的事。长大后的体悟是，养育我成长的养父养母，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的故事已经提前出现在我的小说集《寻虎》里，就不再提起。
卷二【瑜伽初体验】，写的主要是我学瑜伽的感受。我自初中三年级学校的健康检查之后，发现我心脏跳动有异响，被劝告不用上体育课，从此就远离体育活动。2005年去台湾进修时体检发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返马之后积极以运动对抗二高，开始学瑜伽，每星期上四五堂课，前后十余年。间中也学过几年太极剑、巴西拳等，至腿部韧带受伤才停止。中国古董鉴赏家马未都说瑜伽是很奇特的运动，是一种“不动”的运动。瑜伽里的拉筋，就是持续某个姿势，静止不动（三五分钟）。腿伤之时，就以“静止不动”的方式做运动，或锻练能动的肢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管制令时期，所有户外活动都被禁止，我最终停止了健身院的瑜伽课，改在家里跟着优管早晚自习。至今身体还算不坏，每星期还可以陪上了中学的孙子打一个小时的羽球或篮球，大概可以归功于瑜伽等运动。
卷三【行走千里】写的不是游记，是在外国行走时的见闻感触。其实，去过很多地方都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因为旅游时就该尽情玩乐，不必当日记那样去记录。这一卷写得最早的是泰北之行。80年代，曾焰的满星叠系列故事在南洋商报连载，风靡一时，泰北满星叠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自助旅行圣地。某次与同事说起，敲定了年假便拿起背包自助旅行去了。事前也没做什么准备功课，泰文一至十都记不全，只懂厕所叫“向南”和发音“平”实为贵的讨价还价用语，抵达曼谷时正逢泰国新年前夕，满街都是Lambada 流行曲，车票难买，要去满星叠，却不知满星叠的泰语发音，误打误撞，去到了美丰颂，后来才有国民党残余部落蜜窝之行。2005年，我在台湾政大进修，我政大同学关志华的妻子贺淑芳，是我南洋副刊组的前同事，当时在政大念硕士，她的二房东竟然是我当年敬仰的曾焰，因此有了拜访曾焰的故事，后来当报道文学作业写了<从泰北到台北寻曾焰>，获林廷辉老师好评，之后同学还将报道作业结集成册。泰国之行，也成就了我一篇短篇小说<寻虎>。2023年去了伦敦五个月，经历春夏秋三季，写了几篇随笔，都是生活上的感触和经历。徒步行走，是我在伦敦和台北两地时最多的运动，行踪除了旅游景点，市集、夜市，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名人故居、书店和出席学术讲座。行走之多，至脚趾甲变形，收获更是深刻，并充满愉悦。
辑二【打造文化城市】，主要是特派采访海外人士的文稿。1999年白先勇应新加坡文化协会之邀出席当年的作家节文化活动，随后在吉隆坡南洋商报总社礼堂作一场讲座。报馆为了暖场，要先刊登白先勇的专访作为造势，派我到新加坡提前跟白先勇做访问。1988年出柜的白先勇也是当届金笔奖小说组的评审，结果大马籍年轻作家翁弦尉的同志小说<游走与沉溺>获得首奖，过后文章刊登在联合早报，打破了新加坡华文报章刊登同志书写的禁忌。
那个年代，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互相竞争，星洲日报有花踪文学奖及花踪系列文学讲座，南洋商报另别苗头，出版丛书、办书展和海外作家的文学讲座。蒋子龙是受南洋商报之邀前来主讲的众多作家之一，有幸跟蒋子龙做了一场访问，时为1994年，我刚从星洲过档南洋不久。
2000年，第一位中文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荣誉让全世界的中文读者为之兴奋。适逢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随后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高行健自然成了这批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与会者谈论的对象，我随团趁便做了报道。
2003年，赴台访问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谈论主题环绕在马英九市长任内刚卸任的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的功绩。龙应台在任三年，进行了一系列古迹活化工作，赋予名人故居、台北之家、国际艺术村等旧建筑新的生命力，打造台北成为文化建设城市。过后我实地现场采访，见识当官文人做的成绩。
辑三卷一【铸造与烧芭】，主要是应研讨会和读本之邀而写的论文，内容多与编辑和出版有关，外加《南洋文艺》休刊前后的记录。
我是半路出家的报人，之前没有上过新闻班没读过编辑学，入行后跟着前辈摸索学习，7年新闻组后转副刊。而副刊的工作，常是各自为政，没兵没将，得独自守城，水来土掩，兢兢业业。给我最多启发的老师是台湾两大报：联合报及中国时报。初期作业尽是依样模仿，过后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知道自己要什么，能拿什么给读者，然后越走越自信，慢慢有了“铸造南洋文艺”的想法。
1990年代是马华文学最多论战的时期，讨论重点从马华文学的定义到经典缺席论，到文学鉴赏尺度、写作道德、写作困境，到奶水论，到烧芭事件，到大系、选集的编辑方针等。论战范围之广，耗时十余年，为独立后少见。2002年收集了这些论争文章，与张光达、林春美，编了《辣味马华文学》。近处观战，身历其中，不免被星火灼伤，好友变陌路人。之后应《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之邀，梳理了<马华文学烧芭事件>始末。
卷二【试炼时代】是一个文艺版主编养成的阶段成果。
1999年是马华文学发轫80年，我打算在南洋文艺做个相关系列，就叫【80年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始于方修，因此访问方修有着重要的意义，便自费南下狮城访问方修，让方修谈文学流派划分。陈瑞献是那个时期不被方修写入文学史的现代派翘楚，顺道做了访问，听听另一方的声音。这个系列同时也介绍了文学史学者杨松年、《蕉风》前主编张锦忠、马华文学讲师庄华兴和许文荣，试图展现80年来马华文学的进展状况。
更早之前，女作家商晚筠在1995年突然亡故，她中风前一晚，从永乐多斯家里与我通过电话。她去世后我做了一个商晚筠纪念特辑，同时发表她最后给我的小说<南隆老树>。经历商晚筠的骤然离世，让我感悟我们应该更要珍惜健在的马华作家，便在次年，1996年的中秋，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一口气制作了方北方、姚拓、原上草、宋子衡等四人的特辑，向前辈致敬。1997年中秋，第二季的【但愿人长久】系列的特辑人物为潘雨桐、温任平、梅淑贞等三人。
因1999年的【80年马华文学】系列，次年2000年衍生出了【出土文学】。所谓“出土文学”，旨在重新阅读被时间埋没了的好作品。张尘因（张景云）是现代派先行诗人，1977年出版过诗集《言筌集》。诗人过后以不同笔名从事不同形式的创作，不停更换文学身份，有如在山巅峭壁悬崖边跳跃的羚羊。其他出土作家包括《试炼时代》的铁抗、《烂泥河的呜咽》的方天、《雨天集》的杨际光。杨际光当时还健在，我幸运的还能邀请到他的好友：在美国休斯敦的诗人白垚、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刘绍铭、前同事马来亚电台主持人黄兼博及文学评论家温任平谈论其人其文。杨际光的特辑刊登期间，时任总编辑王金河问我为何制作杨际光的特辑，“难道其他作家都死光了？”此后，【出土文学】不再出土扰人。
在制作人物特辑时，常遇“外界”干扰。例如在诗人节制作诗人陈头头（陈燕棣）特辑时，特辑下版前被抽起，临时仅能以杂家诗稿勉强组成，填补天窗。南洋、星洲是多年宿敌，同业之间泾渭分明，少有往来。80年代星洲文艺春秋主编甄供在南洋发表文章被惩戒，是报界的强烈警讯。2001年528报变之后，星洲南洋一家亲，敌对现象开始改变，两报文人才有在对方园地投稿。陈头头当年是星洲记者，时有诗稿投到南洋文艺。不料制作陈头头特辑时，不知触碰到我上司哪条敏感神经，导致诗人节特辑胎死腹中。做【年度文人】特辑，也数度遇到干扰，其中一次对象是陈蝶，不巧另一家报纸同时也做陈蝶，我竟然有泄漏军情之嫌疑，秀才遇见兵，只能苦笑。
2002年开始，我效仿《时代杂志》每年选出一名风云人物的做法，于农历新年开年之际推出一位年度文人，持续至2017年，前后16人。首位亮相的文人是张木钦，他文笔锋利，文采风流，所写的各类文体的文章，深获读者好评，有江湖第一笔美誉。接下来的年度文人，各有精专，成了南洋文艺耀眼的亮点。
卷三【文学Q&A】。由于《南洋文艺》是一人作业，没有兵将代劳的“主编”工作，同时还得兼编其他版位如《商余》《健康》《旅游》等，工作量多而繁重，后来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可以轻松的面对面做采访（编辑部早年需要编者手动剪贴排版，电脑化之后编者更像哪吒，自己排版之余，还需做美编和校对的工作）。后期与作家的访问，我转以Q&A问答方式处理，以解决距离难题，比如约访当年人在香港的方娥真。当时还未进入电脑时代，以传真访问，还挺新鲜的。用问与答，有个好处，即是完完全全记录了受访者的原话和思想，没有任何情绪加工，或过度诠释，也绝不会被虚构（在AI时代，访问人和受访者，以及谈话内容，都能以假乱真）。
【年度文人】系列，内容除了有访问，也特约其他作家评价当年的年度文人，或写些印象记，同时也发表年度文人的近作，显示作者著作处于进行式状态。除了2005年的年度文人陈大为的访问是由林春美代为处理之外，其余的年度文人访问，全经我个人之手（包括筹备2006年的年度文人小黑的文稿和访问之时，我正在台湾进修），全部15位作家。此卷另外也收录诗人节特辑的诗人数位。（出版时，因某些因素，有几位作家的访问未能和大家见面，实为遗憾，仅以存目为记。）
访问稿<一个文学编辑的叮咛>，是应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主编梁靖芬之邀而写。当时我已经离开南洋，在疫情期间，主编一辑共15本的枫林文丛丛书。书作者年龄在50至85之间，其中一位作者已故多时，一位病危。这丛书的特点是所出之书，除十巴仙书籍归出版社之外，其余的全属作者所有，作者不必付任何费用。 另一篇纸上访谈<回顾1980、90年代初文学副刊编写经验>是应网络杂志《零余》负责人卢姵伊之约而作。之前我少谈我编《星云》时期的事，如今姵伊的访问补充了早期这一块。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这本文集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出版人曾翎龙与有人出版社团队认真的制作，张锦忠、张景云、龙扬志三位师长用心写序推荐，我当编辑时期给予我支持和信任的作者及受访者，还有后来给我园地发表的副总编辑曾毓林与主编梁靖芬。最后要感谢我妻子林春美为我做出的一切。
——
2025年中秋结婚周年纪念日
编一本非虚构的文集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后记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易写好。除了文笔，怎么写，写什么，大概 决定了散文能走多远。我没有雄厚的背景身世，个人生活经历平淡无 奇，没能出什么新鲜事，也没胆量破格闯荡江湖，暴不出震撼的能 力，能写的就是身边琐事。想回避这个文体，但写作的路上总会遇 到。工作上偶尔需要写些据实报道的采访作业，大概养成我纪实的底 色。一些小说或诗歌无法处理的余绪，就随意记录，像走累了，坐到 树荫下看云。
如今“非虚构写作”这名词很夯，好像是新的文体，说穿了，它 其实就是“散文”。散文讲究的，就是“非虚构”。散文是非小说、 非诗、非剧本的非虚构的纪实文体，传达的，是真实。看一个人的散 文，大概就能了解作者的性格本色（今天一些散文写手想要颠覆散文 的定义，创造出十几个父亲而面不改色；或挂着散文的幌子卖小说， 或以小说在散文组参赛，这些都不是我能力所及的本事）。
我的散文，大概是我写作的另一个面向，我的非小说、非诗的文 体归纳。
我这本散文集，分三辑，概括了我简单的一生。
第一辑卷一【君自故乡来】，写的是我家乡、我的小学老师、兄姐和我在雪州沙亚南的屋子。欧阳珊是我在星洲日报编辑部的老同事，也是同乡，她后来回到家乡马六甲改行当记者。在马六甲期间，她意外地发现我外祖父显赫身家。自家前辈如何厉害，都是他个人的成就，我没有承受祖荫恩泽，也没与其他后人往来，彼此都是陌路人。替欧阳珊的著作《浮游老街》写序，补了一段我生母的父亲的事。长大后的体悟是，养育我成长的养父养母，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的故事已经提前出现在我的小说集《寻虎》里，就不再提起。
卷二【瑜伽初体验】，写的主要是我学瑜伽的感受。我自初中三年级学校的健康检查之后，发现我心脏跳动有异响，被劝告不用上体育课，从此就远离体育活动。2005年去台湾进修时体检发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返马之后积极以运动对抗二高，开始学瑜伽，每星期上四五堂课，前后十余年。间中也学过几年太极剑、巴西拳等，至腿部韧带受伤才停止。中国古董鉴赏家马未都说瑜伽是很奇特的运动，是一种“不动”的运动。瑜伽里的拉筋，就是持续某个姿势，静止不动（三五分钟）。腿伤之时，就以“静止不动”的方式做运动，或锻练能动的肢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管制令时期，所有户外活动都被禁止，我最终停止了健身院的瑜伽课，改在家里跟着优管早晚自习。至今身体还算不坏，每星期还可以陪上了中学的孙子打一个小时的羽球或篮球，大概可以归功于瑜伽等运动。
卷三【行走千里】写的不是游记，是在外国行走时的见闻感触。其实，去过很多地方都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因为旅游时就该尽情玩乐，不必当日记那样去记录。这一卷写得最早的是泰北之行。80年代，曾焰的满星叠系列故事在南洋商报连载，风靡一时，泰北满星叠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自助旅行圣地。某次与同事说起，敲定了年假便拿起背包自助旅行去了。事前也没做什么准备功课，泰文一至十都记不全，只懂厕所叫“向南”和发音“平”实为贵的讨价还价用语，抵达曼谷时正逢泰国新年前夕，满街都是Lambada 流行曲，车票难买，要去满星叠，却不知满星叠的泰语发音，误打误撞，去到了美丰颂，后来才有国民党残余部落蜜窝之行。2005年，我在台湾政大进修，我政大同学关志华的妻子贺淑芳，是我南洋副刊组的前同事，当时在政大念硕士，她的二房东竟然是我当年敬仰的曾焰，因此有了拜访曾焰的故事，后来当报道文学作业写了<从泰北到台北寻曾焰>，获林廷辉老师好评，之后同学还将报道作业结集成册。泰国之行，也成就了我一篇短篇小说<寻虎>。2023年去了伦敦五个月，经历春夏秋三季，写了几篇随笔，都是生活上的感触和经历。徒步行走，是我在伦敦和台北两地时最多的运动，行踪除了旅游景点，市集、夜市，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名人故居、书店和出席学术讲座。行走之多，至脚趾甲变形，收获更是深刻，并充满愉悦。
辑二【打造文化城市】，主要是特派采访海外人士的文稿。1999年白先勇应新加坡文化协会之邀出席当年的作家节文化活动，随后在吉隆坡南洋商报总社礼堂作一场讲座。报馆为了暖场，要先刊登白先勇的专访作为造势，派我到新加坡提前跟白先勇做访问。1988年出柜的白先勇也是当届金笔奖小说组的评审，结果大马籍年轻作家翁弦尉的同志小说<游走与沉溺>获得首奖，过后文章刊登在联合早报，打破了新加坡华文报章刊登同志书写的禁忌。
那个年代，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互相竞争，星洲日报有花踪文学奖及花踪系列文学讲座，南洋商报另别苗头，出版丛书、办书展和海外作家的文学讲座。蒋子龙是受南洋商报之邀前来主讲的众多作家之一，有幸跟蒋子龙做了一场访问，时为1994年，我刚从星洲过档南洋不久。
2000年，第一位中文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荣誉让全世界的中文读者为之兴奋。适逢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随后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高行健自然成了这批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与会者谈论的对象，我随团趁便做了报道。
2003年，赴台访问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谈论主题环绕在马英九市长任内刚卸任的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的功绩。龙应台在任三年，进行了一系列古迹活化工作，赋予名人故居、台北之家、国际艺术村等旧建筑新的生命力，打造台北成为文化建设城市。过后我实地现场采访，见识当官文人做的成绩。
辑三卷一【铸造与烧芭】，主要是应研讨会和读本之邀而写的论文，内容多与编辑和出版有关，外加《南洋文艺》休刊前后的记录。
我是半路出家的报人，之前没有上过新闻班没读过编辑学，入行后跟着前辈摸索学习，7年新闻组后转副刊。而副刊的工作，常是各自为政，没兵没将，得独自守城，水来土掩，兢兢业业。给我最多启发的老师是台湾两大报：联合报及中国时报。初期作业尽是依样模仿，过后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知道自己要什么，能拿什么给读者，然后越走越自信，慢慢有了“铸造南洋文艺”的想法。
1990年代是马华文学最多论战的时期，讨论重点从马华文学的定义到经典缺席论，到文学鉴赏尺度、写作道德、写作困境，到奶水论，到烧芭事件，到大系、选集的编辑方针等。论战范围之广，耗时十余年，为独立后少见。2002年收集了这些论争文章，与张光达、林春美，编了《辣味马华文学》。近处观战，身历其中，不免被星火灼伤，好友变陌路人。之后应《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之邀，梳理了<马华文学烧芭事件>始末。
卷二【试炼时代】是一个文艺版主编养成的阶段成果。
1999年是马华文学发轫80年，我打算在南洋文艺做个相关系列，就叫【80年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始于方修，因此访问方修有着重要的意义，便自费南下狮城访问方修，让方修谈文学流派划分。陈瑞献是那个时期不被方修写入文学史的现代派翘楚，顺道做了访问，听听另一方的声音。这个系列同时也介绍了文学史学者杨松年、《蕉风》前主编张锦忠、马华文学讲师庄华兴和许文荣，试图展现80年来马华文学的进展状况。
更早之前，女作家商晚筠在1995年突然亡故，她中风前一晚，从永乐多斯家里与我通过电话。她去世后我做了一个商晚筠纪念特辑，同时发表她最后给我的小说<南隆老树>。经历商晚筠的骤然离世，让我感悟我们应该更要珍惜健在的马华作家，便在次年，1996年的中秋，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一口气制作了方北方、姚拓、原上草、宋子衡等四人的特辑，向前辈致敬。1997年中秋，第二季的【但愿人长久】系列的特辑人物为潘雨桐、温任平、梅淑贞等三人。
因1999年的【80年马华文学】系列，次年2000年衍生出了【出土文学】。所谓“出土文学”，旨在重新阅读被时间埋没了的好作品。张尘因（张景云）是现代派先行诗人，1977年出版过诗集《言筌集》。诗人过后以不同笔名从事不同形式的创作，不停更换文学身份，有如在山巅峭壁悬崖边跳跃的羚羊。其他出土作家包括《试炼时代》的铁抗、《烂泥河的呜咽》的方天、《雨天集》的杨际光。杨际光当时还健在，我幸运的还能邀请到他的好友：在美国休斯敦的诗人白垚、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刘绍铭、前同事马来亚电台主持人黄兼博及文学评论家温任平谈论其人其文。杨际光的特辑刊登期间，时任总编辑王金河问我为何制作杨际光的特辑，“难道其他作家都死光了？”此后，【出土文学】不再出土扰人。
在制作人物特辑时，常遇“外界”干扰。例如在诗人节制作诗人陈头头（陈燕棣）特辑时，特辑下版前被抽起，临时仅能以杂家诗稿勉强组成，填补天窗。南洋、星洲是多年宿敌，同业之间泾渭分明，少有往来。80年代星洲文艺春秋主编甄供在南洋发表文章被惩戒，是报界的强烈警讯。2001年528报变之后，星洲南洋一家亲，敌对现象开始改变，两报文人才有在对方园地投稿。陈头头当年是星洲记者，时有诗稿投到南洋文艺。不料制作陈头头特辑时，不知触碰到我上司哪条敏感神经，导致诗人节特辑胎死腹中。做【年度文人】特辑，也数度遇到干扰，其中一次对象是陈蝶，不巧另一家报纸同时也做陈蝶，我竟然有泄漏军情之嫌疑，秀才遇见兵，只能苦笑。
2002年开始，我效仿《时代杂志》每年选出一名风云人物的做法，于农历新年开年之际推出一位年度文人，持续至2017年，前后16人。首位亮相的文人是张木钦，他文笔锋利，文采风流，所写的各类文体的文章，深获读者好评，有江湖第一笔美誉。接下来的年度文人，各有精专，成了南洋文艺耀眼的亮点。
卷三【文学Q&A】。由于《南洋文艺》是一人作业，没有兵将代劳的“主编”工作，同时还得兼编其他版位如《商余》《健康》《旅游》等，工作量多而繁重，后来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可以轻松的面对面做采访（编辑部早年需要编者手动剪贴排版，电脑化之后编者更像哪吒，自己排版之余，还需做美编和校对的工作）。后期与作家的访问，我转以Q&A问答方式处理，以解决距离难题，比如约访当年人在香港的方娥真。当时还未进入电脑时代，以传真访问，还挺新鲜的。用问与答，有个好处，即是完完全全记录了受访者的原话和思想，没有任何情绪加工，或过度诠释，也绝不会被虚构（在AI时代，访问人和受访者，以及谈话内容，都能以假乱真）。
【年度文人】系列，内容除了有访问，也特约其他作家评价当年的年度文人，或写些印象记，同时也发表年度文人的近作，显示作者著作处于进行式状态。除了2005年的年度文人陈大为的访问是由林春美代为处理之外，其余的年度文人访问，全经我个人之手（包括筹备2006年的年度文人小黑的文稿和访问之时，我正在台湾进修），全部15位作家。此卷另外也收录诗人节特辑的诗人数位。（出版时，因某些因素，有几位作家的访问未能和大家见面，实为遗憾，仅以存目为记。）
访问稿<一个文学编辑的叮咛>，是应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主编梁靖芬之邀而写。当时我已经离开南洋，在疫情期间，主编一辑共15本的枫林文丛丛书。书作者年龄在50至85之间，其中一位作者已故多时，一位病危。这丛书的特点是所出之书，除十巴仙书籍归出版社之外，其余的全属作者所有，作者不必付任何费用。 另一篇纸上访谈<回顾1980、90年代初文学副刊编写经验>是应网络杂志《零余》负责人卢姵伊之约而作。之前我少谈我编《星云》时期的事，如今姵伊的访问补充了早期这一块。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这本文集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出版人曾翎龙与有人出版社团队认真的制作，张锦忠、张景云、龙扬志三位师长用心写序推荐，我当编辑时期给予我支持和信任的作者及受访者，还有后来给我园地发表的副总编辑曾毓林与主编梁靖芬。最后要感谢我妻子林春美为我做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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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秋结婚周年纪念日
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
一個文學編輯的情和義
張景雲序《山巅上跳跃的羚羊》∕
一個文學編輯的情和義
☉ 張景雲（著名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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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樣的文字：
“母親去世後的清明，姐就跟我約定，每年在墓地見面。
“大哥是無神論者，葬禮簡單，沒有做法事。遺體火化後，骨灰 置於骨灰塔他父母靈位旁。”
說的是人生最沉痛的事，文字簡約而輕靈，涵蓄而飽滿，引領讀 者不期然走入生命閱歷最私己和隱密的情感空間去尋找津渡。永修筆 下的家鄉和童年歲月，有些情節並非全都如此沉痛，有些人和事隨着 時間的過濾，或許讓人不期然的產生近乎詼諧的感覺：
“還有一位新來的教師，到來不久就與家長發生關係，後來懷 孕，做了學生的後母。”
我讀這些文字，就彷如自己臨睡前靜躺在床上，閉起雙眼冥想， 腦際意識間就會有一些身影，列隊似的從邊緣到邊緣的出現和消失， 有親有疏，在我的生命裡走過，正如我自己在親疏有別的人們的意識 裡走過一樣。
童年歲月和家鄉親情是一個人生命意識的原點，像一襲欲脫不能 的衣裝緊隨着你走這條人生的路，有人濃墨重彩，永修則涵蓄蘊藉， 着墨不多而耐人尋味。 《山巔上跳躍的羚羊》這本散文集內容可謂情義兼蓄，情是寫家 鄉親情的小品文，義是寫他作為一位文學編輯的經驗之談，編序上先 輕後重，選擇來看我當然先讀前頭的小品文，吟味之餘才又是選擇的 翻找後半部跟文藝版文藝刊物有關的長文，先情後義的讓自己的腦筋鬆緊激蕩。
我初識永修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剛進《南洋》編文藝 版，那時的副刊主任陳和錦也是個可愛的人，那幾年編輯部幾派內 鬥，故而幾張編輯桌時常換人，幸好那以後就相安無事，永修才能無 災無妄的把文藝版一直編下去，據他說是編了二十餘年。大概就在那 幾年，他跟春美辦了個出版社，印行了幾本文藝合集；大概就在這個 時期，本地幾位留法老畫家籌劃在星馬兩地舉辦聯展，約我給他們編 印展刊，我轉託永修幫我做承印等方面的事務。這是我跟他首次有親 近的接觸，對他的為人有較深的認識。
永修在《南洋》除了編文藝版，還編商餘版，這是商報的招牌副 刊，每日見報，可見他在副刊組受倚重的程度。局外人看這一局棋， 約略可以想見此中編者面對的實務局面，首先是把必需每日見報的業 務打發清楚，就是在繁多的來稿中抽絲剝繭的選出佳作，編排入當天 的版位中奉獻給報章讀者。這當然是一般讀者最單純的想象，因為編 者若是要把一個簡單的副刊（就說文藝副刊吧）編出個模樣，他就要 下一番工夫，首先是要定個風格，然後循着這個方向去物色和聯繫這 方面的作者群：惠稿者是須得尋覓和栽培的。在這方面永修積攢了 二十餘年的經驗與心得，我們翻翻此書第三輯裡的三卷篇什，一篇又 一篇充實的心得與經驗之談，讓讀者如膠似漆的欲罷不能。
除開作為編者的經驗之談之外，這三卷裡所談的不少是當今馬華 文藝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哪些風波又哪些爭議，在這些文字裡都留 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如果將來有誰要編纂那個時期的馬華文學史， 永修這方面的現場紀實的文字無疑是無可取代的參考。
【鑄造與燒芭】裡頭前五篇文字，確實是他編版二十餘年的經驗 談，首先說到他最初在《星洲》接編〈星雲〉時碰到的現實鐵壁，少 用港台的免費剪報，多用本地作者須付稿費的作品，為報館增加財務負擔。〈星雲〉是《星洲》日報負有盛名的招牌版，郁達夫三十年代 末南來時就是主編這個版，當年〈星雲〉也算是個文藝版，《星洲》 並未另闢所謂純粹的文藝版。永修沒有多談他在《星洲》編〈星雲〉 的情況，大概年深日久所留下的印象不深而略了過去。1994年他進 入《南洋》並接手〈南洋文藝〉版編務，開始了長達約二十年的纏綿 激蕩，只是後面七八年由於報館遇人不淑以致業務不振，文藝等副刊 被迫縮水，然而無論如何〈南洋文藝〉在永修的手上確實走過了廿餘 年響噹噹的輝煌歲月。
這廿餘年的歷程，永修如此夫子自道：“我在〈南洋文藝〉編輯 任上‘鑄造南洋文藝’的嘗試，或可分為以下四點：
一、為馬華作家塑像
二、推動馬華文學評論
三、階段性整理馬華文學史
四、鼓勵文學與時事的結合”
不過在〈不說再見〉裡總結〈南洋文藝〉的特色，另外點出這個 副刊以往三十年來的特色時，他列出的重點是：第一，推介新的文體 種類：極限篇；第二，階段性的文學史總結，這方面包括【馬華文學 倒數】、【80年馬華文學】、【馬華文學90年】、【出土文學】系 列；第三，推動文學評論，這方面包括【文學雙月點評】、【文學觀 點】；第四，作家特輯製作，其中向已故作家致敬的特輯有商晚筠、 陳征雁、白垚、李永平等。
從以上綜合的編輯製作的多樣性和創意性來看，永修是把全身心 都按押在文藝版的工作上，這樣就難免要讓自己的健康付出某種程度 的代價，“五十八歲生日，我許了願，毅然提早退休”。
本集第三輯卷一裡的幾篇文字，都是永修編輯文藝版的心得與經 驗談，是本書談義內容的精髓，是作序人最值得向讀者推薦的那部分內容。近處觀戰、鑄造南洋文藝、馬華文壇的燒芭事件，馬華文藝人 都不能錯過，讀後都必有不少獲益。
本卷第二篇從文學雜誌的處境談末代《蕉風》，談的是林春美接 編革新號《蕉風》之後那段短時期的內外情境，永修從近距離觀看甚 至從旁參與協力，由此而獲得關於文藝期刊編務的睿識洞見，可讀性 極高，值得細讀再三。本書末卷【文學Q & A】收錄了與二十餘位作 家的訪談錄，從張錦忠開頭，包括了張光達、菊凡、賀淑芳、沙河、 方娥真等馬華名家，讓讀者對馬華文藝得以升堂入室一窺深奧，甚是 難得。
永修和我同在南洋供職期間，他當然有向我約稿，給〈南洋文 藝〉和〈商餘〉，只是我這人生性懶散，給他供稿不多，今天說來內 心不免歉歉。
我這一生跌跌撞撞，手無一技之長，治生無門，最後總 是走上筆耕一途，故而跟這位那位副刊或謂文學編輯搭上深淺不一的 關係，以下就借用此序文的一點篇幅，略為說一說我記憶裡還留下某 些印象的這些同文。
我小學階段在菩提小學寄宿，1952年唸六年級，那年菩提中學 剛剛開辦，因尚未建校舍，學生就借用小學課室上課，我姐姐翠薇唸 初一，仍跟我們小學寄宿生同住，下午或傍晚溫習功課時就會拿出王 弄書校長借給學生的讀物跟我們共賞，這中間就有《南洋月報》這樣 大塊頭的讀物，這當然不是我這小子可以細讀的東西，只是翻前翻後 就會碰到某版頁一個角落排着若干條很像雨絲的文字，說的是一個 十二歲小學生不會理解的事理，作者署名杏影；到1960/61年新加坡 青年書局編印李汝琳主編的馬華文藝叢書時，這些雨絲般的報刊補白 的文字就以“想到寫到”結集問世。
1958年五月四日傍晚，我同一位青草巷要好的同學“死蝦” （See Heay）登上北海南下的火車，首次往石叻搵食，找到在建築工友聯合會擔任晚間識字班教師的耀嘻大姐，在麵粉廠或是水涵工地 當小工食，閑時就找有書刊的地方憩腳，或大坡小坡四處闖蕩。有 一回來到羅敏申路《南洋商報》社前，當年大厦騎樓邊五腳基沒設大 門，底層是印刷廠房，三面都封密，只留一道小門上樓，我就拾階而 上，那一層大概就是編輯部，一間一間小房間，正猶豫間看到一位瘦 削的中年男子，手提一把雨傘（外頭並沒下雨呀！）從對面走過來， 我這才怯怯的向他道明此來要訪某先生，他正是我要找的楊守默先 生。楊先生帶我進入一間只容一人辦公的小房間，一邊處理着桌上的 文稿，一邊跟我搭訕，問我做什麼謀生，有沒有投過稿給他編的〈青 年文藝〉，等等；我上樓時有想過問他是不是可以介紹進報館來打 工，印刷工人都好；可是最後都沒能啟齒，我在加基武吉公華學校當 臨時教員那幾個月，曾經投寄過幾首詩和一兩篇介紹馬來班頓的短文 （從英文源流取材）給〈青年文藝〉，但一篇也沒被刊用，實在沒有 資格向他自薦。我那時已知悉他曾舉薦任寧進報館任職，任寧是濕 米路教會學校公教中學的畢業生，1955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在路 上》，那是被標舉為思想散文的集子，他原來在一座離島上（絕後島 Blakan Mati）當教員，後來就進入《南洋商報》編輯部。任寧大概是 在副刊組任事，六七十年代之交，以李向筆名寫雜文，文名甚隆，不 過我不知道他的雜文是不是走魯迅風路線。七十年代初他編一個叫 〈生活〉的副刊，我曾投過二三篇詩作和一二首勞倫斯譯詩給他； 1976年我轉換人生跑道來吉隆坡打工，翌年印了一本薄薄的詩集， 寄了一本給他，他回說喜歡〈理髮椅上〉，那是世味秋荼苦之沉吟 了。我的文學編輯當然不止杏影先生和任寧先生，以後有機會再談。
一個文學編輯的情和義
☉ 張景雲（著名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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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樣的文字：
“母親去世後的清明，姐就跟我約定，每年在墓地見面。
“大哥是無神論者，葬禮簡單，沒有做法事。遺體火化後，骨灰 置於骨灰塔他父母靈位旁。”
說的是人生最沉痛的事，文字簡約而輕靈，涵蓄而飽滿，引領讀 者不期然走入生命閱歷最私己和隱密的情感空間去尋找津渡。永修筆 下的家鄉和童年歲月，有些情節並非全都如此沉痛，有些人和事隨着 時間的過濾，或許讓人不期然的產生近乎詼諧的感覺：
“還有一位新來的教師，到來不久就與家長發生關係，後來懷 孕，做了學生的後母。”
我讀這些文字，就彷如自己臨睡前靜躺在床上，閉起雙眼冥想， 腦際意識間就會有一些身影，列隊似的從邊緣到邊緣的出現和消失， 有親有疏，在我的生命裡走過，正如我自己在親疏有別的人們的意識 裡走過一樣。
童年歲月和家鄉親情是一個人生命意識的原點，像一襲欲脫不能 的衣裝緊隨着你走這條人生的路，有人濃墨重彩，永修則涵蓄蘊藉， 着墨不多而耐人尋味。 《山巔上跳躍的羚羊》這本散文集內容可謂情義兼蓄，情是寫家 鄉親情的小品文，義是寫他作為一位文學編輯的經驗之談，編序上先 輕後重，選擇來看我當然先讀前頭的小品文，吟味之餘才又是選擇的 翻找後半部跟文藝版文藝刊物有關的長文，先情後義的讓自己的腦筋鬆緊激蕩。
我初識永修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剛進《南洋》編文藝 版，那時的副刊主任陳和錦也是個可愛的人，那幾年編輯部幾派內 鬥，故而幾張編輯桌時常換人，幸好那以後就相安無事，永修才能無 災無妄的把文藝版一直編下去，據他說是編了二十餘年。大概就在那 幾年，他跟春美辦了個出版社，印行了幾本文藝合集；大概就在這個 時期，本地幾位留法老畫家籌劃在星馬兩地舉辦聯展，約我給他們編 印展刊，我轉託永修幫我做承印等方面的事務。這是我跟他首次有親 近的接觸，對他的為人有較深的認識。
永修在《南洋》除了編文藝版，還編商餘版，這是商報的招牌副 刊，每日見報，可見他在副刊組受倚重的程度。局外人看這一局棋， 約略可以想見此中編者面對的實務局面，首先是把必需每日見報的業 務打發清楚，就是在繁多的來稿中抽絲剝繭的選出佳作，編排入當天 的版位中奉獻給報章讀者。這當然是一般讀者最單純的想象，因為編 者若是要把一個簡單的副刊（就說文藝副刊吧）編出個模樣，他就要 下一番工夫，首先是要定個風格，然後循着這個方向去物色和聯繫這 方面的作者群：惠稿者是須得尋覓和栽培的。在這方面永修積攢了 二十餘年的經驗與心得，我們翻翻此書第三輯裡的三卷篇什，一篇又 一篇充實的心得與經驗之談，讓讀者如膠似漆的欲罷不能。
除開作為編者的經驗之談之外，這三卷裡所談的不少是當今馬華 文藝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哪些風波又哪些爭議，在這些文字裡都留 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如果將來有誰要編纂那個時期的馬華文學史， 永修這方面的現場紀實的文字無疑是無可取代的參考。
【鑄造與燒芭】裡頭前五篇文字，確實是他編版二十餘年的經驗 談，首先說到他最初在《星洲》接編〈星雲〉時碰到的現實鐵壁，少 用港台的免費剪報，多用本地作者須付稿費的作品，為報館增加財務負擔。〈星雲〉是《星洲》日報負有盛名的招牌版，郁達夫三十年代 末南來時就是主編這個版，當年〈星雲〉也算是個文藝版，《星洲》 並未另闢所謂純粹的文藝版。永修沒有多談他在《星洲》編〈星雲〉 的情況，大概年深日久所留下的印象不深而略了過去。1994年他進 入《南洋》並接手〈南洋文藝〉版編務，開始了長達約二十年的纏綿 激蕩，只是後面七八年由於報館遇人不淑以致業務不振，文藝等副刊 被迫縮水，然而無論如何〈南洋文藝〉在永修的手上確實走過了廿餘 年響噹噹的輝煌歲月。
這廿餘年的歷程，永修如此夫子自道：“我在〈南洋文藝〉編輯 任上‘鑄造南洋文藝’的嘗試，或可分為以下四點：
一、為馬華作家塑像
二、推動馬華文學評論
三、階段性整理馬華文學史
四、鼓勵文學與時事的結合”
不過在〈不說再見〉裡總結〈南洋文藝〉的特色，另外點出這個 副刊以往三十年來的特色時，他列出的重點是：第一，推介新的文體 種類：極限篇；第二，階段性的文學史總結，這方面包括【馬華文學 倒數】、【80年馬華文學】、【馬華文學90年】、【出土文學】系 列；第三，推動文學評論，這方面包括【文學雙月點評】、【文學觀 點】；第四，作家特輯製作，其中向已故作家致敬的特輯有商晚筠、 陳征雁、白垚、李永平等。
從以上綜合的編輯製作的多樣性和創意性來看，永修是把全身心 都按押在文藝版的工作上，這樣就難免要讓自己的健康付出某種程度 的代價，“五十八歲生日，我許了願，毅然提早退休”。
本集第三輯卷一裡的幾篇文字，都是永修編輯文藝版的心得與經 驗談，是本書談義內容的精髓，是作序人最值得向讀者推薦的那部分內容。近處觀戰、鑄造南洋文藝、馬華文壇的燒芭事件，馬華文藝人 都不能錯過，讀後都必有不少獲益。
本卷第二篇從文學雜誌的處境談末代《蕉風》，談的是林春美接 編革新號《蕉風》之後那段短時期的內外情境，永修從近距離觀看甚 至從旁參與協力，由此而獲得關於文藝期刊編務的睿識洞見，可讀性 極高，值得細讀再三。本書末卷【文學Q & A】收錄了與二十餘位作 家的訪談錄，從張錦忠開頭，包括了張光達、菊凡、賀淑芳、沙河、 方娥真等馬華名家，讓讀者對馬華文藝得以升堂入室一窺深奧，甚是 難得。
永修和我同在南洋供職期間，他當然有向我約稿，給〈南洋文 藝〉和〈商餘〉，只是我這人生性懶散，給他供稿不多，今天說來內 心不免歉歉。
我這一生跌跌撞撞，手無一技之長，治生無門，最後總 是走上筆耕一途，故而跟這位那位副刊或謂文學編輯搭上深淺不一的 關係，以下就借用此序文的一點篇幅，略為說一說我記憶裡還留下某 些印象的這些同文。
我小學階段在菩提小學寄宿，1952年唸六年級，那年菩提中學 剛剛開辦，因尚未建校舍，學生就借用小學課室上課，我姐姐翠薇唸 初一，仍跟我們小學寄宿生同住，下午或傍晚溫習功課時就會拿出王 弄書校長借給學生的讀物跟我們共賞，這中間就有《南洋月報》這樣 大塊頭的讀物，這當然不是我這小子可以細讀的東西，只是翻前翻後 就會碰到某版頁一個角落排着若干條很像雨絲的文字，說的是一個 十二歲小學生不會理解的事理，作者署名杏影；到1960/61年新加坡 青年書局編印李汝琳主編的馬華文藝叢書時，這些雨絲般的報刊補白 的文字就以“想到寫到”結集問世。
1958年五月四日傍晚，我同一位青草巷要好的同學“死蝦” （See Heay）登上北海南下的火車，首次往石叻搵食，找到在建築工友聯合會擔任晚間識字班教師的耀嘻大姐，在麵粉廠或是水涵工地 當小工食，閑時就找有書刊的地方憩腳，或大坡小坡四處闖蕩。有 一回來到羅敏申路《南洋商報》社前，當年大厦騎樓邊五腳基沒設大 門，底層是印刷廠房，三面都封密，只留一道小門上樓，我就拾階而 上，那一層大概就是編輯部，一間一間小房間，正猶豫間看到一位瘦 削的中年男子，手提一把雨傘（外頭並沒下雨呀！）從對面走過來， 我這才怯怯的向他道明此來要訪某先生，他正是我要找的楊守默先 生。楊先生帶我進入一間只容一人辦公的小房間，一邊處理着桌上的 文稿，一邊跟我搭訕，問我做什麼謀生，有沒有投過稿給他編的〈青 年文藝〉，等等；我上樓時有想過問他是不是可以介紹進報館來打 工，印刷工人都好；可是最後都沒能啟齒，我在加基武吉公華學校當 臨時教員那幾個月，曾經投寄過幾首詩和一兩篇介紹馬來班頓的短文 （從英文源流取材）給〈青年文藝〉，但一篇也沒被刊用，實在沒有 資格向他自薦。我那時已知悉他曾舉薦任寧進報館任職，任寧是濕 米路教會學校公教中學的畢業生，1955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在路 上》，那是被標舉為思想散文的集子，他原來在一座離島上（絕後島 Blakan Mati）當教員，後來就進入《南洋商報》編輯部。任寧大概是 在副刊組任事，六七十年代之交，以李向筆名寫雜文，文名甚隆，不 過我不知道他的雜文是不是走魯迅風路線。七十年代初他編一個叫 〈生活〉的副刊，我曾投過二三篇詩作和一二首勞倫斯譯詩給他； 1976年我轉換人生跑道來吉隆坡打工，翌年印了一本薄薄的詩集， 寄了一本給他，他回說喜歡〈理髮椅上〉，那是世味秋荼苦之沉吟 了。我的文學編輯當然不止杏影先生和任寧先生，以後有機會再談。
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雨打芭蕉风亦寒（下）
雨打芭蕉风亦寒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下）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7日（星期五）D5版
/张永修 整理
问：《蕉风》在林春美手上休刊，请问林春美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林：《蕉风》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四十多年的编辑阵容里出现了一些名字不会被遗忘的编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赶得及去那么“与有荣焉”一下而“庆幸”。是去年十二月底吧，休刊的消息传来，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学报》停刊让一些有关联的名字多少都沾了一点阴影，虽然这两件事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但这个前车之鉴实在教我无法不自私的先想想自己。作“末代”总是倒霉的，《蕉风》停了，所有在我这短短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里已做的和迹象显示将做的，根本不会有机会成什么气候，以后的记录大可不存在也不论；倒是这个执行编辑的名字，极可能会变成《蕉风》停刊的印记，让以后的不知情者人赃并获的呈堂：“喏，《蕉风》就是停在这个人手上。”－－其实不必等到以后，已经有相熟的朋友疑心的问：“是不是因为你太贵了，所以《蕉风》想藉休刊换一个执行编辑？”我很感激这个朋友的坦率，也可以因而想像朋友尚且如此想当然尔，更何况其他人。
其实，十年前许友彬领的津贴是五百零吉，十年后我领的津贴也是五百零吉，十年来编辑费零度通胀，我应该说是太 cheap 了才对。甚至在我的任上编辑部都不曾订阅过一份杂志以为参考；我得以参考和选取插图的杂志书籍，都是问朋友借来、或从姚先生和之前几任编辑留下的旧书堆中找的。我唯一比较“花”（如果非得用这个字的话）《蕉风》的钱的，是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好稿压得太久，所以有好几期的页数超出了改版时说好的 80 页。
若照姚先生“从 1955 年创刊开始每期亏 1500 元，到后来二、三千元，到现在每期倒贴大约 6000 元”的说法，我们当然要承认出版经费是提高了，然而，菲林、纸张等印刷材料的价格上涨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再说，改版后封面和内页的纸质改良、页数增加，都是把成本拉高的原因。我想这些开销不应该算到我的账上吧。
至于我采取什么补救方法……我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方法，如果这一回问题不是出在编辑方面？把《蕉风》编得好在我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同时也要确保它卖得好我就有心无力了，我不懂得直销文学。那些以为换个执行编辑就可以刺激刊物销量的人，大概先假设了产品素质和需求量的关系是绝对相应的吧。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蕉风》休刊是因为销路大降／订户骤减的缘故吗？去翻一翻记录，482 改版之前的订户人数在 160 左右，到 488 休刊前，订户已有 300 名，另外在书店、大专院校、中学华文学会的发行量也上升了。销量增加的幅度论巴仙率是大的，但论数量却还是很小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问有什么补救方法，可以让《蕉风》不休刊，我只能回答：如果我有一大笔钱的话。
通俗路线生存之道？
问：您认为读者多寡与刊物的素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可以办文学刊物吗？走通俗路线是否是文学刊物生存之道？您的时期，订户大约多少？ 梅：没钱不可能办好一份杂志，“同仁杂志”只可当作人生经验，不可能当作人生的全部。文学刊物要办得成功，亦要像其他性质的刊物一样，要具有专业性。玩票的、业余的都不能长久。
文学刊物走通俗路线则如俗语说的“两头不到岸”，那非生存之道。
《蕉风》的订户向来都是三、四百。60年代是高峰时期，那时的订户据说上千。
刊物的素质与读者多寡当然有关系，不过文学刊物的读者群向来都不大。据我所知，《中外文学》的刊印量也不过两、三千本，而台湾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华人地区，谙中文的人口等于这里的七、八倍。
许：读者的多寡与刊物的素质的关系奥妙，其中又牵涉到社会的阅读风气，而有阅读风气也不一定偏向文学，目前的趋势，可能偏向资讯和娱乐。照理说，高素质的刊物应有更多读者。但文学刊物不一定如此，文学水准高，曲高和寡，可能读者更少。读者少的刊物又不一定有水准，编得很烂的刊物一样没有人要看。文学刊物的好坏，只要对文学有修养的人都看得出，不能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
走通俗路线无疑的可以提高销量，但不是文学刊物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文学素质的死亡之道。听说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是《故事会》，《故事会》走的正是通俗路线。《故事会》中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改写自文学刊物的小说。把小说“通俗化”，虽然故事还是很精彩，文学素质已经不见了。文学刊物若是靠销量来生存，必须先推动社会的文学风气。社会的文学又得靠文学刊物来推动，这就变成鸡和鸡蛋的故事了。
林：我们不妨借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上离我们较远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或许可以“冷静”一些：在五四前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高印数是 1 万 6 千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高印数是 1 万，这两种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声望是相当大的，但论销量，却还是不敌专门刊载言情、黑幕等通俗文学的《礼拜六》周刊，这份刊物的最高印数达 2 万册。那样的数据还必须就中国的识字人口而言。读者的基本倾向，可以作为一时一地之阅读品味与文化水平的反映来对待；作为编者，我比较相信好的作者或坏的作者的大量／频繁出现，才真正与一个刊物的素质大有关系。通俗文学固然有它本身的意义，而迎合市场口味也许也可以赢得更多读者，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很清醒的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到底《蕉风》要的是什么？
问：《蕉风》在今年一／二月号出版之后休刊，半年多来，文学团体对此反应冷淡。您看法如何？
梅：完全在意料之中。
许：文学团体对《蕉风》休刊的反应冷淡，不足为奇。很多人都知道《蕉风》近几年来只是在挣扎求存，在这个经济风暴的当儿，很多资讯与娱乐杂志都纷纷倒下、《蕉风》为文学刊物，挣扎不下去，正是意料中事。文学团体似乎都很穷，也许因为自身没有财力支援，都不敢出声。我个人倒希望能有热爱文学的人挺身而出，拯救《蕉风》。
林：经济不景加上世纪交替的惶惑不安情绪是不是造成文学界对文学（不仅《蕉风》，但也不包括嘉年华式的文学活动）普遍冷感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越俎代庖去帮姚先生处理他的“家事”（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排除姚先生等人首先要有“发起”、“号召”等行动的必要性。）？又或者，是我自己该重新估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太高估了《蕉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华文坛好的刊物本来就不多，如今再少了一个，当然是悲哀的。
问：如果林春美您事先知道您只能编7期《蕉风》，您会怎样做？
林：我在接手《蕉风》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将来离开的问题，但万万没料到是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以这样尴尬的姿态。我非常清楚《蕉风》不是我的私产（就它对马华文坛的某种象征意义而言，甚至也不应该是／被当成是任何人－－包括姚先生－－的私产，虽然姚先生和前友联董事对《蕉风》的奉献精神是应该被肯定的），我当然也没有以“蕉风编辑”作为永久名衔的需要。我原本的构想是迟则五年吧，就应该帮《蕉风》物色一个更有干劲更理想的执行编辑。7期的《蕉风》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运动，一个温柔敦厚的过渡期。在我后期依然模糊然而却逐日成形的预见中，好戏应该还在后头。既然突如其来的休刊已让一切胎死腹中，对于“如果早知只有7期会怎么做”就算心中有数，我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出来。
问：如果《蕉风》复刊，您认为由哪个单位接管较有保障（即不至于短期内再面对休刊的困扰）？它须具备哪些条件？
梅：我想不出有任何团体可以接管《蕉风》。
许：《蕉风》若能复刊，最好是有独立的基金会，而不是由哪个单位接管，除非有单位接而不管。《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自由的天地，编辑方针不容干涉。但我相信，如有单位要接管，也许有它的目的。如果《蕉风》变成某个单位的工具，那《蕉风》已不再是《蕉风》，不被接管也罢。
林：如果将来“蕉风基金”成功设立的话，我私底下希望，日后接管《蕉风》的最好包括这三方面的人：（一）与《蕉风》多少有点渊源，真心爱护它，不会轻易让它死掉的人；（二）尊重文学，必要时情愿《蕉风》停刊也不要让它以文学刊物之名亵渎文学的人；（三）善于打理“基金”财务，并清楚《蕉风》的非功利性质，既不会让它永远严重亏本以致无法再出版下去，也不会把它出卖给市场的人。－－当然，讲是容易的，而实际上的“蕉风基金”的筹划与落实，以及复刊后的《蕉风》的经营，却还不晓得需要多少努力和智慧。对将来那些出钱或出力的人，我预先向他们致敬。
（续完）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下）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7日（星期五）D5版
/张永修 整理
问：《蕉风》在林春美手上休刊，请问林春美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林：《蕉风》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四十多年的编辑阵容里出现了一些名字不会被遗忘的编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赶得及去那么“与有荣焉”一下而“庆幸”。是去年十二月底吧，休刊的消息传来，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学报》停刊让一些有关联的名字多少都沾了一点阴影，虽然这两件事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但这个前车之鉴实在教我无法不自私的先想想自己。作“末代”总是倒霉的，《蕉风》停了，所有在我这短短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里已做的和迹象显示将做的，根本不会有机会成什么气候，以后的记录大可不存在也不论；倒是这个执行编辑的名字，极可能会变成《蕉风》停刊的印记，让以后的不知情者人赃并获的呈堂：“喏，《蕉风》就是停在这个人手上。”－－其实不必等到以后，已经有相熟的朋友疑心的问：“是不是因为你太贵了，所以《蕉风》想藉休刊换一个执行编辑？”我很感激这个朋友的坦率，也可以因而想像朋友尚且如此想当然尔，更何况其他人。
其实，十年前许友彬领的津贴是五百零吉，十年后我领的津贴也是五百零吉，十年来编辑费零度通胀，我应该说是太 cheap 了才对。甚至在我的任上编辑部都不曾订阅过一份杂志以为参考；我得以参考和选取插图的杂志书籍，都是问朋友借来、或从姚先生和之前几任编辑留下的旧书堆中找的。我唯一比较“花”（如果非得用这个字的话）《蕉风》的钱的，是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好稿压得太久，所以有好几期的页数超出了改版时说好的 80 页。
若照姚先生“从 1955 年创刊开始每期亏 1500 元，到后来二、三千元，到现在每期倒贴大约 6000 元”的说法，我们当然要承认出版经费是提高了，然而，菲林、纸张等印刷材料的价格上涨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再说，改版后封面和内页的纸质改良、页数增加，都是把成本拉高的原因。我想这些开销不应该算到我的账上吧。
至于我采取什么补救方法……我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方法，如果这一回问题不是出在编辑方面？把《蕉风》编得好在我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同时也要确保它卖得好我就有心无力了，我不懂得直销文学。那些以为换个执行编辑就可以刺激刊物销量的人，大概先假设了产品素质和需求量的关系是绝对相应的吧。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蕉风》休刊是因为销路大降／订户骤减的缘故吗？去翻一翻记录，482 改版之前的订户人数在 160 左右，到 488 休刊前，订户已有 300 名，另外在书店、大专院校、中学华文学会的发行量也上升了。销量增加的幅度论巴仙率是大的，但论数量却还是很小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问有什么补救方法，可以让《蕉风》不休刊，我只能回答：如果我有一大笔钱的话。
通俗路线生存之道？
问：您认为读者多寡与刊物的素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可以办文学刊物吗？走通俗路线是否是文学刊物生存之道？您的时期，订户大约多少？ 梅：没钱不可能办好一份杂志，“同仁杂志”只可当作人生经验，不可能当作人生的全部。文学刊物要办得成功，亦要像其他性质的刊物一样，要具有专业性。玩票的、业余的都不能长久。
文学刊物走通俗路线则如俗语说的“两头不到岸”，那非生存之道。
《蕉风》的订户向来都是三、四百。60年代是高峰时期，那时的订户据说上千。
刊物的素质与读者多寡当然有关系，不过文学刊物的读者群向来都不大。据我所知，《中外文学》的刊印量也不过两、三千本，而台湾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华人地区，谙中文的人口等于这里的七、八倍。
许：读者的多寡与刊物的素质的关系奥妙，其中又牵涉到社会的阅读风气，而有阅读风气也不一定偏向文学，目前的趋势，可能偏向资讯和娱乐。照理说，高素质的刊物应有更多读者。但文学刊物不一定如此，文学水准高，曲高和寡，可能读者更少。读者少的刊物又不一定有水准，编得很烂的刊物一样没有人要看。文学刊物的好坏，只要对文学有修养的人都看得出，不能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
走通俗路线无疑的可以提高销量，但不是文学刊物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文学素质的死亡之道。听说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是《故事会》，《故事会》走的正是通俗路线。《故事会》中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改写自文学刊物的小说。把小说“通俗化”，虽然故事还是很精彩，文学素质已经不见了。文学刊物若是靠销量来生存，必须先推动社会的文学风气。社会的文学又得靠文学刊物来推动，这就变成鸡和鸡蛋的故事了。
林：我们不妨借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上离我们较远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或许可以“冷静”一些：在五四前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高印数是 1 万 6 千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高印数是 1 万，这两种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声望是相当大的，但论销量，却还是不敌专门刊载言情、黑幕等通俗文学的《礼拜六》周刊，这份刊物的最高印数达 2 万册。那样的数据还必须就中国的识字人口而言。读者的基本倾向，可以作为一时一地之阅读品味与文化水平的反映来对待；作为编者，我比较相信好的作者或坏的作者的大量／频繁出现，才真正与一个刊物的素质大有关系。通俗文学固然有它本身的意义，而迎合市场口味也许也可以赢得更多读者，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很清醒的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到底《蕉风》要的是什么？
问：《蕉风》在今年一／二月号出版之后休刊，半年多来，文学团体对此反应冷淡。您看法如何？
梅：完全在意料之中。
许：文学团体对《蕉风》休刊的反应冷淡，不足为奇。很多人都知道《蕉风》近几年来只是在挣扎求存，在这个经济风暴的当儿，很多资讯与娱乐杂志都纷纷倒下、《蕉风》为文学刊物，挣扎不下去，正是意料中事。文学团体似乎都很穷，也许因为自身没有财力支援，都不敢出声。我个人倒希望能有热爱文学的人挺身而出，拯救《蕉风》。
林：经济不景加上世纪交替的惶惑不安情绪是不是造成文学界对文学（不仅《蕉风》，但也不包括嘉年华式的文学活动）普遍冷感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越俎代庖去帮姚先生处理他的“家事”（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排除姚先生等人首先要有“发起”、“号召”等行动的必要性。）？又或者，是我自己该重新估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太高估了《蕉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华文坛好的刊物本来就不多，如今再少了一个，当然是悲哀的。
问：如果林春美您事先知道您只能编7期《蕉风》，您会怎样做？
林：我在接手《蕉风》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将来离开的问题，但万万没料到是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以这样尴尬的姿态。我非常清楚《蕉风》不是我的私产（就它对马华文坛的某种象征意义而言，甚至也不应该是／被当成是任何人－－包括姚先生－－的私产，虽然姚先生和前友联董事对《蕉风》的奉献精神是应该被肯定的），我当然也没有以“蕉风编辑”作为永久名衔的需要。我原本的构想是迟则五年吧，就应该帮《蕉风》物色一个更有干劲更理想的执行编辑。7期的《蕉风》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运动，一个温柔敦厚的过渡期。在我后期依然模糊然而却逐日成形的预见中，好戏应该还在后头。既然突如其来的休刊已让一切胎死腹中，对于“如果早知只有7期会怎么做”就算心中有数，我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出来。
问：如果《蕉风》复刊，您认为由哪个单位接管较有保障（即不至于短期内再面对休刊的困扰）？它须具备哪些条件？
梅：我想不出有任何团体可以接管《蕉风》。
许：《蕉风》若能复刊，最好是有独立的基金会，而不是由哪个单位接管，除非有单位接而不管。《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自由的天地，编辑方针不容干涉。但我相信，如有单位要接管，也许有它的目的。如果《蕉风》变成某个单位的工具，那《蕉风》已不再是《蕉风》，不被接管也罢。
林：如果将来“蕉风基金”成功设立的话，我私底下希望，日后接管《蕉风》的最好包括这三方面的人：（一）与《蕉风》多少有点渊源，真心爱护它，不会轻易让它死掉的人；（二）尊重文学，必要时情愿《蕉风》停刊也不要让它以文学刊物之名亵渎文学的人；（三）善于打理“基金”财务，并清楚《蕉风》的非功利性质，既不会让它永远严重亏本以致无法再出版下去，也不会把它出卖给市场的人。－－当然，讲是容易的，而实际上的“蕉风基金”的筹划与落实，以及复刊后的《蕉风》的经营，却还不晓得需要多少努力和智慧。对将来那些出钱或出力的人，我预先向他们致敬。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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