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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清晨报时 ——听见青春的钟声

何启智【散文】  

我就住在离学校直线距离一公里处。在近几月才发现,原来清晨7点正,在我家门口也能听到学校钟楼的报时,让我得以打起精神,一扫清晨上班的倦意。

学生要出班刊啦。
  曾经我也有过满脑子创作的日子,那是2007,我大学二年级,开始选修林春美老师的散文创作课以后。前一批选修这门课的学兄姐出版了一本合集来纪念他们的散文岁月,就叫《周一与周四的散文课》。那本文集质量皆优,精美丰富,让我和同批选修的系友有了向他们看齐的念头,便着手筹备文集,过着重复写稿、催稿、审稿、修稿、校稿的生活。但被催稿的感觉就像是星期一凌晨的闹钟般招人烦厌,而退稿又不是什么罕见的打击,所以渐次有人退出,从一开始的近20人,到最后只剩下5、6人。其时我们的稿件又不足以完成一本文集出版,结果计划搁置下来——正确来说,是胎死腹中。老师念及我们当初筹备文集的辛酸,挑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前辈”,参与下一批学弟妹的文集《青春宛在》——那时我们这些“前辈”已经毕业了,果然青春宛在。
当初《青春宛在》这个书名,是在说说笑笑间迸出来的;而学生的班刊名为《听见钟一声》,本来也是学生各种疯狂命名之中的一句玩笑话。虽说如此,学生会选择这个名字,除了是因为有他们班导名字的谐音,也是因为他们对学校的钟声有着特殊的情感吧。
从2014到2016,我来到这所学校已经有3年,而我就住在离学校直线距离一公里处。在近几月才发现,原来清晨7点正,在我家门口也能听到学校钟楼的报时,让我得以打起精神,一扫清晨上班的倦意。其实学生也是老师的报时钟——我也曾犹豫和懈怠,日复一日地在为了学生的程度和进度而焦虑、为了“犯中二”的迷途羔羊而劳碌、为了空白或倒模的作业而恼怒的日子里;所幸总有学生会在我的滔滔不绝或喋喋不休中,投以热忱的眼神、或是会在讨论某些课题时,提出光芒乍现的新颖观点、也会在作文或者周记里,诚恳地与自己或老师对话——每当遇上了这些情景,我便仿似被“报时”:提醒自己此刻何时,该做何事,莫让疲惫荒废了时间,锈蚀了使命。
教书的时日总是过得匆匆,赶进度、赶备考、赶批阅,周而复始。每每回望半年前,竟有过了一两年的感触。要学生写周记,为生活留下痕迹的我,本来也想过用文字为自己留下些什么,却因生性疏懒、家事繁琐、公务缠身,没几个月就中断了。专心是最难办到的事,但在从前那满脑子创作的日子里,我竟奢侈地耗费一周假期,不回乡,只身留在租屋专心创作——只写了一篇实验动作描写和蒙太奇手法的武侠小说(仅万余字),和我第一篇在报上发表的散文〈学笑〉。创作很美好,能专心创作更美好。
  2016年8月,学生编辑催了几次稿,同学们纷纷交上作品,编委几乎每个星期都开一次会议,讨论稿件的去留与修改,我虽是旁听,有时也不禁参与讨论。没制作班刊,或许我也没机会这么细致地看到学生的创作潜力,及评鉴能力——我在大学时期才接触的事,他们在16岁就已经尝试过了,这多让我羡慕啊。
  9月的一周假期,除去两三天的家庭活动,其余时候我都在翻看他们的文稿。学生的这些作品,亦庄亦谐者有之(赓嬨)、情思敏锐者有之(炜航)、文笔清新者有之(欣彦、舒祺)、情感诚挚者有之(玉敏、昕靖)、笔调风趣者有之(贞宁、荣汉)、结构精巧者有之(自雁、家政)、淡雅从容者有之(婉云、芷君)、构思灵妙者有之(连川)……。有些是自发性写的,回顾一己之过去,或尝试将思索转化为创作;有些是半命题的作文功课,但学生写来也颇有自我剖析的气韵。每个学生擅长的领域都不同,写作苦手也是有的,但他们都尽力交上了最好的作品。纵有稚嫩之处,也是他们珍贵的青春显影。
年轻真好呵。虽然中学生是忙碌的,但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他们在投入写作时的诚恳与专注,是多么令人回味与向往。我大概不必再嗟叹“青春宛在”,因为青春不是个人的,是群体的、是绵延的、是无限的。这发现不啻也是另一种报时:提醒我回返初心,重拾创作的需要。
  是的,我听见了。清晨时分,就在我家门前,学校钟楼的报时,是对我这年过而立的人底青春的召唤。

(南洋文艺,18/4/2017)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仍然在那里

何启智【散文】

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
——奥古斯托·蒙德罗索《恐龙》
  
有人,说人在每一次的睡眠中都有作梦,只是醒来后不一定记得。但一般人来说,仍然是以记得不记得,来作为有没有梦的基准吧。梦在我生命中出现的频率很奇怪,有时候很集中,一连几晚都有,甚至一晚就好几个,但有时可以空窗一两个月。
  记得住的,通常都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梦,甚至可以说是恶梦居多。那些梦境的共性就是失去:小至失去衣物、失去车子;大至失去庇护所、失去立足点、失去亲人,乃至失去相信奇迹的可能。
小时候最深刻的恶梦有两个,一个是鬼怪入侵屋子,自己和姐姐拿玩偶作武器向鬼怪抛掷;还有另一个是家里爬满大大小小的叶子虫,我怕得躲在桌上,那些虫子却越加放肆,渐次爬上桌面。
  一般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的恶梦都有固定流程:最危急的时刻来临时,角色就会叫了一声惊醒,90度扳起身子,流了一身冷汗,不断地喘气——我的经验却有些不同。中学时,我多次梦到从高处坠落,有从椰树上坠落,从木桥上坠落,从山崖上坠落,还有一个相当奇幻的,是驾着车,冲上一块斜板掠过树颠直达天际(还捉得着云),但接着就从空中坠落了。我虽也总是在触地的瞬间惊醒,但睁眼时心跳并没加快,身体还是平躺的。不过那些直直坠落的感觉仍然真实得教我惊恐至今,所以在主题公园里,我可以坐云霄飞车、海盗船、360度大剪刀,就是不坐自由落体。
  在各种坠落的梦境之间,也夹杂着一些别的,譬如亲人逝世。梦中的死因都是和车祸有关,但梦境并不在车祸发生时嘎然而止,而要我承受亲人离世后的悲痛,并处理种种善后工作:对家人的交代、遗孤的安置、甚至是处理法律文件。
第一次经历这种梦境,我从梦中流着泪醒来。第二次时,我在梦里没有哭泣,醒来后静静地坐在床边时,眼泪才潸然而下。第三次和前两次隔了约15年,梦里梦外,我都没有哭泣,或流泪。醒来以后,那种感觉也说不上是哀伤或悲痛,但总之接着好几天,我都快乐不起来。身边的人只是不明所以。
2012年,我正赶着硕士论文,压力特别大,当时作的梦也特别频密。于是就放了纸笔,还有一个小型照明灯在床边,方便第一时间记录梦境。结果我记下了许多莫名其妙,光怪陆离的梦境,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在人前赤身露体,无处躲藏,及车子弄丢了,结果大费周章来寻找。但我不敢解析自己的梦,反正自成长期的某个时段开始,我已习惯和一种潜藏但具体的情绪波动度日,像是在心里脑中蓄了一池满是盐分的咸水。不必解析,也知道不会有好的结果。
曾经谣传是世界末日的2012年年尾,父亲过世了。头七隔天,我说我做了一个关于80年代香港乐队Raidas的梦;太太则告诉我,我在睡梦中一直重复几个含糊的音,听起来有点像:“爸爸,爸爸,不要走。”
“爸爸,爸爸,不要走……”
我知道,是父亲不想我深陷在哀痛之中,所以不让我记得我们在梦里的离别。但是这样的体贴又何其残忍?那一晚,每个人都梦见了父亲的道别,唯独我对梦境的记忆被一个毫无来由的逸闻给随便取代了。而这样的体贴有何其幸福?毕竟这种与众不同也表示了我是父亲最为呵护的小儿子。只是……
我们都会在家中分享关于父亲的梦境,他们梦见的大多数是父亲在世并健康的模样——而我,即使是在梦中,也清楚记得,父亲已死,是一个无论如何改变不了的事实。父亲死后一个月,我在梦中见到父亲被医生的新科技医好,死而复生,睁开眼睛,在床上扳起身子,接受家人的欢喜雀跃。那时我只是伫立,像是一只沉默的幽灵,凝在奔流变幻的不属于自己的时空里。因为我的理性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就算我往梦里潜逃,缺口仍然在那里。

(南洋文艺,10/1/2017)

2015年8月12日星期三

风雨同路

何启智【散文】

2010年,我在无拉港华小当临教,教师节时出席了乌鲁冷岳县的华校晚宴,获赠一把大雨伞。宴会结束后,我打开雨伞一看,上面写着“风雨同路为华教”,心里不由得一阵小激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绪也许很复杂——也许有虚荣、也许有惭愧、也许有感恩、也许有受到鼓舞,后来我才知道,里头也掺杂了些许唏嘘。但当时的我只认为是感动,如获至宝。
假期的时候,我回到大山脚,那把雨伞就在我车里面。有一回要出门的时候,下起了雨,而中风的父亲出入都需要人搀扶,一般大小的雨伞很难完全遮住两个人的身体,我就从车上拿了那把雨伞下来。当我看到哥哥一手撑着伞,一手搀扶着父亲,而父亲一手拄着拐杖,在雨中蹒跚前行时,我就认为这把伞,原本就该让给父亲用——父亲作为一所独中的董事,长期为华教出钱出力,即便是中风以后,他无法参与任何会议与活动,对相关的募款也来者不拒。于是我把雨伞留下。我的说法是,这雨伞较大,方便遮爸爸。
后来我再次回家的时候,那把雨伞就不知所踪了。问遍家人,他们都不知道。我当时对他们是有点怨怼的,但家里的东西多了杂了,这种情况其实难免会发生,我也曾在家里遗失某些东西,遍寻不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因装修或新年等原因大扫除了几次,那把雨伞仍是没出现。我对自己说,看淡了吧,上面虽然有着几个字,终究也不过是一把雨伞而已。但是时日久了,我还是会偶尔想起,并带着一点矛盾的遗憾——或许我该留着自己用?但那又无法体现雨伞的价值了。
当着临教的当儿,我也在修着硕士学位。曾有朋友问我,毕业后想干什么。我说,现在要以硕士资格进入大专院校似乎机会不大,我或会申请当助教,然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然的话,就到独中教书。当时朋友这么说:“到独中教书,必须要有所觉悟。你要确定自己是否真能抱着付出的决心——工作时间和薪金,以及消耗的心力和满足感之间的不平衡,并不是人人都能长期坚持下去的。”我有把这句话放在心里,然而我最终还是踏进独中当教师。
大学生涯结束以前,很多同学都在讨论未来的路向。当他们问起我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什么都好,就是不当教师——我并不是看不起教师这个职业,而是我不认为读中文的出路就只有教育这一种而已——而同时间我申请了攻读硕士学位。就在硕士课程开始前,父亲中风了。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我看着他,心里想着的只是该如何让他快乐起来。
终于我去当了临教。曾有一度,因为沟通上的问题,父亲以为我想当教师,兴致勃勃地为我留了很多剪报。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我想到的只有这点。在这个时代,而期望孩子当教师的父母大概不多了——父亲是其中一个。结果,教了几年书之后,父亲的期望变成了我对自己的期望。
硕士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到父亲担任董事的那所独中去谋份教职,但那时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已无法跟他说起他所关怀的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环境里,我不是每天都快乐——至少,和教小学生相比之下,教学上的压力沉重了许多;学生的心理也倍加复杂——而这是我的选择,无可逃避的。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不过,在面对学生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挤出我仅有的正能量来尝试引导他们向上,但是这些仅有的、勉强挤出来的正能量很容易被许多琐细的东西(包括与学校无关的,我本身的问题)转换成更为沉重的负能量。不懂得珍惜时间与环境的中学生在自己的学生当中永远占了大多数,面对他们,我有时也不免泄气灰心。我动摇了,我软弱地怀疑我曾经深信不疑的,对自己的了解与信心。
我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心已经坠落地狱。几天后,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家里经营的店铺漏水了。我们在后楼梯察看的时候,雨滴像个帘子般垂落眼前,阻碍视线。我依稀见得杂物堆的角落躺着一把伞,就冒着雨滴拿来撑开。原来就是那把“风雨同路为华教”。我们暂时解决了漏水的问题后,我将那把伞带回家。长期闲置在阴暗角落使它身上有股霉味,于是我在屋外顶着已经转小的细雨,轻轻地用水洗刷。当我再次将它撑开的时候,我才忽然领略到,这是父亲冥冥中给我的鼓励和安慰。

(南洋文艺,11/8/2015)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

半山·烟花·夜

何启智【散文】
  
已经想不起再以前的国庆日是怎么度过了。大概只和一般的假期一般地过吧。但在我进大学前的两年,经由朋友的建议,我们终于做了能让自己一直记得的事。
那是读着中六的时候,2003年的8月30日的夜晚,我、哥哥、几个年龄与我相近的同学兼武术同门,齐聚在武拉必的山脚下,然后准备前往目的地——那半山的庙宇,只因为有人说,在那里可以看得见烟花,同时不受人潮干扰。于是我们把车停在某处,然后沿着草丛旁的小路前进。开始上斜坡时,好像有些野狗出现对我们狂吠,但实际情形我忘了。我只记得我们一直说着无关痛痒的事,开彼此的玩笑,一路气喘喘地,然后就到目的地了。
接近庙宇时,山坡上跑来了一条狗,我们起初还颇警戒,但它倒是挺友善地,走到我们面前,就回头走去了。我们跟着它,终于抵达庙宇。那时还未到午夜12时,我们在庙宇的凉亭那儿,吹着风,继续聊着上山途中提及的那些琐细而无意义的事——内容呢,我早忘了。从凉亭正眼望去,可以看到分开槟岛与半岛的海。而斜右面呢,大概就是北海了吧。当时没什么风景好看的,四处都黑漆漆。
忽然远方一道小小的火光升起,比蚂蚁还小的火光,在北海上空爆开。接着槟岛那儿也开始放烟花了。后来我们斜左方也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烟花,同伴猜测,是在威南一带。
烟花在空中一个一个地绽放,有人拿起手机来拍摄,但我肯定那效果很差,因为那个年代手机的夜间拍摄效果并不理想。看完了烟花,我们就要下山去了。之前领路的狗,依然走在我们前头,好一段路途之后才回去庙宇。
下山之后,除了全身的汗水,我们再没有得到别的实际上的东西,然而隔年,我们还是一样,在国庆日前夕,上山看烟花。
再过一年,我就进了大学。此后的国庆日,我都像是一般假期似的度过,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我总会在那时候,想起我们流着汗在半山吹着夜风的那两夜。

(南洋文艺,12/5/2015)

2015年4月7日星期二

书柜就要满了

沙河【诗】

(1)誓言
在花前月下是一勺蜜
在梁山上是一碗血
在国旗下则是一排挺直的脊梁骨。

(2)遗言
有太多的交代和托付
轻轻的一句话听在心里
可以是铁秤锤也可以是一阵风。

(3)流言
大家在茶余饭后
剔着牙时总会剔出一些
别人的故事。

(4)耳语
在彼此口与耳之间的短距
有一朵蒲公英在飘忽。

(5)手语
在无声的世界
手势成了最响亮的频率。

(南洋文艺,14/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