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在砂拉越, 莲的暗香潜动

张锦忠【共沸志】
《潜动:爱莲之家诗文集》封面

1966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不过3年,对婆罗洲的诗人而言,“马华诗坛”或“马来西亚诗坛”的概念还在萌芽,“砂拉越诗坛”才是“ 根生叶发”的概念——一种“婆罗洲诗学”的实践。

方秉达在〈为砂拉越诗坛开路〉说:“我们在1966年开始以一种新的风格来写诗,这是最早出现在砂拉越的现代诗形式”。1966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不过3年,对婆罗洲的诗人而言,“马华诗坛”或“马来西亚诗坛”的概念还在萌芽,“砂拉越诗坛”才是“ 根生叶发”的概念——一种“婆罗洲诗学”的实践。
方秉达是刘贵德的笔名,另一笔名是蓝萤。他特别标出“1966年开始”,指的是1966年他和陈信友(陈从耀〔黑幸藏、夜埃〕胞兄)在古晋《中华日报》编的〈绿踪诗网〉副刊,以及后来吕朝景(杜绝)在《前锋日报》编的〈青年文艺〉副刊。这两份副刊为现代主义文学摇旗不遗余力。
后来才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以小熊星座为标志的砂拉越星座诗社。

师港台技写马新诗

1973或1974年,我还在关丹过着摆荡的日子的年代,以读闲杂书涂鸦练笔度日,读得最多写得最多的,是现代诗。香港台湾的现代诗引人入胜,我早就读了周梦蝶、商禽、余光中的诗集,但总觉得那是“在遥远遥远的银河系”,我想“师港台技写马新诗”,想要在马新现代诗的星空看见一道新月。彼时我在《学生周报》与《蕉风》读了牧羚奴与“六八世代”诗群的作品,颇为惊艳,觉得这就是道地的马新现代诗。
1970年代初,在那贫瘠的年代,我能买到的3本马华现代诗集是李有成的《鸟及其他》、梅淑贞的《梅诗集》,及谢永就的《悲喜剧》,都是二十开的书,也是那些年的《蕉风》开本。《悲喜剧》即砂拉越星座诗社的出版品,封面书题是别具现代感毛笔字。不知何故,我一直没有李木香编的《砂拉越现代诗选(上)》,直到许多年后方秉达送了我一本。
方秉达寄《砂拉越现代诗选(上)》给我时还寄了一本《潜动:爱莲之家诗文集》。这本诗文集收入吕朝景、符国钺、郑航庭、刘贵德、谢永成、张坤国、官有荣、丘玉莲8人诗文。

“爱莲之家”合影,1969年

爱莲之家1968成立

“爱莲之家”是一群〈青年文艺〉副刊的砂拉越文艺青年在1968年初成立的团体,成员10人。2013年初,爱莲之家成员相约再聚,当年文青45年后已成乐龄公民。“爱莲”来自周敦颐的〈爱莲说〉,也来自余光中的〈莲的联想〉,证明当年“余风所及”,犀鸟之乡自有一群文青粉丝,例如自承“早年虽深受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影响”的方秉达。
“爱莲之家”成立之后,陈从耀等人成立了“射手之家”,官有荣(弘萤子)等人成立了“劳克之家”,这“三家村”的主要成员,后来合组砂拉越星座诗社,继续为砂拉越诗坛开路。不过,早在1969年8月,在诗社正式成立前一年多,〈星座〉副刊就在《前锋日报》冒现了。
爱莲之家的成立,可以说“石上栽花后,生涯自是春”。

(商余,22/2/2016)

2016年2月23日星期二

【丙申年文人特辑:菊凡专号】2/3

话说“咖啡店”
菊凡【近作/散文】

再后来,经过几场的政治斗争,政客玩起种族宗教的把戏来,无端端强调宗教的不同生活习惯;族群的男女必须分开距离,吃食的不同,待人接物风俗的不允许混淆,之后马来同胞便不再踏足华人咖啡店,少了一种民族的光顾,咖啡店就少了一股交融的气氛。
       
咖啡店在70年前就已经闯进我的生活中。那时我只有5、6岁。每星期总有一两天,爸爸会带我去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因为咖啡店那里有爸爸的好朋友。其实有人为生活而干活的地方,在路边就可以发现咖啡店;它是供人喝杯热腾腾的咖啡或是和朋友分享心事的地方;也是给工作了一天的苦力坐下闲聊的地方。以前很少有拉拉杂杂的娱乐场所,唯一能够感觉闲情逸致或解决一些私人问题的地方,就是咖啡店了。奇怪的是,大多数咖啡店都是由海南人经营的。正如大部分中药店都是客家人开的一样。咖啡店海南话叫kopitiam ,福建人潮州人也是这么叫。直到现在也还把咖啡店叫做kopitiam。只有广东人叫它做“Kopi茶店”。
       7 0年前我爸爸常带我去的咖啡店是在目前大山脚双峰城对面的七间店(那排店屋只有7间,故名)。从右算来第一间,印象中他的招牌好像是“南方”或是“南成”什么的,忘了。由于它后面靠近菜园,所以有很多菜农得空就来喝咖啡;对面双峰城地点本来是个足球场,附近都有居民,右边有警察局,因此,这间咖啡店从早到晚都断断续续有人们前来喝咖啡。那时不只华人光顾,连马来同胞印度同胞,警察局官员也常在这间咖啡店喝咖啡聊天,大家嘻嘻哈哈的,毫无忌惮,什么都可作为话题。那时大家进进出出,几乎都互相认识的,所以大家会不其然地互相微笑点头,有时候会打个阿哈,说句你好,来喝咖啡啊吃饱了吗?大家随意互相搭讪。
50年代时据说店主易手,因此停业。被大约100米遥的老李咖啡店取代。宋子衡和朋友合股开设的纸扎店,就在老李咖啡店对面。许多朋友几乎每天都会抽空到纸扎店来搓麻将,而老李咖啡店就成了这一群朋友聚合聊天的好场所。老板李先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容易融入大家的话题。1965年后,许多作家到大山脚来互动,都会在这里落脚,先拜见地主爷宋子衡,再由地主爷个别电话通知相邀约而物以类聚,许多大牌作家都在这里喝过咖啡,吃过烤面包。如温祥英、艾文、萧艾、游牧、萧冰、冰谷、何乃建、陈政欣、落叶等人。棕榈社就是在这里喝着咖啡闲聊而成立起来的。今天想起还真令人怀念呢!
一般上,咖啡店内喝咖啡的人都是工作时间比较松散的人,朋友来相邀,马上就可以放下工作往咖啡店走的那种。而那些受工作约束的人就没办法享受这种乐趣了。还有一项特别的情况就是,很少女性会踏入咖啡店和男性一同喝咖啡。如有的话,那么那女人就要有心理准备,让人评头品足了!但后来这种性别歧视也慢慢地消失了。我曾在90年代,独自踩脚车经过阿尔玛的春江园,停在一间咖啡店歇息喝咖啡,只见店里头全都是中年女性,喝着咖啡叽叽喳喳像黄昏中一群在树梢头挣栖息空间的八哥鸟。为什么这间咖啡店会特别多女性在座呢?我问老板。答案是:现在女人也驾巴士车,甚至驾卡车啦,有什么奇怪?
后来,社会商业逐渐地改变,咖啡店便有了改头换面的演变,门面装修现代化了,圆形有靠背的古董木制黑色座椅换成了色泽光鲜的新座椅;不纯粹只卖饮料,在咖啡店前面或边沿加设了熟食档口、卖汤果条、汤米粉,也有咖喱面、拉沙……总之有多种选择,提供上班的员工方便,吃喝饱了,便可直接工作去。
再后来,经过几场的政治斗争,政客玩起种族宗教的把戏来,无端端强调宗教的不同生活习惯;族群的男女必须分开距离,吃食的不同,待人接物风俗的不允许混淆,之后马来同胞便不再踏足华人咖啡店,少了一种民族的光顾,咖啡店就少了一股交融的气氛。安徒生童话故事中的情况在现实中重演,人民和谐平静的生活被巫婆赌咒而变成了混乱,人民不再和谐不再互相信任,因而缺乏团结的引力,渐渐改变,大家转为互相猜忌与仇视,互相挖苦和挑衅,民族和谐安乐的日子从此不再。
现在的咖啡店已因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模式保持古老作风的,就不能吸引饮客;马来同胞不便在咖啡店相聚交谈,只好在路肩上小小的空间,也搭起棚架卖咖啡,过去的马来朋友有喝咖啡聊天习惯的,也就有了去处。
什么行业都要与时并进,咖啡店也不能例外。改头换面,讲究装潢是其一,连店号招牌也必须新颖,如:齿留香、忘情水、勿忘我、甜心……等等。
    我喜欢闲坐咖啡店慢慢地喝杯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路上人来人往,脑子里却天马行空,也是人生一享受呢!宋子衡退休后就常在住家旁的咖啡档独自遐思,而创作出许多感人的小说呢!

(南洋文艺,23/2/2016)

【丙申年文人特辑:菊凡专号】2/2

评论让我写出好作品

文学Q & A
Q 张永修 A 菊凡

Q 您曾先后参与过几个文学团体,这些团体的写作人,在您的写作道路上起着怎样的作用?您怎样看待文友间的批评?
A 我是大马作协永久会员,但从不曾出席会议,因为不方便。我是北马棕榈出版社成员,社员偶尔会在我家聚会,或在“老李咖啡店”聚会,聊聊文学话题。
80年代我被文风社邀任顾问,责任所需,所以我便接触了较多的文学创作理论,与文风社同学分享。
在文友之间,我们很少互相批评,大概批评所用的言辞容易令人受伤吧。文友之间只有温祥英曾针对我的作品,提出不客气的批评,我非常感谢他。每评一篇我就请他喝酒。因为我认为苛求的评论,才能使我更进一步写出好作品。也因为如此,他从未给过我好评。但我并不介意。

Q 每当提到棕榈出版社,很多人都会联想到3个人:宋子衡、温祥英和菊凡。相较之下,稿文学评论的,比较多讨论前二者的作品,您的作品比较少人讨论。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
A 很少人会讨论我的作品,我想大概与我的低调有关。当时有朋友要访问我,我都拒绝了,因为我不擅面对那种面对面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得天狼星诗社的黄昏星第一次来到我家,为我做访问,搞到我满身大汗,语无伦次。往后我就不敢接受访谈了。
其实我也觉得宋子衡和温祥英的作品,的确写得比我的好,而且会为读者留下比较多讨论的空间。我本身也不时给宋子衡的小说写读后感之类的简析。温祥英的,我也写过三两篇,希望引导更多中学生来读。不过老温认为我谈的不够深入。我觉得要讨论老温的小说,的确比较费神,因为他受西洋文学影响比较多,而我对西洋文学一窍不通。

Q 您喜欢哪位/哪些作家?或哪部作品让您启发良多?
A 像我这种年龄的写作人,肯定是受五四作家影响较多,比如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在我念五年级时,老师张思波介绍我读第一本鲁迅的书是《野草》,中学时我读〈阿Q正传〉、〈祥林嫂〉等,让我对人性,对社会有了不少的认识。方路说,我是大山脚的鲁迅。虽然是抬举了我,但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确影响我很大,也是它启发了我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
我一向阅读能力都很差,一部长篇要三两个月才能读完。70年代开始,我读的多数是短篇小说。我喜欢的作家都是来自中、台,比如何立伟、白先勇、黄春明等。他们在我写短篇时提供了不少写作技巧的参考。
(下)

(南洋文艺,23/2/2016)

【丙申年文人特辑:菊凡专号】2/1

零度叙事
——漫谈菊凡小说〈空午〉和〈羊齿类盆栽〉的时间布置
菊凡(游嵎荏摄影)

黄琦旺【文学观点】


      怎样把意识里萦绕的事故老实叙说,的确需要“一曝十寒”,菊凡尤其自觉时空的虚实不断减低故事性。但精彩的就在非故事的叙事时空:小说里的时空布置——双重或多重时间。

       我只是从一个意象出发 ,甚至是从一个人很小的处境,然后,把这个当作核心,再发展开来,成为一个有的转弯的情节,并不见得有什么故事,我用诗的技巧,也就是一意象为中心的这种技巧,来写小说。——袁哲生

“零度”在当代已是普遍词汇。90年代法人鲍德里亚玩零度摄影,突显物性,减少人的属性,强调景物潜藏着主动性促使人拍摄,引起了大关注。早在50年代末法人罗兰巴特提出零度写作——直陈式,逼近朴实词语;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干脆说:我要回到那枝童年时折断的百合花。零度叙事,看似眩人耳目,确实是寻求甚或回归最小化的叙事——都是思索时间流逝空间转移的差距,游走在印象和忘却之间。
菊凡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原本是采用现代手法来创作的,但是由于欠缺才华,无法更现代,因此不知不觉回归写实路向。”究其实,阅读菊凡的小说何须限制在现代或写实的风格策略上?其小说明显实验着不同的叙事形态,不再重蹈二战前的窠臼,反显现冷战时期知识界反思的存在、时间和重视共时性语言的迹象。
菊凡4本小说集——《暮色中》(1978年)、《落雨的日子》(1986年)、《大街那个女人》(2012年)及《谁怕寂寞》(2013年)。第一本到第二本相隔约8年,第二到第三、第四本则相隔26年。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即是“30年来,断断续续,停停写写。有时几位写作的朋友偶尔相聚,偶尔触动灵感,又开始写一两篇,真正可说是一曝十寒。写作时间其实浓缩起来不到10年。”
30年断续书写,兑成10年的连续时空,或者正强调了书写时间和故事本身的二重。怎样把意识里萦绕的事故老实叙说,的确需要“一曝十寒”,菊凡尤其自觉时空的虚实不断减低故事性。 但精彩的就在非故事的叙事时空:小说里的时空布置——双重或多重时间。举1969年发表的〈空午〉为例:
很宽大的厅前,墙上挂着那个又古旧又被蛀虫吃得存下个空壳的挂钟,只要稍微一震动,它便会分尸地落下来。它早不知在哪一个日子里死去了。像个木乃伊。长针和短针也松落地垂直地指着6字。
〈空午〉写孤单11岁少女对老师的情愫。上一段描写给客观(时钟)/主观(意识)时间凿了一个孔洞,让读者穿越在被吞噬的惯性时间和主角凌凌的主观意识构成的双重“时间”。时间成了〈空午〉的叙述形态,而其情节发展和故事性几乎是零。作者一方面以省略笔法快叙凌凌的主观情愫,省略构成的许多留白成为悬吊读者跟进的诱饵,反客为主成了情节;另一方面追踪凌凌的视线所及对其现实场景和物象作细致的描述。这些缓慢甚至停顿的空间描绘,和凌凌急迫而单纯的“情愫”在文本里以两种时间的速度循进。看似无关紧要的画面,与她的主观情愫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陷阱(捕捉)和猎物(趋近)的张力,替代了故事而显现纯粹的氛围。这个庞大的氛围可以是隐藏的“存在”本身,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时间以外啮噬一切生存者,这个零度时间我们跟不上,可谓一种误差,像地心引力,吸掉长短时针的性能。
再仔细阅读〈羊齿类盆栽〉更明确感受到菊凡用盆栽来转喻时空压缩下的情欲伸张:这篇小说写学生洁玲暗恋老师赵子明, 少女情窦展开的诱惑和老师理性的关怀、劝诫和似明又隐的拒绝构成了冲突,感性和理性构成一急一缓的两种时空。
赵子明送给洁玲的羊齿类盆栽暗藏被庞大而近乎静止的时间压缩的情欲——无边的存在这个捕捉生存者的“陷阱”又出现了。洁玲的暗恋和赵子明的情操皆是迎向死亡伺机伸张的欲望,死亡果然发生在赵身上,但书写者只作简略的叙述:“被白纱布包成木乃伊的样子”,“因为冲进学校旁边一间被火包围着的屋子去救一位老太婆,结果老太婆没救出来,而自己却被火灼伤了……”,我们想到〈空午〉变成“木乃伊”的时钟。
从这里看菊凡叙事多重时间的布置,使讲述的事件(学生暗恋老师)这些“街谈巷语”,不停留在道德伦理的判断当中,而直指生存的欲望如何被庞大而隐形的“存在”啮咬至尽。菊凡有意识的在叙事修辞上用意象进行时间的畸变,以羊齿类盆栽和火转喻了两重时空里两位主角的情欲,尽可能不去和现实理论,让意象如诗意那样自己蔓延。
整个叙述触目惊心的是最后两段,伤心欲绝“如木偶”那样的洁玲突然间发觉房中闷热而“死气”沉沉:
那枯萎了的羊齿类盆栽植让人觉得想哭甚至想死。她摸了摸它,然后把它从盆中拔起来,抛出窗外去!
突然间,一阵凉风从窗外拂了进来,窗帘开始摆动起来。
死亡在哪一个时空以怎样的形态发生又在哪一个时空里以何种形态复生,“存在”会在哪里显现?作者大胆尝试要把惯性时间和存在的误差合一,显示顿悟又或者零度时空(对菊凡来说女性之于这个时空似乎有特殊关联),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感天地悠悠,书写者只能在自身孤立的时间里(所谓的灵感)感知。盆栽或木乃伊这些时间的尸体,同凝固成字词的意象,可借为“古”往“今”来误差的审视。菊凡反复放慢至停顿的描写,是否在多重的时间往来使“古”“今”逼近零度差距?
这种时空布置对应70年代知识界对存在和生死的反思是颇一致的,阅读菊凡各种题材的小说感觉到那无所不在的,只能用自身体验或灵感触及的庞大“存在”(构成陷阱一样死寂的时空)。小说非哲学而直逼哲学,菊凡从日常叙事反思存在;循序阅读30年间的菊凡小说,叙事时间的感悟逾渐明朗。

(南洋文艺,23/2/2016)

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

岁末年初

文戈【日子河流】

岁末元旦,俗曰换日历,几件事是一定要做的。给母亲打电话,给婆婆打电话,此时此刻老人最大。

又是新的一年了。签署文件的时候,习惯写上2015,秘书说,现在是2016年了,相顾莞尔而笑。今年感觉特别怪,日子的跨越好像是突然间发生的,从圣诞到新年,竟然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岁末之际网上就有很多人在写回顾。面子书机制也竭力帮助网友回顾:5年前的照片、2年前的照片、一年前的照片、今年的精彩时刻……好像怕网友集体患失忆症,呼吁大家唤醒历史分享瞬间,美丽时光再循环再温习。看到旧照有时真的会被吓到。
都不知道要回顾什么,日子好像有点胶着了。一定要说两句,说近不说远吧,不就是下一代更茁壮,上一代更年迈了。倒有个新鲜事,下一代竟然也开始有孩子不回家过年了。母亲记挂此事,嘀咕着:孙儿女在外咋过年呢?我安慰她,我也曾在外十多年没过农历年,不也一样过了?但想想那是近30年前的事了,遥远的感受怎比得眼前当下?

岁末跨年谁也不敢声张

其实,我们家那一代出去的人,都没有经济能力回家过年。那是一个无互联网没有面子书微信Whatsapp的时代,是越洋电话超级昂贵的时代。1972年代二妹先走,80年代我走,在当时几乎就是一种疯狂自我放逐的行径。逢年过节独自在外苦饮乡愁,痴想家中的欢腾境况,与今日随时能网聊或弹指间分享照片,不可同日而语。无法回家过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暗伤。如今身分移转,对初次遭遇此事的中年父母来说,第一次总有些困难。下来孩子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你也就习以为常了。与五妹就此事闲谈,很快老的我们就自己过年了,要习惯哦!
本来岁末心情应更柔和更宽容更腻味些,家中如有老人应更甚。老人家重视年节,你要跟进配合殷切制造气氛。明目张胆迎新送旧,狠把坏事扫地出门,迎来好的。今年家里人有惊有险走过来,总算走到尽头了。重要是能够化险为夷逢凶化吉一家人平安无恙一个不少。岁末跨年谁也不敢声张,免得惊动怪兽。都说过年如过关,大幸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活着就有盼头

岁末元旦,俗曰换日历,几件事是一定要做的。给母亲打电话,给婆婆打电话,此时此刻老人最大。还一定要与老伴在一起,必须喝酒碰杯说cheers!其实没有什么具体事件可cheers的,除了活着这件事。活着就有盼头,此事千古不变。
开学了,心情畅快上班去,逢人便祝新年快乐。原来快乐是可以酝酿的。主持一次博士生答辩,一个开题报告,还有更多排着来。来就来吧。几间办公室门口堆着小山高的废纸垃圾,又有人离开了。走了旧人来了新人,人事循环。踏进讲堂看到新旧面孔,心情就慢慢沉淀落实了。蛰伏深山的老岩石苔藓斑驳还呈绿意,旧书页面上的黄渍子也是固守。前面还有什么,等慢慢再翻一页看看吧。

(商余,25/1/2016)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

合照的欲望

文戈【日子河流】

在整合与销毁的过程中,流连最久的是相簿里不同年份的新年合照。这些是要保留的,像这样的照片不会再有了。

岁末整理杂物,边丢弃边缅怀。很多旧照片还在相馆封套里,相馆恐怕早已关闭。岛国的湿气最能伤物,橱里的相簿竟然养起大片霉斑。把照片一张张抽出放入鞋盒里,化零为整,好几本相簿的照片用一个鞋盒就收纳了。一些照片与透明胶片黏在一起,猛一抽就破了。底片更早几年大扫除已经丢弃,照片是无法复制的。发霉的相簿投入再循环袋里,撕破的照片顺手弃掷,换着几年前是做不到的。对自己的寡淡突然间觉得有些不可辨认。
在整合与销毁的过程中,流连最久的是相簿里不同年份的新年合照。这些是要保留的,像这样的照片不会再有了。天啊当年那些小小人都哪里去了?多年前曾想,空闲的时候必须把家族照数码化,开始做了一些就搁下了,一搁多年。此时突然想到: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拍全家福了。

更多家庭成员在他乡生活

拍全家照最佳时刻,是过年大家都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但是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就一直没能拍张所有人都在场的全体照了。近年来不知不觉更多家庭成员开始在他乡生活,并不是大家都能回家过年的。
以前每次二妹回来,一定要安排时间拍全体照。可是此事后来好像越来越困难。家里的孩子们都有活动,不是这个不在家就是那个不能回来,要不然就是哪个家庭没回家。正在成长的孩子天地是很宽阔的,不像我们老的一回家就在母亲身边团团转。十多岁的孩子突然间不爱拍照了,也可能觉得跟着你们这些师奶摆来摆去很傻吧,常常搞半天都不肯站好。后来我们对此事也淡了,爱拍不拍随缘吧。我们这些女儿们,因为还有更老的母亲,总觉得需要把所有的瞬间留下。当此事变成一件被抗拒的事以后,合照的欲望就成为反欲望。连母亲现在也不爱拍照了,谁拿起手机她就说,不要拍!她说她老了皱纹多,不美。其实她越老越美。是我们这些还没老透,体型走样,处于尴尬不美状态的,更害怕拍照了。去年侄女在过年期间结婚,安排了一次大合照,那次大家都很美,虽然人数依旧不齐。

突然对拍照失去兴趣

这就让我想起另一个对拍合照有强烈欲望的人:我婆婆。十多年前我公公还在世我婆婆还非常强悍的时候,她最喜欢主导全体合照。凡有家庭聚会非合照不可。她一拿出相机,大家就逃。原因是她要大家站好,谁与谁站一起,要等她号令大家一起笑。她动作慢,等到她按下快门的时候,大家脸部肌肉已经僵硬。
多年后教她用智能手机拍照,闲时她也看看照片。但是大群人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少,她好像也对拍全体照失去了兴趣。反而是现在有人想拍全体照,她一副随便应酬你们的样子。风水轮流转,哈哈,等到你们想要把时光留下来的时候,人家已经不要了。

(商余,15/2/2016)

沈璧浩的诗,海的召唤

张锦忠【共沸志】
张锦忠(左)与沈璧浩。

那些年, 牧羚奴的陈宅成为这群文艺青年谈文论艺的所在,让红灯区的芽笼也有个前卫文学的文艺沙龙。

第一次读沈璧浩,大概是《学生周报》的“文艺专题”,后来就是《猎户》与《蕉风月刊》;不过,这个名字最常出现的地方,可能还是《当代文艺》。许多年后, 除了偶然微微刮起的《蕉风》,这些刊物都“执笠”了。
上面的顺序其实不太对,沈璧浩在《当代文艺》发表诗作,应该比在《学生周报》来得早。可能“文艺专题”有图有歌,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就记得《周报》的“沈璧浩”。
那是1969、1970年左右的事 。其实沈璧浩在1968年或更早就开始写诗了。1968年,那是完颜借(梁明广)编《南洋商报》文艺版、写“现代派宣言”〈六八年第一声鸡啼的时候〉的年代,也是“六八世代”在新加坡崛起马华文坛的年代。
“六八世代”,指的是《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的牧羚奴(陈瑞献)、孟仲季等15位诗人,以及不在《新诗集》里头的英培安,这群60年代中叶前后在新加坡冒现的华语语系写作者;他们在那个年代崇尚文学现代主义,力求以新观念新手法创作,探索个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在长堤两岸卷起高楼般的文学波澜。

“六八世代”的重要性

而没有“六八世代”,可能就没有马华文学的高度现代主义文库了,也可能没有1969年革新的《蕉风》,甚至可能没有温任平编的《大马诗选》。那些年, 牧羚奴的陈宅成为这群文艺青年谈文论艺的所在,让红灯区的芽笼也有个前卫文学的文艺沙龙。沈璧浩正是“六八世代”、“十五诗人”的其中一人。
3个月前沈璧浩来高雄,我忘了问他当年有没有加入陈宅的文艺沙龙,我们聊到牧羚奴与五月出版社,也提到《猎户》。是的,空前绝后大气派的《猎户》。我念初中时在学校图书室惊艳之后,迄今难忘。我跟沈璧浩说,我记得《猎户》有他的诗;他说他只有一首诗刊在《猎户》。
那首诗就是〈黑滩上〉,写一个人在长夜孤坐黑滩,时间流过,“月匆匆赶路/这种夜/大海不能安眠”。明明是自己无法安眠,却说大海不能安眠。最后一节,“夜/爬过半空/他要静坐天破/旭阳将轻扣/他的额头”,明明“爬上半空”的是月亮,不是夜,但如果写成“月亮/爬过半空”,就平平无奇了。现代诗当然要“出奇制胜”,像旭阳敲扣你的额头,让你又热又痛。

沈璧浩著《都市录》

跟海有关的诗多篇

不过,我记得沈璧浩的诗,可能是因为他多写海、写海边、海潮;翻开他写诗四十多年唯一出版的诗集《都市录》(2015)就知道他颇有一段看海的日子。即使题目无海者如〈黄昏后〉,诗中也出现海的意象:“防浪的堤墙内,他说/他喜欢无际的大海/星星都沉进深海底,她说”。读沈璧浩那些海诗的岁月,我刚从马来半岛东海岸河口的渔村搬到关丹,住在小城边郊的胶园,但闻风声虫鸣,最近的海浪涛声也远在10英里之外。或许是因为这份情怀,读那些诗倍感亲切,仿佛那是故乡的海在召唤。
终于见到沈璧浩,但是那天忘了问他为什么写那么多跟海有关的诗。

(商余,1/2/2016)

小室内的剪贴往事

庄若【椰子物语】

那时张爱伦回到马来西亚,重掌《蕉风》。突然“系列五”就给张爱伦一天之内贴完了。

凡是打工仔业余做的“同仁杂志”,大概都是在房间里编排、剪贴的,我在做《椰子屋》之前已经有此经验,那是“黄色潜水艇”第二本《文艺青年》的时候(第一本名叫《六字辈人物》,我当年只是投稿,来《学报》上班时,刚好来得及为杂志“题名”——只因我当年的字体像小孩。)大伙儿都挤在我租的小房间大床旁的窄小空间,或蹲或坐,剪贴校对,甚至还有探班的人呢。算一下,“大伙”有我、许露、韵儿、温维安、方荣,探班的有牛忠和公羽介。

《椰子屋》前传

后来《学报》停刊,我、雨子、小他、温维安和悠悠,在八打灵再也14区麦当劳议决,出版以《椰子屋》为名,《学报》为实的刊物。“编辑室”转到小他住的一间尾房。大伙下班后便挤在小房内,主要是小他、雨子和悠悠。温维安没见踪影。我们找到一家可以让我们卖了书才还钱的印刷厂,胆粗粗出版了第一本《椰子屋》,因没出版准证,封面印上《椰子屋系列1:归乡路》掩耳盗铃,当作丛书出版,也就是说:《归乡路》是书名,“椰子屋”只是丛书系列。拿到出版准证,正式“创刊”之前,这个“椰子屋系列”一共出版了5本。我记得拿到出版准证时,很高兴地报告给陈放任(陈文瑞,也就是假牙)听,他张口结舌,仰天说了一句:“我的天。”
“椰子屋系列3”出版时,因工作事忙,雨子和小他退出了,悠悠大概还看些文稿吧。我乃邀请当年任职《蕉风》的韵儿(编《蕉风》用本名伍梅彩)及还在MIA念商业广告的陈文瑞加入,编辑大本营,就转到14区陈文瑞的尾房——只有“系列5”例外,那时张爱伦(张锦忠)回到马来西亚,重掌《蕉风》。突然“系列五”就给张爱伦一天之内贴完了。让我佩服得要死。其实,以前的《学报》、《蕉风》都是美术员贴版,是张爱伦首开先河,把版面拿回来编辑自己剪贴的。所以后来《学报》的编辑都懂贴版,广东话是“多得佢唔少”。

编辑与贴版/美术知识

我一直坚持“编辑应该有贴版/美术知识。”外行无法理解,可是后来我读过一本《创意编辑》(沈怡译,詹宏志序)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创意编辑》是我的排版宝典,后来我编《青苗》时买了两本。一本交由主编李前建收藏,一本放在编辑室内。
《青苗》本来也像母体《南洋商报》那样,交由贴版员贴版(当年《南洋》刚电脑化,不只电脑超级大,贴版的是蜡液,也不同一般Cow Gum)。我等得不耐烦,拿打好的字稿回编辑室自己贴版,同事孙银珍和胡初丰见了也学(当年麦伟坚是美术员,只须在贴稿空隙,画些插图)。所以《青苗》后来的编辑也得排版,广东话是“多得我唔少”。

(商余,18/2/2016)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遗作出版道路迂回

冰谷【文坛烟雨】
王葛遗著《寂寞的桥》、《帆影集》。(冰谷/照片提供)

王葛病中知道他的散文集正在排印,非常高兴,可惜他没有等到《寂寞的桥》峻工,便于2011年10月19日辞世。

2010年的4月天,我乘清明节回江沙扫墓之便,再次造访作家王葛;恰好长权也回乡清明,我们又约定在高渊的餐馆午餐,而后一同去圣陶沙花园3360号。王葛依旧在厅前等候,依旧坐在那张有点陈旧的藤椅上,脸带笑容地迎客。
绝迹《南洋商报》副刊半世纪,他对他的散文重现南洋副刊感到无限欣慰,他说这几乎是个奇迹,几十年来梦想不到的奇迹。说完他把他的手抄稿递给我,说:“全交给你,如有出版社肯出版,冰谷,你替我作篇序。”
我接过厚厚的4叠文稿,心中喜忧掺半;喜是作家把几十年耕耘的心血交托,表示对我的信任;忧是文学出版不易,怕有违所托。但对前辈的诚意款款,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沉重的担子,以完成他埋藏了半世纪的出版心愿。
王葛前辈习惯在稿末暑上完稿日期,而且依时间顺序编篡成册,前面还附目录,散文篇分为《寂寞的桥》、《果园集》与《帆影集》3册,另外尚有一本诗稿,都交到我的手上。他的编书法以60年代《路上》为蓝本,每册五、六万字,约100页上下,我觉得过于单薄,不符合现时书籍出版趋势,于是重新编排过,从《果园集》中抽出8篇作品编入《寂寞的桥》,用回王葛原来拟定的书名。

等待期间摔倒入院

书编好了后,最难解决的问题——找单位/人士赞助出版。我最先想到的是会馆,我通过本地与某会馆热稔的人士接洽、等开会,一等即超过半年;这时又接获王葛摔倒入住医院的不幸消息,我心急如焚,幸得拿督林益坤先生济公好施,自动献捐大部份印刷费,余额再由邓长权、何乃健、苏清强、冰谷填铺。
王葛病中知道他的散文集正在排印,非常高兴,可惜他没有等到《寂寞的桥》峻工,便于2011年10月19日辞世,令投入工作的我们深感遗憾。——《桥》于当年12月造峻。至于序文,我则违背了前辈的意愿,找文评家陈雪风操笔,因为陈对王葛的散文风格了若指掌;陈对《路上》的评文被收入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页407-410)。
根据我的预算,只要《桥》可以收回七成成本,王葛第二本书《帆影集》的出版就有着落,却人算不如天算,《桥》出版悠悠两年,代售商说销售不理想一直没有结账,正当徬徨无计之际,在作协理事会上遇见毅修。毅修回到母校高渊培德华小掌校,与王葛成为先后校长。于是,我告诉他前任校长王葛《帆影集》出版事宜,希望培德校友会大力支持。毅修不久从高渊捎来好消息,校友会对资助出版王葛的书没有异议,同时由毅修接洽把稿件交给漫延书房,并在2014年6月间出版。

写序人瘁逝

也真是巧合,王葛走后不久,陈雪风也跟着因心脏病而瘁逝,《帆影集》的序文挥笔无主,我自为其难了。也因此让我有机会详读前辈的美文。王葛的3本散文集的创作风格变化不大,皆以文字简练、语调诗化见称;然自1957年之后,他从千字短小精悍的篇章走上每篇二、三千言,他总在每篇散文中嵌入多首短诗,形成了他后期的写作倾向。
最后必须提起,我代投《光华日报·文艺光华》的稿件,杜忠全原本要在王葛90大寿时才推出“出土特辑”,却因前辈的逝世变为“王葛纪念特辑”,而成为憾事。

(商余,19/2/2016)

野芒果_1

海凡【小说】

手里这个矮扁便腹的陶罐子,原本装天津冬菜的,也不知她如何叫民运同志在农村里寻获,她还自制了一个木盖,把一小坛夏天雨林的赐予栓得纹丝不漏。那么,野芒果吃完了,这样精巧的容器是否归还给她?

吃着最后一片腌制的野芒果,牵惹唾液的酸味在叶进的嘴巴里流窜,混融在清晨雨雾中的芒果香味氤氲不散。他慢慢地咀嚼、吞咽、回味这半熟果实的酸甜。他知道,雨林里花果琳琅的时节,就裹卷在野芒果这一缕甜蜜而又辛酸的滋味里,咽下后再难寻觅。
三叉河边鸡心龙(注:岔河口的狭长山岭)的那几棵郁郁葱葱的野芒果树,是年前巡山时偶然发现的,他暗自留了心。
果然,当莲意患上缺维生素 C的症状,他窥见那原本素白如薄胎瓷却隐隐透着青苍的脸,越发白的如同透过重重树冠凿出来的那一轮冷月。据她小队同志说,只稍轻轻一拍一捏,她的皮肤即刻出现一痕瘀青——微血管破裂!偶尔与她打了照面,她那双与眉毛间距大,常显出惊诧神态的大廓落落的眼睛,一瞥一眨,黑白分明,孩子般的引人揪心。
为了让她从野果中吸取足够的维生素 C,那次巡山猪吊,他就大老远特地弯路过去。
在野芒果树的浓荫下,几十米的范围里,荡溢的果香袭人,空气里沁透微酸的甜蜜,让人仿佛置身幻境。地上落叶间有掉落的果子,熟透裂开的果肉,果蝇营营环绕;树上叶片墨绿如烟云,缀满密密匝匝的果实。他奋力爬上树桠,被身边晃动的果实摩擦撞击,窸窸窣窣如夏天的旋律,闭着眼他也能一摸一个。
那天他把一大袋野芒果都给了莲意,祈愿这金黄色的果肉,能恢复她每回清晨打野操后一脸的潮润与血色。
就在过后,一小罐腌制的野芒果片,交到了他这里。
手里这个矮扁便腹的陶罐子,原本装天津冬菜的,也不知她如何叫民运同志在农村里寻获,她还自制了一个木盖,把一小坛夏天雨林的赐予栓得纹丝不漏。
那么,野芒果吃完了,这样精巧的容器是否归还给她?
——咦!是她顶着小水布从炕衣房朝这里走过来,靠近了好像稍微掀了顶盖,脸偏了一下。
她一直没有开口要回。那么他更愿意留下来,让那个陶罐子永远盛装着野芒果诱人的气息。
塑料水布搭盖的小队宿舍外,雨丝绵密如珠帘般垂下。风不大,飞扬泛散的水汽,把丛林沉浸在淡淡的,摇曳的暗影里。
呃, 雨季,丛林的雨季来临了!
刚刚他还在炕衣房里,炕衣服在雨季里好比哨务,是每个夜晚的必须。他知道今天要出发,一定得炕干一套衣服以备换洗。
他知道莲意也在出发的队列里,排到他炕衣服的时段,他挑出了她的衣服——她爱干净,衣服总放在横杠的一端,他记得她缝在裤头供辨识的编号——帮着炕干,然后放回她熟悉的角落。
在火塘摇晃的光影里,他把莲意的衣服从炕架上卸下,捧在胸口,要挂上横杠前,他情不自禁的把头埋在衣服里。被柴火烘烤后的温柔与生硬同时磨砺着他,他感受着火焰的舔触与烧灼。
虽然炕衣房里只有他一人,但他还是感觉脸颊阵阵燥热,就好像第一次他和莲意的初识……
那时他才经由突击队来到边区,一切是那么新鲜,神奇!营盘的中心是一个大课室,课室旁边还有夯土垒砌的宽敞的篮球场。自然是泥地。大小与正式的球场相差无几。球场四周围密密移种成排高大的麻竹,在几十尺的半空形成掩蔽。
那天他从哨岗下来,临近晚餐时分,一场球赛正激烈地进行,等候用餐的战士们围着场边观看打气。
他凑近去,在同志们草绿色军装的后背,寻到一块空隙。
一位球员正带球切入篮底:“啪,啪,啪啪!”——纵身投篮!他伸颈前倾仰头观望,左手臂不觉往身边一位同志的肩膀揽去——不想那位同志却抽身回避,并且俯首侧过脸来。
他赫然发现对方原来是一位女战士,怎么却剪了一个男妆的发式?!
他忙一叠声的“对不起!对不起!”燥热从耳尖烧到颈项里。
她就是莲意。
后来他才知道,部队里的女战士除了一般的齐耳短发,为了易于干爽,还有少数几位像男战士一样剪了小平头。
这一次鲁莽,使他很长一段日子见了莲意,总是支支吾吾的不自在。反倒是莲意,却全然心无芥蒂,一两次谈起,“咭咭咭咭”笑得他又烧红了脸!
*        *        *
尽管没有预期天会放晴,望着这一场已经缠绵了超过三、四十个小时的“长命雨”,还完全没有稍停的迹象,莲意还是不由得懊恼,心里咒一句“这鬼天气”!然后她把满罐的水壶,盛着整10块水煮木薯当午餐的饭盒,摆直放进小背袋里,扎紧袋口。再用塑料枪衣把卡宾枪包好。
这样的天气,大半日行军运粮,身体是顾不上的,透湿不消说。而枪支却要顾好——还有,她抄出一片用来夹在腰带,坐下时垂下护住后臀部,不至于直接坐在阴冷绵湿的泥地上的,被同志们叫作“风鸡尾” 的厚塑料布。
这个绝对必须,却不只是因为怕潮湿!
昨天傍晚看过出发的工作单,知道自己出发和民运单位接头运粮,她不是没有犹豫。月经来了第三天,她完全可以提出要求替换,留在营房放哨,或当战斗组,或者帮厨。但她又想经期正当收尾也许当晚就过去。谁料到今早又还是一大滩血!这时要再说不能去,指挥部也无从找人代替。那么,8人份的货物,由7个人分担,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路况,吃力可想而知。她默默把折叠好的玉扣纸加厚垫好,放进裤底。她也知道被雨水一淋,未必管用,所以,这“风鸡尾”至少能有多一层保护,或掩蔽。
刚才从炕衣房回来,经过男小队第三小队,她看见叶进拿着那个小陶罐出神。到底他在想什么呢?
这个雨季真令人苦恼啊!
近两三个星期来,领导同志的爱人,桂香大姐几回找她谈心,对她说起第九小队队长黄强,讲了许多她也认同的道理:老同志为革命奉献大半辈子,因为小小年纪就上队,其实年龄并不算大,真的需要有一个革命伴侣,生活上互相帮助,扶持。老同志优点多,忠心耿耿,虽然文化不高,却是一身的游击本领!黄强还曾当过领导同志的近卫多年。如果不是军队规模小,让他当个中队长绰绰有余!最最重要是大家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在部队一起生活就有共同语言。年龄差异绝不是问题。
她默默地听,低着头,刘海垂下来一抹暗影,大姐看不清她的神情。
她也看不清自己的神情。
黄强她认识,四十好几了,“6·20”过后上队,那时才十二、三岁吧,老同志们都叫他“黄小鬼”“黄小鬼”的。
在新战士学习班时,黄强还给他们上过课,讲的就是他当年跟着老马队长伏击钦差大臣葛尼,那些响彻历史的枪声炮影,听得他们眼睛发亮。
她和其他新战士一样,崇敬,佩服从炮火中走过来的老同志。他们受到老同志革命意志的巨大鼓舞,决心学习他们为赶走殖民统治者坚持斗争到底。
可是,要成为伴侣,要生活在一起,她觉得彼此真的不了解,横着一条沟跨不过去。她的内心因为惶惑而颤悸。
但大姐说了,部队里头男女同志不可能像外头那样互相接触,牵手恋爱,“我们不用这个,最大的互相了解,我们政治上一致。”
她也知道,男女同志要建立关系,是要一方写信向对方透露,经过组织转交,再由对方考虑决定,然后回复。大姐就说:“这样又能有多少了解,互相了解是在结婚之后!”
 她的助理小队长——边区广西妹,外号“虾女”也曾对她说,当年她和爱人通过信确订了关系后,大半年时间里,从无人知道底细,直到组织上宣布,当晚他们要搬去住小屋了,这才揭开谜底。同志们哗然!说着大约记起当时满座惊讶的神情,言下不胜自豪、得意。
可是,可是她总觉得这中间缺了什么?做同志和做夫妻到底不同。就这样做决定,她,她说服不了自己。
她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复。
大姐目光炯炯,盯逼着她:“还是,你已有了喜欢的人?”
她脑里闪过一个身影,轰然砸下,使她感到有点眩晕,她把头勾得更低!
(1,待续)

(南洋文艺,12/1/3016)

【丙申年文人特辑:菊凡专号】1/2

叔辈的故事
黄锦树【文学观点】
菊凡(游嵎荏摄影)

孩童观点看似不可信,但却往往更有文学上的说服力。尤其对照作者生平,他们都出生于日本南侵之前数年,童年时经历了日据;日本战败后,又经历了英军的重返、马共的反殖革命、马来亚建国……。对于我这代人而言,这些叔辈的故事早已被深埋在历史的水泥表面之下。


宋子衡(黄光佑1939-2012)、温祥英(温国生1940- )、菊凡(游亚皋1939- )这3位年齿相近的同代大山脚马华小说写作者属战后“有国籍的马华文学”的本土世代,作品都不算多,到晚年总结下来,也就只是几个小册子。爱好文学,但写作之路充满不确定感与挫败感。那种挫败感主要由个中学历最高的温祥英反覆的表述(有时是访谈,有时是随笔。代表性的如〈更深入自己〉),温的困难也许集中于语言转换上的——平时读的是英文书,但写的是华文小说,生活空间尽是方言土语。但他也许刻意拒绝中文文学书面语的参照,拒绝现代中文文学的既有表述,一意忠于自身的生活语境(温祥英,〈写作途上所遇到的难题〉《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15/11/17,11/24)。身为中学华文老师的菊凡,长年教华文课,是3人中文字最流畅的。但太流畅也不见得都是优点——譬如书写中常会跑出大马华语不会有的语尾词“儿”,和大马的口语环境反而有距离,方言土语特有的韵味也在被转译时牺牲掉了。
菊凡出版处女作短篇集子《暮色中》(棕榈,1978)时已39岁,不可谓不晚;3人中最早出版处女作的宋子衡,《宋子衡短篇》(棕榈,1972)出版时作者33岁了;《温祥英短篇》(棕榈,1974),作者34岁。且3人的处女作各篇作品篇幅都不大,整本书也不过薄薄百余页。这都可以看出成书不易,也不容易得到社会支持。
菊凡的第二本小说《落雨的日子》(棕榈,1986)与第一本相距8年,出版时作者都47岁了,那书一样只有百余页。相较于《暮色中》,它的语言张力、形式本身的张力不见了,似乎向”马华现实主义”妥协了许多,关心的也都是当下现实的政治议题、华社议题。晚近的《谁怕寂寞》(2013)延续那样的朴实低调,《暮色中》中强烈的小说冲动似乎烟消云散了。
小说缓慢的继续着,就像生活本身,但那些小说似乎在做着别的事。我们可以读到里头有一些议题,但找不到属于小说自身的审美意趣。就像许许多多的老派马华写作人对自己写出来的“诗”诗意缺席毫不在意,甚或浑然不觉。大部分马华作家也就那样,写作继续着,但它像是种强迫性的劳动,文学的企图心(如果曾经有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磨蚀掉了。
在这样的语境里,温祥英的继续抱怨与悲鸣,看来就是一种不甘心与挣扎(因此小说还维持一种执拗的形式感),即便身在暮年。那是马华文学本身的叹息。他们都不是没天赋,也不是不努力、不读书,也都掌握了一定的文化资本。曾经的海峡殖民地槟城可不是文化荒漠。
菊凡的自我挫败,应该就在《暮色中》出版后的那些年。他的转向可视为一种具体的、退缩式的回应,原因也许再简单不过——临近不惑方初试啼声,但《暮色中》被同代人普遍认为是失败之作,没有人觉得那是条可以继续尝试的道路(讨论见我的〈暮色与空午——读菊凡《暮色中》〉《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5/6/1〉),他自己也没那个自信,因孤立无援,而让一条可能的路荒芜了,淡淡的足迹被杂草掩没,如同“未择之路”。另一方面,同代人对《暮色中》那样的接受——多少也反映了马华文学本身的问题,即便是读过不少洋文书、可能是3人之中学养最好的温祥英,也把自己写作的挫败感毫不保留的投射给老友们。他们之间似乎互为镜像自我,但菊凡对同侪的批评看来就宽厚得多。但那宽厚对对方的成长一样没什么帮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即便大山脚的文人类聚——至少可以取暖——在马华文坛算是少有的,那种无边的寂寞和惆怅在他们相聚的温暖中还是如二手烟那般自然的飘散开来(见杜忠全的访谈整理,〈棕榈长青──从“七色棕榈花”的永久缺席谈起〉原刊于2006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新风》,作家心路专栏)。能持续写,最后靠的就是意志了。
晚年的菊凡,有几篇小说还是挺有意思的。2012年出版的《大街那个女人》中的〈大街那个女人〉、〈那间红屋〉、〈那段恐怖的日子〉3篇,都比较抒情,都是从暮年回望早年经历过的日子,都用了孩童的限制观点(路径与温祥英的〈清教徒〉、〈唔知羞〉之类的晚期小说类似)。作者自述:“〈大街那个女人〉是关于我父亲的一段没有结果的哀怨婚外情”(〈自序〉)以之为书名,“是因为我真的很怀念芳阿姨。”难怪那种抒情气氛那么强烈。老去的作者重返少年时,重温待他如子的父亲的另一个女人给予的爱,不带欲念的身体接触,母性的温暖。小说里描写的她身上的香味,是思念本身的味道。整篇小说没有连续剧洒狗血式的嘶吼拉扯,3个主人公都温厚而蕴借,整个故事因而弥漫着命运作弄下的无奈和感伤,像一首抒情诗。像是纪念一段犹有余温的爱情。〈那间红屋〉、〈那段恐怖的日子〉都用了悬疑的笔法,围绕着一个被遮蔽的事件,一点一滴、欲语还休的披露。这就是孩童限制观点这一策略的长处——事情太复杂,孩子知道的很有限——前提是,作者得按捺下倾吐的冲动。这里头当然有技术。“那间红屋”旁曾是孩童游憩的圣地,而后因日本人的出现而成了恐怖之地(历史的暴力以这种方式现身,也是成长小说和电影常用的方式,可对比于〈唔知羞〉),从神庙到鬼屋,用狐兽的叫声比拟被日本人虐害者的惨叫声,犹如把日军带来的伤害类比为血色的红屋——整篇小说反覆刻写的,就是红屋这物件——它的阴森、妖异,无非即是叙事人对那段历史的印象的具体化。就像〈大街那个女人〉把思念具象化为“大街那个女人”。〈那段恐怖的日子〉也用了类似的孩童印象的手法,写一个隐身卖“辣沙”的年轻民运(马共的讯息传送者,粮食运送者),不带多余论议的写出民众的支持与恐惧。
孩童观点看似不可信,但却往往更有文学上的说服力。尤其对照作者生平,他们都出生于日本南侵之前数年,童年时经历了日据;日本战败后,又经历了英军的重返、马共的反殖革命、马来亚建国……。对于我这代人而言,这些叔辈的故事早已被深埋在历史的水泥表面之下,没有人讲述,我们连想象都很困难了;更年轻的世代,或许就更易于认为那是不必多关注的,教科书里冷冰冰的历史叙述,它存在的意义只和考试或许有关。
然而这几篇作品,也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事好像未完,还可以再继续讲下去。那样的故事是个人深层的情感故事,适宜强化时间的幻术。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给“怀念的芳阿姨”几个不同的可能未来,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让她幸福——即便仅仅只是在虚构叙事里。
她可以是我们任何人的祖母。在终于找到可以共患难的男人,建立自己的家,历经大半生打拼以后,有一天,也许有感而发,不经意的向依恋她的孙子说起,多年以前也有一个那样的小男孩很喜欢和她脸贴脸。但那时她的皮还没皱还很滑嫩,出门时很多男人盯着看的。她有一个很喜欢的男人,那男人也很喜欢她。可惜他有老婆孩子了。然后日本鬼子来了……。
在五脚基,暮色中,屋里头飘出米饭初炊熟的清香。她坐在藤椅上,抱着刚学说话的孩儿,轻轻的晃着,嘴里喃喃自语;专注的望向远方红黑交错的火烧云,好像那将是伊最后一次看着太阳下山。
1/1/2016

(南洋文艺,16/2/6016)

【丙申年文人特辑:菊凡专号】1

这年头,转弯抹角避敏感
菊凡(游嵎荏摄影)

文学Q & A
Q 张永修 A 菊凡

Q  先谈谈您退休后的生活。
A 我对自己无所求,只想轻松过日子。退休后我的生活没有了工作的压力,个人认为过得蛮写意的。平日载孙子们上学放学外,就是翻翻书本,读读报纸,写写文章。

Q  您有写作的规划吗?
A 应该说我是个懒散的写作人。对写作的事,我从不曾有过规划,什么时候捕捉到可写的题材就边写边改。除非有编辑邀稿,限时间交稿,否则就是慢吞吞地写,所以有很多篇小说只写到一半,便停下来,久了便忘了,等有心情再继续。

Q 之前您提到过小说提及官员与发展商迫使居民搬迁的故事,您如何处理所谓敏感课题,您有何考量?
A 回想1988年之前,我在各报写专栏文字,大可放心书写,虽然那时文章言论受限制,但还是比现在自由得多,不必疑神疑鬼、咬文嚼字,大可心有所思笔可直书。如今,时代进步了,民主却退回50代年前的紧急状态情况,就连面子书上有人说一句“XX应该自省”就被传召;有电影中木偶人把朋友误说成动物,就被下令消声。如果我在小说中直接暴露当局的专制的话,难保不会迎来各方面的麻烦。所以在许多触及敏感神经的时候,我只好想方设法,甚至转弯抹角。

Q 最近面子书上看到文风社社员吴龙川返马,与多名社员到您府上拜访他们的老师。请谈谈您与文风社的关系,让我们多了解这个文学团体。
A 当文风社发起人黄英俊(杨剑寒)和陈强华于1979-80年先后到台湾深造时,就把一群充满活力、充满求知欲的文风社社员交给我带领。我只好勉强接受,当时我有声明,我对文学方面的认识不深,担心不能满足社员的要求。因为我是小学教师,没有特长之处,只是时间比较充裕,较有时机接触社员。那时我们得到日新校友会提供场所,每星期都可以在会所内座谈,讨论社员们的作品,介绍各自读过的好文章,出版壁报《猎者》,提供大家多一个园地谈文论艺。有时还可到我家针对文学问题争论到通宵达旦。那些疯狂的日子,让社员们怀念,至今不忘!
文风社社员着手创作的主要是现代诗、散文,所以社员们都写得一手好诗和散文。除此之外,我也介绍现代小说,也谈小说的创作。本地的就着重宋子衡、温祥英的写作技巧来谈。
每年年尾,校友会津贴我们500令吉资助文风社主办文学营,前后举办了8届。后因两派政治斗争斗进校友会,新派得势,文学营津贴被砍了,有社员红着眼说:解散算了!其实当时领导层的几位大哥大姐也因到外地求学而离开文风社,如吴龙川、陈锦强(陈远帆)、李莅华、郑秀丽、陈雅拉、游雁斌(纪湘怡)、陈金枝、郭月英(郭思宁)等人。1989年文风社停止活动。
(上)

菊凡简介
(游嵎荏/整理)

原名 游贵辉,上中学时,自改名游亚皋 (与英文名Yew Ah Kau 同音)。
笔名 游敏、纪深,后期只用菊凡。
出生日期 1939 年9月19日
出生地点 大山脚武拉必
祖籍 福建永定客家人
1957 初中三未毕业,便退学
1958 在武拉必小学食堂卖冰水
1960 考进日间师训
1963 毕业后被派到边加兰小学出任代校长3年,后右转调回到大山脚老家乡。
1968 正式投入写作行列
1970 与写作朋友创立棕榈出版社
1989 被调到日新中学
1999 退休

(南洋文艺,16/2/2016)

2016年2月6日星期六

初会文坛宿将

冰谷【文坛烟雨】
苏清强(右起)、冰谷、王葛、洪建兴摄于王府。(冰谷/照片提供)

晚年的王葛虽然没有遗弃文艺,仍在写作,惟与报章副刊和出版界尽乎脱节,这导致他的作品绝迹于文坛。

发现隐居高渊近50年的文坛宿将,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也带点迟来的意外惊喜。说起来倒应该感激高渊的老报人洪建兴,在他与邓长权多次接洽沟通之下,我们遂有高渊拜访作家王葛之旅。也因为借这次的初会,使到退休的王葛有许多作品获得机会出版与面世,让马华文坛增添光彩!
时间回到1910年3月13日,苏清强校长载着我南下高渊,邓长权从高原北上,与素来蛰居高渊的建兴在咖啡店会合,然后一起拜会王葛。王府位于圣陶沙花园门牌3360号。那是一间角边平房,外间的草坡空间蛮宽阔,王校长端坐在停车间的靠背藤椅上,看来他已经静候多时了。
我们4人之中,只有洪建兴因派报关系认识王校长,其余都是第一次会悟。那时王葛前辈已经88高龄,身形魁梧、微胖,他脸上的斑点刻满岁月的印记。但他精神还好,思路敏捷,谈吐清明;惟高龄关系不能自由活动,行走靠扶架。他一男一女留学英伦,毕业后留居当地,自几年前老伴弃世后,他孤家寡人独居整幢房子。
我们从他的生活起居开始谈,然后谈文坛往事。他于1953年来到高渊培德华小执教,从教师升任副校长,最后掌校至退休,在培德总共度过了24年悠长的教学岁月。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淳朴幽静的小镇,它带给我很多写作的题材。”这是他退休后不愿回去武吉大山脚,而留在高渊的原因;他继续敲扣灵感的大门,把小镇的地理特色、风云变幻化成含生活哲理的美文,填在方格子上,字体端正,显示他的书写之用心与专注。

诗文编篡成册

说王葛前辈生活寂寞吗,也许是的,他孤居一宅;但他能把时间注入读书与写作,继续向文学的艺海探索,晨昏乃弹指之间的事,我想他时间过得充实。闲话过后,他杖着扶架走入室内,拿出几叠厚厚的文稿让我们览读,诗文兼具。他把所有未经出版的诗文都编篡成册,连书名和目录都拟便了,只等待着安排出版事宜。
从阅读文稿中,我对王葛的写作过程和文稿出版有深一层的认识。原来他的《路上》所收录的散文全是他在李汝琳主编的《南洋商报》副刊〈世纪路〉上发表的作品,创作时间从1950—1955。其实他1940年即开始执笔从文,而且写得比《路上》全文还多。这些前期的作品加上1955年之后,到他退休后所写的,总共文字是《路上》的几倍。
晚年的王葛虽然没有遗弃文艺,仍在写作,惟与报章副刊和出版界尽乎脱节,这导致他的作品绝迹于文坛。王葛的散文风格一路走来都以文字简练、词语优美见称,同时文短精悍,每篇游漓于千字之间。
于是,我向他建议,把未曾刊登过的作品交由我处理。回来之后,我再次览读他的手抄本,选了5、6篇通过扫瞄传给〈商余〉主编,不多时即见报了。辛勤耕耘,且几十年沉寂文坛,而今作品重新出土,文稿见报,令王葛无限欣慰,惊喜自不待言;同时还特别致函,并附寄多篇新作让我处理,于是催生了由杜忠全组稿而刊于〈文艺光华〉的“王葛纪念特辑”。

(商余,5/2/2016)

2016年2月1日星期一

黄锦树,群体和世代

林韦地【文学观点】
“黄锦树”这3个字无疑是重要的,重要得每个人都对他有不同的意见,但非常少人将他们不认同黄锦树之处(无论对错合理与否)写下来公开发表,形成一种私下总会聊到黄锦树公开时无人敢写黄锦树的奇怪现象。

黄锦树于今年1月6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一文中写道:
去年初,大马的朋友在为花踪筹办系列暖身文学活动时,注意到近年在网路上相当活跃的“七年级/八字辈”的朱宥勋(1986- ),决定邀他去演讲。“在逃诗人”透过面子书和我商量,要
找出堪与匹敌的大马同世代文青与彼座谈,清点之后,结论却相当悲伤:一个也没有。“同代没人有论述能力,评论早就产生断层了。”他说。年岁比他大一点的呢,也没有,最终还是七字辈/六年级的大姐头黎紫书(1971- )亲自出马。那没有论述(能力)的一代,“只是天真地着力于开创自己的时代”(〈江湖催人老〉《联副》4/11/2015),当然也各有建树。然而,为什么在华社有了几间自己的大学、有几个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后——在中国留学之路广开,许多人花尽血汗储蓄取得博硕士学位归国之后,文学的论述还是那么贫瘠?

当下读了这段文字后心生许多感伤,在面子书里写了两段长文,黄锦树也很快的回应了,在这里试梳理并删补自己的面子书贴文,作为一尝试对话之记录。

黄锦树上述这段话打脸的对象超广泛,从1972年到1990年出生的大马“文青”们,到马来西亚各中文系的老师和毕业生,和马来西亚留学国外的中文系博硕士们。我自己身为八字辈,但不是中文系也只是假文青,所以算是被打脸一半。黄锦树打脸(或提出批评)他人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多年来黄锦树批评他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论述的同时,自己也努力地在建构,写出一流的小说生产一流的论文,打出(在台)马华文学的半片天下,文学成就十分可观。

以黄锦树自己的高标准,我不免期望黄锦树在谈马华文学的年轻世代问题时可以更深刻些,或提出可行的实际作为方法。心生的两个疑问,一是同代(七年级/八字辈)文青(怎么定义?)真的没人有文学论述能力吗,若真是如此,为什么。

朱宥勋的文学评论文风明颢就是受黄锦树影响,模仿成为台湾版七年级/八字辈黄锦树,而今日黄锦树批评马来西亚七年级/八字辈无人可匹敌台湾版七年级/八字辈黄锦树,撇开黄锦树在文中提到的马来西亚本地中文系和留学中国读硕博者,我就想请问十多年来马来西亚留台念文学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强者如黄锦树和其他在台马华文学大咖们也无法就其中教出一个大马版七年级/八字辈黄锦树,与之匹敌?

或者其实黄锦树己有此自觉,所以这整篇文其实是一伤感的自嘲?如他自己在文所写的:“倘就马华文坛(包括留台这块)而言,没有文学论述其实是历史的常态,作品的沉没、作者的被遗忘(生平资料残缺),也一直是历史常态。”当年大声疾呼的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原来此路不通,后继无人,在台马华文学的建构结果是失败的,在台马华文学不过是几颗文学天才所组成流星般的时代产物?

在过去两年,对“黄锦树”这3个字是有很深体会的,那是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存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文学场合,和哪一些马华文学圈子内的人见面,谈话的过程里这3个字总是会自然跑出来,黄锦树又写了什么、黄锦树说过什么、黄锦树最新一本书如何如何。“黄锦树”这3个字无疑是重要的,重要得每个人都对他有不同的意见,但非常少人将他们不认同黄锦树之处(无论对错合理与否)写下来公开发表,形成一种私下总会聊到黄锦树公开时无人敢写黄锦树的奇怪现象。当然没有人写黄锦树不是黄锦树的问题,但我在思考的是,文学论述,真的只是单纯的能力问题,还是文学场域的权力问题,或是文化资本的差异问题?

作为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出版过这么多本小说散文论文的重要作家,花踪马华文学大奖加冕的马华短篇小说和文学论述最强者,同时是台湾国立大学的文学教授,黄锦树当然有其文学论述之专业,和美学上的坚特,但在台马华者确实有其需公开承认的文化资本上的优势,而这种(不敢得罪)黄锦树现象也不是只限于黄锦树而己,只溢散到其他作家,神话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我在这里寻求黄锦树作为潜在的对话对象,一是因为黄锦树自己主动提到马华文学论述的世代断层问题,二是黄锦树年轻时就是少有的敢挑战文学权力敢挑战中文系传统敢挑战自己老师的人,我期待他对世代问题有更深入的见解。黄锦树年轻时主张的旅台马华文学特区或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未来还可行吗?在台湾出版业产值两年萎缩40%,台湾大学一间一间地关的现在,年轻的在台马华世代,还能遵循他们那个世代的方式在台湾出版界和学界站有一席之地吗?而在雨林啊马共啊都已很遥远的这个世纪,马华新世代的写作还有可能是台湾传统想像中典型的马华文学吗?

而马来半岛本地文学的权力中枢花踪文学奖还是继续以其星洲经济资本加国外评审文化资本的游戏规则,要得到马华文学这身分的认可是要先通过国外的美学标准,于是我们的文学就永远是在其他华文社会的下游。这届马华文学大奖入围的所有作品里,只有一本《诗在途中》是马来西亚本地出版的,(黄锦树《火与危险事物》是选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外国评审外国出版(所以有多少本地读者?如果都是本地读者,为什么要在外国出版让本地读者花更多钱买书?),这是健康的常态吗?还是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的丰硕成果?

我对朱宥勋本人没有意见,但朱宥勋来花踪后浪营,黄锦树说八字辈无人堪与匹敌和他座谈就很有趣了,我们的处境就从看上一世代的马华写作者作为他国华文作者的文化下游到正式发现自己成为朱宥勋的文化下游。二、三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与中港台的文化资本差距并没有拉近,反而似乎差距更大了,这怎么能不令人感慨。

原来这块土地这么贫瘠,贫瘠得我们要离开这里才做得出(有素质的,好的)马华文学。
(在马)马华文学最大的问题不止是有没有文学价值,更迫切的问题是它没有经济价值。没有经济价值当然就没有什么人写,当然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如果没有人买书没有人读书,那怎么会有书评有论述?那这些问题喜欢写作的人不讨论、文坛里的人不讨论,请问又有谁会讨论谁会关心?

若视写作为一群体行为,那当然整个大环境是需要被检视的,从中小学教育、大学研究生文学院教育、平面媒体文艺版、文艺刊物杂志、出版业、书商通路、文学奖的权力机制等,这些都是一个世代的责任。今日文学之困境,是所有“文人”过去这几十年来的所做所为集合而成的后果吗?与其责怪大环境,责怪时代,甚至世代,我想每个自栩为“文人”的人恐怕都有责任。同理,如果20年后马来西亚华人十字辈没有人阅读、没有人写作、没有人出版、(还是)没有文学论述,那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八字辈搞砸了。

反之,若视写作为一个人行为,那当然就只有多读多写而已,没什么好说的。那更不用谈论黄锦树、群体,和世代了,疲惫而无谓。

注:
1. 黄锦树在面子书上对我的回应其实颇有养分,虽然某些部分我和他在谈的、在关心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因此文己删补许多,为免断章取义,我就不引用他的回应了。
2. 我在面子书贴文后,比我还年轻的郭史光治和邓观杰都写了颇长的篇幅来回应,他们都来自台大中文系,是黄锦树的学弟。

(南洋文艺,2/2/2016)

跳跃吧,壮年 (如果弧度是自由的表征)

空白【诗】

如果自由是极高海拔的空气
即使没有推进器,没有翅膀
即使你这一生无法告别海洋
也要学用海豚的身姿,在每一个跳跃中
献出自己对呼吸的热爱

(南洋文艺,2/2/2016)

野芒果_4

海凡【小说】


*        *        *
莲意低头闷走,一路暗自怨恼自己。
怎么那么“衰样”,偏偏在那人面前“漏气”?
实在料不到,一早来的月经量,竟然多得出奇。 雨水、河水、这身淋漓的军衣,让她要如何遮掩?唉唉!连自己都闻到那股不寻常的异味了,她能选择的只能是故意落下掉队!
从叶进的眼神,她能读出多少他的心思?他一定已经知道了。他是真心要帮她的,他也确实比她大力气。那么就让他帮忙减重,卸一些到他的背包里。或者换背?
可他还要扫路啊!这一路脚印痕迹,清理起来多么不容易!
她不会感觉不到,当自己患上那个古怪的毛病:缺乏维生素 C 那阵子,每逢他出发,那个时节该有的各种野果都不会错过:藤果、淡卑、“屙屎酸”、酸仔……还有之前的野芒果。
她默默地领受。她以为这是一个姿态,一种意味,一份鼓励……可是却一直等不来她内心里的期待!
但她也知道,依他那温吞水的性格,似乎还在等待什么时刻水到渠成?
他知道吗?眼下已经是这样的节骨眼!她不可能接受黄强,可是她能直接开口对大姐说她喜欢谁了吗?
难!难!难!
闷!闷!闷!
雨水浇凉她微微发烫的额头,水珠从发鬓簌簌滚下,流经她雪白的颈项,淌入她起伏的胸口。水珠还能揣摩她的心事呢,怎么碰上的他却这么笨?
队长和同志们已经下了陡坡,隐入半排山(注:山龙的半腰)去了,隐约只见到摇晃的矮青。
她向后望,叶进倒着身子,低头专注打扫从河滩遁入丛林的路口。
要等他来了才走吗?
这是老天给的难得的时机!莲意两颊发烧——可要说什么呢?两个人都那么口拙,要怎么说?要怎么暗示他——写信!?
她向前望,陡坡地上绵软溜滑,一大片褐泥裸露着,树根交缠如蛇一般盘曲。经同志们又踩又蹭,陡坡被践踏得烂泥沟似的。雨水混着泥污渗流,有的积在深深的脚印坑里。两边的小矮青被拖曳的倒卧向下坡方向。
叶进就快来到身边了。莲意却无意识地起身迈步,倒像急急地要回避什么。
紧接着——“噗—查啦!”叶进看见莲意踩脱了烂泥,来不及反应就一屁股跌坐在泥地上!
然后看她翻身屈膝直立,还未见跨步,又“噗”一声跌回去!还溜了几尺!
又再翻身屈膝想站起,怎么未立定却又滑倒了?——她背上的的竹背篓半边肩带几乎甩出肩臂,身子半侧着卧倒!
然后,只见莲意整了整肩带,竟然不准备站立,而是曳着竹背篓,拖着屁股,往下坡挪移。
叶进一阵风似的飚到她身旁。
如何能想象,一贯整洁的的莲意,竟会让自己近乎躺在泥地上,像一头野猪似得,滚得满身满脸的烂泥污渍!
他把扫路棍往她身边一插,故作轻松地说:“起来!这形象不美呢!”
摔得浑身酥软,泪眼婆娑的莲意,不知要怨人怨己,还是怨天怨地,突然无来由的发恶:“噢!不美?!我这不是为革命运粮吗?怎么就不美?!”
叶进发愣,“这……”然后想到她背的猪肉坠脚,就扶着竹背篓,“我……我们换背吧!”
她却还陷在那个念头里,曳着竹背篓又要往下移,“怎么会美呢?满身水,满身泥,美的不会在这里!”她变得语无伦次,“是当然不美,不美,才没有人要写信!”
写信!毫无预兆地脱口而出!两人都瞬间静寂。
“我……我是说,要……要是没人帮……帮你,这是队伍形象不……不美。”竟让叶进想出词来安慰,说得吃力,额头雨水汗水津津滴。
然而,却也顿时舒畅轻快,堵在胸中的什么东西倾倒了,身子冉冉飘升,一转身就要走出这片乌七八糟的烂泥地。
他瞥见莲意那甩脱在左侧的一只塑胶鞋,里头都是浆糊似的烂泥,他敲落了递给她。然后轻轻晃了晃她的竹背篓,说:“信,给你,背篓给我。”
莲意头低低,鼻子一咻一咻的,强忍着,真想哭啊!
(4,续完)

(南洋文艺,2/2/2016)

关于苏旗华

 庄若【椰子物语】
      苏旗华更小的时候,在新加坡接受的访问。你看,刚刚18岁,就给两本杂志访问过。可见不管哪一国的编辑,都认为他“很小就有才华”吧。


近来假牙的诗集《我的青春小鸟》出了台湾版,有个人署名“死仔包”,写了一篇幽默不下于假牙的推荐文。脸书读者纷纷好奇,此人究竟是谁?老读者瞄了一瞄,不就是苏旗华吗?他就是给假牙陈文瑞影响,十多年来使用了不少古怪笔名,写了不少“文青”文章。我记得其中一个笔名是“大腿”。

很小就有才华
《椰子屋》第7期访问过苏旗华。1987年,当年他18岁。陈文瑞替他拍了几张很好看的照片(本人也很靓仔啦)。除了访问,顺便替他做了一个诗展,封底照片:一群戴帽的犹太教士,站着对墙颂经,一个小女孩双手碰地,屁股朝天。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图片是苏旗华提供的。他一向都有童心。我手上还有一本《好学生》,是苏旗华更小的时候,在新加坡接受的访问。你看,刚刚18岁,就给两本杂志访问过。可见不管哪一国的编辑,都认为他“很小就有才华”吧。他也的确显露比别的小孩更灵活的思想,更好的文笔。我记得在《好学生》访问里,他透露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冰心。长大之后,最喜欢的作家,该是顾城吧?就像如今大卫宝儿去世,友侪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左手人甘承耀,当年顾城悲剧发生时,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死啰,苏旗华会一定很伤心了。”知道他没事才放心。
那时的苏旗华,已在新加坡大学念中文系。我们朋友去新加坡玩,常寄住他哥哥在新加坡的家。
苏旗华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新加坡受教育,稿件也常刊在新加坡报纸文艺版,因此有人以为他是新加坡人。80年代初,他得以参加“新加坡国际文学营”(与会作家有也斯、张大春)。就是因为主办当局(《联合早报》)误以为他是新加坡人,有资格参加。我也因为如此受到“带携”,混入会场,参加也斯和张大春的座谈。

自资出版两本诗集
在马来西亚,首先刊登苏旗华的诗,应该是《椰子屋》和当时在《新明日报》的陈强华。我不敢说读懂苏旗华的诗,但我喜欢。诗像爱一个人,欣赏就好,不须要“读懂”。据说有一次在槟城,苏旗华参加一个文学营,被某本地文学泰斗问了句:“苏旗华,你的诗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读不懂。”苏旗华缄默不答,诗是不能解释的。后来很长一段日子不再写诗,或写了诗不肯投稿。不过,他自资出版过两本少量的诗集,也算是发表吧。
毕业后苏旗华在《联合早报》工作了一阵子。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当起瑜珈教师。爱伟也跟他学瑜珈,因此有阵子我时常见到他。如今,偶尔在试片间见到他,仍然斯文好看。当然,人是会老的,毕竟年近50了。

(商余,21/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