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上的足迹

黄锦树【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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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去年（2013）6月12日（我回到看了脸书贴文）突然动念征文编《我们留台那些年》这本散文集，到现在半年过去了，募集的文章够出一本了。这首先得感谢所有参与的朋友，尤其是有人出版社的主编曾翎龙，及神州老友李宗舜的鼎力相助。

为什么动这念头，直接的刺激来自于陈大为受台湾文学馆委托撰写的台湾文学史长编之一的《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我认为那书对许多留台马华写作人是不公平的，尤其是那些不曾得文学大奖的人。也蓦然警觉，虽然这50年来留台人遍布各行各业，也几乎已是大马华社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教育界、文化界与媒体，应该已经全面替代了不同知识结构的世代，可是没有相应的集体记忆的整理。

这本小书只能算是初航，先锚定文学领域，先为写作者留下一份私己的文学记忆。

即便从1960年算起，大马华裔青年留台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和留学有关，去/返之间，演示了种种可能。有的赴美继续深造，归返马新，成为学界与文学界的骨干。有的留下，继续写出重要的作品，成为重要作家，认同或不认同马华文学；有的在马时是文青新锐，但来台后渐渐成了纯粹的学者，等待诗意，或不再寻找诗意。有的人留学期间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但返乡后迫于现实压力，写作成了昨日之梦。有的毕业后返马，与生活搏斗之余，持续、缓慢的写作。而将来的马华文学史势必无法忽视“旅台”这件事，这学术环境提供的文学教养环境，身为异乡人，异乡的孤寂带来的深刻自我省思；眼前展布的是与大马全然不同的华文文学水平和知识视野。更甚者，从戒严到解严，犹如从新批评到解构，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也必然嵌入留台人的记忆，甚至作为触媒让他们反身思索自己的历史处境、滋养他们的写作。

陷于国共荒谬的历史延长赛中的中华民国的准流亡状态，甲午战争以来台湾的亚细亚孤儿境遇，悲情的乡土文学、离散的现代中国文学，文字与土地的种种纠缠，都有助于留台人返观枯槁凄凉的马华文学。

写作者中，不尽是文科出生的；也不乏被挫折感包裹的———文学路不尽是顺遂的，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不管得意失意都是“走过的痕迹”，总有可纪念的。马华文学在世界文学里的处境又近乎“绝对孤独”，掌声寥落，读者漠漠，书往往在书库里衰老、死去———没被收集起来的诗文，更可能如尘沙微粒，无声无息的消散。文学史是无情的，由局内人来写难免如此，由资料掌握更成问题的局外人来做，就难免更“无情”了。因此没有哪个文学体制比马华文学更迫切的需要选集，需要有心人不断的捡拾、编纂、注记。

20多年前，我们在大马青年社以《大马青年》为平台做了若干初步的整理，但也只做到神州诗社。其后的，就没人继续做下去了。我的〈马华文学无风带〉原即是对陈大为〈大马旅台文学1990〉的一个回应，记述了年轻时初步涉足“旅台文学史”整理的往事，故本文集改收此文，改题〈无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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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来的计划，这本文集最好每个世代都有代表，也最好能从源头开始。譬如生于1937年的潘雨桐，依年岁应该是最接近源头的了，虽然我并不知他哪年留台；又如傅承得黄英俊罗正文那个世代，也都因个人原因选择缺席，似乎倒坐实了《麒麟》对他们的忽略是有理的。我总以为，文学史应该大于个人（的恩怨好恶）。至于别人怎么理解（做与不做都会有人会提出“合理的怀疑”的），我也管不着了。从文学场域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功利、竞争。但别忘了，安德森庇护过年轻的福克纳、海明威，庞德庇护过艾略特、乔艾丝，更别说布罗德之毕生庇护卡夫卡。也许有人会说，马华作家哪有需要庇护的———如果那样，那就庇护“没有什么需要庇护”———的否定吧。有时难以理解，何以老是从某些同乡那里感受到持续的恶意？空日说白话对马华文学比较好？

旅台，念了大学或研究所，或熟稔文学技艺之后，要舍马华文学而去是很容易的事。作为研究对象，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它远不如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有吸引力，也没那么高的象征资本、附加价值。因此第一代留台人不论身在外文系还是中文系，其实都没花多少心思于马华文学的问题化。

写作的人要转身而去就更容易了，“祖国的诱惑”对华人而言毕竟是个永恒的诱惑。

这工作就像我们编的各种选集，每个世代都应该做———为自己的那个世代而做。换言之，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就该有人做了。旅台文学史里，对造史（也即是对湮灭的恐惧）最有概念的是神州诗社；犹如马来西亚建国后，文学社团最有这方面的想法的是天狼星诗社。留下大量资料，时移事往之后，就好像他们特别重要似的。历史叙述得靠资料，傻傻的任其流逝就好像不曾存在———是的，走过不一定能留下痕迹，我们可是踩在沙上啊，沙滩，甚至沙漠。那浅浅的痕迹哪经得起风吹浪打。

但不认同马华文学的不邀（马华文学认同并不等同于国家认同），在写作上有严重道德瑕疵的不邀，倒是毋庸置疑的。

书的排序原拟依年岁先后。但有人提出个更有创意的作法，依留台时间的先后，晚到的就排在后头了。但如果不列出出生年，也就看不出端倪。因此并列两个时间：出生年/留台年（极少数人因某种禁忌不愿出生年为人知的则以？号显示），目次本身构成一个有趣的序列。从最早王润华、淡莹的1962年留台，到翁菀君的2007，横跨了45年；以年岁算，最老与最小的差了42岁，几乎是孙辈了。世代之间有的还有师生关系，不无传承的意味。但写作靠的主要还是自身的摸索。

大多数留台人留学结束即返乡，留台记忆仅仅是“那些年”的事；少数留在台湾安家落户的，留台成了现在进行式，因此是“留台这些年”。更少数来来去去的，就交错在这些年与那些年之间了。不管怎样，最具可塑性年岁时的留台，对我们任何人的一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为往后的人生创造了不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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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6散文以白垚（1934）作为开端的开端，这本身就富含象征意味。他既是马华现代主义的开端，又是最后一代南来文人；与前行代南来文人的基本左翼路向不同，他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离开中国，在香港念完中学，再到台湾读大学———这是民国在大陆沦亡后，那一代“台湾外省人”的离散路径。因此他的非典型“旅台”和尔后自马来亚或婆罗洲者并不相同，显得鹤立鸡群。

白垚1957年抵达甫建国的马来亚，这时间点也很有象征意味。马来亚建国前后开始的大马华裔青年旅台求学，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种替换：往红色中国的求学———朝圣之路的替换，一种祖国情怀替代另一种祖国情怀，一种文化、政治想像替换另一种。幸运的是，50年代的冷战，反而给“文学自身”留下余地。

从白垚到张锦忠，几乎都可归为马华的现代主义世代，里头包含了星座诗社的几个代表人物，也包含了神州———变调的现代主义（反现代）；就“标准”的留台而言，星座诗社的诸位，都最接近开端，而且很幸运的几个代表都有撰文。麦留芳、淡莹、王润华、陈鹏翔甚至稍晚一点的李有成，都是早慧的现代诗人。除了没往学术之路继续前行的淡莹外，也都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学者。

神州曾经过于喧嚣，这次让两个老实人李宗舜、廖雁平代表它，以让它低调的在场。自我过大、惯于掩没弟兄者，从缺也许是最好的致意。

既有的文学论述谈它谈太多了。

多年来，张锦忠一直是马华文学记忆的重要守护人。甚至旅台，很多早期的写作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而有的人不愿意提起。这都需要有心人整理、叙述。

依留台的早晚，金顺年岁稍大于我，但较晚留台。他与方路、宏强、我、龙川、怡雯、大为（及后来不知还有没有在写的刘国寄、林惠州）同一世代，贺淑芳稍小于我但更晚留台———她是以〈别再提起〉平地一声雷成名后方留台念硕士，但散文中流露的孤寂近似于翁菀君，也许那是一种迟到的悲伤。迟到，兴许让异乡更显异乡。

更年轻的世代我就完全不了解了，他们是网路世代，也是捷运世代。他们来台时我已为生活而遁居埔里，这小小的学术山头也有它自己的风波要处理。

虽然不熟识，但偶也因地缘而有一种特殊的、与文学无关的隐秘联结。譬如龚万辉〈你的名字如漂沫上的光〉哀悼的主人公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的弟弟。而那主人公的大哥，又是我大哥的中学同班同学，且都是留台人。但我们的大哥都走更务实的道路，那一向是留台的“正途”。

然而那亡者的大哥更早时以壮岁之年在登山途中猝逝了。

颇为活跃的木焱和杨邦尼均写过一些留台经历，他们似乎走出了不同的文学道路；但《麒麟》整个的把那个世代略过去。这多少也看出世代间的隔阂，甚至轻视。因此这文集年轻世代的篇章偏多（占三分之一强）。应该多让他们自己说话，最好他们能把这样的工作接续下去，适时的编同代人的选集，并且产生出他们自己的论述。

文学记忆得靠自身来守护啊。否则，一切均将成为水上的浮泡：“‘大红花的国度’关站之后，里头存放的文章无人备份。原本以为安好存档的青春，多年以后想回首翻阅皆消失了连结。”（〈你的名字如漂沫上的光〉）整体而言，写诗的比写其他文类的多；女性远少于男性；西马远多于东马———好像一向如此。但难免觉得遗憾。

整体而言，这本散文集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老中青都有好些佳篇，各见真情，或不免感伤。回首来时路，总是有些美好的事物无可挽回的失去了，有启蒙，有伤害，那可说是成长本身的代价。

而台湾自身的变迁，也隐约投射在这些个人经验里。在〈走过的必留痕迹〉里，巨人傅斯年还在世；不到十年，傅园已成了纪念碑（〈傅园岁月〉）。留学落脚遍布于北、中、南；十月的政大总是淹水。东华创研所成立后，好几位都从那里受惠。对文学的纯真信念，从〈让种子萌芽的土壤〉到〈水中月〉、〈海绵体记忆〉、〈独语台北〉，无论是欢欣还是悲凉，都令人动容。

来日，希望有心人可以把旅台人的集体记忆的整理扩大到各行各业。也许不是用征文的方式，而是图文并茂的访谈。也希望返马的留台人能编一本“返马这些年”，写栖身各行各业仍坚持写作的甘苦谈，应该会很有意思，对未来者也有激励的作用。

这种工作，很难想像“外人”会有兴趣去做。即使是留台人也不见得会想做———而第一代的留台人，都年过70，也凋零了好些。况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古稀之年的。

2014/1/4

（南洋文艺，2014年5月20日、27日）

台北·华冈·文化梦

杜忠全【散文】

未赴台升学之前，对我来说，台北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青春时代的声音和影像记忆，以及文学阅读留下的印记，尤其后来寻索人生身心安顿之道的资源，都来自那里了。后来决意赴台升学，作为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对台湾的大学分布情况全然无所知，也不懂得多方探求，只是按自己阅读得来的粗略印象来办理。而今只能说，因缘如此，误打误撞也未尝不是好事儿……当年赴台升学，首选华冈的文化大学，一来自己没来由地向往着敦煌学———说来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向往，而这门学科其实没那般浪漫的。但是，既然想接触敦煌学，而台湾这一学科的重镇，据说就是台北山岗的这一处风光明媚的校园了，舍此而何求呢？更何况，虽然报读中文系，但天晓得，当时我并不是怀抱一份文艺梦想，而是另外有所追求的，而这华冈的校园，就一度是自己深为景仰的大师登坛讲学的“圣地”了。有敦煌学有大师身影加上近台北又远离了都会尘嚣，当初填申请表时，我几乎就认定，这应该就是自己所要的校园了。

终于要上大学了，但大学究竟长得如何的一副模样？高中时读过一本书，叫《马大湖边的日子》，哦，大学是合该有个湖的？在槟岛长大，每每车过西南区的理科大学，那偌大的苍翠校园，总见到被大草场推得老远的一栋栋高耸建筑，草场的边上路径蜿蜒且大树参天，蓝天与绿地之间，人显得很渺小，大学，是那般地成其大的？后来因华文学会的校际联系而让学长们领着访理大华文学会（接待的有时任理华主席的祝家华等人），才终于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地到围墙里的大世界闯荡，上坡复下坡，路随坡势转，几番的迷路之后，才算有所见识。那么，大学都是矗立在山坡绿地之上了教人陷入迷宫的？带着这样的顽固印象远赴台湾，抵台的第二天，在学长姐们领着新生逛台北的当儿，触目新鲜之余，一点儿的失望情绪就隐隐升起了！

台湾的大学校园，跟自己心目中的大学规模，原来是两回事的啊！

三数日畅游台北之后，华冈终于来了学长，骑着机车把我这大一新鲜人连人带行李地“领”

上山。夏暑未退烧，机车沿仰德大道爬升，伞开的参天大树夹道迎人，天渐蓝，风渐凉，没戴头盔———这让我多么不自在，沿途的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我也在学长耳边说着心里的唠叨。同样来自槟岛的学长转头安慰说，哦学弟，你要的大学校园，台北就只有华冈还大致有个样子吧，我们就到了……山仔后、仇人坡、大成馆、大义馆、大仁馆；孔子大道、释迦大道、基督大道……初来乍到，这校园示意图上的一个个符号，总让我意乱情迷。从男宿舍大伦馆后门出去，在晓园或后山公路俯瞰山脚：张系国《棋王》的台北，也是白先勇《台北人》生活所寄的台北，晨昏与夜晚都在脚下；这山望那山，淡水的日落总成一首诗，但望不到关山外的故乡。开课了，一些老教授讲课的口音南腔北调，虽不是听不懂———幸好过去有听相声的习惯，但听在异乡人耳里，却益添乡愁……华冈岁月开了头，开学以后淹满人群的山坡步道，填不满离乡愁绪；入冬以后，冬雨连绵，尤其冷锋面频频报到，山头的高湿度让寒意更甚，于是更想念终年常夏的赤道家园！但是，学长姐和老师们都提醒，说你们这些华冈新鲜人就好好地在这里“由你玩四年”吧，毕业离开了这山岗，你会怀念华冈的风华冈的雨还有“后花园”

阳明山的四季景色，但绝少有机会再来一轮的了！是吧？四季转过一轮之后，春季漫山遍野的红花绿草、夏日相对于台北闷火炉的山岗清风、秋天的阴雨、冬天的冻冷以及四季温泉、纱帽山和擎天岗的健行等等，都成为永不凋落的青春风景了。哦，还有，宿舍窗外的淡水日落，人家说的台北一景，除了乌云蔽日的阴霾天气，岂不每日都在身边搬演着？人在华冈，晚饭后沿着校园随意逛，走到高岗上望向山下的淡水河口，橙红的夕阳慢慢地沉落，观音山黑成了一道屏风，山脚的淡水镇华灯初上，星星点点成了一幅水墨画！也就到了这日暮黄昏人在华冈怔望淡水日落闲打发的时刻，才猛然想起从前读过的诗，懂了———

柔美的观音已沉睡稀落的烛群里，她的睡姿是梦的黑屏风，我偷偷到她发下垂钓，每颗远方的星上都大雪纷飞。———罗智成‧观音

话说我到华冈，原不为寻诗的。但是，这少年时期“听”来的小诗无端窜上心头来，与眼前的水墨画面交融成片之时，才终于让自己把身心都安顿在那山岗上，心想就让自己暂作几年的台北人了，这陌生的熟悉城市里，或许还能让自己继续有所发现的！

华冈的校园生活，以及借地利之便，不时往台北红尘来去的那几年，应该是一段最美丽的时光吧。记忆的锦盒里，翻开就是重庆南路的书店与唱片行、中正文化中心的两厅院、故宫博物院和士林。哦，说起士林，我的记忆却不是热闹的夜市和二轮电影院，而是几乎每周都在那里的公车站转车，往北投的方向而去，大业路下车，农禅寺就在那里了，身心安顿，就在那简陋的农舍禅堂里，找到了。

然而，台北4年，之后毕业回到故乡又过了十余个年头，自己后来孜孜不倦地投入的，却不是什么敦煌学的文献研究，而是当初自己觉得提不起劲，于是存心不选修，后来却千丝万缕切不断牵连的民间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化采集。

2000年回到这一方土地之后，我就存一份心思，看能给自己生根的土地做一些什么的。

2001年，经过与学生接触一段时日后发现，那时的新生代对我们所熟悉的方言口传文化，原来已有所隔阂，大致极少听闻更没啥记忆了。于是乎，想起1997年系主任金老师来槟考察民间文学时的嘱咐，说这一方水土必然也存有民间文学，得好好采集与整理一番。当年蓄意从民间文学课脱逃，原因是无意于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的采集———这无论如何与自己决定念中文系的初衷不搭嘎的。然而，当初立意到华冈寻访敦煌学，但华冈的敦煌学风潮大致已过去，当时在系主任金荣华老师的领军下，全系师生动员以赴的，已转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了。只是，在大学部，有关的课所安排的分组作业，却是以原住民民间故事采集为主，这无疑让自己打退堂鼓：既念了中文系，何劳自己长途跋涉来为这与己无关的课业费精神与力气？即令如是，华冈4年，整个系的氛围，还是让自己对民间文学及相关的文化有了清晰的体认。这一点在华冈所积累的资粮，也就是后来完成学业并离开台北之后，自己这几年能为脚下的土地尽一点绵力的根由。

这几年我常想，当初原是为敦煌学与佛学而踏入华冈校园———目前自己的学术专业也不曾偏离后者，惟说实在的，目前虽属玩票性质，然做来稍感一丝成就感及快慰的，却是与当年的华冈校园一脉相牵的民间文学采集与整理。如果，我是说如果，那时不是阴差阳错或冥冥中注定般地上了华冈，而在一个大力推动民间文学研究的中文系浸泡出来，从而练就了悉心聆听与采集整理庶民口述的本事，不晓得我会不会开展目前的写作与出版？还是只默默埋首地从事极少为人关注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千禧年的门槛上完成阶段性的学业并回到槟岛之后，在古迹保护议题及申遗又入遗接踵而来的那些年里，作为一个中文人，我究竟会如何回应身边风起云涌的本土议题？这我不能假设，但目前在自身的学习背景与处身的本土议题相夹击之下，自己所采取的回应模式及其成果，在在都跟那几年台北城里城外冒出的本土热有关，更与当时华冈教学的注重民间文学与文化脱不了关系。

这所以，台北4年，或说华冈4年还是文化4年，才铸就了之后这十余年作为槟城人又中文人的这个我呢！

（南洋文艺，6/5/2014）

漂流书店

谢明成【散文】

我轻轻稳住身子，从书店的一个角落抬起头。

扑来一阵闪光，仿佛来自甲板上的目眩降临，在等到眼睛适应，才发觉外边的阳光升至了另个角度，一痕一痕透过百叶窗照到这边来，让原本灰蒙的角落现了形。两爿高及天花板的白色书柜夹成寻常90度的偏狭，我踏进书店，就径自往这站，然后低头掏出背包里的书。一本正在读的、在途中读完的、已经读完却固定拣着其中一两段落、篇章反覆读的书。一本不管怎样都会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变成上一本的书。于是为了下一本书而走进书店的人很多，当然我很奇怪，我总带着上一本书走进每一间书店，就像那是一滴水融入了海，然后尽头慢慢让出自己。

那是来台后的第一个暑假。“阔叶林”里没人，一些细微声响便因为空荡而被放大，然而实际空间并不大。一入门，左右两张平桌整齐摆放最新出版的书籍，一个正面的矮柜则与右边贴墙的大柜一般陈列已经分类好的旧著，皆属西方文学与理论著作。往左深入，是两面台湾经典。记得初次光临的我上下拣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书名，暗喜得像个游戏中的男孩，然后一位作家又一位作家的悉数人生便仿佛在男孩眼前的天空下，延伸出径与路，拐个弯，村上春树的蓝光酒吧走出了一位川端小说中的少年，苍白于自以为是的爱情，徒劳与不悔显得像口中咀嚼至无味的塑胶糖，柳枝般的走姿却拖着一场雪走到暮春的海岸。沙滩支起的木杆上晒着一张渔网，风里尽是能在舌面上融化的盐分，脚边是不知进退的白浪，而少年在更斜的斜影中走出了年纪，他想：更远方的作家会不会在那里虚构出这片看似不远处的狭窄的海湾？

最里边是另一个侧着身的矮柜，专放诗集，终于我伸手抽出一本。杨牧，《涉事》，第一首，〈却坐〉，最后三句明示着：“……他的椅子空在／那里，不安定的阳光／长期晒着”。就是这样找到了这个角落。一双长时间熬夜的眼睛充满血丝，触强光便疼，角落的暗度正好，均匀的附着在铅字上，一字一字下去，吸吐间蒙上一抹不轻不重的沉默，镇定的表情、放松的肩膀，坦然沿着边缘，没有结束也没有永远地独白。

这本小说是跟着我飘洋过来的。小说的开头即是结局：一对耄耋老者，相隔41年又43天再见面。将军一生守着城堡，犹如兄弟一般的康拉德则绕过东半球的热带地区，20世纪初的热带地区，蛮荒、原始，燠热得连体温都升高34度，滚烫的血液使人显得杀气腾腾，你控制不住的不只是思绪，还包括你的血管，如今回到零经度的伦敦，回到这座城堡，将军相信着康拉德终有一天会回来，至少在他们都还活着的时候。“进入时间。”康拉德说这是他离开后所能抵达之迷，而将军则说君主政体是在他的体内逐步瓦解与终结。我抬起头，又马上闭眼睛，不过那一瞬光已在眼底滋滋烧了起来，书页上的字被打亮，认出是〈却坐〉的头二句，“屋子里有一种秋叶／燃烧的气味，像往年”，然后我睁开眼睛，跳到小说最后几页，那是将军的妻子、康拉德的情人———克莉斯汀娜的黄色天鹅绒皮日记，焰火熔掉了蓝蜡封印、吞去笔迹，“然后是一个个字母、纸、本子，全部化为灰烬，就像那只曾经写下它们的手”，读到这里，眼底又滋滋作响，这次是因泪水而浇熄的声音。

门开，我急急擦泪，我差点忘记这是一间书店。朋友见我就问：“好了吗？”我点头，小说收进背包，跟着他走出书店。老板还没回来，在对面餐厅喝咖啡、聊天，门上贴张纸条，大字写：结账请到对面叫老板。老板也挑落地窗边的位子坐，见人从书店出来不走而观望，便起身走出来，问：“结账吗？”“嗯。”到了第二个暑假，老板知道了我的姓名，也知道我写作，以为我会去东华，我说，不，到暨大。老板一脸惊讶说，不好毕业。我笑笑带过，提着书走了。买了什么书，当然记不得了。回程择校园外围的步道走回男宿。两旁高耸大树搭成自然的遮荫，11、12月开花，却提早让空气中有酸酸的气味，黑板树，果实成熟爆裂，褐毛伞状的种子便随风飘来落地，乳汁可制塑胶糖却有毒，上网一查，非原生种，1943年日治时期从南亚引进台湾。

1943年，一个明确的年份。为何？发生了什么特定的事以此座标？搜索标一按。仅仅为了作行道树之用？按至十几页，关键字重复，事件像投入大海的石子，下一秒远远看去，海面波动如昔，但那是一个明确的年份。

我的，家人的出生年份；5次入学和4次毕业的年份，其他细想起来竟付之石头间的水流，流向明确，却实在令人措手不及，朋友说：“好了吗？”我才想及：什么东西好了吗？我并不像一些朋友会待在书店里将一整本书看完，我通常翻开正文第一页，读两三段，然后再翻到中间，再读两三段，就决定买不买。买了在车上读，或家中午间阳光大好，或晚上躺到床上去，有时读到深夜方罢休，有时至一半便倒头睡去。灯没关。无关书好不好。书好，便查看版权页上的出版年月日，然后上网查寻作者相关著作、有否中译与出版社，思前想后地考虑再读哪一本。我也喜欢作者在单篇文章后面标明写作的年月日，这能让我有脉络地想像其文风的走向与转变，而年表我亦细读，几年入学、毕业，出版、得奖、被翻译，更细密的具家庭状况、交友关系、流派团体，自一个地方移居另一个地方。从一座岛屿到另一座岛屿。这座岛屿自1949年，国民党迁台便成了离岛，亚细亚的孤儿的啼哭声暗哑至解严的1987年，一度信仰的反攻或许更早像泡沫般破灭，回不去了就落地组织新家庭、生养儿女，那一张片刻静下来的脸就露出哀伤的神情，妻子以为没有源头，丈夫不便开口，如今回去、不回去即是生死盟约。人坟入秋，爱恨严冬，访团春暖启程，积了分量比41年又43天不少的泪水润湿了干瘪的故土。那带着乡间口音离家的老者，我遇见而少言，就怕收拾不了那满月新光引渡来的汹汹潮涨，潮憩时，生根的草纷纷踮起脚趾，将整座岛屿举起来朔望远方分不清是日出或日落的金光。

那是等待的时间。台北地下室书店之一，日光灯搭黑漆墙壁，糊不上物体的光游移却紧紧收缩成一团气体星球，人在里面待久了，就像口中之核在要吐不吐之间。不远处的一对男女，长发女翻开一本书，问单边耳环男：“如果在孤岛上，你只能选一种动物来陪你，你会选……”我在一旁，低眼看字却不在意上逗留，那语气坚定如一条轨道。我忍不住一瞥，那瞬间无声的静处竟是一块无法丈量的外太空，以何物作为刻度？

手掌、步伐，眼与眼？又如何换算成远与近？耳环男背着长发女仰头望着上边一个角落，比我手上诗集的诗人更像诗人；长发女把书放回架上，转头就走，直到楼梯口，半个转身，耳环男才追上去。两颗前后紧紧跟随的流星。气层中燃烧。

我时不时会想：他们还在写诗吗？葡萄海上的我们，贴诗、论诗，时而冷静，时而面红耳赤，那是网络诗论坛中后期，大概两年后我升学来台，多数人已如成熟的葡萄落入果汁般的大海，时间是高速旋转的果汁机，半透明汁液入喉，竟比现实更酸而皱眉，尔后一眨眼一个弯口一下子我们就走失了彼此的身影。我没有笔名，我想让他们知道：我还在写诗。还在把椅子坐热，等待自己写出一首无悔的诗。云朵、天空与湛蓝皆无悔。

我把自己携带的诗集再一次收进背包里，走上地面，“唐山”附近于“诚品”四楼的“若水堂”，旁边的“联经”，往前的二楼“书林”，然后绕回另一间地下室书店“山外”。

“山外”入口处还有一家二手书店。色彩斑驳的整幅门面，有引鹿入花丛的诱惑情调，可我记得，玻璃门常是关着的，店名我也记不住。接着我会搭捷运到市政府站，一号出口出去，过一条马路，星巴克旁的小门进去是两层楼的“上海书店”。主要是我收刮大陆最新出版的翻译短篇小说的基地，得先上官网查齐书目，然后火眼金睛地在里面第二个书架上慢看快取，一般书架上没有，再向店员确认落空，我亦不订书，索性让等待遥遥无期，尤其在千层般的出版浪潮中，我的不坚持仿佛是我的坚持。但时隔3、4个月或更久之后，书一上架，我马上通过电邮或请台北的朋友走一趟，硬是要弄到手。这在考验什么呢？我把新书塞进和塑胶袋包着的脏衣裤未干毛巾的背包空间里，手上再一、两袋，十几公斤在矮小身子上脚跨大步赶搭回埔里的国光客运。

上研究所后，台北行的目的，首要是一场场研讨会，而那些书店，我在抵达头天闲逛，临走前下手，3天行程，匆匆来去，只留镜子里两条肩带爆血点点的勒痕。那次则为了参加颁奖礼。往花莲的苏花公路上，车体临崖前进、转弯，同坐的诗人聊起诗和梦，这下我显得安静地应答；更多的空隙间我看见木架和半颓的公路边缘、未炸开山洞前的弯路，目测下几乎只够前轮带着悬空的后车厢过湾，然后是一弧海湾，其怀中是一座宫崎骏式的生锈工厂。所见之铁皮锈黄，坚固与脆弱在感觉中仿佛取决于一根指头。去碰就得承受粉化于无形。颁奖礼举办在面海的一间禅寺里，得奖者都得上台朗诵一首自己的诗，我静止地完成，然后下台；我不敢回望，因为千万只蜜蜂在吸食了充满恨意的花蜜之后正癫狂地攻击后头那一整面灰色天空。

风很大很大，山雨欲来似的。那是颁奖礼之前，我们几个年轻诗人围在临海处一座小小游乐园的铁丝网后面，突然有人起意，带头绕到右边深径，想穿过及腰莽草，走到游乐园前的巨大堤垛上，我尾随，没有人想要走进游乐园，但我想。漆色脱落、塑造拙劣的水泥大玩偶、美人鱼、断了鼻子的皮诺丘，还有一些溜滑梯之类的玩乐设备，种种已经被野草布置成另一块生态。

而谁的童年在这里藏着快乐与不快乐？事发于一本字典。那时21岁，和葡萄海诗友互敲MSN，互贴满意之作，突然来一句：“你还是回去读字典吧。”愣住了一会儿，然后对方敲来几个问号后，马上回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可眼泪大把大把落，小小哭出声，好在同住的友人都回房睡了。再来更早，那本字典是像圣诞节礼物出现在书桌上，抑或是父母其一拎着我去买的，我全不复记忆。仅仅记得我嫌重，用刀片将字典切成等份的一半，然后带去学校。事情发生了，就这样发生了。老师在黑板写上一个字，我们查出汉语拼音，隔壁女同学没带字典却被抽问到，站起来，抢过我的字典，不一会儿就大哭了起来，说：“字典查不到这个字，查不到这个字……”

哭声淹没了两张桌子中间的那条白色粉笔线，而那听起来与自己无关的寂寞，便像一块用旧的海绵被留了下来。或许我们根本察觉不到什么被留下来了，摆荡于之间的流质，总在斜影更斜斜至某处压出的支流上溯回从之。

重回“阔叶林”，铁拉门竟紧锁。大字贴：搬迁至对面。我背着沉沉背包入新店，老板两手沾满白面粉，见我便羞涩地笑，说：“中年创业。”“书在楼上。”又回头对付披萨饼皮。二楼阳光大好，我找不回那个角落了。我把那本小说拿出来，《余烬》的第一个折角，页码28，铅笔括弧一小行：“是的，或许是因为旅程的缘故”。我成了一个不及格、不值得同情之人，我的回望在更远的一个角落里得到了回应，看着你的双眼，我发现回忆全困在里面，透明玻璃屋，书架、地上满满是书，新与旧从肉眼上得不到准确的年份，我知道当月球和地球连成一条直线以后，涨潮遂退，夹带走搁浅在游乐场里的这间玻璃屋，然后自体漂流，我坐在里面，阳光落在这里，字停在这里，我没有把手收回去，只是一种留住渐渐成形，些些过去，云，些些过去，石岸，些些过去，在红橙蓝绿的生生死死里，我轻轻稳住身子，从一个角落抬起头再一次惊觉这是一间布满刮痕的书店。

（南洋文艺，2014年4月29、5月6日）

傾斜的日月

吴道顺【散文】

一直到现在，那个地方还会悄悄地出现在梦中。宛如一座遥远的监狱，静静地伫立在一堆树下。我几乎每一次都认不出它，就站着那个宿舍的出入口，傻愣愣地望着外墙油漆龟裂的建筑，仿佛每一次都要过了好久，才会突然醒悟，它就是我硕班的研究生宿舍。啊，怎么又会在那个地方？瞬间惊醒。没有电影特写汗流不止，口干舌燥，只有疲累地继续入眠。偶尔，或许那个梦还未走远，再入眠之际，那个地方又出现了。

那个地方，我在那里住了4年。4年来，宿舍有两个人自杀，一个创英所，一个历史系。历史系的听说是一个学妹，在楼梯栏杆自缢过世。创英所的是一个学姐，有来过中文所修庄信正老师开的课“张爱玲研究”。我是后来才知道她出过一本书，且在当时还发刊的文学杂志写专栏。庄老师的课开在星期五的下午两点到五点，她常常带着便当来课堂吃，偶尔回应一下老师讲的话。我没有看过她穿一样的衣服出现过，即使课外偶尔在便利商店看见她。而她的衣服，又给我感觉有点特别。有一次，我在校园中看见她穿得很华丽，以为她要去什么地方赴宴，但后来看见她非常悠闲地骑着脚踏车在宿舍周围绕来绕去。她过世那天，刚好宿舍因为龙王台风过境，学校多处地方包括宿舍惨遭台风毒手，需要维修，就在宿舍周围牵着黄色塑胶警戒线，仿佛电影里命案发生后，警方不准民众进入现场骚扰证据那般。

那天是星期四，我和同学下午去上郝誉翔老师的课，有两位学姐没来，老师觉得奇怪，在场的学长就说，因为早上黄姓学姐自杀，以至于那两位学姐很担心另一位患了忧郁症的同学，所以就去探望他，没来。老师那日提早下课。我和同学因为多出时间，决定骑机车去市区玩。30分钟车程的花莲市，是那时候我们摆脱沉闷乡下学校的唯一方式。而那个时候，我们都还算正面，没有后来的那些垮掉的角度。

不晓得是不是在那庄园式的宿舍住久了，人也会跟着变。有什么正在缓缓地萎缩，最后剩下的每一天都是一样，再无任何新意。我在那宿舍的无数早晨中，都在同一个梦中醒来——我总是梦到一个已经自杀过世很久的朋友，还和那朋友一起去看演唱会。我想，那一定是潜意识拼凑的吧，仿佛在上课，仿佛在观球赛，阶梯似的坐椅，排山倒海。我和那朋友坐在后座，观众尖叫沸腾，然后，过了片刻，已过世很久的外婆就会出现，还牵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外甥，一步步挤过人群，越过无限的喧哗，慢慢走来，坐在我和那朋友的后面。那朋友说：那不是你外婆吗？再回头看看外婆和小外甥，他们已经不见了。一切都是这样，没有多一点或少一点。

我带着那样刚刚好的梦，路过许多年。偶尔，我会望着房间里的一只壁虎发呆，看它绕着房间慢走，或快走，或仿佛驻足沉思片刻，再快走或慢走。起初以为它在追什么，却什么都没有。

嗯，什么都没有，但偶尔兴致，也会对老师同学说，寝室有只大壁虎宛如蜥蜴，身体有褐色斑纹，双眼上方有点凸，似乎长了小小的角似的。大家都惊讶的张着口，然后几乎都会说我在讲梦话。

如果是讲梦话有比较好吗？

同学们喜欢问，那只壁虎是不是早就住在那房里了？嗯，这真的是天晓得了。我搬来的第一天晚上，它就从窗外爬进来，静静地守着它的领地。刚开始真的有些担心，那么大型的壁虎，都应该算是蜥蜴了，怕它半夜跳下来吓人。可是它没有，反而日后成了我的朋友似的，会吱吱吱地想要表达什么。

我那时候住在三楼，下雨的话，房间照理不会淹水。然而，奇异地，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应该是因为建筑物的问题，下雨的时候，水会从墙角处渗出来，悄悄地侵犯。我记得，第一次听到那只壁虎在吱吱吱地叫，是在一个早上。我从来没听过它叫，立即惊醒起来。从床上下来，双脚一踩到地面，才发现昨晚下雨，房间的地砖已遭水侵占。它在墙上吱吱吱地一直叫，不晓得是怕水还是什么，只要我把地拖干了，它就停止叫声。尔后，每当我听到它吱吱吱，就知道地面的水又来了，似乎每一次都是无意识地拿了拖把来拖地。
我那时候当廉价劳工，有个称呼叫做教学助理，除了跟堂打杂影印，工作都是在帮忙批阅作业改考卷。

无数的日子，批阅作业改考卷变成我日常的重心。这种廉价劳工，如果遇到其他老师，还是可以宽松些写意的过过日子。可是我在那段日子都没那个命。我那时候工读的老师不是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也不是我研究领域的老师，但工作机会实在很少，只好硬着头上阵。我的同学常常都找到体贴的老师，但我那时候找到的老师是一个奇怪的人。她会夜里发email限定我在几个小时内回信给她，若迟了回覆，她会在下一封信里提醒工作必须认真，要不然她考虑换其他人。我那时候很担心没了工作，只好在她的“监视”下过活。有几次，她在我正忙着筹备课堂报告或写期末作业的时候，突然打电话给我询问批阅作业的进度。她说我批阅作业的进度太慢，请我快点！我说我在写期末报告，她请我跟老师说明我必须批阅作业，必须延后缴交我的期末作业。那天刚好下大雨，窗外雨水迅速地四面包围，然后地面的水就上来了。墙上的壁虎，立即吱吱吱地叫个不停。我放下手机，开始拖地。

雨水在窗前呼来唤去，偶尔停下休息片刻，却又转成大暴雨，仿佛末世的水患。

这种天气常常都会出现。早上阳光烈烈，不过到了中午，完全变了局势。

无数次，我听着雨水落在树叶的声音，思绪飞了出去，这个时候，如果神话传说中的大禹存在，能不能请他来帮忙？雨势不断包裹着过来，宛如整个宿舍浸在水里。可是大禹，大禹他没有出现。大禹或许太忙了，治水3次过门不进屋，怎会理、怎会留心、怎会探望，那平民的房间？

地面冒出来的水，打着气泡如打嗝，仿佛吃得太饱太腻了。

这样的宿舍，住在里面的人活受罪，但对于好奇者，就是一大惊喜。那时候刚搬来，系上的学长约打篮球，顺便来看看宿舍有多烂。几个高头大马的学长，拿着篮球，在地面上拍来拍去，偶尔好奇地敲敲墙壁说：“这墙壁里面是空心的吧？”学长们总是嘻嘻哈哈，在温度32度C的大热天，一群人在房中大说特谈，额头汗珠滴答、滴答，无声无息洒了满地。

那时，和学长们的谈话，常常盘旋在学校的诸多问题，包括和花师范合并后，学校到底够不够宿舍供学生住宿。另一方面，学校多处地方其实也不得不改进了，只是还没到出人命的地步，校方似乎就不会处理。因此我们日后都说，学校的改进都是学生们用生命换来的，就好像有学生因外宿违章建筑而火灾丧命，校方才正视学校宿舍数量的问题，突然赶工完成新宿舍。但问题已经累积很多，解决掉一样，还有其他项等待着。

无论如何，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梦过我在窗前批阅作业，台灯下一迭又一迭批阅不完的卷子。窗外仍旧下着雨，只是我现在已经懂得欣赏窗外的细雨纷飞，以及夜雨中的一柱街灯。那或许黄黄圆圆，像古时候的灯笼，可看清就还是个街灯。那树叶细细地、柄叶轻轻地挡在街灯面前，挑拨着无限的思绪，画面或许会出现一个人骑着一头驴，虽然不晓得那人会不会唱歌，也不晓得是不是唐诗里的李贺，但总会有所期待，天亮后还能遇到一些美好的景象。

（南洋文艺，8/4/2014）

水中月

施慧敏【散文】

南院三年级的时候，郑良树老师暑假回马给我们上庄子和书法，一回大家央求他写字，Z要的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王菲已经唱得街头巷尾皆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正是分别之际，3年来我和Z天天混在一起，课业悠闲，生活圈子狭窄，只好看书，看多了就煞有其事地写，写来写去不着天不着地愈写愈空洞，渐生乏味，在乏味中又循环地看书重覆写自己的肚脐眼，更加烦躁，想找个出口，不知怎地想到台湾去，可是没有双联或姐妹校关系又没有独中文凭，唯一的办法是申请侨大春季班，为此放弃仅剩一年的南京大学文凭，旁人都以为我们头壳坏掉了，我们单凭方刚之勇提起一口气往前冲，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人生总是磨蹭，文学更是小火细焖的修练，只是在单调的青春中怀抱一个羞赧寒伧的梦罢了。

在侨大的半年，学习和生活作息一律军事化管理，哪都去不了，大家没事都是荷尔蒙发作的恋与不恋以及抢名额的竞争，充满了小家子气的小讨好小恶意。我很笃定会继续念中文系，Z一下想念哲学系一下又决定念外文系，很是心烦，念什么和写作都没关系，她却极看重，并在意以后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一点缠绕的心思够她受的了，分发的时候我去了师大国文系，她去了高师英语系。

师大很小，大一住在女一舍五楼，床头贴窗，从窗口往下望，巷子人声叫卖声油锅爆响声静静地流过，浮着一层腻熟的烟火气，带着家常的热闹，我常在楼上看风景，没由来地多思多忧，不兴趣大学生热衷的社团和联谊，国文老师又常挑剔我的发音和简体字，就算尽力修正，乡音还是会在某个平上去入中泄了底，破声字更是让人无所遁形，到底是个异乡人，即便也得到许多友爱，亲近的时候还是自觉有点隔阂。

一学期过去，寒假回马过年，年还没过成却接到Z自沉爱河的消息。所有的故人都来探问：你是她最好的朋友，你一定知道她究竟是怎么了？我比谁都想知道她怎么了。回家前和她通的电话中，她说又想转系了，怎样都得等到下学期末她却等不了，在选择中转过来又转过去一直走不到要去的地方，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吧，Z说不上具体的原因，说了我也不会明白，勉力谈了一会双方都索然停止，在人来人往的女舍楼梯间，我握着话筒有点惘然，竟到无话可说的地步了。

后来在医院见到Z，心有点痛有点怒，但不知是被什么被谁伤着了，只好咬牙带一点顽强和倔，像报复似的把日子过得更起劲，认真上课，勤跑各种演讲、研讨会、影展、美术展……师大台大一带书局处处，经常一待就是一个下午，许多新的名字和抽象的观念纷纷扑面而来，我拼命地看，想，汲取，是生命中的文艺复兴时期，援引古典，背诵诗词，热衷理论，即使受困于深奥的问诘一再见着自身的粗浅，却没有一丁点逼仄之感，我享受喧嚣的孤独，逐渐喜欢这一个万花筒般的城市。

大二上现代散文及习作，石晓枫老师解说杨牧林文月简媜诸人的文章，一字一句直直地撞过来，撞得我几乎听见内心的轰然巨响，初见文学的具象以及不断滋生和繁殖的意义，我有心虚有黯然有欣喜，怎么没人给我这样说过呢，我已在路上惶惑了多少时日，于是竭力摹拟刚学来的技巧，即便是表面的基本功，伎俩仍是骗不了人的稚劣，但整学期交上3篇作业之后我好像恍然明白了一点什么。班上写得好的是EN，阅读量和文字能力叫我既羡又妒，也正逢新闻台兴起，文青们写得风风火火，我潜水阅读，愈读愈自卑，人人养份充足像是枝叶错乱伸展的树，形成杂芜又庞大的绿；我却好不容易移植在阳光水份土壤一切外在条件俱足的地方，拼命地抽长以致有说不出来的怅然，才有点理解Z了，想用力偏偏使不上力，悬空的诗意让我们灰头土脸，对文学的无知和偏执又使我们受苦，旁人看我必和我期待中有落差，对他人失望的同时对自己更加绝望，Z如此敏感尖锐，难免有了随之而来的自毁。

不知道Z如蛾扑火的求美，是否影响我对创作微妙的心理，我不太去追究，又或者知识在情的触发中有着理的冷静，像是用针挑着神经微麻地清醒，又深谙许多缘故端底，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找回隐形的秩序，使我忍不住向往如此的生命质地。我决定投考东华，有山有海有湖的美丽大学，它免掉我不耐的小学关卡，又有我自许的想像与思考并行的理想生活。

东华很大，很安静，人在里头走来走去显得小和单薄，走着走着，仿佛拥有一大片完整的时间空间，可以用力地思索，寻觅，或者寂寞。我常随黄玮霜一起上课，创作所里屡屡听闻谁谁谁得奖某某某出书，和他们相比我很飘忽，尤其课堂上怯怯回答的时候，但整体氛围极好，大家很热衷，认真也很自然地谈文学，和中文所大不相同，班上不知为啥事闹别扭，我不清楚来龙去脉，母病母丧请假回马没心力关心，后又累积太多太久说不来并且不愿意回想的种种，我病了，一场接一场病了两年，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身心俱疲，以致和同学们一直熟稔不起来，但即便是相亲的朋友往来也不黏腻，研究生似乎习惯昼伏夜出，出门只为了补给粮食，或一个人散了一段很长的步，没有非要找谁非要说话不可。

那时候我又写了，写得极少，在部落格抒发心情，或为了赚取零用投稿更生日报，有时候也应星洲的蔡兴隆之邀写短小文章。一次花莲某诗人偶然读了我的碎语，把我找去谈了一下午，慷慨相授，当时虽不懂却装懂了他的话，我感谢他人的善意，可写作这回事急不来，我也没有别人以为的好，并且愈来愈不想对它有过多的期待，事实上也是力有未逮，我的心渐渐收拢在论文里，天天在拗口的文言里去了解一个目盲老人的心事，并且学习锻炼抽象思维，程克雅老师一直用极大的耐心待我，任我缓慢地摸索，不仅只是书页上的挑战，提出研究计划、执行论文、报告、辩论种种；还有心志上的搏斗，早前我倾心于知识的冷肃，不知道其中亦有忍受，更要善于抵抗苦闷。

回想起来，令我如沐春风的是吴明益老师的课了，但我不太敢跟老师多话，说什么好呢？我是如此浅薄。当时读过的书，讨论过的课题都还记得，记得深刻的更是老师清醒又温暖的特质，和佳燕或宗辉聊天的时候，话题绕啊绕不知怎地又绕到老师身上，接近一种偶像情怀了，后来宗辉去了黑潮当志工，当起鲸豚解说员，一次他形容海上的满月照下来的光，我听着，心里知道他已经更前一步去看见世界了，虽然我未曾真正成为一份子，但在某些时刻对于某些人事也能够却步，停下来想一想，一定都是老师的缘故。

还记得的是张爱玲研究课，正是知道庄信正老师和避人世的张爱玲有私交，以为上课可听到许多一手资料，岂知仅是文本细读，从没言及他和张之间的交情。只有一次，说张爱玲送他一枚汉代的钱币吧，他拒绝了，张一再搬家落了很多东西找不着了，才可惜道：早知道当时就收下，帮她留起来。后来他公开双方书信往来，我一看《张爱玲来信笺注》，果然是个谦谦君子，完全隐身不沾光。回美国前可能听谁说我身体坏，还特地打了电话来安慰鼓励一番，我铭记于心，并且相信不只对我，他应该待谁都如此。多年以后，在冷暖递嬗的时光中，这一些记忆慢慢加深了作用，我等待它逐渐产生影响。

后来搬到中坜住了两年，旁听汪荣祖老师的史学史，偶尔给莎在《破报》写书评，一礼拜和Y吃一次晚餐，两人反覆地谈着未来的落脚处，工作婚姻，家庭责任，钱，都是真实不过的家常生计，柴米油盐，里头当然不乏感叹、吁嘘，和惆怅。去留之间，我们的讨论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既然是个选择，意味着根本无从猜测放弃的另一条路了，只是选择之际不免还是有些迟疑，徬徨，怯惧，没想到时间无声无息地转了方向，当初的隔阂竟都变成留恋，但过长的青春还是得结束，书评写了几期就不了了之，交了论文我回马结婚了。

在小小却纷扰不断的学院里兼课，经常有一种抑郁，不是哀戚，接近于叵测茫然，不把工作当谋生当成是精神追索，必然是自讨苦吃，更是想念在精神上相亲的小岛，一日千年，故事中的樵夫真的没办法再进入原有的生活了，回家的路已经变了样，他也不懂乡里人的耳语和玩笑，被一种奇特的孤独环绕，成了自己故乡的访客，原来十年有着一去不回的意义。

如果Z醒过来不知道会笑我还是笑她自己。

Y生了一个小孩不得不带着刚起笔的博论回来，在南部学院教书。当时渴求的，希冀的，都依个人的才能和际遇已实现或已幻灭，我们曾一步步走向水里的月亮，以为非走向它不可，至今才明白，活到了开始不知不觉，或有知有觉地失去某些以为必不可失去的事物之时，才会看清水中月的真假虚实。上学期有学生说老师我们来读散文吧，每个礼拜三一路读下去，读了林文月杨牧简媜诸人，一回讲解长了，结束的时候天色已经落下来，学生们匆匆作鸟兽散，我突然想起大二的散文课安排在四点至六点，下课钟声当当响起，同学们拎起书包欲奔师大夜市，只见晓枫老师坐在位子上，像是尚未从讲授的情绪中回过神来，我们早已嘻嘻哈哈簇拥走远。

我多么想对Z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南洋文艺，25/3/2014）

10月涼風

李宗舜【散文】

（一）啓程赴約

10月凉风，带着旅者走进陌生的城市，熟悉的是在地图上街名道路：馆前路、南京东路、罗斯福路、中华路、徐州街、武昌街、厦门街、迪化街……。文学的天空从梦中升高到现实，真实里依稀看到的梦境。

细雨绵绵，单薄的外套，好像无从躲避10月的寒意，尤其是从热带雨林，转身到了高楼擎天的台北。

1974年秋天，得知入学台湾分发各大学榜单后，带着落榜的心情，辗转从家乡美罗，挥别亲人，乘坐夜班火车，长途星夜赶到新加坡，隔天乘搭国泰航班，无非是想来到了梦寐想望，也是沉淀心中已久的文学都会，万家灯火的台北。

到了台北火车站前，走向建国补习班的高楼间，一座久久在望，矗立在馆前路，我最早踏足栖身和就读大学补习班门槛。

离家的乡愁甚浓，在异地伸展，远离诗社兄弟们的眷念，变成了暂时的相忘。夜深人静，辗转失眠，长夜凭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编织一双草鞋来赶路， 这人生
要我在西风中窥视你寒霜底脸
不要别离， 一别不敢再见你

翌年参加联考，一纸分发书把我从馆前路带到一片汪洋的木栅，政大中文系，来到大门入口处，第一眼就看到久违的四维堂。

同样是10月，但这一年的10月，是一场水灾。

10月15日，一场豪雨把政大低洼地带包括文、法及商学院底层全部淹没，学校停课。

十月的脚步声没有休止
它轻声走过
请随身携带雨衣， 走出门外
我看到有人忧伤， 有人
低吟。我看到自己
走过寂静校园
脚印是回家的心情

（二）在政大

新生报到注册之后，这片汪洋久留不去，虽然雨量使得脚步沉重，这样的灾区残局却也陪我渡过了毕生难忘，一个丰盛的秋冬之季，新的环境，新的人和事。新鲜人上课的钟声伴随下课的脚步声一天一天过去，却很诗意让我留下许多回忆，渡过一段不长的大学生活。

那时开始接触到政大长廊诗社，结识当时的西语系社长陈家带。也和中文系高我一班大二的诗人学长游唤初遇，高谈阔论诗的发展和走向，意犹未尽时，奈何上课钟声已经响起。

和文学及文友结缘，漫漫长夜感觉特别舒畅写意，校园的凉风吹过，隔着教学大楼中间绿林大道，学子的身影穿梭，有些悠闲，有些急促。

水灾过后的醉梦溪畔，更显风貌，曾有过我欢呼和飞扬的诗句，风中的倒影。

期间投稿政大文艺刊物《大学文艺》，参加《大学文艺》的诗歌、散文比赛，也参加校内诗歌征文，那年前后得了几个小奖。文学带给我一路走来的忧欢，在作品中逐步萌发，在山林下的草地开始滋长。

上课钟声横跨
两个世纪烟窗
一灯蒙蒙隐喻着私语
睛天水影漫不经心
走过拱桥就把
天色渐渐淡忘

（三）仰慕高山

另一边厢也如火如荼的忙着神州诗社的会务，彼时诗社是高峰期，新的社员加入，新血的培训和鼓励新秀创作，出版诗刊、丛书，接洽出版社。拜访在马来西亚文学启蒙时就仰慕已久的作家。联袂夜访诗人余光中厦门街的余府，师母范我存一碟又一碟的端上飘香的菜肴，宽广的民宅是一片诗国的草地。张晓风丶亮轩家中作客，他们亲自烹调的鱼肉和家乡小食，早已触动肠胃和饥渴。在高信疆家倾听骚人侃侃而谈，此生的文化抱负是一条不归路，夜归鸡啼。和以朱西宁为首的三三文社结缘，师母刘慕沙的拿手料理，胃口大开。朱家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依偎在父辈身旁，和我们神州年少平辈相视而笑，辛亥路留下长长的风景，看到现在，未来相对遥远。

寄售诗刊丛书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骑楼下，第一次见到鬻书自活的诗人周梦蝶，着实站立不安，言谈吞吞吐吐，离开时回首，那瘦长的背影，风中倍感孤寂，也看到生活的无奈和坚持。

这段时日，每天往返木栅国立政治大学和神州诗社驻扎的罗斯福路5段97巷9之3号4楼试剑山庄和七重天习武场之间，文学活动频繁牵扯上大学生活，生活忙碌，忙碌而充实。

夜雨听风遥远
山外树影汹涌
一行诗句迭合暮色
在众人朗读声中
摘下万人挑起的灯火

（四）中文系小插曲

我们中文系甲班两位侨生，李华强带着浓厚的乡音，听起像广东话的香港华语，我则带着美罗鸡仔饼的乡情，“辣死你妈”的言不及义，给班上本地生，尤其是女生，另外两个地域新鲜的话题。（后来才发现，班上男生人数一个手掌5个手指算不完，念中文系的男生是异类，我和李华强在班上加插广东话，言谈另类，不修编幅，穿蓝色Texwood喇叭牛仔裤，大摇大摆穿梭课堂班级间，不是异类才怪呢！）另一班同届中文系乙班也来个香港侨生冯艺超，看看他的名字，再听到他说的广东华语，已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这甲乙两班来了3个活宝，侨生辅导处师长看到我们，总是嘘寒问暖，生活起居调适与否，关怀备至，一一问到底。

回到美罗老家再返政大时，总想到师长生活辅导诚挚的心意，带着红花油、均隆驱风丶鸡仔饼送到侨生辅导室，让这些在异地视我们如亲人的师长品尝和送上温暖。

那时的政大，在入口不远处刚盖上一栋美仑美奂的女生宿舍，另外在矮楼的男生宿舍旁，也平地建构了政大最高的多元餐厅，我总是得到工读的眷顾机会，常在餐厅“洗大饼”，又有免费晚午餐，盘盘碟碟，洗得不亦乐乎。

女生宿舍是我此生情感萌发的难忘，我收藏了36年，直到去年才慢慢和友辈提起，揭发藏在内心思念乙班的女生，那来自南部浓厚乡音，只能远远看去，尤其在暮色中徘徊，一厢情愿的爱慕，于我心深处留下自赏的甜蜜和波动的涟漪。

那些年的木栅，那些年的醉梦溪，陪伴缪斯的脚步和影子，尘封已久，却没有空留。

掀开这久封的帏幕，心中隐蔽了许多年的期待，最终成了人生过程中的泡影，但总是在岁月留痕中挥之不去。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回忆，我告诉自己，诗是最美好的印记：

脚步放缓经过/一楝女生宿舍站在校门前/心跳加速刹那间//她不经意使我掉落/自设的陷阱漩涡/走入东方抒情的古典//远远望而却步， 她走向/课堂敲打的钟声/我向背道的雨点//我的梦积蓄半甲子/揭开不可及的遥想/收藏在我仰望的楼层

我的留台之路从十月的凉风开始，也在十月结束，以及往后陆续发生的事迹；九月至十月的风雨。

 （南洋文艺，28/1/2014）

让种子萌芽的土壤

淡莹【散文】 

王润华、淡莹、蓉子、罗门

那是一个刮着台风、下着暴雨的中午，我乘搭人人闻之色变的四川轮，从香港抵达有雨都之称的基隆港。上了岸，步伐犹踉跄不稳，晕眩得厉害，因为途中遇到滔天巨浪，陈旧的四川轮被怒海蹂躏欺凌，抛上掷下，差点没被吞噬掉。

我在船上躺了足足两天两夜，内脏全移了位，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时间是1962年9月底。

搬进国立台湾大学女生第5宿舍211室，翌日狂风暴雨未歇，学长陈瑞良领着我冒雨去补注册。一切安顿好以后，风住雨停，我便急不及待地奔向武昌街周梦蝶先生的书摊。那传奇似的人物，传奇似的旧书摊，出国前早有所闻。

高中时，我投稿《蕉风》，参加了姚拓先生和黄崖先生在金马仑办的青年作者文艺营。会后与北马一些文友慧适、陈慧桦、忧草、梁园、冰谷等筹备出版《海天月刊》。月刊出版后，我拿到班上向同学兜售，每份一角，却“生意惨淡”。记忆中我在上面发表过一两首青涩的诗，接着就出国去了。月刊很快便寿终正寝。当年写诗，全靠自己摸索，无人指导，可以切磋的文友屈指可数。到了台湾，换了土壤，我就像饥渴已久的旱地极需甘霖的滋润，因此十万火急奔赴那则渴望已久的传奇。

先是借故买书，《现代文学》、《孤独国》、《舟子的悲歌》……。继而攀谈，周先生的河南乡音颇重，让我这海外归来的侨生听着甚感吃力，多半时候似懂非懂。我在书摊上像挖宝一样买了很多诗集和文艺刊物，囫囵吞枣完毕大多寄回马来西亚送给诗友分享。当年家乡这类书籍极为罕见，尤其是霹雳江沙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小镇，难得看见台湾出版的诗集和刊物。

周梦蝶先生是我在台湾最早认识的诗人，后来很快又认识了“蓝星诗社”的罗门和蓉子伉俪。那时还没有《蓝星诗刊》，只有《蓝星诗页》，执行编辑是中文系比我高一班的王宪阳。

我在台湾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蓝星诗页》上。

其中一首〈迎风候你〉发表后，我去书摊买书，周先生跟我谈起此诗，大为赞赏，说此诗的意境如何如何，赞得我飘飘然。其实我哪里懂什么意境，只不过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和十足诚意来面对缪斯罢了。听了周先生的评语，心里还是无限欢喜的。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去书摊挖宝、讨教。他盘膝，我蹲着，在人来人往的骑楼下，从诗的创作谈到他的生活，从生活谈到身世，从身世谈到羁留在中国大陆的亲人，渐渐地熟络起来，无所不谈。有一次，他提及一位诗人，尚未婚娶，想介绍给我，我赧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支吾过去。

大三暑假，一群侨生，主要是政治大学的王润华、翱翱、叶曼莎、洪流文、林绿等，成立了“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他们邀我加入，台大的张力（张子南）、师大的陈慧桦后来也相继受邀入社。有了自己的园地，自然就“被迫”创作，限时交稿。每逢考试期间，我的创作欲特别旺盛，考期越接近，灵感就越如泉涌，眼前摆着课本，却是心猿意马。经过一番努力挣扎和天人交战之后，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出“一心两用”的潜能。

罗门和蓉子的灯屋是我们当年经常造访、聚会的地方。夫妇俩既热情又好客，满屋子的灯饰，吊着挂着立着垒着，至少几十盏，都经过罗门的巧手设计，散发出温馨的亮光，是名副其实的灯屋，遐迩驰名。罗门喜欢在我们面前朗读他的巨作〈麦坚利堡〉，他朗诵此诗，感情投入，声音铿锵，我们这些诗坛上的初生之犊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好不钦佩、羡慕！

台大四年，功课不算繁重，电机系、土木系、物理系这些“和尚系”经常约我们外文系的女生参加舞会、郊游，班上的男同学要参加，得交若干费用，女生则全免费。如果每项活动都参加，真正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了。功课虽然不重，令我苦恼的是老教授们的浓浓口音常让我在课堂上记笔记遇到挫折。像教《西洋通史》、《三民主义》的教授的口音都是我在侨居地时未曾听过的，等意思揣测对了已经来不及记下来，下课后得经常借同学的笔记来对照。当年本省籍、外省籍、侨生界限分明，甚少来往。我那一届外文系学生人数超过100人，有些课需分班上，每班人数40名左右。分班是按照学号的次序，侨生的学号一律排在后头，我的学号是511298，都跟香港、印尼、越南、砂拉越、菲律宾的侨生分在一块儿，与外省、本省同学隔膜得很。不相往来的原因还有我寄宿的女生第五宿舍，崭新巍峨，专保留给侨生；海外侨生也无需参加大专联考即可报考大专，还有奖学金，种种特殊优待自然让本地生心里不舒坦，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是能理解的。

选读外文系，得阅读大量西洋文学书籍。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让我无法忘怀的课不是外文系的课，而是中文系叶嘉莹教授的《诗选》，我连续旁听了3个学期犹不厌倦。叶教授总穿一袭剪裁合身的旗袍，挽髻，举手投足从容优雅，脸含微笑，一口标准的北京腔，读起诗来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加上博学强记，谈到诗里涉及的典故，即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地在黑板上写下重点。选修或是旁听叶教授课的学生众多，需霸位子。我8点钟上体育课，经过文学院时，先将课本放在桌子上，上完体育课9点钟才赶去上《诗选》。因为是旁听，无需担心考试，因此更能享受上课的乐趣。《诗选》听了一学期，意犹未足，第二学期又去听，同样的课我总共听了3个学期，近乎痴迷。大四那年，叶教授开了一门《杜甫》，上课时间跟我一门必修课冲突，没能去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的诗，尤其是早期的作品，深受古诗词的影响是其来有因。旁听三个学期的《诗选》获益匪浅，古诗词里面有太多营养，营养不足怎能茁壮成求新求变的新诗呢！纵的继承比横的移植毕竟重要多了，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发现与古人神交不但可以净化心灵，而且可以提升内在世界。那几年放暑假，当宿舍许多侨生都回国度假去，校园一片静谧，我常在嘶嘶的蝉鸣声中醒过来，趁着炎阳尚未高照放肆，就捧着心爱的唐诗宋词，独自到落霞道反复吟诵，自我风雅陶醉一番。落霞道是我因写诗而取的名字，台大学生都称它为椰林大道，一踏入校门就是，笔直宽敞，两旁栽满大王椰子树和杜鹃。

大学最后一年，润华经常从木栅政大来台大陪我听课或是约我见面。他会在第五女生宿舍外大喊一声：“刘宝珍”，然后迅速贴身到围墙下，即使整座宿舍向外的窗户乒乒乓乓全打开，所有女生探出头来也无法看到他的身影，不知道约刘宝珍的男生是何人。多年后我在圣塔巴巴拉加州大学任教，与白先勇同事，先勇知道此事，便笑骂责问他：“你追女朋友，怎么可以捞过界？”润华微笑不语，脸上尽是得意之色。

1966年毕业，终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千万遍阳关》。谢冰莹教授还替我向侨务委员会申请到出版经费。如今重读47年前写的作品，印证了“少女情怀总是诗”这句话。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依然会像50年前那样：谈两三次短暂的和一次永恒的恋爱、在考试前夕忘我地写诗、在落霞道上吟读诗词、在缤纷的杜鹃花丛中寻梦。

（南洋文艺，21/1/2014）

重返台湾

——台湾散记 

王润华【散文】

一、重返台湾的异乡人  

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时，现代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正当流行，大三那年（1965），读了法国卡缪的《异乡人》，深感自己也有流落异乡之苦，更认同社会现象的荒谬。由于自己出生马来西亚，当时民航交通还很落后，几年在台湾，没有机会回家，在漫长的假期里，怀着异乡人失落感翻译了《异乡人》，以表示自己是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信徒。向侨委会申请到一笔出版费，交给政大学长诗人黄荷生家族经营的巨人出版社出版，那已是1965年的夏天的事。

书出版后，外文系班上的同学陪我把书亲自拿到重庆南路一带的书店寄售，如三民书局、远东图书公司、大陆书局等，各给一、二十本， 过了几个星期回去结账，书店都说卖完了，还要添书。又有同学拿了大约50本发给台南成功大学门口胜利路118号的中华书店寄售。由于销路超好，老板从台南跑到台北木栅政大的第五宿舍，带我上台北大饭店大吃一顿，我对他的热忱很感动，便以3000元的稿酬把版权卖给他。

1967年夏天我与淡莹从马来西亚飞去美国留学，途中经过台北，林绿、陈慧桦陪我到重庆南路衡阳路周边逛街，发现《异乡人》变成畅销书，几乎每间书店都把台南中华书店出版的《异乡人》摆在显目的书架上，而且还有其他书店盗印的版本。后来在美国遇见林衡哲兄，他说出版《异乡人》的老板赚了大钱， 自己读了我的《异乡人》有所启发，便策划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的翻译丛书，他也请我翻译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也说当年读了《异乡人》，引发出版世界名著的雄心。

2003年回来台湾，所遇到50岁以上的新朋旧友，不分人文还是理工，很多人都说读过这本《异乡人》。记得刚回来，我担任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像副校长王立文教授、总务长尤克强教授，虽然他们的领域分别是机械工程与管理，初次相遇，一看见到我的姓名，都惊讶的说，他们在大学时都读过我的《异乡人》。名作家何凡与林海音长公子夏烈（夏祖焯），原是桥梁工程博士，美国退休后回来台湾，在各大学教近现代西洋文学，他最喜欢用的我的《异乡人》作为的课本，他与王立文教授都说，我的翻译文字最有异乡人的情调，读过我的译文，就不习惯别人的翻译。

1960年代的台湾是异乡人及其语言泛滥的时代。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台湾，威权地下的台湾老百姓，很多都有异乡人的身影与感情思想，我自己也是初次从马来西亚离乡背井来到台湾，我天天生活在这种异乡人的世界。夏烈所说，一直喜欢用我的译本，因为我没有老套的文字及学术话语，全是随意的、没身分，不顾及虚伪的道德的人的语言，能表现社会底层的人的声音。那时我才大学三年级，同时生活在台湾威权政治的社会里。如果现在重新翻译，虽然翻译能力一定强很多，就表现不出那种感性失落的语言，没有异乡人的声音。现在我的语言思想已被上流社会与理性的学术污染了。所以我不想也不敢改动我当时的语言文字。

名作家郭枫和我都是患有文学乡愁病的人，他也是当年《异乡人》的读者群，听我细述异乡人的文学翻译的乡愁后，便推荐给新地再版，让我实现多年来的梦想，我特地要求根据当年自印的第一版的《异乡人》重印，从内文、封面到开本，都完全一样。希望也能引起当年与新一代的读者的阅读乡愁。

我的异乡人已44岁，重返台湾，让他再走上台湾的街头吧，当年他的朋友都已白发苍苍了。如果相遇，一定抱头大哭，这个世界还那样的荒谬、那样的冷漠……

二、重返星座诗社与台湾诗坛

我的台湾感情与回忆，是从诗歌开始的。

2005年万卷楼计划推出一系列人文山水诗集，包括邱燮友及我的《人文山水诗集》。根据邱燮友教授的构想，希望我们这一代的诗人重返诗坛。诗歌不应该只是年轻人的青春痘、幻想的天空。我们需要有历史感、文化视野的诗人。艾略特认为历史感往往在诗人25岁以后才出现。因此邱燮友教授希望我们重回诗坛，多创作个人感情以外、纯梦幻以外的人文山水诗。
人文山水诗出版计划，更希望把世界的山水风景人文化。在这个无国界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通过华文文字、中华文化的视野，重新诠释世界各地的山水风景，也是目前全球化竞争趋势下，必须做出的挑战与回应。过去西方作家学者，制造了许多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的世界人文山水的图像，我们的人文山水诗企图颠覆这些东方主义扭曲、错误的景观。

许多亚洲、非洲及其他的山水风景，经过长期的被西方殖民，我们应该让这些土地恢复其主体性，拥有自己的姓名与形象。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华文与文化让西方及其他地方的山水分享其艺术感。义大利的翡冷翠、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康桥因为徐志摩的诗与散文而永凉美丽地活在华文文化里。诗就是最美的软权力，可以改变西方的山水。

重回台湾诗坛，是我这次重返台湾教书的一大目的。当年（1962至1966）从海外回来台湾读大学，我们一群同学，虽然分别在政大、台大、师大、东吴念书，组织了星座诗社，淡莹、林绿、陈慧桦、张错、张齐清（毕洛）、叶曼莎及很多台湾的诗人，后来又有大地诗社，这些诗社的成员有来自海外各地，也有台湾本土的诗人。当时已成名的李莎、罗门、蓉子、余光中、邱燮友、痖弦、洛夫都支持我们。

后来出版诗集，只要谢冰莹老或余光中推荐，侨委会就资助出版费。在六十年代，台湾还在克难时期，经济还未起飞，却那样重视培育海外人才与文化艺术，令人感激，怪不得台湾当时被称为中华文华复兴的基地。

　 我永远的台湾感情与回忆，以诗歌开始，也以诗歌结束。

三、重回台湾书店街

我在2003年重回台湾教书，定居中坜。第一次上台北逛街，就是到重庆南路书店那一带，后来也去了几次。我心中的台北，永远都是重庆南路那一带，不是时尚上的敦化、信义区或是那些时髦的购物中心。

我要寻找大学时代书店区读书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重庆南路、武昌街、衡阳路来回走，现在我很少看见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更看不见当时对文化极端关怀的知识分子。匆匆忙忙迎面而来，或是向前疾走的人，多是补习班族、寻求廉价物品，或是上下班的人。难道随着时代的变易，人们对文化的关怀正式彻底地走进历史？

我梦幻的追忆周梦蝶在武昌街经营的小书摊，及其在尘嚣中打坐的独特神话、往昔作家写作聊天的明星咖啡屋（重新经营）。衡阳街角、新公园旁的文星书店，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宗教般的前去膜拜。通过阅读《文星》杂志、“文星丛刊”和“文星集刊”，翻印的英文书，看见西方自由开放的文学与文化。重庆南路很多熟悉的书店关门了，东方出版社变成药妆店，尤其双数那排，书店几乎都关门了。

过去几十年在海外，谈到台北市，或海外朋友学生访问台北之前，我都为他们介绍台北书店街的传奇。但逛过几次以后，现在我再也不向国外友人诉说台北书店街的传奇故事了。我开始分析重庆南路书店与出版文化式微的原因：其中包括出版品售价偏高、世界华人使用的文字由繁体改变成简体、海外没市场，及中国大陆文学、学术开放带来的竞争。

台北书店街的地图早已重新画过，新的书店版传奇也开始书写：诚品不打烊，最大的中英文书店竟然由新加坡华人经营，开设在黄金地带的101的 Page One。购买非常学术的书籍，需要到学生书局（结束了）或乐学书局、唐山书局。买简体字的书籍，则需要到万卷楼、问津堂、上海书店等。目前台湾的书籍，需要通过新加坡的大众书局改变成简体字出版，推销到世界各地。

我自己买书时，很少上台北了，多数上网络书店选购，虚拟书店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四、重返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于1964年完工，我那年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大三。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到石门水库风景区郊游野餐。我与张错等同学以石门水坝的石头为背景所拍的一张照片，至今仍成为最珍贵的大学回忆。

石门水库坐落于桃园龙潭乡大汉溪山谷之间，因为溪水出口处有双峰对峙，状如石门而得名。水库具备灌溉、发电、给水、防洪、观光等五大功能。当年享有“东亚第一水库”之称的石门水库刚刚开放，我们的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去野餐，那时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当时建造工程刚完成，水库大坝是主要游览重点，登临水库大坝区眺望水库全景，四周山色风光秀丽。

这次重回台湾，自己开车到处游览，才发现石门水库水域曲折绵延，沿岸风景秀丽，湖光山色更迷人。同时增加了学生时代所没有的季节性的景点：冬季时青枫的火红与枫香的金黄相映成趣，春天灿烂杜鹃花如火焰，这些景点，使石门水库成为我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而且往往使得他们来到桃园，犹如回到桃源仙境。

可是重回石门水库，也处处发现破落与衰败的现象。第一次回去，即看见那几间酒店全倒闭了，游乐场也停止营业，摩天轮、旋转木马在风雨中倒塌生锈，巨大的停车场空荡荡的，满地落叶。

第二次重返，是2005年大台风过后，引发超大洪水，大桃园水供停止，我看见石门水库的水从碧绿变成混浊，淤泥几乎露出水面，大水管在公路上与风景区、坝顶四处爬行。不久前再回去，海棠、马莎及卡努台风连续过境影响，造成石门水库上游漂下大量的漂流木，霸占了整个水库大坝的水面，犹如伐木场，令人心痛。水库坝顶增加数部柴油抽水机，输水管线横跨坝顶道路，造成石门水库坝顶道路将长期封闭。

水底下的土石流、水库水域被漂流木占据，形如怪兽的抽水机、巨大的输水管道一如大蟒蛇，不但把水弄得混浊，破坏石门水库的景观，还把游客吓走了。

谁能让石门水库恢复昔日景象？石门水库是克难时期人类奋斗精神与大自然造化而成的艺术品。台湾不能失去它。
当年落后克难时期，能建立如此雄伟的水库，今天科技、经济如此优越，会没办法保护石门水库吗？我每次站在水库坝顶，都如此向左右两座青山发问。

五、重回清华园怀旧

我2003年重回台湾。有一天开车重返清华校园怀旧，我希望在梅园遇到孙观汉教授，以前他常在那里散步。当年他与我同住东院宿舍，于是我在东院门口四处盼望很久。20多年没有联络，不知人在何处？他是我最想念的清华人。

前几天（2005年），突然在报纸上看见这则消息：孙观汉教授于本月14日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92岁。我又想起1983年在清华大学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的日子。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成立不久，我受邀回来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教授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的课程。由于清华在偏远的新竹，多数的老师如系主任梅广、吕正惠、陈万益等人，家在台北，课余时间很少机会跟系里的同事聚会，因此朋友不多。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被尊崇为台湾原子科学之父的孙观汉教授，反而变成最难忘的长辈朋友。

孙观汉教授首先带我与淡莹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炉。我们走路去，当时算是很偏远的边缘地带。他顺便介绍校园小河里的鱼，特别畜养的羊群，都是用来测试原子能泄漏的危险。

我在清华先住在百龄堂，后来搬到清大的东院宿舍与孙教授同住一栋大楼，他夫人还请我们回家吃饭。孙教授吃得很健康。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买了油条烧饼带回家吃，他劝我少吃路边的东西，最好先带回家加温消毒才吃。

那时候，孙观汉教授从西屋公司退休，1982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顾问。帮忙台湾发展尖端科学。但这几年他最用心的是写关怀台湾土地的人文社会、教育、环保，以及发挥爱心、针砭时弊的散文。他开启了以后理工大师关怀人文的传统。现在的刘炯朗教授、李家同教授也就是继承者。

我在清华园原本一年，结果教了半年，突然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院长要我回去协助行政工作，担任助理院长，我便匆匆离开清华。那天在宿舍送我的人，竟是孙观汉教授与钱新祖教授。

孙观汉教授悄悄的走了，钱新祖更早离开人世。平面的报纸只有简单的新闻，我没看见电视媒体的报道。不久前娱乐界一位艺人自杀，电视炒作了几个星期。我们的文化理想沦陷到怎样的地步？

我们的科技兼人文大师，我曾经回去清华寻找您，还没找到，您就走了。

（南洋文艺，14/1/2014）

遇见彼方

贺淑芳【散文】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只如浮光掠影。也许不该再写自己怎样被旁人漠视，也该想想自己曾经怎样冷落别人。

曾访问过一些人，说起在外国生活时，这问题就像一扇忘掉的门突然出现。过程始终缄默，只有“忽然”：“忽然了解到……。”厚厚翻过一大页。挫败的现场实难重返，心底咀嚼表面一字不提。我去台湾之前，在《南洋商报》工作4年，数年后许多朋友纷纷另觅栖枝，见原是生物系毕业的前同事周泽南也能领奖学金留台念人文系的研究所，我便也动念想申请去台湾，当时对写报道颇感倦怠，同时因为一些私事，使我很想离开吉隆坡到其他地方生活。
报界里记者编辑留台者向来不少，平时偶有人聊起诸多怀念之语，大抵回来后感到两地落差的冲击，昔日留学生活追忆起来就更美。

也许时间太短，那些年一直没真正惬意过。当然不是穿越小叮当的如意门，比较像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踯躅前往他方，而过去也并非在降陆越阈后就断然告别。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回旧信，有一封让我吓了一跳。我竟然这样写信告诉朋友，说，我想留在这里，可以享受一个人走路，以及随心所欲地上网……。签证的期限其实已经快到了。当时仍试着找工作。但为何要留在一个对我而言太过冷清的地方呢？大概因为最后几年住在八打灵的生活，无聊麻木得可怕，回家的时刻越近，记忆就更鲜明。

某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穿上外套去公园。一边走，一边想像体温飞在前方，只要走快点就可以抓回。气象局说当天的风力是四级，阵风七级。所谓七级阵风的威力，原来只像树叶那样在脚边打转，一放松就可以浮起来。自从来到台湾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像空气。那天却觉得，如果是个喜欢风的人，就可以在这岛上轻快地行走。

那是2005年的春天，我搬进兴隆路曾焰的家里。这位二房东告诉我她是作家，大约70年代期间供稿给《南洋商报》。她是国民党军人的眷属，从云南逃到泰北，在泰北美斯乐住了一段时间，经柏杨帮忙才到台湾。她对马来西亚很好奇，问了我一些事情，还送我一本书，有几篇文章追忆她幼年家乡的事。我写电邮跟报馆的同事提起，一个老同事洪古回信说，曾焰以前很出名，她的专栏很多读者追看。

那个时代离我很远了。从学校回来，有时会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我当时没有心情，很少想到要交流，一直在想怎样把丈夫弄来台湾。离开报馆以后，那几年稍微扩张开来的性情，很快收缩起来。住在不同的地方，得掂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曾焰几次下厨弄晚餐邀我同吃，水饺、蒸鸡和辣椒都很可口。她在报馆编文艺版，问她稿件多不多，她说多得不得了。我不好意思跟她说自己也写作。她没有买房子，每隔几年就带着一大堆家当搬迁，非常辛苦。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只如浮光掠影。很多事情在专栏里已经写过了。也许不该再写自己怎样被旁人漠视，也该想想自己曾经怎样冷落别人。台北是我住过最繁华也最疏冷的城市，虽然问路时会得到旁人亲切的指点，然而也常终日不发一语，是成年以后首次感到孤寂至极静之处。

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大上十数年。硕班里只有我是马来西亚人，没有其他侨生。台湾同学里头最年长的，也要比我小上5、6岁。既然如此，难免隔阂。事实上并非不主动，而是已经试过了。本就口齿笨拙，在家乡文人圈子也一样疏离，但不是个个如此。在台湾，这样的感觉好像更严重些，似乎无论怎样努力，那隔膜也不会消失。

有一回，在巴士车上，我忽然像个狂热的政治分子，对同学群中那位稍微较年长的女同学叨叨絮絮说着马来西亚的事，很想对她解释，“我们”，不该称为华侨，到底是怎样的群体。看来她听得很痛苦，她想用白色恐怖来理解“我们”的遭遇，但我说不是，白色恐怖已经过去，但“我们”却好像不会有句号，它的表状更平静，拉锯也更漫长。

刚入学的一两年，很奇怪经常梦见小学同学，那是最早上学的那些年，6、7岁时刚上学的感受经常不搭调地越过时空嵌入政大的宿舍里，时间好像根本没有过去，好像根本没有中间那些年，情绪鲜明得仿佛刚自那个座位爬起来。我不是优秀的小孩。刚入学时交往的也都是被老师同学鄙夷的小孩，有个朋友长得比马来人还黑，住在某条巷子里用木板搭起来的高脚屋里，我去过她家里好几次，是真正的家徒四壁，连照片都没有。或许恐怕无人是真正绝对的成年人，环境的突变会削弱平时状若坚定的信心，而使人把童年再度经历一次。在台北，同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我变得比刚来时所预期的更认真读书（我没有想到其他面对的方法），写论文的两年内完全不创作一字。

我先生在第二年时也过来台北在政大新闻所念硕士。我们常常在图书馆找张桌子撤满书，待上整天。起码这件事情不能怨：那笔丰厚的外籍生奖学金赋予我舒适的生活，让我可以整天看书。当时为了去台湾，必须找几个教授或副教授等级的人写推荐信，帮我写过信的人有林水濠、何国忠和黄锦树。黄锦树和林春美帮最多，除他们两个之外，我就不认识其他人了。但是那些年我只见过锦树一次。有一年冬天，张永修和林春美过来台北短暂上课，邀我和先生一起去南投埔里。抵达时天黑了，在一间四周都是林子围绕的木屋店铺里吃火锅。他见到朋友似乎很高兴，但时间久了，就看得出来交谈太久似乎会使他疲累。因为差距，他们叙旧，我没甚么话说。

说到底，孤单也有好处。之前记者那份工作使我太迷眩于城市里各种光鲜的外物。那些年在图书馆里，我读小说，像游牧民族似的，不断找寻新的作家、新的形式和风格。来台之前，曾有数年想要写类似魔幻现实小说的念头，在台湾那几年倒是搁置了。我在网上读马来西亚的新闻比在家乡更热切，一直在想要把这些读到的光怪陆离，都抽取其“核心”过渡到小说里。

有一天（当时还住在曾焰家），我写了篇碎屑拼凑且主题不明的小说。故事是写一个难产的作者，构想着一篇抓人到中东沙漠挖宝的故事。那篇小说给杂志投篮了。

我起初很迷王小波。后来就开始读一大堆欧洲名家如卡缪的短篇小说，我也很喜欢法国的小说家玛丽朵格拉斯。看多了就很想尝试一种散文化的小说形式，或者试试写一种更有日记感、极之琐碎的小说写法，这刚好是我数年前所抗拒的，但说不定那其实也适合自己，说到底当初为何那么抗拒某种类型的文艺风格，其实是件奇怪的事。

王小波小说中提到的《O娘》那本书，我找来看了大为着迷。但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像王小波或冯内果那样讥讽凌厉地写作。住在曾焰家时，锦树为编《媲美发情的猫》，曾来信邀稿，我想起旧同事说过吉隆坡半山芭小人物的故事，竟写成一篇极之乏味的小说，他没采用，后来收录的照旧是他钟意的那篇。

我去台北时，还以为很容易可以交到朋友。我不是在图书馆呆整天，就是窝在房里上网。我从来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上网。当时很多人喜欢玩BBS，我只是用它来找房子。我很渴望身体当下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且很怀念一种可以在交谈中敞怀的甜蜜，哪怕谈的是不甚重要的芝麻绿豆。

我跟大部份同学都无话可说。日子久了索性就不开口。房慧真是在高莉芬的课堂上认识的，只在课堂上或走路下山时说过几句话。

刘淑贞是我在第二年快结束时，才忽然发现到她的惊世才华。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开部落客，她来到叩门。她的文字使我读了大为倾倒。看到她的作品，我当然赞不绝口，但自己也得写篇东西来回应。我觉得她的文字很难应付，非常耗神。两个月下来，论文一字不写，烂文字倒写了一堆，奖学金在第三年就会结束，我变得很焦虑，有一天就决定把帐号关掉。刘是我硕班的同学，偶尔会在路上遇到。我们可以偶尔谈点漫画、电影或其他有趣的事物，但我不会问她任何更私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总有一道可以凭直觉感到的界限。当时一些很细微的反应使我知道，这条界限是不可能越过去的，我自己也不想尝试。

有一次她谈到茱莉叶克里丝蒂娃和罗兰巴特时，好像那是极美妙的事物。我转去看拉康，竟迷了数年。

我跟刘淑贞久久偶尔会通一两封短信。她在信中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看来她喜欢书写胜于跟人讲话。不过我却总是想要跟人碰面交谈，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就会不论见面或写信都自然一致地流露感情。

如果是性情相投的朋友，我就会很享受与之聊天，常觉得人与人之间若能倾心交谈，哪怕消磨整夜时光，也不嫌浪费。我有时想要找人，却又担心别人认为我打扰，到最后谁也没找。我也眷恋那些四散各处的老朋友，如果他们写信给我，我就会很雀跃。但我经常感到，自己虽然记得所有过去相处的点滴，别人却不记得了。

班上有个匈牙利的外籍同学，有一回那同学在班上霸占位置留给好几个人，我那天明明早到却没位子，还得去隔壁教室搬椅子，非常光火，又不是小学生还霸什么位子？便叫这位匈牙利人把椅子让出来。她竟然事后还跟同学说，由于我发脾气所以才占不到位置。我觉得她这个人真是很讨厌。那个学期陈芳明的课本来就是旁听，这件事发生以后索性就不再去了。
那两年上完课以后，我几乎没再与同学们联络。

入夏，台北的空气热浊。有一晚从公馆看电影回来，我先生忽然发起高烧。我们半夜走到路口的诊疗所去。他们给了他一些消炎药片，但不见效。他整晚痛苦辗侧难眠。我们又到万芳医院去做了扫描，诊断是肺炎。一个月后才慢慢地好了。

我们两人后期住在吉隆坡时，也经常感到寂寞。我去台北时就已经带着旧日的包袱。十多年来，城市往郊区扩展，有的人转职、搬家、陆续出国。有些人数年后回来了，而有些人从此落脚他方。在那座城市里，除非你是个忙着召集人的社会运动者，恐怕都是寂寞的。我不想为解决寂寞而去埋堆凑合，那语言一体化之后就会像章鱼一样盘踞脑子里。

友人周泽南在淡大念硕士，但在我抵达的第二年他就回去了。在台北我很少找他，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依赖老朋友，就可以交到新朋友。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淡水看他，看见他和一些台湾朋友同租一间房子，觉得好羡慕，他跟他们几乎没有隔阂，似乎很受欢迎。我填过一份有关外籍生适应的调查问卷，问题处处指向个人的社交能力，看了就觉得索然无味。
有时候，我在宿舍外面遇见一些印尼华裔女生，她们会说很好的中文，但交谈了几次，也没再继续谈下去。她们会感到我冷落她们吗？是否会感到我说起话来言不由衷？我们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马来话与印尼话，本来就可能因为看似相似而更多误解。此外，人的心里也许还有另一种国度，就算说着想像别人会感兴趣的事物，但别人一眼就会看穿你心不在焉。

在政大对面，有一条很多影印店的小巷子，那里有间漫画店，偶尔会有个同乡女生在那里工读，她常常坐在店里吃便当。我跟她聊过天，但忘了聊过什么，每次不外说些笑话，或浅浅地抱怨一下各种各样的小事。

比较会定期见面，平均一个学期约出来吃顿饭的，是当时来台大念书的翁菀君，以及在政大新闻所念硕士的陈锐滨。翁菀君很活泼，她喜欢到处去看戏剧和演唱会，也很热心找朋友，两年后她想念龚万辉就回去了。如果不是她，我大概根本不会见到施慧敏、黄玮霜和张惠思。某一年冬天，张惠思来考台大，翁邀了我们大家出来吃火锅。

2006年《南洋商报》的前同事黎家响找我写专栏。我给它取名【瓶中空气】。同一版面的张纬栩与陈志鸿的专栏读来行文熟练，我却写得有些紧张。他们的文章里总会有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中往来叩问。但在台北，我与人的互动不多。除了我先生，那几年里，他的手臂简直就是我唯一可以讲话的对象。其他都是陌生人，一大片都市里茫茫的声音。我几乎想在文章里捏塑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就给他／她取个什么名字吧……。住在一个地方，是否深刻的感觉与回忆总因人？梭罗的《湖滨散记》、安妮狄勒德的《溪畔天心》这些诗意且知性的散文，是在远离嚣喧的荒郊野地中写成。他们安于自然享受孤寂。我觉得完全一个人的孤独，也许比有人群围绕的孤独更让人好过。因为有人就必须说话，而一说话就会有种种热情的渴望涌来。住在城市当然也可能长时间见人恍若不见地过日子。论文写完后，我和过去的朋友几乎都不再有信件往来了。因为不想失望，干脆不再查电邮，反正不会有信。到年底时几乎错过独中和大学的教职应聘回覆。

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认为，现代小说的人物总是一直持续不断地敏感，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不就是如此的吗。我一直都在学习怎样跟这倒刺的外壳相处，在自己与他人的影子之间寻找平衡。

（南洋文艺，2013年10月15，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