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

扫把/拖把

扫把
马盛辉【诗】

你们的大师
说反了
应该是
本来无尘埃
何处惹一物
请抓紧
骑着我的女巫
穿过浓浓的雾



拖把
马盛辉【诗】

这一生
注定头重脚轻
谢谢你们
一直给我
免费的洗发精

(南洋文艺,29/3/2016)

橘色的流光(下)

叶金辉【散文】

念幼儿园的某个清晨,忘记准备手工课用具,母亲急忙骑脚车去购买。过了好些日子,当她牵着我的小手从医院出来时,低头对我说:“你的弟弟没有了。”

死亡何所指?死亡能指何?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还是苏格拉底自己也不确定的一场没有梦的睡眠或同先哲的对话?从前在银行工作,赶忙之际,偶见窗口遥对万佛寺骨灰塔,我的先人就安顿在那儿,给死神碾压在瓮里,时光就此密封,绵亘无声,回过神来,是背后同事的分秒催促与键盘的作响。
后来失业觅职,路过通往坟场的小径,陡忽间,一股神秘的幽静张开吸盘把我下意识地抽进里边。古木苍蓊,野草凄凄,芸芸爱憎怨慕,到头来凝结成一块块肃穆,砰然戳入土中,填覆千里。坟场与喧嚣的马路仅一矮墙之隔,却俨若两个世界。生命太多的困顿,让我怀念起先人,向往隔世的荒寂,哪怕让树根缠绕或自我种在那土里睡上片刻。
我不由得从前定论寻绎,前世自己也许是盗火者,今生备受虚寒。念幼儿园的某个清晨,忘记准备手工课用具,母亲急忙骑脚车去购买。过了好些日子,当她牵着我的小手从医院出来时,低头对我说:“你的弟弟没有了。”原来那次她骑脚车不慎跌倒流产了。当晚正巧停电,父亲打起煤油大光灯;刺眼的橘光下,两道泪水在母亲的脸颊滚动。早夭的弟弟躲入我梦中分娩、嚎哭,我逗他玩着,像贪睡的小孩不愿醒来。
1992年,我们一群患难之友决裂了,画面经常在脑中重演;年少的轻狂,竟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是自己驮背多年的道义包袱。而,那魂萦梦系与暗恋经年的女生,九一一事件后才惊悉她已飞去美国,杳无音讯。当我按址找到她老家时,只能蹲坐在对面大树下,俯拾那不小心决堤满地的唏嘘,追忆她曾说,一旦去国就不再回来。微风吹奏起小调旋律,撩起几绺发丝,我的三千烦恼莫过于弱水三千,虽取一瓢,却从瓢缝间流入大洋的另一端。此后相会无期,茫茫睽隔的,又岂止一个太平洋?
一名中医师把脉后,诊定我情志伤肝。情怅神惘就是我的虚寒果报,涤胃荡肠,前世留下的璎珞,善感纤细随风摇。生命延续于呼吸间,在身躯与精神的博弈中,我正学习以无常为师,和别扭的脾胃促膝协谈。鲁迅推测孔子晚年患有胃病,孔子五十知天命,我不足三十已深谙此理。
更苦了母亲,为了观察我的病情,她呆坐到天明。长年熬药煮膳,四处求医,多少次她饮泣央求医生设法治愈我的病,烧香拜佛,常常困得窝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一次到泰国拜佛,穿梭人流中,经过一樽巍峨的观音菩萨像前,母亲停下脚步昂头合十为我虔诚祈福。兄弟姐妹中,唯我长得最像母亲,也遗传了她的哮喘病与忧患自累。在我9岁时,妹妹意外弄瞎了右眼,动了3次手术后,父母携着妹妹怀着丝线希望赴邻国就医。我和姐姐向火车挥挥手,数天后他们只带回绞痛的蹙额。
子女成年了,我不但没有让她享福,一路的窒碍颠宕,使她比一般母亲还要竭尽数倍的心力,肩挑千斤儿女债。她头上增添的许多银丝,是我不孝的铁证。她从来是照顾全家的女铁人,每次夜归,在橘色街灯下,总会有个熟悉的身影在伫立,那是母亲牵肠的等候。直到她弯腰吃劲上楼梯、喘吁不接,才惊察她那矮小的身躯已迈入老年。她用一生的血汗与华发换取我的成长,舐犊情深何以报?以一坯黄土?但求白头人不为我扫墓,以望来生反哺。
就在心神交瘁时际,我拨开枝叶的碎散剪影,攀上植满菩提树的山坡,居高俯瞰,仰头回旋。大地与偏阳悠远,万物浩茫,橘色云彩透过气层折射出几道光柱,动魄可触。沐浴在和煦夕照下,我莫名豁朗,和时间相忘,与天地参,喜极泪下。当思想家傅伟勋得知自己身患重病时,他孑身在冬天的雪地里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他是否在萧森的雪域里读解出生命的太极?我的步履趵不出阴阳乾坤,却踏着染黄遍地的菩提叶。设若烦恼即菩提,我的菩提树能预见开花的季节,高耸参云,是我这只蝼蚁汲汲攀越本我、自我而登上超我的天梯。
我以预支未来的方式专心扫除今生的窸窸落叶,或祈盼诗意地当一根思想的芦苇,悠赏云舒云卷,唱和万穴天籁。倏然想起教授赠我的苏轼〈临江仙〉墨宝,将它装裱挂起,立为内在超越的塑像。此生非我有,拈灯掩卷,翻出潘朵拉的盒子,我看见自己的灵魂出窍去寻找开启的钥匙。倘若有那么一天,当我扫除落叶时,不慎碰触到一双脚,抬头是大宗师布满列国尘垢的脸,在我面前行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且让我随他去。抑或,当落叶多得扫不了了,但愿能够在橘色街灯下与李白邀月对饮成三人,与苏轼倚杖听江声,小舟从此逝,乘载我的形骸和经籍,与老庄江海寄余生。
始终还是希望母亲继续牵着我的小手,一边含笑摩挲她的胎腹,沿着无尽的橘色街灯向天际线走下去,就此定格成永恒,没有时光的流动,没有后来的现在,如果生命可以选择重来,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有如果。
(下)

(南洋文艺,29/3/2016)

文学奖与毒药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我们今天谈这问题,最根本的其实是,这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的看法很简单,这事件的关键是文学奖,其他的,都扯远了。

几天前,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在她的面子书上贴了篇文章〈专题的两难〉(原刊于《文讯》2016年3月号),文中提到她多年前曾策划一个专题谈文学奖,锺怡雯应邀写了〈神话不再〉;马新“假文青”林韦地看到那段文字,“非常火大”,立马在他的面子书做了回应。义愤填膺的指责我们留台人没有像木三火先生那般“讨锺援杨”,且将此事件比拟于陈强华事件(奇怪,锺怡雯又没抄袭),又说了些国籍、霸凌之类的胡话。
我原想在他面子书留言,劝他喝杯凉茶消消火气(鱼腥草根据说效果不错),稍稍解释一下我的立场和看法;一转念,还是决定用私讯和他沟通,以免一堆乱七八糟的闲人也来留言,变成一场混仗,让人笑话。无奈此君犟甚,看来即使牵到北京也还是哞哞声。只好也拉锦忠下水,帮忙晓以大义。谈到后来,实在谈不下去,我就说,如果真的认为那么严重(侵犯隐私权列),建议他请杨(邦尼)去对锺(怡雯)和联副提告吧,一了百了。次日,韦地说他把那“面子书火大文”删掉了,但竟升级成豪华版的〈回望神话〉,刊于《中国报》;立场不变,基本论点不变,只是语调较和缓(没再用“霸凌”、“话语权不对等”之类的修辞)。
我这篇文章无甚新意,只是公开表明立场和看法,希望这事别在胡扯下去——文学奖(征文)是一场赛局似的封闭交易,有它的阵地、公开的游戏规则、潜在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也有潜在的风险。身为局外人的“我们留台人”只能在场外就事论事,没必要做“抗x援y”之类贻笑大方的事。

关于〈神话不再〉事件

关于〈神话不再〉事件,以辞条方式简述如下:
2012年10月7日,锺怡雯发表了〈神话不再〉,提到某年的文学奖决审有两篇作品有虚构之嫌,主办单位干脆打电话去问作者。那位坦承虚构的落选了,而那位说“是”的则独得大奖。〈神话不再〉的语调是,某君以说谎而得奖。一周后的10月14日,杨邦尼在联副发表了篇长文(〈锺怡雯的“神话不再”〉),对号入座,回应锺怡雯,滔滔自辩。
林韦地〈回望神话〉的论点多来自杨邦尼文,譬如关于隐私权,杨认为(台湾)《联合报》编辑不该打电话问作者写的是不是真的;而锺指责他说谎,“事涉‘中华民国刑法第 310 条’之‘诽谤罪’”,〈回望神话〉则更进一步用台湾个资法来指责锺及《联合报》编辑侵犯杨之隐私权;一样批评锺对爱滋病的了解太肤浅,犯了大错,应该要公开道歉云云。
而我们今天谈这问题,最根本的其实是,这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我的看法很简单,这事件的关键是文学奖,其他的,都扯远了。
身为文学奖评审,即便现场判断错误,之后又把相关过程披露,就要负刑责,或公开道歉吗?参赛者如果犯错,也会有法律责任吗?
文学奖(尤其是散文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

〈神话不再〉事件的背景

〈神话不再〉事件的背景是,近年(我没去考察自哪年始)台湾的散文奖里,常有职业写手利用文学奖参赛需对评审匿名的便利,用仿造抒情散文的口吻写动人的身世、坎坷的经历,甚至堪怜的隐私以打动评审;评审因无法参照检验,极易受骗。有的职业得奖者就用这套技艺(注1),每年从北到南收割。少数非常敏感的评审,则可能凭直觉“闻”到虚构的气味,或特定奖咖的“奖咖味”。
〈神话不再〉陈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那是散文奖濒临破产的写照(相关讨论又见我的〈文心凋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13/5/20)。
白话散文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文学种类,本来就是件怪事,文学奖(及各种散文选)之把散文限缩在以情感的本真性为其价值的抒情散文,又是另一件没被严肃讨论过的怪事。我的观察是,自五四以来,它自然的承继了传统抒情诗的内规——不得造假——犹如厨师之不得用地沟油、羊肉串的材料不得是老鼠肉、拌水泥的沙不得是海沙、矿泉水不得是自来水,那是行业的潜在规则。我所谓的散文的自律,本来就是个道德问题。如果不是文学奖匿名的封闭场合而是一般投稿,胡扯瞎编一旦被评论者揭发,那作者很可能就会被读者唾弃。这些“潜在规则”读散文和写散文的人都了然的,妻未亡不得〈遣悲怀〉,犹如父在不得“靠北”(哭父)。
就连赌博都有既定的规矩,不是吗?
但杨邦尼〈锺怡雯的“神话不再”〉竟言:

“如果散文造假呢?文学的本质不都是‘虚构’的吗?文学奖的细则上有规定凡散文写到疾病,家人过世,就得附上就医记录,死亡证明书吗?散文创作奖如果是要求‘真实/写实’才能入选或得奖,主办单位要‘严加说明’,如果散文写到爱滋,而刚好书写者的爱滋身分获主办方‘核实’符合散文真实/写实条件之一,但主办单位没有权利把作者是否是爱滋告知他人。”

则近乎是睁眼说瞎话了。这段瞎话恰好为散文奖的破产提供了充分的理据。
没有挂“本店的猪肉皆非来自瘟猪”,就可以用瘟猪当食材吗?
散文和小说原就充斥着隐私——伤痛、伤害、不堪的欲望、幻想。不可告人的事,恰是文学、电影常见的主题。
如果是不欲公开的隐私,“为何写出来?”(〈神话不再〉的这一质问精准犀利),而且还拿去参加散文奖(注意:小说奖就不会有这问题)?写与不写,公开不公开,以什么方式公开,都是伦理决断,虽然“是不是爱滋病患,选择说或不说是感染者的权益。”但为什么是散文奖?放在散文类,就已是主动公开,不是隐私了(难道作者要拗说读者都应把散文当小说读——他们都是些笨蛋?),如果临时反悔,不想公开,接到〈神话不再〉提到的那个确认的电话时可以回答:对不起,事涉个人隐私,无可奉告,爱怎么判断,随便你们。换言之,在是/否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选项,当事人还可以掌握最后的决断权。当然,这一决断的潜在假设是:“我杨某才不在乎你们那个什么屁文学奖!”而在那状况下选择是或否,就是选择了文学奖这毒药。

      如果是小说奖,就是期待读者把它当虚构叙事读,也就是不希望读者太当真。即便有所本,甚至百分百如实写真,好事者问起时,也可以简单的回答:这是小说啊,何必太当真?那是文类提供的消极保护。而散文,即便是嬉笑怒骂时,也是认真的。当然,它认真的悲伤,也认真的凝视伤害,文学奖对它来说,也许太高调了。也许因为太认真才会是散文。
我所谓的自律,首先是对自己负责。那是社会信任的一部分,而社会信任(注2)。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根基之一。这方面出问题,这社会就病了。
在这一点上,可视为自传之延伸的抒情散文,其实是诸文类中最为脆弱者。
最后,似乎很少人讨论的,在文学奖的场域里,其实是法律豁免的,它是个法外之地。没有因那些得奖文章被控诽谤,或被政府“对付”(注3)。那些写冒牌散文的,有哪个被控诈欺?更严重的是抄袭。局部抄,或全抄,被发现了,顶多不过是被追回奖金,撤消名次,向主办单位书面道个歉,有谁被告过?可怜的评审没看出来那是抄的,难道也要负刑责,或向社会大众道歉?
原因在于,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场域是相对自主的,它由其内在规则自律的运作,不受宗教、政治,甚至法律的干扰。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如果你有隐私忍不住想写出来,可以选择不要发表;要不,就用“真事隐”的手法(小说或诗),不要写成散文,更别去参加散文奖,以免不慎吃到毒药。
5/3/2016

注:
1. 小说组一样有,但它涉及的伦理问题没散文严重,那当然也很值得讨论。
2. 在己,最最根本的,是对他人没恶意。反过来,也假定遇到的陌生人都是对你没恶意的,譬如,超商店员不会无端端在你买的饮料里下毒;邮差是来送信不是来暗杀你的;浓汤里没有痰。
3. 大马的文学奖倒常有复审委员私下提及,某篇作品非常好,但涉及敏感话题而被忍痛剔除。那是大马本身的政治环境对文学奖的潜在干扰,主要还是发表的媒体本身怕承担政治风险。但有时也是评审为了保护文学幼苗,以免得了个文学奖,反受政治迫害。台湾则几乎百无禁忌。

(南洋文艺,29/3/2016)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把烈日下的人带进冷气房工作 ——悼念周唤

【往事如昨】 张宇川

古时有一句祝福人的话,说“出门遇贵人”,意思是说,人在外面发展、生活、谋生,若是能遇上得力的贵人相助,很多事情就能事半功倍,更容易取得成功。然而,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好命。
我却遇到了贵人——周唤,他把我这个天天在烈日下工作的人带进了冷气房!这是我当年作梦也未想过的事,虽然我一直有写稿、投稿……。
也因为投稿,我结识了周唤,靠着书信我们由文友成了朋友,他还叫我若到首都就去找他。就这样,我一有到首都或到八打灵就会去找他。我本来就是一个四处漂泊的泥水工人,什么地方都有机会去的。
每次找到他,他就会用他那架小型的BNW载着我在首都四处浏览,和吃当地的小食。从来都不准我出钱。他说:你的钱留着没有工作时用!虽然那是小钱,都足于令我感动到涕零。
还有在我胃溃疡入院施手术时,他只在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我把日期告诉了他。在我手术过后,我睡了一觉,父亲告诉我,在我睡着时有人来看我。我问父亲是谁,父亲说不认识。我一时间也想不出谁会来吉隆坡中央医院看我?第二天周唤来了,我从父亲的口中知道昨天来的是他!
不久出院了,因为动的是大手术,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工作,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报》找周唤。突然,有一天,周唤对我说,下个月你来《学报》上班!我说,我没编过东西怎能来《学报》上班?

顶替悄凌两个月

他说:来顶替悄凌两个月,她要去生小孩。就这样我学会什么叫做通条、断栏……。
两个月后我又回到太阳下工作了!我也记不起又过多久,这一次却流浪到新加坡。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我见到了谢清、英培安、赖顺裕。赖顺裕还带我去游云南园,牧羚奴(陈瑞献)却带着我游遍了新加坡大街小巷,此情此景,今生我都不会磨灭!这都是周唤的协助,我才联络和见到这些文坛大家!
就在新加坡的工作要结束时,周唤写信叫我回来八打灵,进入《生活报》工作,就这样我由烈日下走进了冷气房,从此不必汗流夹背。周唤我的贵人,愿你一路走好!

(商余,18/3/2016)

马宁 :马共斗争回忆录


【文人旧事】  马仑

在我所探讨过的众多的南来作家里头,马宁(静倩)是我最珍视的文艺作家之一。
现代作家马宁,有两个常用的“原名”:黄震村、黄真村;后又有“现名”黄振椿。
1909年9月15日诞生在福建省龙岩县赤水桥村。1925年考入厦门集美师范部,深受当时的革命刊物的影响。由于参与地下党所领导的学潮,结果被校方开除,只得流亡到广东汕头。
1927年,马宁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为插班生,同年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翌年进南国艺术学院。这段期间,他已写成名篇《船上人》,不久又以广东海陆丰及广州暴动为背景的创作《铁恋》,于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店印行。
他与左翼作家联盟有交往,常有遭捕的危机,故此于1931年春天,从上海到厦门后即搭上“德加大鸭家”轮,经新加坡流浪到槟榔屿,不久后成为“马总”的秘书和马来亚普罗艺术联盟主席。他首选来槟城,目的是要探望住在槟城的父亲、姐姐及胞弟,同时旨在深入了解英殖民地实况。他在槟城所撰写的作品,多在杨实夫主编的《槟城新报》副刊发表。
南来后的马宁,曾应聘到霹雳州太平的振华中小学去担任中学部主任;后因故辞职返回槟榔屿;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南下新加坡。他前后3次居留马新的日期是:⑴1931年至34年。⑵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⑶1946年7月至1948年7月。

出任励志社导演

据悉:马宁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返回香港的。香港沦陷后,他化妆为难民逃亡到桂林。他至少有3部著作是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的,即如:马共斗争的回忆录《南洋风云》(1942)、长篇小说《动乱》(1942),和《无名英雄传》(1943)。1946年,他在新加坡和香港出版中长篇小说《椰风蕉雨》、《将军向右转》、《香岛烟云》等著作。
旅新时,他曾在青年团励志社做事,主编过《南洋文艺》,并出任过励志社的导演,在皇家大戏院公演过他编写的独幕剧《绿林中》、《兄妹之爱》、《夫妇》及《一个女招待的死》等。当时“静倩”是他的署名。1948年7月,他被驱逐回到中国,从此作品更丰收。

(商余,25/3/2016)

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

周唤与《学生周报》


【小闲心乐】 雅蒙

60年代初的《学生周报》有个很受读者注目的“小老编”,指的就是周唤。老编是姚拓先生,勉强也还受得起“老”字,但周唤当年才20岁出头,就在老编前面加个“小”以示年轻吧。如今这也算文坛典故了。那时周唤是诗人,马华文坛最早期的现代诗人之一。
周唤有硕士衔。他后来在姚先生等人的鼓励下,远赴香港与台湾深造。然后他在香港报界工作,相当如鱼得水,好像乐不思蜀了,没有想到他会重回《学生周报》,这一次是出任老编了。
就顺便提一下《学生周报》的老编年史吧。再早的我不清楚,开始知道极受读者热爱的“文艺专题”时,老编就是白垚。白先生同时负责《蕉风》的编务,也开始改革《蕉风》。
大约两年后白垚出任友联印刷与厂务经理,《学生周报》的主编任务就由诗人李有成负责。李有成早年以“李苍”为笔名写诗。那时新马现代诗诗坛有“四金刚一菩萨”,3位“金刚”都是新加坡诗人,只有“菩萨”梅淑贞与另一“金刚”李苍是马来西亚人。

择善固执

大约又是两年后的光景,李有成负笈台湾,日后取得很大的成就是后话。《学生周报》又欠一位主编了,当时才情横溢的悄凌是副主编,可能姚先生等人担心她经验不及,商量的结果就是请周唤从香港回来担任《学生周报》的主编了。
周唤回来担任主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革《学生周报》外表——把它改为八开版。之前《学生周报》已经改为一种非常“新潮”的版本,小巧容易携带,但很难形容。白垚先生笑说这是姚拓先生从折叠式的火柴盒得到的灵感,是一语中的。
周唤一生择善固执,从他走马上任,坚持恢复原开本,就大略可明白他的性格了。
先前对周唤小老编的大名只是如雷贯耳,是在此时正式认识他。李有成离职后,姚先生等担心悄凌工作量多,而且她嫁期将至,就叫我去兼职一番。此后就不时到《学生周报》短期兼职了。此次兼职大概有3个月之久,周唤上任后,我继续兼职一个月,因此与周唤熟稔。
周唤乐观热情,很容易与人交朋友。许多他的老友谈起他一定这样形容:周唤是好人。
周唤喜欢笑,说话的时候声音里也含着很浓的笑意,以致显得鼻音稍重。

(商余,22/3/2016)

忆周唤 遥想《学生周报》当年

张锦忠【共沸志】
周唤画像


当生命乍醒
     走出门外
活着  已不是一种方式
——周唤:〈过客〉(1978)

我看《学生周报》与《蕉风》时,已是五一三事件之后了,彼时学友会已冻结活动,李苍赴台深造了,《周报》从瘦瘦长长的三折开本改成八开,编者已是周唤与悄凌。后来悄凌请产假,周唤请张宇川代班。那也是我开始涂鸦的年代。
《学生周报》封面的“文艺专题”有图有歌有诗文,是《周报》的招牌菜;此版不见于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应是道地的马来风光。“文艺专题”在“严三湄”时代就叫好叫座。70年代初由悄凌执编,只记得后来周唤说“文专”有图有歌有诗文,一点都不专,不妨改称“文艺杂题”。于是周唤编的“文杂”与悄凌编的“文专”隔周轮流登场,两题互别瞄头。不过后来周唤离职,《周报》就再也没有“文艺杂题”了。
彼时周唤与悄凌编版功力早已炉火纯青,图歌诗文的选用与版面编排,大开大合,收放自如,颇有看头。不过,“文艺专题”的灵韵(aura),其实来自双色印刷。在那个没有柯式off-set印刷的年代,图片制成电版后用双色套印(黑色加另一特调色),别有一番韵味。《周报》的“文专”与“电影”版有图,效果尤佳。对我而言,《周报》日后改成柯式印刷,就是“灵光消逝的年代”的开始。

编后话吸睛

不过,“文艺专题”版比图歌诗文更吸睛的,是两位编者的编后话。我每周二拿到《周报》,先睹为快的,一定是周唤或悄凌的编后话。那是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的挚真对话。
《周报》编者的编案评点,对当年的文青颇有震奋人心的作用。除了“文专”与“文杂”,“诗之页”的编案也令人津津乐道。陈瑞献以“牧羚奴”之名在60年代中叶初次投稿《周报》,周唤慧眼识巨人,在诗后写下激励的编案,令瑞献至今难忘。
我到217路的学报社上班时,周唤早已离开周报社多时了。他离职后,悄凌独撑大局,将《周报》改成三十二开的“克难版”《学报月刊》(学生周报月刊)继续出版。幸得《周报》铁粉读者作者不弃不离,不久就以彩色封面的十六开《学报月刊》再现曙光;不过很快的,悄凌也不编了,接编的是川谷。
我见到周唤时,他已经在编《新生活报》了。他离开周报后不久,就跟画家吴仲达一起替周宝振编 《生活报》(后改为《新生活报》)三日刊。《生活报》是小报,难免沾点腥色膻,不过我倒是每期追看关于“华玲会谈”的报道,那是我最早读到的“马共书写”,后来看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 推论上帝是外星人的连载也看得津津有味。然后,有一日,这份小报竟出现了一个叫〈沙漠〉的文艺版,仿佛暗示周唤并未忘情于文艺。

40年前最后的诗

我忘了在什么场合见到周唤,可能是他跟秋吟、张宇川、鲁莽一伙到学报社来。见了周唤,当然不忘力邀他给《蕉风》与《学报》写诗。周唤是那些年最好的马华抒情诗人之一,郑愁予的“过客”常在他诗中出现,可惜惜墨如金。后来他寄来了一束诗,分别刊在1978年5月与9月号的《蕉风》。
1978年,那已是近40年前的事了。那时周唤还不到40岁。后来他大概就没再写诗了。

(商余,21/3/2016)

传承《天方夜谭》的 文学火种

冰谷【文坛烟雨】

其实游牧家境不错,日本南进前父亲与伯父即在大山脚开了一间中药店,生意胜旺到动用汽车交货,所以战前游牧就成为有车阶级,的确令人侧目与羡慕。

瓜拉江沙与大山脚,不过区区百余里路,两镇都在北马区,但我与游牧认识与结交却迟至1962年,慧适成立海天出版社的时候。因为游牧生性不仅沉默寡言,也鲜少参与文学活动,《蕉风》、《学报》举办多届青年作者文学营,以及亚华、世华、亚细安等会议,游牧从未露过面。
那时候,4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群年轻作者,皆处于“君子好求”的单身贵族,而雨川、宋子衡、游牧3人却在海天社里经已成家立业,令其他社员羡慕不已﹗其实这时游牧使人羡慕的不只是组织了家庭,而且其处女作《生与死》已在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了。
除了结婚不落人后,在写作上游牧也是早行人。他曾说:“小学时读了名著《天方夜谭》这本书,欢喜欲狂,自己跟着也想写一些故事给人读,就如此不自觉地走上了写作这条路。”游牧上初中就开始尝试写作,投给香港的《世界儿童》月刊。直到1954年杏影担任《南洋商报》〈文风〉副刊主编,录用了也的散文稿,《天方夜谭》激起的文学火种才正式引爆。

校长退休当秘书

原名游禄辉的游牧,常用的笔名还有游雨、岚子、杜夷、余也鲁等。游牧的小学、初中教育都在大山脚度过,高中转去槟城钟灵中学。师训学院毕业后成为合格教师,做过几所学校的校长。退休后不奈寂寞,不听文友忠言,竟然为会馆的秘书而折腰,几个月后不堪遣唤愤然辞退,自此在家修心写作,莳花艺草。每次见面,谈起秘书事,对商场的众生相余愠犹存,“以前我掌校时校长前校长后,必恭必敬﹔进入会馆方知秘书其实是跑腿,许多私人私事都要兼顾。”
其实游牧家境不错,日本南进前父亲与伯父即在大山脚开了一间中药店,生意胜旺到动用汽车交货,所以战前游牧就成为有车阶级,的确令人侧目与羡慕。游牧在其散文〈我家的老爷车〉如此陈述:“日本人占领马来亚之前,父亲买了一辆福特汽车,在当时,整个大山脚市镇有多少辆汽车是屈指可算的,而我们居然有一辆,可说是相当‘威水’的。”(注1)足见游牧的家境在当时就相当优越。
60年代,慧适主导海天出版社时,游牧即成为会员,71年代游牧又参与宋子衡、冰谷、菊凡、萧冰、艾文、温祥英等人组织的棕榈出版社,他的《游牧散文》列为棕榈丛书3,于1974年出版。游牧也是大马作协永久会员,曾被委为北马槟吉玻联委主席。这期间,他担任作协附于《光华日报》文艺副刊〈作协春秋〉的组稿职务。

散文内容偏向乡土

游牧虽然出生在市镇,其散文内容则偏向乡土,根据他的叙述因为日治时逃难,好长的一段日子,父亲为了安全,把他们全家大小安顿到乡下,郊野间的橡树、椰林、椰花酒、番石榴、蜜蜂、蝴蝶、牛车,造就了他后来的乡土书写。游牧的散文清新可诵,沉静而优雅,〈我坐在牛车上〉(注2)最能代表他的风格:
“牛车缓缓走着,我坐在牛车上,听着挂在牛颈项上的铜铃叮铃叮铃地响,牛车夫扬起树枝制成的鞭子哒哒的呼喝,牛车在巴遮里、番石榴树、芒果树的树荫下走过,祖父饲养的鸽子与蜜蜂也已经不知飞向何处。然而,那一切的一切仍是那么清甜、甘香,在心头轻轻涌出。”

(游牧篇之二)


注1:见《云思集》102页,大马双福联合会学术文艺丛书,联营出版,2005年。
注2:同上,见46页。

(商余,18/3/2016)

文艺青年

庄若【椰子物语】

所谓“文艺青年”并不是指我长得像“文艺青年”;是因为当年几个朋友做了一本杂志式刊物,名叫《文艺青年》。我是其中一分子。

《学报》停刊之后,我曾短暂在《新明日报》工作(大概一两个月)就转到《建国日报》,有人问为什么?我答不出来,其实是少不更事。那时我隐隐有个念头,不想长久呆在这行了,在哪里做都没关系。《建国》位于八打灵,更近我住的地方。这种理由,实在不好意思说出来吧。
我去《建国》是经雅惠介绍(《学报》后期“四人专栏”作者。原名陈慧明,黄明来先生的太太。近年他们一家人也常光顾“椰子屋”)面试我的是当时副老总吴先生。本来只给我最低底薪,因为我从《学报》出身,没编过报纸。

文艺青年加分

《建国》当时新闻副刊是个“大家庭”,我面试桌子旁人来人往。当时一名长发壮硕青年刚好经过,吴先生随口问:“喂,要加一个Point,可以吗?”长发青年看见是我,笑笑说:“文艺青年,可以啦。”我因此多加一个Point,四百多令吉。
那位长发建硕仁兄,许多人都认识,后来在报业位子坐得蛮高的。
所谓“文艺青年”并不是指我长得像“文艺青年”;是因为当年几个朋友做了一本杂志式刊物,名叫《文艺青年》。我是其中一分子。
如果一本正经说此书的“正史”,是这样的:1983年,许露、韵儿、温维安、方荣、彭早慧等人做了一个编辑小组,名叫“黄色潜水艇”。他们出版的第一份刊物名叫《六字辈人物》(也是本地X字辈开宗明义之作),第二本刊物叫《文艺青年》。
为什么我记得1983年?因为《六字辈人物》封面标题,就是1983年由刚到《学报》上班的我手写上去的,原因是我的字体像小孩,可以配封面插图。当年《六字辈人物》我是受邀作者。直到《文艺青年》才正式加入编辑阵容。原本打算第3本是由我或方荣编辑的,后来没有成事。
这时我想起,有一回我驾摩哆载着爱伟,看见前面一辆Mini-Minor,后镜贴着一张纸,上写“当我长大,我要成为BMW”。
如今我想,如果《椰子屋》长大,该是成为《黄色潜水艇》吧。

这个头衔无用

古往今来(哈哈),时不时总有些人像蟑螂冒出来,不以为然地指“文青”自鸣清高什么的。我总是觉得奇怪。自呜清高,给谁看呵?谁以为“文青”是高人一等呵?所谓“文青”不过生活品味,跟时下青年稍为不一样。穿着简单一些,不修边幅一些而已。因为时间金钱都花去买书听歌看电影,而且没有女朋友,凡是有女朋友的都当不成文艺青年呵。
不过这是求仁得仁,而且也不关别人的事吧?“文青”怎么像一句粗口了呢?除了《建国》求职那次我尴尬地点点头,其他时候“文青”这个头衔一点用途也没。我是到自己有了一点年龄,才懂得坦然以对的。

(商余,17/3/2016

花生男

马盛辉【诗】

本来
我是想
能有这么
一小块地
种点花生
不必多
够我制成
一大瓮花生酱
就可以了
用来搽面包
不必多
搽到有花生酱的面包
面积像那块地一样大
就可以了
真的
我只是想有块地
种点花生自己吃
坐在小小的
花生田中间
搽厚厚的花生酱
在薄薄的面包上
就当作是搽药
在自己的伤口上
搽的时候
那块面包
才是我的地

(南洋文艺,22/3/2016)

火,与耕作 ——读黄锦树《火笑了》(下)

林韦地【文学观点】

      我阅读黄锦树上一本散文集《焚烧》是去年年中的事,但其实《焚烧》是9年前出版的书,这给我一种短时间内黄锦树快速老化的时间上的错觉。

卷三〈江湖〉

卷三〈江湖〉中所收的文章是我最熟悉的,之前大都己在别的地方读过,其所写和读者息息相关,或关于一些近年发生在黄锦树身上的重要的事,之前在《燧火评论》读过的〈我们的民国,我们的台湾〉写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新加坡〉写新加坡,〈华文课〉写马来西亚的华文课。〈江湖上的研讨会〉是破题之作,在前一卷的〈聊述〉里提及的老师在这里变成踩到作者红线的A,江湖,或许本来就是尊敬然后幻灭的场域。(无甚关联,但去年年中见到黄锦树本人后一堆人跑来问我如何,有没有幻灭)。〈没有查禁〉写《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出版时在马来西亚被政府“没有查禁的查禁”,〈不可能的祝福〉是九歌2014年度小说的得奖感言,我第一时间在黄锦树的脸书上看到的,当下只觉得得个奖也要砍人果然是黄锦树。〈没有位置的位置〉是去年花踪马华文学大奖的得奖感言,去年花踪颁奖典礼我在现场,坐在台上看着预录好的黄锦树出现在大荧幕上。如果花踪马华文学大奖对马华文学来说是重要的,那去年这奖颁给黄锦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基本上确定了马华文学的无国籍华文文学定位,事实上有好几位前辈作家在我面前提及对花踪工委会改章程将入选条件从马来西亚公民改为在马来西亚居住10年以上让黄锦树得以入选感到不满(照原章程黄锦树连入选的资格都没),不过也不见任何人公开发表文章评论这件事,不懂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剩下出席或缺席,鼓掌或沉默两种情况,很少人再愿意对一些事情的本质公开地去论辩。沉默或许来自于文化资本的差距,另一方面花踪工委会改章程这动作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否证明花踪需要黄锦树远大于黄锦树需要花踪?
黄锦树在感言里将这个意义深远(但只是“锦上添花”)的奖献给他的母亲,也意味深长地写下了这段:“随着离乡的日子愈来愈长,返乡之眠不再有忘却他乡的功能,即便在梦里,也己知此身是客”。离开马来西亚29年,黄锦树的台湾经验其实己经远超过他的(新的)马来西亚经验,在马来西亚空间上的缺席,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马来西亚经验的匮乏(也造就现实主义之不可能)。马来西亚这些年的社会变动巨大,对华人来说更是如此,从308政治海啸,到各式各样的公民运动,近乎幻灭的政党轮替和政治平权、全球化的冲击、少子化带来家庭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华教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在年轻世代消失中的各方言群、华人民族主义的崩溃(或转化为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相较于〈我们的民国,我们的台湾〉精准地写出对台湾社会近年变化的观察,我很好奇,黄锦树若写〈我们的马来西亚(华社)〉是否还有相同的把握,或仍总带有一种台湾回望的视角。他念兹在兹的,或许仍是他父亲母亲,或曾属于他的那个世代的马来西亚(和华社),(即使早己一去不返或面目全非),这或许可解释为什么他对于菊凡、温祥英小说的兴趣比那天晴(1980)或黄玮霜(1981)小说的兴趣大得多,或为什么年轻世代也有他自己也这么觉得的“黄锦树己经很老,很老了”的错觉(因为社会变动实在太大,且欠缺传递文学资本/观念的载体),明明他和那天晴的年纪差距其实远小于他和温祥英的年纪差距。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难道我这一代或更年轻的世代,是没有人写作,或写不出值得他评论的好东西的?马华文学,又将回到他上一代的“沉重的没有,和欠缺”的状态?
无论如何,可以想像“历史控”黄锦树未来的书写仍将以马共/先于他世代/他同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社会为创作背景。
《火笑了》收了一篇〈读中文系的人〉,是黄锦树于1994时写的硕士论文的自序,其中提到鲁迅对章太炎的早年形象反刍不己。我阅读黄锦树上一本散文集《焚烧》是去年年中的事,但其实《焚烧》是9年前出版的书,这给我一种短时间内黄锦树快速老化的时间上的错觉,读完《火笑了》,反使我想念《焚烧》时的黄锦树。或许黄锦树实在是一个太巨大的符号,无法和马华文学和其周边的种种切开。但若我们能从一个人的角度,去阅读《火笑了》这本散文集,看黄锦树作为一个喜欢阅读和喜欢写作的人,在社会上的行走和遭遇,作为一个游子,书写对于母亲和家的感情,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50岁还很年轻,至少医学上是如此。
正是耕作的时候。
(下)

(南洋文艺,22/3/2016)

天公诞

李宗舜【诗】

天公诞  

丙申大年初八晚上
饭后和甜点的懒洋洋
阵雨之后些微清凉
路上行人都躲在
柑蔗旁,看热闹,点灯笼
贡品有金猪,中间三炷香
福建人的猴年兴旺
发啊!鞭炮声夹着烟花的火眼
向四面八方冲天地响
响亮如逢凶化吉
旺啊!去年萧条的烟雾散开
只是钞票还没进口袋
鞭炮便哔哩叭啦
天公诞的迎财神也哔哩叭啦


灾难  

我在一片祥和的颂经声中醒来
忘记大体和寿衣
紧紧粘贴着记忆
像上个世纪的晚风和钟声
从寺庙的回廊发出预警
无数惨不忍睹之灾难频频
向坚实的防卫城区攻占
残垒的玫瑰,一朵朵开在
弃置的城堡外
疲累的身心有一块肿瘤
在萤火虫的笑声中挥之不去
没有梦的,唯有过往的梦境保温
瞬息万变尘灰中
用自己的身体
温暖自己


轮回

一头等待宰杀的老牛
跪地祈求屠夫的大刀
放它一条生路
它将带着血迹斑斑
在人间留下美梦
无挂碍地奔向天堂

天色很暗
树影狂摇
亡灵注视着
一身荒弃的大骨
等待黎明的旭阳

(南洋文艺,22/3/2016)

纪念周唤

李有成【散文】
《蕉风》月刊209期里的周唤〈短诗集〉。(照片提供/李有成)

当天下班后,周唤骑着他的机车——好像是意大利的史古特——把我载回到吉隆坡市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上机车,也许因为这样才记忆深刻。

初识周唤时我17、18岁,那是1960年代中期。周唤年长我好几岁,其时他已有诗名,而且在《学生周报》担任编辑,主编文学创作方面的版位,我则参加《学生周报》槟城学友会和《银星》诗社的一些文艺活动,因此彼此认识或偶有书信往来是很自然的事。
只是我们初次见面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我如今已经毫无记忆。我只依稀记得,应该是在1965年左右,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竟然兴起只身从槟城搭便车南下吉隆坡的凌云壮志。当时尚无背包客这个用辞,我既无马来半岛的公路地图,不仅对行程毫无规划,对南下北上要花上多少时间也一无所知,身上甚至可能没有多少盘缠,就这样带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在一个炎热如常的清晨离开车水路的住处,搭渡轮过槟威海峡,沿着马来半岛西部干道,一路竖起姆指挥手招车南下。
从槟城到吉隆坡路程数百公里,我忘了当天就直奔吉隆坡呢,或是在某地停留过夜。假如途中曾经过夜,最可能的地方就是太平或怡保,因为这两地都有学友会。那个年代马来西亚的治安应该还很不错,族群关系尚未因新经济政策的介入而恶化,人与人之间多存信任,挥手招车泰半都能获得善意的回应。让我免费搭车的车主包括华人和马来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搭上一辆尚无车牌的新车,司机告诉我他正在试车。
这是我初访吉隆坡,人生地不熟,竟然也找到了位于武吉免登路的学友会,就在学友会过夜。老实说,此行是何目的我至今茫然无知。在吉隆坡住了几天,看了些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人,如今也已经没有印象。只是我却记得我去找过周唤。不过究竟是如何找到《学生周报》位于八打灵再也的编辑部的,现在已完全不再记得。
当天下班后,周唤骑着他的机车——好像是意大利的史古特——把我载回到吉隆坡市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上机车,也许因为这样才记忆深刻。周唤知道我喜读诗,于是大方地借我好几本他所珍藏的台湾现代诗人的诗集,而且让我带回槟城去。其中一本就是痖弦的《苦苓林的一夜》。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多方阅读台湾诗人的作品。我把诗集带回槟城后,好几位《银星》诗社的朋友都曾经借阅。
世事难料,大约两年后,由于周唤要到台湾深造,我就因缘际会接下他在《学生周报》的工作;而又过了若干年,我竟在台北认识了痖弦。等到1970年秋天我负笈台湾,周唤取得硕士学位后又重作冯妇,曾经短暂回到《学生周报》再任编辑,并且跟我之前一样同时参与《蕉风》的编务。不过那几年时间不巧,在工作交接时我们都错过了见面的机会。我到《学生周报》时他已经赴台,等我来台时他却尚未回去。1975年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回去省亲,是否跟周唤见面现在已经不复记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之后就没再见过,我只从共同认识的友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
《蕉风》月刊209期(1971年3月号)


周唤以诗名,在1960和70年代发表了不少诗作。尤其在60年代,虽然1965年之后马新在政治上分家,华文文学界却仍然不分你我,很少有人强调畛域的区别。除了环绕着《蕉风》、《学生周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版〉的一批年轻诗人,还有好几位年龄稍大且有留台背景的诗人,如麦留芳(冷燕秋)、毕洛、黄怀云、叶曼沙等,仍时有诗作发表,周唤也算是其中之一。这些诗人有的已经有诗集刊行,反倒是周唤,虽然在出版界服务多年,却始终未见他将诗作结集出版。这种情形早期的马华文学界所见多是,许多创作就因此散落四处,如今寻访不易,非常可惜。
数周前高嘉谦送我一本209期的《蕉风》月刊(1971年3月号)。这一期出版时我已经来台大半年,《蕉风》编辑人中原来我的名字已为周唤所取代。巧的是,这一期同时刊有我的小说〈印度〉与周唤的〈短诗集〉。〈短诗集〉共有8首,长短不一,各有题旨。其中第7首两节七行,其诗如下:


合什禅定 前念不生 后念不灭
一火涅槃 展现千种禅
弱水一杓 淹尽尘俗的虚妄

一挥手 念断劫数千年
星的殒落 自显孽障
一声南弥 万般佛法
光生命的年轮 以生死 以存在

缘起缘灭,草木荣枯,世事无常,就诗而论,时正年轻的周唤似乎早有体会。3月11日深夜接到张永修私讯,言周唤因疾往生。年轻时因缘俱足,我和周唤因诗而相识,尽管后来数十年未再见面,若干往事却时在记忆中。因此略敷数言,以志年轻时的一段文学情谊,并愿周唤早登涅槃彼岸。
——13/3/2016于台北

(南洋文艺,22/3/2016)

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

洄澜

周天派【诗】

你的身体是最原始的
言语是破碎的火焰
是连绵壮丽遍览无遗的风浪
我在你的身体描摹生活
内里流过激越清朗的血液
别后多年我回来看你
于大海面前彼此回眸
世界瞬息年轻
时光涌舞飞奔浪尖
此刻何须说得太多
我们始终爱过

(南洋文艺,15/3/2016)

橘色的流光(上)

叶金辉【散文】

暮霞叆叇,家家户户张起灯火,晚饭飘香,烘暖了天伦。几许走在橘色街灯下的岁月,拎着药物,我与母亲相伴度过。高中那年鼻子长息肉,在同学们学习时刻,我被推入手术室。夕阳下,母亲与我靠着医院窗口,默视街灯下橘色的人流;而我的舛途此后犹如一盏盏的街灯,只在绯红的天幕下亮起。

中学毕业后,同学们纷纷升学去,由于家境拮据,我在银行过着与分秒格斗的生活。每晚临睡前总担忧翌日账目不平衡,满脑子数字在兜转。虽然经理意欲提拔我,但我日渐消瘦,最后被迫呈辞离去。后来南下求学,青灯黄卷,饮食作息不定,加上宿舍靠近橡胶园,空气潮湿,发肤尽受侵蚀。宿舍连电视机也没有,大家各自精彩去了,往往剩下自己。哮喘睡不好的雨季,孤身倾听屋檐串流下的水帘,任狂风吹起衣角,在身边呼啸。话筒递来母亲的牵挂,呵呵,一切安好,快乐又健康。为了挣取零用钱,我兼职家教,好不容易到了月底领到钱,复因哮喘发作问诊、吸氧气罩而用去一半,悲恨澎湃难平。频密挂号,医生一见我便垂头泄气,同房取笑我是“药罐子”,一阵鼻酸,骑着脚车疾奔到分岔路口,可不知何处去。举头,但见橘色的街灯,冷冷地沿着山路延伸开去。
毕业典礼上我膺获两个奖项,一时之间电视台争相采访我,保险经纪也在拉拢我,可是它好比一顶荆冠,戴上与摘下都是刺痛的嘲弄与黑色幽默。接着,同学们闹哄哄地飞到国外深造,我因穷困孱弱而留下为生活打拼。每天排队来回过海关,奔波长堤两岸。下班在公车上打盹,寒风扑面,忘了越过多少座漆黑的山头,到站下车,万籁俱寂,蹒跚橘色街灯下,像只走了千里的驴子。拖步回到宿舍,已是晚间九时许,呆坐椅子上,脑袋一片空白,不吃晚饭也不饥饿,不觉消化系统暗地里敲响警钟。不久,我抵挨不住,承载很大的挫败卷席回老家。
自此,我每天胃胀,须不断坐起嗳气,夜不成眠;笑颜难展,形容枯槁,每周睡不足三十余钟点,手脚冰冷,更不敢偷瞄镜中自己憔悴且陌生的面容。从肠胃科、内脏科、心理科、脑专科到精神科,内窥镜、磁振、放血、针灸数百针,散去千金,却买来皮肉酷刑。无奈药石罔效,于是从气功、问乩、符箓、法会到不知名的宗教,下班后搭快铁再转车赴另一座城市接受物理治疗,只为企盼康复。可是肌体早被胃病与失眠入主殖民,沦为附属物;我仓皇搜查后殖民的药方,已为时太晚。它们有如蛊咒般纠缠着我,吞噬我的年华。失眠降低了免疫力,引发其它病症,一时百病罹身,内脏殆于随时衰竭。每晚在额头、腹部与背部搽擦大量药油,再由母亲替我按摩绷紧的背肌。如何才能“肠”治久安?也不是没想过刊登广告征求脾胃一个,兴许可得之做器官移植,告别躯体殖民,争回肉身自主权。一个接一个的疗程,误把胃病当哮喘,希望失望新期望再幻灭,在我每次叩门求医之间周而复始。医生的承诺成了善意的谎言,一遍遍重漆得我麻木呆滞,宛若久囚的蝴蝶忘却翩翩,用抑郁遮盖焦躁。千疮百孔后,疑诊为一串医学名词,乃万中无一。惟病情依旧,窗外的天空下起了绵绵阴雨。
(上)

(南洋文艺,15/3/2016)

记故人

镶嵌图句号
记故人

亓亚籽【诗】

之所以默记故人,怀揣感激和歉意,乃是因为我们从与他们相处或神交中保存的印象,理解到生命之推理和与世长辞这独一无二的逻辑,对同一件“发生的事”之肃穆“照着”“已经”描述,再“接着”“可能”描摹——使死亡这件仅次于完美的杰作既是历史,又属于诗。(注一)


彩石介壳
一枚烟蒂坠现的流光
照见肺叶花托花丝萼片
照见瓣瓣润颜皱褶,再照见
花期逐步抟圆交给大地
凡满载的,必释下重负
为〈归〉去扬帆大鸿长飞(注二)
橙皮普洱和贪过杯的酒酿
必陈而弥芬熏陶西天仰望沉思
一如彩石介壳齐亮
一如高空讯灯盏盏航飞。


陶瓷金属
千枝雪菊一束挽歌铺别车厢
尾随诞生年代问卜未知的
破折号——
从签筒挑出离境日期
旅人,呵不!是位汉子
耿直是陶瓷冶炼,耐火耐雪
列车的金属轨道
原则固执,庄重移动
行程轰然驶向隧道光明出口
星砾就此闪烁
疾苦本暖忠于元灰。


硬木
之前见证漂水下放骨灰
将老孺人(注三)病情的底片定影
以硬木框成风中健在慈容
放下的挂怀已整件焚化
出远门再无需告知
遥云归期是哪趟班机
给挚亲的问候,以及
大千世界先哲赐予的睿识
件件手信意深情重
托付天使借灵光一闪捎带,去来。


玻璃
长长铃声若拨响无人接听今后
是白天约了花草虫鸟
相聚庭园老话家常
橙皮普洱包括贪杯酒酿
眾香淡中静品醇浓
不然是夜色撐起大版玻璃报幕
赴听星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
背影交肩错踵取向美丽未朦胧
后续若无蓓蕾待读的话
意味安然,无恙
没淡没忘花海始终满空。
                                                                                                   

后记︰这是我尝试的第四幅“文字镶嵌图”——〈记故人〉;以“句号”为序列,是因为句号替段落标上结语,也起新段给下文续书。既是序列,句号之“号”(名词),在此乃四号的“号”(量词)之意。小题乃一般镶嵌画的制作器料,摘自各有关段落。


注一:“已经”、“历史”;“可能”、“诗”以及“发生之事”,引伸自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九章(刘效鹏译注,页94–97);“照着”及“接着”借自冯友兰“治学”谈论。
注二:〈归〉乃谢永成(1947–2015)1970作品之诗题(温任平主编《大马诗选》–1973,页271)。
注三:前辈师者(1923–2015),参阅〈晚课旁听扎记〉(作者《时笺插图》,2013,页10 –11)。

(南洋文艺,15/3/2016)

火,与耕作(上)

林韦地【文学观点】

〈火笑了〉、〈沉重的没有〉、〈散戏〉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几篇。〈沉重的没有〉是〈火笑了〉的复写,两篇放在一起看,始于母亲,而终于父亲,马华文学似乎是那一直在那远方召唤他的母亲,也是留下“什么都没有,和欠缺”,给他继承的父亲。

黄锦树散文集《火笑了》于去年11月出版。我拿到这本书时是今年1月14日,当天早上从槟城回到新加坡,一下飞机就直奔书店,顾了一整天店后回到一个人的家里,迫不及待地将这本书读完,一个人在客厅读了几个小时,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和父母亲逛书店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买回家后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它读完的情景。
接下来一两个星期这本书都一直在我书桌上的显眼位置,我的个人电脑前,有空档时就随意拿起来翻一翻。后来又将这本书带去上班,没病人的时候读,从头开始看起。第二次看时就不用书签了,大概知道自己看到哪里,就接着读下去。在新加坡这繁忙的城市里读《火笑了》,第一次读时一直涌出一种埔里的乡村气息,第二次读时这感觉才淡了些。

卷一〈嗨,同代人〉

《火笑了》分为三卷,〈嗨,同代人〉,〈火笑了〉和〈江湖〉。〈嗨,同代人〉一卷多为他为同代人写的序或回应,包括言叔夏(1982)、房慧真(1974)、杨索、伊格言(1977)、朱宥勋(1988)、李岳鸿、连明伟(1983)、黄翰荻(1951),好几位年纪都比作者小得多,其他篇章里〈嗨,同代人〉谈赖香吟(1969,因此也一定会谈到邱妙津[1969]),〈没有窗户的房间〉谈袁哲生(1966),〈时间之伤,存有之伤〉谈童伟格(1977),〈未竟的书写〉谈郭松棻(1938),以及〈陈映真的理想读者〉谈陈映真(1937)和赵刚的书。黄锦树在谈论或描述当代台湾文学时,总带有一种冷静和专业的笔触,和被讨论对象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能在3年内为这么多作家写序,并如此贴近且准确地提出对台湾文学的观察,他无疑是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
本书最后一篇〈几个愚蠢问题〉中提起他最常被问的愚蠢问题第一名是“为什么不写作你的台湾经验”,〈嗨,同代人〉整卷基本上己是“我的写作就是我的台湾经验”最好的实证。而这个面向的黄锦树或许是马来西亚的读者相对来说较不熟悉的。
〈嗨,同代人〉里另有3篇提到马华文学,〈第四人语〉谈黎紫书,〈风下奇谈〉谈张贵兴,〈南洋底死〉从陈千武谈到张贵兴和李永平,除〈南洋底死〉还是相对冷静和旁观的笔触,〈第四人语〉和〈风下奇谈〉里,谈到马华文学,黄锦树的角度很明显更接近自己,更多的“我”和自我在散文的场域里出现。在〈第四人语〉里,他指出黎紫书认为自己受到肯定不是因为她是马华作家而是作品够好,这状况或可表述为“黎紫书大于马华文学,在小文学里,这里状况其实很常见,当个人的象征资本远超过他所属的社会群体时”,又说“马华文学需要我们,远甚于我们需要马华文学”,这个说法,看在我这个世代的眼里其实很有趣。显然“马华文学”一词在经历一个世代后己经出现了些变化,如果现在“马华文学”代表的是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钟怡雯陈大为的集合,我们这个世代是否还有可能出现“XXX大于马华文学”的作家呢?而若现在“马华文学”一词的象征资本还是小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钟怡雯陈大为象征资本的总和,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觉得“马华文学”一词的象征资本己比从前大得多,和我同世代的黄玮霜小说《母墟》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就用了“马华文学新星”这样的广告词)而相对于李永平和黎紫书迫切地甩开“马华作家”的印记,黄锦树一直都是很“马华文学”本位的,但他或许正是“马华最需要他,而他最不需要马华文学”,最有本钱不必理会的那位,除了“因为马华文学最脆弱,最贫瘠,最无助,而我们多少还可以做一点事”之外,是否有其个人,内心和情感的理由呢?

卷二〈火笑了〉

卷二〈火笑了〉进入本书的重头戏,述说自身真实经验和情感的散文体,〈马华文学无风带〉,描写了作为一个侨生在台湾社会面临到的困境,“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在下一篇的〈芦花江湖〉,黄锦树又提到一段很有趣的往事,“大马甫成立的N学院的院长H突然来访,问我要不要回去当该院中文系的主任”,当然我们知道作者最终并没有回来马来西亚,而“近年N学院动荡不安,连德高望重的K都被高层以肮脏手段逼走,讲师也纷纷离去,学生人数骤减。”在外不受欢迎,面对马来西亚的现实困难要回去着陆又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这应该己是绝大多数人在国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心境,人在国外遇到最友善的问题应是“什么时候要入籍变成新加坡/台湾/英国/美国人呢”等等之类的,他者的友善同时却又是抛弃自己马来西亚华人身分的期盼。无论如何,一个有黄锦树的在马马华文学己给人太多太多的想像空间了,大得可以写出一本后设小说的程度。虽然照书里本人的说法比较接近他很大可能会被现实弄死什么也写不出来,不过我自己是觉得以黄锦树之才能和厚度,即使那年他回到马来西亚,也一定能存活下来,不会被埋没。下一篇〈那棵树〉写2013年回马来西亚想实际帮忙做点事,在新纪元(也就是那个N学院)搞研习营的过程,文中提及有位余老先生,游说他(还有张锦忠)以他为榜样,来日返乡为故乡子弟尽一分心力。
〈火笑了〉、〈沉重的没有〉、〈散戏〉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几篇。“火笑了”一词来自黄锦树的母亲,他在引言中提及,这本散文集他原拟题为《嗨,同代人》,因母亲病逝于2014年9月,故改题此书名以为纪念,这本散文集也是以母亲亲笔字迹写的“黄锦树回来妈妈高兴,妈妈看看”作为封面,由此观之,或可视为此书为一关于母亲之书(或延伸为家,或马来西亚这一原乡之书)。
〈火笑了〉一文是《火,与危险事物》吉隆坡推介礼的发言稿,总结了这些年来他的马共书写和文学创作,而〈沉重的没有〉是〈火笑了〉的复写,两篇放在一起看,始于母亲,而终于父亲,马华文学似乎是那一直在那远方召唤他的母亲,也是留下“什么都没有,和欠缺”,给他继承的父亲。
〈散戏〉一文直写自己的母亲,从母亲的日记写起,到每次回家探望母亲的情景,最后终到母亲的葬礼。在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里,母亲过世是一件影响许多人接下来人生的大事,我觉得黄锦树的书写很有代表性,那场景对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大家庭来说或许都似曾相识。长居国外的游子(通常都不是老大)总是母亲心里的骄傲,但因为长期不在家里,从家里的资产甚至到母亲的葬礼都无从过问起,而家里的资产一不小心里就会被在马来西亚的兄弟因为现实因素看上,然后搞出一堆麻烦事,最坏的情况是最终旧家也没了。但母亲,或老家,是游子返乡的理由,母亲过世老家没了以后,还有什么是回到这里来的必要呢?而相对于留学西方的马来西亚华人回不回来马来西亚是一种选择,留台者,往往却没有这种选择(或作回来马来西亚这选择太艰难了,需要太大勇气,或回来了根本呆不下去),当父代消逝时,当初“没有选择的选择”在心里被放大了,这伤感是那年纪的留台世代独有的。因此,不难理解,文末,黄锦树会感叹“自己也己经很老,很老了。”。
(上)

(南洋文艺,15/3/2016)

琐忆易草舒

【文人旧事】 马仑

该有54载吧,我与合著人《看见风的人》易草舒(陈国团)兄分手后,就不曾重逢,也没通过信,真不晓得他的近况如何?
我们的二人小说集《看见风的人》出版后的第二年(1962年),易草舒就远赴台湾攻读大学了。据说在大学期间,他是位引人瞩目的活跃分子。
后来,我从本地报章的新闻报道中,获悉陈国团已是成功人物:1983年5月间,陈君返马省亲。他出任台北“首善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并担任台湾“中马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担任过副教授。
在前年中,出席在凿石城由峇株文艺协会举办的一项集会上,与当地女作家艾斯闲谈之际,她竟然提到我常怀的老友易草舒。张校长(她原名张秀贞)告诉我:
“陈国团是我叔父的好朋友,留台之前,他常来我家,看我年幼好学,便常指导我作文。后来,他还收我为义女,所以,我是易草舒的干女儿!”
我立时赞道:“喔,正是名师出高徒!”
跟着,艾斯透露:她的义父还常写作,准备撰写回忆录。
这使我联想到,已故现代派大师白垚(刘国坚、刘戈)先生曾告诉过我:易草舒在台北念大学期间曾积极搞过“爱国运动”,生命多姿多采;他的回忆录一定极有看头吧?
早在1961年,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林庆文同学(笔名林洛人,出任峇株文艺协会会长至今近20年)引介之下,我与易草舒合著一部厚达213页的二人小说集《看见风人的人》,由当年凿石城的书店——京华书局出版,香港忠联印刷厂承印。大约在1970年代中期,易草舒在台湾以真实姓名出版《陈国团小说集》,书中有些短篇小说是他在《看见风的人》所选用的,可惜我没及时在星洲友联书局买下。
从容不迫、身躯魁伟、脸儿浑圆的易草舒谈话风趣幽默,那回见面,由其好友开车载他、庆文兄及我到峇株海口巡礼,听他和庆文讲述峇株巴辖名称的来由。参观过石井胜迹后,由于找不到厕所,我们只好在公路旁树荫下“解决”;他说,事前必需默念“拿督请借个方便……”,否则很可能鸟儿会“遭罚肿痛”呢。大家只好“信其有不信其无”,照念不误,事后大伙都狂笑一阵。
犹记得,这位“潮州怒汉”说过:他不满其中学校长处罚过他不公,故写短篇小说《校长的女儿》与他初恋。事实上该校长千金根本就不认识他。大约在5、6年前,旅台陈鹏翔(陈慧桦)教授回答我:“陈国团夫人也是位博士才女,偶尔也会在一起开研讨会……”,大概不是该校长的千金吧。

(商余,11/3/2016)

2016年3月9日星期三

多重身分

吴鑫霖

多重身分的欧阳珊(前)

庆幸还有文字,还有书,还有像赖碧清这样的人,把那些就要湮灭在历史尘埃里,被遗忘的地方、人物、故事,一件件罗列出来。


我先认识文字上的欧阳珊,才认识欧阳珊本人。
认识她的文字是很早期的事情,认识她则是在2010年张雅山的丧礼上。我莫名其妙地走前去跟她打招呼,初始她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自己也忘记当初自己对她说了什么?接着我们就渐渐地熟络起来,再接着就请她帮忙,引进“讲古堂”的概念到我服务的培风中学,经当时的校长张永庆应承,这“校园讲古堂”一办就是两年,直到我离开培风中学,“校园讲古堂”算是暂告一段落,而原本在马六甲“地理学家”咖啡馆的“讲古堂”也更早就已经暂停。

不让马六甲消失

认识欧阳珊的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叫她欧阳珊,而是直接呼唤她的名字——碧清。在马六甲甚至全国只要有读过她文字的人,肯定没有人不认识她,也肯定知道她对马六甲的一往情深。虽然她嘴边常挂着马六甲注定消失,却又不断地想办法让马六甲不会消失。这种精神,我也不知道该说是好事,或者是傻得彻底?
跟着碧清(到底还是这个名字叫习惯了)学习的日子里,认识了许多奇怪有趣、富有经验的人,她也不断给后辈许多学习经验和指导。每次跟别人说起她,我都会说她是我的恩人,亲如亲人。这样说总是招来朋友的笑,我自己也跟着笑。
但说是恩人、亲人,碧清这家伙倒是常惹毛我。好比说,上一本《浮游老街》的制作,我们真是常常为了各种编辑、排版事情讨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个编书经验,让我从中学习和探讨了许多做书的事情。现在又接她这本书,刚开始虽然害怕,但还是要做下去,一则帮她做书虽然只是象征式的收费,但心满意足,至少尽自己的一点绵力。二则这些编辑成书的文字,我每次重读都有种亲切感,因为她是个懂得把马六甲故事说得最亲近读者的高手。

欧阳珊著《马六甲行脚》

对马六甲的执著

说起马六甲,这座历史古城,我虽为马六甲人,但其实没有太深厚的感情。尤其是世遗区。中学时候,几乎没有踏足过那里,纵然我曾在马六甲培风中学读完高初中。直到跟碧清认识之后,我才认真踏足那里的每一寸土地,聆听马六甲河水的流动之声,走在巷道,偷窥寻常人家的生活。
不过,我还是对这座老古城起不了太深的情感。但读碧清笔下的马六甲,那看似浅显的文字里,却深深埋藏着她对马六甲的执著,对破坏马六甲的人咬牙切齿,奈何文字始终不是匕首,无法一下子就刺中要害,也因此她只能在文字里,倾诉,劝导,用尽办法告诉你马六甲过去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发展而变成这样,然后又如何如何?
但这又如何?她到底是个平凡人,我们也只是一般普通读者,你说学者专家应该会来处理这些问题吧!然而,我们到底没有看到多少个有心人,是真正的用真挚情感,倾注在这座老古城里。所以,我跟碧清的对话常常是在无声的叹息里,喝着一杯茶或者开水,又吞回肚子里去了。
马六甲。世界文化遗产。三保山。这几个关键字,始终牵系着落叶归根的赖碧清身上。马六甲人或者大部分的华人,有几许是心系这些努力在记录地方掌故、历史的傻佬呢?也许有的,但不多。在马来西亚这个畸形的情境中,所有借鉴而来的一切,纵然是好的,但来到此地却有很大的可能被扭曲。庆幸还有文字,还有书,还有像赖碧清这样的人,把那些就要湮灭在历史尘埃里,被遗忘的地方、人物、故事,一件件罗列出来。
当然,这本书不像我上面文字所形容得那样沉重。毕竟这不是一本人类学家的研究论著,而是一本轻松的马六甲、芙蓉这两个地区的好去处的介绍文字。总结一切来说,我是先认识了欧阳珊,继而认识了记者赖碧清,接着又重新认识这位文史工作者欧阳珊。身为她的读者、编者还有朋友,我当然希望你能把这本书读完,并且多买几本。

(商余,9/3/2016)

2016年3月7日星期一

游牧与《演剧者》

冰谷【文坛烟雨】
游牧著《演剧者》封面(冰谷提供)

游牧的小说,以1988年出版的《演剧者》较含特色。这时候游牧的书写已经跳脱了“说故事”的浅滩。

游牧、萧艾、宋子衡、忧草,皆为武吉文学的前行者,他们都出生于30年代末期,而于60年代前后投入文学写作,比1922年诞生的王葛年轻了一甲子。这群作者虽没受过文学专科薰陶,却同时在小说、散文和新诗的啄磨上各显风华、展露姿彩,集合了较后的菊凡、陈政欣、叶蕾、方路等,敲响了武吉在马华文学上的钟声。

死后没见到哀悼文章

出生于1936年的游牧,祖籍福建永定,2002年因患肠癌逝世,他给马华文坛留下了6部作品,即小说《生与死》、《那些过去的》、《演剧者》,散文集有《游牧散文》、《风尘录》及《云思集》。他的处女作《生与死》面世于1962年,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收录了13个他早期创作的短篇。《云思集》则是他编辑好的遗著,由热心的叶蕾代为申请福建会馆文学基金的资助出版。
游牧为人十分低调,又不善于辞令,生平鲜少参与文学活动,造成他死后几乎没有见到哀悼的文章,文坛似把游牧的著作和名字都尘封了。而事实上游牧和忧草、萧艾3人的文章,在50年代即已出现,并且每隔三、两年就有著作面世,这证明了他对文学一路来都寄以无限信仰、高度追求和执著热忱。
个人认为,游牧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均各有优点,其中小说以1988年出版的《演剧者》较含特色。这时候游牧的书写已经跳脱了“说故事”的浅滩,而著重于现实内含的表达与华人文化传统的陈述,把小说融入了民族习俗的探索思考。虽然,纵观整本文集里的13篇小说,游牧对主题的着墨与对文化的挖掘尚欠深入,但已经是比先前出版的两部作品跨越了大步,加强了小说的潜在力度。

自己不自爱也是原因

以书中的短篇〈挥春〉为例,他对华裔文化的保存有所期待,而在《演剧者》书前〈自序〉作了这样的诠释:“……而我们世世代代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虽然把这块土地当他自己的祖国,为这块土地流出了我们的血与汗,但我们的文化却逐渐受到蚕食……也像我们的祖先带来的春联那样,在日渐褪色、日渐消失……。”
小说的主人翁每当父亲挥春时,自动帮父亲拉红纸,把写好的春联放石子压着晾干,如今对华裔贴春联的风俗日渐式微,从仅收纸墨费到挥春免费赠送,接受春联的人依然一年不如一年,直到那年孙子天真地问道:“公公,你想把春天挥掉吗?”他苦笑着,一面想:“是我把春天挥掉呢?还是你们?”这样的结尾,显然道出了华裔文化的危机,自己不自爱也是原因之一,这与华裔当前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消极态度极为吻合。而小说的结尾那句主人翁对孙子的反问:“是我想把春天挥掉呢,还是你们?”看似简单,却是笔力沉重,留给读者一个思索空间。
另一篇〈龙山镇〉作者提出了一个风水问题。以华裔笃信风水为描述骨干,主角阿坚伯认为因为有灵气磅礴的龙山,所以镇民得以安居安业、人才倍出。而英政府为了筑铁路而凿山,阿坚伯认为这样会破坏龙脉,将给龙山镇带来祸害,竟劳师动众筹款,在山下建筑一座神庙,吸取灵气以保安,最后阿坚伯却因山顶上建电视转播塔惊慌而一命呜呼。华人风俗在国家建设中的纠葛,也是一种习俗冲突,游牧显然企图以小说呼吁华裔对迷信的觉醒。
(游牧篇之一)

(商余,4/3/2016)

任抛心力作词人 ——小记龙榆生

【生活文学】 南乡子


龙榆生,名沐勋(1902-1966)。其在词学研究上,与民国时期的夏承焘和唐圭璋齐名。加上后来的詹安泰,成为民国四大词人。
这几位生于晚清,幼承传统私塾教育的词学大师,国学根基相当深厚。其中夏承焘曾念到师范学院、唐圭璋和詹安泰则大学毕业,唯有龙榆生一人,只到小学毕业后,就出来教书。然而其际遇却是非凡,从小学教到中学,然后大学。所遇的贵人有文字学权威黄侃、诗词大家陈散原、朱强村、郑孝胥、张元济等人,一时前辈文人,不论其所师从者,或友侪朋辈,对其往后词学钻究,均有很大助益。

词学研究建树

龙榆生在词学研究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8个面向,即: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
在其词学治学方面,都离不开这八个范畴,因此不论编词选、创生词刊、研究词学、创作诗词,或推广词作等,均不遗余力,故其毕生成就,亦在此。
参与汪精卫的政治体系
然而其一生被人苟病的是,参与了汪政权的政治体系,成为立法委员,并出任中央文学院院长一职。而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创立了《同声月刊》。因此,成了“文人从逆”的代表。为此,他也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
日本退出中国后,他在1946年以汉奸罪被判12年的有期徒刑。虽说2年后在各方人马的奔走解救后获释出狱(相对于被枪毙的陈公博与梁鸿志而言,算是轻判了),但其后半生却必须背着此一罪名及至老死。
因此文人从政,只是尾随政客摇摆,大多无所作为。龙榆生在汪伪政权时,至少知其所为,而只用心推广词学和创作的工作,并未深涉政治。但诗词专家的文化身分,却无法让他幸免于政治的漩涡之中。
任抛心力作词人,在其人生命途里,除了5年在汪政权任职被判12年徒刑外,1958年被柯庆施点名打入右派,可是3年后摘帽;1966年被造反派抄家,书稿文物均被掠毁,最后痛恨而亡。
“炎黄将斩宁非数,清白能留愿为灰”,世道滔滔,歧路之上难免会有一只又一只的亡羊,如被时人讥为“全身媚骨”的周作人,或曾经可以成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人物,结果最后却走成了一代汉奸的汪兆铭。是以,命运之路,其实是要走到半生之后,才能知晓真正的去向。

蒙羞垢耻

而龙榆生也只不过是一文人,如他所立的遗嘱,其中有:“文人结习,骄躁未除,旋蹈危机”,语重心长的,道出了自生性格与命运的结局。而在他青少年时,走向古典诗词的途中,应该不会想到,其路途的终点,却是要以蒙羞垢耻,了了终世吧?

(商余,3/8/2016)

玫瑰的名字 在台北与高雄

张锦忠【共沸志】
《玫瑰的名字》电影海报

那是1983年的事了。那年,《玫瑰的名字》英译本才在英国、美国上市,台北就有了海盗版。

1980年代初,我在台北上大学。彼时台北没几家英文书店——那恰恰是我在吉隆坡那些年华文书店的境况,甚至更糟。后来在植有枫树的中山北路,却“发现”了两家英文书店:金山与敦煌。
英文书店座落在离台大、师大很远很远的中山北路,显然跟早些年美国大兵来大正町六条通找吧女舞女寻欢时顺便买本书打发时间有关吧。
“金山”很像八打灵State的University书店,卖很多企鹅出版品。“敦煌”则主打美语教材与畅销书。那些年,畅销书都是台湾海盗版,多为硬皮本。等到畅销书不畅销了,就打折贱卖。我记得买过卡本特(Humphrey Carpenter)那本当年乏人问津的拓尔剑(J.R.R. Tolkien)传记,翻得津津有味。后来念研究所时修古英文,大概是受到拓尔剑影响。
另外一本敦煌的畅销海盗书——《玫瑰的名字》——我买的倒是新书,大概是受漂亮的封面所惑,要不就是被封底推文吸引。那是1983年的事了。那年,《玫瑰的名字》英译本才在英国、美国上市,台北就有了海盗版,可见有些东西,台湾颇跟得上国际脚步,即使在没有脸书的1980年代。

中译本错译多

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隔年我就大四了。那年修了李敞老师的翻译课——那门课只有4、5个人修,老师中英俱佳,学问好,但颇严苛,上课师生相看两不厌的情境不多。那门课期末要交一份译评。我的译评报告评的是皇冠版《玫瑰的名字》中译本。彼时没有301条款,出版商想出什么书就请人译,然后趁热上市,造就了台北的书香氛围,也没碍著谁。
那个《玫瑰的名字》中译本却是劣译品。我中英对照细读,读得火冒三丈。错译多不说,拉丁文遇到译者就自动消音。我的译评一个不小心写了20来张600字稿纸,可见错译之多,多到读者要吟〈钗头凤〉了。幸好现在坊间通行的《玫瑰的名字》中译是新译本。
那篇译评后来投给周浩正编的《新书月刊》。那时《书评书目》早已停刊,否则可能更适宜。但是《新书月刊》后来也停刊了,我的译评从此不见天日。我只来得及在那里发表一篇谈标点符号的短文。
我离开台北之后,还有敢上梁山的学妹修李敞老师的课,跟我要了译评参考;她大概是那篇译评唯一的读者;李老师没耐心看那么长的报告。

高雄放映电影
《玫瑰的名字》作者安贝铎·艾柯

在高雄念硕士班时,课余在学校的法语中心当助理,与法籍主管冯西屏(Cyprien Fontetieu)相处甚洽。冯西屏曾在新加坡的法国文化协会待过,认识陈瑞献,说起息坡旧事时常提到“那位画家”。他被派来高雄打天下,颇乐在工作。我们也一起做了不少事:印象派画展、法国电影海报展、薄酒莱品酒会等,但办得最起劲的还是法国电影放映会,冯西屏自己当放映师。
一日,不知怎么聊起《玫瑰的名字》,他说我们可以放电影版。那时,尚贾克·阿诺导演辛康纳利主演的影片甫在欧美推出,冯西屏竟已弄到一片,我们于是在旧文学院二楼语言中心教室办起《玫瑰的名字》放映会了。
《玫瑰的名字》作者的名字,当然是安贝铎·艾柯。

(商余,7/3/2016)

讨债

唐君复【极限篇】
       
老饶患胰脏癌,从外囯治病回来还是脸白唇赤,不见病情好传。一群老友都知道他时日无多,目前正在苟延残喘,拖延时间。
病重不见客,美其言说在休养,其实他借故逃避很多切身问题。关心他病情的同志来电话,他也是选择性的接听。
老陈借了一笔钱给老饶扩充医院,已逾期没归还,打电话又不接听,心急如焚。
说实话,老饶当官时,老陈遇到屋地棘手问题,是老饶邦老陈解决的。因此,他欠老饶一个人情。为了报恩情,仅以伩用方式将钱借出去。
这天,老陈以探病为由去老饶的豪宅,对女主人说要慰问主人。女主人让老陈在客庁等,她要去看病者状况适不适合见客。
老陈在充满药味的房内见到老饶,看见他病骨支离,神情迷糊,今朝讨不回钱,再下去就泡汤了。
老陈呼叫两声; “ 老饶,老饶,认得我吗?”
没反应,才从医院回家不过两天,怎会迷昏不醒?是不是知道债主来讨债,故作弥留,避债?
老陈自言自语跪下双膝说:“当初 站着将钱借给你,如今我跪着向你讨。现在就看你有没良心将钱还我?如不还也罢,就让这二十万令吉当帛金送给你,让你一路好走!”
狡猾多端的老饶听了,清醒起来,几乎要起身说声谢谢。但是,他的动作被醒目的妻子及时压住,使他的激动情绪又缓和下来,继续装作不省人事。

(南洋文艺,8/3/2016)

一个缅甸青年之死

方路【散文】

一个缅甸青年穿件底裤,倒在午夜马路血泊中。
可能获救,或许已毙命。
我在17区夜市听卖水果的妇人说起昨晚这件命案。她说不认识这个缅甸青年,一般上华人不会和缅甸人参在一起,他们在茶餐室打完工,喝了酒,经常闹事,华人看了不喜欢。缅甸人,有缅甸人作息方式,喜欢群居,可是又喜欢闹事,他们闹起事,经常打架,不过,他们不会惹华人,即使生活在同个地区,同个环境,他们对华人,很少起冲突。
妇人说,有一次,印度德士载着缅甸客人,因跳表收费引起争议,在路口吵起来,最后司机从车后厢搜出一根木棍,朝客人的头敲下去,客人倒地昏眩。德士打了人,害怕起来,要目击过程的妇人做证,是缅甸客人先动人,可是妇人说,没法做到,不是害怕给人谋害,但要做假证人,心里不好受,通常华人不会无端端出卖缅甸人。
这次缅甸青年倒在血泊中,而且只穿件底裤,满身浴血。
卖鸡粒炒饭的小贩说,这次不知是谁下毒手,看样子是要青年的命,右腿砍断,砍断脚不会死,可是砍到大腿的动脉就没命。
小贩说,缅甸青年是拉天花板电线的,平时在夜市,替档主拉电线,驳接插头,忙上忙下,对电线技工熟稔,平时看起来不像恶人,只是右手臂有佛像刺青,还有半条龙,藏在衣服内,看上去,有帮派感觉,但他喝茶时,通常都穿件长袖灰色外套,要是不注意,不会看到手臂上的图案。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佛像或龙纹有关,带来杀身之祸?”
“缅甸仔喜欢绘身刺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炒饭小贩说,他听顾客议论纷纷,缅甸的龙,很多和佛教有关,刺青肌肤上,不容易清洗。这次倒在午夜马路,赤裸上身,只穿件底裤,看到赤身的手臂绘上佛图和龙纹的右腿。
这宗血案,不知是和宗教或桃色有关?

(8/3/2016)

文字镶嵌图

亓亚籽【文学观点】

歌德说有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而周振鹤也说:“所有的大智慧都在轴心时代被东西方的大哲人说尽了,我们至多只能老老实实地卖弄一点小智慧而已”(注)。两句“而已”“未必尽同”,却有可供同时接着“加以思考”之处。

由此推想,灵感这“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点子,无论多么新奇,不外是大千世界这个庞大储存器里,沙数成品的零件之一。后人的思路因为天性牵引或因缘巧合,与先行“思考者”及“哲人”的智慧结晶碰触迸出了火花。这火花,可能引亮一个小疑惑的灯芯,火光照亮了某个暗角,那人喜出望外拐个小弯走出眼前的困境,便与“它”擦肩而过。这火花也可能引力不小,爆发力十足,结果炸开一座研发的大矿藏,为人类的进步留下创世纪的瑰宝和烙印,“他们”隔空相惜,成了神交知己。

后人不就是由于有幸碰上先哲留下而继续增生变迁的老课题,心生好奇“重新加以思考”,再“卖弄一点小智慧”,而有了新创见的吗?

有着悠久历史的“镶嵌画”,用现成彩石、陶瓷块、金属片、玻璃板、贝壳等器料组合嵌成。“文字镶嵌图”则是以“值得思考”、“被人思考过的事情”及“在轴心时代被东西方的大哲人说尽”的“大智慧”替代彩石、陶瓷块、金属片、玻璃板、贝壳等为器料的图话。后来的“再思考”者通过明引暗引,借助“思考者”和“哲人”之智慧睿识,拌和个人思想风格,揉成之作。他们求变求新之际,不忘器料浮现的初衷本真,持好思维原始码的钥匙,试图开启另一道门,去变革形式,改进内涵。

再思的工作,可以装饰或点缀人类生命的壁墙走廊、心灵的课室殿堂、精神高地的天花板、思想散步的甬道。借助巨人臂膀的托举,和续登“鹳雀楼”二或三层,有同样收获。王之涣,穷千里之目见白日依山尽的远景,后人则可以如登山观日出,在高处望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太阳升起的地平线悄悄挪动的壮观。

衰落振兴冲突融合不断交替。借助睿识和智慧的互联互通,可以缩短人类在不同时期,但类似的重复的,波特莱尔诗中的〈异乡人〉——不知祖国位于何方……——那种无奈苍凉患病般的周期。借助巨人臂膀的托举,借助睿识和智慧的互联互通,人类怎么可以不越来越清醒呢?愈来愈多的人逐渐越清醒才越能避免人性退化,才能持续推动时代面向博爱和希望。沈观仰说,“一个太清醒的人,即使在自己的乡土,也注定做异乡人”,是因为他的时代落在他的理念后头,而他又那么早离去,使等待和不等待都同样令人惋惜不已。

注:引自周振鹤〈“百世可知”与“未必尽同”〉《明报月刊》2010年8月号页70–71。

(南洋文艺,8/3/2016)

是非世界

周天派【诗】

不是我太胖,是这个世界太枯瘦。
不是我太慢,是这个世界太荒谬。
不是我太老,是这个世界太傲娇。

不是我太嫩,是这个世界太油条。
不是我太小,是这个世界太浩渺。
不是我太笨,是这个世界太矛盾。

不是我反对,是这个世界太绝对。
不是我善变,是这个世界太乡愿。
不是我刁难,是这个世界太靠北。
不是我倔强,是这个世界太狗腿。

不是我漂亮,是这个世界太多神。
不是我善良,是这个世界太邪教。
不是我沉默,是这个世界太喧嚣。
不是我爱错,是这个世界太乱七八糟。

(南洋文艺,8/3/2016)

关于“没有论述” ——回应林韦地

黄锦树【文学观点】

有心的不必教,他们自己会找正确的书读,不会错过该听的演讲;没心的没法教,根本无法进入状况。这道理和爱情一样,勉强不得。

针对我6/1/2016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的随笔〈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中提到七年级/八字辈“没有论述能力”,林韦地显然很介意,1月8日在面子书写了长篇回应之后,更整理成文章刊在2月2日的《南洋商报·南洋文艺》。我在1月6日及之后的数日都曾回应过他的质疑,但我的解释看来并不能让他释怀。这篇小文章再度补充整理一下我的想法。

1,韦地认为我“打脸的对象超广泛,从1972年到1990年出生的大马‘文青’们,到马来西亚各中文系的老师和毕业生,和马来西亚留学国外的中文系博硕士们。”他认为我对他们“打脸”。但我认为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这意见也是和大马出版界/文坛的朋友、台湾学界的老友商议后得出来的,也得到黎紫书、龚万辉文章的证实。会把描述看成是批评,显然身在其中的韦地并不认为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照正常的逻辑,他应该要举出反证的,也就是要举出他们这一世代有代表性的论述者、代表性的论述,来反驳我。但他没有。没有,其实也等于间接承认我们的看法其实是对的,韦地只是不想承认,或明知如此却心有不甘。
    我的描述会被当成批评,这现象本身就是个症状。

2,他进一步的追问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教出一个(弟子),与之匹敌”这问题其实很无厘头。
我自己在暨大教书,多年来研究生中不乏来自大马的,资质稍佳的都对马华文学没兴趣,也没什么认识,我也没法勉强;硬去做的往往惨不忍睹,有的连最基本的作品分析能力都没有。
身为教师,往往也只能“因材施教”。
研究所的课除了带读部分理论之外(其实我自己也是自修的,见《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的自序),就是给学生看大量的论述个案,尤其是美国汉学界多年累积的成果(譬如刘东编的那套)、中国大陆顶尖学者的论著,及少量台湾土产。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陪学生阅读(读书哪能教啊),引导他们怎样读论文,如何审察问题的提出、展开,问题成不成立、提问时用了哪些预设,作者运用了怎样的文本策略等;不同的个案有怎样的长处短处,不同的作者的文风及其论述风格的长处短处(譬如王德威、陈平原、汪辉、刘禾等各自的特色和陷阱);我的基本预设是,论述是经由学习模仿而来的,多揣摩,自然能得其形似。
举例而言,陈平原学生的论文也几乎是陈平原体——同时继承了他的长处(穷尽原始资料)和短处(芜累,难以更深入论题本身的幽微处)。我想那样的训练对学生应该是有帮助的(我知道,有的老师习惯给学生大量阅读他自己的论文,以让学生更像他),如果学生有心,“转益多师是汝师”,但学力还得自己下功夫。能否从名师的牢笼脱身而出,又是另一门大功课了。
有心的不必教,他们自己会找正确的书读,不会错过该听的演讲;没心的没法教,根本无法进入状况。这道理和爱情一样,勉强不得。
因此韦地的问题其实应该是,为什么他们这一代对文学论述没兴趣? 这回题我早就反覆谈过了,那不是这一世代特有的问题。包括〈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甲午岁末小杂感〉、〈自己的文学自己搞〉及《蕉风》509许通元的访谈我都很感慨的谈过——没有论述本来就是常态。在革命文学的年代,除了铁抗、周容等少数有识之士外,马来半岛多的是中国革命文学的余唾;其后,现代主义者稍有建树,但也就如此而已。有自己的论述,谈何容易?
早期留台人之不论述马华文学这现象,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中西大小传统都太多吸引人的学术个案了,谁会去垂青杂草般的马华文学?
写作的人,稍有能力者,谁不想努力离开马华文学——李永平和黎紫书不过是指标性的个案。

3,我们这几代的留台人都不是文学天才,但真的可能是流星。民国垮掉之后,弱小得多的“台湾”是否还能怀有“中文文学共同体”的心眼格局,我很悲观。

4,“要得到马华文学这身分的认可,是要先通过国外的美学标准,于是我们的文学就永远是在其他华文社会的下游。”
马华文学作为“下游”那是没办法的事,这问题我也多次谈过了,马华文学可能永远也构不成一自主的文学系统(甚至远不如香港,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学者群和民间学人共同护卫),相关学者、刊物、好作品和基本文学阅读人口都太少。哪天如果花踪熄灯,马华文学的脸可能就要黑掉大半。很多人的关注,还是奖。它像灯,让某个名字亮起来。这是可悲的社会现状,很难改变的。

5,“马华文学最大的问题不止是有没有文学价值,更迫切的问题是它没有经济价值。”
前一个问题一直都是个问题,但后者其实不是。如果不是因为喜欢文学,如果不能安于小众(极少的读者,多数是朋友、同行),马华文学连存在都成问题的。台湾文学也一样,如果一心想要“有经济价值”,往往就只能是“中品文学”,甚至更低一点的。
那样的左顾右盼,多半会顾此失彼。

6,〈秋河〉的叙述语境是朱宥勋访马。我也没说朱宥勋的论述有多好,但连有那样基本训练的马华同代人竟也可能没有。彼时张锦忠原建议找已然退出江湖的“陈雪风的克星”五千文出马,因为“这姓朱的小子蛮牙擦的。”

3/2/2016

(南洋文艺,8/3/2016)

2016年3月2日星期三

“铸造南洋文艺”

“铸造南洋文艺”:
一个《南洋文艺》编辑的经验与尝试

张永修(《南洋文艺》主编)


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早期在新加坡编辑与印刷,在马来亚则设有办事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两地华文报刊开始分家,新闻版很快的就有了自己的面貌,不约而同的以国际与本国新闻作为主要的报道内容。在过渡期间,本地副刊依然延用新加坡出版的内容;大约直到70年代,两地副刊才真正分道扬镳。

南洋商报沿袭马华华文报章传统,在创刊之初即已增设副刊。多年来出现过的副刊名目繁多,包括《新生活》、《余杂志》、《文艺周刊》、《文艺三日刊》、《狮声》、《学生文艺周刊》、《南洋文艺》(战前短暂出现)、《今日文学》、《读者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园地》等等。曾主持过这些副刊编务的编辑也人数众多,较为知名的包括:曾圣提、姚紫、连士升、杏影、完颜藉、锺夏田、陈思庆、柯金德等人。

现今的《南洋文艺》,大概是南洋商报诸多副刊中,沿用最久的纯文艺副刊刊名。它创刊于1985年,首任编辑是之前编《读者文艺》的锺夏田,其后接的有柯金德等。我则是1994年起主编《南洋文艺》至今。

早在1929年,我们的先行者曾圣提已在他主编的《文艺周刊》上主张,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作为《南洋文艺》的编者,我觉得铸造南洋文艺,依然是编者责无旁贷的事。然而我所谓的铸造南洋文艺,已与曾圣提的意思有所差别。曾圣提更多是侧重在文学作品对本土现实的书写上,( 可参阅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董总,1986)。反而方修批评曾圣提所企图反应的现实,“多是一些琐碎的非本质的东西”。见页84。)

本文仅就一个《南洋文艺》编者的经验,谈论2021世纪之交,马华副刊的编辑路向。略经回顾与梳理,过去20年来,我在《南洋文艺》编辑任上铸造南洋文艺的尝试,或可分为以下四点:
一、 为马华作家塑像
二、 推动马华文学评论
三、 阶段性整理马华文学史
四、 鼓励文学与时事的结合

以下将逐一述之。

一、 为马华作家塑像

相对于获得国家关照的马来作家,以及处于中华文化圈中心的中港台华文作家,处于边缘小国、以非官方语言写作的马华作家,似乎注定不会获得任何主流单位的特别重视。虽然作品的发表是作家向读者证明其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在个人部落格与社交网络远未普遍的上个世纪90年代,作家作品也只能以散见于各报副刊的零星方式出现。因此,作为马华文艺副刊的编辑,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我们的作家被看见。要让一个作家更立体的出现于平面媒体的方法,莫过于将他们的著作,结合评论他们的文章、访谈、印象记等,集中在特辑里刊登。作家专辑的制作,如同为作家塑像,可以加强读者对他们的关注与认识。为作家作专辑,在过去的马华副刊中颇为罕见,而这是我这20年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

我接编《南洋文艺》之后第一个制作的作家专辑,不料竟是向商晚筠致敬专辑1990年代中期,商晚筠正式结集出版的小说只有两部,即《痴女阿莲》和《七色花水》,然而这两部作品却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使她被公认为当时马华最出色的女作家。1995621日商晚筠骤逝,我627日起即推出【向商晚筠致敬】的纪念特辑。此特辑维持4期,刊载她尚未发表的最后一篇已完稿的小说〈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与散文〈码头、咖啡、心情和夜〉,及朋友们的悼念文章。

其后,每当有作家逝世,《南洋文艺》多数都会制作相关作家的纪念特辑,向他们作文学的告别会。这么多年来悼念过的作家包括雨川、游川、何乃健、端木虹、征雁、周清啸、路加、黄润岳等人。然而,这其实是我最不愿意作的一类作家特辑。

 打从给商晚筠制作纪念特辑起,我就觉得,我们不能等到作家去世了才给予关注,我们需要更早的珍惜我们的作家,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奉献于马华文学的前辈作家,我们更应该及时给予肯定。因此在1996年中秋节期间,我连续制作了4个【但愿人长久】特辑,给予4名前辈作家关切与祝福。这些特辑包括:方北方《大河的水声》,宋子衡《消沉就是我快乐的一部分》、姚拓《现代文学的摇篮手》,原上草《两肩雪霜·一囊风月》。这4名前辈在5060年代都是活跃一时的作家,著作颇丰,可是当时几乎都已停笔。次年,《南洋文艺》再趁中秋继续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制作了潘雨桐《有人说你是杜鹃》、温任平《惊喜的星光》、梅淑贞《是留抑去,众灯皆黯然》。这三个正当盛年的作家,同为70年代马华文坛令人惊喜的星光,但到90年代中期,除了潘雨桐持续有文章见报之外,其他两人皆已消隐多时。
除此之外,《南洋文艺》亦趁每年的66日国际诗人节或端午节,制作【诗人节特辑】,除了作较具规模的诗展,也制作个别诗人的特辑,企图突显不同流派与背景的马华诗人。若以年龄分,曾在《南洋文艺》诗人专辑里领略风骚的诗人如下:

资深诗人:东马拉让江诗人吴岸、马华第一首现代诗作者白垚、60年代现代诗写手艾文、写实主义诗人唐林。

中生代诗人:神州诗社诗人李宗舜、抒情政治诗人黄远雄、东马砂拉越星座诗社诗人谢永就、学者诗人李有成、浪漫诗人小曼。

年轻诗人:方路、陈强华、翁弦尉、辛金顺、邢诒旺、林建文、木焱、谢明成、李恒义eL、马盛辉、周天派、戴大伟等。

在累积多个作家特辑的制作经验之后,我寻思着文学副刊或许也可以效仿英文《时代》杂志,每年新年首期,选出之前一年的风云人物作为封面人物。这个构思后来就落实成了【年度文人】专辑。

【年度文人】专辑从2002年起,逢农历新年开年第一期的《南洋文艺》推出。第一位年度文人,我选择的是一向不被放在纯文学的范围中讨论的资深报人张木钦。张木钦1961年即加入《南洋商报》,前后服务了31年,1992年退休时的职位是总编辑。他80年代出版《民族先锋之歌》一书,讲述马华公会党争之事,甚受关注。张木钦向来只被当成报人而不是马华作家,然而,90年代初他为南洋商报《妇女》版写的专栏神男仙女,及在《商余》版专栏探花亭写的旅游小品,却文采风流,别有韵味。在《言论》版,张木钦还有一个不少读者追看的专栏见虎烧香。有鉴于张木钦言论与文艺之笔仿佛皆是信手拈来、皆成律度,风格不拘一格,因此便将辑名定为江湖第一笔。此辑过后接获许多正面的回响,尔后不少人在介绍张木钦时,都以江湖第一笔称之,或受此影响。(同年,张木钦获得第四届(2002年)文化协会颁发文化奖。次年,我以《南洋文艺》“张木钦:江湖第一笔”特辑获得黄纪达编辑(副刊)优胜奖。目前,张木钦的部落格文章,也第一时间在南洋商报刊登。


之后两年的【年度文人】所选的都是曾经令人惊艳,但当时却极少、或几乎不再创作的女作家,分别是方娥真与林若隐。两人的共同特点是神秘与低调,前者隐于香港,后者隐于吉隆坡。辗转与她们取得联系之后而得以完成的【年度文人】特辑,使读者多年后第一次有机会知道她们的近况,或再有机会阅读她们的诗文。

【年度文人】自第一期起至今,不曾中断的制作了14名作家的特辑。所选作家都各有特色。有些是那个年头风头特别强劲的作家,比如在台湾编选《马华当代诗选》而引发论争、过后又陆续出版好几本个人的诗与散文集的陈大为,在面子书上带动诗歌创作运动而引发极大回响的陈强华,频在台湾得奖与出书的小说家贺淑芳;有些是那几年间创作特别丰盛的作家,比如书写大量有关照料患病父母的散文、不落俗套而感人肺腑的许裕全,及用多重身分进行不同题材创作的沙河;也有许久未有特定文体见报的作家,比如善于以小说游走于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小黑;还有一些长久奉献于马华文学事业的作家,比如一辈子从事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马汉,因专业关系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兼又关注环保议题与佛学思想的稻田诗人何乃健,从事工程却又长期跟随文学的脉搏、紧紧掌握他风雨中的一支笔的文学评论者张光达,曾任国家安全部书检查官的女作家陈蝶以及积极从事极限篇写作,极之关注文学动态,甚至主动将具有史料价值的剪报,特别是《南洋文艺》的相关文章剪贴成册,自费复印,并分赠给学校和作家朋友的雅波。(雅波专辑在2013年推出,次年,雅波不幸逝世。【年度文人】特辑所给予雅波的肯定,无疑更显得及时与有意义。

《南洋文艺》这20年来尝试为其塑像的马华作家,大约不下50位。一些特辑在制作过程中难免遇到阻碍,有来自报馆内部的压力,也有作家联络的困难,亦有寻找合适评论者的不易。这大概也是另一种意义的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了。

二、推动马华文学评论

一部经典之作,即使缺乏评论者的关注,可能依然不减其作为经典的价值。然而,一部作品——姑且不论它是不是经典,若能得到专业读者的评鉴,则将有助于作者与一般读者更好的认识到其优与劣,因此也更有可能看到作家的存在。理性的评论作品,可能是更为有效的 回应1990年代初经典缺席论争的一种方式。

1995年初,我开始策划【文学双月点评】系列。所谓双月点评,即是两个月一次,请专人分别针对在《南洋文艺》发表的诗歌、小说、散文三个文体,进行点评。这个系列从该年44日推出,至次年58日结束,前后约14个月。关于点评人人选,我选择来自不同流派的作家,老中青都有,每组人选不重复。资深作家包括:吴岸、陈雪风、唐林。中生代有:何乃健、唐珉、陈蝶、赖瑞和。年轻作家有:刘育龙、黄锦树、李天葆、辛金顺、庄若、张光达、林幸谦、陈大为、林建国。

在其中一期的【双月文学点评】中,黄锦树的文章〈两窗之间〉,针对林幸谦诗作过度泛滥的文化乡愁提出批评。过后林幸谦以〈窗外的他者〉一文反驳自辩,又引发黄锦树的回应〈中国性,或存在的历史具体性〉。这就是过后一场中国性与去中国性、或较后称之为马华文学断奶论的讨论的开端。林幸谦与黄锦树的回应文章,我皆以特别的栏目【文学观点】突显之。
【双月文学点评】开启了《南洋文艺》后来持续沿用、以刊载论述性文章的评论栏目【文学观点】。其后南方学院文学馆设立建议、马华文学大系编纂问题、陈大为《马华当代诗选》内序引发的文学视角问题、评论方北方的论文所引发的文学研究与道德问题等等评论文章,《南洋文艺》皆以【文学观点】来标识。这个栏目至今仍然存在。
实际上,推动马华文学评论,是我贯彻始终的一项努力。即使在制作作家个人专辑,我也不曾仅是被动的展示作家的作品,而是特约专人,针对该作家的特定文体创作、抑或总体文学成就,作出评论。

三、阶段性整理马华文学史

史料的展现、累积与保存,对南洋文艺的铁塔之成形,对读者是否能看见马华文学,极为重要。

【马华文学倒数】系列,是我为马华文学进行阶段性的总结的最初尝试。我以马华文坛惯用的字辈,按出生年份将作家分为几个字辈,继而邀请专人对整个字辈(某个十年内出生)的作家的文学表现,进行整体的评述。诚如黄锦树所说,这样的点评检阅可以看作是微型的文学史,是往后文学史写作者的重要参考 黄锦树此言其实是不满于评论者陈婉容对旅台六字辈作家的忽略而发。

【马华文学倒数】是一个颇为庞大的系列,它开始于199411月头,跨年到19953月杪结束,长达5个月,共21期。这个系列从当时最年轻的七字辈作家开始介绍与评点,接着倒着介绍六字辈、五字辈、四字辈及三、二、一字辈的作家群。除了三、二、一字辈的点评人是邀请史料工作者负责之外,其余的字辈点评人都是邀年长一辈的作家负责。

其后较大型的整理马华文学史的工作,是【80年马华文学】与【马华文学90年】系列。

191910月,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文学的起点。到了1999年,刚好进入80年。80年来马华文学发展状况,是时候做个回顾和梳理。因此在199910月,《南洋文艺》推出了5个特辑,分别访问5马华史料工作者与研究者,包括有马华文学史料整理第一人之称的方修,研究战前马华文学史的著名学者杨松年,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时期的见证人兼前《蕉风》主编张锦忠,以及在大专院校进行马华文学研究的庄华兴和许文荣。

十年后,我有机会在2009年再次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因此我想著重后来的十年情况,因此以近十年的发展作为【马华文学90年】的探讨重点。讨论范围包括近十年的副刊、近十年的杂志、近十年的本地出版物、近十年马华文学在台湾的情况,还有近十年去世的马华作家。
除了涉及时间较广的史料回顾与整理,《南洋文艺》也尝试从历史中翻寻出已被人忘却的优秀作家。这就是【出土文学】系列的由来。编辑【出土文学】系列的重点,主要是挖掘被时间埋没了的前辈作家优秀的作品,让后来的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评价,重新认识他们,或更新对他们的记忆。

需要“出土的,不一定是已入土为安的已故作家。20066月推出的第一期【出土文学】,做的就是尚建在的诗人张尘因。张尘因是老报人张景云早期的笔名。后来的读者多数只知道他是报馆的主笔,却不知他其实也是出色的现代诗人,还出版过诗集《言筌集》。将其诗人的身份与著作出土,确有必要。

接下来在【出土文学】中出现的,则真是那些已故的作家,包括战前小说家铁抗(郑卓群)和以《烂泥河的呜咽》闻名的首任《蕉风》主编方天。次年,出土作家包括195060年代出版《雨天集》的现代派诗人兼报人杨际光。

除上述几项阶段性的史料梳理工作之外,《南洋文艺》每年都特约专人整理与评析之前一年本版的文学表现与动向,是为【年度回顾】。《南洋文艺》是现今马华副刊中,唯一进行这项工作的。【年度回顾】自1998年发起,至今持续经年,未有中断。这十多年来的年度回顾文章若结合起来,未尝不是一部《南洋文艺》版的马华文学简史

四、 鼓励文学与时事结合

文艺副刊既然作为报纸的副刊,理应具备一般文学杂志所缺乏的时间优势。我认为,作为一个日报的副刊(虽然如今本版刊期形同周刊),《南洋文艺》可以主动策划与本国/世界时事课题紧密相关的特辑,以彰显一种现时主义的文学,并刺激文学的“活力”。

这些年来,《南洋文艺》所作的特定课题特辑,包括: 2012民间反对澳洲莱纳斯公司在彭亨关丹设立稀土厂的【文学反稀土厂】特辑; 2009华社反对吉隆坡百年老街多排店铺建轻快铁计划而被逼拆除的【走过茨厂街和苏丹街】系列; 2010回应四川地震的【问候苦难大地】;2008 回应海啸的【向灾场献诗】;2006反战特辑 【以诗抗战】;2003爆发非典型肺炎事件的【非典型诗展】;以及1999 立百猪事件等。


结语

许多讨论马华文学的人都认为,马华文学的命脉,是与文艺副刊紧密相连的。而1990年代以来,文艺副刊本身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以下《南洋文艺》为例,略为整理这20年来本版版位篇幅的变化:

1994年至2004:每星期两期,每期一个大版(四开本)。从黑白到彩色,或时彩色时黑白,或半彩色半黑白。

200411月起:基本上版位数量不变,从两期两个大版变成两期各两个小版。20074月起:改为一周一期,2小版,彩色。刊期减少了一半。

2008年起至201011月初:一周一期3小版,彩色

2010119日起至今:一周一期2小版,彩色。

文艺副刊版位逐渐缩小,《南洋文艺》的情况并非个别案例。即使是以花踪作为文化宣传的星洲日报,其文艺版也从一个星期一期两个对开大版,到一星期一期3个小版。马华报馆对文艺版的重视远不如前,从文艺版篇幅之缩减,可见一斑。

进入21世纪,网络时代到来,不仅抢夺了传统媒体——包括纸媒、电台、电视台的经济资源,还给作者提供了电子世界更广阔、更不受(编辑)管束的空间。有人觉得网络的出现,对文艺副刊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但从我的编辑经验而言,网络再多的写作空间,不会阻碍现有的以副刊为主要发表园地的文学的发展。反倒是报社对文艺价值的轻忽,文艺版位的萎缩,才会是直接影响马华文艺往后的生态与面貌的主要原因

(《暨南学报》2015年第12期)





2016年3月1日星期二

老战友孟沙

锺夏田【满庭芳】

说孟沙是老战友,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我和他都是为《南洋商报》打拼了30多年的老同事;其二我们也是共同搞作协,搞了超过20年的老同志。有这些渊源,称他为老战友,谁曰不宜?
说起孟沙,很多人都知道他有少爷脾气,也很顶他不顺。老实说,作为老战友,如果没有包容心,也是很顶他不顺的。有些作协的同僚,原本是他的“心腹”,但因了他的脾气,逐渐变成“心腹之患”,最后还成为“心腹大患”,这为他往后寻求连任造成很大阻碍。然而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对创立作协的贡献,是不能蔑视的。
在大马文坛,孟沙与杰伦、端木虹齐名,称为南马三剑客。孟沙是昔加末人,60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深造,和杰伦同读中文系。他不同于杰伦的贫苦出身,可说是富家子弟。杰伦在韦晕鼓励之下,拿着仅有的200块钱,就冲到新加坡,一边读书,一边写稿,好在《星洲日报》当时的〈星云〉版编辑林建安赏识他,叫他多用几个笔名发表文章,筹集一些稿费帮补日常生活。但这究竟不是长久之计,读了一年,便因学费无着落而打道回马。
在南大中文系,孟沙是高材生,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在校期间就以诗名世,而毕业后更向散文、小说、评论等领域进军,也颇有成就。据知,孟沙毕业后即到马口启文中学任教,由于文名甚著,很得学生爱戴。他的学生中,有一叫吕晨沙者,是早慧诗人,两师徒共驰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编〈绿野〉,筹办作协

我与孟沙还有一位已故的傅孙中,同期考入《商报》,能在千多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真不容易。不久,报章副刊必须本地化,孟沙有机会主编一个地方版的文艺副刊〈绿野〉,这是他深入涉足马华文学运动的开端。〈绿野〉副刊虽不长久,但孟沙的名气已散开,而在这期间,孟沙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成立了一个叫“青春出版社”的组织,还出版了一本名为《青春献歌》的诗集。
70年代初,我从马六甲调回总社,接编〈读者文艺〉副刊,一次与杰伦、孟沙的闲谈中,不知谁提到筹创一个写作人组织的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但须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出来领导。正在主编《建国日报》文艺副刊〈大汉山〉的原上草,是我们属意的人选,我们亲自登门拜访,原上草很爽快的答应了,于是筹创的工作便展开。
筹创期间遇到很多困难是预期的,有人反对,并展开攻击,也是预期的。原上草和孟沙为此中了很多子弹。我们一方面跑透全马主要文化城镇,做联络和说明的工作,一方面要应付一张小报几乎每期都有的攻击,我们并没有倒下,并在时机成熟时订下正式成立的日子。之后虽然还有一个“申请庭令,阻止成立”的小动作,但并不能挡住前进的大潮。

中风而致半身不遂

这些都是天宝年的旧事。今天的孟沙,因为中风而致半边身体不能灵活运动。最糟的是,损伤的头部神经线影响了他的思考能力,以致连写一篇短文也成问题。在这一点上,冰谷与江上舟要比他好很多,起码他俩还能发表文章。但老战友还够硬朗,他的厚达400页的《孟沙选集》,已在密锣紧鼓筹备中,相信年内可以出版。衷心希望他能凭着坚强意志力,重获健康,重提彩笔,为人间多涂几块颜色。

(商余,27/2/2016)

空椅子

勿勿【极限篇】

连日烟霾,今晨才稍见阳光,多天没晨运,全身的细胞已经在骚动。
一转入公园入口处的小斜坡,不由望向路旁一栋平房。矮矮的旧式木屋,没髹上漆料的木板墙绣满暗绿的苔痕,简陋的屋廊下那张老旧的藤椅,空荡荡地在寒风中瑟瑟。
Good Morning! 早安!
以往,我一踏上这条小径,亲切的声音就会从这椅子上传来,一个老汉扬了扬手,脸上堆满笑意。
有时,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又急不及待地连忙以粤语道了声:早晨!
每天去晨运都必须经过这里,同样有问安的声音,几乎每个经过的人都得到同样的待遇。老汉一大早就闲坐在那儿,向过路人一一问安,这仿佛就是他的职责。但没有人会停下来和他寒暄,大家都匆匆而过,我也只是向他略为点点头,扬扬手。直觉告诉我,这位老汉太寂寞了,是独居者?家里无人交谈?可是有时我会看到有一两个年轻人进出,也不和他打招呼交谈,老汉总是落寞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渐渐地我擅自以他为主角,杜撰他背后的故事,揣测他的心情和想法。
这些天不见人,该是病了吧?我心中自我解答,但几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那张空椅子依然在迎风抖索。是搬了家?我不禁停下来,伸颈向屋内张望,屋里似乎有些动静,我渴望他会出现,但没有……。这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竟然这么在意老汉的存在,在意他那一声早安,缺少了这些,心中空荡荡的,就像那张空椅子……。
唉!我才应该是那个寂寞的人。

(南洋文艺,1/3/2016)

咏物

邢诒旺【诗】

1.
我的吉他
轻如无意
传花粉的蝴蝶

我的吉他
轻得漩涡
只剩涟漪

我的吉他
你也是锄头
我也是农夫

一首歌
一座坟

我的吉他
埋入怎样的心
爬出怎样的物

2.
吉他有洞,就像人有心吗?从它的洞,可以看见自己的心吗?

洞上若有弦,就在断裂之前震动;洞上若无弦,就敲一敲,门或鼓般的空空。

(南洋文艺,1/3/2016)

【丙申年文人特辑:菊凡专号】3

远去的乡镇
菊凡【小说】
菊凡(游嵎荏摄影)

秀美心中明白,不管叔叔婶婶们如何坚持,不愿搬迁,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何况参与发展石油化工业的国内外石油气大财团,和来自本国高官贵族的大财团,资本雄厚,世界从来就不曾有弱势的贫民可以顶得过财力雄厚的压力。

一早起来,太阳还未露脸,秀美脸都还没洗,就走到边佳兰小镇海边望着大海,好像在期待亲人的归来。面前这一大片海滩,以前是一片清洁温柔的,常有附近的小孩在晨光照耀下追逐笑闹;秀美遥望着爸爸在辽阔的海面一荡一荡地划着小船,慢慢地靠近了,更靠近了;于是海边的孩子们便会大喊,回来了,叔叔回来了!舢板嗖的一声,趴在沙滩上,爸爸从舢板垮下来,手上拧着一个鱼篮,三几条鱼腮儿还在张合着。清澈的海水,从海面一层一层地推着微微的波纹,向沙滩温柔地轻轻地爬上来又退回去。不远处,一艘可载12人的摩托小船迎着风沿着海滩一掠而过,引起了小小的波浪,冲上沙滩来,淹盖了孩子们的脚板,小脚接着随水流陷入软绵绵的沙里。秀美牵住爸爸的手,另一只手抢过爸爸拧着的鱼篮,太重了,一下子就滑落在地上。爸爸马上说:你不够气力,拿不动的,我来我来。
那一幕,大约是50年前的光影了。那时爸爸只是28岁,年轻力壮。他请朋友帮忙,把一根根从山上砍伐回来的野棕榈树干,费尽力气地在海水中树立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建立起一间简单的奎笼(kelong),末端建了一座大约长20尺宽18尺左右300多平方尺,海底插这一排木林,向着海潮流过来的方向伸展,好像是老朋友张开双臂欢迎友好的人一样,没脑的鱼儿,顺水流游进来,就不会顺退潮溜出去,而只会往中间潜藏着的一张可靠活轮拉上或放下的网里钻,每日依海潮的涨落而上网,日后一家就靠这奎笼打捞一些生活费。边佳兰海岸水不太深,大鱼群很少,平日依靠海流的大小,或多或少爷爷有些许的收获。就这样,一家人过着简单朴实的日子。
边佳兰的居民终日勤俭劳碌,经过一个世纪多甚至更长久以来,秀美的祖辈们一代一代地在边佳兰这荒芜的地方,一刀一锄地把一片片丛林野草开发成良田沃土,大家有了安身立命之所;镇上人口由30到50;从50到100,有的是祖先从中国南渡而来;有的从印尼移居过来;有的是本土从小孩到成长,它们不分语言肤色,混杂居住在一起,他们指手划脚以便诠释互相听不懂的话语;他们互相帮助表示友爱;他们坚强一同奋斗;他们一代一代,老的走了,年轻的长大了,直到今天许多居民已是祖传五代或六代了。在这美丽的乡镇上,因而留下了许多和谐、友爱、勇敢、温馨的故事。历代以来他们同舟共济,风雨同行;他们的后代,已经说不清自己上代是来自哪一个国度。虽然没有富贵荣华的生活,但家人能够安居乐业,身体健康,也就不求什么了。这样的日子在秀美的家族来说,前后也有上百年的延续,这里的居民是非常知足快乐的。
最近报章报道:“政府决定要大肆发展边佳兰了,因为边佳兰这一块被忽视的乡镇,将会大跃进而变成一个经济重镇!”不过不是建设住宅,也不是建立商业区,而是建设现代化石油工业工厂,这意味着从边佳兰县首府、头湾二湾大湾三湾沿海的住宅区全都受影响,不管居民有没有心理准备,不理居民愿不愿意,消息一宣布,挖泥机、倒树神手就像神话中的巨无霸蝎子,打桩机也就日夜开动,轰碰轰碰的声音好像把居民一寸一寸地打进泥土中,弄到人民吃不下睡不安,心头慌乱不已。
海也生病了,沙滩不再松软,海水不再清澈,整片海滩盖着一层又黏又黑的油渍,阳光暴晒下,散发出一股有着异味的空气,渗透着毒性化学废水的黑色潮水,摇摆着向海滩扑上来,像传说中会吃人的泥妖,张开巨大的手掌爬上沙滩,把一大堆的赃物呕吐在沙滩上,然后有气无力地退回去。秀美看了皱着眉头,胸中积满了一股流不通的污气,在胸中冲撞,像一只被困在牢笼里的野兽,在体内翻腾打滚,难受死了;她双手压住肚子,蹲在脏兮兮的沙滩上,想把满胸的污气呕吐出来。结果,她什么也没呕出来却挤出了两滴眼泪。好友陈兰香的爷爷留下来的一栋超过80年的祖传老房子,传下来给大伯居住的,在实在没有办法之下,放弃守护。昨天已轰然一声巨响,被三架能上山丘能爬斜壁的巨无霸推泥机推倒了。陈兰香和几个姐妹都当场相拥而哭了。大伯的果园,爸爸遗留下来让阿樟讨生活的奎笼;二叔的菜园;小叔的菜摊……祖先及爷爷奶奶的古墓,也全都会被强制搬移到更远的偏僻地带甘邦芭遥去。百年来由上上代辛苦奋斗挣来的小小资产,将被发展计划销毁得一无所有,接下来一切又要从零开始,可怜的居民只好望天长叹了。现在这个年代,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也买不到土地来耕种了,莫说单靠资方赔偿的10万、8万,又能做什么?面对着茫然的未来,居民都心存一股无奈和恐慌。大的还可四处去找工作,小的可就令家人烦恼了。
两个星期前一个晚上,乡镇里的居民聚在四湾民众会堂与有关石油气工业发展商代表、州政府代表,和人民举行会谈,居民在万般不舍的心境中,要求当局延长搬迁与要求更合理的赔偿。发叔也是个靠奎笼捕鱼养活一家的人,前年中才花了七千多令吉,请朋友买棕榈(nibung)材料和红树木,请工人在三湾海上搭建的奎笼,才投入收获不到一年,如今当事人只答应赔1万令吉,哪算合理呀?发叔是和邻居合作靠奎笼抓鱼养活一家大小六口的,太太3年前因跌倒伤及脊骨,至今还不能站直身子走路,失去工作能力。没有了奎笼就是断了一家大小的粮,这算什么赔偿啊?但对方律师一脸爱笑不笑的样子说:还不只是几支乱七八糟的木材,一张渔网和一间摇摇欲坠的寮子吗?陪1万已有过而无不及了。事情就这样引起村民的不悦而起哄,甚至动手冲突,站在发展商那边的会议主持,也是当地华基政党主席的施先生,说了一句:你们也别要求太过分,一切都该依情理来处理。结果他在大家意识混乱下,口角不知被谁一拳打裂了,一条红红的蚯蚓从嘴角溜了下来,等他醒觉过来,血虫已落在胸前衣袋里,衣袋也染红了。施主席掏出手巾,捂住嘴巴,手指着面前的人:你们怎么可以打人?
秀美呼了口气,看着眼前迷茫的景物,心里可惜着这美丽宜人的沙滩,怎么被这些人民领袖搞到变成了脏兮兮的垃圾场。更奇怪的是,摇荡着的海水竟然变成黑色了,水上面还漂着各种各样过去不曾见过的废物。树枝、乌油渍,破烂的洋灰袋纸张,还漂浮着动物腐烂的尸体、鱼尸、死螃蟹……一股呛鼻的味道令人作呕。一座美丽可爱的大海,就如此被那些垃圾弄得不像样了。秀美从没嗅过这种难闻的味道,但理智告诉她,这味道对人体健康一定没有益处。她想这异常的现象,会不会是有关主要人物,为了利益,设计出各种不利居民的环境,将海边一带弄脏弄臭,逼使那些死硬不搬迁的居民奈何不了而放弃斗争?一方面又再派出律师和居民谈判,猫哭老鼠说是为了帮忙居民解决问题,居民还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公平更宽宏的赔偿,律师一开口就阐明政府为了发展而征地,为国家也为人民的前途带来正面的好处,所以居民不应反对也不得反对;而且,当石油气工业厂建峻后,可给当地年轻人提供上千个就业机会,同时也可带动未被征用的四湾岛更繁荣,再说政府已经调查民意,八成居民都赞成,接受政府赔偿合约。因此早日搬到既定的地方是明智的举动。少数人没需要反对,免得弄到最后,接受合约的人得到应得的利益,而反对者却要花钱上法庭,大家又何必弄到两头空呢?
突然有位老人站起来大声问道,你们是要来代表居民说的话吗?你们以为这偏僻地带没有学识高的人,就想用高压手段呀?这么一来又引起了一阵喧哗,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甚至几乎又要打起来了,坐在前排的重要人物,全都机紧地起身,溜出会场,会议算是圆满束。
秀美心中明白,不管叔叔婶婶们如何坚持,不愿搬迁,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何况参与发展石油化工业的国内外石油气大财团,和来自本国高官贵族的大财团,资本雄厚,世界从来就不曾有弱势的贫民可以顶得过财力雄厚的压力。秀美看过几许政治与人民的斗争,不讲公理的情况下,人民能得到一些应得的赔偿,就很幸运了。就如彭亨莱纳斯稀土厂由澳洲财团联合本国财团设立,虽然当地环保分子闹到沸沸扬扬,做出性命的牺牲也在所不惜。最后还是眼巴巴地看着稀土厂从平地矗立起来。因此亲戚和朋友们都劝秀美的家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接受发展商的献议算了,免得大家都先搬了,难保发展商不会回头来反咬一口,吃亏的还是自己。
秀美看太阳已升高了,在阳光照耀下,海水却变得更黑了,风也渐渐急了,黑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波一波地争抢着爬上岸来。秀美恶心地紧皱眉头,回首离开曾经是她从小就迷恋过的沙滩。但她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缓慢地离开这曾经是迷人的沙滩,因为边佳兰最少是她的出生地,但它已经慢慢地走远了,不久,它便会在居民眼前消失………。
2015 年12月6日

(南洋文艺,1/3/2016)











菊凡著作
(游嵎荏/整理)

1978 《暮色中》 (棕榈)   由雪州中华大会堂出版基金资助
1986 《落雨的日子》 (棕榈)   由大马福联会及雪州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2012 《大街那个女人》 (大将) 由雪隆兴安会馆资

2013 《谁怕寂寞》 (漫延书房) 拿督林庆金文学出版奖资助

















(南洋文艺,1/3/2016)